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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和投稿人。《應許之子》是一組爲期四周的靈脩材料，幫助個人、小組和家庭走過2023的將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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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的 2023 將臨期靈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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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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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教會在後疫情動盪中找到福音增長的盼望
在中國應對經濟困境、宗教限制和人口大規模外流之際，教會事工看到了機會。
左圖：中國一間家庭教會。右圖：中國警方準備突襲一個場所。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在中國的基督徒這幾年過得很不容易。中國政府將宣教士驅逐 國門，加強對宗教的限制 ，並以緊迫的「清零政策」切斷 與世界的聯繫。去年，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引發 前所未有的抗議活動，政府最終放棄了疫情管制。
所羅門·李（Solomon Li）是一位海外事工領袖，服事於華人教會長達30年，今年終於有機會回到中國，這是自2020年疫情開始以來的第一次。（由於存在安全顧慮，李的名字為化名。）
李與城裡一個地下教會（家庭教會）網絡中的150位牧師會面，並與《今日基督教》分享基督徒在後疫情時代面臨的新挑戰和新機會。（本文內容已經縮簡和編輯。）
中國的「清零政策」旨在透過嚴格的封鎖和大規模檢測將病例盡可能保持為零，該政策直到去年12月才結束。疫情對您所會見的家庭教會領袖有何影響？
總的來說，這讓主日禮拜的舉行變得更加困難，但他們之中許多人仍盡可能地有實體聚會。這也增加了團契和家庭探訪的難度。人們擔心聚集在一起會傳播病毒。那是一段非常辛苦日子。
這些教會希望繼續實體聚會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教會論感到擔憂：關於教會的教義是什麼？以長遠的角度來看，線上或Zoon的聚會是可以接受的嗎？根據聖經，他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線上教會只是種例外選項。如果我們可以外出購物，那也許我們能提供實體主日聚會的機會。
COVID-19的大流行也與中國新的宗教政策同時發生。雖然清零政策影響到每個人，但對家庭教會更加緊縮和打擊的政策為基督徒增加另一層困難。如果政府密切監視著你的教會，你很難恢復實體教會。甚至網路教會也很困難。
然而，由於中國教會數量眾多，若要監控每間教會，成本非常高。因此，雖然有一些大型教會成為目標，許多其他教會在只有面臨小困難的情況下仍能繼續聚會。
在疫情期間，你聽過哪些關於神如何在家庭教會裡工作的令人鼓舞的故事？
我發現有些教會在整個疫情期間都有實體聚會——他們未曾停止實體聚會，哪怕只是暫停一次。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但這恰恰說明仍有這樣的空間。我認為，教會在疫情期間的表現不是基於外在因素，而是基於內在因素：教會領袖在應對危機方面準備得如何？他們是如何理解「教會」的？他們如何調整自己，向羊群伸出手，帶領及牧養他們？
疫情初期，一間位於大城市的教會於2020年2月開始聚會，當時只有17人。當我在七月拜訪這間教會時，他們已經發展到有三個聚會點，最大的聚會點有150人（較小的聚會點有40-80名會友）。教會能如此發展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的心仍然在尋求主、尋求敬拜。如果一間教會是健康的，並持續舉行禮拜，人們就會來。 教會的成長很大程度上來自其他教會會友的轉移，但有大約20%到25%的參與者是非基督徒。
有時，教會無法舉行實體聚會，尤其是疫情突然爆漲時，但他們仍有創意地建造他們的社區。他們要求不同家庭拍攝自己朗誦兒童教理問答的影片。然後，他們將影片剪輯在一起，在線上主日禮拜中播放，以增加彼此間的團聚感。
有些教會沒有能力良好地照顧會友，或沒有強大的神學架構來推展教會事工。於是，相對成熟的北京錫安教會前來支持這些教會，將它們帶入錫安的大家庭。他們形成一個龐大的網路教會，有來自中國各地近萬名的會友。同時，他們仍然希望肢體們能在地方教會有實體聚會。
每間教會都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做事。這是一個整合的時期。有些教會越做越大，有些教會則消失了。
新聞報導經常提到，中國的「清零政策」對大學的打擊尤其嚴重。同時，校園事工歷來在向年輕人分享耶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事工在疫情中的表現如何？
大學是疫情管制最嚴格的地方之一，因為COVID-19可以在校園內迅速傳播並影響整座城市。學生們就像被囚禁在校園裡那樣，沒有人能接觸到他們。有些牧師鼓勵他們的學生每週都出來做禮拜。
總的來說，COVID-19和政府對教育的嚴格控制使校園事工的實際狀況與過去截然不同。今日教會所結出的果子很多都始於1990年代和2000初年來自韓國和西方的宣教士在校園事工所做的努力。
但今天，政府對校園的控制非常嚴格。他們用臉部辨識技術來決定誰可以進入校門，他們教導學生拒絕任何宗教團體的接近。這使得校園事工變得非常困難。我們正在失去下一代，我擔心教會增長的趨勢會停止。
不過，還是有一些非常有創意的領袖在做校園事工。例如，去年夏天，一間城市教會派遣60名大學生到中國的五個城市進行短期宣教。他們與大約10000人分享福音。這是培訓年輕一代的一種方式。我仍然看到這些非常有勇氣和有創意的事工在進行，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事工。
離開中國數年後，當你回到中國時，最讓你驚訝的事是什麼？
中國人是如此堅韌。疫情和政治變革讓許多人意識到，中國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仍得過著日常生活。
在外人看來，我們覺得中國變得非常政治化，但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對此並不在意。有時，人們甚至會拿這個事實開玩笑。我真的很佩服中國人的韌性。但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他們不在乎這個國家發生些什麼事，也會增加分享福音的難度。
一些偉大的基督教領袖的出現也讓我感到驚訝。儘管很多事情都很艱難，上帝還是興起了具有宏大願景、極大熱情和敬虔品格的領袖。他們很努力分享福音，照顧羊群。他們的帶領使教會不斷成長。看見基督的復活在他們生命裡如此真實，讓我很感動，聖靈的工作是真實的。
這真的讓我充滿盼望。我認為很多人對中國持悲觀態度，但我認為現在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最充滿盼望的時期。我曾問中國的牧師們：你願意待在一個完全現代化、發展健全但福音空間狹小的社會，還是待在中國這個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多變性和挑戰性的社會——在過去的150年，上帝不斷在其中為福音創造更多空間的這個中國？這裡有這麼多人渴望學習，渴望聽到福音。
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基督徒該如何改變傳福音的方式？
我認為我們需要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語言」。有些人無論周圍發生了什麼事，都會繼續前進。然而，另一群人正在離開中國，因為他們無法忍受中國的現狀。他們想保護自己的財富和子女的未來。也有一些人是為了理想離開中國。[去年，有10800名百萬富翁離開中國，根據Henley and Partners的數據，預計2023年還將有13500名百萬富翁離開中國。]
因此，我們可以接觸到的第一類人是那些理想主義者，他們對國家的希望破滅了，正在尋求答案。第二類人不是理想主義者，但他們非常擔心自己的安全。這兩類人都是海外華人教會應該預備傳福音的對象。
當我們與他們交談時，我們需要讓真理平易近人且具有實際意義，而不是高談闊論，講著深奧的神學。我們需要有真誠的心靈交流。否則，人們會說：「這和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人口外流對家庭教會有什麼影響？
許多基督徒離開了中國，尤其是教育程度較高、資源較豐富的基督徒。一位牧師告訴我，去年他的教會有八個家庭離開了中國。另一位牧師感到氣餒，因為有三位重要的教會領袖離開了中國——他們曾承諾願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間教會裡同生共死。這些人的離去對教會領袖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們需要重新思考：教會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倚靠著什麼在建造教會？
這樣的人口外流如何為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帶來機會？
挑戰正在於：有這麼多基督徒前來。你不需要分享福音，不需要去傳福音，人們就會走進你的教會。
想像一下，你的教會現在有100 人，一年後就會增加到180人。這完全改變了你的人口結構。這會對你的教會文化產生什麼影響？這對現有的教會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然後，當中國的牧師試圖在海外建立新教會時，他們會認為自己可以做和在國內一樣的事。然而，在一個新的國家和文化中，情況是不一樣的。你以權力主義的方式建立教會的做法在泰國不會像在中國那樣奏效。在了解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適應許多變化。
美國的華人教會領袖需要了解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以及這些中國人移民到美國的原因。相同的語言並不代表你真正了解他們。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仍然充滿盼望。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經歷了所有這些國家級的災難，但在這一切中，福音從未停止過，教會從未停止過。希望目前中國文化經歷的震盪能為福音打開大門。
翻譯：Yiting Tsai
追求「參與在基督裡」而非自己的表現
我們的事工及果子與我們是否「參與在基督裡」密切相關。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Larisa Birta / Unsplash / Wynnter / Getty Images
隨著COVID-19逐漸成為過去式，我開始對過去幾年的事工進行冷靜的反思。2020 年8月，我的人生陷入困境。那時我身體疲憊不堪，情緒低落，無法好好處理人生。我和妻子在2018年9月剛建立光明城市教會，COVID-19的封城自然引發我們對於教會能否在大流行病中存活下去的恐懼。
我過去曾有的一些焦慮和憂鬱的症狀開始復發。我意識到，當時我的焦慮和疲憊情緒的主要來源是我身為牧師所感受到的「表現」的壓力。從我如何講道、我們的聚會有多大的影響力，到我如何領導團隊、主持會議和牧養會眾，我不斷根據我的表現來評估我的價值。我採取了一種沒有續航力的事工模式，儘管這種模式普遍存在於教會。
當我與這種疲憊感搏鬥時，耶穌這段珍貴的話充滿了我的靈魂：「常在我裡面」（約翰福音16:4）。這句話雖然簡單，卻蘊含了整本新約聖經最深刻的神學教導之一：參與在基督裡。
「參與在基督裡」意味著我們藉著聖靈的力量，經歷到基督與天父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上的重現。基督與天父的關係至少有三個特點——祂與天父的親密關係（約翰福音1:18）、在天父面前的平安（約翰福音14）以及從天父而來的滿足感使祂感到知足（約翰福音5:19）。當我經歷著這個艱難的服事季節時，我開始想：「經歷到基督與天父這等關係的體驗肯定能對我的苦悶有什麼啟示吧？」
我在這段時期所學到的正是我想與你們分享的：理解事工最好的方式就是，視事工過程為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面重複著祂的生命，而身為牧師，當我們有意識地感知著祂的同在來服事時，我們將感到最大的安息、最大的平安和最大的滿足。這樣一來，事工就成了我們參與在耶穌與天父關係裡的背景。
耶穌在約翰福音裡常這樣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14:7）。「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14:9）。「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愛裡。」（15:10）。卡爾·巴特（Karl Barth）也這樣形容：「當耶穌基督呼召我們並被我們切實聆聽時，祂賜給我們聖靈，以便在我們身上重複祂自己與天父的關係。」
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有許多障礙阻撓我們難以這樣看待事工——我們傾向以事工來定義我們的身份、確立我們的價值、以及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或認為事工就是向他人傳遞關於上帝的知識。
當事工是「基督在我們裡面重複祂與天父的關係」時，是祂對盟約的信實定義了我們的身份，而不是我們在講台上的表現。是上帝無條件的認可確立了我們的價值，而不是人類善變的讚美。在事工裡追求祂的目標的自由取代了追求我們自己目標的壓迫感。由上帝持續不斷的同在行動支撐的事工所帶來的平安，取代了靠著我們的努力驅動的事工所帶來的負擔。專注於親身經歷對上帝的認識，取代了我們為向他人充分傳遞上帝的知識而感受到的壓力。
如果我們真的視事工為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重複祂自己的生命，我們的事工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它會意味著我們能以「意識到上帝的同在」來取代焦慮。就像勞倫斯修士在《與神同在》一書中所寫的，這意味著「在上帝神聖的陪伴中找到恆久的喜樂」。也意味著相信保羅得到的啟示：「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也就是活在對上帝完全的依賴下產生的真正的謙卑之中。
如果基督與天父的關係是我們所渴望的（與天父的親密關係、在祂面前的平安，以及從祂那裡得到使我們知足的滿足），我認為在事工中有三個優先順序的變化是必要的。
1. 親密感優先於效率
在建立教會的初期階段，我很容易沉迷於效率。我能多快完成這件事？有沒有更快的方法？有什麼工作需要委派？我能委託給誰？然而，若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我們便不會這麼著迷於效率。
親密感需要時間；它成長速度緩慢，無法催促或很快就得著它。當我們的注意力分散時，幾乎無法培養親密關係。參與在聖子與天父之間的關係是令我們愉悅及享受的事。但這在「快速完成」下無法達到最佳效果。而且誰會想這樣做呢？難道我們不願意在主的同在裡，因著與祂的親密關係及平安而感到滿足嗎？難道我們不願意有意識地服事著主嗎？
當我們優先考慮親密關係而不是效率時，我們會發現這個真理：與上帝一起做的事情再少，也比我自己一個人能做的事多。
2.「同在」優先於表現
「好好表現」的壓力是我們在事工裡享受上帝同在的最大障礙之一。這種內在的自我質問：「我做得好嗎？」把注意力轉向我們自己，而不是上帝，當然也離我們面前的教會肢體更遠了。
當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上帝的同在時，我們對自我的關注就會得到修正。我們會再次看見那些我們奉差遣服事的人。我們不再專注於焦慮的準備，而是與真理交流：「上帝，祢已經給了我此刻所需的一切。我來這裡是為了他們，而不是為了我自己。我要在祢的力量中，而不是在我的軟弱中完成這件事。」
3. 效法耶穌優先於讓他人對我們印象深刻
也許，把注意力放在使別人對我們深刻印象，而不是盡力效法/模仿耶穌，是我們經歷基督的生命的最大障礙。 在《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一書中，盧雲（Henri Nouwen）說：「我們的行為就好像知名度和臭名聲是我們做事的主要衡量標準。」我的工作有價值嗎？如果聽眾很少，瀏覽量沒有暴長，追隨者沒有成倍增加，我的服事有價值嗎？
盧雲指出，這種「讓人印象深刻」的需求與我們的利己主義和自我認同密切相關。「對許多人而言，『被人看見、被人稱讚、被人喜歡和被人接受』幾乎變成了同一件事。如果沒人關注我、感謝或認可我的工作，我算什麼呢？」不幸的是，我們越沒有安全感，就越急切地需要讓人印象深刻。這就重啟了整個令人精疲力竭的事工模式：我需要讓人印象深刻，因此我必須表現得更好，而為了表現得更好，我必須變得更有效率。這是個無情的循環，幾乎沒有能休息、平安、與神同在及與神親密的空間。
盧雲說，解決方法是模仿基督無私的行動方式——「向下移動」。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向下移動是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的方式，祂摒棄自己神聖的特權，以僕人的身份行走在我們中間（腓立比書2章）。祂從剛強走向軟弱，從豐盛走向貧乏，從寶座上的榮耀之袍走向十字架上的赤身露體。當我們擺脫使人印象深刻的壓迫性追求時，我們才能自由且無私地以服事他人為導向。
參與在基督裡，就是要像基督道成肉身的方式那樣生活——藉著向下移動改變我們的世界。在追求「成為無」的過程中，我們為上帝留下讓祂能「成為一切」的空間。當我們清空所有我們自認應該成為的一切，並讓上帝用祂希望我們成為的樣貌來充滿我們時，我們就找到了服事神國度的最大的自由。
艾克·米勒（Ike Miller）是《藉著光看見》（Seeing by the Light）一書的作者，擁有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神學博士學位。他是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光明城教會的主任牧師，與妻子莎倫和三個孩子住在那裡。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從台灣熱門影集《人選之人》思考基督徒在大選時期的政治參與。
Netflix
2023年Netflix熱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發熱烈迴響。戲劇問世的時間點，巧妙地與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結；耐人尋味的是，劇中的總統當選人，也在現實生活中成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副總統被連署人，尋求連署以參選副總統。撇開爭議不談，在戲劇定位上，這部影集藉著政黨幕僚人物面臨與經歷的掙扎，不僅帶領觀眾一起思考民主在亞洲的發展過程，也探討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家庭、職場、自我價值定位之間的摸索與掙扎。
當代文學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在《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思考理論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衍生的各種變異。思想、理論，甚至信仰，隨著人的旅行，對話與文字的交流，在不同情境、時代下，不斷產生進一步的實踐與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思想與理論也開始旅行，由一個人分享給另一個人，從一個文化脈絡走進另一個文化脈絡，從某個歷史時代流傳至另一個時代。
隨著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二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到冷戰後期台灣在從戒嚴轉型進入民主政體，民主浪潮在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產生變異，形塑台灣今日的政治風貌。影集《人選之人》所呈現的，即是民主浪潮進入台灣後，從一件不合身的西服，經過三十多年處境化的修改與剪裁，與在地文化價值觀融為一體，成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民主。
《人選之人》：在沒有統獨歷史糾結的平行時空
與多數民主國家不同之處，除了左傾與右傾，保守與自由外，台灣的政治發展始終與歷史糾結的統獨議題綁在一起。而戲劇給予人最大的自由，是可以跳脫現實的框架，去思考政治的本質與核心。《人選之人》編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提出一個假設問句：如果台灣可以跳脫統獨問題，政治局勢與民主會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可以跨越統獨的困局，會在各種不同的議題之中如何發展？
在這個設想之下，他們在戲劇中創造了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不必因為統獨分裂的台灣社群，單純按角色的需要與際遇，探討政治光譜中的環境永續、多元性別、家庭分工、廢死等議題。也因為專注在這些議題的發揮與劇中人物故事的糾結，劇中許多理想與生活狀態的實際掙扎，也呈現出來。
劇中一個強調兩性平權、家庭價值的政黨候選人，她的幕僚卻必須為了競選過程裡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犧牲家庭共處的時間與配偶的工作權益；在一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的競選活動，卻發現活動所準備的是免洗餐具；在被學生挑戰到廢死議題時，政治人物礙於討好中間選民而不敢表態，只能以打太極的方式搪塞問題。理想的社會公義如同遙不可及的月亮，現實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卑微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不管立場如何，左傾或右傾，自由或保守，政治人物是否也如同《人選之人》劇情中的人物：高喊著公義的口號，卻為了生存而過著矛盾而卑微的人生？
月亮與六便士：理想的偉大與人生的卑微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他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以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為原形展開創作：原是證券經紀人的主角史崔克蘭行至中年，決定順從內心對於藝術的追求與渴望，在夢想與現實間，選擇了拋妻棄子遠離家鄉；在物質與心靈間，選擇捨棄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以獲取創作精髓中的自由靈魂；在月亮與六便士間，為了抬頭一瞥的美麗月亮，不惜將自己過往既定俗成的世界完全推翻。
也許有人說，孤注一擲地追求月亮是過度自我與自私，終日為六便士而折腰是盲目與媚俗。其實，不管是站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是隱藏在辦公室裡的政治幕僚，甚至是每一個在選票的迷惘抉擇中舉棋不定的芸芸眾生，在我們真實人生裡的大半節奏，並不是成就解鎖的高光時刻，而是時不我與、有志難伸的困獸之鬥。
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個充滿故事與悲喜的群體，在人生的月亮與六便士間，所尋找出來的一種調和，一份彎彎曲曲的堅持，一場有熱情有失態、有堅持有讓步的妥協，一曲被難以名之力量所操刀主導、不得不順勢起舞的華爾滋。
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主或許並沒有要我們糾結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在信仰中多數的角力，是來自自身罪性的掙扎，勝不過試探的無力，活不出上主心意的挫敗，以及在尋求上主呼召過程中的迷惘與悖逆。基督徒的拔河不單存在理想與現實間，更是在上主與自我間的拉扯較勁。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還有另一條副線：兩位師出同門的醫生，在每次生命價值與呼召的尋求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選擇順從內心深處的呼召，放棄倫敦的優渥生活與大好前程，到亞歷山大港成為樸素的檢疫員；而醫術略遜的卡邁克爾，則是接替亞伯拉罕的空缺，妥妥地成為人生勝利組。
小說中敘事者如此反詰：「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底下，自己過得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人生給搞砸了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師，年收上萬英鎊，取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成功了嗎？我想，這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高貴與粗鄙間的界線其實如此模糊，失敗與成功，本來就沒有普世的定義。
民主的旅行：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薩依德在《世界，文本，批評者》之中如是說：「想法和理論，與人和批評學派一樣，是會傳送的，由人傳給別人，從一個情境傳送到另一個情境，從某個時代傳給別的時代。文化的、知識的生活通常藉想法的這種流傳得到滋養，也往往藉如此流傳而延續……這種移入新環境的動向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必然包涵與起源點不一樣的再現過程與制度化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左派以降低與弱化過往專制政府的限制和干擾為訴求。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化國家經歷經濟蕭條之後，左派漸漸轉型為要求政府適度介入保護弱勢族群的社會自由主義，右傾政黨則反過來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反對過度介入的現代福利國家。
跳出《人選之人》為觀眾保留的平行時空，台灣的左右政治議題發展相當受限於統獨紛爭。隱藏在統獨框架中，面對潛在戰爭的恐懼，不安蟄伏在台灣的人心，迫使人以恐懼的角度來看世界。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也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基督徒在這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呼召並非靠著拉攏依靠某一個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而是可以承擔靈性塑造的領袖角色。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沙漠教父龐蒂古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稱默想為「看到事物真正本質的視野」（theoria physike）。在默想之中，我得見事物真正的本質，領悟事物之間真正的連結。在一個充斥恐懼與焦慮的國度之中，成為一個基督徒，在上主面前的靜默，禱告與安息，可以使我們認清仇敵的詭計，放下自以為可以藉著體制來控制這個世界、人與事物的謊言；察覺我們與他人的偽善與包裝；認清政治不是被利用來使某一個個體或群體的權力無限上綱；深邃地理解到，人不是一張張可以被恐懼或煽情操縱拉攏的選票，每一張臉孔，都承載著上主豐盛無比的榮美。唯有這樣的覺悟，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參與政治事務的過程中，不流於媚俗與趨炎附勢，找到屬於自己的施力點與發言權。
《人選之人》中刻畫著每個政治幕僚面對生活的掙扎、失敗、無奈、和解與得勝。每一個政治人物，都猶如站在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在拉出悠揚的樂章的同時，也必須在屋頂上保持平衡，不致粉身碎骨。某種程度來說，基督徒也是如此。面對2024大選，在懷抱上主同在時，也同時思考我們在政治中的困境與局限；投入我們對每一個生命最真實的關懷，卻又同時警醒面對自己內心圖謀大事的野心；誠心為登上高位的人祝福，也去陪伴不體面的失敗者經歷上主的安慰。
猶如慶典狂歡的選戰即將開始。然而，在這一場瘋狂的集體崇拜中，親愛的基督徒，願我們在上主面前的靜默與領受，成為這個世代裡，一聲曠野的呼喊，一盞點亮了的明燈。
王敏俐，德國慕尼黑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輔導碩士生。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在美南浸信會的華人教會中，女性繼續使用牧師的職稱
華人領袖說，「由於歷史和語言的因素」，教會對未曾按牧過的牧師和女性皆使用這一稱謂。
JC Visual Studio / Getty Images
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CBFUSA）在一份官方聲明裡表示，由於語言、歷史和文化等因素，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的女性職員使用「pastor（牧師）」的職稱，但這並不代表其有全教會範圍的權柄。
相反的，根據CBFUSA董事會於11月3日發表的聲明《女性於事工禾場：角色和職稱》，「Reverend（牧師/教士）」這一職稱在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裡代表權柄，通過按牧授予且僅限於男性。
CBFUSA聯絡人阿莫斯·李（Amos Lee）告訴浸信會新聞社，考量到2023年的美南浸信會年會上投票「牧師」頭銜僅限於男性的共識，此份聲明是為了向美南浸信會基督徒說明華人基督徒在使用牧師職稱時所面臨的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有必要澄清華人浸信會（其中多數隸屬於美南浸信會）的特殊情況，即我們對在教會裡服事的牧師所使用的職稱，以避免美南浸信在『女性牧師』議題上對我們的立場產生誤解，」李說。
「還有一點是，因為我們希望美南浸信會的領袖能夠考慮並意識到美南浸信會大家庭裡的多樣性，由於歷史和文化等因素，這個大家庭裡有些人有獨特的做法及細微的差異性，尤其是在語言方面，有些詞在翻譯時會「丟失」它的原意。」
根據官方聲明，以至少五個中文詞彙及其英文翻譯為依據，今日的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裡，女性有著牧師（pastor）、傳道人（minister）、傳教士（evangelist）、教師和「聖經女性（Bible woman）」等職稱。此外，由於CBFUSA最近對未受按牧的傳道人（minister）採用牧師的稱謂，因此中文的傳道人一詞也被譯為牧師。
「這種做法與是否順服聖經的教導無關，而是因著歷史和語言的因素。此外，浸信會基於地方教會有自治權的原則，允許個別教會根據歷史和語言在其地方處境裡實踐男性為首/領袖的個別做法。」
聲明寫道，多代以來。女性在中國教會事工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第一批悔改歸主的人裡有多數為女性，她們對傳福音和建立教會具有重要影響力，「就像腓立比的呂底亞。」
「由於宗教迫害及缺乏成熟的男性領袖，女性在歷史上在傳福音、教導和門徒訓練方面有著關鍵的角色。今天，在中國的教會和包括北美在內的華人教會裡，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女性在男性主任牧師的領導下，在女性、兒童、青少年、行政及其他事工中擔任牧者的角色和照顧的責任。」
李說，有數個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使用牧師（pastor）一詞來稱呼各種在事工禾場上的女性，但具體數字不詳。
對講中文的會眾來說，放棄使用牧師（pastor）一詞會帶來文化上的困擾，但CBFUSA讓每個教會就牧師一詞做出自己的決定。
「對我們來說，英文中譯為『牧師』的這個詞最能描述我們對神的僕人在教會裡扮演的角色的理解。無論他們擔任什麼角色，他們是上帝教會的牧羊人。」
「我們不會強迫教會做出任何改變，他們可以自己決定，但我們在英文字裡找不到任何一個能最好地描述她們在歷史上、神學上和語義上所扮演的角色。」
繼7月3日美南浸信會全國非裔美國人團契（National African American Fellowship of the SBC）發表的公開信後，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CBFUSA）是第二個就「女性在事工中的角色和頭銜」議題發表聲明的美南浸信會族裔團契。
2023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南浸信會年會的代表們認定，基於有兩間教會因有女牧師而與美南浸信會沒有友好合作關係，因而修訂《浸信會信仰宣言》2000年版的第六條，明確表示「根據聖經標準，牧師/長老/監督的職稱僅屬於男性」，並且透過美南浸信會憲章第三條修訂的首次投票，明確指定只有「根據聖經標準來僱用男性作為任何形式的牧師或長老」的教會才能被認定為與美南浸信會友好合作的教會。
年會的代表們也批准成立一個由男女兩性組成的研究小組，以探討與美南浸信會友好合作的界定因素。該小組負責在2024年向年會代表報告其研究結果。
點擊此處見《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的完整聲明。
如果中共攻台灣——台海版《戰爭與和平》
如果台海的緊張關係導向戰爭，台灣的基督徒在「愛我們的仇敵」與為正義而戰之間應該如何權衡？
Handout / Getty
2021年夏天，美國民意達到一個新的里程碑：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一項調查報告，如果中共武力犯台，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出兵保衛台灣。
之後，隨著台海張力持續加劇，以及美國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美國人對台海戰爭的看法也開始動搖。儘管對美國來說，台灣與中國的衝突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美國人對美國政府針對台海衝突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看法並不一致。
美國在這議題上並沒有按照政治黨派或宗教歸屬有清楚的偏向劃分。儘管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很多議題的立場上都非常兩極對立，但論及台灣問題，調查表明並沒有明顯按黨派劃分的站隊。美國人愈來愈視中國為敵對國家，也愈來愈擔心北京會武力犯台。但政策上的模糊不清並非只是美國政府的官方策略。美國政府對台海議題的想法確實是模稜兩可的。美國基督徒，包括福音派，看法跟其他美國人一樣多元含混。
中共如果攻擊台灣，美國到底應該及能夠做什麼呢？這對於美國政治來說是一個很開放的問題。而台灣基督徒應該做什麼，則是一個更難於回答的問題。
從美國出發的觀點
觀察過去兩年台、美、中之間的關係，確實令人心憂。大多數衝突升級的事件，也許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總統拜登粗心大意的措辭及美國政界人士具有挑釁性但最終非必要的訪台之旅，加劇了美中關係的緊張，也沒有能夠實質提升台灣的安全。
但與此同時，美國政界普遍預設美國跟中國的軍事衝突在所難免，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都花了太多時間宣傳中國的威脅，卻沒有花足夠的力氣採取實際的措施來預防武力衝突。到台北擺個姿勢照張相，為自己的政治品牌增添光彩是容易的，但要阻止核武大國間公開爆發會讓全世界被搞得天翻地覆的戰爭，則需要長期、走走停停又常常令人沮喪的努力，因此也是更困難的。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的台、美、中關係的樣貌看起來更像是政治學者所謂「安全困境」的經典案例。正如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撰文解釋的，當「一個國家所採取的增進自身安全的行動—建設軍力、提高軍隊的警覺性、建立新的聯盟—往往會讓其他國家感到更不安全，並讓它們也以同樣的行動回應」時，安全困境就產生了。
華特舉了幾個當代安全困境的例子，其中一個就是北京最近的一些行為：「中國把美國長期以來的地區性影響力政策—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網絡和海軍及空軍力量的部署—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中國也因此以自身的地區性軍力建設作為反應。
當然，這「讓中國的一些鄰國（包括台灣）感到更不安全。這些鄰國以『彼此在政治上靠得更近』、『更新跟美國的關係』以及『建設自己的軍力』來回應，而這更導致北京指責美國在組織、指揮一系列『遏制』中國的行動，企圖讓中國陷入永久性的脆弱之中。」
結果便是「加劇惡性循環的敵視，讓雙方都感覺彼此的關係每況愈下。」
這是很嚴峻的前景。更嚴峻的是中台之間或中美之間，甚至三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2022年，美國智庫「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兵推中，探討美國介入假想的中共武力犯台將帶來的後果。結果是中共將戰敗，但美台亦將為它們的勝利付出慘重的代價。一份軍演報告的結論是：一場像這樣的衝突「將很可能落入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死亡人數「無論以任何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都將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不排除雙方使用核武互相攻擊的可能性。
但至關重要的是，認為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的預設，是錯誤的。緊張、競爭，但實質的和平共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正如過去幾十年的共存。對於美國人來說，維護和平需要朝著謹慎與克制的方向，做策略性的調整與重新定位，重新致力於與台北和北京的工作層面上的外交關係，並遠離螺旋式加劇彼此敵對、無法維護美國或台灣安全的政治表演。
愛我們的仇敵
在神學院讀書那段時間和其後一段時間，我是一間門諾會（Mennonite）教會的成員（即便今日在不同教會聚會）。跟其他重洗派（Anabaptist）一樣，門諾會相信基督徒應該認真且照字面意義去理解和遵行耶穌要我們「愛我們的仇敵」的教導（太五43～48）。
我們也相信「仇敵」的範疇不但包括煩人的家庭成員，或者政治上的競爭者，也包括國家意義上的敵人—那些會給我們帶來真正傷害的敵人。我們相信（我至今仍然相信）耶穌要我們拒絕暴力，即使這樣的抉擇代價高昂。因為那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是耶穌為我們選擇的（羅五8；雅四4）。
比如，十六世紀的荷蘭重洗派基督徒德克．威廉斯（Dirk Willems）拯救那因信仰將其追捕入獄、卻不慎落水的獄卒。最終威廉斯仍被逮捕，被處以極刑。
然而，即使有上帝的幫助，愛仇敵仍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本性。它不是在我們需要行動時可以簡單下決定的事情。當我們面對仇敵時，當我們處在憤怒、驚恐或痛苦中時，「愛仇敵」需要成為我們本能的反應，而不是行動的選擇。
我們也許會說，有人打我右臉，我可以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我不會還手。但是直到敵人第一個巴掌或拳頭打過來，我們不可能知道我們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在門諾會的一位老師曾經說，他相信耶穌呼召他遵行非暴力原則，但如果有強盜要來殺害他的妻子或孩子，他不知道他會如何反應。他只能希望並祈禱，他能「像基督一樣」反應。他只能祈求上帝透過使他成聖來預備他，好叫他在暴力的日子來臨時，本能的反應會是「效法他兒子（耶穌）的模樣」（羅八29）。
對居住在富裕且現代化國家的人來說，這樣的暴力攻擊也許永遠不會臨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很容易「站著說話不腰疼」，奢談基督徒「愛仇敵」的呼召，和培養和平的本能。作為一名美國中產階級婦女，我的本能也許永遠沒有機會經受檢驗。
如果戰爭臨到台灣
但是在台灣，武力攻擊很可能會臨到。如果台海的緊張關係導向戰爭，台灣的基督徒該如何回應？
我並不預期所有的（甚至大多數的）台灣基督徒會認同我上面所說，關於耶穌要我們「愛仇敵」具體意味著什麼。我明白很多忠信的基督徒對「愛仇敵」命令的解釋，跟我或者其他重洗派基督徒的解釋不同。也許你並不確信耶穌是在呼召我們採取非暴力的行動。如果中共真的入侵台灣，也許你會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用武力還擊入侵者。
按基督教可敬重的「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你們的自衛毫無疑問是正義的。而且，即使我相信耶穌要求祂的跟隨者放下武器，如果你到時候沒有放棄武力，身處和平與安全的處境、在八千英里以外舒適地寫文章的我，也很難定罪、指責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中共軍隊武力威脅我的家人、生命和家園，我會怎麼做。我只能希望並祈禱我的反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像基督」。
這也是我對台灣基督徒的期望，和要為他們禱告的。但我首先希望及祈禱戰爭永遠不會發生。即便目前情勢已經非常嚴峻，戰爭也遠非必定爆發。求主憐憫。和平非常不易，但在過去還是維持了很多年。如果上帝允許，我們祈禱和平能持續更久。
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CT）創意與書籍編輯主任。
翻譯：Sean Cheng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只有耶稣能滿足羊和狼的飢餓
饑餓的羊也有可能變成狼，我們會是那頭狼嗎？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在與彼得最後的談話裡，耶稣問彼得是否愛祂。「是的，主啊！」彼得說，「祢知道我愛祢」。耶稣回答：「你餵養我的小羊」（約翰福音 21:15-19）。於是彼得順服耶稣，除了向猶太聽衆忠實地講述耶稣的生平和事工，他還跨越文化界限，向外邦聽衆講述耶稣。教會成為一個跨越種族、語言和地理位置的多元異質群體，並因著這樣的見證不斷成長，餵養每個種族、每個語言的人。
今天的基督徒延續著初代基督徒的任務，努力使耶稣的見證進到每個文化裡，西方教會也不例外。但有時，我們的努力可能超越了適當的界線。當耶稣和祂的教導變成精心設計的充滿屬靈意涵的家具、商品，由大家喜愛的教會名人推銷時，或是當專業設計過的熱門敬拜歌曲主要是讓其製作人獲益，並成為滿是商機的品牌一部分時，我們該問的是，我們成就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任務？
我們如今為主做見證的方式，也許無形間已把本該獻上給耶稣的轉歸給了自己。我們也許不再餵養基督的羊，而是靠吃羊飽腹。
耶稣知道我們表面上的「委身於祂」可能只是內心掠奪慾望的掩護。祂警告我們：「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馬太福音 7:15）這是個引人深思的圖像，讓人想起宗教權力如何被人以各種充滿創意的方式濫用：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和非尼哈收取聖殿裡的食物、在性上犯罪（撒母耳記上2:12-25），教皇烏爾班二世用贖罪券換取人們加入十字軍東征，美南浸信會的領袖選擇自保，寧願犧牲那些被侵害的會友。
對披著羊皮的狼而言，基督教事工很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很容易就能飽食羊群。
我們該如何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耶稣告誡祂的聽衆要防範的那種人？藝術家J·科爾（J. Cole）在他 2016 年的單曲「假先知（False Prophets）」裡探討這個問題。歌詞一開始就對他曾喜愛的音樂家大肆吐槽，這些音樂家的天賦為他們帶來名聲，但這些名聲卻助長了他們最具破壞性的惡行。科爾哀歎道，「『自我』掌控著人們的一舉一動，自我是個超級明星，我們無法將目光從他身上移開，因為他已緊緊抓住我們的心。」
對基督徒而言，哪怕僅僅只對過去十年間被曝光的教會醜聞略知一二，我們也能將這段歌詞與許多身陷於其中的人物聯想在一起。可能是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卡爾·倫茨（Carl Lentz）、小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 Jr.），或其他許多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基督教教派或機構的知名人物。在詩篇145:15中，大衛讚美耶和華是萬民的供應者：「萬民都舉目仰望祢，祢隨時給他們食物」。科爾歌詞裡的假先知卻與大衛的詞反向而行：假先知吸引舉目仰望他們的追隨者後，再把他們吃乾抹淨。
有趣的是，科爾的歌詞很快就從指責假先知轉而進入自我反省的模式。他問自己是否也想吃乾抹淨那些崇拜他的人？他認真地思考自己很難擺脫身為一個嘻哈偶像在道德上的模糊性。他自問：「我所做的是出於對音樂的熱愛，還是出於對自己的愛？我想要這些（觀衆）崇拜我嗎？」
在「假先知」歌曲的結尾，柯爾將自己和那些讓私慾摧毀自己和粉絲的音樂家放在同一條線上。他的結論是，沒有人可以免於道德崩壞的可能性。
這又讓我們回到耶稣與彼得的談話裡。初看乍似簡單明瞭的敦促，要彼得照顧好他服事的對象，現在看來卻令人感到不安。為什麽耶稣不止一次告訴彼得要餵養祂的羊，而是三次？為什麽聖經要為後來的教會記錄下這段談話？是不是因為我們也需要被這樣提醒？
也許，耶穌之所以連續三次呼召彼得餵養祂的羊，部分原因是信實的跟隨這一呼召非常困難。澳大利亞學者馬里恩·馬多斯（Marion Maddox）認為，我們之中很少人能免疫於成為屬靈/信仰名人的吸引力，以及推動著它的結構性拉力。即使我們表面上反對成功神學/昌盛福音（prosperity gospel），或認為社交平台是很糟糕的門訓場所，我們也很可能在看著充滿能力的男性牧師和他們極具傳統形象魅力的妻子的圖片，以及流覽他們所住的昂貴住宅影片時，內心希望自己也能擁有這些東西。馬多斯認為，在西方文化裡，基督教名人夫婦的形象已經「取代了耶稣、馬利亞和約瑟等更傳統的形象」。
即使我們厭惡宗教成為一種產業，擁有不同的品牌和形象大使，但這個産業之所以有機會成功，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它所銷售的東西——或以它所刻畫的那種方式成功。與科爾一樣，馬多斯認為我們所有人都很難避免成為我們討厭的那種人。上帝呼召我們成為祂的羊，但若遇到合適的機會，我們也可能變成狼。
我們可以理解我們都有道德上的軟弱，知道我們都會受到誘惑，並做出狼一樣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當中那些敗給軟弱的人就不需要負上責任。耶稣對於濫用宗教權力的人尤其嚴厲。祂說：「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裡的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路加福音 11:43，46）。耶穌警告我們，為了糾正世世代代不肯悔改的宗教領袖而殉道的眾先知的血，將要算在他們頭上。
然而，耶稣想傳達的主要信息，並不是我們相互吞吃的危險。祂提醒我們要餵養祂的羊並提防野狼，最終目的是要我們明白祂在我們故事中扮演的角色。
在耶稣關於羊和披著羊皮的狼的故事中，貫穿故事的核心問題是羊和狼的饑餓。羊需要被餵養，這就是它們的脆弱所在；狼渴求獵食，這就是它們邪惡的能力所在。但耶稣是永活之道，是上帝與我們相交、與人類說話的具體展現，祂終止了我們「無法飽足」的敘事，向我們介紹祂自己——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22-40）。
耶稣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6:55）。在犧牲自己的身體被釘在十字架之前，祂再次重複了這些話（馬太福音26:26-29）。即使是剛出生還不會說話的嬰兒耶稣，也透過躺在為餵養動物而存在的馬槽裡來告訴我們祂的身份。
2023 年春天，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學（Asbury University）由學生自發的校園復興──阿斯伯里大復興的初期，神學院學生麥迪遜·皮爾斯（Madison Pierce）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講述他在學校小教堂裡目睹的一切。他寫道：「我覺得有意思的一點是，在這次的復興裡，上帝使用……一群特別強調要謙卑的領袖們，來服事深受宗教濫權傷害的一代人。」
皮爾斯和其他幾人評論此次校園復興運動裡謙卑的氛圍讓他們著迷又欣慰。比利·科佩奇（Billy Coppedge）在為洛桑運動撰寫關於阿斯伯里復興的文章時承認，他「最初的想法之一是，這場復興可能對（學校）非常有利。他們可以從所有這些訪客及媒體的關注中獲得利益。但令人矚目的是，他們自始至終的態度都不是『我們該怎麼讓學校得益於此』，而是，『我們該怎麼做才不會搶了上帝的榮耀？』」
皮爾斯和科佩奇的評論既讓人充滿盼望，也令人深思。科佩奇對在學校裡見到的單純無詭詐深感高興，因為這與他以為會見到的完全相反——他原以為會見到一個準備藉機擴張影響力的宗教機構。皮爾斯則被當中「強調要謙卑的領袖們」所感動，以至於他視這為「上帝與這場復興神聖的同在」的證明，但不是因為這些領袖缺乏領導力，而是因為他太常見到屬靈領袖濫用權力。
這對西方教會有何啓示呢？宗教名人和宗教機構在我們的文化裡無所不在，但我們卻並不總是餵養著上帝托付給我們的人。每一篇讚揚這場校園復興和等謙卑的文章，背後是一群被耶稣所譴責的那種領袖一次又ㄧ次傷害的人們。隱含在這些故事下的潛台詞是沒有牧羊人的羊。
耶稣對彼得的教誨既是個邀請也是個挑戰。耶稣說：「你餵養我的小羊」，但這是一項在此生艱巨的任務。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而不變成狼嗎？如果我們有自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勝任這個任務，也許我們應該再想一遍──也許，我們應該想三遍。
Yi Ning Chiu是今日基督教的特約撰稿人，也是Ekstasis的專欄作家。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 Yiting Tsai
屬靈濫權的對立面是教牧關懷
在屬靈虐待醜聞頻傳的時代，初代教會為屬靈領袖樹立正面的榜樣。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美國人每年都會購買數百萬本自助類書籍，但我們這些成長於（後）現代世界的孩子並非第一批喜歡這類書籍的人。自助類書籍在古代世界就已盛行。至少從公元前四世紀開始，自助學習軍事相關的手冊就已存在，隨時為人們提供如何選擇最好的戰馬、進行有效的圍攻，或在圍攻中生存的建議。古人還有其他類型的學習手冊，從烹飪到解夢、耕作、演說、友情，甚至如何安度晚年，應有盡有。
但有一種主題異教徒沒有寫過：如何關心他人。我是在研究古代和今天的人們對女性（尤其是母親）的態度時首次注意到這一缺失的。這項研究如今成為我正在進行的新書計畫的一部分，這本書主要研究基督教出現前的異教徒對待生命議題的方式與後基督教時代人們方式的相似之處。
「如何關心他人」的主題在非基督徒的圈子的缺失具有重要意義，教會在最初幾個世紀出現了關於教導人如何牧養和實踐關懷他人等新的文體同樣有重要意義。歷史學家研究文獻裡「存在什麼樣的內容」是正確的，但研究「缺少什麼樣的內容」也同樣具有啟發性，在這個案例中就是如此。在初代基督教領袖開始撰寫關於如何關懷單身女性、窮人、病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等書信、論文和指南書籍之前，這類著作並不存在。
在這些文獻中，我們發現教牧關懷的範圍很廣，不僅包括今日最常見到的靈命關懷和關係上的關懷，也包括對實際需求的關注。因此，這些文獻見證了關懷事工曾扮演的角色——見證了初代教會如何視這些事工為教會領袖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的基礎。
關於關懷事工的正面評論能鼓勵教會建立更穩健的關懷網路。在這個牧師因濫用教牧權柄引發軒然大波，破壞了許多基督徒對教會領袖的信任的時代，初代教會關懷人們的歷史值得我們回顧。
在新約裡，有不少強調要「反文化而行」，敦促基督徒關懷他人的教導，因此，隨著教會的發展，民間出現相關的書籍指南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使徒行傳2:44-46，我們見到基督徒在新成立的耶路撒冷教會裡討論解決貧窮的問題和人們的需求。
然而，從西元三世紀開始，關於教牧關懷更正式的論文的興起尤其引人注目，因為這可以說是基督徒在羅馬帝國生活最艱難的時期。西元235年，皇帝塞維魯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遇刺身亡，開啟了歷史學家所稱的「第三世紀危機」。從那時起直到戴克里先於公元284年掌權，皇帝們接二連三在軍事中興起，掌權，然後再被暗殺。
與此同時，200多年之久的貨幣貶值最終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西元250年左右，一場神秘的大瘟疫襲來，流行了整整二十年，造成可怕的死亡人數。歷史學家凱爾·哈珀（Kyle Harper）認為，雖然無法計算整個帝國的死亡人數，但估計這場瘟疫奪走亞歷山大城62%的人口。對基督徒的第一次全帝國範圍的迫害則始於公元251年。
在所有這些危機中，西元三世紀的牧師們服事著那些生活在一個與我們相似的動盪時代中的人們。他們是如何應對的呢？
值得讓人深思的是，當時的講道、論文和書信並沒有顯示出基督徒對積累權力的興趣。他們沒有思考基督徒該如何影響政治領域、政府或經濟，也沒有反擊宗教迫害——畢竟普通老百姓本來就沒什麼機會改變宗教迫害的事實。相反的，這些初代教會的牧師強調基督徒有義務在言語、行為和金錢上愛我們的鄰舍。
一個特別有據可查的例子是迦太基的居普良主教在西元248至258年殉教期間的事工紀錄。在服事初期，居普良寫了《論工作與施捨》，在這篇論文裡，他甚至在聖餐餐桌上把那些沒有採取這種愛心行動的人隔離開來。他認為，這些人的心顯然還沒有歸信於主。
在另一篇論文《論死亡》（原先可能是一篇講道）中，居普良斥責那些在瘟疫期間拒絕照顧病人和垂死者的人。他對瘟疫症狀的描述表明，他對瘟疫的理解來自於他對感染者第一手的觀察。
居普良在這段時期的書信也充滿了關於教牧關懷的勸誡。有一次，他回應了一位牧師關於如何處理一位新歸信者的建議請求。這位新歸信者的工作（演員和表演指導）被當地會眾視為可恥的。（這是羅馬世界最不光彩的職業之一，由於與異教崇拜有關，對基督徒來說更為不光彩）。
居普良的回答並非建議嚴加管教，而是建議照顧他：這位歸信者是否有其他經濟來源？他說，如果沒有，教會就應該照顧他——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直接在經濟上支持歸信者本人。
居普良的話不僅信實於主，歷史證據表明，這些話也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人口比例從西元200年不到1%，在一個世紀內增長到近10%的人口。
這種增長速度不僅顯著，坦白而言，有鑑於同時期對基督徒迫害的加劇，這種速度簡直驚人。為什麼即使他們知道歸信基督可能意味著死亡，仍有比以往更多的人加入教會？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認為，是教會的關懷工作（包括實際關懷和牧養關懷）吸引了歸信者，並引領至這種爆炸性的增長。良好言行的見證結出豐碩的果實。
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嗎？如果我是一位生活在未來幾個世紀後的歷史學家，研究21世紀初美國教會的文獻證據，我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印象：這個時期的基督徒主要忙於兩件事——忍受屬靈領袖的濫權，以及處理這些濫權的後果。
畢竟，有許多書、文章和報導都在談論這個主題。揭發屬靈濫權的事蹟並致力於防範它再次發生非常重要，不僅僅只因為公義的上帝在乎公義。然而，如果這些討論淹沒了其他許多對話，我們會錯過什麼？現代教會文獻紀錄裡最顯著缺失的話題是什麼？我認為是缺乏關於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來關懷我們社區的對話。
初代教會的例子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談論教會必須根除什麼錯誤的事——我們身為基督徒不該成為怎樣的人或不該做什麼事——我們會錯過關於我們被神呼召「成為什麼樣的人」和「做什麼樣的事」的對話。這意味著我們會錯過更好地改變教會文化的機會。
今天，健康的教牧權柄和牧養關懷應該成為我們對話裡以及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之ㄧ，就像基督教剛萌芽時那樣。我們不能忽視我們話語的力量——牧師們和其他教會領袖所談論及書寫的內容能為地方教會及我們更廣泛的社區帶來改變的重要性。
因此，一方面而言，是的，我們應該譴責「屬靈霸凌的講台」，也應譴責在遇到文化危機時呼籲教會尋求政治權力的那類聲音。但是，再多的揭露（屬靈濫權）及再多與之對抗的努力都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基督教領袖們在講台上和紙筆上的鼓勵，鼓勵我們在這殘酷的世界裡參與教會「反文化而行」的見證的一部分：在屬靈需求及實際需求上照顧窮人、病人、寡婦、單身母親、孤兒和移民（雅各書1:27）。
在我和先生跨國搬家之前，我們在一間美國長老教會聚會了七年，我親眼目睹了這種鼓勵的效果。在我們剛加入教會的那段時間，牧師決定在教會裡強調收養和寄養家庭是我們教會的重要事工。當時，我們縣內的寄養家庭寥寥無幾，需求遠大於供給。
牧師直言不諱地讓我們知道，對地方社區的關懷是教會的首要任務，而這在會眾之間產生了重大影響。教會裡加入收養和寄養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另一個新的事工建立了全年性的「膳食列車」和其他支援結構，以共同幫助這些寄養家庭。教會也因此更多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區的其他需求，從而帶來更多的事工機會。由於我們牧師重視牧養和實際的關懷，我們教會的整體文化特色發生了改變。
居普良主教的事工記錄提醒了我們，充滿關懷的言語和實際行動能為地方教會帶來改變。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並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犯罪，也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有屬靈軟弱和疲乏。但是，他們的領袖透過講道、寫作和以身作則的關懷人們，把羊群引向耶穌，從而改變他們社區整體的文化。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今天。
納迪亞·威廉斯（Nadya Williams）是《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即將於2023年11月出版）的作者。她的下一本書《Priceless》已與 IVP Academic簽訂合約。她是《Current》雜誌的書評編輯，同時也負責《The Arena》部落格的編輯工作。
16個福音派聯盟呼籲加薩停火，譴責哈馬斯
來自地方及全球的福音團體對於尋求「公義的和平」的呼籲比人道主義的呼籲更深入。
圖為不久前遭砲擊的加薩聖波菲里希臘東正教會
Anadolu Agency / Contributor / Getty
由於以色列-哈馬斯戰爭造成的附帶損害，加薩平民傷亡人數不斷增加，16個當地福音派聯盟和團契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停火。
但他們於11月1日發表的哀悼、悔改和譴責聲明的目的不僅僅關於停火。
「我們呼籲教會和有信仰的人們更加努力追求在此建立公義的和平，促進我們這裡的恢復性公義（restorative justice），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展現同理心和謙卑，」該聲明表示。「只有打破暴力的循環，讓犯罪者和受害者擺脫復仇的罪惡慾望，才可能實現和平。」
世界福音派聯盟（WEA）在中東、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區協會簽署了此份聲明，其中包括來自阿爾及利亞、埃及、衣索比亞、印度、伊拉克、約旦、肯亞、庫德斯坦、尼泊爾、卡達、南非和斯里蘭卡的機構，以及歐洲的一個阿拉伯語聯盟。
聲明裡承認他們對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上帝末世論的理解並「不全面」，對悲慘的生命損失表示遺憾，為在使人和睦的努力上不足夠表示懺悔，並譴責國際社會未能「確保（大家）尊重」國際人道主義法。
對於其他基督教機構關於戰爭的聲明被大眾指責不夠足的部分，這份由WEA（世界福音聯盟）在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分支所發布的聯合聲明內容則更加明確。
WEA譴責一切形式的反猶太主義，呼籲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並斥責「大屠殺以來單日殺害猶太平民人數最多的一次」的行為是「可悲和卑鄙的」。
但它也指出，「以色列在追捕哈馬斯的過程中造成了更多平民死亡，」並將暴力事件歸咎於在「長達數十年」的衝突裡，「如果不能確保聖地所有人得到公義、平等和繁榮，沒有任何民族能得到安全感。」
許多人認為，這份聲明補足了其他份聲明裡的不足。
印度福音團契秘書長維賈耶什·拉爾（Vijayesh Lal）說：「我們加入這份生命，是為了讓人們關注全球福音派團體內部的不同觀點。我們主要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全面性的理解，同時也是為了促進和平。除了常被人貼上『福音派立場』標籤的觀點外，還需要提出其他不同的觀點。」
南非福音派團體則表示，他們不想重蹈覆轍。
南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莫斯·恩特拉（Moss Nthla）說：「在種族隔離政府最猖獗的時候，福音派在世界上的聲音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充其量是在我們的苦難面前尋求一種中立的姿態。我們認為，在以色列對加薩發動的戰爭裡也有類似的情況。」
肯亞要求明確譴責針對以色列公民的暴行。同時，肯亞指出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更高，因為哈馬斯「完美的」利用平民人肉盾牌。兒福音派同胞也是加薩受難者的一員，肯亞呼籲所有人都要有「人道主義的心態」。
「我們向各國基督徒大聲疾呼：不要忽視受難平民的困境，這是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責任。」肯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納爾遜·馬坎達（Nelson Makanda）說。
近期國際社會也發出一系列停止戰鬥的呼籲。
「停火，停火。兄弟姊妹們，停下來！」教宗方濟各說。「戰爭永遠是失敗的選項，永遠如此。」
普世教會協會（WCC）和中東和平教會協會（CMEP）也呼籲停火。然而，英國聖公會內部對其使用的措詞存在分歧。
在以色列空襲聖波菲留斯東正教教堂造成人員死亡後，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與耶路撒冷基督信仰協會（PHCJ）領袖共同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停火。
神職人員引用馬太福音25:35節：「我餓了，你們給我吃」，堅持向包括其自身機構在內的救援組織提供重要物資。
協會表示，「即使面對軍方不斷要求我們撤離慈善機構和禮拜場所的聲音，我們也不會放棄基督教的使命。」
然而，韋爾比領導的英格蘭教會發表了一份略有不同的聲明。
他們引用以賽亞書2:4——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肯定以色列有自衛的權力，同時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暫停」戰火。
在國際外交中，語意措詞是很重要的，對於應採取什麼樣措辭的討論已使得聯合國分裂。在由15個成員國組成的安全理事會四次否決（一次是美國的否決，一次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否決）失敗後，聯合國大會透過一項非約束性的呼籲，要求立即實現「即時、持久且持續的人道停戰。」該聲明以120票贊成、14票反對通過。
45票棄權票裡包含英國。加拿大提出的譴責哈馬斯的修正聲明則被否決。美國投下反對票，支持「暫停」戰火，但表示在「此時」停止戰火並不合適。
以色列對哈馬斯沒有受到譴責提出尖銳的批評。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質 問：「為什麼你們僅僅關注加薩人的人道需求？」
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指出，聯合國的決議是在以色列準備開始地面行動時通過的。
他說：「『進入加薩』引起聯合國和世界各地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反彈。」
菲洛斯計畫（The Philos Project）指出，停火是「錯誤的解決方案」。
菲洛斯計畫援引《哈馬斯憲章》第13條，指出：「你不可能與一個在其原則上就拒絕和平的一方進行和平談判。」無論如何，哈馬斯將持續這個暴力循環：攻擊以色列、以色列自衛反擊、巴勒斯坦人死亡、全世界指責以色列。消滅哈馬斯才是實現兩國解決方案的唯一途徑，停火只會使流血永久化。
哈馬斯也承認這一點。
哈馬斯政治局成員加齊·哈馬德（Ghazi Hamad）表示：「阿克薩洪水（此次突擊以色列的計畫）只會是第一次，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因為我們有決心、有毅力且有能力戰鬥。「我們需要付出代價嗎？是的，我們已經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
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和其他人一樣引用經文。
「『爭戰有時，和好有時，』。現在是戰爭的時候——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而戰，」他引用傳道書3:8說。「現在是每個人決定自己立場的時候了。」
WEA的聯合聲明中唯一直接引用的經文是關於一位迷途的先知。
聲明指出：「在為中東禱告時，我們謙卑地尋求上帝的指引，這樣我們才不會像約拿一樣變得麻木不仁，脫離上帝預備使萬民與祂和好的計劃。」
中東和北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傑克·薩拉（Jack Sara）說，和好的推動力來自阿拉伯世界之外，由南非和肯亞的聯盟領導。他說，這些聯盟希望在全球觀眾面前「洗清他們的名譽和見證」。
但他們也希望得到全球的認可。
為了在WEA內部達成共識，薩拉說，WEA的官方支持取決於其旗下以色列聯盟的同意。
WEA全球宣傳總監珍妮特·白金漢（Janet Epp Buckingham）說：「WEA一直努力與以色列地區的福音派聯盟合作，爭取在我們發表最初的聲明後也能在聯合聲明裡達成共識，但事實證明這非常有挑戰性。」
以色列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 of Israel）秘書長丹尼·柯普（Danny Kopp）說，WEA的共同聲明裡有「很多地方值得贊同」。但他不能簽名。
他說：「我全心全意地同意，我們首先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這份聯合聲明將傳遞強而有力的信息。但是，這份聲明的簽署人所說的『和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他引用了耶利米書6:14——「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柯普批評這份聯合聲明裡的三個部分。
首先，這份聯合聲明不允許以色列進行自衛。第二，它將哈馬斯用作人盾的平民的死亡歸咎於以色列。第三，聲明裡要求以色列對其在戰爭裡無法避免的過高傷亡率負責。
他說，以色列並沒有「全面授權」軍方去殺人，但他們有義務使用「武力」。如果聯合聲明裡能澄清這些差異，他們才會願意簽名。
柯普說：「然而，目前這份聲明與追求和平背道而馳。這是和平主義者直接對大規模屠殺的投降，既不道德，也不符合基督教精神。」
無論如何解釋，傷亡人數仍在上升。
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指出，立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現在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有近150萬人流離失所，三分之一的醫院無法運轉。由於缺乏燃料，南部地帶的水井和海水淡化廠幾乎完全停工。該機構負責人菲利普·拉扎里尼（Philippe Lazzarini）指責以色列對加薩人民施予「集體懲罰」，並表示允許進入加薩的「少數車隊」無法緩解200萬人的需求。
國際明愛機構（Caritas）、基督教援助會、基督教門諾會和樂施會（Oxfam）等人道組織都支持停火。世界展望會「敦促所有各方緊急確保提供基本援助」，而撒瑪利亞救援會則表示「目前人道援助無法進入加薩」，但他們已準備好「隨時提供幫助」，並向以色列當局提供援助。
然而，無論這兩個國家需要多少援助，福音聯盟的聯合聲明也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全球其他地方的問題。聲明特別提到了蘇丹、亞塞拜然-亞美尼亞、葉門、烏克蘭-俄羅斯和緬甸的武裝鬥爭及其後果。
聲明呼籲為「和平、公義、醫治及和解」禱告。
拉爾說：「軍事升級和轟炸平民永遠無法促進和平。只有在墓地才有和平，但這是我們該走的方向嗎？」
這位印度福音派領袖說，實現和平很難，由於歷史上各種複雜的因素，對ㄧ些人群來說更難。但這份聯合聲明試圖「超越」常見的僅僅關注中東和西方觀點的做法，尋求一種包含文化和地區之間差異的反思。
拉爾說：「來自非洲和亞洲的福音派人士表明，他們理解這場衝突，並且並有能力以同理心的方式追求和平。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