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督教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影響力都在不斷衰退。1937年，有70%的美國人表示自己隸屬於某個教會。這個數字在20世紀大部分的時間都相對穩定。但在過去25年內，估計約有4千萬名美國人已不再去教會。如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對「破產」的形容：首先是逐漸發生的，然後在頃刻之間爆發。
美國的公共生活領域向來以白人和新教基督徒占多數，但現在正以極快的速度變成一個多元文化、宗教、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競爭市場。基督教曾是毫無懸念的主導力量，現在卻逐漸成為只是眾多道德主張中的一種。
福音派又是如何回應基督教在文化及政治力量上的衰退呢？
與媒體冷嘲熱諷的描繪相反，福音派其實並非高同質性的一塊鐵板。福音派內許多人正以各種不同方式來回應這種衰退。眾所周知中的「悲傷五階段」的框架可以作為一種具有洞察力的工具，讓我們了解福音派如何處理他們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衰退。（悲傷五階段為：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
在悲傷的任一階段都可能看到福音派人士的身影。當然，這個五階段框架並不適用於所有人。有些福音派人士一點也不感到悲傷。他們實際上很高興見到「所謂的基督教」喪失影響力。這些人認為，基督徒暫時停止與政治糾葛，從根本上來說是好的、健康的發展，認為這種現象其實對美國及教會都有益處。
雖然我能同理他們的感受，但我必須提出我的反對意見。我相信上帝呼召基督徒參與政治生活。我們必須主動尋求公共事務中的公義及憐憫。我們必須積極地為鄰舍的蒙福及生命的繁榮昌盛而努力，而這需要我們參與政治，並為了這些目標發揮某種程度的政治力量及影響力。身處優勢社會地位的基督徒若想與政治生活脫鉤，就是拋棄了上帝要求他們要保護、服事及愛護鄰舍的命令。
所以，不，我相信福音派對自己失去文化及政治影響力感到哀傷是完全適當的。儘管如此，任何一位諮商輔導人員都會告訴你，哀傷有其有果效的形式，也有其無果效的形式。失去親人的人不能永遠停留在否認、憤怒、沮喪或討價還價之中。同樣的，他們也不該在哀痛的過程中因自己的哀痛而對他人造成傷害。
以下是福音派在悲傷的不同階段呈現的樣貌。悲傷的第一階段是否認。雖然有些福音派基督徒仍在否認基督教的衰落，但這類人的數量已與日俱減。要忽視基督教在媒體、學術界、市場、藝術和政治上被邊緣化的景況已越來越難了。對那些仍在否認階段的人，其實沒什麼好說的了。
第二個階段是憤怒。福音派的憤怒是電視節目喜歡呈現的重點──幼稚的福音派領袖看起來精神失常的表現往往可以吸引大量的點擊率。因此，大部分媒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音派對美國進入後基督教時代（post-Christian）所展現的憤怒、受害者情緒和哀痛上，並不令人意外。
第三個階段是討價還價。許多文章和書籍都探討了福音派領袖為了一些政治上極小的權力和機會，越來越願意與魔鬼討價還價的災難性手段。
雖然已有許多人花費不少篇幅書寫關於福音派否認、憤怒、討價還價和沮喪的階段，但最後一個階段卻很少受到關注。對美國福音派而言，如果進入了「接受」的階段，會是什麼樣子？
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算ㄧ個中立、置身事外的觀察者。我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我相信美國基督教應該採取一種非被動性的接受姿態。我必須清楚地指出，接受並不等同於默許/默認。我說的非被動性指的是我強烈支持基督徒積極地參與公共生活。接受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多樣性，並不等同於退出、不再參與美國的公共生活。身為福音派基督徒，我仍然想提倡以聖經教導的方式來實現我們國家內的公義、和平及繁榮。
認識到這一點後，讓我們回到眼前的問題：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在哀傷的過程中前進，從各種否認、憤怒、討價還價和沮喪的狀態中走出來？就我所知，至少必須做五件事。
首先是神學上的改變。所有的政治哲學都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是誰在掌權？學術上稱這為統治權/主權（sovereignty）問題。對基督教政治哲學家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耶穌。唯有基督是最終的掌權者，不是任何君王、政治家或意識形態。只有一個寶座，而它屬於基督。
不幸的是，許多美國福音派基督徒談論政治時，常陷在薄弱的基督論的後果中。他們似乎認為耶穌在美國的公共生活裡不是「不存在」就是軟弱無力，祂不夠有力、不夠強大，以至於祂無法「奪回」美國。由於基督似乎有這種明顯的弱點，一些福音派人士便開始尋找一位強而有力的政治人物來完成基督的工作。畢竟，如果耶穌無法完成任務，我們需要找個人來替祂完成。
凱莉·安德伍（Carrie Underwood）的音樂對每個人來說都很美好，但福音派人士尤其應該把「耶穌掌握方向盤（Jesus Take the Wheel）」這首歌放回自己的音樂播放清單裡。有太多美國福音派人士試圖在恐懼中緊緊抓住那本不屬於他們的——那個他們既沒有、也不能、更不應該控制的政治方向盤。如果基督坐在駕駛座上，基督徒就不該佔領駕駛座。我們必須學習相信耶穌在政治上的主權。
第二個改變則是戰術性的。當福音派接受他們作為政治少數族群的地位時，他們需要學會如何與其他人合作。他們需要與其他「道德上的弱勢文化」建立策略性的夥伴關係。與其將天主教徒、摩門教徒和穆斯林妖魔化，福音派需要學會就共同認同的政治目標來進行合作。從戰術上來說，福音派領袖自己單打獨鬥的力量太弱。若想要成功，我們需要結交朋友。
在這方面，荷蘭的福音派基督徒為我們提供一條有趣的前進道路。過去幾十年來，他們一直是政治上的少數聲音。在近期一次為了減少荷蘭的性交易所做的努力中，當地的福音派人士與左翼女權團體組成了一個共同的政治合作力量。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很深的分歧，但他們在三件事上達成共識：女性本身具有深刻的價值、她們的身體不該被商品化、她們值得被保護，免受性交易市場道德敗壞的剝削。
荷蘭福音派領袖並沒有為了達成這項政治交易而放棄他們的基督教原則。更重要的是，福音派基督徒並沒有因他們的領袖與左翼女權主義合作而攻擊他們。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已經接受，如果他們想要在荷蘭尋求公共的公義，他們需要與不同團體合作。
第三個改變是姿態（posture）的改變。有些福音派基督徒喜歡像殉道者那樣，陷在失去權力的陰鬱狀態。另一些人則死命抓著他們還能抓住的一點點權力，深怕權力從指間溜走。我們似乎覺得只要自己處在憤怒狀態下，我們至少還能維持著戰鬥的姿態——縮緊下巴，握著拳頭。如果我們還處在討價還價的階段，我們就會降伏在那些承諾會以政治的殘羹剩飯回報我們的政客面前。但以上這些姿態對我們都沒有任何好處。
就像只會從右邊運球過人的籃球球員那樣，福音派選民已變得很好被人預測。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使他們容易被操縱、拉攏、利用和忽視──他們是政客最理想的支持者。無論是蹲下、卑躬屈膝還是戰鬥的姿態，福音派都缺乏適應並回應多變且多元的政治格局所需要的姿態。
約翰·斯托得：「福音派傳統並非不會犯錯」
籃球選手最先學到的一門課，就是三重威脅姿勢的力量。只要保持一腳向前，球在胸前，球員就能呈現「三重威脅」的姿態，可以在ㄧ瞬間選擇傳球、投籃或運球過人。防守者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往哪裡去，所以進攻者有空間做選擇。三重威脅的準備姿勢讓球員能運用創造力、想像力和技巧來即興發揮、調整並克服挑戰。
福音派基督徒也需要一種新的姿態，讓他們能夠進行合作及競爭、戰鬥及饒恕、說服及聆聽。我們參與的遊戲急需我們採取一些新的方式。
因著這個需要，引領我們走向第四個改變。福音派政治參與的未來需要福音派的想像力被深刻地更新。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會告訴你，創意和靈感是非常難得的要素。就像個善變的朋友，今天還在這裡，明天就消失了。要變得「更有政治上的想像力」並沒有現成的步驟可依循。但某些做法肯定有所幫助。
福音派基督徒需要從消費政治的生活轉向文化創意（cultural creativity）的生活。與其每天接受有線新聞、政論廣播和社交媒體上無止盡的政治謾罵，我們需要專注於──直白地說──成為更有趣的人。這似乎是個不尋常的政治處方箋，但福音派基督徒需要舉辦更多晚餐派對、參加更多吟詩班、做木工、開辦讀書會或組織保齡球聯盟。我們應該著手服事難民家庭，或學習一門新語言、學習烹飪或舉辦社區的野餐聚會。
無意識地接收政治上的憤怒，永遠不會讓我們產生具有創造力、想像力或智慧的福音派政治見證。充滿樂趣、美感、學習和愛的生活，能為更健康的政治文化提供肥沃的土壤。
把自己從每天24小時、每週七天的新聞喧囂中抽離出來，將自己的雙手和心思投入在賦予生命力的日常行動中，對我們的政治姿態和實踐會有很大的幫助。政治上憤怒、憂鬱和苦毒的鐵籠必須被打破。具體的日常行動可以解放福音派基督徒，讓他們以全新的、敞開心胸的想像力應對這個嚴重分歧的兩極化世界。
美國福音派最後一個可以做出的改變，是回到福音的核心。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基督為我們而死（羅馬書5:8）。福音派政治的中心必須是福音的好消息。
如果福音的好消息是我們政治生活的核心，我們的政治應該會是以感恩為標誌的政治，而不是悲傷。全球的福音派運動，無論文化或背景如何，一直以來共同認同福音是我們的核心。福音派的生命始於恩典與感恩的經歷，而不是恐懼、憤怒或怨恨。對自稱「跟隨基督」的福音派來說，這種在基督裡經歷到的恩典，具有公共層面的影響。我們在基督裡「被祂接待」的經歷，必須展現在觀看著我們如何接待他人的世界面前。
美國正日益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市場，充滿各種宗教、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福音派基督徒應如何在政治上回應這種多樣性？我們何時應傾聽和學習？我們何時應站穩並戰鬥？我們何時應與人合作？何時應競爭？
動態的政治環境需要動態的政治姿態及實踐。在永恆的這一端，這些界線並不總是那麼清楚。但只要我們清晰地堅守福音身為好消息的核心，這就不應成為我們整日憂慮之事。
馬修·凱明克（Matthew Kaemingk）是富勒神學院毛瑞祺（ Richard John Mouw）信仰與公共生活副教授。他關於信仰與政治的播客為《門口的狂熱者」（Zealots at the Gate）。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改革宗公共神學》（Reformed Public Theology）和《工作與敬拜》（Work and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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