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暴力的世界，基督要求我們帶來和平

恐怖主義的暴力再次提醒我們，愛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困難的事。

圖：藝術家班克斯（Banksy）在伯利恆的西岸隔離牆附近創作的「武裝鴿子」街頭藝術。

NurPhoto / Contributor / Getty

聖經告訴我們，在人類初次犯罪後，暴力的行爲馬上隨之而來。亞當犯罪後不久，暴力就在世上出現了——先是剝下動物身上的皮（創3:21），然後是殺害自己的親兄弟（創4:8），最後是整個地球（6:11）。暴力伴隨著人類穿越洪水，進入大洪水後的世界，在以撒與以實瑪利、雅各與以掃的世代爭鬥中紮根。這些擁有如此多共同點的民族，最終卻因這段共同的歷史而分裂：這是聖經的故事，也是這個世界的故事。

正是在這個充滿暴力的世界，而不是某個更輕鬆的平行宇宙裡，基督教導祂的門徒們要將左臉轉過來由人打、為迫害他們的人禱告，給予那些向我們求取的人而不期望得到回報（馬太福音5:38-48）。這些教導一直以來是充滿爭議的智慧，尤其當我們面對像哈馬斯在以色列發動的恐怖攻擊之類的恐怖行徑時。在這樣的世界裡跟隨耶穌感覺是不可能的任務。究竟誰能在這樣的世界以這種方式生活？

但這正是耶穌所吩咐的，祂也正是為這個暴力的世界而死，並在其中復活。聖靈正是被派遣進入這個暴力的世界，結出和平、忍耐、溫柔和良善的果子（加拉太書 5:22-23）。或許我們認為這些恩賜和教導不適合這個暴力的世界，但耶穌卻不這麼認為。

也許，以這種方式——將左臉轉過來由人打，並為敵人謀取利益——來面對巨大的暴力是毫無道理的作法。確實，教會歷史上有許多人正是這樣評價基督教和平主義（Christian Pacifism）的。

也許，正如一些反對的聲音所說，這些教導描述的是一個超越人類歷史的世界。也許我們只有在未來的時代（末日後的新耶路撒冷）才有辦法跟隨這些教導。但這與耶穌愛自己的敵人，包括我們所有人（羅馬書5:10）的事實不符。

或者又如另一種反對意見所說，在面對極大的邪惡時，有限地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耶穌的意思是祂的命令只適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與基督的例子相比，這種說法同樣站不住腳。當彼得在客西馬尼園試圖捍衛耶穌時，耶穌醫治了祂的敵人，收起彼得的劍，前去赴死（約翰福音18:10；路加福音22:51）。

有限使地用暴力的理論看似非常合理，但是，暴力既是隨著罪性而生，控制住暴力或使之維持在合理的範圍並不是簡單的事。暴力是具有欺騙性的，即使——或尤其是——當它是出於對恐怖主義等惡行「出於良好意圖」的報復時。暴力，就其本質而言，能造成的破壞遠比我們預期的要多。

而基督的教導是，暴力沒有任何合理的可能。基督拒絕形容暴力為「可以理解的」或「合理的」。基督拒絕將罪最小化，也拒絕依循罪的邏輯來思考，無論是將恐怖主義合理化，或是為反擊式的暴力辯護。

對正在為她孩子哭泣的拉結解釋暴力是如何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發生的，並不能讓她感到安慰。畢竟，你能如何解釋音樂節裡數百人的死亡？如何解釋被火箭炮擊中的普通平民的家？你又能如何解釋，為了回應這些攻擊，有更多的炸彈炸進平民公寓大樓，炸死躺在床上的孩子？什麼樣的理由能站得住腳？

需要澄清的是，並非所有暴力都是同一種形式：恐怖主義的暴力與報復的暴力不同，殺害平民也與殺害恐怖分子不同。但是，當我們試圖為暴力劃分可敬/可惡的等級時，我們冒著一種風險，讓自己誤認似乎有些暴力更接近上帝為我們創造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用一個更艱難、更美的教導來取代我們對暴力的「道德價值」的算計，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創造的，失去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死亡的勝利，而死亡是基督最終才會消滅的敵人（林前15:26）。

因此，基督教和平主義並不會試圖解釋這世上的暴力，而是為著那與暴力受害者站在一起的上帝作見證，並呼籲祂的門徒也這樣做。與其承諾會「解決」暴力的問題，基督教和平主義提倡祂的門徒應效仿上帝在十字架上對待暴力的方式：用愛和憐憫戰勝邪惡（羅馬書12:21）。

在十字架上，上帝沒有以更多的流血來回應人類的暴力。祂為殺死祂的人在餐桌上保留一席之地（使徒行傳2:36-38）。如果暴力是這個世界因罪而生病的症狀，那它也不可能是治癒罪的良藥。

這是否意味著基督教和平主義者在巨大的暴力面前是被動的？並不是。我們見到不少基督教和平主義者在戰區擔任醫護人員、翻譯、談判人員、牧師以及救援人員。我們甚至能見到和平主義者為了成為教育家並使人和睦而生活在中東。

在長達數十年的衝突中以這種方式見證上帝的平安，雖然似乎與解決衝突的需求相去甚遠，但是，基督給我們的和平正是這種樣貌。

請記住，正如保羅寫給以弗所人的信中所說，你們這些外邦人曾「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但如今，上帝親自承受暴力，「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基督使我們與上帝和好，也與彼此和好（以弗所書 2:11-22）。如果我們說這種和平既軟弱且不實際，那我們也必須如此形容基督。

因此，讓我們為在拿撒勒、伯利恆、耶路撒冷和加薩的教會禱告，讓他們攜手宣告，從死裡復活的基督不僅能使暴力停止，且能伸張公義，並在公義中帶來真正的和平。讓我們禱告，那些身處這場暴力之中的人們能繼續宣揚基督已經降臨，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合而為一的好消息。讓我們禱告，我們不會忽視任何形式的暴力的真正本質：罪。

邁爾斯·沃恩茲（Myles Werntz）是《基督徒非暴力實地指南》（A Field Guide to Christian Nonviolence）一書的合著者。他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 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ㄧ，並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學任教。

翻譯：Yiting Tsai

- More from Myles Werntz

「中間」的立場並非基督的立場

J. D. Peabody

採取中立的立場也許在教會裡行不通，但我們可以努力找回信仰的核心。

Illustration by Sergey Isakov

我是個「典型的老二」那種人。我一生練就安撫人的技能，喜歡選擇安全的路線，在人際關係間穿針引線。多年來，身為牧師，我靠著這種外交本能牧養在政治上和神學上有著多元觀點的會眾。

在我們所處的兩極化情況愈發嚴重的時代，要為想法嚴重分歧的人們開闢一個可以一起團契和敬拜的地方越來越艱難。然而，創造像這樣的空間卻會製造另一種空虛。讓每個人待在同個房間裡的目的是什麼呢？「中立」的立場能壓制煽動性的話題，並稱之為和平。

多數持有某種堅定信念的人都不太信任所謂「持中間立場」的人，尤其當他們堅信自己的觀點就是聖經真理，必須堅決捍衛它的時候。幾十年前，參議員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注意到了這種傾向，並說：「坦白講，這些（有堅定立場）的人讓我害怕。執行政策及治理國家有時會需要有所妥協。但這些基督徒相信他們是奉上帝的名行事，所以他們不能也不會妥協。」

對純粹主義者（purists）來說，中間地帶是堅實的真理被灌水、淡化的地方，使真理更容易被接受，但其意義也變得更小。連上帝也對冷淡的中間派不屑一顧（啟 3:16）。一個人可以冷或熱，但不能既不冷又不熱。

這也難怪許多教會持有單一的觀點。Lifeway調查公司發現，有半數美國新教徒表示，他們更願意參加一間政治觀點與自己相似的教會，而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他們教會的成員持有相似的政治觀點。有時，這種「合一」是透過會友自然的來來去去實現的，因為持有不受歡迎觀點的人會直接離開。

當然，並非所有的觀點都有同樣的價值。真理不是相對的，罪確實是嚴肅的議題。一旦涉及到最基礎、最普世的基督教信念時，確實沒有爭論的餘地。基督教的正統教義仍然是正統。

但悖論就在此處：在許多讓基督徒兩極分化的議題上，我們認為自己（非常堅決地）持守的觀點裡至少有那麼一絲絲是神學真理。我們不能放棄這個真理，否則就會影響我們的見證。

與其採取「老二」的做法，將非常真實的衝突最小化，或退縮到自己的小角落裡，但若我們選擇擁抱、正面應對這樣的張力呢？我們能否以一種更好的方式允許相互衝突的觀點同時存在，以此來見證我們向人們分享的福音？

我認為，走上這條路的重點在於探尋我們的「核心（center）」是什麼，而不是一昧的追求「中間立場」。雖然兩者聽起來相似，但這兩個概念並非同義詞。我們到達中間位置的方式是從兩個極端位置出發，找到與兩端相等距離的中間點，或是追蹤多數人意見的落腳點，並緊跟在後。尋求中間立場就是尋求中位數或平均值。

相比之下，「核心」更像是重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核心意味著持守本質。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迫使我們深入最關鍵的核心。用佈道家兼神學家福斯特（P. T. Forsyth）的話來說，「核心」不是我們計算何謂中間位置的地方，而是我們生活的地方。

對教會而言，我們的核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更不是一種教義。它是基督本身。我們在十字架上找到基督工作的核心。這就是教會存在的泉源。也正是在這裡，我們見到張力的化身——耶穌的人性和神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讓人難以理解。

儘管對贖罪這個教義的解釋也許會引發衝突的討論，但十字架的意義遠深於我們人性理解力的局限性。在十字架上，我們看到上帝在悖論裡做工，也看到這樣做的代價。基督在祂完全自由的意志中選擇全然順服天父的權威，祂在「拒絕使用自己的能力」逃避上帝的呼召裡證實了自己的能力。

行為藝術家斯科特·埃里克森（Scott Erickson）在Instagram上寫道：「悖論的作用不在於解決對立，而是透過活在其中的奧秘，生命得以被改變。」

查爾斯·斯卡利斯（Charles Scalise）教授在富勒神學院的教會歷史課上經常提到，上帝的屬性包含聖潔和愛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支柱，但祂的兒女們卻無法輕易做到這點。身為有限的人類，我們很難同時掌握這兩種屬性。聖潔在本質上是排他性的，愛卻是包容性的。

聖潔將上帝與所有不純潔或不完美的事物隔離開來，愛卻邀請那不純潔、不完美的受造物靠近祂並找到恩典。我們既需要一位值得我們敬拜的聖潔上帝，也需要充滿愛的上帝對我們施以恩慈及憐憫。然而，在我們墮落、有限的狀態中，我們每個人不是傾向於強調祂的聖潔，就是傾向於強調祂的愛，這使我們之間有了衝突。

這種衝突在教會建立之初就存在。請看使徒行傳第15章的保羅和巴拿巴，他們在是否讓馬可參加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問題上有了衝突。保羅傾向於聖潔，並根據馬可過去的記錄劃定了嚴格的界限。馬可曾拋棄過他們，為什麼要讓事件重蹈覆轍呢？巴拿巴則更傾向於愛，他相信人有第二次機會和恩典。他質疑，難道保羅自己不需要贖罪的機會嗎？保羅如今的事工不正是恩典的結果嗎？

他們兩人的顧慮皆有合理之處，而他們難以克服這樣的張力，找不到妥協的辦法。從人性的角度來說，聖潔與愛陷入了僵局，於是兩人分道揚鑣。

然而，在耶穌身上，我們常常見到祂拒絕為了安撫群眾而去緩和緊張的關係——即使面對看似明顯不道德的行為時。因通姦被抓的婦人的故事表明，耶穌堅定地同時持守聖潔和愛，祂對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8:11）。

今天，有些人會堅持「教會需要堅守真理的立場」，有些人則提醒我們：「基督說過，世人要因著我們的愛而認識我們。」然而，如果聖潔和愛都同樣展現了上帝的屬性，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將這兩者完好無損地堅持下來，那麼過分強調其中一者並忽視另一個就是向人扭曲的呈現祂的樣貌。

作家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有句名言：「單一的敘事會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問題不在於它們不真實，而在於它們的不完整性。」

是採取極端立場最深的傷害了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見證，而不是核心立場。教會常常受到誘惑去劃分界線。然而，這樣做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其他同樣委身的基督徒有合理的神學和宣教理由站在我們劃定的某些界線的對立面。當我們緊抓住控制權時，我們關閉了對話和成長的機會。

我們之間的衝突之所以激烈，往往源自於我們的恐懼。我們害怕教會放棄聖經只為了與世俗文化妥協。我們害怕排擠別人，害怕與教會有聯繫會讓我們變得偏執和愛審判人。我們害怕冒犯別人或使別人跌倒。

但基督踏進這樣的恐懼之中。在議題上採取簡化的立場雖能使衝突最小化，卻也把傷口包紮得好像不那麼嚴重（耶6:14）。但建立一個以十字架為核心的教會意味著我們要透過各各他山（基督被釘死之地）的悖論來回應每一個棘手的議題。十字架上的耶穌有深厚的能力和創造力來解決每一個問題。

十字架是能調整我們所有片面的確信的矯正器。當我們對自己的正確性信心十足時，十字架讓我們謙卑且知錯；當我們承認自己的傲慢和錯誤時，十字架又充滿恩典的饒恕我們。

我們渴望他人改變，並在關鍵議題上接受我們的立場，而這些立場確實可能是符合聖經教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立即改變或直接走向真理。容我再次引用福斯特的話：我們不能把十字架全部的亮光強迫性的照在那些才剛開始感受到它的曙光的人身上。

我內心裡的老二總是喜歡維持和平；但成年人的我正在學習如何允許自己和張力共存。當內心裡的老二僅僅滿足於片刻的休戰時，「核心」觀點為我提供了只有基督才能賦予的合一。當這世上有越來越多的理由讓人們分裂時，十字架以我們彼此都需要救贖的共同需求抹去我們之間的差異（加拉太書3:28）。十字架堅定的訴說著，我們共同享有「一位上帝，就是眾人的父」（以弗所書4:6）。

堅持核心的立場既不極端，也不會淡化真理，而是深深扎根，充滿信念，甚願每天追隨那位邀請我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的神。

J. 皮博迪（J. D. Peabody）是華盛頓州聯邦路新日教會（New Day Church）的牧師，著有《Perfectly Suited: The Armor of God for the Anxious Mind》一書。《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評論專欄。

- More from J. D. Peabody

學會愛我們鄰舍的恐懼

Bronwyn Lea

學會傾聽並愛我們的鄰舍，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如何回應他們的恐懼有關。

Illustration by Klaus Kremmerz

從我家到教會辦公室的10分鐘通勤路程總是有些風險。開車本身就有危險。然後，我必須在暗中找到停車位（天色未亮，我經常是第一輛到達的車），解除安全警報器；如果有男同事來了，還要考量身身為女性獨自一人和成年男性在一棟大樓裡的風險。

二十年前，我覺得開車有點可怕，獨自走過停車場則是非常可怕，但我一點也不會擔心和一位基督徒弟兄單獨待在辦公室裡。然而今天，雖然開車時我仍然小心翼翼，但停車後我不需多加思考就能下車，而我卻對辦公室裡男女之間的互動更加留心了。是什麼導致這樣的轉變？

是大約一萬英哩的距離。

從很多方面來說，從南非搬到美國降低了我的恐懼程度，因為遇到危險的機率更低了。根據統計，在南非開車比在美國更危險。在北加州，女性獨自走在路上的危險也較低（南非常被稱為世界上強暴率最高的國家）。隨著時間推移，我的恐懼逐漸降低，重新適應新環境的風險機率。

但當我們搬到美國後，我對與男性同事單獨相處的擔憂增加了，儘管我沒有理由認為不正當的互動風險實際上有所增加。但我發現美國地方教會文化對男女互動的焦慮程度比南非要高得多，因此我感覺自己需要相應地調整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識。

我們所處的環境既會影響我們害怕什麼樣的事物，也會影響我們害怕的程度。當然，我們恐懼的程度與風險的大小有關；例如，我們會更害怕被鯊魚咬，而不是水母。但是，有時我們對風險大小的認知影響我們恐懼的程度則更大。電影《大白鯊》讓整整一代人養成了在每個海灘都注意鯊魚鰭的習慣，儘管每年平均只有71起鯊魚襲擊事件，但有1.5億次水母蜇傷人的事件。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關於「適當的警覺程度」的爭論裡充滿不同種的認知及實際狀況之間的矛盾：已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比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更擔心感染這種疾病，儘管他們接種疫苗後實際受到嚴重影響的風險較低。事實證明，我們所處的環境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我們「對危險的認知」。研究發現，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對病毒的恐懼程度也不同。

而我們在評估風險方面的差異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學會傾聽並愛我們的鄰舍，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如何回應他們的恐懼有關，無論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恐懼。但是，如果我們以自己個人恐懼的程度來衡量他人的恐懼，認為他們害怕的事物實在微不足道，或者認為他們的恐懼毫無根據時，該怎麼辦呢？又或者，如果我們覺得別人對我們認為很危險的事漠不關心時，該怎麼辦？

恐懼的地理分佈

我們首先需要自問我們的恐懼從何而來，以及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恐懼。我們都知道，我們個人的經歷會對我們的恐懼產生好的跟壞的影響：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健康的和創傷的經歷。負面的童年經歷、心理健康問題和性格差異（例如特別神經質）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恐懼的事物。

但我們的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丹尼爾·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在21世紀初的一項跨國調查中發現，無論恐懼的對象是全球性的，如核戰，還是個人的，如對嚴重醫療事故的恐懼，葡萄牙的受訪者表示恐懼的數量都是荷蘭受訪者的兩到三倍。

超過80%的希臘人表示他們十分擔心武器、基因改造食品和新型病毒，而只有不到 50%的芬蘭人表達同樣的擔憂。特雷斯曼總結道：「當然，有些國家確實比其他國家更危險。這些國家的居民害怕的事物更多，因為他們有更多需要害怕的事物。」

然而，他認為，這只能解釋部分的差異。當然研究人員可以將人們對某些危險的恐懼程度與這些危險的客觀風險進行比較，但結果顯示「這些相關性往往非常薄弱、不存在，甚至是負面關聯性。」換句話說，有些群體對某些事物的恐懼程度遠高於這些事實際可能發生的機率。

另一個文化差異的例子：每年，《查普曼美國人恐懼調查》都會隨機抽取美國各地的受訪者，詢問他們95種不同的恐懼項目，從環境和天災到政府和COVID-19。最近一次查普曼調查顯示，連續整整六年，80%的美國人的頭號恐懼是腐敗的政府官員。

當我讀到這份報告時，我那來自南非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大學時期學習的是政治哲學和法律，在我看來，具有制衡機制的美國民主制度最不該引起人們對這方面的恐懼。我打電話給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問他對此有何看法。

他回答：「我震驚到無言以對。在我的祖國，政府的腐敗在事實上已是令人擔憂的嚴重問題，但美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害怕這件事？」

被恐懼所形塑

當然，恐懼來自我們的內心，但它也從我們的周圍滲入我們。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僅教導我們特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也塑造了我們愛和恐懼的方式。

當我讀著像這類的調查結果，我不禁想問：如果我住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方位或不同的州，會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面對這世界的災難、疾病和恐懼？反過來說，這又會如何改變我以同理心對待身邊其他人的方式？

凱瑟琳·麥克尼爾（Catherine McNiel）在《勇敢地恐懼：為我們的鄰舍、陌生人和敵人冒險去愛》一書中指出，我們低估了我們所處的文化——無論是我們生活的實體社區，還是我們在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對我們恐懼的方向有多大的影響。麥克尼爾說，我們已被訓練得慣性害怕了。我們成了我們所處的環境的「門徒」，我們從周遭人的敘事和情緒中學到了很多。

但我們本應教導人們愛上帝、愛我們的鄰舍。除非我們正視我們所處的環境不斷教導我們要懼怕「他者」這個事實，我們愛鄰舍的努力就會受挫。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可塑性的靈魂。我們喜歡認為自己看新聞和各類敘事是為了收集信息、獲取事實以進行公正的評估，然後選擇接受或拒絕它們。但我們低估了這些訊息如何在同時間形塑我們：它們能點燃我們對某些事物的好感，激起我們對另一些事物的恐懼。這些「事實」往往伴隨著對某種行動的號召和或感情上的訴求，並且富有地方特色。

正如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一次《今日基督教》的訪談裡所說，我們的習慣造就了我們，這包括我們的閱讀習慣、慣性選擇的媒體，以及我們固定與之閒聊日常議題的夥伴。

口耳相傳往往是傳播好消息最快的方式（想想上帝智慧地選擇向世人傳遞救恩消息的方式），但它也是帶來並加劇人們的憂慮最快的方式。例如，在學校等孩子放學的隊伍中，在我聽到其他家長的竊竊私語前，我未曾擔心過學校新的課程計畫。

幾週以來，多次的聚餐和地方家長Facebook的群組皆圍繞著這個話題。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和評論中，當我們不停交換新消息並分析它們時，我們的恐懼也逐漸發酵。

這種如野火般蔓延的恐懼現象有個名稱：社會流瀑效應（Social cascades）。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行為經濟學家、《恐懼法則》一書的作者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解釋道：「透過社會流瀑效應，人們關注他人表達的恐懼的方式導致某種信念的迅速傳播，這也包括錯誤的信念，即讓人們相信某種風險非常嚴重。⋯⋯恐懼是有傳染力的，社會流瀑效應有助於解釋它發生的原因。」

桑斯坦提到，我們也容易受到群體極化現象的影響，以至於群體的恐懼往往比個人的恐懼更加強烈。我們自己可能會對某些事情有一點恐懼，或者並不恐懼，但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將恐懼傾倒成池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深陷在道德恐慌中。

然而，基督徒被呼召要在暗處與上帝說話，在禱告裡告訴上帝我們的憂慮（馬太福音6:5-8）。但是，我們無法向祂坦承我們自己尚且無法形容的事，對付我們的恐懼的困難之處在於它們往往是潛意識的。我們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麼。即使我們知道，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聖經一再地告訴我們不要害怕（申命記31:6；以賽亞書41:10；路加福音12:32）。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1:7 寫道：「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大衛在詩篇23:4寫道：「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有信仰的人既受命，且也有能力根除恐懼。

但恐懼也有細微層面的差異。聖經並沒有說所有的恐懼都是錯的；相反，聖經告誡我們不要錯誤地恐懼。

有些恐懼是有罪的，但對耶和華的敬畏是值得稱讚的智慧。《喜樂並顫栗》一書的作者邁克爾·里夫斯（Michael Reeves）說，「有罪的恐懼使我們唾棄上帝，將我們的情感、盼望和恐懼轉移到別處。健康、財富、人際關係和聲譽只是取代『上帝的終極意義』的幾個選項。」

耶穌也曾警告我們，我們可能會因為害怕錯誤的事物而錯誤地決定生活的優先次序（馬太福音10:28）——祂邀請我們不再沉浸在恐懼中，因為我們的恐懼往往更多是來自周圍的人，而不是來自真理。我們有害怕錯誤的事物的危險，或者我們可能害怕正確的事物，但害怕的程度是錯的。

但任何曾與焦慮感搏鬥的人都知道，就算有人跟我們說「別擔心！」也無法魔法般地消除我們的恐懼。否認或斥責我們的恐懼不但無法消除它們，也無法使我們的靈命成長。那麼，我們該如何學習不去害怕錯誤的事物呢？

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任務是安慰在政治動盪中飽受驚嚇的會眾，他的答案是：「講道！」或，至少去聽一篇好的講道。

潘霍華說：「恐懼在暗處啃噬並侵蝕著人與上帝和他人之間的所有聯繫」，直到「個人深陷其中，無助而絕望。」

但信實且不間斷的教導著關於「上帝的屬性、力量、戰勝世界的耶穌的應許，聖靈與我們的同在」則會向人們發出強而有力的信息，當生活的風暴試圖將我們拋來拋去時，上帝的信息能將我們的盼望牢牢地錨定在祂身上。

我們，身為聖而公之教會，可以在祂的盼望中互相勉勵（希伯來書10:23），這確實有助於我們面對恐懼。但我們也有更小範圍的工作要做：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對我們生命的形塑力有多大，可以幫助我們對人們進行門徒訓練，帶領他們遠離恐懼，朝著愛走去。

實踐及親近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在他的暢銷書《逆思維》中提出，成長可以來自於學會對我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想」感到好奇，並願意去質疑自己這樣的想法。學習對我們自身的恐懼感到好奇甚至質疑它，是我們能夠應對恐懼的重要第一步。

但這並非我們的天性。我通常會認為我的恐懼是合理且理性的，否則我不會有恐懼。但是，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和拜訪不同的教會團體讓我發現，我對某件事的恐懼往往比國外這些跟我一起敬拜的基督徒要多得多或少得多。這反過來讓我謙卑地在禱告中評估我所愛和所懼怕的究竟是什麼，以及我為什麼愛和懼怕它們。

在上帝面前辨別我們所渴望的事物是種屬靈操練，我們也能同時審思並質疑我們恐懼之事的本相。在耶穌會創會人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提出的每日省思（examen）屬靈操練裡，他邀請我們分辨我們在何處體驗到被安慰的感覺，在何處體驗到孤寂感。而恐懼常常是導致後者的主要因素。

作家布蘭登·麥克馬努斯（Brendan McManus）在一篇文章裡解釋，學會「意識到你的感受，然後使用你的頭腦」能如何成為一種簡單但有用靈命操練：第一步是反思你自己的經歷或決定，問「我對此有什麼感受？」第二步是展望未來，問「這種感受會把我帶往什麼方向？」以及「可能的結果或成果是什麼？」當我們探索這些問題時，我們能更了解上帝想要什麼，更願成為上帝在這世上使用的器皿，並最終做出更好的決定。

當我承認我的恐懼是有文化背景的，是由我所居住的地方形塑的，並且承認這些恐懼已讓我得出某些結論，如果不正視這些想法便會產生某種結果或後果時，我不得不放下自己原先緊抓住的想法，仔細審視它們，既為自己（真實感受到）的擔憂提供恩典，也為自己提供空間學習從新的視角來看待同件事物。

當我審視自己內心的恐懼地圖時，我會擴展自己的視野，聆聽來自更廣泛大公教會裡其他基督徒的敘事有助於我重新調整自己的擔憂，使我更能夠邀請上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需要在物理上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如果地理位置（社區之間的物理距離）確實助長了我們的恐懼，那我們也應考慮如何縮小這種距離來幫助我們戰勝恐懼。《我喝黑咖啡》一書的作者泰勒·梅里特（Tyler Merritt）認為，「靠近一點的距離」是解決種族間彼此疑懼的一種方式。「距離（遠）會產生猜疑之心。但距離（近）則能產生共鳴。」他將這個概念歸功於牧師兼作家布萊恩·洛里特斯（Bryan Loritts）：「一旦有了同理心，人類就有了戰勝人性的機會。」

在哥林多前書第10章中，使徒保羅向這間焦慮、四分五裂的新興教會談論他們正面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並沒有出現過。哥林多教會的一些新信徒來自異教背景，在哥林多，人們會在拜拜時獻祭肉品給偶像。去非基督徒家裡吃飯時，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擔心自己吃到的東西可能是惡魔傳統的一部分。

但哥林多教會有其他基督徒持更廣泛的觀點，認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林前10:26）」，因此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一同用餐。如果這些基督徒對菜單上的食物風險有如此不同的評估，他們怎能一起吃飯和敬拜呢？

保羅的回答為我們提供了如何以恩典和真理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恐懼的榜樣。首先，保羅認知到他們所擔心的現實：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做法不僅是為了食物，更是為了參與在魔鬼的世界（10:20-22）。然後，保羅提供了聖經背景，幫助他們解決因他們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具體問題：因為地是屬上帝的，所以肉市上賣的東西都可以吃，不會引起良心上的擔憂（10:23-26）。

但是，儘管保羅所來自的地方並沒有和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有同樣的擔憂，他還是呼籲其他人以愛心來包容他們。他建議尊重他人的良心（10:27-33）。聖經要求我們在人們感到恐懼的時候以溫柔和尊重對待他們，為他們的恐懼留有餘地，即使我們並不認同他們的恐懼。

冒險去愛

社會科學家已經證明，負面的黨派主義——也就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敵意和恐懼——對我們政治行為的驅動力遠遠大於我們對「我方」政策和理念的實際信心。

以斯拉·特萊恩（Ezra Klein）在《我們為何兩極分化》一書中指出：「我們的感受往往比我們的想法影響我們更多。我們主要是以感覺為基礎的社會性生物，例如在選舉中，最重要的感覺往往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感覺。」

這意味著，想要在公共領域實踐信仰的基督徒們，在做出任何選擇前，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根據聖經教導來思考問題。在我們做選擇前，我們需要能夠承認並注意我們對這項事物的感受。我們害怕誰或什麼事？我們愛哪些人及哪些事？

正如我們知道在思考前先確定我們事實的來源依據是明智的行為那樣，智慧也邀請我們去辨認我們感受的來源和動機。

對祭拜偶像的食物根深蒂固的、來自環境的恐懼使一些哥林多人無法愛他們的鄰舍，無法與他們分享餐桌上的團契時光。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根深蒂固的恐懼也持續阻止我們，使我們無法好好愛我們的鄰舍。

我想像，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保羅寫給我所住的社區的基督徒的話可能會跟哥林多前書十分相似。在我的社區裡，人們極度恐懼COVID-19（戴口罩的現像很普遍），但當我們與距離我們僅150英里的一些基督徒交流時，他們對疫苗副作用不良反應的恐懼則遠遠超過對COVID-19的恐懼（戴口罩的現像也不普遍）。

上帝會如何教導我們認知到其他基督徒的擔憂，而不是置之不理，並呼召我們在愛中為彼此留出空間，從而享受餐桌上的團契，並在祂的國度成為工作夥伴呢？即使我們不同意放下我們的口罩，至少我們可以放下我們的防備心。

正如我的美國兄弟姊妹幫助我說出來、理解我並處理我在南非慣性有的一些恐懼那樣，也許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和我可以幫助我們在美國的教會面對一些當地人才有的恐懼。我們雖無法降低政府官員腐敗的實際風險，但也許我們可以透過分享我們在政局不太穩定的國家生活時如何學會信靠上帝的故事，來幫助減輕這80%的美國人心裡的一些恐懼。

耶穌呼召我們進入這個世界，愛我們的鄰舍、照顧陌生人，並為我們的敵人禱告。正如凱瑟琳所寫的那樣，要做到這一點並冒著去愛的風險，會需要我們在這旅途中克服我們的恐懼，先指認出我們恐懼的真實樣貌，然後才有希望能馴服它們。但在我們指認恐懼的樣貌之前，我們可能需要看一看我們生活範圍的地圖，謙卑地把圖釘插在形塑我們恐懼的地方。

Bronwyn Lea是戴維斯第一浸信會的門徒訓練及女性事工牧師，也是《Beyond Awkward Side Hugs: Living as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Sex-Crazed World.》一書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 More from Bronwyn Lea

Books

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中，當地基督徒尋求公義的憤怒和福音的盼望

Jayson Casper

恐怖主義導致數千人死亡，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和彌賽亞派猶太人共同感到震驚、悲痛，為著和平及公義禱告。

左圖：以色列軍隊在與伊斯蘭教哈馬斯武裝分子作戰時造成的傷亡。右圖：以色列空襲加薩後的狼藉。

picture alliance / Ahmad Hasaballah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T

至少有1,200名以色列人和1,100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令全世界震驚的不僅是以色列-哈馬斯戰爭裡驚人的傷亡總數，還有哈馬斯殘暴的程度。

有200多名年輕人在音樂節上被殺害，附近的村莊和農場遭到襲擊和恐嚇，哈瑪斯說，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對沿海地區的空襲的話，將會殺害估計約150名人質。

由於以色列不可能停止空襲，傷亡人數肯定會繼續增加。

向來以壓倒性的武力回應恐怖主義，以色列召集了36萬名預備役士兵，準備發起對加薩區域（Gaza Strip）的陸地進攻。過去在這個被圍困的25英里區域發生的衝突已造成驚人的傷亡總數，包括2014年造成73名以色列人和2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衝突。

在此期間，許多以色列人一直活在恐懼中。自2005年9月以色列單方撤出加薩以來，猶太虛擬圖書館統計共有334起恐怖主義死亡事件，至少有20648枚火箭和迫擊砲彈射入以色列領土。

在這些驚人的數字之間，當地兩方基督徒之間卻有著跨越種族鴻溝的和平共識。《今日基督教》訪問了三位彌賽亞派猶太人、三位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和兩位目前不在家鄉的加薩基督徒。

（編按：「彌賽亞派猶太人」為歸信基督教的猶太裔基督徒）

共同的震驚

特拉維夫市和耶路撒冷《猶太人支持耶穌會》組織分部主任伊萊·伯恩鮑姆（Eli Birnbaum）說：「這些行為所表現出的仇恨和邪惡程度確實令人震驚。這是我們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它深深震撼了人們的心。」

他說，他所在的社區受到的襲擊非常激烈，人們都待在室內。他的社區與家人、朋友和50名全職員工正盡最大努力維持聯繫並彼此鼓勵。

襲擊開始的那個星期六，伯恩鮑姆（Birnbaum）的會眾聚集在一起禱告。由於不知道能做些什麼，他們分發了禱告清單，一起為人質禱告能安全返回。有些成員點起了蠟燭。

《猶太人支持耶穌會》為流離失所的家庭和邊境士兵募集物資。

至少有一名彌賽亞派猶太人為國捐軀。大衛·拉特納（David Ratner）的指揮官稱他為戰爭英雄，在400名哈馬斯戰士衝進他們的哨所時，他拯救了五名戰友的生命。他雖然頸部中彈，但在接下來的八個小時仍堅持戰鬥。

伯恩鮑姆告誡他的孩子們要抵抗仇恨的慾望。他要求以色列人尋求公義，而不是復仇。他要求每個人都真誠的關心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時為加薩能脫離哈瑪斯的控制禱告。

「當我們的國家陷入危機時，我們能做些什麼來代表主呢？」他說：「請為我們禱告，讓我們能明智地做選擇，在這個非常黑暗的地方散發祂的光芒。」

巴勒斯坦神學家格雷絲·祖爾比（Grace Al-Zoughbi）也在尋找主的光。

她說：「教會試圖抓住任何一絲盼望。目前的局勢令人非常不安，暴行令人震驚。」

火箭彈從相反的方向落在她位於伯利恆的家附近，也讓她感到驚怕。由於擔心事態升級，家家戶戶湧入雜貨店囤積貨物。她說，旅遊業的損失將進一步破壞經濟，而教會正努力提供盡可能多的幫助。

教會的第一反應是熱切禱告祈求衝突的結束。

「主啊，求祢把所有的邪惡都像玻璃那樣砸碎，碾成灰燼，」祖爾比懇求道。「我們的盼望是，相信不久的將來，祢的道路將被實現。」

她要求雙方的基督徒都成為使人和平的人。她要求各國的基督徒避免對以巴衝突有「邪惡扭曲」的解讀。就她自己而言，她專注在詩篇122篇：為耶路撒冷求平安。願所有愛你的人平安。

共同的距離

加薩浸信會的前牧師哈納·馬薩德（Hanna Massad）也將目光轉向詩篇：耶和華啊，求祢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到極處。（詩篇123:3）。

馬薩德身為第一位在當地出生的巴勒斯坦裔牧師，在加薩牧會30年之久，他在2007年的暴力事件後離開了教會，那次暴力事件包括他的教會遭到襲擊，以及附屬基督教書店的一名年輕職員被綁架及殺害。他親身經歷過激進主義，並理解以色列人的恐懼。

馬薩德成為美國公民後，除了每週透過zoom為人進行心理創傷諮商，幾乎每天都與教會成員交流，他每年也會回加薩三次，分發援助物資並鼓勵教會。

他說，他的最後一次訪問於兩週前結束，以色列對他的待遇比平常略好。以色列為了與美國建立在免簽證入境方面的互惠，邊境當局為美國和巴勒斯坦的雙重國籍公民簡化了手續。他這次從耶利哥（Jericho）入境，安檢等待時間僅需一小時。

馬薩德說，「我們並未受到同等尊嚴的對待，而是根據我們攜帶的文件受到不同的待遇。」

他繼續說，對多數巴勒斯坦人而言，這是一種屈辱。自2007年被封鎖以來，加薩有50%的人口失業，65%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230萬人口中只有17,000人獲准在以色列找工作。這個數字隨著政策的變化而改變，他們在檢查站受到的待遇也更為苛刻。其餘的人則被困在加薩內。

馬薩德說：「加薩是一座大監獄。正常情況下，我每次探訪都會發現情況比之前更糟一些。」

現在，隨著戰爭的爆發，以色列宣佈將切斷加薩地區的電力和供水。挫折感不斷累積；雖然他的父親曾希望在此建立巴勒斯坦國，但馬薩德表示他現在已經60歲，他懷疑這是否可能實現。而當地的基督徒不支持任何一方使用暴力。

「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尊嚴，」馬薩德說。「我們的榜樣是耶穌。每當有人真正與上帝相遇時，祂會將他的心填滿對全人類的愛。」

即使在他的家園被摧毀的時刻。

同胞哈利勒·薩耶（Khalil Sayegh）家人所住的公寓被以色列火箭擊中。他們現在在加薩當地三間教會裡的一間避難，和流落在學校或各種設施裡的其他25萬人一樣。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在此建立一條人道走廊。

薩耶說：「他們差點逃不出來，因為他們認為家裡是最安全的地方。」

目前住在美國的薩耶是「阿戈拉倡議」（Agora Initiative）的成員，該倡議旨在與其他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同努力，促進憲政民主的文化。他說，他很高興看到美國人譴責哈馬斯的攻擊。同時，讓他感到失望的是，他的人民遭受的苦難被如此輕易地忽略了。

薩耶在詩篇73篇找到安慰，在這篇詩篇裡，詩人幾乎要屈服於對富裕的惡人的嫉妒：遠離祢的必要死亡，凡離棄祢行邪淫的祢都滅絕了。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

在這樣的平安心境下，薩耶的信息很明確。

薩耶說：「不要屈服於仇恨、部落主義或復仇。我們要努力結束這場血腥的暴力，也要消除以色列的佔領所帶來的結構性不公正，這樣我們才能活在和平中。」

共同的憤怒

彌賽亞派猶太律師賈米·考恩（Jaime Cowen）對戰前威脅以色列的結構性變化感到憤怒。他說，自從納坦雅胡率領包括前猶太恐怖分子在內的極右翼聯盟重返總理崗位以來，納坦雅胡一直試圖顛倒以色列的司法體系，從而分裂國家。

納坦雅胡一方面試圖將自己塑造成與阿拉伯世界和平相處的推動者，另一方面卻透過授權建立更多的非法定居點，進一步激怒以色列國內被邊緣化的巴勒斯坦社區。

考恩在影片聲明中說：「（納坦雅胡的行徑）讓有些事情注定要發生，而這次確實發生了。對這個國家來說，這是個非常危險的時刻。」

他禱告能盡快擊敗哈馬斯，哈馬斯可能是為了阻撓納坦雅胡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結盟接觸。但他說，真正的威脅在北面，真主黨的數千枚精準飛彈隨時可以打到以色列最遠的城市。一旦戰爭結束，考恩希望政府辭職，並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確定是什麼導致本屆政府在情報搜集和軍事準備方面的「巨大」失誤。

他說，「在此之前，人們對無辜的猶太家庭生命的損失深感悲痛和憤怒。」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自願提供幫助。以色列福音派教會聯盟宣佈，任何被迫離開家園的彌賽亞派猶太人都可以在其會員家庭中尋找庇護。

「在這樣的時刻，身為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基督徒公民，我們能為大家提供什麼呢？」福音派教會聯盟主席博特魯斯·曼蘇爾（Botrus Mansour）在他位於拿撒勒的教會裡講道時問道。他的答案是耶穌。

在他所住的目前相對安全的北部地區——他們只需要確認自己附近的避難所是否準備就緒——在戰爭轉移他的注意力前，他原本在準備一篇關於教會管理的演講。他們禮拜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禱告，曼蘇爾引用聖方濟各的話鼓勵會友：讓我成為你們和平的工具。儘管基督徒內心充滿複雜難受的情緒，但他們必須成為使人和平的人。

即使他們在多個方面上感到憤怒，

曼蘇爾說：「人們對哈馬斯的野蠻攻擊感到憤怒。但他們也感到，只要衝突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暴力就會持續下去。」

和考恩一樣，他禱告上帝能替換掉現任總理。他分享了常使人得安慰的經文。耶利米哀歌3:22-23：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祢的誠實極其廣大。

共同的福音

伯利恆和平與正義研究所的彌賽亞猶太教成員麗莎·洛登（Lisa Loden）說：「在這種情況裡，沒有什麼是對的，也沒有什麼是好的。但人們強烈希望看到上帝能使用這些事件吸引人們歸向祂。」

洛登住在特拉維夫以北的沿海城市內坦亞（Netanya），她與別人共同領導一間教會，自戰爭開始以來，他們已組織多起禱告會。他們祈求上帝憐憫以色列和加薩的平民。他們為領袖、人質和失去親人的人禱告。

他們禱告求盡快結束衝突、伸張正義，並且雙方的基督徒不要因此決裂。她也向全世界關注此事的基督徒發出呼籲。

洛登要求說：「不要急於站隊。但要進行真正的對話，尋求解決這場棘手衝突的辦法。」

在拉馬拉（Ramallah），聖地地方福音教會理事會主席穆尼爾·卡基（Munir Kakish）牧師也發表類似的演講。

他說：「為我們雙方的基督徒禱告。我們看不到上帝的目的，但祂是至高無上的。」

他的教會坐滿了人，他在強調上帝平安的詩歌伴奏下，向緊張的會眾傳遞禱告的信息。會眾裡面有些人剛從加薩移居以色列，他們非常擔心留在那裡的親人。

同時，由於擔心以色列入侵加薩會引發約旦河西岸的暴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全城封鎖，卡基也確保他們有儲備食品貨物，並與當地一間雜貨店合作準備食物包。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傷亡。

但他說的最後一點與地理有關。為爭奪領土鬥爭的人忽略了一點。

他說：「即使任何一方佔領了從地中海一直到太平洋的土地，卻沒有耶穌，他仍然什麼也不是。他們依然需要耶穌。」

翻譯：Yiting Tsai

- More from Jayson Casper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應如何對話？

Sarah Eekhoff Zylstra

猶太裔基督徒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發表的聯合聲明是邁向和平的一小步，但充滿著希望。

伯利恆附近的防衛牆

Michele Benericetti

歷史上，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上的基督徒並沒有比他們各自的政府相處得好多少。

會引起他們辯論的議題有很多：安全、對西岸及加薩的佔領、在以色列公民權的平等性、難民、致命的暴力行為，以及對正義與和平的尋求，這些是上個月30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猶太裔基督徒開會時列出的例子。

然而，這次的會議並不是為了辯論而聚在一起。相反的，他們花了四天時間進行研究和一起禱告，然後發表了一份團結的聲明。

「在緊張和暴力衝突的時期，人與人的關係受到影響，猜疑、指責和相互排斥極其盛行，」聲明裡表示，「在這樣的時刻，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些在彌賽亞裡宣告我們的合一的人，必須維持配得上我們所受的呼召的倫理標準，在我們所有的態度、言辭和行為中。」

這個會議由洛桑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解倡議（Lausanne Initiative for Reconciliation in Israel-Palestine）於賽普勒斯（Cyprus）主辦，盼望促進「基督的身體及我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更廣泛的社區內的和解」。

與會者及此組織旨在成為「以基督為中心的和解模版，能對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產生先知性的影響」。

StateofIsrael / Flickr

位於耶路撒冷的一個十字架。

由理查德·哈維（Richard Harvey）、蒙瑟·艾薩克（Munther Isaac）、麗莎·洛登（Lisa Loden）、薩利姆·穆納耶（Salim Munayer）和博特魯斯·曼蘇爾（Botrus Mansour）所組織，此份聲明承認「我們對這片土地持有非常不同的神學立場，且對會影響所有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日常生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狀的原因也持有非常不同的觀點」。

聲明裡表示，猶太裔基督徒將以色列國視為上帝信實的標誌，而巴勒斯坦基督徒則視其為一場災難。猶太裔基督徒認為以色列需要維持其國家對周邊領土的控制以確保自身的安全，而巴勒斯坦人則認為這樣的佔領是「非法且不公正的」。

但這兩個群體承諾不互相指責、不在公開場域裡為此爭吵，也不散佈謠言。他們也承諾鼓勵彼此的福音事工，發展友誼，並以尊重的方式，用愛、溫柔及和平來挑戰對方（的信仰）。

聲明裡說：「我們願意更仔細地傾聽彼此，以便在我們有分歧的時候也能深刻理解對方的想法。….即使我們對自己的立場堅定不移，並希望繼續相互對話和挑戰彼此的想法，我們也不會要求別人改變他們的立場、接受我們的立場，以作為我們能成為團契的先決條件。」

該小組設下了如何正確的持有不同立場的榜樣：

我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上帝與以色列之間尚未取消的盟約持續至包括對身為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後裔的猶太人在土地上的承諾，及至猶太人回歸此土地和以色列國的建立皆構成聖經預言的實現。然而，我們反對這類神學信念的解釋：即否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歷史和民族性以及他們留在祖先土地上的權利。我們承認並與他們一起哀哭這種否認所造成的痛苦、死亡和不公正。

我們中的一些人相信，上帝所有盟約裡的承諾，包括土地，都在彌賽亞耶穌身上全部實現，祂體現了以色列真正的兒子身份和繼承權，包容了整個地球和所有國家。所有來自任何國家的人，只要因信與基督結合，就能分享屬於祂的遺產，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是上帝應許的繼承人。然而，我們反對這類神學信念的解釋：即否認猶太人擁有建立安全家園的權利，拒絕以色列國存在的事實和合法性。我們承認並與他們一起哀哭那些試圖摧毀她的人的仇恨和暴力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

指導委員會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共同主席蒙瑟·艾薩克（Munther Isaac）說，「儘管我們在許多議題上有不同的信念，但我們能共同肯定和解的必要性，並在我們分裂的社區中尋求基督徒之間的合一。我們共同的信仰要求我們以基督的方式傾聽、尊重甚至挑戰對方。它也迫使我們成為和解、公正、及和平的倡導者。」

身為倡導者，他們簽名承諾要相互支持，親自關心彼此地緣政治衝突的情況，而不是依賴媒體的報導，並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保持敏感度。他們也承諾將合一的信息傳遞回自己國內。

委員會的彌賽亞猶太人聯合主席理查德·哈維（Richard Harvey）說：「對於每個猶太裔基督徒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以及所有在以巴衝突中為和平禱告和努力的人，閱讀及研究這份聲明是很重要的事。只有當我們認真對待耶穌『愛我們的仇敵』的命令時，我們才能開始看到祂所帶來的好消息裡，那股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和社區的力量。」

儘管持有不同的觀點，「如果能有一絲機會治愈影響著以色列社會的深刻創傷，那應該要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彌賽亞肢體裡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代表之間，」彌賽亞猶太教會聯盟前主席傑米·考恩（Jamie Cowen）寫道，「傾聽對方的觀點，向對方承諾自己會效仿耶穌在世上的所言所行，並致力為未來找到一條共同能走的道路——是值得我們努力的事。」

巴勒斯坦人權律師喬納森·庫塔布（Jonathan Kuttab）回應：「雙方的基督徒都應致力於『視他們身為基督徒的身份高於他們對自己國家和部落的忠誠，並追求將基督的命令實踐於生活的各種層面裡』。這意味著他們要盡最大可能的加入和解運動，並持開放的態度參與其中。」

洛桑大會的克里斯托弗·賴特（Christopher Wright）解釋該聲明背後的背景，可在此簽名。

翻譯：Yiting Tsai

- More from Sarah Eekhoff Zylstra

我的大祭司理解我的痛苦

Madison N. Pierce

耶穌的恩慈在於祂完全明白我們的傷痛，而不僅僅在於祂有能力解決我們的傷痛。

Illustration by Simon Fletcher

在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二封信中，他聽到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林後12:9）。在我宣信基督的最初幾年裡，這句話為我帶來了難以置信的安慰。起初，我是從自己的罪和缺點的角度來詮釋這句話：當我對父母無禮或說朋友閒話時，祂的恩典夠我用。

後來，我從艱難困境的角度來理解這句話，例如膝蓋受傷讓我無法跑步、踢足球，以及做其他許多我喜歡和家人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時。當我經歷這些挑戰和生活上的動盪時，上帝的恩典像條堅固有力的線，牽引著我。祂真的是我無所不在的幫助。

但有一天，我發現情況不同了。在長期被慢性病和疼痛纏身的日子裡，這句曾經帶給我安慰的經文變成一塊壓碎我的石頭，一個令我窒息、無法擺脫或假裝不存在的重大壓力。在教會裡，我所有的朋友都高舉雙手喜樂漫溢地站著，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高唱著一首流行敬拜歌曲的歌詞:「你的恩典夠我用。」我坐在椅子上，絕望和憤怒的感受幾乎將我淹沒。喜樂、健康的人們環繞著我唱著歌。在熱情洋溢的人群中，我好孤單。

當我聽到類似「祢的恩典夠我用」的語句時，我總是在想，祢的恩典足夠用？到底足夠在哪方面？諸如此類的問題吞噬著我。

這並不是說我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救恩終將到來。也不是說我不再相信上帝會醫治和幫助我身邊的人。我真心相信上帝滿有恩典地回應禱告。但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痛苦、疲憊和疾病後，我感到絕望和深深的孤獨，不再相信這個應許也適用於我。我放棄掙扎，接受所有的苦痛，苟活著。

這種絕望讓我走入不少黑暗境地。當別人給我建議時，他們常常把耶穌當作在苦難中持有信心的榜樣，雖然我很感激他們的關懷（也同意他們所說），但我會想到耶穌大部分的痛苦發生在一週之內。七天。我承認，在特別黑暗的時刻，有時我發現自己滿羨慕耶穌這麼快就離世（儘管曾先被可怕地凌遲過）。

2007年，我第一次被診斷患有慢性病，後來還確診不只一種，且似乎每年都在惡化。2015年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疼痛中度過，總是在生病。那種感覺就像有人用膠帶把啞鈴綁在我的四肢上。我艱難的走著每一步，甚至有些時候，我不得不用「爬的姿勢」爬上樓睡覺，一邊爬，一邊流淚。

我當時正在攻讀新約博士，有大量的閱讀作業、寫作作業及報告，並且還要授課，同時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找不到工作。我一整天都強撐著，然而一跨進家門，我就會立刻崩潰。我感覺生活快要過不下去了。

事後，回想起當時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辦到在工作上能有所進展——除了因為研究工作可以久坐不動，以及我有著充滿恩典的丈夫。但當時的我腦海裡的感受是，我做的一切事可能全是徒勞無功的。如果我僅能勉強完成我的研究，我又怎麼可能實現我夢寐以求的全職教學工作呢？

我的博士研究重點是《希伯來書》裡對舊約經文的引用。希伯來書的作者不斷描繪聖父、聖子和聖靈透過舊約經文來說話。我已經完成對1:5-13聖父所說的話的研究，接下來要研究的是2:12-13聖子所說的話。

這段經文的大背景深刻突顯了耶穌的人性，在一邊寫作的同時，我開始深深思考耶穌「在各方面都有完全的人性（2:17）」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我看到希伯來書第二章對耶穌人性的強調時，我看到像網子那樣遍布每頁的線索。耶穌的人性對整本希伯來書的論點至關重要。

（註：在和合本聖經裡，希2:18的前半段翻譯為「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而NIV英語譯本將此句翻譯為he had to be made like them, fully human in every way，即「祂就像他們一樣，在各方面都有完全的人性」。）

希伯來書4:14-16是我的研究經文之一。它也是我最喜歡的經文之一:

因此，我們既然有了穿越諸天的偉大大祭司耶穌，神的兒子，就讓我們堅守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並沒有一位不能體恤我們軟弱的大祭司，而是有一位在各方面都像我們一樣經受考驗，卻沒有犯罪的大祭司。所以，讓我們放膽地來到恩典的寶座前，好叫我們在需要的時候蒙憐憫，得著恩典的幫助。（希4:14-16）

（作者使用的是NRSV版的英文譯文，此段經文為NRSV經文的中譯）

這段經文出現在希伯來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許多學者認為這段經文（有時包含至4:11-16）是作者從一個主要論述推展至下個論述的過度段落。這三節經文包含了後面論述裡的幾個重要主題（4:11-10:25）。例如，雖然作者已提到耶穌的祭司職分（1:3；2:17；3:1, 6），但他暗示著，他將在4:14-16解釋為什麼這對聽眾很重要。

這段經文及其上下文常被解釋為突顯耶穌比利未祭司更優越（這種解釋建立在聖經作者圍繞著耶穌身份所使用的修辭法，如8:6所說，耶穌立下的約是更美的約），以及對利未祭司的批判。許多解經家認為希伯來書5:1-10也是對利未人的批判。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這段話其實是在說耶穌「身為大祭司的資格」。換句話說，作者並非僅僅只是在做對照，而是仔細比較耶穌跟利未祭司的細微差別。這段經文陳述「耶穌是人」這一事實有多重要，因為「每個大祭司都是從百姓中挑選出來的（5:1）」。

回到希伯來書4:14-16，我注意到的是，在關於耶穌（本身不是利未人）是否有資格擔任祭司的爭論中，希伯來書的作者強調的是耶穌「理解祂所服事的人」的能力。祂能夠「體卹我們的軟弱」、「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4:15）。這與作者先前描繪的耶穌是位「仁慈信實的大祭司」的形像不謀而合，祂之所以「能夠幫助那些受試煉的人」，是因為「祂自己也曾因所受的苦難而受試煉」（2:17-18）

許多人忽略了耶穌在希伯來書裡呈現的豐富的人性，因為這本書還描繪了一位大能的耶穌——祂被稱為「神本體的真像（1:3）」，「立了地的根基（1:10）。」

我們往往會轉向福音書去尋找對耶穌人性的描繪。而當耶穌的人性被強調時，有些人又甚至會有點擔心，彷彿祂的人性與祂的神性相違背。

在希伯來書4:14-16中，我們不可能錯過作者對於耶穌是人這一點的強調。然而，作者將耶穌在各方面都經受試煉的形象與祂是升入高天的神子（第14節）這一事實相結合。耶穌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這兩者都反映在希伯來書的基督論裡。

當把這些概念融會貫通後，我明白了受難週只是耶穌受難的縮影，雖然祂最艱難的挑戰發生在那一週，但祂在地上的生活裡經歷著飢餓（馬可福音11:12）和辛勞（約翰福音4:6）等形式的軟弱，並可能一輩子都承受著痛苦的感受。

此外，耶穌身為知曉萬事的神與祂的人性經驗結合，也值得我們在神學上進一步反思。畢竟，還有什麼樣的痛苦是耶穌無法理解的呢？

當我拖著沉重的身子，用意志力驅使雙腿一步一步地爬樓梯時，我定睛仰望著耶穌，就像希伯來書的作者所敦促的那樣（12:2）。

但我如今看到，耶穌並沒有舒舒服服地坐在樓梯口等我。耶穌也拖著身子爬著樓梯。祂很疲憊，也很痛苦。祂和我在一起。

這幅耶穌與我同在且共苦的畫面改變了我。上帝並未要求我承受任何祂自己沒有承受過的事物。當我定睛注視著祂時，我意識到我如今終能更清楚地看見祂，而我其實一直都在祂看顧的視線內。

我不確定對於「上帝的恩典到底足夠在哪部分？」這個問題我己否找到「正確」的答案。但每當這些話刺痛我時，我如今能說:「祢的恩典對我來說是夠用的，因為祢與我同在。」

對希伯來書4:14-16的全新理解也影響了我的人際關係。耶穌能夠對他人充滿同理心和憐憫是因為祂與他們同在，這改變了我對身邊正在經歷痛苦的人說話的方式。有好一陣子，當我與那些痛苦或哀傷的人講話時，我會拼命迴避各種無益的陳腔濫調，因為我知道這些話對我的幫助是多麼微不足道；然而，那時的我還沒有找到可以替代的語言。

當我對上帝與我共苦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後，我明白「同在」的重要性——我會說「我很難過你正在經歷這一切」，並試圖理解他們的痛苦。

如果我們決意效法基督──或按照希伯來書的說法去靠近祂──那麼祂的同理心肯定是我們要去學習、轉化為自己的一部分。我們沒有能力像耶穌披上肉身那樣去背負他人的經歷，但我們可以更深地進入他們的痛苦之中。希伯來書裡的經文引導我祈求上帝讓我能更深入地感受、理解身邊人的經歷，這樣我才能更好地關心他們。

希伯來書的作者為此時此刻的我們帶來安慰──上帝每一刻都賜予我們恩典。在我疼痛不已的那些日子裡，人們常迫使我去盼望痊癒的可能性；他們熱切地禱告，希望我的情況能有所改善。這些禱告雖沒有弄錯方向，也沒有半點惡意，但它們並沒有為我帶來同樣的安慰。

當我與其他經歷慢性病和疼痛的人共情及共苦時，我聽到他們分享類似的挫敗感。我們知道禱告求醫治是好的，這代表著對上帝能力的信任，但我們並不知道痊癒是否是上帝的心意。我們需要在我們的處境下仍能持有的那種盼望及禱告。

對我來說，盼望最終不是以痊癒的形式出現。盼望透過一位同樣在慢性病中掙扎的好友而來，盼望透過希伯來書裡的神學而來。

在我完成希伯來書第4章的研究一、兩年後，一位朋友希望我能就自己慢性病及疼痛的經歷分享我的信仰。在準備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上帝對我何等有恩典。我在念大學期間就愛上了希伯來書，因為我被作者對經文的使用及祭司的圖像所吸引。我從那時起就那麼喜歡這卷書，如今花時間讀它竟是我的工作內容。在我工作的時候，正如上帝曾藉著眾先知說話那樣（1:1-2），祂也透過祂的兒子對我說話。

麥迪遜·皮爾斯（Madison N. Pierce）是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副教授，著有Divine Discourse i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一書。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 More from Madison N. Pierce

羅倫·康寧漢（Loren Cunningham）逝世：他曾發起數百萬人的短期宣教運動

Daniel Silliman

YWAM創辦人帶領年輕人將福音「一波接著一波」地傳到每個國家。

Image: Courtesy of Youth With a Mission / edits by Rick Szuecs

羅倫·康寧漢（Loren Cunningham），這位充滿魅力、具有遠見卓識、曾動員數百萬個年輕人參加短宣隊的青年使命團（YWAM）創辦人週五過世，享年88歲。

在他年僅20歲時，康寧漢在禱告中見到一幅地圖，但地圖在移動。海浪衝擊著各大洲的海岸，退去，然後再次衝擊。他後來回憶道，那幅畫面對他來說就像「一部心裡電影」，當他走近一看，海浪是年輕人，「和我同齡的孩子，甚至更小的孩子」，他們在履行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這個願景成為青年使命團（以下簡稱YWAM）的核心理念。該機構稱之為「上帝發起的、決定命運的、從上帝而來的奠基性盟約所誕生的新宣教運動。」

康寧漢說，他花了幾年時間才理解他當時看到的畫面。但這最終使他有能力「放鬆」對宣教團隊的管制，能更快速地差派更多人到更多地方「宣揚上帝的真理，展現祂的愛。」

YWAM目前在近200個國家共2000多個地點運作。該機構於2010年停止統計他們總共派遣多少年輕人進行短期宣教，當時的總人數約為450萬人。

史蒂夫·道格拉斯（Steve Douglass）還是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的主席時，曾對《今日基督教》說：「我喜歡YWAM的精神，也就是願意拿著水槍沖向地獄。」

克里斯·瓦洛頓（Kris Vallotton）是加州雷丁市著名的靈恩派教會，伯特利教會（Bethel Church）的主任，他於週五說，YWAM「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機構」。他稱康寧漢為「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信仰英雄之一」。

佈道家葛福林（Franklin Graham）也給了類似的評價。

撒馬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主席在社群媒體上寫道：「這個人的一生是如此不可思議。康寧漢允許上帝使用他，他這幾十年來一直是福音的力量。」

康寧漢於1935年6月30日出生在加州的塔夫脫，但在他最初的記憶中，他住在亞利桑那州某處的帳篷裡。他和父母及姐姐正在手工製作土磚，以建造一間五旬節派的小教堂。

聆聽上帝的聲音

湯姆和朱厄爾·康寧漢都是神召會的牧師，也都是五旬節教派的第二代傳道人。朱厄爾從小就在俄克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和阿肯色州的灌木叢中學習如何佈道。這對夫婦剛結婚時，他們住在車裡，在德克薩斯州泰勒市的街頭佈道。

這對夫婦教導他們三個孩子為了福音犧牲個人的安逸，親自聆聽上帝的聲音。康寧漢晚年回憶道，他當時學到了聖靈的引領可能攸關生死。有一次，他的父親正在南加州一個小鎮的街頭佈道，他的母親突然說：「我們必須現在就走。上帝說我們必須現在就走！」

就在他們一家人驅車離開時，一場地震搖動了整個小鎮，一大堆磚塊掉在他們剛才站立的人行道上。

「如果上帝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母親朱厄爾說，「祂會直接對你說的。」

年幼的康寧漢第一次聽到上帝的聲音是在他六歲的時候，他後來回憶道，在他九歲之前，他經常聽到上帝的聲音，有時甚至每天都能聽到。13歲時，他和幾個表兄弟在阿肯色州的一個灌木叢中禱告時，收到了一個事奉的呼召。他們在一個週一的晚上禱告了幾個小時，康寧漢感覺自己被神感動了。

他說：「上帝突破了我的理智，讓我清楚地感受到呼召。我毫不懷疑自己蒙召去傳道。」

為了慶祝，母親帶他去鎮上為他買了雙新鞋，並引用《羅馬書》10:15，「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那個星期四，康寧漢在他叔叔的教會進行人生第一次講道。

18歲時，康寧漢有了第一次的宣教經歷。在復活節期間，他和一群年輕人一起前往墨西哥，在這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挨家挨戶做見證，並在街頭佈道。康寧漢因痢疾住進了醫院，但他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短宣，因為有20人跪在街上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第二年，康寧漢進入密蘇裡州斯普林菲爾德的一所神召會學校，中央聖經學院（Central Bible College）。他和其他三名學生組成了一個名為「解放者（The Liberators）」的福音四重奏樂隊，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唱和佈道。1956年，在一次加勒比海旅行中，他在21歲生日的前幾天看到了年輕人的異象。

「上帝會用你的語言跟你說話，」2022年，他開玩笑地對電視佈道家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說，「我十幾歲時在加州衝浪時，看到了這些『海浪』。」

康寧漢最初認為，也許這個異象意味著他應該從事教學或教師培訓工作。1957年，他從中央聖經學院畢業，獲得聖經和基督教教育學位，並前往南加州大學（USC）攻讀教育碩士學位。

聖經學校的失敗

然而，在康寧漢撰寫關於聖經學校的論文時，他開始感到失望。他考察了世界各地共72所學校，發現對世界福音傳播產生重大影響的學校少之又少。多數的畢業生甚至沒有進入事工，更別說成為那種能把福音傳到地極的傳道人了。

與此同時，康寧漢開始在南加州的神召會做青年事工，他的父親當時是神召會的副會長，主要負責建立教會和宣教工作。但康寧漢對此也感到失望。

1985年，他對《魅力》雜誌說：「年輕人都很聰明，也很有熱誠。但我必須承認，我為他們策劃的活動多數都很空洞。它們沒有抓住年輕人的心，因為它們沒有挑戰。我們都渴望挑戰，尤其在我們十幾歲和二十出頭的時候。我們喜歡巨大的挑戰。」

康寧漢發現，他很善於激發年輕人的熱情，說服他們為福音做些大膽的事，但他們卻無事可做。神召會說，如果他們想成為宣教士，就必須去學校接受大約七年的教育和訓練。

康寧漢抱怨說，「但到了那個時候，多數人都會忘記他們的火熱激情。」

他開始嘗試短期宣教，1960年春假期間帶領約100名五旬節派的年輕人前往夏威夷。雖然挑戰重重——許多年輕人把這趟旅行當成春假，但康寧漢堅信這是全球佈道的新模式。年輕人熱情高漲，進行短宣旅行，自費或自籌資金，向世上每一個人講述耶穌。

那年夏天，康寧漢去考察年輕宣教士可以去的地方。他去了日本、香港、泰國、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土耳其、希臘、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英國。他開始為1961年制定宏偉的計劃。

然而，神召會的領導階層認為康寧漢的計畫過於龐大。神召會提出給他工資，讓他負責創建青年宣教計劃，但他們希望以更溫和的方式開始。

康寧漢後來回憶那段對話時說，他被告知：「你可以繼續實踐你的異象，羅倫，但你要拿出一個更容易管理的數字——例如每年10或20個年輕人。」

他抗議說，他的異象「比每年20人要大得多，比任何一個宗派都要大得多。」康寧漢牢記父母對他的教導，要親自聆聽上帝的聲音，於是決定離開神召會，自立門戶。1961年2月，YWAM 在加州正式成立。

然而，在最初的幾年裡，YWAM無法做到每年派20名年輕人參加短期宣教，甚至連10人都沒有。

達琳·康寧漢（Darlene Cunningham）實現異象

1962年，當康寧漢遇到一位名叫達琳·斯克拉琪（Darlene Scratch）的年輕女孩時，這個苦苦掙扎的宣教組織每年大約只派出5人。但達琳的叔叔因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從事宣教工作而入獄，達琳因此夢想從事跨文化宣教，她看到一些能實際實踐YWAM異象的方法。第二年，康寧漢與達琳結婚，並宣布她從此成為共同創辦人。

他說：「當時如果沒有達琳，YWAM不可能持續下去。」

1964年，達琳在巴哈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安排了一次「暑期服事」。有近150名年輕的美國基督徒報名參加。當他們趕在秋季開學前返回美國時，他們回報有幾千人歸信基督教，並且發生ㄧ些神蹟醫治的事件。

隨後，YWAM組織了前往墨西哥、波多黎各和維京群島的短宣隊。1966年，他們由 90人組成17個小隊前往加勒比海地區，另有25人乘坐五輛大型郵政卡車穿越墨西哥、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所有的宣教士都很年輕，他們自籌資金，並沒有因著訓練的要求而失去熱情。

當然，他們在最初的幾年裡也遇到許多挑戰並犯下再簡單不過的錯。在無法通行的路徑上，他們讓不只一輛車卡在泥濘裡。早期的一張傳單甚至拼錯了「基督（Christ）」這個詞——他們邀請年輕人在暑假期間向他人活出「基ㄉㄧ（Chist）」的生命樣式。在這跌撞成長的過程裡，YWAM的成員學會了信靠上帝、禱告和努力想辦法解決困境。

然而，關於這些挑戰的報導實際上吸引了更多的年輕人。

康寧漢告訴他們：「你們要睡在地板上，吃不同文化的食物，忍受炎熱和黏稠的氣候，被蚊子包圍。你們會情緒低落，靈命受到打擊。但這是讓我們在主裡成長的一部分。」

傳福音的實驗室

至1968年前，YWAM有30名全職員工和1200名短期宣教士。該機構認為進行一些培訓會對他們有所幫助，於是在瑞士一間旅館開設了一所學校。首批教師包括康寧漢的父母、福音派護教師法蘭西斯·薛佛（Francis Schaeffer）、機械工程師兼非專業神學家哈里·康恩（Harry Conn）和蘇格蘭福音派佈道家鄧肯·坎貝爾（Duncan Campbell）。

康寧漢解釋說：「這不是一間聖經學校，而是一間傳福音的實驗室。」

YWAM之後開辦了更多間學校，最後在600多個地方開設了萬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Nations）。一位YWAM領導人說，這些學校就像「造浪機」，製造出康寧漢在異像中看到的年輕人浪潮。這些學校不僅提供傳福音課程，也提供體育和健身、科學和科技、教育、傳播及藝術方面的學位。

康寧漢說，他得到關於七個教室的啟示，每個教室對應社會裡的七個領域，基督徒需要影響這七個領域，從而帶來改變。

1975年，他將這一啟示告訴他的朋友，學園傳道會創辦人比爾·白立得（Bill Bright）。但還沒等他開口，白立得就宣布他也得到了啟示，並列出一份基本上相同的七個領域的清單。幾週後，康寧漢聽到薛佛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論點，為基督贏得這七個不同的領域：家庭、宗教、教育、媒體、藝術、經濟和政府。

這一觀點後來被伯特利教會牧師比爾·強生（Bill Johnson）等人推廣為「七山策略」。它成為許多美國靈恩派信徒擁護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神學基礎。

然而，康寧漢並沒有參與政治。他視七個領域為傳福音和「大使命策略」的框架。

直至1985年，康寧漢50歲前，YWAM每年派出15,000多名年輕人參與短期宣教旅行。該機構在170個國家共1100個地點進行事工。然而，這位富有遠見的領袖堅信，正如他在自己第一本書中所寫的那樣，這些年輕人「只是所需要的人數裡的一小部分，上帝的工人仍然很少，非常少。」

於是他繼續專注於成長、擴展和事工中的創新。

屬靈虐待的指控

YWAM曾因其對待「浪潮」中的年輕人的方式而受到批評。1980年代，資深員工格雷戈里·羅伯森（Gregory Robertson）說，該機構存在虐待和操縱的行為。他聲稱，與領導層意見相左的人會被說是在反抗上帝，甚至被惡魔附身。

更近期的事件為，前YWAM成員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影片，稱自己受到屬靈虐待。

一名女性表示：這類事情發生在每個YWAM基地。他們「『聽到上帝聲音』的能力總是勝過你自身與聖靈的聯繫。」

YWAM沒有對這些指控做出正式回應，但英國的一位YWAM領袖說，一些年輕領袖確實可能有不當行為。

這位領袖當時回應道：「當我們致力於動員年輕人到世界各地去的呼召時，這種事情就會發生。他們會犯一些我在18、19和20歲時犯的錯誤。」

他也指出，屬靈濫權/虐待在許多事工中都會發生，並認為YWAM的記錄比多數機構的情況要好。

YWAM的分權模式讓監督權掌握在事工當地人的手中。沒有人控訴康寧漢，因為他並不負責管理培訓或各個基地的實地運作，而是專注於大局。康寧漢認為他的工作主要是敲開潛在的宣教士的家門。

1999年，康寧漢前往利比亞，成為第一位走遍世界各國以及150個島嶼和領土的宣教士。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COVID-19和癌症先後限制了他的旅行計畫，康寧漢開始使用Zoom與各大洲的人們交談。他經常談到需要將聖經翻譯至更多的語言，並敦促人們「為耶穌『全心全意』地生活」。

他說：「這是一個很棒的人生，」他說。「我想對每一個人說⋯⋯要有目標的活著。有呼召的活著。確認你是為了上帝和祂的目的而做。祂就是愛，而你必須展現祂的愛。」

康寧漢的妻子達琳（Darlene）和他們的孩子凱倫（Karen）和大衛（David）仍然健在。他的追思禮拜將於11月4日在夏威夷舉行。

翻譯：Yiting Tsai

- More from Daniel Silliman

Books

社交內向型的人如何參與福音？

Sara Kyoungah White

教會事工總看似需要社交外向型的人，但社交內向型的人有其好客的方式。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Panuwat Dangsungnoen / the_burtons / Getty

對我這個社交內向型的基督徒（同時也是牧師的妻子）而言，最困難的領域也許是聖經裡對好客/款待客人（hospitality）的呼召以及我們美國文化對這一呼召的理解方式。

常見的關於基督教「好客之道」的討論往往以女性為中心，尤其是家庭主婦，包含著非常明顯的外向社交型因素，如：積極邀請鄰居和陌生來家裡作客、為大家做飯、敞開家裡的大門、包容哄鬧聲及事後的雜亂。

雖然我深深受益於聖經裡關於好客的教導，但我也因此受到挑戰，我常常覺得這是自己不可能達到的標準。

然而，我又想起，耶穌在這世上也沒有一個所謂的「家」讓祂能邀請別人進入。當祂與井邊的女子坐在一起，或渡過整片海僅為一個人趕鬼時，祂吸引眾人的方式並非透過舉辦派對。有時，沒有任何人能找到祂——祂會避開眾人，有大量獨處的時間。

然而，耶穌的生命正是聖經裡關於「好客」的具體體現——在祂所做的每件事及祂所遇到的每個人身上。好客（φιλόξενος）希臘文的直接意思是對陌生人的愛。

盧雲（Henri Nouwen）在《從幻想到祈禱-靈修生活的三個動向》中寫道，「好客這個詞不該被局限於在家裡接待陌生人的表層意思（儘管這一點也十分重要，永不可忘記或忽視），而是作為我們對其他人類的一種基本態度，可以透過各種方式來展現。」

當我們回想耶穌的作為時，好客的概念便會超越充滿侷限的表層意義：好客的心使我們看見那些被邊緣化的人和孤獨的人、有心去擁抱那些痛苦的人，並有能力在這個步調匆忙的世界裡為人提供一種不匆忙的愛的同在。身為基督徒，無論我們的個性或脾氣如何，這都是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培養的。

我不能因著身為一個社交內向型的人而不跟隨基督去愛我的鄰舍，但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必須以社交外向型的人的方式去愛他人。福音不必總是附帶著進到我們家裡的鑰匙，但一定要附帶著通往我們真心的鑰匙。

社交外向型的理想

蘇珊·凱恩（Susan Cain）在她的《安靜：內向者在一個無法停止說話的世界裡的力量》一書中，追溯了社交外向型的理想概念是如何在歷史及多種文化中崛起的。

在美國文化裡，我們已認定「理想的自我狀態」為：愛交際的、精力充沛的、以行動為導向的人，且在人群中感覺良好。凱恩寫道：「內向——包括其表親，如敏感、嚴肅和害羞——如今被視為一種次等的個性特徵。」

而與基督徒的好客之道相關的討論也通常傾向於同樣的外向型理想。例如，克里斯汀·謝爾（Kristin Schell）的《綠松石餐桌》曾引發一場全國性的潮流：人們在前院放置野餐桌來與鄰居和陌生人建立關係。其他書籍和文章則建議人們經常舉辦晚餐會，經常邀請家裡附近的孩子來做客。

其他較為內向的作家，如著有《福音帶著鑰匙來》的羅莎莉婭·巴特菲爾德（Rosaria Butterfield）則承認社交內向型的人可能需要「以不同於其他人的方式預備[事工]」，但仍倡導同樣外向型的生活方式，即與社區鄰居一起吃飯、舉辦街區派對，以及經常接待無家可歸的家庭。

我並不是在說這種「普通人都能做的好客行為」並不值得稱讚——以上這些行為非常值得稱讚。但所有這些似乎都表明，信實地順服上帝並展示好客心腸的唯一途徑是將我們的家變成某種基督教公社，或至少成為積極支持這種做法的人。

身為一個每個家庭成員都屬於社交內向型的家庭，每週邀請教會成員來我們家做客的短暫嘗試極其失敗。所以，一種又日常又能徹底展現好客心腸的生活對我們而言究竟應是什麼樣子？對像我這樣在長時間社交活動中會出現身體不適症狀的人而宜，難道唯一的答案就是補上更多的「自我療癒」時間嗎？

社交內向型好客的力量

在一次採訪中，羅莎莉婭談到她的鄰居肯·史密斯和他太太（Ken and Floy Smith），他們在將她帶進基督信仰並啟發她自己的好客願景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家的門是敞開的。人們總是進進出出——教會的人和非教會的人都有。」身為一名牧師，史密斯會溫暖地歡迎所有人。

我必須說，這是社交外向型的好客之道所能呈現的最好、最美的方式了。但我還想說的是，這並不適合所有人，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與此對比，我想起我的朋友麗貝卡。在我讀大學時，我曾休學一年，在韓國一間孤兒院服事及生活。最初的幾個月是我人生中最困難的時期，我在孤獨和憂鬱中掙扎。

我在首爾有一個叫麗貝卡的朋友，在那段日子裡，我常常拜訪她。在她的小公寓裡，我坐在黃色的沙發上，看著窗外發呆，而她在隔壁房間裡忙著她的事。有時她會播放一些輕音樂，我們會一起在美麗的韓國秋天裡散步，在咖啡廳喝著茶深聊。我們會一起看書、看電影及吃飯。她安靜的友誼對我的靈魂是一種撫慰。

麗貝卡和我都是社交內向型的人。如果她歡迎源源不絕的打擾，並在我每次來訪時邀請她其他十幾個朋友，她的好客很快便會失去深度、力量和親密感。她的門設有護欄，而這大大增強了她能以我當時所需要的方式來對我展現好客的能力。她向我示範了如何從獨處的節奏和護欄中流淌出愛的生活方式。

因著想起像麗貝卡這樣的朋友，我丈夫和我學會允許並接納自己用內向的方式好客及服事他人。我們不再強迫自己每週舉辦晚餐邀約，而是主要使用週間時間在家裡之外的地方與人聊天。

每個月我們都會問上帝，祂想帶領我們去找誰聊天，並且我們在森林步道、咖啡廳或教會安靜的角落裡建立屬靈上的友誼。我們真的很享受這些與心愛的新朋友及老朋友相聚的時光。

當我們邀請人來家裡的時候，我們會提前計劃，以有目的的、輕鬆簡單的方式，且通常是較為小型的聚會。我們平衡這些聚會、獨處的時間和與家人相聚的時間，盡我們所能精心安排我們的日程，同時又留有靈活的空間。我們的大門並不總是敞開的，但我們的鄰舍和朋友們知道，當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會全心全意地幫助他們。

相對於我們文化傾向外向型的好客之道，我們內向型的好客方式並非一種有缺陷的好客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種有其獨特力量的好客方式。身為社交內向型的人，我們用深度來彌補廣度上的不足。我們願去到海的另一邊見那一個人，停留並關心井邊的女子，而不是與山坡上的數千人或掀開屋頂的人群見面。

我們留心注意上帝創造我們的方式，並安然接受我們對獨處時間的需求。獨處的時光對我們而言不僅賦予我們生命力，而且能使那樣的生命溢出到外部世界。我們這種好客的方式對教會的健康同樣至關重要。

共同的呼召及移動式的帳篷

我們常常視好客為一種高度獨立性的呼召。但上帝呼召教會一起實踐好客之道。我們需要外向型的人、內向型的人，以及所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人。

也許你和我一樣，並不是教會招待團隊的最佳人選，並且對於是否邀請鄰居來家裡做客十分糾結。但是，也許你是個很好的策劃者，能透過策劃活動把其他人聚集在一起。也許你是位藝術家，創作出能凝聚人心的美麗作品。

也許你是個有恩賜的傾聽者，願意讓同事隨時打斷你，和你分享心事，視這為同理及愛他的機會。也許你是位教授，願意為你的學生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不僅能學習，而且能被聆聽和被愛。也許你會經常留心，停下來與街友聊個天。

無論你的個性如何，無論你的職業和恩賜是什麼，我們都需要一個超越自己家裡大門的更宏大的好客願景。我們需要一個更像耶穌的好客願景。

當我們把自己從別人好客的方式中釋放出來時，我們可以自由的去探索自己祝福身邊的人的獨特方式。我們開始能隨時隨地有著一顆好客的心。

我永遠不會忘記某次度假的早晨，當我們一家人坐在房間裡，服務員進來打掃時發生的事。她在整理床鋪時對我們的態度很惡劣，我感到自己心裡的火氣都上來了。我的婆婆是個內向的人，一直在角落裡靜靜地看著。

突然，婆婆站了起來，握住床單的另一邊，笑著對服務員說：「讓我幫你吧。」服務員愣住了，說不出話來。我也一樣。這是一顆好客的心在行動，它的力量和美麗令人懾服。

耶穌承諾我們，當我們愛祂並順服祂時，祂就會「住在我們心裡的家」，與我們同在（約翰福音14:23）。當我們以慷慨、親切及關懷人的心迎接他人時，我們邀請他們進入的是正是這個最重要的家。耶穌在地上的家更像個移動式的帳篷，而不是固定位址的大宅。祂跟著我們去到任何我們所在之處，對所有進入的人而言，祂是那位溫柔的主人。

感謝上帝的教會，感謝它以各種方式向這孤獨且充滿敵意的世界展現好客之心。感謝它盛宴上的長桌，讓我們現在就能品嚐祂的美善——無論這個長桌擺在一個熱鬧的家庭裡，還是在首爾一間安靜的小公寓裡。

Sara Kyoungah White是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的編輯。她擁有康奈爾大學的學士學位，曾擔任過自由撰稿的編輯、記者和作者。她與丈夫布萊恩和兩個孩子住在密歇根州的Grand Rapids。

翻譯：湉淙 / 校編：Yiting Tsai

- More from Sara Kyoungah White

Books

這個宇宙並非只是一部恐怖片

Russell Moore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罪惡和苦難的世界。但這世界也將我們引向超乎想像的榮耀。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我很少滑Twitter滑到生氣，但上週我卻被激怒了。

我一個朋友發布一則為她兒子禱告的請求，她兒子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療，兒子已與這個病奮鬥許久。這則貼文下面多數的回應都是正常人會有的：表達愛和關心。

然而，留言裡面其中一位基督徒告訴我朋友，如果她移走家裡「世俗的」電視、音樂及電動，她就能輕易解決這個問題。像這樣的回應已經夠令人厭惡了，但我又去看了這個人的其他貼文。

在這個人過去的其中有一篇貼文裡，他警告人們不要去想猶太大屠殺（Holocaust）之類的事。他引用一位著名的基督徒音樂家的例子，這位音樂家曾待過奧斯維辛集中營，並因此失去了對基督的信仰。他建議人們最好去思想那些「可愛和清潔」的事。

即使是約伯的朋友也能給出比這個人更好的建議。是的，許多人失去了信仰，或從未有過信仰，因為他們無法調和善良的上帝及他們在世上看到的暴行和苦難之間的張力。例如，想想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裡描繪的恐怖世界。不過，刻意忽視這種嚴重的邪惡並非基督教回應此類事情的方式。

如果這種態度只是網路上某個人的胡言亂語，我也不會多想。但是，他那篇貼文所表達的情緒（儘管表達得粗魯無禮）卻是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採用的：只要我不做聲響，不去想這些負面邪惡的事，它就會消失（也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幾週前，我和幾個朋友一起讀完羅伯特·阿爾特（Robert Alter）教授所翻譯的約伯記後，我們一起討論彼此的心得。我向他們分享我在《今日基督教》通訊裡曾提到的事：《約伯記》如何激發了年輕的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想像力。

史蒂芬·金（也許是自H·P·洛夫克拉夫特以來最著名的美國恐怖小說作家）在2020 年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採訪時說，他在衛理宗教會長大，他對約伯記裡發生的許多事都以「第三成人稱視角」的描繪方式非常著迷。身為讀者，你我都能看到上帝與反派角色之間關於約伯生活的對話，但約伯卻看不見。

這種敘事手法引發了史蒂芬·金的疑問：這世上是否真實存在一種超越我們自身的邪惡，並非因我們做了什麼壞事而產生的邪惡？「聖經試圖包含這兩種類型的邪惡，」他說。

身為基督徒，我不認為聖經「試圖」包含這兩種罪惡，而是事實就是有兩種類型的邪惡。在我們之外存在著一種邪惡，有時我們會看到這種邪惡巨大到令人憎惡的程度。我們直覺上似乎知道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每個文化都會講述恐怖故事，並試圖想出各種方法來轉移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去看到這種恐怖。我們同時也知道自身內心存在著邪惡，這也是為什麼每種文化都有內疚、羞恥、不公義或贖罪的成分。

但問題不止於此。聖經以看似矛盾的方式講述了我們周圍的宇宙。創世紀告訴我們：「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另一方面，使徒約翰寫道：「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翰一書5:19）。

我們所有人（包括那些拒絕超自然啟示存在的人）不都直覺地知道這兩個事實都是真的，如果我們否認其中任何一個，就是在欺騙自己嗎？

有些基督徒喜歡透過強調上帝的旨意來否定「邪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Evil）」，如同我25年前聽到的一位加爾文主義牧師所說，他們「最終把邪惡存在的事實推回到上帝的心意」，但這直接地違反了我們所認識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是「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還有一些人為了保護上帝免受不公正的指控，試圖用約伯朋友們的方式來解釋邪惡，而這些人正是上帝親自斥責的。

在我們小組對約伯記的討論中，我們的一位成員——一位睿智的猶太思想家——回應了幾個世紀以來，那些認為約伯記對「邪惡的問題」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的批評。他指出，約伯記的重點不在於回應邪惡的問題，而在於人類智慧的局限性。對於約伯的抱怨，上帝並沒有用邏輯推理來回應，而是用祂的同在來回應。

邪惡是真實的。苦難是真實的。我們無法理解它，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不義的奧秘」（帖後2:7）。問題是，邪惡是否是常態——或者說，我們的情感和想像是否正確地向我們發出信號，告訴我們事情不應該是如此。

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寫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這世界就是一部恐怖片。」他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世界是一部恐怖片：「山崩、瘟疫、大屠殺、墜落的飛機和無止盡的肉慾」，更別說死亡的普遍性了。

但最終，厄普代克不僅相信這世界的恐怖，也相信上帝的存在：

然而，這所有壞消息都值得被報導，因為我們本性希望一切是好的；我們的恐怖故事裡蘊含著對健康與和平的本能憧憬。存在本身並不可怕，相反，它給人一種狂喜的感覺，我們只要靜下心來就能體驗到。我們的嗜好和慣性在純金表面塗上一層暗淡的顏料，然而，這層顏料可以被刮去，露出金亮的底色。這個世界是美好的，我們的直覺證實了創世紀第一章裡造物主對世界的評價。

厄普代克所言非虛。但反過來說，這世界和上帝的終極美好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邪惡。這個地球不僅是逝去的伊甸園和伯利恆的所在地，也是各各他的所在地。

使徒保羅並沒有告訴我們，在基督裡的生活意味著對這世界的殘酷及恐怖無知。事實上，他告訴我們，受造物本身都痛苦的呻吟著，我們也因著聖靈「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8:23）。」有時這種嘆息「深不可測（羅8:26）。」事實上，是聖靈引導我們這樣深切的呼叫：「阿爸！父！」（羅 8:15）。

耶穌未曾說我們不會走過「死蔭的幽谷」，也沒有給我們苦難發生的詳細路線圖和時間表。祂只告訴我們，祂會與我們同在。

祂沒有告訴我們外面的世界沒什麼好怕的。相反的，祂說我們最終會發現，恩惠及慈愛追隨著我們（詩篇23）。

但我們經常看不到這一點，因為這個世界的確經常像一部恐怖片。但是，正如保羅所說，如果效法基督意味著像祂那樣盼望，那「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罪惡、死亡和苦難困擾的世界。但我們所處的世界指向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偉大的榮耀。這兩者都是真實的。如果我們忘了其中一者，我們就成了十字架之外的人，基督之外的人。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翻譯：Yiting Tsai

單身姊妹的價值遠不止於她們的子宮

初代教會對女性的重視是出於她們的信仰見證，而不是她們的生育能力。我們今日也應如此。

Maksim Goncharenok / Pexels

今日，單身女性的日子並不好過。越來越多人將「覺醒」政治的興起、千禧世代的自私甚至incel文化歸咎於單身女性的錯。在一些基督教圈子裡，即使未婚基督徒的男女比例失衡，並且教會不鼓勵女性與不信主的人約會，單身女性在教會仍時常被「關心」應結婚生子（以防她們忘記）。

（註：incel文化是involuntary celibate，即「非自願性單身者」的縮寫，是追求女性無果，最終訴諸仇恨及網路暴力的男性群體的自我描述詞彙。）

這種統計數字上的束縛為大家帶來各式的焦慮。

與此同時，我所認識的單身姊妹正試圖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好的選擇。她們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事奉神，在友情和教會裡投入大量的時間心力，並追求各式創新的受教育機會。她們之中許多人也在努力結識主內弟兄，嘗試使用約會app，也會為感情生活禱告。

她們的生活既豐富多彩也不完美。她們經歷著充滿希望與挫敗的循環。對我所認識的多數單身女性而言，她們目前的處境並不是因為缺乏努力或她們不重視婚姻。正如社會學家萊曼·斯通（Lyman Stone）在《今日基督教》近期的一篇文中指出的，若你詢問今日未婚的基督徒，他們之中多數的人都會說他們想結婚。

你不必是個加爾文主義者，也能確信上帝與每個掙扎於無法滿足的渴望、未曾言說的憂傷的人同在。無論是在社會穩定時、動盪時、衰退時，還是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上帝皆運行著祂的計劃。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為基督教圈的未來——或西方文明及其不斷下降的出生率擔憂的人，應該謹記讓教會存活數個世紀至今的主要方式是什麼。

簡而言之：是透過洗禮，而不僅僅是透過生孩子。畢竟，耶穌教導我們，光是出生是不夠的。我們都被呼召要重生。

歷史依然是我們最好的課本。在初代教會時期，隨著人們不斷用言語見證復活的基督，人們紛紛相信並倚靠祂，教會人數不斷成長。教會的成長靠的是五旬節時如火焰般降臨的聖靈所點燃的福音宣告（使徒行傳1:8），而不是耶穌初代的追隨者中出現了嬰兒潮。

初代教會裡的女性因著她們的見證而被重視，而不是因著她們的子宮。與彼時的羅馬和猶太文化不同，基督教邀請未婚女性（無論年輕或年長的女性）在教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們帶領家庭教會、在經濟上資助宣教士、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她們的存在不是「教會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為著福音的緣故值得挖掘的寶藏。

即使在新教改革家正確地將婚姻及家庭與修道院的獨身主義放在同等地位後，未婚女性在教會仍持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編按：教會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重視獨身主義勝過婚姻及家庭。）

如果中世紀教會的處女殉道者和神秘異象對你來說太怪異，那麼不妨看看那些曾帶領全球性宣教活動的未婚女性——包括哈麗雅特·貝克（Harriet Baker）、洛蒂·穆恩（Lottie Moon）和艾米·卡邁克爾（Amy Carmichael），或是那些領導黑人教會和民權運動的未婚女性，如南妮·海倫·巴勒斯（Nannie Burroughs）和馬哈利亞·傑克遜（Mahalia Jackson）等人。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索傑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科莉騰布姆（Corrie ten Boom）和蘇菲舒爾（Sophie Scholl）都曾為福音做出巨大的犧牲，甚至改變了世界。

這些女性不僅是今日單身基督徒的榜樣，對抗著物質主義和以成就自我為優先順序的敘事，她們也提醒我們所有人，無論已婚或單身，我們將自己的盼望放在何處？

保羅心甘樂意的做出單身的選擇不應被人草率地視為一個熱切認為末日將至的男人的古怪執念。相反的，它提醒著每一代的基督徒，我們確實始終生活在末世裡——而婚姻雖是受祝福的，卻是俗的存在，並不會持續到永恆裡。正如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30多年前所寫：

單身是嵌在教會骨子裡的操練，提醒著我們，身為上帝的百姓，我們是憑著盼望而活，不是憑著生物本能而活。簡而言之，單身狀態提醒了我們，教會的成長不是透過生理構造，而是透過我們對他人的見證和款待（只是有時，這些「他人」剛好是我們的骨肉罷了）。身為基督徒，我們相信每個世代裡的每個基督徒都可能被上帝呼召過單身的生活，且上帝終必重建祂的教會。

在教會衰落的時期，基督徒可能會忘記這一真理，並退回到透過生育自然傳播宗教的手段。如果教會裡關於單身的討論確實反映了什麼問題，那便是諷刺的：傳福音對教會而言還有任何重要性嗎？教會是否認為生孩子比傳福音更容易？

教會對單身女性的再次批判反映的是世俗社會式的焦慮，在這個時代，社會學家和牧師們總想知道，若教會的出席率和基督徒家庭的組成率能夠合理地成為預測未來的指標，教會還能存活多久？

在這個焦慮的時代，單身女性基督徒在壓力下感覺自己似乎必須透過結婚生子來延續信仰、來成為「有價值的」母親。畢竟，教會讓生孩子看起來比傳福音更可靠（即使有孩子的家長會告訴你，在基督教環境長大並不能保證孩子會成為基督徒，畢竟，每個孩子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但來自教會的壓力裡隱含著的訊息是：今日的單身女性應該淡化或忽視那些不會馬上消失的真實問題——包括伴侶和自己個性適合的程度、相等的教育程度和屬靈成熟度，以及在婚姻中能在生理及情感上感到安全的渴望——不要那麼「挑」，趕緊找人結婚。

單身姊妹在壓力下與不合適自己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結婚，只會徒增離婚的機率。我聽過不少基督徒的故事，受到純潔文化的影響和教會對家庭的堅持，她們很年輕就結婚了，對即將到來的風暴毫無準備。

更糟的是，這些壓力幾乎將女性的價值貶低至僅止於她們的身體，將她們的身體視為一種宗教工具。粗暴且斷章取義地解釋創世紀1:28的原意，將其視為教條並拿去對人說教更與法利賽人如出一徹。更不用說，這並不像是能讓我們的鄰舍——單身女性們——願意來教會的好方法。

教會領袖尊重婚姻和家庭是正確的。上帝賜福與婚姻及家庭。這兩種人生選擇都能促進信徒的成聖，並為我們之中的弱勢鄰舍（孩子）提供照顧。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僅僅視婚姻和家庭為培育小基督徒的途徑。

我們敢於相信，人們是透過聽到並相信福音的好消息而信主的。我們知道，基督教是透過超自然的方式成長至今日的樣貌。並且我們深信，我們所傳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1:16）。」

在與單身議題有關的對話裡，關鍵不僅僅在於如何讓單身人士參與在地方教會裡（即使這一點也很重要）。今日，令人憂心的教會出席率和家庭結構數據應提醒所有基督徒，無論單身還是已婚，謹記住我們盼望的源泉：上帝的話語。是祂藉著聖靈的大能更新人的心思意念。

孩子們的數量不僅僅只是個數據資料，未婚女性的價值也不僅僅止於她們的生育能力。上帝在歷世歷代中掌權，包括我們所處的這個奇怪的世代。這個真理應帶給我們盼望，也應讓我們視未婚女性為上帝在這世代正在進行的工作裡的重要角色——如同初代教會所做的那樣，而不是視單身率及她們為「需要解決的問題」。

凱特琳·碧蒂（Katelyn Beaty）是貝克出版集團旗下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的編輯總監，也是《耶穌的名人：人設、平台和收益正在如何傷害教會》（Celebrities for Jesus: How Personas, Platforms, and Profits Are Hurting the Church）一書的作者。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恐懼的地理分佈

被恐懼所形塑

實踐及親近

冒險去愛

Share

Share

共同的震驚

共同的距離

共同的憤怒

共同的福音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聆聽上帝的聲音

聖經學校的失敗

達琳·康寧漢（Darlene Cunningham）實現異象

傳福音的實驗室

屬靈虐待的指控

Share

Share

社交外向型的理想

社交內向型好客的力量

共同的呼召及移動式的帳篷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