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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一些基督徒無法好好的對話?

網路上的互動正逐漸消耗我們面對面實際進行艱難對話的精力。

A duel between two people with blank social media profiles for heads.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6,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幾年前,我教了一堂我知道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查經班。當時我已在神學院修了幾年的課,我的教會邀我加入每週一次的婦女查經班教學團隊。當時查經班正在查考《創世記》,其他人已選好自己要帶領的經文後我才加入,而剩下的唯一選項是《創世記》第18到20章。教會給的標題僅僅寫:「所多瑪和蛾摩拉」。

雖然我對這個任務感到有些驚恐,但最終我還是以「款待(hospitality)」作為這三章經文的教學主題。我解釋道,上帝在這幾章經文裡審判了不同國家,依據的是他們是否願意接納外國人/外來者。我運用了我在神學院學到的所有工具,對自己的釋經充滿信心。

但就在我要教這堂課的幾天前,我所在的州的州長頒布了一項禁令,阻止任何難民來我們這裡定居。這讓我覺得這幾章經文在當前的處境裡有清晰的應用,儘管有點害怕受到批評,我還是決定如此教導查經班。

查經結束幾個小時後,我的牧師主管發來一條短信:「你今天早上在查經班裡說了什麼?教會有些人說明天要來找我談這件事。」我非常害怕,花了整個下午準備為自己辯護的內容。

當時的我經常在Twitter上討論政治,與許多批評難民安置計劃的基督徒互動,其中一些人用排外或種族主義的論點支持他們的立場。在準備為自己辯護時,網路上的聲音影響了我的思維方式。我在回到工作崗位時已做好了戰鬥準備,還未聽到反對意見就確信她們懷有惡意。

關於網路對我們公民生活的腐蝕性影響,已有許多文章探討過:虛擬關係取代了面對面的連結,演算法推動了兩極分化,信息來源的泛濫助長了錯誤信息的傳播。

但我在意的不僅僅是網路如何教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對話,我更關心的是這些消耗人的互動如何讓我們失去面對面進行艱難對話的能量。

我們在網路上養成的錯誤溝通習慣並不會只停留在網路上。我們在社交媒體的狹窄平台上學會的對話方式會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教會的長椅上,甚至鄰居的街道上。我們學會了懼怕或厭惡另一個陣營的人,學會了如何批評對方,知道如何畫出分別敵我的戰線。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網路上的互動耗盡了我們的精力——讓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與彼此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與網絡上的酸民辯論、應對帶有惡意的爭論、保護自己免受人身攻擊,這些都會導致我們實際見面對話時在情緒上及精神上的匱乏。在網路上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爭論後,我們可能會覺得另一陣營的人若不是絕對邪惡,就是愚蠢的。面對無數次惡意攻擊後,變得充滿防衛心和神經質也是自然的反應。當你一次又一次見識到人性的陰暗面時,對他人抱持最壞的假設也是合理的。

然而,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好的政策提案及黨派平台,我們需要的是那些能「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的人(雅各書1:19),需要那些能拋棄「忿怒、暴戾、惡毒、毀謗和污穢言語」的人(歌羅西書3:8),和那些拒絕編造謊言攻擊對手,和平並溫柔地生活的人(提多書3:1-2)。

這是一項看似簡單,但可能需要我們積極脫離那些耗盡我們內在資源的社交平台的任務。

查經課結束的第二天,我走進老闆的辦公室,準備好十個辯護論點,但結果我根本不需要用上它們。那些找牧師談話的會友唯一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教會)沒有為難民鄰舍做更多的事?

我對我服事的這些會友犯下極錯誤的預設。雖然我後來確實發現教會內部存在深刻的分歧和不信任,但在這個情況下,我錯得離譜。我錯的原因與如今我們的政治生活一樣:我根據她們的年齡和種族對她們做出判斷;我認為別人存心不良;我一害怕批評就立刻防衛起來。但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把越來越多時間花在網路上與人爭論政治。

如果那天教會會議的進展不同——如果那些婦女帶著對我課程的批評或問題來面質我——我不會以仁慈和寬容的態度看待她們所擔憂的事。我在網絡上的激進主義讓我對她們所擔憂的事抱以高傲和蔑視的心態,預設她們心懷惡劣的動機。

更甚者,我已經被網路持續不斷的批評、憤怒和殘酷語言壓得筋疲力盡,無法對她們的擔憂展現同理心,無法持開放的態度接受她們也許能教會我的東西。

我花了很多時間與牧師和教會談論基督徒的政治生活,他們之中許多人會邀請我在選舉前夕演講。他們很敏銳地察覺到選舉時期為我們信仰帶來的挑戰,但我希望有更多的教會會問:我們現在該做什麼,才能在選舉結束後仍有能力服事我們的鄰舍?

這場選舉會對我們之中最脆弱的鄰舍產生實際的影響。但無論誰當選總統,無論哪個政黨掌權,我們的鄰舍和社區都需要那些能夠服事他們、與他們建立關係、並共同解決社區最大需求的人。

我們需要記住,我們都是有限的存在,我們有限的資源會在充滿張力和艱難的對話中被消耗殆盡——因此,我們需要明智地分配這些資源。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將精力浪費在試圖說服網路上的陌生人,或是應保留這些精力來關心我們實際生活裡的鄰舍。

事實上,有多種切實可行的方式能尋求我們群體的福祉:參加市政會議、在地方公立學校或危機孕婦(crisis pregnancy)中心做志工、舉辦社區聚餐。

我們不必全都必須放棄社交媒體,但我們可以更認真地衡量它的代價,並更謹慎地分配我們有限的資源。

凱特琳·謝斯(Kaitlyn Schiess)是《選票與聖經:聖經在美國政治中的使用與濫用》以及《我們從這裡去哪裡?》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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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中國基督徒盼望教會領養身心障礙孤兒

在中國禁止國際領養後,一些基督徒希望中國教會能承擔這個責任。

A boy basks in the sunlight from a window at an orphanage for disabled children in China

住在中國孤兒院殘障男孩。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4, 2024
China Photos / Stringer / Getty

小艾(Xiaofei Wang)是廈門一間家庭教會牧師的妻子。很早之前,她就聽聞有些海外的家庭願意在經濟不富裕,且有自己孩子需要照顧的情況下,領養中國有特殊需要的孤兒。但有一個疑問始終在她頭腦中揮之不去:「為什麼在中國沒有家庭願意領養這些孩子?」

2014年,小艾開始在基督教非營利組織擔任志願者,該組織駐紮在中國國有孤兒院內,負責照顧有殘疾的孤兒。在特護房裡,小艾眼所及的都是殘障程度較高且年幼的寶寶。他們中有患有唐氏症的、腦性麻痺(大腦內積水)的,或肛門閉鎖(天生缺少肛門)的。讓小艾驚訝的,不是這些孩子的特殊情況,而是機構的工作人員和志工對他們悉心的照顧和陪伴。他們24小時輪班照顧這些孩子,根據孩子的特殊情況,在網路上尋醫問藥,花費大量時間研究用藥與復健的方法。

「我曾想這些孩子還不如早點被主接走,但是這些機構的志願者卻認定只要這個孩子活在上帝的手中,他們就要盡全力照顧他每一天」,她說。

從那時起,小艾和她的丈夫開始有了領養一個有特殊需求孩子的想法,即便在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念裡,「領養」本身和「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都會被人另眼相看。 2020年,這對沒有自己孩子的夫妻決定領養一名患有唐氏症的男孩,並為其取名 「主賜」,意思是神所賜的禮物。

自那時起,他們不僅看見主賜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喜樂,他們領養的舉動也改變了教會中一些人的看法,尤其是對先天殘障孩童的看法。

小艾和其他中國基督徒相信,教會在領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方面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政府宣佈於8月下旬終止國際領養後。這消息意味著在新冠疫情暫停領養手續(其中大部分為殘障兒童)四年後,中國的領養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失去國際領養這條途徑,數以千計的孩童可能面臨終生待在福利機構的命運。

一些中國反墮胎組織和寄養家庭正努力動員教會填補這一空白。還有些和小艾一樣的人則以身作則,領養像主賜這樣的孩子,並分享他們的領養故事。然而,小艾認為中國教會在為這些孩子發聲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的信仰還沒有到被上帝之愛深深摸著的地步,我們自然而然地以價值去衡量一個生命,」小艾說。「我們只會想要一個正常健康的孩子。幾乎沒有人會去領養一個特殊的孩子。」

中國的國際領養歷史與政府的獨生子女政策密切相關。這項政策從1979年實施至2015年。在那段期間,許多生下女兒或先天缺陷寶寶的母親會遺棄孩子,以求有機會生下健康的兒子,因為在中國文化中,對男性子嗣的偏愛非常普遍。在一胎政策下,擁有超過一個孩子的家庭則會面臨高額的罰款、失去工作的威脅,當然也包括了被強制墮胎和結紮。

出現大量被遺棄的孩子促使中國政府於1992年開放國際領養。自那時起,世界各地的家庭領養了總共16萬名中國兒童。

但過去十年來,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政府已結束一胎化政策,並鼓勵夫妻生育更多的孩子,因為中國已成為人口老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隨著人們生育孩子的數量減少,遺棄兒童的數量也下降。此外,較偏遠村莊的醫院採用超音波設備進行懷孕檢查,勸導或迫使父母將先天缺陷的胎兒墮胎或引產,一位曾帶殘疾孤兒到北京接受治療的醫生告訴《經濟學人》。這位醫生也指出,年輕夫婦對殘疾的迷信減少,不太會因為孩子有輕微的缺陷遺棄孩子。

除了允許跨國領養繼子女或血親外,國際領養禁令與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及政府希望增長人口的願望相符。

然而,中國國內的領養程序面臨自身的障礙。2021年以前,只有無子女的夫妻可以領養,並且只能領養一個孩子。如今,除了養父母必須有經濟能力且精神健康能撫養孩子外,還必須年滿30歲,不能有超過一個孩子。

中國反墮胎團體《兒童節不墮胎》的創辦人范弟兄表示,除了政策上的困難外,還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需要克服。

「傳統上,領養具有負面含義,通常與這個家庭無法生育子女聯繫在一起,」范弟兄說。「被領養的人常被視為家中的勞力,沒有繼承權,甚至無法登記在族譜中。」

范弟兄指出,民間領養常是私下進行的。人們普遍認為非以血緣為基礎的關係都是沒有安全感的,有些人擔心自己領養的孩子最終會去尋找其親生父母,不再認養父母。 「血緣在東方文化中是神聖不可碰觸的。」范弟兄解釋。

這種心態也延伸至教會。事實上,范弟兄說,與領養相關的負面意義甚至影響了中文聖經的翻譯。在英文裡,如《以弗所書》1:5使用「adoption(領養)」一詞指稱基督徒在神的家中獲得的新身份,中文聖經卻翻譯為「得兒子的名分」,刻意避免了「領養」一詞的出現。當范弟兄告訴一名中國信徒,所有基督徒都被神領養時,那人回答:「我們怎麼可能被領養呢?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領養在《兒童節不墮胎》事工中扮演重要角色。該機構於2012年成立,最初是范弟兄在教會內推動的事工,他們每年6月1日(中國的兒童節)會設立橫幅並分發傳單,鼓勵想要墮胎的女性留住她們腹中的胎兒。基督徒朋友或家庭開始將因危機懷孕(包括未婚先孕或超生)的母親介紹給機構成員,成員們會與這些母親會面,討論她們體內正在孕育的生命,並提供支持,幫助她們順利分娩。有時,這意味著為她們與願意領養嬰兒的夫婦牽線搭橋。

范弟兄說,迄今為止,《兒童節不墮胎》已幫助超過500位母親,挽救了200多個嬰兒免於墮胎,並為30個尋求非正式領養這些嬰兒的家庭提供諮詢。(非正式領養,即未透過官方流程領養孩子,是中國民間的普遍做法。)

過去五年,該機構每週在線上舉辦一次「生命公開課」,吸引約三十名參與者一同討論生命、生育、倫理、領養和婚姻等議題。去年,他們一起讀《今日基督教》主編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所寫的《為生命領養》一書。范弟兄表示,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有關領養的聖經教導。 「有些人表示,他們對領養的觀念正在轉變。」

讀書會結束後,一位基督徒女士決定委身領養另一對夫婦的嬰兒,該嬰兒在基因檢測中顯示可能患有唐氏症。這對夫婦面臨家人和醫生的巨大壓力,要求他們墮胎。儘管那位女士提出領養,他們最終還是屈服於壓力選擇了墮胎。

「保護生命和反對墮胎在教會中一直是個邊緣化的事工,領養更是如此,」范弟兄說。「連我的母親也難以理解為什麼我要插手別人家的私事。」

當范弟兄聽到中國禁止國際領養時,他開始圍繞著領養有特殊需求孩子的主題開發新的課程。他希望中國基督徒能開始接受聖經中的領養觀,並站出來照顧這些孩子。 「過去十年來,我們所做的或許就是為此而有的鋪墊,」他說。

過去幾十年來,陳弟兄見證了中國孤兒照顧需求的改變。他是基督教非營利組織《光明之家》的董事。多年來,在政府的福利機構無力承擔照顧之責的情況下,該機構曾專門照顧被遺棄的兒童,其中多有嚴重殘疾。《光明之家》於2000年左右成立,迄今已接收照顧超過100名兒童。

然而, 陳弟兄表示,近年來政府已投入資金升級孤兒院設施,並增加康復中心,要求像《光明之家》這樣的機構將兒童送回國有孤兒院。同時,政府曾於2018-2019年間,簡化了中國夫婦領養的手續,允許非正式領養的兒童登記身分。

因此,《光明之家》開始將重點轉向為已離開福利院的孤兒提供職業培訓,以及為領養有特殊需求兒童的家庭提供經濟、心理和醫療上的支持。

陳弟兄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領養了兩個有特殊需求孩子。在他擔任校長的學校裡,有幾個家庭也領養孩子或成為寄養家庭。然而,這些家庭常面臨嚴峻的挑戰。照顧有醫療需求的孩子讓家庭不堪重負、缺乏社群支持,醫療費用也帶來財務上的危機,此外,有些領養家庭也不知如何處理孩子們從孤兒院帶來的創傷。

陳弟兄發現,大約有一半的寄養家庭最終會選擇將有殘疾的孩子送回孤兒院。

然而,《光明之家》也見證了成功的故事,例如19歲的哈拿,患有嚴重的脊柱殘疾,成功從陳弟兄擔任校長的學院畢業,如今在南卡羅來納州的一所大學念書,立志成為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師。

陳弟兄所管理的學校曾為在校家庭舉辦了一個查經小組,讓他們有機會透過福音看待自己生命中喜樂與艱難。一個幾乎放棄領養的家庭,在參與了為期一年的《約翰福音》查經後,找到了堅持下去的力量。

陳弟兄說:「對每一個孤兒來說,能有一個家一定是最好的。但對於預備領養的家庭來說,一個家庭的決定也需要教會、同路的伙伴以及社會對其多方面的幫助。

在廈門,小艾一家也在領養過程中遭遇了不小的挑戰。2014年,小艾在她志工服務的孤兒院照顧一個患有腎囊腫、無肛症的六個月大男嬰。醫生認為這個嬰兒無法活過他的一歲生日。出於愛憐之心,小艾和丈夫決定成為這個寶寶的寄養家庭,為他的餘生提供一個有愛的家。

小艾家獲得了孤兒院的許可,將寶寶帶回家,並為他取名為「本恩」,意思是「恩典之子」。儘管每天都要給本恩換造瘻,他們還是在「為人父母」中找到喜樂。然而,三個月後,孤兒院告訴小艾,有一對海外夫婦決定領養本恩。他們含淚告別了他。

2020年,小艾和丈夫計畫從同一間孤兒院領養一個身體有殘疾的孩子,但當時所有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已被領養,只剩下唐氏症和腦性麻痺的孩子。

在禱告和掙扎中,這對夫妻審視著自己的動機:如果我們領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我就要放下所有的服事,專心照顧這個孩子,小艾想道。我是因為身為牧師的妻子去做這件事嗎?是因為我要獻愛心給人看見嗎?是要別人誇讚我嗎? 還是真的因為愛的激勵和呼召去做這樣的事情?她的先生也擔心別人會如何看待這個決定:別人會怎麼看我們,他們會說,『天,你們已經想要有孩子想到瘋了嗎? 」

經過六個多月的禱告和討論,他們決定接受孤兒院推薦給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四個月的辦理程序後,他們終於歡歡喜喜地迎接主賜回家。起初,教會內許多人對他們領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感到驚訝,但隨著他們與主賜的相處,教會成員在面對自己家庭的醫療挑戰時,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思考。

例如,2021年,路得和約拿終於在準備三年後迎來了第一個寶寶。產檢後,醫師懷疑胎兒可能患有染色體異常導致的18三體症候群。

得知消息的夫婦兩人雖然震驚又難過,但想到小艾夫婦領養的主賜,想到《約翰福音》9:3的話:「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他們兒子出生時的狀況,證實了醫生的預測。這個名為悠悠(YoYo)的男嬰患有多重畸形症狀,立即被送進新生兒加護病房。醫生認為沒有治療價值後,這對夫妻決定將寶寶帶回家。悉心照顧了他三個月,直到他離開人世。「悠悠的生命,是個奇蹟,是神的恩典,同時也是神作為的彰顯。」這對夫婦在微信的見證中寫道。 「世人活得長久甚至多至百歲,不過是勞苦愁煩。悠悠短短的一百多天,完成了他美好的使命,神使用他牧養祂的子民,又在他身上顯出祂的作為來。

如今,主賜已經十歲了。儘管他只能說簡單的詞語,小艾卻為這個兒子帶來的一切感恩。他會和父母一起禱告,然後大聲說「阿們」。他讓小艾的生活節奏徹底慢了下來。小艾陪著兒子去公園、去海灘,學會了安息在神的面前。當她感到沮喪或疲憊時,藉著照顧主賜,她也越來越能體會到神對她的憐憫。

回想領養主賜的過程,小艾常常想起她曾經念過的經文《加拉太書》4:4–6,經文提醒她所有基督徒都是被神領養的。「無論是誰,原本都不是神的兒子,卻因著信靠基督耶穌成了神的兒子,」小艾說,「被上帝領養為兒子的愛激勵我們做出這個寶貴的決定。」

文中的小艾、陳弟兄、約拿和路得和相關機構名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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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亂的時間裡,錯過燃燒的荊棘

我們需要教會逆著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為我們學習操練居住在神聖、神秘和永恆裡的地方。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 2024
solidcolours / Getty

如果摩西拿出他的手機拍攝荊棘燃燒的影片,而不是全神貫注看著它,他會錯過上帝對他說的話嗎?如果馬利亞在日常工作的休息時間滑手機,她會不會因為分心而沒有注意到天使的到來?

摩西和馬利亞見證了永恆打破世俗的那刻,見證奇蹟打斷平凡日子的時刻。他們完全活在那一刻時間裡。

我們能說自己也是這樣嗎?我們擔憂時間的稀少,渴望逃避會「浪費」時間的事物:電視和新聞、手機訊息和電子郵件。諷刺的是,當我們感到無聊或想要分心時,我們卻會使用這些科技來加速時間。手機內的影片和照片將我們從全然活在當下時刻的經歷裡拉出來

試圖囤積時間或浪費時間只會讓日子過得越來越快。就像底部有洞的沙漏一樣,時間不斷地流失,當我們注意到沙漏幾乎流光時,又十分地驚訝。但我們該如何修補沙漏,一粒一粒地恢復時間?

我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六年間,與時間的關係一直處在一種緊張狀態。我既希望它快一點,也希望它慢一點。當我步行、騎腳踏車或搭地鐵時,我會瘋狂地計算時間。如果我發現自己卡在某處——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或在公車上緩慢移動——我會馬上掏出手機,不斷地滑動畫面、一頁又一頁,試圖逃避時間,希望時間過快一點。我會直接沒看到燃燒的荊棘叢,從旁走過,或在被天使打斷後低頭回去看我的手機。

我與時間的衝突感讓我決定做些實驗。我熱切地嘗試操練安息日、靜默獨處、沒有手機的長途散步、以《公禱書》禱告,或禁用社交媒體。但這些嘗試永遠都不夠。這些練習常常讓我感覺只是要從塞得太滿的日程表中擠出更多時間的另一種要求。而且這些操練多數時候都是單獨進行的。無論是工作壓力、看Netflix、瀏覽社群媒體或閱讀新聞,生活就像我一個小女子在與整個文化搏鬥,一個要求我投注更多時間、更多自我的文化。我拼了命不想落後,跟上步伐,同時還要留出時間給朋友、家人、教會和休息——所有這些也開始讓我覺得是種義務。

我讀過足夠多的書,知道紊亂的時間關係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更是焦慮。但我沒有想過信仰群體可以如何在這件事上幫助我。原來,靠我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與時間的關係是不持久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需要教會的幫助。

我在華盛頓特區時參與的聖公會教會開始了一項新的計畫,叫做基督徒靈命培育小組。我第一次讀小組的承諾書時,立刻覺得「不可能辦到的吧!」。對於像華盛頓這樣的城市來說,這些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無法壓制內心催促自己參加這個小組的急迫感。

這個為期六週的小組計畫包括一長串靈修操練,分別為「脫離」和「依附」而設計,兩者相互作用。「脫離」的練習包括不使用社交媒體、不獨自使用影視串流平台(每週允許與其他人一起觀看三小時)、不聆聽聖經以外和以基督為中心的音樂以外的音訊,以及不閱讀聖經之外或符合腓立比書4:8教導之外的書籍。

「依附」的操練則包括每週參加一次靈命小組、每天以降服的姿勢禱告30分鐘、每天讀聖經,每週一次志工服事、每週禁食一次、每週招待「屬靈的朋友」一次、每週操練安息日一次、以及一次10小時的退修,並在完成六週計劃後的四個月內,每月參加一次靈命小組聚餐。

我立刻被這些操練與「時間」有極大的關聯性所打動。「脫離」的操練鼓勵我們減少花在心不在焉的時間上(或甚至不花任何時間在這上面)。「依附」的操練則鼓勵我們花更多時間與其他人、與上帝的話語、與聖父、聖子和聖靈交通。

對我們許多人而言,第一週會讓我們感到焦慮的問題很簡單:當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時,我要做什麼事?盯著牆看嗎?這個計畫要求我們事先做好準備,列出可替代的活動清單,以及在我們重新分配的時間內要為哪些人或事物禱告。

Andrew Root在《世俗時代的會眾》(The Congregation in a Secular Age)一書中指出,我們現代人對時間的感受有如一種饑荒——不只渴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而是渴求在每個流逝的時刻都有更豐滿、更有意義的體驗。矽谷要求我們創新、加速、最大化自己的能力,讓我們可以無止盡地處理多項任務,做得更多、更快。諷刺的是,聲稱可以節省時間的裝置卻讓我們覺得時間永遠不夠用。我們無法放慢腳步,聆聽自己的思緒,更遑論聆聽聖靈的低語。

這種狂亂使教會特別難引導會眾進入神聖的時間。取而代之的是「為了速度,時間被清空了」;教會存在的目的變成「改變人、強迫性的成長」,而不是「在聖靈裡的生命轉變」。我們需要教會逆著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為我們學習操練居住在神聖、神秘和永恆裡的地方。

加入這個計畫後,時間和我的關係似乎變了。搭地鐵的時間變長了,晚上在家的時間變寬裕了,每天早上30分鐘的禱告變成一種安慰,而不是一項任務。對我來說,一些「脫離」的操練還算容易。但像是背誦經文、志工服務和禁食等依附的操練,卻特別難塞入我滿滿的日程表中。有幾個星期,我完全無法容納這些操練,而禁食不吃飯的飢餓感讓我更緊繃。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聆聽有聲聖經的操練。我做晚飯時聽,洗碗時聽。漸漸地,我心中的聲音改變了。我經歷到生命的寧靜與和平,而不是混亂與噪音。

「減少消費、接收的來源(娛樂選項)」——只接收「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內容——長期下來累積的效果,是一種被解放的感覺。在搭乘地鐵或晚上在家的時光中,我不再向腦海擠進更多內容,而是有片刻的時間靜下來與我的思緒共處,並在突然有感時禱告,而如果我在玩手機或看Netflix,我可能會錯過這個「突然有感」的時刻。

但真正讓這種操練與之前不一樣的,是我的屬靈群體。在群體聚會的日子裡,當我們沉浸在彼此分享的故事裡時,時間完全失去了它的結構。我們彼此同理將這些操練付諸實踐的困難處,並相互鼓勵、並肩努力以新的方式駐足於時間之中。

與其他人分享我們的經驗——自在地掉淚、歡笑和分享智慧的言語——創造了Root所說的「共鳴」的時刻,正是能解決我們對時間的飢荒感的方法。根據Root的說法,共鳴是種時間的「集結」,充滿意義和目的。為了創造共鳴,我們必須跳脫自我,放下手機。在與上帝或與他人相遇的時刻,在這種延伸的時刻裡,我們讓自己處於敞開的狀態、脆弱地接受上帝所命定的恩典時刻。共鳴能將時間沙漏填滿,補足我們的靈魂,而不是耗盡我們。

當我與其中一位共同帶領靈命小組的牧師談話時,他說這個小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的簡單性——回歸到基督教信仰最基礎的事物。脫離及依附的節奏,在這個我們被告知要「善用時間」的時代,感覺特別地突兀——因為這種節奏著重於委身而非結果。禁食和禱告並非我們可以立即看到「生產力」的操練。

但事實上,一起聚會、讀經、靜坐這些基督教歷史悠久的簡單操練,在每個時代都感覺如此新鮮。在被評為美國最孤獨城市的華盛頓特區,我的牧師說,我們也應該視我們的群體/共同體(community)為一種靈修。我們無法以獨居個體的方式來重拾神聖的時間,尤其在科技如此強大且讓人上癮的情況下,單獨完成這項任務實在太困難了。

這個逆著文化而行的靈修小組改變了我與時間的關係:時間成為豐富的,而不是稀少的;時間成為ㄧ種機會,而不是負擔;時間是與他人共處的,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正如詩篇90篇提醒我們的,我們必須學習數算自己的日子,並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花費時間,因為「一千年在(上帝)眼中看來,如同一日」(詩篇90:4)。

在靈修小組結束後的幾個月裡,我沒有獨自努力逆著我們的文化而行,而是和別人一起主持週末的靜默退修會,並參與每週的聚餐。我委身於每天早晨的禱告和讀經,但這次是和朋友一起。在讚美和禱告中一起度過的時間似乎倍增了,也似乎慢了下來。時間變得好多、好充裕,但沒有多到壓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並且我的時間與他人的時間共鳴。燃燒的荊棘閃爍著,我的主在說話。

一個以能將人們帶入超然、神聖的時間而聞名的教會,是貪得無厭的消費文化和加速文化真正的喘息之處,是個能吸引人駐足的地方——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Aryana Petrosky是愛丁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研究生,研究大公修道、靈修和公共場合中的信仰。她協助創辦The After Party:Toward Better Christian Politics(邁向更好的基督教政治),並曾在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Initiative on Faith & Public Life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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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為何有些基督徒覺得世界末日要到了?

為什麽教會常(錯誤地)預言世界的滅亡?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 2024
Douglas Kirkland / Contributor / Getty / Edits by CT

「徵兆每天都在加劇,這個世界陷入混亂,我們正處於時代終結的邊緣——就是現在。」這段話出自於一場即將舉行的末世論會議,與會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美國福音派領袖。

作為一名在大西洋彼岸的比利時牧師,我經常聽到福音派圈子裡的人對以上這類想法深信不疑或特別憂慮,認為這些事件顯示基督不僅即將來臨,而且是非常快就要再次到來。我其實能同理這些人的感受:畢竟除了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外,我所處的歐洲大陸還面臨許多其他挑戰,些挑戰讓我特別渴望上帝的國度盡快到來。

不過,我同時也對這類想法感到驚訝:儘管耶穌已明確告訴我們,我們無法知道世界終結的時間(太24:36;徒1:7),那為什麼這種對末世即將到來的高度確信仍持續存在?難道我們基督徒淪為悲觀主義者了嗎?

在這種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參考一位20世紀世界知名的科幻小說家兼懷疑論者的著作——他曾預見人類生命將延續數萬年——然後再回來讀一讀我們的聖經。每當談及人類的未來時,聖經總呼籲我們以現實主義的視角看待。

20多年前,當許多福音派基督徒開始閱讀《末日迷蹤》(Left Behind)這類型的前千禧年派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則沈浸在另一個系列的作品之中──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s)。

艾西莫夫出生於俄羅斯,幼年時期移民到美國,生平共撰寫或編輯了500多本書。在1942至1950年間,他出版許多短篇故事集和長篇小說集,描寫在遙遠的未來(約公元24000年),整個銀河帝國的衰落和重建。《基地三部曲》的影響深遠,經常被認為是《沙丘》和《星際大戰》等其他經典科幻作品的靈感來源。(《基地三部曲》也被改編成蘋果Apple TV的電視劇集)。

《基地三部曲》述說ㄧ位傑出的科學家哈里·謝頓(Hari Seldon)發現了帝國必然崩塌的可怕消息。謝頓透過所謂的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不僅計算出帝國將在未來的300年內滅亡,也計算出如果不立即採取措施,滅亡之後將有3萬年的黑暗混亂。於是謝頓制定了一項計劃,可以將混亂時期縮短到僅僅一千年,並透過「基地」加速新帝國的重生。

經過了多年的寫作,艾西莫夫不斷擴充基地三部曲,並將其與另外兩個系列(《機器人》和《銀河帝國》)相連結。這三個系列共同構建了一個被人稱為假設性的「未來史(history of the future)」的框架,探討謝頓所處的時間與我們之間兩萬多年內發生的各個歷史轉折點。在這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謝頓預見了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發展,以及我們將如何與它們共存。

由於不相信上帝會在某個時刻終結人類歷史,並且基於對人類抱有某種程度的樂觀,身為非基督徒的艾西莫夫可以自由地探索他對人類未來的假設──包括潛在的危機。但是,他的作品仍可以是那些思考我們當前挑戰的人的靈感來源。

艾西莫夫的歷史發展預測相反,基督教末世論往往對我們的世界能否延續下去抱持相當悲觀的態度。《末世隨身手冊》(Pocket Guide to the Apocalypse)一書用幽默的口吻闡述歷史上許多「末日到來」的預言,列舉了許多或多或少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傳教士在自己的時代預測世界末日的事蹟——最早甚至可追溯至第二世紀的異端孟他努主義(Montanus)。

馬丁路德也延續了這一傳統。在談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危急情況和土耳其入侵的威脅時,他寫道:「世界正走向終結。我常會這樣想,審判日很可能會在我們完成聖經翻譯工作前就已到來。所有聖經中預言的有時序的事物都已應驗。」

和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相比,路德的想法算是比較溫和的。其他人,如神學家閔采爾(Thomas Müntzer),他的末世信仰導致德國農民的起義,並因此遭到處決。當然,所有這些人的預測,以及其他近幾年出現的預測,皆已經證實是錯誤的。儘管世界不斷有新的危機,地球仍持續轉動;儘管多年來的預言不斷發生錯誤,各類預言家仍不斷宣稱世界即將結束。

就算暫時撇開聖經的詮釋,究竟是為什麽——這類末世預言和心態仍能持續引起人們的共鳴(以芝加哥大學的末日之鐘為例)?

比利時哲學家和宗教懷疑論者馬騰·布德里(Maarten Boudry)近期發表一篇文章,探討他所謂的《衰落論七律》(the seven laws of declinism),總結他對「人類對世界感到焦慮」的現象的理解。

在使我們感到世界基本上正在崩潰的眾多已知機制中——例如對好消息作出的安靜回應、人類對壞消息的本能且出於自我保護的渴望,以及當今社交媒體故意滿足我們對壞消息的渴望的行為——布德里還強調了他所稱呼的《憤怒守恆定律》(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Outrage)。也就是說,即使真實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我們的憤怒程度也會保持不變。我們提高了對較小的邪惡的敏感度,因此焦慮的人總能找到讓自己焦慮的理由。

除此之外,布德里認為,我們為某個問題找到的解決方法會讓我們忘記原本的問題,然後我們開始關注解決方法所帶來的新問題,即使這些新問題沒有之前的問題那麽嚴重(他稱之為《解決方案自貶定律》(The Law of Self-Effacing Solutions))。並且在一個社會中,我們享有的自由越多,我們就越能更多地報導在其他環境中無法聽到的新的罪惡(《陽光消毒定律》(The Law of Disinfecting Sunlight))。因此,光是事情「有所改善」本身也會導致更多悲觀的可能性。

總之,無論是面對戰爭的直接影響,還是過度誇大現代社會的種種不便,人類總能找到讓自己感到世界正在衰敗的素材。我親耳聽到的大多數關於世界末日的擔憂都來自相對富裕和安全的國家。事實上,更富裕或更有權勢的人本來就比那些什麽都沒有的人更可能失去得更多。

對一些基督徒而言,將這種焦慮轉化為基督即將再來的觀念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基督即將再來」這句話可能只是「這個世界讓我感到害怕」或「我不喜歡事情發展的方式」的基督教版本。在ㄧ個由布德里觀察出的七大定律所運作的世界裡,那些聲稱為世界末日提供聖經「認可」的人,自然會得到大家的關注。

無論宗教領袖以什麼的聖經詮釋品質來聲稱「因為這個或那個事件的發生」讓他們確信基督即將再來,他們這些具體的解釋都容納了人們的焦慮,並透過提供即時的確定性,讓焦慮者重新獲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感。但是,儘管這些控制感/確信感很吸引人,在像這樣的時刻,上帝卻呼召我們將注意力和行動轉向他人。

定未來兩萬年的計劃不是我們該做的事,但如果我們無法想像人類未來(或僅僅想像我們孩子的未來)在我們目前所知的環境如何生存下去,我們就缺乏像艾西莫夫那樣的想像力。當然,世上許多絕望的情況讓我們深切渴望上帝應許的復興。但我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身處於令人不安的環境並不意味著上帝已準備要結束這一切,或已放棄在我們的世界做工。

在艾西莫夫的小說世界中,他們迫在眉睫的威脅遠比我們現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所擔心的一切都要大──整個星際帝國的衰落、戰爭和野蠻,伴隨著數十億人的死亡。不過,艾西莫夫並沒有因此把一切描繪成「世界末日」。還是有些人會倖存下來,並將重建文明。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做好充分的準備,來縮短帝國滅亡後的混亂時期。

而聖經既不鼓勵我們沈浸於焦慮不安的悲觀主義,使我們對萬事萬物産生懷疑,也不鼓勵天真的樂觀主義,期待人類自己能發展到和平和諧的狀態。如同最近改編的電視劇所展示的那樣,無論人類未來會出現什麽奇異的星際環境、宇宙飛船、新技術的發明或科技套裝,人類都將在美好及墮落交織的狀態下持續下去。在這個世界上,麥子和稗子總是同時存在(太13:24-30;啓22:11)。

當耶稣告訴我們「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太24:42)時,祂並不是要我們仔細觀察世界末日的徵兆──無論是天空中發生的事或中東的地緣政治。祂指的是我們要自我儆醒,如同祂在關於忠僕和惡僕的寓言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忠僕並沒有在門口徘徊,等待主人的歸來,相反的,忠僕盡心盡力的管理主人托付給他的一切(太24:45-46)。

無論人類的歷史還有多久,我們都不該不斷花費精力探究主人是否現在就要來的徵兆,我們該做的是,讓我們同時代的人在我們效法基督的所言所行上看到基督

在《基地三部曲》原著的衆多人物中,最有能力面對充滿挑戰的環境的人,是在動盪、戰爭、暴亂或糟糕的領袖面前仍然相信謝頓為基地制定的未知計劃的可行性的那些人。我不會在這裡劇透謝頓計劃的結局,畢竟,艾西莫夫在基地系列中的末世論並非基督教的末世論。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制定我們計劃的那位作者比所有任何事都值得我們的信任。

在這複雜多變的世界裡,這樣的確信讓我們能向同時代的人見證:基督徒是一群將靈魂根基於永恒,以那位即將到來的主的恩典做好準備面對我們時代所有嚴酷及沈重的實際問題,直到祂真正再來的那日。

Léo Lehmann是本刊的法語專員,也是歐洲法語區福音宣教網絡(REMEEF)出版總監。他住在比利時那慕爾區域。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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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洛桑神學家解釋關於《首爾聲明》的爭議

洛桑精神是:我們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共識,好能在世界宣教的任務中結為夥伴?

Ivor Poobalan, principal of Colombo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Victor Nakah, international director for sub-Saharan Africa with Mission to the World, served as co-chairs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f the Seoul Statement.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 2024
Photography by Morgan Lee

洛桑運動在第四屆世界大會開幕日當天發表一份包含97個要點、1萬3000字的神學聲明,引發了為期一週的辯論與討論。

這份分為七個部分的論述闡明了關於福音、聖經、教會、「人類個體(human person)」、門徒訓練、「萬民之家(family of nations)」以及科技的神學立場,並在大會開幕前不久於網路上發佈。

「《首爾聲明》旨在填補一些空白,補充我們在洛桑運動中尚未充分思考、反思或撰寫的七個關鍵主題。」洛桑運動全球副總監大衛·貝內特(David Bennett)於週日下午對媒體表示,解釋該聲明的願景與目的。

「我們並非試圖創造一個用以取代或使先前三份文件過時的第四份文件,」他補充道。

洛桑大會於上週一新聞發布會上解釋該文本是最終版本。

然而,兩天後,《基督郵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首爾聲明》中關於同性戀主題的部分在聲明發佈後已再經修訂。一位洛桑發言人於上週二表示,這些修改原本應在《首爾聲明》發布前完成。

上週四,洛桑北美區域主任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在聲明發布後公開敦促洛桑應「強調傳福音是我們使命的『核心』、『優先事項』,且『不可或缺』。」同時,週五上午前,共有235位大會代表聯合簽署一封公開信,由韓國福音派《擁抱整全使命》(Korean Evangelicals Embracing Integral Mission)組織發起,要求洛桑神學工作小組(LTWG)重新審視並修訂該聲明,尤其特別關注其中10個要點。

截至上週四晚上,尚無任何洛桑領導人在主會場對《首爾聲明》或為何在大會開始前就為聲明定稿提供深入解釋,這一舉動令那些基於以往大會經驗,預期文件仍可根據各國代表的反饋進行修訂的人感到驚訝。

上週五早上,洛桑運動的傳播及內容總監Mike du Toit向各國代表發送電子郵件,解釋《首爾聲明》「聚焦於某些洛桑神學工作小組認為全球教會需要更多關注的神學主題,並根據福音及我們所生活和傳講的聖經敘事來反思這些主題。」

「我們承認在介紹《首爾聲明》時,應更清楚地說明其目的,以及與會者能以哪些方式參與其中,」他寫道。郵件中包含反饋表格的連結。

Du Toit在郵件中還指出,各國代表們將被邀請在週六閉幕會議上簽署一份名為《協作行動承諾》(Collaborative Action Commitment)的文件,並且這份文件與《首爾聲明》無關。

當天早些時候,惠頓學院校長菲利普·賴肯(Philip Ryken)在演講中提及《首爾聲明》,並鼓勵各國代表們提供反饋。

與此同時,本刊從數十名代表那裡聽到他們對於缺乏正式反饋渠道感到困惑和沮喪,他們對《首爾聲明》的目的的理解與全球副總監貝內特在週日和週一新聞發布會上的陳述有所不同。

《首爾聲明》的起草過程始於2022年底,當時洛桑董事會指定斯里蘭卡哥倫坡神學院院長伊沃·普巴蘭(Ivor Poobalan)和辛巴威《Mission to the World》撒哈拉以南非洲國際總監維克多·納卡(Victor Nakah)為起草委員會的聯合主席。普巴蘭和納卡和來自南非、印度、衣索比亞、挪威、越南、日本、韓國、美國、英國、巴西、澳洲、紐西蘭、伊朗、巴勒斯坦、瑞典、新加坡和尚比亞共33位神學家一起工作。

「這份聲明引發的討論並不讓我們感到驚訝,」納卡表示,「畢竟這是一份神學文件,聲明中涉及的主題是實際存在的問題。」

普巴蘭和納卡於上週四下午與本刊全球部門總編輯Morgan Lee會面討論關於《首爾聲明》的一些想法。

以下為經編輯縮短篇幅並增加清晰度的採訪內容。

你們認為《首爾聲明》這份文件是如何闡述其要旨的?

普巴蘭:我們問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再發表一份聲明?我們不該僅為了發表某種文件而去撰寫它(只為了依循傳統)。我們已有的洛桑文件本身已非常出色了。

然而,洛桑的領導層認為,隨著全球基督教在新地區的發展,新一代基督徒對《洛桑信約》、《開普敦承諾》或《馬尼拉宣言》並不太了解,或許也沒有太多興趣回顧這些文件。相反的,他們更加關心當前的議題。

例如,人類學直到21世紀才成為燙手的大議題,而在最近幾年變得更加重要。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我們並非在取代先前的文件,而是嘗試找到能添加洛桑價值的方式,在這些新議題上提供一些具體的指導方針,幫助全球教會面對艱難的問題。

能請你們描述《首爾聲明的撰寫過程嗎?

普巴蘭:過去50年來,我們一直在談論聖經的權威性、無謬性(infallibility)及其效用,但我們尚未真正處理如何解釋聖經的問題。撰寫《首爾聲明》的目的是處理那些一直以來被忽視或面臨壓力的議題,例如門徒訓練面臨的重大挑戰,或如何定義人類/人性(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等問題。這正是我們選定《首爾聲明》裡七個主題的原因,儘管還有很多其他主題可以討論。

納卡:對於那些疑惑為什麼我們再次從「福音」開始這份文件的人,這是因為如今有許多「不同的福音」在傳播。如果福音派沒有在某種共識下的聖經閱讀、研究和解釋方式,我們如何找到解決教會今日面臨的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不重視釋經學,那福音就會變成「王小美的福音」、「陳小明的福音」,而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

為什麼《首爾聲明在大會開始前就已定稿?

普巴蘭:我們其實有幾種方式可以發表這份宣言。《洛桑信約》是在當年大會期間定稿的。而在2010開普敦大會結束時,並沒有產出最終文件,《開普敦承諾》是在大會結束後才完成的,但撰寫者在開普敦大會上聆聽各方意見,稍後再用這些信息完成文件。

我們採取的立場是,可以先完成這份文件,在大會上提出,然後看看各方的回應。至於接下來會如何處理,我們還沒有做出決定,但洛桑領導層將一起討論來自大家的回應,然後決定下一步。

納卡:大家對這份文件的回應更準確地反映了全球福音派神學的多樣性。而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很好的回饋。

無論對錯,這份文件本來就沒有打算在發表並收集反饋後再進行修訂。如果我們的初衷是這樣,我們早就會這樣做了。因此,這些反饋是有道理的。你不會期待發表一份神學文件後,每個人都喜歡它。

我聽到有人批評缺乏正式的反饋渠道,而這並沒有阻止其他一些代表持續提出反饋。但如果這些反饋影響了任何變更,我可以想像其他代表會感到沮喪,因為他們沒有更正式的途徑來表達意見。

普巴蘭:我認為明天(9月27日)大會就會處理這個問題。當然,無論如何,人們都會有各種反饋,一旦將提公反饋的渠道正式化,大家就會期待你如何處理這些回饋,這也是洛桑董事會需要面對的挑戰。

納卡:我們非常感謝董事會接受這份文件並進一步推進它。但最終,這是洛桑運動的文件。這份聲明需要洛桑領導層來向教會解釋如何進一步推進它內涵的指導方針。

這世上可能還沒有其他神學聲明的制定過程是由來自辛巴威和斯里蘭卡的神學家領導的。你們的背景和處境可能如何影響了這份聲明?

普巴蘭:當納卡和我被邀請共同主持神學工作小組時,我非常驚訝,因為這個小組在洛桑扮演關鍵的角色,過去一直是由西方世界的領袖擔任主席。董事會的勇敢決策,願意以不同方式思考並邀請來自全球南方的兩位共同主席,讓人很驚訝,同時也很激勵人心。不過,我們也希望確保這份文件不僅僅是份只關注全球南方議題的文件。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組建我們的團隊時,我們尋找能夠代表教會不同地區的人。神學小組這33位神學家中有許多人非常知名,但他們是一群合作無間、令人驚嘆的團隊。

每次與他們開會時,我都有兩種感受:敬佩於會議室中豐富專業的知識,以及純粹的謙卑。

納卡: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時候我們意識到自己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不止一次,我們意識到缺少某個領域的專家,於是我們不得不聯繫那些在該領域頗具研究成果的人,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專家。我們最終與比我們更聰明、更有才華的人一起合作,這是很令人喜樂的經歷。

你能舉出《首爾聲明》中真正體現全球南方在這份文件中的存在的一兩個部分嗎?

納卡:如我們所知,非洲已成為助長成功神學( prosperity gospel)的溫床。有鑑於此,在聲明裡闡述福音的部分尤為重要,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能已出現許多版本的福音。我們希望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構建這份文件,使任何閱讀它的人都能對「福音」有種耳目一新且挑戰他們生命的理解。

今日全球南方教會面臨的第二大挑戰是門徒訓練。一些非洲神學家仍然不接受人們形容非洲教會的信仰狀況為「傳播得一英里遠,卻只有一英寸的深度」。但這確實是我們的現實狀況。

因此對非洲教會來說,若要選一個最關鍵的部分,那就是門徒訓練。我們希望這份聲明能挑戰教會和類教會組織(parachurch)的領袖們,讓他們認真看待門徒訓練。

普巴蘭:這份文件涉及了神學人類學(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問題。在教會內,人們對「作為一個被救贖的人類意味著什麼」存在某種程度的困惑。有時候,ㄧ些人宣稱自己擁有類似神的地位或有超越聖經所賦予被贖之人的能力。。

此外,關於性別(gender)及性取向(sexuality),全球南方教會有時會疑惑:「為什麼基督教只從全球北方的視角發聲?」從這個角度來看,討論性別與性取向的問題很重要,我們要闡明我們的信念並非對西方發生的事情做出的反應,而是對聖經立場的表達。

因此,《首爾聲明》中有一整個段落專門討論聖經對性取向和性別的教導。由於全球教會需要關於此議題的明確的聖經教導,這部分比其他部分包含了更多的聖經闡釋。

此外,聲明裡在「萬民之家(family of nations)」的部分談論了和平的重要性,以及從聖經和現代的角度來看,成為一個國家的意義。比如,我們能不能不考慮背景就簡單地將歷史上的民族名稱與現代的國家相等同? [編者註:參見《首爾聲明》第84條。] 我們試圖談及當前的局勢,也就是當基督徒面對戰爭或衝突時,常會想找到神學基礎來支持特定立場。

然而,有時我們的處理方式存在矛盾/雙標。基督徒有時候可能會譴責一切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但在其他時候,他們可能會找一些神學上的理由來為這樣的暴力辯護。

我注意到有些來到洛桑的代表,基於他們的國家背景以及他們所服事的人,認為洛桑對LGBT議題的處理要麼過於溫和,要麼過於嚴厲。

納卡:對於負責這部分的團隊來說,我們認為從釋經學開始是個不錯的起點。所以我們首先問:「聖經是怎麼說的?」在我們的小組中,我們對聖經在這議題上的教導大致上有共識,我們的分歧主要在如何將其應用在現實生活情境裡。

對於那些認為我們的處理方式有點過於溫和的領袖們,我會問:羞辱同性戀是符合聖經教導的嗎?如果回到聖經教導,我們會發現聖經幫助我們理解神真的愛罪人。這種愛與那種貶低他們尊嚴的立場完全不同。

你們在「萬民之家(The Family of Nations)」這一部分裡如何選擇要提及哪些國家間的衝突?

普巴蘭:我們認識到,我們無法一次提及所有國際間的衝突,因為這不是洛桑的重點。有些衝突已經得到了處理,國家之間已向前邁進一步,例如南非、斯里蘭卡或北愛爾蘭。目前國際間的衝突可作為一種參考點,我們應討論聖經對衝突的立場以及基督徒應該持什麼態度。我們理解一些人閱讀此聲明時,會因為他們經歷的某個特定衝突沒有被提及而感到敏感和悲傷。

關於加薩和以色列,這個情況非常特殊,因為教會在如何看待以色列的神學立場上存在強烈分歧。

某種程度上,我們希望看到全球教會將這個問題放在中心位置,說:「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聖經關於以色列的實際神學是什麼?這與我們對教會的理解(我們在聲明的第三章中討論過)如何相協調?。討論《首爾聲明》的細節很重要,但我們更希望教會首先回到這個問題上,「我們這些神學論述的根基來自聖經何處?」

我們非常希望這項工作能激發教會間的討論。這種討論並不容易,因為目前討論這些事所牽動的情感非常大,但我們希望教會能承擔起這個任務,因為基於神學立場,教會在這個問題上分裂是令人痛苦的事。

如果我是一名大會代表,正在閱讀《首爾聲明》,並且同意大部分的內容,但不是全部內容,我是否仍能覺得自己可以參與洛桑運動?

納卡:我會回到這個問題,那就是,「是什麼使福音派團結在一起的?」基督教信仰中有哪些是不可妥協的基本原則?

在處理這些專題議題時,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不了解全球福音派群體間的巨大多樣性。如果有人僅僅根據《首爾聲明》來決定自己是否要參與洛桑運動,就太令人遺憾了。

普巴蘭:認為所有福音派基督徒,甚至在同個國家內的福音派基督徒,會在所有議題上有同樣的立場,是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我們努力實踐的是「友情的操練(discipline of friendship)」,我們認識到基督信仰的核心要素不能被妥協。

即使是洛桑運動的創始人斯托得和葛理翰牧師,在某些方面也有分歧,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朋友。他們向彼此伸出友情的手。同樣地,在這次大會中,我們關於協作的理念並非基於大家的思想完全一致,協作(collaboration)包含我們願意向持有相同核心信念的人伸出友情的手。

你們盼望人們如何理解《首爾聲明裡關於傳福音(evangelism)的部分?

普巴蘭:《首爾聲明》非常清楚地表明,傳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們正在擺脫那種將我們「所宣告的訊息」與「我們所生活的方式」分開來談的舊式二分法。整份《首爾聲明》中多次提到口頭傳揚福音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所傳揚的內容沒有在「傳揚這個訊息的人」的生命中體現出來,最終將會削弱我們所傳揚的真理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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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報告:多數宣教士正在傳福音給已被觸及的群體

《大使命現狀報告》檢視了在不斷變化的宣教環境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Hands raised in worship in front of a pink screen that says Lausanne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6, 2024
Courtesy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 Photography by Grace Snavely

今天,全球有超過40%的人口尚未聽聞福音。然而,在全球45萬名宣教士中,約有97%被派往已接觸到福音的人群。

另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在1900年,全球超過80%的基督徒生活在歐洲或北美,而如今只有約25%的基督徒住在這些地區。其餘基督徒分佈在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包括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基督教在地理分佈上的轉變也意味著宣教士來源國的改變。儘管美國仍然差派最多的宣教士,但接下來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巴西、韓國、菲律賓和奈及利亞。

以上是洛桑運動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大使命現狀報告》中的一些數據,該報告在第四屆洛桑世界宣教大會(於韓國仁川舉行)之前發布。報告依據為國際非營利組織和基督教機構的研究,並展示來自150名全球宣教專家的見解。

維克多·納卡(Victor Nakah)和伊弗·普巴蘭(Ivor Poobalan)在《大使命現狀報告》一篇文章中寫道:「大使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通往目的的手段。未來各族、各語言、各民、各國的人將一同在終末之時敬拜君王。」

全球宣教的成功及未竟之業

根據約書亞計劃的數據(Joshua Project),透過宣教士及各地本土基督教運動的努力,福音已觸及約45.7億人,但仍有33.4億人尚未聽聞福音。

然而,今天大多數宣教士並沒有前往尚未被福音觸及的族群所在國家。《大使命現狀報告》指出:「大部分宣教士前往的都是以基督徒為主或後基督教文化(post-Christian)的環境,導致他們與身處其他宗教處境的基督徒之間缺乏聯繫和理解。」儘管全球有60%人口住在亞洲,前往歐洲的宣教士仍多於前往亞洲的宣教士,而派遣一名宣教士到歐洲的成本是去往亞洲的10倍。

根據《世界基督教數據庫》2020年的數據,美國是最大的宣教士派遣國和接收國,派遣共13.5萬名宣教士,同時接收3.8萬名來自海外的宣教士。美國的基督徒人口仍然是全球最多的,約佔全球基督徒的十分之一。巴西位居第二,擁有全球近8%的基督徒,這主要歸功於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ism)的快速擴展。巴西也派遣了4萬名宣教士,位居世界第二。

來自韓國的宣教士數量從2015年的第二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三名,派遣共3.5萬名宣教士,這一停滯與宣教士年齡老化以及年輕基督徒參與度下降有關。菲律賓派遣的2.5萬名宣教士多數是天主教徒,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雙職宣教士(bivocational missionaries)。

在奈及利亞,一些教會選擇繞過宣教機構,直接派遣宣教士前往福音尚未觸及的地區。洛桑報告引用Yaw Perbi和Sam Ngugi合著的書中一段話:「世界基督教運動的歷史是地方教會與宣教機構合作的故事,上帝使用這些機構⋯⋯從第一世紀至今推動福音的傳播。」

基督教在非洲的成長

在過去的百年間,撒哈拉以南非洲成為全球基督教成長最快的地區。該地區及拉丁美洲是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ism)成長最強勁的區域之一。根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的數據,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五旬節派基督徒約有2000萬,而今天這一數字已飆升至2.3億。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預測,到2060年,全球超過四成的基督徒將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一轉變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該地區的人口結構,因為這裡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目前該地區基督徒的年齡中位數為19歲,相比之下,北美為39歲,歐洲為42歲。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宗教活動也更加頻繁。例如在奈及利亞,約90%的成年人每週會參與宗教活動,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則低於40%。根據皮尤研究,儘管全球年齡在18至39歲之間的人群每週參與宗教活動的比例普遍低於40歲以上的群體,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一差距最小。

在洛桑報告中的一篇文章中,Ana Lucia Bedicks、Menchit Wong和Maggie Gathuku寫道:「每個考慮參與宣教的人不僅要思考非洲如何參與宣教,非洲人自己也必須準備好成為宣教隊伍的前線。」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未得之民

同時,全球大多數的「未得之民群體」(簡稱UPGs)住在南亞,特別是以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未得之民群體指的是「沒有本土教會能向自己族群傳福音」的群體。全球有將近3000個未得之民群體(約佔總數五分之三)位於這兩個國家。

根據《Operation World》的數據,目前3萬名印度宣教士中有超過60%正在印度服事。在印度,基督徒面臨越來越大的迫害,這與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掌權及印度教至上主義(Hindutva)思想在社會扎根有關。

根據Carl Ebenezer、Ted Esler和James Patole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印度不斷增加的中產階級對福音的傳播既帶來障礙,也提供了機會。他們寫道:「印度的宗教傳統和深受種姓制度影響的社會結構,與其世俗多元的環境相結合,為『呈現耶穌基督的獨特性』帶來巨大挑戰。」

然而,作者同時指出,印度中產階級中有許多人「並不完全信服或委身於他們的宗教教義。如果有人以與他們的經歷及需求契合的方式邀請他們,他們會願意傾聽並改變觀點。」

巴基斯坦有穆斯林主導的國家中最嚴苛的褻瀆法條,這些法條可能導致人們被監禁或甚至死亡。住在城市的基督徒還被迫從事低薪的清潔工作。

洛桑報告指出,南亞「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仍會是全球福音觸及最少的地區。」

多中心宣教

根據海外基督使團(OMF)大使馮浩鎏醫生(Patrick Fung) 的說法,隨著基督教中心從西方轉移至全球南方,宣教活動現已呈現「多中心化」,意即「從所有國家到所有國家」。

一篇題為《多中心全球宣教》的文章指出,「宣教從一開始就是多中心的。」儘管初代教會從耶路撒冷開始傳福音,但迫害迫使他們分散至羅馬世界各處,向猶太散居群體傳道。隨後,基督徒前往安提阿向外邦人傳福音;保羅從那裡開始他的宣教旅程,並建立教會,而這些教會繼續將福音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大使命現狀報告》指出,除了歐洲,世界上每個地區「都比50年前派出並接收了更多的宣教士」。越來越多來自基督徒為少數族群的國家派出宣教士,這些宣教士通常更容易與他們試圖接觸的群體建立連結。

然而,其中一個挑戰是基督教的財富集中在北美,因此需要討論多中心教會如何鼓勵基督徒的慷慨之心,並創造「健康的渠道」來連接擁有更多財富的基督徒與較貧困的基督徒,以及尋找新的資金來源。

「如果每個文化都領受了大使命的呼召,那麼每個文化都有支持大使命的榮幸責任。」《領航者》機構的Scott Morton在另一篇文章中如此表示。

散居宣教

福音傳播的其中一種方式是透過那些因飢餓、戰爭、迫害、更好的工作機會或家庭因素而離鄉背井的人群移動來實現。根據《世界移民報告》,2020年全球有2.81億國際移民,比十年前增加了6千萬。其中有將近一半是基督徒。

這種模式符合多中心宣教的概念,因為基督徒移民遷往新的地點,在各處作見證並播下福音的種子。同時,移居地本國的基督徒也可以向新的居民/移民傳福音,而這些移民常因遠離家鄉的傳統和宗教而更容易接受新信仰。

Sam George在《遷徙中的人》一文中寫道:「上帝掌管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的散佈。」他指出,其中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基督教並未衰退,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正以新的宣教動力使其復興並轉變。」

例如,香港自由的收緊導致許多前英國殖民地的公民湧入英國,促使當地華人教會蓬勃發展。在比利時,非洲基督徒越來越多地參與宗教教育課程的教學。在美國,在逐漸衰亡的地方教會裡,借用他們場地聚會的不丹裔尼泊爾人的教會正在成長

George指出:「基督教是種卓越的宣教性的信仰,因為它誕生之初就是為了傳播。」

教會對抗不公義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數量已從1990年的20億減少至2019年的10億。洛桑報告將這一趨勢與整全宣教( integral mission)的重要性相聯繫——這種宣教不僅關注人的靈性需求,也涵蓋對身體/身理狀況、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關注。

今日的人權比過去幾個世紀受到更多保護。然而,全球範圍內政府對宗教的限制卻有所增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北非、中東和亞洲的政府對宗教團體使用武力的比例最高。

如今,估計約有4千萬人是現代奴隸制的受害者,這包括強迫勞動、性剝削和被迫婚姻。女性和女孩受影響尤其嚴重,她們佔剝削受害者的70%,在性產業的受害者中更佔達99%。

「儘管教會在某些場合表態支持被壓迫者,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表態僅限於領導層的聲明,並未轉化為具體行動」,Christie Samuel、Jocabed Solano和Jenny Yang在洛桑報告的文章中寫道。他們呼籲教會「承擔其先知性的角色,迅速行動起來,譴責不公義,解救被壓迫者,並反對壓迫者不受限制的自由。」

人工智慧既帶來風險,也帶來機遇

《大使命現狀報告》還指出,另一個宣教界需要考量的重大變化是網際網路如何改變人類生活的每個層面。報告中指出,「數位媒體的興起對人們與聖經的關係產生的深遠變革,可能不亞於印刷術在早期現代歐洲的出現。」

今天,隨著全球約有60%人口能使用網路,聖經應用程式為人們提供新的機會,可以輕鬆地以自己的語言閱讀和聆聽聖經。聖經應用程式也為跟隨基督具有風險的國家提供新的方式獲取聖經。翻譯軟體、線上協作工具以及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也加快聖經翻譯的進程。

同時,科技的進步也為教會帶來挑戰,尤其在人工智慧(AI)和「如何定義人類」的問題上。

「福音的宣講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而是藉著聖靈的力量,全人生命的改變,」《大使命現狀報告》中關於人工智慧的文章作者寫道。他們補充說:「許多人正在尋求利用人工智慧工具的巨大力量,向所有人、部落和國家傳揚福音信息」

作者們承認上帝能使用這些工具來幫助教會,但也警告說,工具的使用必須「以人性的獨特性為引導,並承認機器與人類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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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第四屆洛桑大會擁抱年輕領袖、職場基督徒及科技

超過5000名來自200多個國家的福音派基督徒本週聚集於韓國,慶祝並策劃福音傳播的策略。

2024年9月24日,專題討論嘉賓分享了洛桑運動對他們事工的影響。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5, 2024
GOY

Steve Oh可以將他家族的基督教信仰傳承追溯至19世紀來到韓國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

「我的家庭深受全球宣教運動的祝福,」韓裔澳洲牧師Steve Oh說道,他領導雪梨活潑的盼望教會(Living Hope Community Church)。​

本週,Steve Oh是5200名來自200多個國家、聚集於韓國仁川參加第四屆洛桑大會的基督徒之一。此次聚會被視為一個「使圓環完整的時刻」, 紀念過去半個世紀全球福音事工所結出的個人的和集體的果實。

50年前,葛理翰(Billy Graham)和斯托得(John Stott)牧師召集來自150個國家共2700名福音派基督徒,創造了歷史。洛桑運動領袖相信,這樣的協作(collaboration)可以使這場運動走得更遠。

「現今全球教會最危險的四個字是『我不需要你』,」洛桑運動全球執行總監兼首席執行官吳英錫(Michael Oh)表示。作為韓裔移民的一員,吳英錫在週日的開幕致詞中穿著韓服致詞。

自15年前洛桑在南非開普敦召開上屆大會以來,洛桑運動一直尋求擴大其在履行基督大使命中重要合作夥伴的範圍。洛桑運動於2016年在雅加達為40歲以下的年輕領袖舉辦活動,並於2019年在馬尼拉為職場基督徒(即參與在非專業事工領域的基督徒)舉辦活動。

自1974年首次活動以來,洛桑運動不斷加深世界各地福音派基督徒之間的合作,在洛桑第四屆大會現場接受本刊採訪的領袖們如是說。由於洛桑運動重視培育年輕領袖並擴展其連結網絡,洛桑此次發布了《大使命現狀報告》和《首爾聲明》兩份重要文件,重申洛桑運動在傳福音和神學方面作為思想領袖的承諾。

在此次活動的籌備過程中,洛桑運動也挑戰韓國地方教會,促使它們採取合作的姿態。

許多韓國教會歷來在協作方面存在困難;2014年,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取消了原定在韓國首都舉行的大會,原因是該國福音派之間的分歧。

在第四屆洛桑大會的早期籌備階段,韓國最大的長老會教會之一,大地教會(Onnuri Church)帶領超過430間教會一起禱告。約有200間教會一同開始《使徒行傳》的講道系列,並且許多教會一同為洛桑會議募集資金。目前,約有4千名當地基督徒正在為此次活動禱告。

韓國教會在會議中心租借、餐飲、交通和製作費方面做出重要的財務貢獻。

根據首爾善牧教會(Good Shepherd Church)的負責人兼洛桑當地組織者柳基成(Yoo Kisung)表示,在韓國基督教領袖之間建立信任並非易事。但他將此次籌備工作視為一個反思和激勵下一代的機會:「參與洛桑服事的年輕人將是韓國教會未來的領袖。」

從菲律賓前來參加活動的洛桑董事會成員Menchit Wong等領袖,也強調了世代之間相互影響的重要性。

她表示:「現在我年紀大得多了,我的任務就是要看到越來越多年輕領袖承擔責任,將孩子們帶到耶穌面前。」

此次首爾大會女性代表比例達到此運動史上最高的29%,40歲以下的代表則有16%。超過1450名與會者從事非全職事工之外的事工。週二,洛桑為年輕領袖舉行晚宴,將大宴會廳擠得水洩不通。本週晚些時候,洛桑將會為其「職場基督徒(28%與會者)」舉行差派儀式。

儘管第四屆洛桑大會的組織者最初計劃讓北美代表佔總實體參與者約5%,但最終來自北美地區的代表佔了總參與人數約25.5%。(洛桑的統計數據是基於代表的居住地)。加上來自歐洲的代表(13%),來自西方國家的代表佔總代表人數的 38.5%。

大約有三分之一(36.9%)的代表住在亞洲國家,相較之下,非洲佔12.8%,拉丁美洲佔7.7%。來自大洋洲的代表佔3%,加勒比地區的代表佔1.1%。

來自美國的加納裔基督徒、全球基督教論壇秘書長Casely B. Essamuah在這一週與這群多樣化且來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相處後,深刻感受到「『教會』比我們任何宗派或群體都更偉大及龐大。」

「當你來到這裡,你簡直無法不被上帝在世界各地的作為所激勵,」Essamuah說。「你的心會因其他人經歷的迫害而破碎,而這會影響你的禱告生活。你親眼見到這些人,並與他們建立連結,為全球教會更大的益處共同努力。」

智利馬丁布瑟神學院的院長兼教授克里斯蒂安·毛雷拉(Christian Maureira)表示,聆聽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親身講述他們遭受逼迫和經歷神恩典的故事,是一種獨特的體驗。「聽到上帝在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歐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作為⋯⋯讓人非常震撼。」

對來自海地角Emmaüs大學商學院院長Claudia Charlot而言,這次大會讓她得以與來自《國際宣教協會》(One Mission Society)的亞洲宣教士們建立連結。當年正是《國際宣教協會》創建她的學校(舊名為《遠東傳教會》)。

「如果不是洛桑,我永遠不會遇到這些人,」她說。

洛桑此前的每一屆大會都會發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福音派文件:《洛桑信約》(1974年)、《馬尼拉宣言》(1989年)和《開普敦承諾》(2010年)。遵循最近兩份文件的首字母押韻趨勢,洛桑於週日宣布發表《首爾聲明》(Seoul Statement),這是一份由七個部分組成的論文,闡述關於福音、聖經、教會、「人類個體(human person)」、門徒訓練、「不同國籍組成的大家庭」以及科技的神學立場。

洛桑運動全球副總監大衛·貝內特(David Bennett)表示,《首爾聲明》「旨在填補一些空白,補充我們在洛桑運動中尚未充分思考、反思或撰寫的七個關鍵主題。」

「我們並不是試圖創造一份第四份文件,來取代或使之前的三份文件過時,」他補充道。

這份聲明——有97個要點、長達1萬3000字的文本——於週日發布。此份聲明的發布令一些與會者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原以為會有機會提供意見,畢竟前幾屆大會的聲明都是在大會進行當週集體討論形成的。

「根基於豐富且多樣的歷史背景,這份洛桑聲明有很多好的內容,我很感謝它在此刻提供了清晰的神學立場,」洛桑運動北美區域主任Ed Stetzer在Instagram上寫道。「然而,我希望它能更多強調優先推動福音的傳播。」

至少有一個團體,韓國福音派擁抱整全使命運動(KEEIM),於週二為洛桑代表組織一場會議,匯總他們的關切。

《基督郵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首爾聲明》中關於同性戀主題的部分在發布後進行了修訂。

韓國基督教領袖對原版本提出異議,特別是其中可能描繪「許多地方教會和基督教群體做錯了」,儘管實際上「多數地方教會和基督教群體並沒有做錯」的部分。

在第69段落中,原版本描述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Same-Sex Attraction, 簡稱SSA基督徒)「在許多地方教會中因教會的無知和偏見面臨挑戰」的說法,已改為「即使在基督教群體中也會發生(因他人的無知和偏見而面臨挑戰)」。此外,原先「教會為其『失敗』而悔改」的表述也改為「我們為著『缺乏愛』而悔改」。

用來形容SSA基督徒「信實(faithful)」於主一詞也在隨後的段落中被刪除。洛桑發言人於週二表示,這些修改本應在《首爾聲明》發布前進行。

來自斯里蘭卡科倫坡神學院的院長Ivor Poobalan和世界宣教會(Mission to the World)撒哈拉以南非洲區域總監Victor Nakah,共同領導洛桑的神學工作小組,該小組在聲明上花費大約18個月的時間。

根據David Bennett的說法,聲明的起草者在自我反思時提出了以下問題:

  • 我們必須做的事有哪些?
  • 在上帝對萬國的心意、對教會的渴望的完整性上,有哪些領域是我們還沒有仔細聆聽的,或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哪些問題是我們前三份根基文件還沒有充分回答的?

這份文件緊隨幾週前發布的《大使命現狀報告》之後——這份500頁的報告透過數據和研究探討了全球福音傳播的現狀,並為各地區的領袖提供能有效地持續事工的想法和機會。

「這世上有數十萬間教會,擁有數億名跟隨耶穌的基督徒,」Poobalan和Nakah在報告的引言中寫道。「但要成功地執行大使命,我們需要一個擁有大使命心腸和思維的合宜教會。」

這種對深層次的神學工作的承諾吸引了美國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總裁Tom Lin的關注。

他表示:「在整個洛桑大會裡,也許所有產出的概念裡只有一種會在接下來數年間慢慢影響至全球許多地方。」

來自韓國KEEIM的成員Kim Jongho則是在大學一年級時接觸到洛桑相關文件。他說,「洛桑對整全使命( integral mission)的委身激勵我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作為基督徒行在社會中。洛桑運動對我而言是盼望的跡象。」

烏克蘭OneHope的網絡策略師魯斯蘭·馬柳塔(Ruslan Maliuta)表示,儘管洛桑運動在過去50年對福音派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像這樣的運動必須小心不要只依賴其自身的歷史。

「在1970年代,能夠聚集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本身就是個驚人的、巨大的成就,」他說。「儘管在現代這仍然是種成就,但一間巨型教會的關係網絡也能做到這一點。儘管洛桑仍然承擔重大的任務,但已不再是那麼與眾不同了。」

相反地,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能夠召集這種規模的組織都應深刻地反思他們組織的聚會形式。

「每一個重要的全球組織,包括洛桑,都需要非常有意識地重新想像自身在這個時代的定位,」Maliuta說。

為此,洛桑設立了數位探索中心(Digital Discovery Center),這是一系列互動展覽,幫助與會者了解福音傳播與科技的交匯點。下午的各項討論會議也包含人工智慧和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等主題。

「在1970年代,能夠召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人,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巨大成就,」他說。「這仍然是一個成就,但現在一個大型教會網絡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儘管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它已不再像以前那樣突出。」

吳英錫(Michael Oh)在週二晚上的演講中紀念洛桑運動的50週年,並提醒與會代表,洛桑運動「熱切致力於三個D:世界範圍內的門徒訓練(Disciple-making in the world)、教會範圍內的門徒生命成熟(Disciple-maturing of the church),以及數位化(Digital)。」

「我們正處於基督身體的一個關鍵時刻,」來自肯亞聖經轉化中心的Paul Okumu說道。「一方面而言,我們對上帝正在做的事感到極大的興奮及慶祝;但另一方面,宗教迫害和宗教不寬容政策使我們愈發憂心。」

「我來到這裡是為了與全球福音派教會團結在一起——擁抱她的美麗與韌性,同時也接受她的不完美與混亂,」在新加坡擔任國際福音學生團契(IFES)東亞區域秘書的Lisman Komaladi說道。「我相信,只要我們一起努力,無論身處何地,我們都能向這世界成為基督更加信實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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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奉獻的優先順序圓圈

來自肯亞的宣教士和讀者分享自己奉獻的原則。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3, 2024

幾年前,烏干達有位寡婦向教會求助。在討論過她的處境後,教會理事會建議給予她食物。但教會牧師鼓勵領袖們先瞭解她的家庭狀況。

在與她的親戚談過之後,理事會發現她的子女都很富裕,是因為家庭爭執而拒絕照顧這位寡婦。於是牧師組織了一個和解會議。孩子們原諒了母親,並決定再次照顧她。

如果教會沒有考量到她家人的責任就貿然伸出援手,這位寡婦可能會不斷回到教會尋求支持,而這個家庭可能也永遠不會彼此和好。

身為在烏干達的宣教士,像這樣的故事深深影響我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的方式。我常常在這些問題上掙扎:「每天都有人向我要錢,我該把錢給誰呢?哪些時候可以拒絕?」

一個顯而易見的首要指導原則是,在最需要的地方給予金錢。我們都同意這一點。但是,我們的世界越來越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我其實只需按一下滑鼠,就幾乎可以資助任何地方有需要的人。如果指引我們捐款的唯一原則是「需求」,那我會陷入更猶疑不決的癱瘓狀態。

但聖經帶領我不只是看最需要的人,也讓我看到上帝給了我更大的責任去幫助特定的人。我建議可以透過我稱為「優先順序圓圈」的概念來看待財務上的奉獻。換句話說,當我要慷慨解囊時,我應該優先處理與我最親密的人和我的群體。

我相信新約揭示了我首先應該關心的是照顧我的家人或與我關係密切的人。正如保羅在提摩太前書5:8所寫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接著,在加拉太書6:10中,我學到我也要優先照顧那些在靈命上與我親近的人。保羅說:「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這肯定了雖然我們需要愛所有人,但我們有特別的責任去幫助我們在基督裡的弟兄姊妹。

最後,想想路加福音10:25-37中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在這段經文中,有三個人看到路邊被洗劫一空的傷者。令人驚訝的是,祭司和利未人沒有停下來幫忙,但撒瑪利亞人卻停下來幫忙。愛鄰舍並不等於只愛與我相似的人。撒馬利亞人所做的正是所有人都應該做的:幫助在他眼前遭受患難的人。因此,關懷在地理位置上與我接近的人、那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也有其優先順序。

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優先幫助那些在關係上、屬靈上或地理位置上與自己接近的人,除此之外,還應該明確地優先幫助這之中需求最大的人。

離圓圈中心越遠的,我們的責任就越小。但只要我們有時間和資源,我們不但可以,而且也必須嘗試幫助外圈的人。例如,在新約聖經中,保羅敦促教會自願為遠在耶路撒冷的貧困基督徒募款(林前16:1-4)。

優先順序圓圈引導我們優先幫助我們的朋友、鄰舍和地方教會,同時仍偶爾透過捐款給國際機構來幫助遠在烏干達有迫切需求的人。這個策略減輕了我很大的負擔。我不會因為沒有幫助其他4700萬名烏干達人而感到內疚。我不是上帝,我沒有無限的資源或時間。相反地,我可以帶著喜樂和慷慨來幫助別人,因為我知道上帝會使用我們每個人一起的微薄之力來創造巨大的影響。

例如,當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打電話來說:「牧師,拜託你幫我付孩子的學費」時,我通常會拒絕,因為我的能力有限。根據優先順序的原則,我希望在親密關係的背景下優先給予,因為在這種關係裡我才能了解對方真正的需要,也才能長期與他們同行,定期幫助他們,並在他們做出改變時鼓勵他們。但這並不阻止我捐款給援助窮人的機構,因為許多機構也是以長期的關係為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圓圈也能指引教會的事工。以烏干達索羅提(Soroti)的聖約改革教會(Covenant Reformed Church)為例。這個教會每週收到約3美元的奉獻,以及每週約1美元的慈善專款,他們用這些錢幫助教會裡物質貧乏的人或殘障人士。這間教會不該因為沒有幫助其他國家的孤兒而感到內疚。上帝正在使用他們來關懷他們身邊的人。

一間富裕的美國教會能在幫助自己會友的同時,也在財務上支持那些援助海外窮人的機構。與此同時,這個原則也可以糾正一些更專注於幫助其他國家人民的教會,但忽略與自己住在同個城市裡物質匱乏的人,或自己教會內經濟掙扎的人。

按照優先順序圓圈來奉獻並不會消除所有困難的抉擇。有時候,為了幫助遠方處於生死關頭的人,我需要放棄處理自己家庭或社區中較次要的需求。這需要智慧來分辨——在哪些時候,巨大的需求會超越親情、靈命或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

在遵循優先順序圓圈時,我們也應該注意不要濫用這個圓圈。較為富裕的基督徒很容易為自己辯解,說「我們做得夠多了」,因為我們專注於照顧我們內部的圈子——我們的家庭、地方教會和群體的需要。但請記住,耶穌在路加福音12:48裡說,「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對於我們這些來自極度富裕國家的人而言,我們更有能力慷慨解囊,幫助全世界極度貧窮的人,同時也照顧我們內圈的人。

富裕的基督徒也可能以「控制哪些人可以進入圈子裡」的方式濫用這個圈子。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搬到高檔的社區,這樣就不會撞見物質匱乏的鄰居,或選擇繞過乞討人群的上班路線。我們可以選擇參加一間充滿富裕的基督徒的地方教會,他們讓我們對自己的富裕感到自在。但我們這些較為富有的基督徒應該思考如何將物質上貧乏的人帶進我們較親密的圈子裡,或如何更有意識地選擇我們要住在哪個社區、屬於哪間教會。

優先順序圓圈不僅能引導我們分辨應優先幫助,也引導我們如何幫助他們。我應該以「不會破壞他人對自己負責、擔起好管家或慷慨的職責」的方式來協助人。當有需要的人無法從他或她最親密的圈子中得到足夠的幫助時,我才該介入並提供幫助。這正是烏干達牧師所做的,他先去了解寡婦的家人是否願意照顧她。

同樣地,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教會和投身於扶貧事工的機構。他們必須考量想要幫助的個體或群體自身的優先順序圓圈。

在烏干達東部,卡拉莫賈地區(Karamoja region)的人曾用暴力襲擊和偷竊伊特索部落(Iteso tribe)的牛。值得慶幸的是,經過政府和教會多年的努力,雙方終於實現了和平。不久之後,卡拉莫賈發生飢荒。一些伊特索教會齊心合作,運了一卡車的食物到卡拉莫賈,以表達他們的饒恕和愛心。

然而,當他們抵達時,卻驚訝地發現美國已經運來許多噸的救濟食物。來自烏干達地方教會的付出變得多餘且不必要,這讓烏干達的基督徒感到難以置信的灰心。

雖然美國人也許是真心想幫忙,但他們沒有考量到最接近該地區的人可能可以先有什麼樣的付出。他們無意間偷走了烏干達教會經歷到「給予的祝福」的機會,也破壞了能促進兩邊部落更深地和解的機會。

所有援助機構應更加留心,讓最接近需要幫助的個體或群體的圈子成為第一個提供幫助的人。多數的時候,最接近情況的人最瞭解哪些介入措施是適當的。同時,促進一個人對自己更親近的圈子肩負責任感的另一個好處是,能提高這些圈子內的機構——家庭、教會、學校、地方組織和政府——的救援能力和管理能力。這些能真正對社區產生長久的影響力。

根據我在非洲身為宣教士的工作觀察,忽略優先順序圓圈是教會和國際機構最常犯的錯誤之一,這產生的結果就是過度地依賴

舉例來說,有些援助機構可能會急著在某個社區建立孤兒院,卻沒有優先考量孤兒的親屬是否有能力領養這些兒童,並在額外的經濟支援下照顧他們。或是在一些兒童贊助計畫中,除了收到衣服或牙膏等禮物外,兒童的學費也完全由贊助人給付。結果便是,在烏干達,經常會聽到父母來到贊助他們孩子的機構說:「你的孩子生病了,你需要治療你的孩子。」

然而,幫助人們的方式應該是加強父母送子女上學的責任感。最好能幫助家長改善他們的工作和收入,讓他們可以自己支付養育孩子的費用——或至少首先瞭解家長能養育孩子的程度,以及他們的地方教會願意以何種方式提供幫助,然後再補充其他不足的部分。如果這類過程的結果是援助機構需要給予每個家庭的錢減少了,那麼機構就可以用額外的資金來支持更多社區裡更多的家庭。這並不是要減少給予或幫忙,而是要在慷慨的付出中善用智慧。

在幫助個體或群體之前,應總是先從傾聽開始。當地政府如何回應他人民的需求?他們的地方教會是否也希望幫助同樣的人?我們可以與當地的機構合作,在他們的努力之上走更遠的路,而不是取代他們扮演上帝賜與他們的角色。在奉獻之中有喜樂和祝福,我們不該把所有的祝福都留在自己身上!

最後,讓我們反思一下在尼日爾發生的故事。2010年,這個西非國家有將近一半的人口飽受糧食不安全之苦。一個國際基督教機構捐贈穀物,並與當地的基督教團體合作,以折扣價將穀物賣給幾個社區團體。

過去,該國際組織曾提供穀物給殘障人士或慢性病病患。但這次,國際機構的工作人員挑戰當地團體,要求他們考慮從自己的教會募集資金來購買穀物,然後再免費分發給有需要的人。

一開始,當地團體成員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不認為貧窮的教會能靠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人。但他們的教會慷慨解囊,得以為這些社區裡最需要的98人購買穀物。最後,當地團體十分感謝該機構鼓勵他們的教會參與捐獻的一環。

一位社區成員表示:「能夠幫上忙是我們的榮幸,因為我們知道這不只是派發別人給的禮物,而是從我們自己的口袋和內心掏出來的。村子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是我們的心意。」

作者Anthony Sytsma在烏干達的Resonate Global Mission工作,指導並訓練地方教會的牧師,並協助推廣《Helping Without Hurting in Africa》(幫助但不傷害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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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耶穌會對今日的「帝國」說些什麼?

教會除了應向掌權者說真話,也應該讓世界看見我們時,「真的」看見基督的生命樣式。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Wikimedia Common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3, 2024

今年,全球有超過50個國家舉行選舉,其中有半數選舉結果可能會改變地緣政治的動態,因此,賴特(N. T. Wright)的新書《耶穌與列強》的發行時機絕非偶然。

幾年前,賴特(《天堂,有什麼好期待?》的作者)和伯德(Michael F. Bird)合作撰寫《上帝子民的新約導論》ㄧ書,他們意識到基督徒在如何參與政治方面缺乏聖經指引,因此決定為此做些事。

賴特說:「我們兩人都覺得現今大多數基督徒都沒有真正接受過基督教政治觀的教導。在18世紀之前,有許多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但在過去200-300年間,我們卻忽略了這個層面,現在是重新回來思索這一領域的時候了。」

賴特認為,政治神學的「門徑」是這樣一個觀念:在基督再臨之前,「上帝要人類掌權。」他說,雖然根據聖經,所有政治權力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基督徒被呼召要「帶頭」向他們問責。

「上帝設計並呼召教會成為『新天地』的模型,在世人面前活出這個標誌:讓世人看見上帝應許要爲世界成就的工作。也就是藉著教會,世上其他人驚嘆:『哦,原來這(教會身為一個群體共同生活的榜樣)是人類社會應有的樣式。』」

當全球教會真正成為一個「敬拜唯一的神、在世界上行公義與憐憫的群體」時,教會「向世上的凱撒顯明耶穌才是主,他們不是」,並且「向掌權者顯明人類應有的生命樣式。」

在接受本刊的訪談中,賴特談到需要更多神學上的合作來處理政治議題,處理導致基督徒對政治領域漠不關心背後那扭曲解釋的末世論,以及全球教會應如何面對當今世上各種形式的帝國恣意「放縱」的行為。

我在去年秋天的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簡稱ETS)會議中聽到一些人說,現在沒有太多學者在做政治神學的工作,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是的,讓我舉個例子。兩年前烏克蘭事件爆發時,我寫信給美國兩三位在這個領域主要的基督徒思想家,說:「各位,你們在政治神學方面的工作比我多。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這件事呢?如果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總統或甚至普京(Vladimir Putin)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應該對他們說些什麼?」從他們的回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非常謹慎處理這件事——政治神學是個非常困難的領域,我們還不太確定該如何進入。

我認為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是那些寫過政治神學相關書籍的人,當危機發生時,我不確定我們之中是否有人有張明確的路線圖,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我的意思是,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思考所有這些事,以及我們應如何明智地組織我們的政治。

很多基督徒都被告知,政治是骯髒的遊戲。當我們教導人們如何禱告和上天堂時,我們把政治留給政治人物和社工去做——但這兩方永遠不會相遇。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就是多數基督徒意識到這種黑白分明的界線根本不能反映聖經教導或基督徒的見證。尤其當你開始思考耶穌說的上帝的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什麼意思時。

在《馬太福音》的結尾,當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試問,耶穌在地上有什麼樣的權柄呢?在新約聖經裡,這看起來是耶穌透過聖靈將任務委派給教會。但這並不是說教會應該管理世界,而是教會應該在向掌權者說真話、作他們的反思鏡、以及自身群體活出「新天地」應有的樣貌⋯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引言中,你提到你和伯德之前的作品某部分而言啟發你們著手這本新書。是否能請你多加描述這本書背後的聖經或神學基礎?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有件事一直強烈地挑戰我的想法,就是人類在上帝原先美好的創造中扮演的角色。在創世記第一章裡,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這意味著上帝計畫透過人類在世上作工。

在西方神學中,我們常常把創世記1-2解讀為上帝讓人類接受道德考試,然後人類搞砸了。但這種解讀使整個對話從錯誤的方向開始,而不是圍繞著這個問題來思考:如果人類搞砸了,如果人類崇拜偶像,上帝要如何透過那些順服於祂、願回應祂心意的人類來有智慧地管理祂的世界?答案是——上帝已經將這些人從偶像崇拜中拯救出來,讓他們能夠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作為上帝的副執行官來管理天父世界。

對我來說,當我第一次研究這個課題時,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經文來自約翰福音19 章,耶穌對本丟彼拉多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換句話說,是的,統治者有上帝賜的權柄,但上帝會讓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初代教會就像猶太人一樣,認為批評君王是自己的責任,如同先知施洗約翰對希律王說:「你在xx的事上越界了」,或像耶穌那樣,在統治者和權柄做錯事時告誡他們。

因此,基督徒忠心地參與政治的方式,並不是對政治領袖說:「你們沒有上帝所賜的權柄」,而是說:「我們會批評你們如何使用上帝所賜的權柄。」我懷疑西方世界多數的教會內多數的人——或其他地方的教會——甚至曾經有過類似的思考。但除非我們這樣做,否則我們不會了解教會的責任應該是什麼。

基督徒應該如何向政府問責,並確保公職人員負責任地運用他們的權力?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人們持有不同的宗教觀點,對於公義也可能有不同的標準,你又如何看待這件事呢?

當我讀詩篇72篇時(我時常回顧這篇偉大的彌賽亞詩篇)──雖然有些人反對這篇所謂的「皇室詩篇」,理由是詩篇作者是個「帝國君王」——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看,詩篇72篇所禱告的是:「耶和華,求祢將祢的公義賜給王,使他顧念寡婦、孤兒和陌生人」⋯等等。這個詩篇一再重複這些話。然後,在結尾,它說:「如此,全地都要充滿祂的榮耀」。是的,這就是上帝得榮耀的方式。

你可以稱這種思維為一種全球倫理的自然神學。多數文化傳統都會同意,照顧弱小聽起來是好事。不幸的是,當複雜的利益衝突捲入其中時——如果弱小者碰巧是進入你國家的移民,而你不想要更多人進入你的國家時——你就可能會說:「不,叫他們離開,去別的任何地方。」但同時我們需要智慧的、深思熟慮的移民政策,因為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支持成千上萬想要移民來自己國家生活的人。

而教會需要訓練人們有智慧地思考所有這些相關問題。我們不應該讓專業的經濟學家來處理——或至少,我們需要專業的基督徒經濟學家。我們需要基督徒來看待國家發展或移民的問題,或我們正面臨的全球性的巨大問題,讓這些基督徒以智慧向教會提出建議,幫助教會在真理中說話。當然,不只是像我現在這樣淺淺的談這些議題,而是在嚴肅的問題上有真正的深度和權柄。

有些不想參與政府/治理這個世界事務的基督徒會說:「反正這個世界也快下地獄了」或「教會是獨立的,是遠離世界的堡壘」你會對這些基督徒說什麼?

確實有這樣的人。非常有趣的是,這類想法的出現約是在18世紀初。當時英國和美國原本有許多人抱著勝利者的姿態,感覺「我們現在要接管世界了,福音要統治世界了!」例如韓德爾的《彌賽亞》裡所唱,「祂他要統治世界,直到永永遠遠。」事實是——這些歌在1740年代聽起來很棒,但有意思的是,到了1790年代,有些事情發生了轉變,伊壁鳩鲁派(享樂主義派)贏了——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人們開始害怕,不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認為這種避世心態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在那時宗教與政治被分割開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伊壁鳩鲁派基本上把天堂和地球分割開來。這讓人們可以用他們想要的方式來管理地球——通常意味著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考慮任何宗教問題。而那是場災難。

接著,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的浪潮出現了,尤其是在美國,以及其他類似的運動,都帶有非常負面的末世論:相信唯一能發生任何事/改變的方式,就是上帝拋棄現在的計畫,從頭來過。於是,許多基督徒回到柏拉圖的思想裡,說:「好吧,反正我們的靈魂無論如何都會逃離這個地方,總有一天會去到別的地方。」但正如我不厭其煩地對學生們說的,在新約聖經中,天堂這個詞從未被用來指向我們最終會去到的地方。靈魂(soul一詞也從未意指我們在人生終極之處的存在方式。

人們假設聖經故事是關於人類的靈魂如何找到通往天堂美景的路。但整個聖經的敘事是反其道而行的——聖經是關於上帝如何在此地此刻與人類同在。啟示錄第21章的主軸不是人類與上帝同在,而是上帝與人類同在。

我年紀越大,越認識到使徒行傳第2章——當聖靈降臨,充滿房子——是ㄧ幅描繪聖殿的場景,它直接帶我們回到列王記上第8章或出埃及記第14章。使徒行傳第2章向我們訴說:「這就是上帝一直想做的事。上帝,聖靈,一直願與人同住,並透過人類生命來做工。」然後,哇,這真的發生了!聖經裡的神學與人類ㄧ直以來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

常見的舊有觀念認為,「上帝拋棄了目前的世界,我們何苦煩惱去矯正它呢?」但這種想法裡沒有絲毫的公義。全球的教會群體此時急需我們以更基督教的方式、更符合聖經教導的方式來思考我們的處境。

賴特(N.T. Wright)是聖安德魯大學聖瑪麗學院的新約與初代基督教榮譽研究教授,也是牛津Wycliffe Hall的資深研究員。他最近的著作是與Michael F. Bird合著的《耶穌與列強:基督教在極權恐怖與功能失調的民主時代中的政治見證》(Christian Political Witness in an Age of Totalitarian Terror and Dysfunctional Demo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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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s

在過剩的文化中宣講「日用的飲食」

耶穌的聽眾大多過著勉強糊口的日子。如果我們多數的聽眾擁有的甚多呢?

CT Pastors September 23, 2024
Photo by carlosgaw | getty

當我還是個和爸爸一起進行牧區訪問的小女孩時,我在許多家庭中看到了類似的畫面:一個白鬍子的男人對著一條麵包、一個碗和一本非常大的聖經禱告。通常還會配上經典的台詞:「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這句來自主禱文的請求背後有著深厚的教牧關懷意義,但不是神學院裡教導的那種意義,而是牧養(pastoral)這個詞更古老的意義:讓人聯想到羊群在麥田附近吃草的場景。這句話能讓那些自己種植並生產食物的人產生共鳴,但不一定能讓那些家附近有五間超市的美國郊區居民產生共鳴。

我在郊區的教會每週會ㄧ起用主禱文禱告。歷史上,主禱文在禮拜儀式和教義問答中都有一席之地,常被用作教導的起點(例如馬丁路德的教義小問答、海德堡問答、威斯敏斯特問答和新的北美聖公會教義問答)。使用主禱文成為講道系列是種明智的作法,既能教導耶穌這段人人熟知的話,也將上帝的子民指向我們在天上的父。這是個可以用於禱告、教導和講道的禱文。

在關於主禱文(太6:9-13;路加福音11:2-4)的團隊講道系列中,我將「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這個特別的句子指派給我自己,因為我喜歡聖經中關於食物的主題。但當我開始為講道作更深入的準備時,這句話的挑戰變得非常明顯。雖然主禱文其他部分很容易捕捉到會眾實際的需求,但這句話並沒有——或至少沒那麼容易馬上引起我的會眾的共鳴。

在一個加速世俗化的社會中,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對「上帝的名被尊為聖」的渴求。我們希望上帝的國以祂全部豐盛的樣貌降臨,因為我們目睹現今世上的暴力和痛苦。我們尋求上帝的旨意得以實現。我們渴望得到饒恕,以及饒恕他人的能力。我們也渴望從試探和邪惡中被拯救。這些祈求在任何時代和地方都能深深抓住聽者的心思意念。

但「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呢?看著我衣裝整齊的美國郊區會眾們,我很肯定這與耶穌首次教導這些話時所看到的門徒和人群截然不同。耶穌聽眾裡大約90%的人過著勉強維持生計的生活,而我多數的會眾擁有高級且豐滿的食品儲藏室,並且他們大多是Costco的會員。

今天,幾乎90%的美國人口擁有食物充足的保障。是的,食物沙漠確實存在,許多美國人也確實經歷著飢餓;對在這些教區環境中服事的牧師來說,他們與這句禱文的連結感顯而易見。但面對這句禱文看似已經得到回應的會眾,我們又該如何教導這段經文呢?

不僅僅是關於靈性

歷史上,以這句經文來講道的方法之ㄧ是強調食物的靈性層面。「擘開生命的糧食」,我們可能會一邊唱著一邊翻閱聖經來餵養靈魂。我們也可以將這句經文與基督連結起來,祂說:「我(這裡)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約4:32),以及耶穌作為生命之糧的身份(約6:35)。

但在記錄主禱文的《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經文上下文中,耶穌以實際的物質的方式關心飢餓人群的身體需求。祂餵飽了五千人和四千人。所以,儘管這段禱告可以正確地被靈性化──強調基督作為我們每日靈性滋養的源頭──但這句禱告也具備基本的現實面:是我們在天上的父,滿足我的日常所需!基於我們身為人類的具體現實,這個關於物質供應的信息必須與對靈性需求的強調一同呈現。我們在天上的父既關心我們的靈魂,也關心我們的身體,這個禱告應指向兩種類型的供應。

因為一篇講道無法一次涵蓋所有主題,當我準備以這句經文講道時,我決定著重於講述物質上的供應。我透過強調這句經文中不同的單字來做到這一點:「我們」指向參與在上帝的供應工作裡;「今日」指向需求的日常性;而「飲食(麵包)」在一個充滿過剩物質的文化背景裡,指向我們需求本身的簡單性。所有這些強調的重點可以幫助我服事的身處過剩文化中的會眾群體開始透過新的視角——上帝的視角——來看待上帝的供應。

我們:關乎「參與」的邀請

以主禱文講道時,我們可以強調它的複數本質:我們我們的,而不是我和我的。當我們這樣禱告時,我們是與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一起禱告。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和我的家庭,這是關於上帝的家庭。因此,我們與我們在這世界上其他弟兄姐妹一同禱告——他們的生活多數離美國奢侈的郊區生活十分遙遠。這個禱告應能引導我們自問我們如何作為耶穌的手和腳參與在上帝的工作中,透過為飢餓的人提供食物來滿足教會內外肢體在物質上的需求。

我講道的時候將這節經文與在印度喬普達(Chopda)和我教會合作的一間教會(簡稱HC教會)連結起來,邀請會眾作為基督的身體參與供應食物和藥品,照顧我們在世界另一端的弟兄姊妹的物質需求。在我們的會眾慷慨地回應這個邀請後,我們收到了關於HC教會在食物和醫療用品上神奇倍增的影片報告。這成為了我教會為我們日用的飲食禱告的強而有力的範例。

也許,當我們在講道中解釋這段經文時,聖靈能使我們的心緊緊地與那些在櫥櫃貧乏之際如此禱告的弟兄姊妹連結在一起。上帝可能正呼召我們透過參與祂的工作來回應他人為日用的飲食做出的禱告。

日用的:關乎「關注真正的需要」的邀請

在講道中,我們也可以強調「需要」和「想要」之間的差異。我們相信我們的天父會滿足我們所有日用的需求,而不是我們所有的慾望。在一個為了行銷目的使我們混淆「慾望」和「需求」的世界中,這句禱告可以引導我們智慧地辨識兩者之間的差異。

馬丁路德在他的《小教義問答》裡如此總結這句禱告:

日用的飲食是所有屬於支持身體需求的東西,如食物、飲水、衣服、鞋子、房屋、家、田地、牲畜、金錢、貨物、一位敬虔的配偶、敬虔的子女、敬虔的僕人、敬虔並信實的統治者、好的政府、好的天氣、和平、健康、紀律、榮譽、好朋友、信實的鄰居⋯⋯等等。

這個清單上有很多我們確實需要但無法自己供應的東西。當我們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時,我們是在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鄰居實際的日常需求代求:清潔的空氣、水、食物、住所、睡眠、愛(的關係)和目標。我們將所有這些需求託付給我們良善的天父。

麵包:關乎簡單的邀請

在希臘文原文裡,中文翻作「飲食」的詞為ἄρτος(麵包),麵包是種簡單的食物,是當時的人日常基礎的食物。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將麵包這個詞替換成我們的群體依賴的任何健康主食,如大米、小米或玉米。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日常的營養。我們不需要花俏的食物,我們需要的只是食物。

在強調麵包時,這句禱告指向基督信仰裡關於簡單的實踐。在這個我們可以輕鬆在手機上花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下訂並收到泰式炒河粉或墨西哥捲餅的世界裡,我們需要時常被提醒這一點。

當我們說「願祢的國降臨」時,我們正在加入耶穌王向世界宣佈上帝的國度到來的使命之中。這是個顛覆這個世界價值觀的國度,我們——作為至高無上的君王的兒女——在其中尋求今日的麵包。不是奢華或精美的食物,而是滋養生命的簡單食物。

講述聖經中關於簡單的教導,能為儲倉豐盈的人帶來明確的應用,包括簡單飲食的實踐和減少或避免浪費食物。在馬太福音15:37,耶穌餵飽四千人後,祂的門徒收集了剩餘的食物。想像一下他們如何使用這些食物?分發給回家路程更長的人、一些寡婦,然後連著幾天將剩餘的食物吃完,沒有絲毫浪費。

在講道中,我們可以邀請聽眾思考:我們如何擁抱簡單的生活、視食物為上帝賜與的禮物,並以智慧管理這份禮物?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以這段經文講道的那天,我烤了薄麵餅在信息尾聲分發給會眾,邀請大家一同進食,認識到手中的麵包是上帝的禮物,並思想耶穌在馬太福音15章裡餵飽的四千人。一邊聆聽關於麵包的經文一邊吃著麵餅有助於抓住會眾的心靈、想法和身體的注意力,也許往後每一次進食都能引導我們將目光回到每日賜予我們各種麵包的上帝那裡。我的盼望是,隨著我們向聖靈的引導敞開自己,無論我們的經濟情況如何,這個禱告都能轉變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以符合上帝那即將到來的國度的方式進食並彼此分享。

Joy-Elizabeth Lawrence 是Hinsdale Covenant Church的靈命塑造助理牧師。她在維真神學院獲得基督教研究碩士,並在加爾文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她與家人一起住在芝加哥郊區。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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