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一個普通的星期二，美國中西部一間福音派基督教學院的學生生活部院長對她的研究生助理——也就是我，說：「馬西，我們學校的福音派文化為學生做了許多幫助他們步入婚姻的準備，但我們很少幫助他們做好單身的準備。我們在這一點上需要做得更好。你應該來和他們聊聊這一塊。你的演講題目可以類似『選擇單身』。」

這位院長很有前瞻性，且直覺敏銳。她下的題目背後的核心理論是：請大家重新審視我們這種基督教校園傳承下來的關於單身及婚姻的假設。這同時也是對我這一輩年輕人——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們之中多數人至少要到27歲才會結婚，且有整整五分之一的人根本不會結婚——下達最後通牒。

這種長期單身的趨勢有幾個原因。羅伯特·沃思諾（Robert Wuthnow）和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等社會學家指出，不斷變化的就業市場要求人們在傳統的四年學士學位外接受更多年的教育。許多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參與志工服務或低薪的服務性質職位。在20歲出頭的時候，很少職業選擇是像過去能讓人萌生成家念頭的朝九晚五穩定性工作。

在這種充滿冒險感及雄心壯志的環境下，很少年輕人會認為「單身」是個自己需要在意或擔心的狀態。當我問我28歲的朋友為什麼從不參加教會為單身人士舉辦的任何活動時，他回答說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參加。事實上，雖然我的教會就在一間大學附近，在我們教會500名成員的名單中能列出120多名單身成年人，我們的單身事工卻因人們的興致缺缺而結束。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單身與其說是種身份的象徵，不如說是人生列車為他們的青壯年時期預設的軌道。

然而，當這些年輕人到了30歲出頭仍然單身時，他們的人生經歷會和上一代人在這個年紀時有哪些不同？如果沒有婚禮策劃師來編排這種轉變、沒有儀式來宣布這種轉變，他們如何冒出想要長大的渴望——學習在愛中將自己委身於某個人、某個地方或某塊土地？如果沒有類似婚姻的成年儀式，他們如何讓社會視他們為成年人？如果他們繼續單身，擁有許多時間、金錢和人生經驗，卻又陷入迷惘和孤獨——他們會是什麼樣子的成年人？

這基本上正是我的上司向我提出的問題——我，身為一位35歲的女子，從毫無計劃的20初歲過渡到開始為人生做長期規劃的30多歲人生階段。我花了半年深思她向我提出的問題。在這個傾向將婚姻和家庭視為成年人「生活模板」的福音派文化裡，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單身身份？

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答案是獨身所呼召的「有目的的生活方式」。我並非在推廣回歸傳統上的終身獨身修會生活，但我認為是時候問一句：「為什麼不（獨身）呢？」

我們為什麼不呼召人們宣誓委身於教會呢？如果教會重拾傳統，重新喚起人們對於我們生活在「福音的首次宣告至其最終實現」之間的時間，並認知到在這段時間，婚姻是值得慶祝的事，而獨身被視為對基督及其身體忠誠的最激進的象徵，那麼，我們的單身文化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如果我們透過獨身聖人的生命故事來補充我們的公共想像力，展現這樣一種既具有目地性又令人嚮往的單身圖像，教會的社會結構會發生什麼變化？如果教會不再使用提醒著人們「缺乏什麼」的相關詞彙（例如：「單」身），而改為使用人們能自由選擇的另一種忠誠性的相關詞彙（獨身），教會內的單身人士對自己人生的看法會有什麼不同？

基督徒都很熟悉馬太福音19章相關的經文。耶穌提到了「自閹的」，他們「為天國的緣故，放棄婚姻」；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7章提到沒有嫁娶的人，說他們維持未婚「若常像我就好」，並且，保羅認為單身/不在婚姻內的人「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福音派牧師們偶爾會用這些經文為獨身「辯護」，卻很少視其為一種人們「應能」追求的呼召來推廣。因此，我不得不從重新認識獨身生活開始。

美國教會常常會透過語言和視覺文化將「美國式的家庭夢」當作成熟的成年人的標誌傳遞給我們——首先出現的畫面是一場婚禮，然後是衣著整齊、笑容滿面的家庭照（父、母及孩子們）。

我描述這個畫面只是為了重申羅德尼·克拉普在《十字路口的家庭》一書中提出的警告。克拉普說，福音派傳統所傳遞的家庭形象並不符合聖經教導，而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感性的庇護所——旨在讓「像這樣的家庭形象」成為其成員的避風港、綠洲、情感穩定器和心靈充電器。克拉普並不否認上帝為著人類的好處而設計家庭，並且家庭的一部分功能/益處確實如以上所述，但當這些價值本身「變成我們的目的」時，基督教對家庭的想像力就太渺小了。就像單身一樣，家庭變成一個自成一體的軀體——單獨「為了你自己的人生」而存在。

一個謙卑的提議

克拉普在1993年提出，對於家庭的想像，我們福音派需要恢復的畫面是「教會身為我們第一個家庭」的畫面。他寫道：「隨著基督國度的來臨（這個國度既存在於肉體上也存在於精神上、既存在於社會上也存在於個人身上、既存在於現在也將在未來顯現出來），耶穌創造了一個『由跟隨者組成的大家庭』，而這個家庭要求人們首先效忠於它。」

在基督裡，保羅為自己的單身提供一個敘事框架。保羅稱自己為獨身主義者。出於對教會使命的熱愛，他從不逃避重責大任。他不是「因為⋯⋯」而單身，也不是一個人獨自單身。相反的，保羅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自由人，可以溫暖所有人的人，他將人們團結在一起，使人們成為他的母親、兄弟、姊妹和兒子。隨著著保羅提出的這種「超越性的家庭在基督王國裡的實踐」發展而來的正是教會傳統上的獨身主義（celibacy）。

因著對「教會作為基督徒第一個家庭」的理解，獨身及婚姻同為某種呼召性的實踐在教會內並存已有兩千年，這種敘事比個人的益處、比美國夢/福音派家庭美夢更廣闊及持久。

14世紀英國女隱士諾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寫道：「這是良善的上帝向一位敬虔的女性展現的願景⋯⋯在這願景裡有許多安慰的話語，對所有渴望成為基督的愛人的人來說都非常感動。」她的簡易住所設計在一座教堂的後面，同時如同她對生活的設計：白天，她禱告數小時；在禱告之間，她在住所敞開的門前，與巷子裡路過的商人交流資訊、談笑、諮商，以及一同禱告。

去年夏天，我在家裡廚房櫃子前讀著朱利安的靈修回憶錄，我公寓的西窗面向校園的人行道，後門則朝向我的教會。在朱利安的獨身生活中，我看到了自己其實已經愛上並享受於其中的畫面。

結果，我最後未曾對學生們發表過題為「選擇單身」的演講。但我還是在我的教會裡主持一些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在系列討論的中途，我和我最要好的單身朋友一起吃午餐。在聊完這堂課的氛圍多麼有活力後，我轉向她問道：「你如何看待你的單身身份？

我的朋友並不消極。她是位藝術家，她是位領袖，她的眼裡總帶著看透世界的智慧。但這一次，她的眼睛低垂著。當她抬起頭時，淚水滑過眼眶。她說，「我想結婚」，然後又低下了頭。

我深信，多數福音派教會面對單身所採取的被動或消極的態度，是因為缺乏某種元素以至於無法熱切的委身，但解決方法並不是將實際上很困難的事浪漫化。

自保羅時代以來，教會的獨身傳統中確實曾出現過愚昧和過激的行為。我並不想在試圖拆毀《新娘雜誌》所建構的虛假中產階級幸福生活神話的同時，用另一個披著屬靈外皮的虛假且過度理想化形象來取代它。

我們獨身，但我們也是人。我們結婚了，但我們也是人。基督徒的敘事為這兩種狀態增添喜悅，這一點很吸引人，但它也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仍然渴望更多愛。我朋友的誠實回答讓我的勝利之音戛然而止，同時也提醒我，獨身群體最大的見證可能正是其「沒有解答」的解答。

在天主教傳統中，當修士候選人被帶到主教面前 宣誓保持獨身，獻身於基督和教會時，主教會告訴他們：

「你們應該再三慎重考慮，你們主動承擔的是什麼樣的重擔。在這之前，你們是自由的。如果你們願意，你們仍可以轉而追求屬世的目標和慾望。但是，你們一旦接受這一呼召，就不能再背離你們的目標了。你們必須繼續服事上帝，在祂的幫助下堅守貞潔，永恆地在聖壇上服事那位統管萬有的。」

今日的獨身主義

這種正式的獨身誓言所提出的條件既令人恐懼，又充滿吸引力——奇怪的是，這些條件與婚姻所提出的條件並無不同。貞潔約束已婚夫婦只與彼此共享親密關係，對單身者則是放棄性關係，這兩種呼召都是自我犧牲和自我奉獻，也都源自對愛和信仰的委身、承諾。

儘管如此，獨身並不非得是終身的使命。上帝當然可以呼召一個單身成年人以新的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前提是他或她首先健康地擁有先前的身份（獨身）。換句話說，當婚姻的呼召是由兩個首先知道自己是獨身者（在主裡完整）的人接受時，我們對婚姻作為神聖呼召的認知——正如聖公會儀式手冊所說的那樣，這種呼召的「不可輕易接受性」就會展現得最為強烈。

雖然有些教會可能會對舉行獨身誓約儀式感到退縮，但我們仍可以改為使用「獨身」這個詞來正確地稱呼單身人士目前被呼召要活出的這種反文化的生活方式。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不僅僅只是在鼓勵人們「不要發生性行為」，我們是在祝福「單身/獨身」身為一種使命的生活方式。當我們回顧教會歷史，我們會想起我們真正的家庭是教會，我們視單身人士為主所呼召的人，他們和已婚的人一樣有家庭的恩賜——並有使教會（上帝的家）成長的使命。

要讓我們的教會回到歡迎獨身主義的文化，可能僅僅只需單身的基督徒們展現他們美好的獨身生活能如何成為教會共同體的幫助。讀過唐納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靈修回憶錄《爵士樂之藍》（Blue Like Jazz）的人，都會在他對酒館、咖啡館、大學校園和麵包車的描述裡聽到像這樣一位獨身者的故事：他像聖方濟各那樣，赤著腳，行動自如，在每個他所接觸的人身上都能見到耶穌的面容。

像米勒這樣的還有如肖恩·克萊伯恩(Shane Claiborne)這樣的年輕人，他在費城建立的「簡單之路」社區為一個由已婚夫婦和單身人士共同組成的致力於貧窮、貞潔和順服的社區生活模式——這是一種首先由初代教會建立的模式，後來聖本篤再更有次序的組織這樣的社區/共同體為修道院。

單身並非社會裡反常的現象，獨身對我們來說也不應該是這樣。在後現代文化裡，我們也有像德蕾莎修女和新修道運動這樣將獨身的神聖挑戰帶到教會面前的前輩。

教會的機會就在於承認現況：受過高等教育、有創造力、有企業家精神、靈命活躍、願意投入在有著傳統根基的呼召的年輕人數量的激增——他們就像照亮了《凱爾書卷》，有效地將這份聖經傳世文本保存下來的修道士一樣；或像亞他那修（Athanasius）這樣的初代教父、瑪格麗娜（Macrina）這樣的教會母親、阿奎那（Aquinas）這樣的神學家、德雷莎修女（Teresa of Avila）這樣的關懷者，以及沙漠修士這樣的聖賢。

「單身」一詞不足以形容他們的身份——這些聖人的智慧促使他們將自己的情感融進教會這個不斷向前行的大家庭裡。而「獨身」這個詞讓我們知道，這些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特意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將他們的社區/共同體深深放在心上。

教會——是個透過彼此的生命來詮釋自己人生的共同體（community），我們不斷地互相映照著我們在上帝國度敘事中的角色。在恢復教會裡關於「獨身」的詞彙時，我們將恢復這個在歷史上「生養了眾多生命」的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恢復基督論裡所講述的家庭故事——在這個故事中，獨身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一種值得委身且神聖的關係。

馬西·欣茨（Marcy Hintz）是伊利諾州格倫埃林復活教會（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in Glen Ellyn）的成員，也是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研究生院基督教培育與事工課程的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