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府還是人民對宗教設下更多限制？

Jayson Casper

皮尤研究年度報告對19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評級，其中每10個國家和地區就有9個會騷擾信仰群體。中國和奈及利亞的得分最糟。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進入主日禮拜堂

Spencer Platt / Getty / Edits by CT

今天，在世界各地，政府對宗教的限制達到史無前例的高，然而民間對宗教的敵意卻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其對198個國家和地區（包含當地民眾）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限制的程度進行的第14次年度分析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除了八個國家，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有對宗教團體某種程度上的騷擾紀錄。

本月稍早發布的《2024年報告》主要從聯合國、美國、歐洲和民間社會共十多個資料來源汲取信息，主要反映2021年世界各國的情況，這是有完整數據可查的最近期的一年。

在皮尤研究裡，「政府限制」項目的10分制中，全球中位數首次達到3.0分，自2007年1.8的基線分以來持續穩定上升。整體而言，有55個國家（佔整體28%）政府對宗教限制的程度被標記為「非常高」或「高」，僅比去年的57個國家少一點。

尼加拉瓜因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干預而受到關注。

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十分明顯：中東和北非地區（MENA）得分為5.9，高於其4.7的基線分。亞太地區從3.2分上升到4.2分。歐洲從1.7分上升到3.1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從1.7分上升到2.6分。美洲從1.0上升到2.1。

皮尤研究中心評量的20項政府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特定信仰、禁止皈依、限制傳教或給予一個或多個宗教群體優惠待遇。」

其中一些限制涉及COVID-19期間的政策，如加拿大對仍開放聚會的教會罰款。

另有13項來自個人或團體對宗教展現敵意行為的評量，包括「與宗教有關的武裝衝突或恐怖主義、群眾滋事/宗派暴力、因宗教原因騷擾他人衣裝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與宗教有關的恐嚇或侵害。」

各國民間社會對宗教的敵意自2018年達到2.0的高點後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降至1.6分，是自2009年1.2以來的最低分。但仍有43個國家（22%）評分達到「非常高」或「高」，儘管比2012年共有65個國家得到高分要少得多。

奈及利亞因穆斯林牧民和基督教農民之間的衝突而被特別提及。

民間社會敵意的地區差異順序與政府限制的順序一致。中東和北非地區得分為 3.6，在2012-2014年達到高峰後，回到3.7的基線附近。亞太地區從1.7分上升到 1.9分。歐洲從1.2分上升至1.9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從0.4分上升到1.3分。美洲從0.3分上升到0.8分。

只有四個國家在兩個類別中都達到「非常高」的評分：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和敘利亞。

中國（得分最高，9.1分）、阿爾及利亞、亞塞拜然、印尼、伊朗、哈薩克、馬來西亞、馬爾地夫、緬甸、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也是在政府限制得高分的常客。今年，巴基斯坦與土庫曼斯坦一同上榜，汶萊和厄利垂亞則退出榜單。

在民間社會敵意方面被評為「非常高」的國家較少，但屢犯者也包括印度、以色列和奈及利亞，其中奈及利亞的得分最高，為8.9分。今年沒有新的國家上榜，伊拉克、利比亞、馬利和索馬利亞則退出了榜單。

皮尤研究的評分採用等級制。每項指數中排名前5%的國家被評為「非常高」，接下來的15%為「高」。之後的20%被歸類為「中等」，其餘60%為「低」。（雖然皮尤認為北韓在宗教限制上明顯高分，但由於獨立觀察員無法定期進入北韓，因此未將其納入報告）。

多數國家在這兩項指數的得分幾乎沒有變化。只有16個國家的綜合得分略有上升，達到1.0-1.9或更高，只有9個國家的綜合得分出現下降。只有蘇丹一個國家的政府限制指數下降了2.0或更多，因為該國的新憲法將叛教行為非刑罪化。

在民間社會敵意方面，只有土耳其和玻利維亞出現下降，其中玻利維亞與往年一樣，沒有關於新來的宣教士被驅逐出土著地區的報導。相反的，烏干達和黑山共和國的得分上升了2.0，後者是因為清真寺遭到破壞，基督教傳教過程受到騷擾。

根據皮尤的調查，各國境內最常見的騷擾來自政府。每10個國家中就有超過9個國家（共183個國家）至少發生過一起騷擾事件。每10個國家中就有8個以上（共160個）發生來自民間的騷擾事件，有157個國家同時有這兩種騷擾事件。

皮尤也統計了世界各地的武力或暴力類型。因宗教信仰而有財產上的損失在105個國家中最為常見，其中歐洲的發生率最高，達71%。中東和北非地區在所有其他類型的暴力事件中所佔比例最高，全球共有91個國家曾發生人身攻擊事件，77個國家曾發生拘留事件，38個國家曾發生流離失所事件，45個國家曾發生殺戮事件。

衣索比亞在內戰期間有78名牧師死亡。

基督徒和穆斯林仍然是受到騷擾最廣泛的宗教群體。騷擾基督徒的國家數量從155個增加到160個，高於基線總數（107個）。騷擾穆斯林的國家從145個減少至141個，但仍高於96的基線數字。騷擾猶太人的國家也從94個減少到91個，但2007年只有51個國家記錄在案。

其次是巴哈伊教徒、錫克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等「其他宗教」在64個國家受到騷擾，然後是民間宗教，在40個國家受到騷擾。針對佛教徒（共28個國家）、印度教徒（24個國家）以及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人文主義者等「無宗教信仰」類別（27個國家）的干擾行為並不普遍。

皮尤報告的一個新特點是追蹤「向宗教團體提供福利」的國家。共有161個國家符合條件，其中127個國家支持宗教教育，107個國家為宗教建築的建設或維護提供資金，67個國家為神職人員提供一定程度的補償。在後者之中，有一半以上的國家（36個國家）給予某些宗教優惠待遇。然而，這之中同時有149個國家的政府會騷擾信徒或乾涉他們的宗教活動。

皮尤指出，沙烏地阿拉伯會向伊瑪目發放津貼，但限制他們講道的內容。

除了對國家進行統計外，皮尤還整理了數據，以衡量宗教限制和敵意行徑對人類廣泛範圍的影響。在25個影響範圍最大的國家中，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和奈及利亞的整體平均影響最高，這些國家佔2021年全球78億人口中的58億。日本、美國、南非、義大利和巴西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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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死亡的看法改變了我

Osvaldo Padilla

哥林多教會需要上帝大能的提醒。我們也一樣。

Illustration by Duncan Robertson

有一句拉丁語如今已成為《公禱書》的一部分：「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意思是，「在生命旅程中，我們在死亡之中。」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生活中一個意想不到的新的現實是，有越來越多的「壞消息」電話或電子郵件以「我很遺憾地說⋯⋯」開頭。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多葬禮佔據了我行程表上空著的位置。這點倒是不讓人驚訝。我們都在老化。而衰老，總是毫無例外地領著我們走向死亡——我們在死亡之中。

而我一直有意識地逃避這個現實。或者說，我總是下意識地逃避它，讓自己忙碌於思考、閱讀、演講、寫作、照顧家人等等。也許身為一種為了讓自己持續前進而對自己說謊的例子，我總是世界上最樂觀的那種人，告訴自己死亡並不適用於我——或至少我活得好像死亡並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當然，死亡在我的小圈子裡並不陌生。我曾嗅到那可怕的氣息，哪怕只是短暫的。它的氣味是如此奇特，以至於你永遠不會忘記。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一個好朋友用她父親的獵槍自殺了，然後被她的哥哥發現。在她的葬禮上，在加勒比海島無情的烈日下，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氣息。它的邪惡和力量讓我止步不前。

幾年後，和我感情最好的一個表弟——基本上就像親弟弟那樣——因為服用過量的嗎啡，被他的兄弟發現時已經逝去。那股味道再次襲來，甚至透過電話傳來，但在葬禮上最為真實：死亡的味道，它的力量，以及我們在它面前的無能為力感。自那時起，我雙方的祖父母也相繼去世了，死亡的氣息一次又一次地從我身邊飄過。

但直到現在，當我步入中年，在等待自己身體（而非他人身體）的檢測結果時感到一陣恐懼，我才意識到，除非耶穌很快再來，否則我將死去。尤其是哥林多前書第15章讓我明白，即使我的生命正處於蓬勃發展的時期，現實是，死亡正朝著我走來。

和我相比，使徒保羅更接近（也更快經歷）死亡。首先，他活在一個沒有抗生素、疫苗或現代醫學的世界。一個簡單的感染都可能是生命進入終結階段的開始。

身為使徒，他給了我們幾份他所受的苦難的清單，其中一份出現在哥林多後書：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哥林多後書4:8-12）

保羅在傳道期間也曾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林後11:23-30）。在耶路撒冷，他差點被一群危險的暴徒殺死（徒21:27-36）。後來，在前往羅馬接受審判的途中，他在地中海一次不明智的旅行中差點淹死（徒27）。

保羅不只是使徒，也是個牧師。這意味著他可能很常與那些即將死去的人坐在一起禱告（腓2:25-27）。他可能經歷過許多主內弟兄姊妹的葬禮。根據使徒行傳20:9-10，保羅使一個聽講道時昏睡摔死的年輕人復活。這個年輕人從窗戶上摔下來，很可能當場死亡。保羅像古代先知那樣，把自己的身體放在年輕人身上，使他起死回生。

保羅對自己死亡的看法在腓立比書展露無遺，他甚至寫道：「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腓立比書1:21-22）」

雖然保羅從他人的死亡和自己瀕臨死亡的經驗中聞到死亡的惡臭，但可以說，讓保羅反思最深刻的死亡是耶穌的死亡。保羅著迷於基督的死亡。

透過閱讀保羅的書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在聖靈的幫助下，試圖弄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如果耶穌真的是彌賽亞，為什麼祂必須死？為什麼祂要死在被詛咒的十字架上？這種可恥的死法對耶穌的身分有什麼啟示性的意義？祂的死告訴了我們耶穌與上帝有什麼樣的關係？這個事實與以色列、世界和保羅本人有什麼關係？

保羅是位十字架神學家。他不斷宣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羅馬文化中，這種宣揚很愚蠢，但對保羅和早期的基督徒來說，卻是好消息。為什麼呢？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榮耀地復活了，死亡在永恆裡被擊敗了。

新約裡充滿關於耶穌復活的表述。有時，耶穌復活的教導蘊含在比喻中；有時，耶穌的復活又以世界末日的形象所表述。然而，哥林多前書第15 章對祂的復活進行了最詳細的分析解釋。

保羅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在哥林多建立教會，之後，他去到其他地方繼續宣教。顯然地，保羅的離開嚴重削弱了曾經生氣勃勃的哥林多教會。在他離開不久後，他們就被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吞噬，這種方式與保羅教導他們的內容大相逕庭。他們的行為其實與不信主的人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之間充滿分裂、驕傲、性慾的罪惡表現、自私和屬靈恩賜的濫用。這一切都表明，哥林多教會的會眾缺乏基督徒的本質——基督在十字架上表達的愛。

在寫給哥林多人的信中，保羅必須回到基礎：福音本身。因此，他在第15章開頭提醒哥林多教會福音的內容及其可信性。他說：「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林前15:2）。

然後他詳細闡述了福音：「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15:3-4），因為哥林多的基督徒發展出充滿問題的對福音的看法。在第1-4章中，保羅糾正了他們對耶穌受難的看法，然後在第15章中，保羅糾正了他們對耶穌復活的看法。

哥林多人對復活的質疑似乎有兩種層面。首先，有些人聲稱復活是不可能的（15:12-19）。保羅反駁了這種說法，提醒他們基督確實已經從死裡復活了！這是聖經所應許的，也是使徒們（包括保羅）和許多其他人所見證的。既然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聲稱「復活是不可能的」就是錯誤的。

最重要的部份是，我們要注意保羅是如何論證復活的真實性的。我們尤其要注意，保羅沒有使用形而上學的論點。他沒有像某些宗教哲學家那樣，認為復活是現實本質的一部分，死後總會有新生。

誠然，保羅使用自然世界來解釋復活是如何發生的，但這並不是他論證的基礎。相反的，套用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話，保羅使用自然界作為「真理的世俗比喻」。

例如，保羅不認為我們能透過觀察一年四季來證明復活存在。冬天的死亡總是伴隨著春天的生機，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從死亡到復活的運作也體現在現實結構中，以此證明復活存在。如果是這種方式的復活，那耶穌的復活僅僅只是更大現實裡的一小部分。

相反的，保羅的論證是從具體的例子延伸至一般人的例子。復活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了，而非反之亦然。對保羅而言，現實世界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對基督徒來說，喜樂總是在苦難之後發生，星期五之後總是星期天，因為耶穌就是這樣。

哥林多信徒對復活的第二個問題似乎是關於「如何發生的」。在脆弱的軀體腐爛後，我們如何可能得到榮耀的、不可朽壞的軀體？我們怎麼可能不是以某種模糊的屬靈方式復活，而是以「物質實體」的方式復活且不再朽壞？這確實是個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問題，而保羅並沒有照著這樣的思路回答。

我自己也會第一個承認，當我不明白某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時候，我很難相信它。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不會起作用。就像我無法明白一架巨大的飛機是如何起飛、降落和在天空中飛行的。但飛機確實能做到！

為了幫助哥林多人克服他們的不信，保羅舉了個例子：當一粒種子入土時，它看起來像是種子的樣子。然後，經過腐爛之後，它再冒出來的樣子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個不同的身體。保羅說，與此類似，人的身體也會經歷腐敗和腐爛，但在神的大能下，它會以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新的物質、榮耀的身體復活。

如果要總結哥林多前書第15章，我們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概括：你相信上帝的大能嗎？因為保羅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這位使死人復活的上帝，所以他以勝利的心態結束這一章：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15:53-57）

這是不可能理解的，但保羅相信。他相信這個真理，因為他相信上帝的大能在耶穌的復活中彰顯出來。奧古斯丁談到這段經文時說：「人們驚奇地發現，從無到有創造萬物的上帝，竟然用人的肉體創造了天國的身體。⋯⋯難道在你尚且不存在的時候就能創造你的神，不能再次創造出你曾經的樣貌嗎？」

死亡是真實的。我們的身體在分解，在腐爛。無論我們多努力，自然生命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個方向：從出生到死亡。有時，即使在我們身體蓬勃發展的過程中，死亡也能以意外事故、意外的疾病和暴力等剝奪生命的方式出現。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在生命旅程中，我們在死亡之中。

我的盼望是，我這具每天都在衰弱的軀體有朝一日能像耶穌一樣不朽地復活。祂身為初熟的果實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將跟隨祂，因為祂的愛透過復活的禮物傳遞給我們，甚至比死亡更強大。

我們可以活在這樣的知識中：耶穌基督的復活包含著比死亡本身更偉大的現實。我們因信與祂連結，即使在懷疑和遭遇苦難的時候，也知道這必朽壞的身軀終將披上不能朽壞的外衣。

奧斯瓦爾多·帕迪利亞（Osvaldo Padilla）是桑福德大學比森神學院的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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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足夠拯救我們嗎？

Kelly M. Kapic

福音的真理需要我們講述整個故事。

Illustration by Sarah Gordon

坐在我對面的朋友拿起一張皺巴巴的餐巾紙。在我們熱烈的交談中，我的朋友——他是一位牧師——解釋著他都是如何準備講道。他才華洋溢，很有創意，非常在乎聖經本身以及為何聖經對他的會眾而言很重要。他把餐巾紙鋪平，在一角寫上一個「X」，代表聖經文本，然後，他在正方形的紙巾中間畫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最後，他再加上一個從X到十字架並穿過十字架的箭頭。他解釋說，無論是關於傳道書或腓利門書的講道，「每當我坐下來思考一段經文後，我總是會自問，十字架與這段經文有什麼關係？」

餐巾十字架是一種有成效的講道方法。身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聖經所有內容都指向基督，而基督作為聖經的焦點，為我們提供理解聖經內容的最佳視角。更具體地說，如果十字架是基督生命和工作的焦點，那麼透過這個焦點來解釋經文似乎是個很好的方式。十字架使我們看到天父的愛真實的作用：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與祂和好。使徒保羅告訴我們，他只傳講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2:1-2），也清楚地表明，除了十字架，他絕不以其他事物誇口（加拉太書6:14）。所以，我們一無所缺了，是嗎？如果我們有十字架，還怕缺少什麼呢？

這種以十字架為中心的觀點向我們展示了很多事情。但如果按照聖經的說法，它們還遠遠不夠。新約並沒有以耶穌被埋葬的故事來結束祂的事工。相反的，新約花費大量篇幅描述耶穌的復活。把我們對聖經的解釋局限在十字架上，就像高爾夫球揮桿後，球沒有接續的動作一樣：沒有到達它要去的地方。

容我解釋一下：我並非要降低人們對十字架的關注，而是要求更多的關注。餐巾紙上需要有第二個圖像。我不希望十字架被抹去，但我希望加上一個空的墳墓。

顯然的，北美福音派基督徒並沒有停止相信基督真實復活了，但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基督的復活在永恆裡的意義。復活不只是為著那些已經死去的人，也是為著我們這些仍然活著的人。當我們淡化，甚至無法理解復活的意義時，我們就會有問題了。對保羅而言，若我們想理解福音的美好之處，十字架和復活兩者絕對密不可分（林前15:14）。

若除去空墳墓不談，我們對十字架本身的理解就會被扭曲。若僅僅只看十字架，就好比打開了一扇們門，讓我們視個人罪惡的饒恕為福音的唯一內容。這讓我們潛意識裡相信，消滅個人的罪是我們人生唯一的任務。這種沒有加上對復活的理解所創造的故事太狹小了，我們不能活在其中。這種狹隘的理解把耶穌留在了過去，留在十字架上，留在數千英里和足足20個世紀外的距離。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原本有個大問題。耶穌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就看我們如何擺正自己的生命了。」這種視角將恩典留在過去，好似耶穌兩千年前在藥箱裡準備好了藥，而現在我們必須為自己最新的疾病找到合適的藥瓶。

在餐巾畫上一個空的墳墓不僅僅是為了提醒我們第二個歷史事件，而是為了提醒我們今日的真實樣貌：復活的基督是天地的主宰。祂透過聖靈與我們同在，賜給我們力量，重塑我們的生命。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合一，使我們與祂一同復活，坐在上帝的右邊（歌羅西書3:1）。正是這種與基督的連結，這種融入祂的生命的新狀態，使我們能尋求與上帝相關的一切。對上帝感恩——雖然是必要的、美好的——但這還不夠。基督徒「罪孽被饒恕」本身並不足以增強基督徒生命的力量。信實地跟隨耶穌需要「祂的力量」在我們身上做工，而這也是我們如今確實擁有的。基督的復活證實祂至今依然真實的存在，祂是我們的王。

罪

但是，難道對復活的關注不會分散我們對罪的嚴重性的關注嗎？不會的。基督的死既將我們包含在內，也同樣將我們包含在祂復活的生命中（林後5:14-17）。新約聖經裡的「metanoia」一詞，通常翻譯為「悔改」，與其被理解為為過去的行為感到悲傷，不如說是透過離棄罪惡、轉向基督來更新我們的心靈。正如17世紀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提醒我們的那樣，我們的悔改是「向著生命」的悔改。這意味著，我們ㄧ生將持續不斷地從「死亡的事物」轉向在基督裡「與新生命相關的事物」。

因此，基督為我們做的工作並不僅僅只在我們的腦海裡完成，也並非只是很久以前在遙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我們必須藉著聖靈與基督合一，在今世就活出上帝兒女的樣式，即使我們最完美的樣式無法在今世達成（約翰一書3:2）。基督徒的委身必須始終以基督的復活為基礎，即使我們不習慣用「復活」一詞或相關的概念；但「基督復活了！」確實提醒著我們，上帝並非只在過去做了一些事，而是如今仍在我們個人和教會的生活中積極工作。

對使徒保羅來說，復活不僅關乎我們死後的生活，更影響著我們現在的生活。祂離開空空的墳墓，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羅馬書6:4）。保羅還說，上帝的靈使耶穌從死裡復活，而同樣的靈如今也住在我們裡面（羅8:11）。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活」（弗2:5-6），現在，祂復活的大能使我們的生命充滿活力，使我們能夠分擔祂的苦難，在祂的死裡變得與祂一樣（腓3:10）。藉著基督所賜的生命的靈，我們得到了自由，可以效法他，不僅為著自己，也為著他人的利益而活出祂復活的生命。

保羅說：「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歌羅西書3:1）。在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兩種生活模式：我們要麼看到「上面的事」，要麼看到「地上的事」（歌羅西書3:2）。但這並非把物質世界與非物質世界對立起來。「屬地的事」指的是那些悖逆上帝和鄰舍的行徑，如不道德的性行為、邪惡的慾望、貪婪和拜偶像（西3:5）。上帝的律法反映了我們與上帝、彼此、以及全地之間最初應有的和平（shalom）的關係。我們如今雖仍與罪搏鬥，但保羅提醒我們，我們並非迷失的士兵，只能盡自己所能，僅靠十字架上曾經的勝利來武裝自己。我們如今活在基督的生命裡，活在祂的能力中。基督差遣自己的靈來到我們裡面，不是來代替祂，而是作為祂同在的力量和方式。

國度

福音最主要的內容是關於耶穌是我們的王（因此凱撒/地上政權，無論其政治形式如何，都不是我們終極的王），祂是前來拯救子民的救世主，祂掌管著天地（使徒行傳 2:32-36）。我們的王和祂的王國就在這裡。若我們對這個好消息的理解僅限於宣稱祂除去了我們的罪孽（當然這是個榮耀的事實），那我們就有可能把耶穌簡化為一種對付罪的公式和方法。但耶穌不僅僅是「某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祂就是生命的源頭！

另一方面，若我們對信仰的理解以耶穌為中心，那麼祂就會使基督徒生活的各個層面與祂保持一致。耶穌引導我們在喜樂中讚美他，在相信祂已經消滅了我們的罪的信心中承認我們的罪，在聆聽祂的話語被人宣講的時候，盼望祂引導我們過信實的生活，然後，在知道祂既是安息日的主，也是「我們週ㄧ至週六的主」的認識中喜樂地度過每一天。

以基督為中心的基督教所宣揚的福音，使我們從簡單地從「避免罪惡」轉變為「真實地愛上帝和我們的鄰舍」。這並不是所謂的「自助心態」所成就的心理把戲。基督徒感興趣的不僅是不再做壞事，而是在聖靈的指導和幫助下，經歷結滿果實的生命。是的，我們被呼召向罪死，但好消息不只是負面的，也是正面的：我們因著愛而活。這是一種新的愛，它解放了我們，使我們能與造物主、我們的鄰舍以及祂所創造的世界重新建立關係。

清教徒約翰·歐文（John Owen）有時會提到「福音式的聖潔」，他把其他人傾向分開來看的東西連結在一起：「好消息」和「基督徒的順服」。每當我們聽到「順服」這個詞時，往往會感到恐懼。對我們來說，這個詞聽起來很像律法主義，甚至是種壓迫，但這暴露了我們對上帝和福音的看法已經變得多麼扭曲。上帝不喜歡為了考驗我們的忍耐力或委身而任意制定一系列讓我們遵守的規則。基督徒順服是因著愛：上帝的誡命給了我們一個大綱，一個如何愛上帝和鄰舍的框架。我們對上帝律法的理解必須始終以愛為出發點和歸宿。

福音派基督徒順服不是為了贏得上帝的眷顧，而是正因著上帝的眷顧，能在此生將基督復活的大能活出來。基督徒的生命被塑造成十字架的形狀，並像空墳一樣得著釋放。這樣的生命不僅會認真對待罪的危險和扭曲，也會認真對待恩典和寬恕。這樣的生命以上帝恩典的愛為動力，使我們的生命能成為上帝那能改變人心之愛的管道。

我們並非在創造、建造甚至是建立上帝的國度，因為那是上帝的工作——事實上，那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路12:32）。而我們以上帝自由的兒女和使者的身份活在上帝的國度裡。透過聖靈，我們與復活的國王聯合，為孤兒和寡婦謀福利，關心囚犯或在憂鬱中掙扎的孤獨靈魂。我們從罪和死亡的綑綁中被解救出來，被釋放進入新生命及有建設性的、聖靈所驅動的愛之中。

自由

如果我們以忽視復活的方式大力宣揚十字架，我們很容易忘記基督與我們同在。我們極端個人主義的文化很容易將福音簡化為「罪惡管理療程」，專注於外在行為的矯正和內在心理的改變。我們感覺自己陷入犯罪、悔改、尋求寬恕，然後再尋找處理內疚和羞恥感的方法的循環之中。

復活的基督的存在至少在兩個方面讓我們走出大腦認知上的困境。首先，仰望祂的習慣成為祂恩典的一種方式，能改變我們思想和生活的模式。其次，祂帶領我們服事身邊的人，賜給我們恩典的話語，讓我們向他們的生命說話，安慰哀傷的人，為受傷的鄰舍謀福利。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往往不是透過提醒自己一萬次「我們已得到上帝的饒恕」才能真正相信這一點——而是當我們藉助使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聖靈的力量，饒恕曾經深深傷害我們的人時，我們才能真的相信這一點。確實很難想像，我們竟然能在饒恕他人時，真正相信並經歷到上帝的饒恕！但這就是耶穌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身上的力量。

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8:36）。這種自由既是一種「擺脫」的自由（擺脫過去束縛我們的罪和死亡的自由），也是一種「進入」的自由——在今天和明天不斷更新的進入基督生命的自由。罪奴役著我們，但基督拯救了我們，解放我們。我們被耶穌的愛解放，而這樣的愛解放我們能去愛我們的上帝和鄰舍，這就是自由！這正是耶穌的敵人所不具備的自由。他們以為自己的血統足以證明他們是自由的，但耶穌說得很清楚：真正的自由是愛父所差來的兒子的自由。當我們不愛天父或鄰舍時，我們難道真能感受到自由嗎？（約翰福音8:42；約翰一書4:19-21）。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這兩個事實ㄧ同提醒我們，三位一體上帝的救贖工作為我們帶來豐盛的自由，將我們從罪和死亡的可憎現實中拯救出來，使我們獲得生命和盼望的美好。

一些基督徒說，空的十字架就是故事的全部，但十字架之所以是空的，是因為基督的跟隨者將祂的屍體帶到黑暗的洞穴裡。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尾。正是十字架和榮耀的空墳墓，指向基督最後的升天展現了我們信仰的全部歷程。因著基督的工作，上帝確立基督為天地之王，我們因此擁有盎然生命所需的根基、力量和自由。祂賜下喜樂在我們的生命裡，因為祂已經把自己給了我們，無論是當時、現在或永遠。

基督已經死了。基督已經復活了。基督將會再次到來。

凱利·M·卡皮克（Kelly M. Kapic）是聖約學院的神學研究教授，最近的著作是《成為完整的人：為什麼貧窮的對立面不是美國夢》（Becoming Whole：Why the Opposite of Poverty Isn’t the American Dream），與布萊恩·菲克特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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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偶像：當政治取代了靈命塑造

Michael Wear

基督徒的靈命塑造才是公民社會復興的核心。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今年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有許多選民是出於「覺得另一個陣營會欺負自己」的想法而出來投票。

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University of Chicago's Institute of Politics）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幾乎有相同比例的民主黨（74%）和共和黨（73%）支持者認為，另一個黨的支持者「普遍都是霸凌加害者，試圖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強加在不同意見的人身上」。

同樣的，兩黨中都有很高比例的美國人認為對方陣營「通常不會說真話，並且喜歡散播假信息。」

這些數據反映了一些社會科學家所稱呼的「政治宗派主義」——也就是一種由「厭惡感、道德主義、將人們『他者化』的想法」所組成的有毒雞尾酒，而這種心態對民主制度會構成重大威脅。

宗派主義之所以對民主構成威脅，是因為只有在一個「公民關心並思考關於自己以外的人的文化中」，民主體制下的自治才有意義。然而，根據皮尤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多數美國選民認為公職人員是為了增進自己的個人利益才尋求公職的。

更深層的危險在此：政治宗派主義及其所倡導的文化助長了一種破壞性的、令人窒息的社會想像。有毒的政治能完全改變一個人，連帶影響他們與人的關係和生活實踐。有毒的政治甚至會帶來靈命的傷害。我們的公民文化不僅會影響國家的管理，還會不斷擴大對社會和人們情感領域的影響。

我們也會面對我們的公民文化對我們的神學所提出的要求及影響。

在2017年拉斯維加斯槍擊大屠殺慘案發生後的第一個主日，我的牧師大衛·漢克（David Hanke）在佈道中分享了巴納研究（Barna）的以下兩個統計數據：第一，有57%的基督徒認為他們有權利透過暴力的方式保護自己。第二，11%的基督徒認為耶穌會同意他們的觀點。

千百年來，基督徒不斷在爭論第一點。然而，第二點才是問題的主要所在。

那天早上，漢克對我們說：「這不僅是關於暴力的問題，也是關於任何事的問題。如果你對某件事情深信不疑，卻認為耶穌不會同意你的觀點，那麼就有問題了。如果我們都能承認我們有多愛我們的文化，也許我們的文化就不會變得如此暴力。事實上，我們現在很難分辨究竟暴力在哪些方面有必要之處，因為我們太喜歡它、已經愛上它了。」

提出「政治宗派主義」概念的社會科學家也有類似的擔憂。

他們寫道：「過去幾十年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越來越蔑視對方的黨派，而且蔑視的程度差不多。然而，直到最近，這種厭惡感才超過了他們對自己支持的黨派的喜愛⋯⋯『更討厭哪ㄧ黨』如今已比『更喜歡哪ㄧ黨』成為更好預測投票結果的指標。」

讓我們好好想一想這點。

對其他政黨的仇恨已變得比對某個黨的熱愛更強大了。如今有許多選民寧願放棄對自己有利的機會——如果這個機會意味著他們會錯過傷害對手的機會。我們失去了以助人為樂的政治的想像力，轉而相信一種能合理地傷害他人的政治邏輯。我們告訴自己，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對待他們，他們也會這樣對我們。

但，耶穌會同意嗎？

儘管我們過去曾犯錯及失望，我仍堅信我們擁有能書寫一個不同的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首先，儘管政治宗派主義正在興起，許多美國人（包括基督徒）也正在與這種反社會的思想模式搏鬥。他們主要是透過地方參與，而不是透過國家政治。他們透過行動來改變，而不僅僅是象徵性的手段。他們這樣做是為著具體的目標，而不是為了抽象的文化變革。我們需要將這些實際的基督教行動（及其背後的資源）與那些主宰我們政治生活的扭曲的敘事連結在一起。

其次，基督教信仰為打擊政治宗派主義和其他許多困擾我們的政治問題提供豐富的資源，但我們必須將這些資源與我們的公共生活和政治聯繫起來——基督徒不需要別人提醒我們要「仁慈、溫柔和喜樂」。但確實還有許多人需要被說服，使他們相信選擇走耶穌的道路也能勝任政治任務。這些基督徒需要相信，公共領域也是基督徒展現信實地愛鄰舍、愛仇敵的領域。

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把每項政策都變成宗教教條。恰恰相反！基督徒能為我們的政治做出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關心政治，但不把它當作偶像，然後提醒我們周圍的人，政治決策很少是單一簡單的教條問題——視我們的法規為若不屬基督教，就是屬世界的——更多的時候，公民法律關乎的是需謹慎處理的問題。

即使無法將公民法律歸結為我們自己持守的教義，我們也應追求對上帝、對鄰舍的信實服事。

第三，這種信實可以以服事我們的社區和國家來展現。多數的美國人都不喜歡政治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們已筋疲力盡，無法反擊或建立新的東西。但我們的人民其實比我們以為的更願意接受那些能做出真正貢獻的公共領袖，而不是那些將自己的理念強加於他人並攫取權力的領袖。正是在像如今這樣的時刻——當一切似乎充滿爭議的時候——如果我們基督徒能有什麼可以為美國公眾補上的，投身於此就是最值得我們去做的事了。而我們確實擁有我們能為世俗社會添加的事。

這些信念正是基督教與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成立的基礎，該中心是我與我們的董事會和員工本週在美國首都成立的一個新的無黨派機構。我們的使命是為基督教資源在公共領域的可信度和為著公共利益奮鬥。我們透過兩項並行的工作來推進這項使命：公民影響力和靈命塑造。

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領袖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看到的社會和政治功能失調的問題沒有靈丹妙藥，我們應該對那些所謂「快速的」解決方案持警醒態度（例如：xxx選上總統就能馬上徹底改變美國/我們生活的現狀）。我們需要許多不同的領袖、機構、教會和基督徒之間相互鼓勵、攜手合作，共同推動信實於上帝、以愛來服事大眾的基本願景。這個願景不僅僅是我們機構願景的關鍵，也是基督身體的關鍵。

當我們審視我們的公共生活，看到帕克·帕爾默（Parker J. Palmer）所說的「服事心碎者的政治」時，我們需要有同理心。我們的社會裡有太多人感到人生被干擾且無助。是啊，「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

我渴望能有更多的工人。

魏樂德（Dallas Willard）將喜樂定義為「普遍而持續的幸福感。」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會說，我們的政治充滿普遍且持續的幸福感？有多少人會說，我們為自己的政治帶來喜樂的精神？

如今，我們社會上最大聲的聲音是敦促人們分裂和相互排斥的聲音。他們告訴我們，政治就是充滿衝突，政治是我們發洩怨氣和仇恨的地方。他們之所以大聲喧嘩，是因為他們感到被威脅、感到脆弱。他們認為自己的福祉始終處於危險不安的狀態。他們的憤怒反映的是信心和信念的缺乏，而不是信心和信念的豐盈。

但政治需要的是充滿喜樂且有自信的人，這些人並不從政治——而是從耶穌裡面尋求安全感。我們可以打破政治的惡性循環。我們有一種更好的故事能說。我們也應該用我們的生命講述這樣的故事。

麥可·維爾（Michael Wear）是基督教與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的總裁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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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自由正在縮減，一位基督教媒體編輯解釋他為何留下

Lo Man Wai

在香港政府通過嚴厲的新國家安全法後，基督教新聞報導變得更加重要。

《時代論壇》的報導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Newspaper Courtesy of Lo Man Wai

編按：香港官員於本週二一致通過香港版本的國家安全法，該法規可能會將犯下政治罪（如叛國罪或境外勢力干涉）的人終身監禁。

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必須制定國家安全法，但由於擔心該法會限制自由，香港人過去曾對此法提出抗議。現在，由於香港議會支持北京的意見，該法案以創紀錄的速度通過。

香港最高領導人李家超（John Lee）表示，香港需要新的法規來彌補北京在2020年強加給香港的現行國家安全法中的漏洞。他稱讚該法的通過是「香港人等待了26年的歷史性時刻。」

包括香港最後一任英國總督彭定康和美國參議員馬可羅·魯比奧（Marco Rubio）在內的77位來自各國的議員和公眾人物聯合發表聲明，譴責第23條立法，稱其「公然違反」香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和國際人權法。

雖然已有許多香港人離開這座城市，但也有一些人決定留下來，例如《時代論壇》總編輯羅民威。在香港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的時刻，他在《時代論壇》寫下他在香港的工作經歷。

自首部國家安全法實施四年以來，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幾十年來為這座城市奉獻的市民，包括著名的民主運動家、記者、輿論領袖、社會工作者和政治家，都從公共領域消失了。有些人被拘留，有些人流亡海外。還有一些人留在香港，但被禁止公開發言。

曾經以自由著稱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自由排名已跌至末端。公民社會裡瀰漫著的恐懼感導致公民開始自我審查。支持民主的報紙和網站紛紛關閉，記者在社群媒體上開設自己的新聞頻道。儘管政府不願承認，但這座城市目前正經歷嚴重的人才流失。

所以，我還在香港經營基督教新聞平台做什麼呢？

《時代論壇》創刊於1987年，是一份小型的週報。透過新聞報導、特寫、觀點和靈修文章，我們以基督徒的視角回應社會議題，並展現不同宗派和神學背景的基督徒之間的討論。《時代論壇》與香港其他基督教刊物的不同之處在於注重新聞報導。

今天，我們認為我們的使命更加有必要性，因為威權政府很容易忽視弱者和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再加上，基督徒需要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的真相。

我們也感受到香港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多作者和消息來源寧願匿名發表文章。由於人們需要自我審查，很難找到願意與我們的讀者分享心底觀點的基督徒。

教會同樣面臨獨特的挑戰。香港有許多教會與中國大陸的教會有著歷史上、教派上和社會上的連結。大陸迫害基督徒的故事——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逮捕與暴力，至2014年拆除十字架——讓香港教會了解到未來自身的宗教自由狀況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隨著會友和教牧人員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和其他國家，香港的地方教會也經歷到人才流失。由於會眾人數減少，加上香港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危機，教會面臨資金日益短缺的問題。這些都是《時代論壇》持續報導的重要趨勢和故事。

雖然我們的讀者持續透過訂閱和捐款來支持我們，但我們的廣告收入卻有所波動。基督教機構、教會和基督教地方社區成員是我們的主要廣告客戶。在政治變化後的幾年裡，由於許多教會和機構需要填補移居國外者留下的空缺，招聘廣告的數量激增。2023年下半年，共有222間教會在我們的網站和宗派網站上發布職缺廣告。

但最近幾個月，招聘廣告的數量正在下降。我們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儘管香港目前正面臨股價、房價和出口下滑的經濟頹勢。

為我們自己的媒體網站招募工作人員也變得越來越困難。當我們發布招聘資訊時，只有少數人應徵。而在過去，許多人願意以實習生、志工記者或攝影記者的身分為我們工作。雖然《時代論壇》還沒有像一些地方教會那樣，出現多達一半的會眾離開的大規模外流現象，但要找到能夠承擔我們目前繁重工作量的員工仍然很困難。

我不會怪那些離開香港的人，尤其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正在崩潰。離開是一個理性的決定。然而，人可以走，教會卻不能走。香港仍有人需要聽到福音，需要知道福音能滿足他們靈命上、情感上和物質上的需要。香港的基督徒群體仍需要能了解當前實況的訊息，並做出明智的判斷。確實，基督教媒體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在一個越趨威權的社會裡，弱者和沒有權力的人的聲音越來越被輕視、忽視或壓制。像我們這樣的獨立媒體可以為這些聲音提供一個平台，即使我們自己也要承擔風險。為了能繼續出版，我們必須確保不觸及政府的「紅線」，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然而，政府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條紅線在哪裡。即使是簡單的編輯決定，我們也需要認真計算是否值得冒險。然後，我們憑著信心發表。

例如，2021年，也就是上一部國家安全法實施僅一年後，香港政府計劃要求所有市民在手機上安裝COVID-19聯絡人追蹤app，每次進入公共場所都必須出示該app。但對於買不起智慧型手機的窮人或街友來說，這樣的措施可能會使他們無法進入廁所、醫院和市場等必要的公共設施。

服務這類人群的機構對法規造成的後果感到擔憂，但他們擔心，根據新法律，他們可能會因為討論公共事務而受到懲罰。公開批評政府的措施會觸及紅線嗎？儘管如此，一家基督教非營利組織還是決定採訪一些會受到該措施影響的人，並將錄音上傳到社群媒體上。

《時代論壇》和其他幾家地方媒體決定報導此事，即使要面對風險。不久之後，政府修改了這項措施。沒有智慧型手機的人可以向社工申請函件，讓他們能以手寫方式在公共場所入口登記個人資料。香港政府並未提及他們是否因為公眾的反對而做出改變，因此我們無法確定我們的報導是否有效。但我們知道這樣做是正確的。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編輯部曾多次面臨像這樣的討論。有時我們認為不值得冒這個險。當我們決定冒險時，有時我們能看到因著我們的報導而帶來的變化，但更常是看不到任何變化。

身為香港的基督徒記者，我們需要從神而來的智慧，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有識別力。我們希望更多人關心窮人、弱者、病人、無家可歸者和監獄中的人，就像耶穌在馬太福音25:31-46告訴我們要做的那樣。我們知道我們無法做到這一切，但我們盼望主能使用我們在這個城市的微小工作來實現祂的心意。

香港的處境愈來愈收緊。政府剛通過禁止叛國、煽動叛亂、叛亂、間諜和與境外勢力合作的法律，該法律將於3月23日生效。2003年，一項類似的提案曾引發50 萬人的和平示威，導致該法的立法進程中止。

但這一次，由於自四年前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對抗議活動的嚴厲懲罰，沒有發生抗議活動。政府如今聲稱，有99%對新法提出意見的人都表示認同。

最近有一項調查發現，香港人認為香港的宗教自由度高於平均水準，但同時認為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略低於平均水準（示威自由最低）。然而，宗教自由並不獨立於其他自由。我們不確定第23條法規生效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的宗教自由度會維持不變嗎？地方教會還能與海外教會共建團契嗎？新聞媒體是否還有堅持新聞價值的空間？紅線會在哪裡？

請為香港禱告。我們也需要您為《時代論壇》禱告，使我們能繼續忠心地服事這裡的基督徒群體，為他們提供真相，並以文字記錄我們深愛的城市所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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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不) 談論「基督教民族主義」

Brad East

這個詞越來越無用處——既對普通基督徒不公平，卻又太柔弱，不足以譴責我們之中傳揚著的「另一種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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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改革宗哲學家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為「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下了一個實用的定義。他指出，在學術環境中，原教旨主義者基本上是個污辱人的詞，有點類似⋯⋯（普蘭丁格用了一個我不能寫在這裡的詞）我舉個例子吧，類似「蠢蛋」。

當然，除了羞辱人的意思外，普蘭丁格認為，「原教旨主義者」的意思是，「從神學角度來說，我和我的開明朋友們相當偏右」。因此，學者、記者和許多基督徒開始用這個詞來形容所有「神學觀點跟自己相較之下，相當偏右的蠢蛋」。但由於總是有人比自己更靠右邊，所以「蠢蛋、原教旨主義者」這個詞的定義基本上是相對的：沒有固定的參考物，但反正說的絕對不是我自己。

如今，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評價「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這個詞已經失去了實質內容，變成相對性的詞。幾乎在所有談話中，這個詞跟「原教旨主義者」一樣，除了指那些「政見與我大相徑庭的蠢蛋」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意思了。「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標籤幾乎可以貼在任何事上：也許它指控的人是個名副其實的納粹。也許它指的是ㄧ個非常關心墮胎及稅收議題、終身支持共和黨的人。

最近，一些有想法、有善意的人努力以一種有用的方式來定義「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彙。但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淘汰它，再也不提到它。雖然它曾經對特定群體和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現在已經不再適用了；這個詞彙剩下的只有面紅耳赤的爭論，沒有光。甚至多數時候，這個詞彙都是被用於誹謗他人，而幾乎在所有情況下，人們使用這個詞來與人劃清界限。

確實，有時我們需要的正是界線。我不會給優生論者或否認猶太大屠殺真實存在的人一個公平的聽證會。但這些都是邊緣極端的情況，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中，公共討論的本質是粗暴的、多元的，偶爾會令人不舒服。我們需要傾聽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尤其當我們不同的程度很深的時候。如果我們是致力於熱情待人和愛敵人的基督徒，我們傾聽的意願應該要更強烈。

此外，所有有責任感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反對者」——那些沒有魯莽地把這標籤貼在所有比自己右邊一點的蠢蛋身上的人——對這個詞彙都有合理的擔憂。我認為有至少五點擔憂。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義往往帶有一個修飾詞：白人。

這一點的確值得我們抨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如此。但請注意它令人擔憂的原因：不是因為它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因為它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種族主義。任何透過社會地位提升或透過政治特權使一個種族凌駕於其他種族之上來作為其定義的政治運動，都值得我們譴責，無可辯駁。

其次，反對者對基督教民族主義不受法律約束的行徑感到擔心是有道理的，2021 年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騷亂就是不受法律約束的典型例子。

有時，不受法律約束意味著不願意遵守規則。有時，不受法律約束意味著拒絕接受政治上的失敗。有時，它意味著訴諸暴力。除了基督徒出於公義的理由而參與的無暴力的公民不服從外，基督教民族主義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展現形式應被所有基督徒譴責（羅馬書第12-13章皆與此有關）。在美國首都發動宗教政變的想法應在萌生之際就被基督徒斬斷。

第三，批評者通常擔心的不是民族主義本身，而是陰謀論和煽動恐懼。

小說家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認為，恐懼「不是基督徒的思考習慣」。她說得沒錯。基督徒可以合理地辯論這個世界和我們國家的現狀，但我們無法合理地辯論基督在這個國家的主權或再臨的盼望（提多書2:11-15）。即使我們最恐懼的事情成真了——我們被某個禁止我們敬拜上帝的政權征服，和教會歷史上以及今日許多基督徒的處境一樣——我們的呼召也是一樣的：數算代價，背負十字架，跟隨基督至髑髏地。

第四，ㄧ些倡導要「把美國基督教化」的人似乎為非基督徒預設了一種次等公民的地位。

此時，那些恐懼被穆斯林或世俗世界「奴役」的基督徒試圖扭轉局勢，反身讓基督徒身份成為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有時，他們會把聖經包裝成一種管理文件，與憲法同等地位，或甚至取代憲法。我承認，我懷疑是否真有大量的美國人真心希望這種事成真，就像我尚未遇到一個真的支持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人一樣。如果反對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學者將他們的抨擊範圍局限在這類支持神權統治的人身上，他們的目標便是正確的——只是我懷疑這樣的目標會小很多。

第五，也是最後一點，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批評者非常正確地反對將上述幾點——種族主義、不守法規、製造恐懼、不公義的行為——披上基督教信仰的語言和符號的外衣（宣稱這是「聖經的教導，是基督教教義」）。

這種將基督降低至自己在世俗生活得到益處的手段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時代（腓1:15-18）。這種做法是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基督的名；這種做法宣稱基督是所有人必須服從的主，同時卻把祂的生命樣式和教導放在一邊。它將聖靈所結的果子視為軟弱無能，卻將肉體的作為——敵意、紛爭、忿怒、不和、放蕩和黨派紛爭——視為策略資產（加5:19-23）。

如果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內容僅僅包含以上這五個問題——成為「對福音的罪惡扭曲」這種行為的代名詞，我可能不會建議我們取消這個詞。但還有一些與上述無關、不應該被歸類在基督教民族主義之下的正當政治參與。

以下是應該與「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標籤脫鉤的六種信仰實踐。

1. 將上帝帶入政治之中。這一點我們能容易做到。在美國，我們歡迎所有信仰或無信仰的人將他們最深刻的信念帶入公共領域。沒有人需要假裝。無論是基督徒、猶太人或穆斯林，將信仰帶入民主辯論及對話的舞台上，在道德上、神學上或憲法上都沒有錯。

2. 將政治帶入教會裡。這一點比較棘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福音所公開宣稱的內容與聖所圍牆外的世界有關。這些主張涉及基督對萬國的主權統治，以及祂對窮人、邊緣人和弱勢群體的愛及關懷（路加福音6:20-26；馬太福音25:31-46）。對這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的敬拜永遠不可能真正與政治脫離——即使是艾美許派的分離主義和其他和平派教會的行為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行動。

3. 支持基督徒候選人競選公職。從人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比渴望在民主集會中擁有代表權更自然的事了。基督徒並不是唯一希望投票給與我們信仰相同的人的人，這種傾向並不值得擔心。有些基督徒只投票給基督徒同胞，這可能是不明智的——若這已經變成不容商量的標準，我覺得很不明智——但這還不至於上升到政治病態的程度。

4. 相信上帝帶領著美國。從微觀的意義上講，所有基督徒都相信這一點（上帝的權柄超越世上所有君王），而當無特定宗教背景的媒體對「天意」等相關的詞彙反應過度時，單純只是他們反應過度。但確實有許多基督徒贊同一種更強烈的說法：他們說美國是世界之光，是那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在上帝對世界的計畫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但我希望基督徒同胞放棄這種信念。這個信念所宣稱的內容實在太多了，這種宣稱忽視了教會的存在、忘記了以色列的教訓（羅11:1-2, 28-29）、過度將目光聚集在一個國家身上，而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一樣，終有一天會消逝（賽40:15；馬太福音24:35）。然而，實在沒有什麼比美國例外論還更美國的想法了。從建國開始，這種信念就一直伴隨著我們，往往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在這個問題上與我意見相左的基督徒通常不是激進的右派分子，而是再普通不過的美國人（尤其以老一輩和移民的標準來看），即使我不同意他們的想法，他們也不應被以如此貶義的方式貼上標籤。

5. 相信美國「是」或「應該是」基督教國家。正如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所記錄的，與美國例外論一樣，不正式的形容「屬於基督教的美國」的概念也深深根植於美國的歷史、文化和法律之中。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最近在《第一新聞》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基督教文化一直是美國的共識基礎」，而這一基礎在今天既可以恢復，也應該恢復。

霍利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不對的。但他的論點並非在呼籲基督教神權統治，甚至不是呼籲建立像英國那樣的國家教會，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主張「屬於基督教的美國」是合理的公共討論範圍。它與主張「美國應是世俗的」的論點一樣，都是美國式的。這兩種公共討論的意見都值得一聽。兩者都不荒謬，也不應被輕視。

6. 懷疑自由主義、民主或美國秩序。好了，這一點是極大的癥結所在。也許特別有愛心的讀者可以接受前五點，認為這是美國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不極端的觀點。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公開表示不支持自由，對民主持懷疑態度，或對整個美國聯邦共和國的架構持不確定的態度。難道他們這種想法沒有太越界嗎？這種人不危險嗎？難道我們不應用特殊的詞彙來形容「這類人」，並且這個詞應該要能強烈地表達我們的不贊同嗎？

也許吧。但請聽我分享我的理由。

基督徒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往往是以一種近視的「歷史終結」的心態來進行的。它無視基督教大部分的歷史，並視自由民主為人類社會和政治安排的「最終形式」。在這種觀點看來，我們正處於漫長進步過程的最後階段。我們無處可去，無事可做，只能保持自己的卓越。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對的。教會能夠並且將會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存活，歷史的終結不是21世紀初的美國，而是基督的再來。政治更迭、政府興衰、地圖重繪，在耶穌再次顯現之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歷史已經終結。當然，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值得珍惜或保護的東西。但是，把現在的情況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或最好被凍結在琥珀中，這在神學上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我的結果是什麼？基督徒可以質疑任何事。我們可以自由地對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持懷疑態度。

有時，這種懷疑是沒有道理的。但通常情況下，對既定秩序持懷疑態度的基督徒會幫助我們看到我們可能錯過的東西。多蘿西·戴（Dorothy Day）、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和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都曾對一些現代思潮打上問號：自由主義、民主、人權、資本主義、工業主義、核心家庭、數位科技、美國帝國——無論哪一個，他們都曾將其置於被告席上，對其進行質疑。這可能會讓我們覺得這些人不再支持我們了。但有時，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此，「懷疑民主」也不應被詆毀為一種基督教民族主義。至於我在最前面所形容的五種病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我們有理由反對，也有理由為它們貼上其他貶義的標籤，但「基督教民族主義」並不是最好的標籤。

這並不是說「基督教民族主義」這個詞過於強烈。而是它太軟弱了。使徒保羅有個更好的詞來形容「基督教民族主義」：「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而這個更改過的「假福音」在政治上的展現只是這種精神疾病的症狀。但這類福音確實以現在進行式出現在基督的身體裡，這意味著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過，在我們振奮對抗假福音的同時也應受到責備：因為除了聖靈的大能，沒有什麼足以醫治這樣的假福音。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他著有四本書，包括《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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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無法被木乃伊化

Russell Moore

聖經中一具常被遺忘的木乃伊告訴我們，偶像崇拜會使人死亡，但耶穌能喚醒人。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過去幾週，我與《今日基督教》的幾個組員一起，在埃及尼羅河上下游講授《出埃及記》。一路上，我們參訪了一些廟宇和墳墓——多數都收藏著古埃及國王和王后的屍體。

參訪這些廟宇和墳墓的時候，我不禁想起美國的教會。在所有關於要「出埃及」——離開基督教——的討論中，有些很合理，有些則不太合理，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已錯失重點。也許美國教會並沒有死。也許它甚至尚未在「消亡中」。也也許我們面對的困境比這更糟：也許美國教會已經木乃伊化了。

木乃伊不僅僅是處理屍體的一種方式，它也代表了古埃及人對生死的一種特殊看法。畢竟，將屍體木乃伊化並不容易。只有像古埃及這樣技術先進的社會才能完成屍體的防腐處理，將其保存數千年。將屍體木乃伊化反映了當權者的某種穩定性。那些被製成木乃伊的人——法老和他旗下的統治者，以及他們選擇與之來往的人——反映出一種假設：未來（即使千年之後）關於權力的定義仍和他們所處的時代一樣；那在前的仍然在前，在後的仍然在後。如俗話所說，不願意面對真相不過是埃及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徒常常忘記聖經中最著名的木乃伊的故事——發生在創世紀的結尾。約瑟是以色列12個孩子中最不受歡迎的一位，並被當成奴隸賣掉。大家以為他已經死了，他卻在埃及崛起掌權。他完全適應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以至於他的親兄弟們見到他時，都認不出他來。在創世紀最後幾章裡，約瑟原諒了他的哥哥們，請求他們在上帝將他們送回應許之地的那天，帶著他的屍骨一起回去。

這卷以「起初，神創造天地」開頭的書，最終以「人用香料將他薰了，把他收殮在棺材裡，停在埃及」結束。乍聽之下，創世紀的故事似乎很虎頭蛇尾，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敘事上的懸念手法。這樣的鋪陳暗示著即將到來的出埃及——而「應許裡所說的出埃及」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掌權。

在描述約瑟的信仰時，希伯來書並沒有以我們以為的方式讚揚他：約瑟的解夢、拒絕性上的罪、從牢房興起至掌權，或他用穀物儲存技術拯救世界免於飢荒。希伯來書甚至沒有提到約瑟饒恕了那些對不起他的人。相反的，希伯來書寫道：「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來11:22）。

在他人生故事的結尾，約瑟是個埃及人：在法老的土地上成為一具經防腐處理的木乃伊。約瑟的信心在於，他看見一個不一樣的未來。約瑟的骸骨是出埃及記中反覆出現的主題。聖經說：「摩西把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出13:19）。當以色列人越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時，約書亞記說：「以色列人從埃及所帶來約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劍」（約書亞記24:32）。

約瑟並不是唯一一個必須擺脫埃及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影響的人。以色列人圍著金牛犢跳舞，稱金牛犢為帶他們出埃及的神，如此崇拜偶像的關鍵原因，如基督教殉道者司提反所說，是因為「（他們）心裡歸向埃及」。以色列人離開一個充滿偶像的國度，他們也想要一個自己的偶像，一個他們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偶像，一個能團結他們群體的源泉，畢竟，「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徒7:39；出32:1）

先知以賽亞譴責以色列人埃及化的情感，因為以色列人試圖透過埃及的力量尋求保護，免遭敵人的傷害。身為盟友的埃及和身為壓迫者的埃及一樣糟糕，甚至可能更糟。「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以賽亞書30:3）。無論是選擇相信埃及人的雕像，還是相信埃及人領導的軍隊，以色列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轉向偶像尋求保護和未來，而不是走神的道路——根據法老或凱撒的說法，神的道路看起來肯定會失敗。

先知們警告道，製造偶像——那些取代我們終極忠誠度的物品、觀念或隸屬關係——充滿破壞性。但此時此刻，這些偶像似乎並沒有殺死我們。它們似乎在幫助我們成功。但實際上，這比殺死我們更糟糕——它們使我們變成行屍走肉。

偶像是有用的。它們把人們聚集在一起。它們給人們一種意義感，一種能為之出生入死的事業。沒有什麼比如「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啊！」這類的歌聲更能調動民族主義的認同感了（使徒行傳19:28）。然而，聖經說它們毫無益處，正是因為它們能起作用。

偶像有兩個致命的缺陷：它們是自我創造的，也是死的。那位與聊天機器人「墜入愛河」的人，可以擁有所有看似愛情產生的感覺。但最終，他終將知道，他「愛上的」的是他自己——演算法重複展示給他的東西，是他一開始先放在那裡面的。聖經警告我們，偶像是死的。更糟的是，「造它的要和它一樣，凡靠它的也要如此。」（詩115:8）。

在通往偶像之路的盡頭，你最終會被封閉在自我之中，但一部分的你知道，控制你的是你自己所建造的機制。此外，你最終會越來越深的死去——對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根源麻木不仁。然後，為了解決這種行屍走肉的感覺，你又建造一些其他的偶像來讓自己感受到生命的脈動。

幾年前，當有人警告美國教會的根本問題在於「真理無處容身」——對基督教教義淺薄的理解正在掏空我們時，我會深表贊同。但我如今想知道，是否從當時直到現在，我們更深層危險的問題其實是「生命無處容身」。

沒有禱告、一成不變的麻木生活使基督徒厭倦，他們失去了冒險精神，試圖在政治偶像崇拜、公共領域、以及沈溺於網絡視覺上的性愛或網絡語言暴力中尋找冒險精神。由於缺乏在聖靈中的真正生命所帶來的信心，我們陷入對法老的飢渴中——渴望教會或國家的強人將我們從邪惡中拯救出來，而我們的代價是對他們說：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因為沒有了生命，我們試圖透過選擇正確的論點、逮捕「正確的異端」、打一場正確的文化戰爭來證明我們的地位。

我們的科技未曾如此先進，我們卻也未曾如此死氣沉沉。耶穌曾警告我們（啟 3:1），但在如何扭轉這個局面的問題上，耶穌沒有給我們所謂的「十個策略」。祂告訴我們要警醒，要「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啟3:2）。

約瑟的防腐工程是一件很埃及的事。然而，他的信仰讓他明白，他所掌握的一切不過是將一具屍體保存起來，而「生命」有更深遠的意涵——取決於一個能把他從迷失的地方帶回來的民族，取決於一個能數清他所有骨頭的上帝。

也許美國宗教也需要這樣的生命。你不能既有法老又有天父。你不能既服事上帝又服事木乃伊。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帶領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我曾以為領養是美好而珍貴的呼召

Kristin T. Lee

對領養簡單粗淺的期待會傷害領養過程中的每個人，包括我的養子。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COVID疫情開始後的幾個月，一天晚上，我把三個孩子哄睡後，一邊觀看國家劇院製作的《簡·愛》，一邊擠出時間在健身車上運動。當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同理簡愛的感受，反而共情她刻薄的阿姨時，一股寒意悄悄襲來。

簡愛的阿姨里德太太在不情願中成了她的養母，我驚恐的發現自己竟然與里德太太對簡愛的怨恨產生共鳴。里德太太認為簡愛是個外人、入侵者、問題的製造者。我發現自己每天都對我們五歲的養子有著同樣的情緒。我們一年多前才歡迎他加入我們的家庭。看著自己的情緒在銀幕上的里德太太——劇中的反派角色——身上呈現，讓我意識到自己的道德準則已然塌陷。

從小，身為一個總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孩子，我總是記得從初代教會直到現代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對照顧孤兒的重視。在我所聽過的講道及讀過的基督教書籍中，人們對領養的描述都是正面的：聖經用「領養」的概念比喻上帝如何接納我們進入祂的家庭（羅8:14-17，弗1:5）；領養滿足了一個孩子最重要的生存需求；領養是一種美好的愛的行為。做一名熱情洋溢的傳道人或跪地禱告的勇士可能不是我最擅長的事，但至少我能做到歡迎一個孩子加入我的家庭。

當我開始和我未來的丈夫約會時，我剛從在中國一間孤兒院服事殘疾兒童的暑期義工回來。在我們的願景中，領養一直是我們建立家庭並將上帝寬廣的愛傳遞給需要幫助的孩子的計畫一部分。

在結婚並有了兩個親生孩子後，我的醫學訓練終於結束了，我們的生活也相對安定下來，我們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我們閱讀有關領養子女的書籍。我參加網路上與領養相關的論壇。我們也認識了其他曾領養孩子的家庭。

當時，與領養議題相關的批評聲越來越多。已經成年的被領養者以及其他倡議者合理地強調美國國內和跨國領養流程裡的系統性缺陷。其中包括從腐敗到脅迫、跨種族家庭關係到訴訟糾紛。領養孩子的過程比我在教會裡被灌輸的簡單畫面要複雜得多。

然而，我仍然堅信，對家庭的需求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患有病症的年齡較大的兒童，因此我們繼續透過一個有信譽的海外機構尋求領養。那時我們認為，我們是心胸寬廣的人，是有愛心的父母。愛任何一個孩子就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簡單，尤其是愛一個和我們有相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孩子。

然而，當我們把從台灣領養的孩子——我們家的老三帶回我們家時，實際的感受卻像一顆炸彈在我們原本平靜的家中爆炸。

我們沒有預料到，要向我們新來的四歲孩子自然輕鬆地展示如我們對待我們兩個孩子那樣的愛有多困難，尤其當他似乎已決心拒絕我們的愛和溫柔，好讓每個人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樣——被迫與他原先的照顧者、國家和熟悉的環境分離。雖然這在領養過程中很常見，但情緒的雲霄飛車還是讓我們疲憊不堪、心力交瘁。我不斷提醒自己，這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我們帶回家的兒子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自己的選擇權。

更具挑戰性的是，我們五歲和七歲的孩子也很難適應。他們並沒有這樣要求，但突然之間，他們有了一個弟弟，這個弟弟會弄壞他們的玩具，偷吃他們的萬聖節糖果，還會故意挑釁他們以引起他們的反應。他們和老三之間沒有經歷過甜蜜的嬰兒期來培養對彼此的依戀。就像一道閃電，突然之間，他們原本的生活、家庭和家裡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

我的保護天性在我心裡相互矛盾：我最年幼、最新、最脆弱的孩子需要我無條件的愛、大量的正面肯定和一對一的關注。同時，我原本平靜而快樂的老大卻反覆地用頭撞地板，把痛苦發洩在自己身上，因為他知道自己不該打弟弟（雖然這確實發生了，是的，我們嘗試過多種形式的治療）。

這樣的家庭氛圍持續的時間之久，遠遠超過我們被告知的「最初幾個月」的適應期。四年過去了，我仍常常感到絕望。

我們很幸運擁有一個理解我們的教會群體；我們的主任牧師和他妻子領養了11個孩子。他們成立一個每月相聚一次的領養小組，在這個小組裡，我們看到大家暴露自己的脆弱，彼此坦誠敞開。聽到其他在領養路上走得更遠但仍在應對巨大挑戰的父母的故事，既令人生畏又帶來安慰。

但是，即使有這個寶貴的空間和其他支持著我們的友情，身為養父母的掙扎所帶來的深深的羞恥感還是讓我感到崩潰。從小到大，我一直被教導領養是美麗的、珍貴的、是上帝的旨意。為什麼我沒有這種感覺呢？

我需要解釋ㄧ下引領我至這一步的神學。在教會裡，領養孩子常常被用來與上帝「領養」我們進入祂的屬靈家庭相比較。但當人們使用這種比喻時，經常忽略領養的概念在過去兩千年中發生了哪些變化，以至於非常不幸地，養父母在這種類比下常被視為「拯救了」孩子的人。

這種思維忽略了孩子曾經歷「被拋棄」的打擊。我們領養的孩子，尤其是年齡較大的孩子，在他們的生命裡已經歷過太多的失去和悲傷，而這可能以依戀障礙、信任受阻和創傷等形式展現出來。我們不是上帝，無法奇蹟般地治癒這些傷痕。

然而，當教會將領養過度簡單化——僅僅視其為上帝計劃的榮耀體現、解決墮胎議題的答案，或宣教的一種形式——我們扭曲了這種複雜的關係，讓養父母從一開始就陷入失敗的境地，因為這種思維使我們扮演一個從來就不屬於我們的角色。領養不是萬能解藥；相反的，它是一段漫長旅程的開始。

教會應該對領養有更細緻、更現實的描述。有些領養家庭從一開始就能茁壯成長，有些則經歷多年的辛勞。

透過重塑我們談論領養的方式，認識到領養源於人性的破碎，讓人們聆聽各式各樣的領養故事，而不僅僅只有那些簡單或已度過難關的案例，我們可以讓未來的父母更好地做好準備，並將領養家庭可能面臨的困難正常化。我們的目標不是阻止或否定領養，而是確保領養是在現實的期望下進行的。

教會不應視領養為照顧弱勢兒童的唯一（甚至是最佳）方式，而應認真對待保護原生家庭的努力。我們可以努力對抗那些迫使原生家庭放棄孩子的系統性不平等，並給予單親家庭相應的支持。當一位孕婦為如何撫養她的孩子焦慮不安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不應是主動提出領養，而是作為一間教會團結起來，分享資源，使她能負擔住房、托兒所、衣服和食物的費用，並承諾成為她的支持性社會網——某種意義上更大的大家庭。

對於已領養孩子的家庭來說，提供他們實際的幫助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每當有人對我說一次「哦，我也一直想收養孩子！」時，我就能得到一頓飯，我大概已經累積夠我吃ㄧ輩子的飯了。

臨時照護——由值得信賴的成年人照顧被領養兒童幾小時或幾天，給養父母一個充電恢復的機會——可以成為不堪重負的父母的救命繩。在領養前和領養後，以創傷為基礎的教牧關懷可以幫助調整人們的期望。這樣的機制應成為一種標準，就像人們期望（甚至要求）要有婚前輔導那樣。

在這段領養旅程中，最讓我痛苦的是，我為自己沒能成為孩子們應得的那種母親而經歷極深的羞愧感。我不想承認，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的這個尖叫、憤怒、哭泣、苦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不想承認我已經變成里德夫人了。

甚至，這個動詞——「變成（里德夫人）」都算是對事實的掩蓋。我的自私一直都在，只是在領養孩子後才暴露出來。也許這正是領養給我的最大的考驗：在我作為一個耐心、無私的父母的外殼被打碎後，我被迫看著鏡子裡自己的真貌。一旦外殼出現裂痕，我的自我譴責就會無情地對我叫囂，使我臆測熟人和網友會對我有什麼樣的評論：我不應該為人父母，其他更好的人能有更多恩典來處理領養所面對的困難。

的確，我所缺乏的正是恩典——無論是對待我自己還是我的孩子們。但上帝未曾停止供應恩典。每當我感覺自己如自由落體般墜落時，祂的回應總是無止盡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地接住我。

我們都是普通而破碎的人，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正如我一位同為養母的朋友所說，當領養之旅很順利時，養父母不應該被視為聖人；當我們暴露自己的掙扎時，我們也不應被視為異類而被邊緣化。上帝既在和諧中，也同樣在失序中與我們同在，而我們的家庭可能永遠無法彈奏出完美的和弦。

在我們領養孩子的第六年，我們經歷到喜樂的瞬間，建立了真實的紐帶關係，並開始癒合，但也許我們永遠都會有尚未化解的悲傷和傷害——不僅僅是來自我家老三痛苦的身世，也來自我養育他和他的手足的不完美的方式。

當我遇到其他和我一樣的領養父母時，我感到不再那麼孤單，也不再被羞恥感吞噬。我想向其他在領養之旅早期階段的父母提供這種安慰和智慧，並敦勸其他基督徒弟兄姊妹也這樣做。當教會把領養形容得太簡單，沒有認識到孩子和原生家庭曾經歷過的悲傷和失去，以及領養父母可能面臨的嚴峻挑戰時，我們不經意地導致這些未來的父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入領養之旅，並讓那些正在掙扎的養父母沉默，不敢分享他們的辛苦。

上帝呼召我們照顧孤兒，但上帝並沒有承諾這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也不應如此。

克里斯汀·T·李（Kristin T. Lee）在《餘燼》（The Embers）上撰文探討信仰、歸屬和團結的交會點。她也在Instagram上發表關於各類書籍的評論。她住在麻薩諸塞州劍橋市，正在撰寫她第一本關於亞裔美國人基督信仰的書。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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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不應專屬於傳道人

Maria Baer

我們是否能在教會內、在我們身處的社區、甚至在餐桌上向人們提供神學寶藏？

Illustration by Paige Vickers

多年以來，巴泰爾（Caleb Bartel）一直希望加深自己對聖經和神學的理解。

「單單從主日講道或主日學得到的東西根本不夠，」在德州大學站中央教會（Central Church in College Station, Texas）聚會的巴泰爾說：「當然你可以透過自學來成長，但是你的學習遠遠達不到神學院的水準。」

巴泰爾未曾有感動被呼召成為傳道人。他是一名房屋裝修工，也是一名已婚有五個孩子的父親，所以念神學院對他來說是不現實的想法。但由於他所在的教會提供的教育機會，這位33歲的基督徒現在也有機會接受神學裝備。

事實上，全美國各地的教會都陸續展開內部的神學訓練計劃，目的在吸引像巴泰爾這樣不追求全職服事，但仍想更深入地學習神學、教會歷史和聖經的基督徒。有些課程，如中央教會所提供的課程，努力複製正規神學院的訓練，僅僅只缺少正規神學院的學習環境，以及沒有每年高達1萬6千美元（約50萬台幣）的學費。另外一些教會提供神學教育的目的在於讓更多人能接受神學裝備。

在鳳凰城救贖教會（Redemption Church in Phoenix）服事的泰勒·強森（Tyler Johnson）20年前就已開始這樣的工作。他想讓那些可能從未讀過希臘文聖經或不知道什麼是「釋經學」的人，也能更深理解福音並將福音實踐出來。他與教會其他建堂牧師一起發起為期一年的神學訓練計畫，命名為「激湧（Surge）」。任何願意每週上課，參與長達一學年神學裝備課程的人都可以報名。

「我們常常覺得，有很多更深入的神學寶藏都藏在教會外的聖經學校中，」泰勒表示。身為一名建堂牧師，他想知道，「我們能不能在教會內、在我們身處的社區、甚至在餐桌上向人們提供這些寶藏？」

這些建堂牧師首先列出一份包含書籍和文章的清單。他們認為這些書和文章大致概括了他們教會的願景──「生命的一切都是為了耶稣」。他們將這份書單擴充成一門課程，書單中的基本核心教材包括Craig Bartholomew 和Michael Goheen 所著的《聖經戲劇》和 Christopher J. H. Wright 所著的《救贖源於我們的神》。

在每次的Surge聚會中，參與者以小組為單位坐在一起，聆聽牧師、客座講師和所讀的書的作者演講。每年之中有幾次，所有來自其他教會加入Surge課程的學員會一同參與稱為「Surge Table（激湧之桌）」的密集訓練課程。

在20年的經驗之後，Surge計畫已經擴展到亞利桑那州的幾十間教會裡，每個教會都採用相同的核心課程內容。

現任科羅拉多州阿瓦達市Storyline教會主任牧師的J. T. 英格里許（J. T. English）也有類似的信念──教會應該重新找回其教育上帝子民的角色與責任。

「有太多教會把門徒訓練的責任交給非營利組織、神學院、一般大學或其他機構，」英格里許表示。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書《深度門徒訓練》（Deep Discipleship）中提出在地方教會的層面提供平信徒神學裝備的理由──「基督徒不應該需要離開地方教會才能成為更深入學習神學的門徒。」

2015年，英格里許在德州創辦了鄉村教會學院（Village Church Institute ）。第一年就有近500人申請，這讓英格里許感到驚訝，「因為這個培訓計畫的要求非常嚴格。」

教會內部提供的課程與神學院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都包含閱讀大量書籍的要求。該課程刻意強調學術標準。學生的任務除了背誦經文外，也包括閱讀如亞他那修（Athanasius）、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和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內的神學家的書籍與文章。

鄉村教會學院與 Surge類似，是個為期一年的課程，每週上兩小時的課，包括講座和小組討論。學生需要撰寫並繳交他們的神學教義聲明，並在20分鐘內撰寫並講述「聖經故事」。

中央教會的執行牧師丹尼爾·帕特森（Daniel Patterson）說，無論平信徒是否學到艱深的神學詞彙，理解基督教教義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帕特森說，盡管教會在佈道、主日學和查經班中都有神學教導的成份，但不一定能提供更深入的神學學習，而這通常也不是教會生活的優先事項。

「對教會每週共同的敬拜聚會來說，我們的優先事項就是一起敬拜，」帕特森說。

中央教會的成員也會在週間生活小組裡一起讀經，但小組的重點是建立關係。因此，在教會於九月開展的神學課程中，神學教育將會是優先事項。

中央教會將該課程對所有人開放，包括固定在該教會聚會的三千名會友之外的人。有些人視該課程為教會長老教育訓練的一部分，但也有不少人單純視這為增長信仰知識的一種方式。

今年有一百多人報名參加這個課程，包括文章最前面提到的房屋裝修工巴泰爾。

「當我大學畢業時，我並不知道除了進入神學院外，還有什麽方式可以讓我在信仰上繼續成長，」巴泰爾說。「我只是想把信仰應用在我已經在做一些事情中，例如在工作之中，以及與我周圍的人的相處中。」

森林公園教會（Forest Park Church）是馬里蘭州一間隸屬於Acts 29機構的小型聚會點。今年是該教會實施核心課程計畫的第二年。該計畫與整個學年同步開始，這間教會的培訓計畫也更加密集，書目繁多。尼爾·郭柏樂（Neil Grobler ）牧師指出，正是英格里許提出的深度門徒訓練（Deep Discipleship）的概念，促使他在這間約有200名會友的聚會點開設這些課程。

「我們教會需要四位長老，但教會負擔不起四位牧師。所以這些學員都將成為平信徒領袖，」郭柏樂說。「但我確實認為神學訓練對他們很重要。」

郭柏樂本身擁有聖經研究學士學位，但他還沒有念過神學院。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去神學院深造，但身為一名牧師，他認為教會的職責是向所有基督徒提供堅實的基礎神學裝備。

他說，在去年森林公園教會首屆核心課程開學之初，他驚訝地發現新生中「存在嚴重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上的匱乏。」

「他們知道聖經中的許多故事，多是來自他們從小在兒童主日學裡聽到的故事，」郭柏樂說。「但他們很難看見這些故事如何連結到貫穿著整本聖經的上帝的救贖敘事。」

某些基督教教義，如三位一體的教義和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觀念，對一些人來說甚至是全新的概念。

實際執行這些神學訓練計劃的牧師們堅持道，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取代神學院，為有神職呼召的人提供教育。雖然有些教會甚至會與經過認證的神學院合作，提供課程學分或學位。幾年前，亞利桑那州的 Surge建立一個名為「宣教培訓中心」的合作事工，該中心提供聖路易斯聖約神學院認可的學位。德州鄉村教會學院（The Village Church Institute）的學生也可以修得達拉斯神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美南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學分。

雖然這些課程大多偏向改革宗神學，但強森和 Surge 的其他領袖已將課程推廣至各個教派。今年，參與Surge 計劃的成員包括長老教會、聖公會、五旬宗和浸信會教會的會衆。這些教會舉辦自己的Surge Table聚會，但偶爾也會聚集在一處進行密集訓練。

這樣的模式凸顯了強森及其團隊創立 Surge 的最初動機。Surge計劃的命名，某種程度而言是源自 2007 年美軍向伊拉克發起增兵行動的代號：Surge。

如今，強森雖不願強調該名稱背後充滿的軍事意涵背景，但這個訓練計畫以及全國各地教會中類似計劃的核心使命依然相同──裝備教導平信徒關於上帝創造世界、耶稣前來拯救這個世界，並且這個真理應成為所有基督徒生命的標誌──包括牧師、水管工，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基督徒。

瑪麗亞·貝爾（Maria Baer）是本刊的特約撰稿人，現居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Ohio）。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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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梅米：獻身中國東北的愛爾蘭女宣教士

書拉密

她經歷了土匪、侵華日軍和紅色政權的騷擾，但服事中國的心依舊勇敢無畏。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1923年，愛爾蘭女宣教士梅米·約翰斯頓（Mamie Johnston，中文名「韓悅恩」）受愛爾蘭長老會差派，由婦女傳教會（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贊助，前往中國東北法庫縣，當時 26歲。她在中國生活了28年，經歷了土匪侵擾、日本侵華戰爭和紅色政權的建立。 1949年轉派至昆明，1951年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

1981年，她以殘疾之軀出版了英文回憶錄《往事如昨：中國記憶1923年-1951年》（I Remember it Well: Memories of China 1923-1951），記錄了當年的宣教經歷、東北的鄉村生活、中國文化中諸多溫暖與殘酷的細節、她與日本人鬥智的傳奇故事、被迫離開中國的慘淡記憶。

不變的約定

梅米8歲的時候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當時，愛爾蘭長老教會的女醫療宣教士伊莎貝爾·米切爾（Isabel “Ida” Deane Mitchell）醫生正預備啟程前往中國東北，她邀請小梅米長大以後走出家門，走出英國，到中國去幫助她。梅米始終記著這個約定。

1905年，伊莎貝爾踏上赴東北醫學宣教之路，進駐法庫，成為當地第一位西醫大夫，並為自己取了一個優雅的中國名字「齊幽蘭」。 1917年，她在救治一位白喉患者時被感染過世，享年38歲。

梅米在陸續完成學業後，發現走出英國、追隨伊莎貝爾到中國去幫助她的願望已經破滅。但她還是向教會遞交了當海外宣教士的申請，目標地區是印度或中國。最終，愛爾蘭長老教會派遣她前往中國東北部做教育宣教士。

1923年，梅米搭船到達上海港，再轉道北京，到語言學校學漢語，之後赴瀋陽一家師範學院工作。 1924年，她僱騾車前往此行目的地法庫。途中，在大車店過夜，老闆娘看她沒帶隨身被褥，刻意安排她住進主人的臥室。她在那間瀰漫著鴉片氣息的房子裡朦朧睡去，聽見老闆娘用憐憫的語氣說：「這姑娘連個鋪蓋都沒有，真可憐。雖然她是個外國人，也和我們一樣，知道辛苦。」然後，就把自己的被子蓋在她的身上，像照顧孩子一樣把被子掖實。她後來寫道：「那一刻，我的心深感溫暖。這裡是我的國，我的民。」

當她輾轉到達法庫，安頓好之後，發現安排給她的宿舍正是伊莎貝爾醫生住過的房子。顯然，那位掌管時間的主也記著那個最初的約定。

與土匪打交道

法庫地處偏遠，常有土匪出沒，闖入人家綁架勒索。有一天，晚餐前，梅米和室友聽見牆頭有聲音，便趕緊召集女子學校的老師，有人敲鐘，有人彈琴，有人吹笛，梅米則和室友一人拿一根長棍，衝出房門，朝黑暗處揮舞棍棒，大聲吹哨，扮演兇惡的「洋鬼子」。幸運的是，那夥土匪一時被嚇住了，迅速退走，學校算是躲過一劫。

梅米和其他宣教士在來中國之前，都了解一項「潛規則」：因為綁架宣教士非常容易，所以教會絕對不會向綁匪付贖金。否則每週都會有新的綁架發生，教會根本付不起。這讓梅米在宣教途中隨時做好被綁架、撕票的心理準備。

30年代末，她與中國女助手同赴漢蒙邊界探訪先前建立的教會。晚上，在客棧休息時，闖進來一夥到此歇腳的土匪。面對這群粗魯的東北蠻漢，兩位女基督徒以謙遜大方的態度和對聖經的通俗講解贏得了他們的尊敬與信任。這群土匪的頭目名叫“大家好”，他甚至傳令讓梅米所經之地的匪幫暗中保護她們順利到達終點。強盜中唯一有文化的師爺還教梅米和助手學了一套行走江湖必不可缺的「春典」（黑話）。

後來，梅米從報紙上知道「大家好」在與日本人的戰役中戰死，她為自己失去了一位中國朋友深深地悲痛。

與日本人周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部建立了滿洲政府。日本軍人把宣教士當作競爭對手，他們要基督徒像崇拜上帝一樣崇拜天皇，如果拒絕，中國信徒和宣教士就會受到迫害，甚至送命。宣教士宣講福音的講道必須先提交給警察，來往信件都會受到審查，外出需取得通行證，並詳細說明行程目的。

1937-1944年正值愛爾蘭長老會總會財政困難，無力承擔過多海外宣教開支。有35位宣教士陸續離開東北，沒有新人被派來補充進來。法庫的宣教工作和教育事工全都落在梅米身上。她在編寫教材的同時，也要隨時應付日軍突襲式檢查。凡是封面寫有「中國」二字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籍都會被銷毀。她和同事偷偷把書打包藏到教會一處靠窗座位底下的活動空間。當天，她在這裡接待兩位搜索的日本官員，他們就坐在那個座位上聽她報告學校圖書館清理後的書單。

她也曾被密切監視，課堂上總有警察出現。在火車上，一個人偽裝成同行者，接連幾個小時問她各種問題。車子一到站，馬上把她帶到車站派出所審問。幸好她一直保持警覺，沒有留下任何破綻和口實。後來，一位中國朋友看到警察局在她的名字邊標記著「完全無害」的字樣。

梅米有著雅億的智慧和果敢。一次，一位中國牧師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被關在鐵嶺的軍事監獄。她很想幫助他，但無法拿到開給外國人的通行證，便喬裝成中國婦女，戴一頂皮帽蓋住金色的頭髮，穿一件當地老年婦女的破爛外套，把高鼻樑埋在褐色的厚圍巾裡，悄悄坐上凌晨從法庫開往鐵嶺的公共汽車，去向一位參與審訊牧師的朝鮮族翻譯尚先生傳遞信息，激勵牧師堅持下去。回程近黃昏，警察會細查入城通行證，梅米便在法庫附近下車，穿過冬天的田野，爬過電網下面的溝渠，帶著一身泥土，在夜半時分回到住處。這件事，她持續做了多次，直到那位牧師被釋放。

從東北到西南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梅米與其他遭日本人驅逐的宣教士被迫離開東北，先到加拿大，半年後回到愛爾蘭，然後赴印度，從那裡重返中國。

1945年，東北部已經由紅色政權掌管，她隨即被派往雲南，為當地教會建立主日學，負責幼兒園和教師培訓。 1949年底，昆明被紅色政府接管，教會開始宣揚接受來自國外的幫助都是叛國的論調，並認為宣教士極可能是間諜。梅米註意到，作為服事的環節之一，牧師必須呼喊反對外國人的口號，不然就可能帶來會眾的分裂；但她是教會裡唯一的外國人，牧師喊完口號，會特意用讚美詩來安慰她——「耶穌的愛，把我們連在一起；在基督裡，我們不分東與西！」她意識到自己成了教會的一個負擔，但她已經不能說走就走了。去留不再取決於她的意願，而是取決於政府的政策。

幾經周折終於被允許離開時，梅米由各類軍人看管著，從軍用飛機到輪船到臨時監獄再到賓館，從重慶到武漢到漢口到廣州到香港，她從衣冠整潔到衣冠襤褸，從能自由用餐到被限制進食，從與人共處一室到與鼠共處一室，直至被迫目睹軍人槍斃一車囚犯。在中國的最後行程，她可謂經歷了人間煉獄。

當警衛故意在夜半衝進監牢用火把晃她的臉，高喊：「你們現在落在共產黨手裡了！」梅米突然意識到一股奇異的喜悅力量充滿全身，她沒有了恐懼，反而代之以深深的平安和篤定——「我們在上帝的手中」，這種認為自己配得上「為耶穌受苦」的意念，讓她由衷地產生愛和憐憫，讓她願意喜樂且忍耐地與周圍人相處，並生出一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坦然和自由。

她回到故鄉，寫下在中國的見聞。在一次訪談中，她滿懷深情地說：「中國，那是我們的獻身之地。」

蘇拉密，基督徒作家、編輯，曾在東北某大學文學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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