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中國的無神論學者都敬佩阿爾文·普蘭丁格

美國著名分析哲學家普蘭丁格的「歸正宗認識論」對中國基督徒的護教和宣道大有助益。

Alvin Plant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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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文·普蘭丁格也許是西方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哲學家。他的成果令人震驚：他有力地反駁了惡的邏輯問題，復興了基督教哲學，重振了護教學並深刻影響許多基督徒學者。西方許多人可能不知道，普蘭丁格在中國也很受歡迎。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即一本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書），被一群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而該翻譯組裡面有些是無神論者。該書的中譯本的發佈會是在北京大學舉辦的，而這項活動的目的是祝賀普蘭丁格的七十大壽。

中國學者們對普蘭丁格的尊敬和欽佩令我感到很驚訝。在發行會之後舉辦的研討會中，主辦方安排一位無神論哲學教授回應普蘭丁格的發表；這位教授開頭便說：“主辦方不用感謝我，因為普蘭丁格是我的學術偶像。” 普蘭丁格的書很快就成為中國最暢銷的學術書籍之一；他後來告訴我們，他的著作在中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

歸正宗認識論

普氏在書中指出，一切反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論證（即他所謂的規範性de jure反駁）本來與挑戰基督教信仰的內容的論證（即實質性de facto反駁）無法分割。這表示對基督教的一切規範反駁務必先證明基督教信仰的故事為假。但這是非常艱鉅的任務。實際上，無論是支持或反駁基督教的論證都基於明顯不同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基督徒相信，宗教信仰之所以普遍，是因為良善的創造者想讓人類認識他，進而為人設計出一個能使他們直接認識他的認知機制。這樣的認識論不僅能合理解釋有神論信仰的存在，也沒有違反任何合理性規範。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保證的」（warranted）－基督徒在被證明為有罪（違反理性）之前是清白的。

普蘭丁格在約翰·加爾文和托馬斯·里德的啟發下提倡所謂的“歸正宗認識論”，它是基督教認識論故事的哲學性闡述。改革宗認識論主張，對神和福音的信念是基本的（basic），所以其合理性不依賴任何論證或證據。普蘭丁格並沒有輕看有神論論證的使用，因他本身也贊同並發揮了一些那樣的論證。但他認為，世上並沒有無懈可擊的論證，而信心的強度也不取決於論證的說服力，否則大部分不理解這類論證的信徒都可以被指責為在信仰上不合理了。歸正宗認識論努力在理性主義與唯信主義（fideism）這兩種極端之間保持中道，而這些極端會分別導致精英主義和封閉的思想。

有趣的是：普蘭丁格認為，卡爾馬克思（這位也許是中國目前最有權威的哲學家）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上述道理。馬克思相信，社會及經濟因素能扭曲人的認知官能，使之無法達到其目標。從此可知，人信念的種類是由與之相關的認知官能產生出來的。因此，這官能的運作的好壞，而非這官能以外的證據或理由，才是決定一個信念的合理性的關鍵因素。此外，只要我們的信念是出於適當地運作的官能，我們的信念就會得到保證（warrant），儘管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官能的具體運作。根據基督教的知識論故事，有神論信仰的普遍性是源自於一個在適當的環境中有恰當的運作的天生官能，即所謂「神聖感應」（sensus divinitatis），但人的原罪卻破壞了神聖感應的功能。然而，神透過祂的特殊啟示和聖靈的工作解決了原罪的問題並產生了信心這新的官能，使人相信福音的偉大信息。這樣的認識論對中國基督徒針對知識分子的護教很有幫助。

分析哲學

接下來，我想多討論普蘭丁格所使用的分析哲學，因為它對中國內外的華人神學教育有十分正面的作用。分析哲學賦予神學著作以論證的嚴謹性、概念的清晰、邏輯的精確性和對科學的開放性。分析哲學家的裝備使他們善於發現有歧義或不足的定義、邏輯上有謬誤的論證，及前後不一致的陳述。分析哲學的各樣工具幫助信徒有效地向教會內外的人解釋三一神論、道成肉身和救贖論等「難懂」的教義。

普蘭丁格的著作的出版及傳播把分析哲學的方法論介紹給中國及其它國家的華人神學院。普氏所開始的基督教分析哲學的復興已產生了諸如關啟文（Kwan Kai Man）、駱德恩（Andrew Ter En Loke）等漢語文化圈裡的基督徒分析哲學家；這些華人學者的著作已祝福全球華人教會和神學院。分析哲學的使用也能促進神學的護教功能，因為理工科背景的學生學者（他們可能是華人知識分子群體的大多數）覺得分析哲學的方法更適合他們。其次，相對而言，中國內外的神學教育仍處於發展階段，而分析哲學的方法能幫助神學生培養出健全的批判性思維而消除狂熱主義和反智傾向。令人感恩的是，華人神學院教師也逐漸意識到邏輯與批判性思考在這充滿假訊息與兩極化的時代中的重要性。

東西方的基督教神學歷來深受歐陸哲學的影響，所以取經於其它哲學傳統能充實神學家的研究成果，使之具備新穎的視角與洞察力。在這幾年來向亞洲的神學生和牧者介紹分析哲學的時候，我們發現，分析哲學不僅有用於系統神學與護教學，且有益於釋經學、講道學和靈命操練等更實用的課程。分析哲學的一個基本工具是概念分析，其目的在於發現我們所實用的詞項的正確內涵。

普蘭丁格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有關神、自由意志、知識、信心等概念的分析；這些分析不僅深刻，也顯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與吸引力。對一個概念x進式分析基本上等於是發現x的基本成分。例如：根據普氏在其《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中的分析，知識這概念是由真信念和保證（warrant）等概念所組成的。因此，當且僅當一個人具有關於神的有保證的真信念的時候，他才可以說自己知道神（而對「保證」這個概念的分析大致如此：一個信念有保證，當且僅當這信念是出於一個在適當環境中有適當的運作的認知官能）。

概念分析十分重要，因為我們傾向於對我們的宗教概念習以為常，但司空見慣的概念會逐漸吸收外來成分或淪為陳腔濫調，因而容易為非宗教意圖所利用。負責講道和教導事工的信徒務必意識到，他們所使用的概念的內涵未必與聖經的內涵相符，而即便相符，也未必與他們聽眾所假設的內涵相同。內涵上的差距將導致一開始是微妙，繼而則逐漸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最終會扭曲基督教的實踐。

因此，建基於紮實的邏輯的概念分析其實是一種有紀律的辨別實踐。概念分析能處理那些令信徒困惑的難題，如：我們如何將信心與迷信、信實與教條主義、希望和幻想、愛和感情作用區分開來？

再者，概念分析幫助信徒發現神學概念的蘊含和意味，因而充實他們的神學。例如：按照普蘭丁格有名的自由意志辯護，神不能創造一個自由卻沒有墮落的風險的亞當或夏娃，因自由意志邏輯上蘊含著做出不同選擇的能力。這表示神的全能不表示神能做出違反邏輯的事（例如使1+1=3）。神能創造一個能飛翔的人，但神不能自殺也不能犯罪，因這麼做對身為完美存有的神是不可能的。神的邏輯固然比人的邏輯更豐富，但神若能違背邏輯，那麼神就能違背自己，而這是邏輯上無法想像之事。

我們有時聽有人說，中國人的思維是直觀性而非分析性的，故與西方人的思維不同。但這種敘述被這個事實挑戰：中國本土哲學家，尤其墨家和名家，是全世界最早發展邏輯與語意學的思想家群體之一。此外，孔子這位最受中國人尊重的哲學家提倡「正名」或矯正名實，旨在使一個詞項及其內涵相符。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宋代的王安石也寫道：「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副其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國哲學固然比西方哲學更強調實踐，但墨家和儒家相信，正確的實踐要建基於人們對其所使用的概念的檢驗和矯正。正因此，普蘭丁格的分析哲學非但與中華文化相容，也能促進中國與華人教會處境化神學的形成。

戴永富 (Leonard Sidharta) 是創欣神學院神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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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不是奢侈品

上帝並非只為經濟穩定的人設計每週神聖的休息日，而是為所有人如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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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隨處可見人們把自己——他們的身體、思想、心志及生產力——推向極限。某些方面而言，我們的社會鼓勵這種「達到極限」的生活方式：若你想出人頭地，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但在其他方面而言，我們的社會要求我們必須有這種生活方式。處於社會經濟階梯最底層的人對此感受最深，但沒有人能倖免。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們都被生產力系統所困，我們盡可能地榨乾自己的能力，像蠟燭一樣兩頭燒。

如果你曾想過：「夠了！真的夠了！」無聲地抗議著你無法達到的要求——你並不孤單。我經常與這種感覺搏鬥，梳理著自己的價值觀和優先事項，懷疑自己是否正將美好且完整的生活願景讓位給無休止的消費主義社會的膚淺願景。

這也是為什麼我發現自己對安息日這份禮物充滿感激。安息日是上帝說「夠了」的方式。

安息日邀請我們以不同節奏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命，這種節奏承認我們的有限性，明白我們的身體和生命能結出什麼樣的果子，以及我們能合理地從自己和他人身上榨取多少潛力。

華特·布呂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提醒我們，上帝透過創世紀和出埃及記的故事為我們立定安息日的框架。聖經首先將第七日設定為上帝結束創造工作後的休息日（創1）。這是因為上帝缺乏繼續工作的能力嗎？非也。上帝是在為所有受造物樹立一個榜樣，那就是生產力的要求有其道德限度。上帝邀請人們參與祂的安息，以此享受創造的樂趣。第七日規律地提醒我們上帝的豐饒，同時也是慶祝的邀請。

聖經也將安息日定為上帝將人們從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直接回應（申命記 5）。在世世代代經濟剝削的背景下，上帝的子民被視為建造法老財富倉庫的生產單位，安息日同樣是上帝邀請人們體驗自由和恢復的生命，擺脫不道德的榨取及不公正的剝削。

安息日的意義源自上帝的生命力和解放力。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出埃及記20:8命令以色列人要「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安息日將生命分別為聖的神聖性在於它不斷重演上帝更宏大的敘事，並邀請我們加入其中。

實踐安息日包括以上帝的豐盛為樂、將自己置於上帝的恢復之中的生活模式。在七天之內屬靈操練一天的安息日，能很好地引導我們遠離生產力的要求，幫助我們培養一個頌讚式及恢復的生命。

但安息日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因為安息日不只是為某個人而設，安息日是為所有人類而設。

安息日不是上帝為孤立的個人設計的，而是為整個社會能重設而設計的。除了關於每週休息日的法律外，聖經中的安息日實踐還包括全社會定期的糾正經濟上不公義的模式。

每隔七年，上帝就要求人們免除債務——這是確保窮人不受剝削的一種方式。更有甚者，上帝不僅要求將債務一筆勾銷，而且由於這些債務往往來自個人的經濟災難，因此還要求債主贈送借債人厚禮。這些禮物是對豐饒的慶祝（富人們的財產綽綽有餘），也是確保經濟弱勢者能重新全面參與古代社會經濟生活的直接方式。

除了債務外，上帝還要求人們釋放被奴役的人，限制主人從他們身上榨取的利潤。最後，土地要休息一年：這是在提醒人們，上帝創造時給予人們足夠的收穫，這也是讓土地從過去六年的不當使用和過度擷取中恢復過來的季節。考量到一個社會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利用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經濟形式，安息日是上帝優先照顧社會中每個人生命的自由和恢復的方式。

但我不禁想知道，安息日的公共性在我們今天的實踐中有多少體現。當然，我們有領導我們學習安息日的本質並實踐安息日的領袖，如沃爾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朵洛西·巴斯（Dorothy Bass）和其他許多人——他們熱切的指出安息日的公共意義，以及安息日如何批判並呼籲修正我們社會（和教會）不公義的行事方式。

但是，除非我們對安息日的實踐超越個人層面，富有想像力並敢於制定方法，將上帝的豐饒和恢復擴展至我們社區裡經濟上最脆弱、最容易被剝削的人群，否則，我擔心我們會錯過上帝對安息日的完整心意。

我們可以從這些屬靈領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他們提高了我們的集體意識，使我們認識到窮人的經歷以及我們所處的共同社會生活裡的相互關聯性。這正是馬丁·路德·金恩說的「命運的衣裳」的概念，或梅爾巴·帕迪亞·麥蓋蓋（Melba Padilla Maggay）提出的「一個人的貧困展現的是所有人的罪惡和屈辱」。也正如先知耶利米告訴流亡至巴比倫的上帝子民那樣，人類的繁榮是所有人共同的責任（耶 29:7）。有些人的痛苦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尤其當這種痛苦是因為身處於一個榨取和剝削的社會時。

安息日是所有人享受神聖豐饒的一種方式。它不僅僅是對不公正、不健康的方式說「不」，而且是重新調整我們說「是」的方式和內容。

如果我們決心在世上開創一種生活方式，頌揚上帝的豐饒，並以那些處於社會經濟邊緣的人們的經歷為中心來體驗上帝的恢復，那麼，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見證和實踐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我們安息日的操練如何促進一種神聖的不安息感——對人們或地區被剝削的各種方式、那些阻礙許多人在生活中體驗到上帝的豐饒的障礙——感到的不安息感？

身為基督徒，認真看待安息日、充分思考其對我們生活和見證的影響，包含著理解耶穌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6:5）的真實含義。在這段經文裡，耶穌似乎做著祂對其他舊約主題所做的事：祂不是來廢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馬太福音5:17），祂並非來停止這些古老的觀念，相反的，耶穌以一種新的方式活出這些觀念。耶穌不是簡單地頒布一種新的實踐法則，而是真實體現安息日的精神：建立一個以安息日的精神和目標為標誌的新國度。

耶穌正在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安息日的目的：永遠喜悅於上帝的豐饒、不斷恢復被剝削者的生命、被邊緣化的人能充分參與在共同體/社區（community）之中——能成為上帝子民在這世上生活的特徵。

在新約《使徒行傳》和其他地方，我們都能看到這種生活方式的積極體現。人們以實際行動實踐安息日的倫理。他們建立共同的資源庫，使所有人都能分享集體的富足（使徒行傳2:42-47）。他們調整制度和結構以照顧窮人和經濟弱勢群體，並使其繁榮昌盛（使徒行傳6:1-7）。在腓利門的案例中，他們考量基督創立的現實（reality）使得奴役阿尼西慕（腓利門書1:9）的行為與耶穌所建立的王國倫理相悖。

另一方面而言，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窮人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教會共同體外，教會裡的富人卻能安然享受他們的富足（林前11:17-22）。哥林多教會奉行的安息日倫理破壞了耶穌所建立的新的全人類性的生活現實。

耶穌在世上建立的這個世界值得我們全心投入，而且它的回報豐厚。安息日的經濟邀請我們幫助建立這樣一個共同體/社區（community），在這個共同體裡，每個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都能品嚐和見到這樣的豐盛、都能經歷到上帝的修復工作。

每週休息的邀請不僅僅是讓我們停下來休息，而是讓我們以安息日的視角、想像力來居住在這個世界裡，敢於建立一個朵洛西·巴斯所形容的「『不公義之事』不會發生於此的世界」。耶穌的心意是邀請我們活在安息日滿溢而出的生命裡，激發一種祂國度的道德視角，使我們能與上帝一起向這個世界說：「夠了！」

亞當·古斯汀（Adam Gustine）是《成為公正的教會：培育上帝平安的共同體》以及《千禧年的生態系統：鄰裡經濟倫理》一書的合著者。他在聖母大學高級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倫理學研究，促進人類繁榮和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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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龍的傳人到神的後嗣

對於中國傳統的龍文化，基督徒如何從誤解走向理解，進而達成以福音為中心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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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乃甲辰龍年。每逢龍年，許多華人家庭都盼望生個「龍寶寶」。從古至今，中華文化都尊龍崇龍，華人更自稱為「龍的傳人」。然而，許多華人基督徒對於「龍」有許多誤解和恐懼。我們如何從“誤解”走向“理解”，進而達成以福音為中心的“新解”？筆者相信，基督的福音根植、挑戰並超越人類的文化，包括中華龍文化。對華人基督徒而言，重要的是我們在基督裡的認同更新與轉化－從龍的傳人到神的後嗣、從炎黃子孫到屬神兒女。

誤解：龍的傳人與魔鬼之子

筆者姓「龍」。當筆者成為基督徒之後，常有基督徒勸我改名改姓。為何有些華人基督徒會談「龍」色變，反對龍姓、龍年甚至一切龍文化？其動機是善意的，為了避免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原因很簡單：「中華龍=中文聖經譯本中的龍=魔鬼/撒但」（啟12:9）。然而，這是對聖經和文化過於簡單粗暴的雙重誤解。

為了澄清誤解，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文化中的「龍「與西方文化及聖經中的」dragon「（希臘語：drakōn）之間的明顯差異。首先，兩者外形相差甚遠。啟示錄中的「大紅龍」有「七頭十角」（啟12:3），而中華龍只有「一頭兩角」。西方的dragon有翼能飛、口噴烈焰，而中華龍無翼騰雲、興風降雨。更重要的是，兩者的象徵意義截然相反。在古近東、古希臘乃至西方文化中，dragon象徵著邪惡、暴戾、災禍、咒詛等負面意義；而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龍象徵著神聖、高貴、吉祥、施福等正面意義。

來華宣教士、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對比指出：「在中國，龍總是行善的，而西方的dragon幾乎完全被視為作惡的，傷害人民，偷走公主，並喚起英雄們，例如聖喬治，去殺死它們。」因此，他建議用Lung來音譯中國的「龍」。從十三世紀至今，不同的中外學者建議把「龍」音譯為loung或loong（以區別於英文的dragon）。而對啟示錄中的dragon較好的替代中譯包括：「惡龍」、「毒龍」、「魔蛇」等。可見，我們不能把中華龍等同於聖經中的dragon及其像徵的惡魔，進而在「龍的傳人」與「魔鬼的後裔」之間劃上等號。否則，這種誤解會導致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之間不可調和卻不必要的衝突。

理解：龍的傳人與炎黃子孫

華人自稱為“炎黃子孫”，又是“龍的傳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主張，距今約五六千年前，以玫瑰花紋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與以龍形鱗紋彩陶為特徵的紅山文化在中原地區相遇，產生了以“龍”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特徵的新文化群體。「龍」與「花」（古語通「華」）在「中原」的結合就是「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和「華人」的歷史根源。

「龍」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四種角色：史前時期，龍是部落族群的象徵，即「圖騰龍」。秦漢之後，龍成為帝王皇權的象徵，即「帝王龍」。到了近代，它轉型為象徵國家的「中國龍」。而到今天，它成為凝聚普世華人認同的「中華龍」。在第四種角色的塑造和普及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一首歌就是《龍的傳人》。

1978年，台灣歌手侯德建創作了這首歌，以表達兩岸同胞乃同根同文、同屬炎黃子孫。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重新擁抱世界。 1988年，侯德健在央視龍年春晚演唱了《龍的傳人》，向世界唱出了億萬華人的心聲：「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其中國族身分的意義遠大於宗教迷信或偶像崇拜。從近代的屈辱回憶到當代的強勢崛起，中國龍的形象經歷了從「睡龍」到「醒龍」再到「狂龍」的劇變。然而，狂傲狹隘的國族主義不利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及普世文明的良性互動。

新解：龍的傳人與神的後嗣

“龍年說龍”，我們可以藉此反思福音與文化互動的三種模式：福音植根文化、福音挑戰文化，以及福音超越文化。為了避免沿著前兩種路徑走向各自的極端，即混合主義與分離主義，我們應該努力尋求「合乎中道」的第三條道路。

福音植根文化。南懷瑾宣稱：「中國文化是龍的文化……我們的龍是天人敬信，在宗教觀念上代表了上帝。」雖然這種觀點過度抬高了龍文化，但是我們應當承認中華龍所象徵的神聖性和超越性。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中華龍與聖經中的四活物（結1；啟4）形成了有趣的類比。兩者都由多種動物形象結合而成，故可代表並帶領萬物朝向更高的神聖者和超越者（上帝）。由此我們可以建立福音與文化的深層關聯，創造對話與交流的潛在機會。

福音挑戰文化。啟示錄中的「惡龍」源自舊約的「利維坦」。「利維坦」這種海怪巨獸在舊約中常指涉外邦強權，例如：埃及法老（詩74:14）；亞述與巴比倫（賽27:1）。「惡龍」與「海獸」在啟示錄中則涉及羅馬帝國的統治，及其對上帝子民的迫害（啟12）。如前所述，中國龍同樣與帝王皇權密切相關。因此，相較於福音對龍文化中宗教迷信元素的挑戰，更大的挑戰是針對凡與神為敵、抵擋基督、逼迫教會的偶像化政權。

福音超越文化。「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林前1:22）；美國人是要自由，中國人是求富強。關乎萬民的福音既挑戰又成全不同文化族群的追求。十字架看似「愚拙」的「絆腳石」，但卻是真正的神蹟、智慧、自由和剛強。類似於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夢想以色列的復興，廿一世紀的中國夢則是中華民族猶如「巨龍騰飛」的偉大復興。然而，真正的復興源自於信仰的復興。否則，即使「飛龍在天」，終必「亢龍有悔」！聖經說：「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神得名（弗3:15），當然也包括炎黃之家。藉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原本身為外邦人的華人可以成為「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後裔。因著上帝的恩典，炎黃子孫可以被天父收養，與基督同為神的後嗣，繼承神家豐盛的屬天產業。因此，最深的愛國愛民是像使徒保羅一樣竭力把基督的福音帶給自己的同胞。

2017按立牧師之後，筆者未改「龍」姓，但更名為「降恩」，意為「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宏恩」。此外，筆者曾以「傳人」為主題策劃推動內地的青年宣教運動，並為其創作了主題歌《傳人之歌》。如歌詞所唱：「在神州，福音的傳人前赴後繼；向列邦，傳福音的人為主興起」，筆者對「傳人」進行了全新的解釋。我們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接受者，也是當代文化的改變者，更是新興文化的創造者。在反思福音與文化的複雜關係時，我們需要一個宏大而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觀，足以承載福音對文化的包容、挑戰和更新。

侯德健在1988年龍年春晚演唱《龍的傳人》之前說：「在十二生肖中，中國人特別喜愛龍。因為其他十一種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只有龍是中國人創造的。」然而，中國人也是上帝創造的，因為祂愛世人包括中國人。中國人當然可以愛龍、愛我們所創造的文化，但若因此而錯失了上帝的愛，那就是捨本逐末了。將來在新天新地，龍不會出現，但是神在神州的「傳人」會出現在那列邦萬族的敬拜者之中（啟7:9）。

龍降恩，中國大陸某家庭教會80後牧師，目前在美攻讀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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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紅包迎春來

海外華人教會與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對春節期間派發“福音紅包”的看法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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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節快要到的時候，住在美國南加州的「華源協作」同工李晏戎姊妹都會幫忙教會準備「福音紅包」。教會同工會設計、製作包含聖經經文的書籤，然後特意到銀行去領取一些一美元的新鈔，再把書籤和鈔票放進紅色的紙袋裡，就做成了可以用來傳福音的特殊紅包，在教會舉辦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的時候，發給慕道朋友或弟兄姊妹。這兩年，李姊妹製作福音紅包還多了一個小幫手——教會一位青年牧師的年幼的女兒會非常興奮地來幫忙。

過年發紅包（又稱「壓歲錢」）的傳統中國習俗在全世界的散居華人社群裡都相當普遍。在中國文化裡，紅色代表喜慶，因此紅包象徵福氣，特別是在金錢方面的好運，所以華人過春節會彼此對說「恭喜發財，紅包拿來」，半開玩笑地討個吉利。就連微信軟體裡面，都有電子紅包，提供用戶親友之間互贈小額金錢的方便管道，也導致每年春節期間在許多微信群組裡會出現「搶紅包」的現象。

大多數時候，紅包都是由長輩發給（單身的）晚輩，大人發給孩子，有工作的發給還在讀書的。至於紅包裡實際放入的金錢數目，對於不是特別親近的人，只是塞進很小的金額“意思”，只有在親近的親人之間，或者是公司藉機向員工發放獎金等等場合，才會放進去數目較多的現鈔。

雖然在今日的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對發紅包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做法可能已經不感興趣，但對於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來說，在「異國他鄉」過一個有「年味」的春節，包括隨從吃年夜飯和發紅包等過年的傳統習俗，已經成為紓解鄉愁的一種方式。許多海外華人教會也會在春節期間以慶祝中國新年的名義舉辦福音外展或教會內部的聯誼活動，很多時候這樣的活動都包括派發福音紅包的節目。

福音紅包這海外華人教會的「新習俗」也為基督徒提供了發揮藝術創意的機會。有些弟兄姊妹會自己繪畫，或手寫經文及祝福的話語，有些基督徒經營的商店也推出福音紅包的創意設計。在新加坡，一間生產基督教藝術禮品的公司（ChezHemdi）跟當地教會合作，設計出“耶穌所行的37個神蹟” 系列福音紅包；另一個機構（Commandment）則以“上帝創造的大自然” 作為紅包系列的主題，用水彩畫表現上帝「豐盛的祝福」。

華人基督徒如何看待教會在春節派發福音紅包的做法？ CT訪問了數位華人牧長和同工，請他們分享了他們的看法。有趣的是，海外華人教會跟中國國內的家庭教會在做法和看法上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海外華人教會積極行動

所有接受CT訪問的海外華人教會和機構的牧長和同工都說春節發福音紅包是海外華人教會很普遍的做法，而且他們大多對這種做法持肯定的態度。

李晏戎對過往教會發福音紅包的活動有很美好的回憶：「每次春節教會發紅包，大人小孩同樂，滿場跳舞，加上牧師應景的講道，是個特別喜樂的經驗。我覺得這是一種尊重傳統的表現，讓異鄉遊子感到同鄉人的溫暖，而且教會老人都特別開心，孩子也特別喜歡。看到老中青三代歡樂的笑臉，加上牧師講道的教導與勉勵，會讓覺得有家的感覺、有歸屬感。」

《舉目》雜誌主編談妮說，派發福音紅包「對傳福音應該有幫助，會讓人感到親切。在裡面放一枚25分的硬幣，或一元美鈔，或一枚巧克力'金幣'，基本上就是表示祝福，歡迎，友善。」

曾任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發主管、遠東廣播公司中文部主任的黃雅格牧師說：「雖然紅包裡面只裝了象徵性的一元，收到的人還是高高興興的收起來，牧師還可以說明『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象徵。再加上紅包上印的『八福』，在這種場合，已經有福音單張的意義了。」

現居澳洲布里斯班的《號角月報》澳洲版編輯南丘認為，如果基督徒可以在表達上帝的祝福的同時警惕和克服世俗文化中發紅包的「拜金俗氣」，派發福音紅包可以“與民同樂，使福音信息更接地氣，既迎合了傳統習俗，又起到榮神益人的作用。”

在香港，紅包被稱為「利是」。住在香港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Karen Wong提到，香港的教會未必會直接給予福音紅包，但有鼓勵信徒使用印有聖經章節或福音信息的利是封，在春節期間裝錢在裡面送贈自己的親友。

在認同教會紅包可能有助於傳福音同時，幾乎所有海外華人教會受訪者都提醒基督徒需要注意這種做法可能的弊端。

Karen Wong說：「我也聽過有非信徒朋友從親友收過這種利是，有些內裡還加上聖經金句紙條，讓他們感覺十分硬銷，不太喜歡。福音利是封的弊處之一就是別人未必會細閱金句，多半很快便把它扔掉。」

住在洛杉磯的美南浸信會牧師陳道德建議基督徒以「平常心」看待派發福音紅包的果效：「紅包和春節是華人的文化符號，基督徒在特定時間（春節）用特定物品（紅包）表達對鄰舍的愛，是一個關係建立的機會，就像聖誕節發聖誕卡片一樣。因此我們不需要太過期待發紅包過程的福音效果，發福音紅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關係，傳遞好感。 “

談妮提醒基督徒「請人吃飯、送人紅包的時候不要期望人家感恩戴德，不要抱怨對方只是來這裡吃一頓，佔教會的便宜，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以歡喜的心自願去做服事別人的事。」

中國家庭教會謹慎對待

接受CT採訪的幾位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牧師和同工都說他們的教會沒有在春節派發福音紅包的活動，而且他們也沒聽過其它的中國家庭教會有。對於這樣的做法，他們當中有些持「不反對」（願意嘗試）的態度，有些則表示「不會支持」。

這些牧長、同工都認為海外華人基督徒跟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對派發福音紅包的態度的不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環境造成的文化差異。

對教會來說，對派發福音紅包的看法涉及如何處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的更嚴肅的問題。上海某家庭教會的韓建設（因為安全原因使用化名）牧師說：

「我們的事工都是我們的神學在某些特定處境下的應用，海外教會（我自己的感覺）或許受福音運動的影響，對於傳福音，發單張，'信息到達'會比較看重，發紅包的文化可以幫助達成這個目標（KPI）－至少拒絕率很低，因此自然會形成這樣的一種事工模式。然而對國內的教會來說，發紅包這個文化已經沒落，在今天的在城市文化中，從陌生人手中接受紅包，通常帶來的會是一種警惕，而不是友好和破冰。從我個人的教牧角度來看，我們有太多的方式給人傳福音，無論從主日的講台，日常的對話，還是透過慈惠憐憫，職場的見證。因此透過一種已經式微的文化現象來拓展福音，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而且發紅包的習俗有其民間宗教的背景，因此我們會更謹慎（基要派基督徒通常反對『壓歲錢』，是因為『壓歲錢』緣起對鬼神的賄賂）。」

龍降恩牧師是國內某家庭教會80後牧師，目前在美攻讀神學博士。他認為中國大陸教會牧長、同工可能會有的顧慮，是發紅包這個舉動蘊含的文化意義，跟基督徒的價值觀不符。基督徒有傳福音的熱心固然是好的，但我們在傳福音的過程中

「必須留意怎麼樣處理福音、信仰與文化的關係，而不是把兩者簡單粗暴地混合起來。派發福音紅包一個可能的弊端是我們可能把上帝給人的祝福物質化。即使從中國文化來說，過年的美好意義主要是家人的團聚和親情的表達，而不是打麻將賭博贏錢或得到紅包。更不用說，從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來看，物質上的祝福並不等於福音的'福' ，上帝所賜最大的福分，是在耶穌基督裡。」

針對教會發紅包可能的弊端，龍牧師提出了一個用紅包做關懷事工的「建設性的創意」。他建議，教會發福音紅包的時候，為了更體現「施比受更有福」的福音精神，可以用裡面真的有放錢的紅包來關懷、幫助有需要的人，例如難民和貧窮、弱勢族群。但不是教會直接放錢在紅包裡，教會只提供紅包的外套和裡面的福音單張或帶經文的祝福卡片，然後教會把沒有放錢的紅包發給有感動的弟兄姊妹，由弟兄姊妹按照自己的感動放進一定數量的錢，然後拿去送給有需要的人，表達基督徒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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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華人文化偏愛男嬰，移民教會如何輔導準爸媽？

Compiled by Angela Lu Fulton and Morgan Lee

基督徒應如何進行這些敏感的對話？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都存在性別比例失調的問題，原因是文化上對男孩的偏好導致家庭選擇拋棄或墮胎女嬰。從2000至2020年，中國每出生100名女嬰，就有115名男嬰出生，而印度每出生100名女嬰就出生110名男嬰。這導致這兩個國家禁止用超音波來確定嬰兒的性別，儘管非法使用超音波的情況很普遍。

在中國和印度傳統文化中，女兒被視為家庭的負擔，因為女性一旦結婚，就會加入丈夫的家庭（在印度，妻子的家庭還需要附上昂貴的嫁妝）。另一方面，生男孩不僅意味著傳宗接代，也意味獲得女兒。

在中國，長達40年的一胎化政策加劇這一問題，該政策導致父母為獲得兒子選擇墮胎女嬰。自2016年以來，由於擔心人口結構劇變的炸彈出現，中國政府已放鬆此項政策。從去年開始，中國更取消與多生孩子相關的所有費用和罰款。雖然年輕人已摒棄一些關於性別的傳統觀念，但在2021年，中國每出生100名女嬰仍有112名男嬰出生。

在印度，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報告，由於針對胎兒性別進行的選擇性墮胎，該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失踪」900萬名女童。正如本刊去年所報導：

儘管目前存在巨大的性別差異，但研究人員發現，印度所有宗教團體對男孩的偏愛正在減弱，並表示每年失踪女童的數量已從2010年的約48萬降至2019年的約41萬人。雖然基督徒佔印度人口的2.3%，「僅佔」失蹤人口的0.6%，但根據皮尤估計，基督徒佔印度失蹤女童人口中約5萬3000人。

當華人和印度人移民到美國時，隨著超音波檢查的普及，不同移民教會和事工領袖討論墮胎和性別偏好話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榮辱文化（honor-shame culture）強烈地影響華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因此，性、意外懷孕和墮胎等議題並不常被提及。

本刊訪問六位在美國的教會領袖，了解他們如何向會眾談論生命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性別平等相關話題，以及新移民應如何看待這些話題。以下訪問排序以更願意「公開談論」至較傾向「私下談論」此類議題。

Ruth Zhou，加州蒙特利公園華人事工主任

在我的教會，主日講道會提及墮胎、生命的神聖性和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有時我們會舉辦關於拒絕墮胎的會議或講座，有時會在團契小組中提及。多數會友都不支持墮胎或性別選擇——他們接受上帝賦予的性別。

我曾輔導過一些女性，她們往往因為婚姻中的衝突而考慮墮胎。我傾聽她們發自內心的分享——她們多數有很多的抱怨。有時她們希望我支持她們的決定，但我堅定地回答我不會支持她們墮胎。

我試著說服她們，告訴她們在媽媽子宮裡的嬰兒就是個生命，在媽媽子宮裡的胎兒和出生後的胎兒沒有差別。她們可能會說：「我沒有能力撫養這個孩子。」我會努力勸她們留下孩子，和她們說，說如果她不想撫養孩子，可以先把孩子生下來，讓別人收養，這比墮胎好。然後我會為她禱告，讓聖靈感動她的心。

James Hwang，前遠東廣播公司（FEBC）中文事工執行主任，休士頓Clear Lake華人教會前主任牧師

我會根據聖經的教導，強調生命的價值和性別平等，並在講台上就這些主題講道。我通常每年至少在母親節前後講一次相關的內容，強調神對女性的計劃和目的。例如，我曾就耶穌家譜中的四位外邦女性（馬太福音第1 章）、上帝對相互順服的呼召（以弗所書5:21）以及男性和女性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創1:27）進行過講道。因此，「每個生命，無論男女，都是神聖的受造物」這ㄧ主題每年都有數次相關的講道。

我自己家庭的親身經歷——我們有三個女兒——正反映這樣的價值。儘管透過醫療過程知道她們的性別，我從未考慮墮胎。

多數華人家庭仍緊抓著傳宗接代的傳統，自然希望至少有一個兒子。在過去，這意味著家庭會不斷嘗試，直到生出兒子為止。但到了1979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執行一胎化政策後，這個傳統才開始導致人們墮胎。

對我們華人移民教會來說，會眾裡許多人是來美國後才成為基督徒的，他們正在努力成為新造的人，並學習這個新的世界觀。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個會眾因為孩子的性別而向我諮詢是否該墮胎。有些人是在母親的健康受到寶寶威脅才前來找我。

Larry Varghese，亞特蘭大敘利亞瑪爾·托馬教會牧師

我經常在講壇上闡述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主題，但對於墮胎這一特殊議題，我通常會在範圍更小、更個人化的場合發言，因為這樣可以有機會做出更細緻入微的回應。並不是每種情況都是一樣的，在講壇上，無意的概括性話語可能會導致一些人不前來尋求澄清。

關於性別平等，我則會盡可能在各個場合就其中多個層面進行討論。我引述創世記1-3（人類的創造、2章中創造的頂點行為以及3章中性別關係的影響）。我會提及聖經裡的女性、她們的角色及其影響。我也會指出保羅在書信中對女性的想法的細微差別，因為書信的本質尤其與其文化上下文緊密相關。例如，長髮在哥林多意味著什麼？我們對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短髮女性有多少了解？保羅的說法與當時的文化有關，還是保羅是為所有時代立下規定？

我所熟悉的南印度基督徒移民通常會做一次超音波檢查，提早知道嬰兒的性別。只有極少數人會出於個人原因選擇不知道孩子的性別（通常是出於顧慮如果他們留在印度生活，生活會是如何的一種不言而喻的選擇），但即便如此，他們仍會做超音波檢查，以了解孩子的健康和發育。

美國1965年的《移民及國籍法》頒布後，多數從南部喀拉拉邦來此定居的移民夫婦主要由職業女性（通常是護士）支撐家中的經濟。我認為，選擇移民至美國的人群組成反映了他們對女性的敬重，因此對女嬰的看法已今非昔比。

Pastor Chen Daode，洛杉磯華語浸信會牧師

在我的教會，我們會討論墮胎和性別平等的話題，但沒有專門的講道。但我們會在教導某些經文時暗示墮胎議題，例如詩篇139:13-14：「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我要稱謝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講道末了，我們將經文應用於生命的神聖性上。創世記和加拉太書3:28皆涵括男女平等的信息。

我發現，現代中國年輕人，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觀念比較前衛，也許是因為他們離家更遠。在我擔任牧師期間，從來沒有一對年輕夫婦告訴我，他們因為孩子的性別而考慮墮胎。

我只知道有些夫婦若第一胎是兒子，他們會希望第二胎是女兒。因此，在美國，沒有人太在意超音波的性別鑑定功能。

Joy Cheng，加州拉哈布拉FEBC華人家庭事工創辦人兼執行長

在我的事工中，我們與華人教會同行，提供資源，幫助他們客製化事工計劃、建立自己的家庭事工。我用創世記1-2、詩篇139和耶利米書1:5 來強調生命和兩性的特殊設計和價值。我相信只有上帝永恆的真理才能幫助人們珍惜自己的性別和生命，並支持他們活出最大的潛能。當墮胎話題浮現時，我會向他們提供能做出其他選擇的資源，努力幫助他們在做出決定前深思。

我服事的多數基督徒在來美國之前未曾聽過福音。對許多人來說，即使在他們成為基督徒後，上帝對生命、婚姻和兩性關係的看法對他們來說仍是未知和模糊的。因此，我發展一些事工和課程，幫助他們在基督和神的真理中建立新的生命。

當我教導神對婚姻的設計時，我會強調每種性別的不同功能以及婚姻中合一和平等的重要性。在教導養育子女的知識時，我會解釋生命的神聖性、父母的管理責任、以及子女屬於上帝。

對準父母來說，超音波檢查為他們提供看到尚未出生的孩子並與他建立連結的機會。我個人從未遇過發現胎兒性別後決定墮胎的人。

Anil Yesudas，在芝加哥服事於跨宗教融合事工

在我的事工中，我不會直接談論墮胎問題。但一般來說，即使我們知道孩子可能有醫療上的問題，我們也會盡一切努力勸他們不要墮胎。這些孩子教會我們如何去愛。每個生命都是無價的。

近期沒有人向我們提出性別偏好的問題，但我們知道我們的立場是什麼。我們的立場是，女孩和男孩是平等的。我們珍惜我們的女兒，也珍惜我們的兒子。

印度家庭傾向在這議題上保持沉默，很少人知道他們是否打算墮胎。如果他們告訴老一代基督徒，除非老一輩有非常強烈的聖經信念，否則他們不會反對。通常老一輩人不想在這議題上發表任何意見，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他們只是裝出一副「我不太明白這類事」的樣子。但他們明白這些事。他們試圖保持中立或假裝無知，這反而有點像在（支持）墮胎。

我父母在印度時是福音佈道家，我們住在政府運營的醫院隔壁。其中一名護士是天主教徒，不支持墮胎。時不時會有人來找她墮胎。於是她會通知我媽媽，讓她去找某位坐在長椅的女士。

我媽媽會跟她們聊天，最後說：「我覺得你們應該離開。不要告訴任何人，就這樣離開。留著孩子比較好。」有些女性就會這樣站起來並離開醫院。我母親默默的這樣做了很多年，不大聲宣揚，因為如果醫院的工作人員知道了，他們不會讓她來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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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亂的中年生涯裡站穩腳步

Dorothy Littell Greco

在父親突然病倒之際，有三件事幫助我維持住我的信仰和婚姻。

Westend61 / Getty

在我正要向教會的媽媽小組分享的前一刻，我的手機響了。表妹告訴我，我父親出事了，現在正在接受手術。我不太記得掛上電話後45分鐘的事。結束分享後，我飛奔回家，收拾好行李，驅車五個小時直奔在紐澤西州的醫院。

我父親摔了一跤，導致脛骨粉碎性骨折。在康復期間，他又得了敗血症。醫生告訴我，考慮到他的高齡和本來就有的疾病，他可能無法度過這關。雖然最後他挺了過來，但再也無法完全康復。就這樣，我開始了老人照護的工作。我和姐姐合力分擔照顧他，幫他處理賬單、維持住家基本狀況，不斷鼓勵他、陪他完成物理治療。因為他執意要在他住了50年的家裡安度晚年，所以在經過四個月的醫院治療後，我載著他虛弱的身軀回到家，幫助他完成心願。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父親從原本能獨立生活到事事需要依賴別人的突發轉變，在各個方面都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我努力地平衡工作和養育子女的責任，還要定期去紐澤西探視父親。與此同時，我的丈夫還在讀研究所，週間在學校教書，週末還要帶敬拜。我們見面的時間變少了，即使見面，也總是身心俱疲，一言不合就會大吵一架。我們急需良好的溝通，但卻沒有時間或精力有更深層的聊天，甚至親密的接觸。

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這種情況在「嬰兒潮世代」（ 1945至1980年出生）的已婚夫婦之中越來越常見。由於平均結婚年齡一直緩慢上升（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27歲，男性平均結婚年齡為29歲），加上現代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到略低於80歲，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可以預見到在我們生命的某個時刻，我們需要同時照養兩個世代的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在40-59歲的成年人中，68%的人至少有一位父母年齡65歲或以上，而在這個群體中，55%的人已經在某種形式上同時照顧父母及自己至少一位子女。

同時需要照顧上下兩代（成長中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的家庭，即使有著最健全的婚姻也多少會受到影響。對許蠟燭兩頭燒的中年人來說，我們必須分辨如何在為家人奉獻心力的同時，也保護和照顧好我們自己的婚姻。以下是我從自己的經驗中學到的一些功課：

優先照顧你的靈命狀態和人際健康

50歲的人看待信仰的態度肯定與30歲時有所不同。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人對喧鬧不斷的活動感到厭倦，被靜謐的狀態所吸引，希望與耶稣建立深入的關係。但當我們晚上必須花時間幫助孩子申請大學，又要與父母討論「在家養老」的好壞處的時，維持和耶穌的關係特別不容易。我們每一項決定對未來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溝通與討論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我們的大腦常常在午夜過後仍嗡嗡作響。因此，靜下心來聆聽上帝的聲音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驅車數百英哩探望父親的那幾個月，汽車成了我的禮拜堂。與其聽新聞或播客（Podcast），我常安靜地獨自開車或跟著敬拜的音樂唱詩歌。有像這樣的空間獨處禱告、深入反思——雖然次數不多——卻能讓我的靈魂得到愉悅的滿足，並溢出至增進我和丈夫的關係。

除了健康的靈命，我們人際關係的健康也需要被呵護。首先，我們需要有明確的人際界限。直言不諱地說出我們能做什麽、無法做什麽，有助於我們的父母、子女，尤其是配偶理解並學會尊重我們的能力限制，並相應地調整他們對我們的期望。設立人際界限的目的不是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舒適或輕鬆，而是讓我們有空間自由地去做神要我們做的事。這也意味著，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需要拒絕一些好的機會，也會無可避免地會讓一些人失望（他們終能理解釋懷的）。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直接的向配偶提出我們自己的需求，無論是簡單的請求，如準備晚餐，或比較複雜的要求，如請求對方有同理心、理解自己。為了避免在婚姻中累積埋怨（這在角色轉變時是很常見的），我們需要經常彼此服事、彼此犧牲，並且不計算自己的付出。

優先照顧我們自己個人的需求可能看起來很難。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婚姻在照顧多代人的起起伏伏間不僅能夠生存，且能茁壯成長，那麽，好好照顧自己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艾波·山崎（April Yamasaki）在她的《四種禮物》（Four Gifts）一書中所寫，這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一種能在我們服事上帝和他人的過程中支撐著我們的禮物。」

進入更深的寬恕和恩典

我和我父親的關係很複雜。我深愛他，感謝他對我和家人的供給與照顧。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在與酒精奮戰，他的酒瘾為我留下很深的傷疤，伴隨著我進入成年。

把父親從復健中心接回家不久後，我坐在廚房餐桌旁，看著他強忍著淚水，聽臨終關懷工作人員解釋可能出現的生命終結情況。隨著我憤怒、失落和怨恨的情緒浮現的，是我的心同時為他而痛。無論他是多麼不合格的父親，無論他是否承認他的失敗，我知道上帝在邀請我去愛我的父親，只是這個過程比我想象的要艱難得多。

對與父母之間破裂的關係而言，癒合的過程往往是緩慢的，需要的寬恕也是多個層次的。萊斯利·菲爾茲（Leslie Leyland Fields）在《寬恕我們的父母》一書中寫道：「在父母親最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給予他們祝福，而不是咒詛⋯⋯無論這有多難做到，當恩慈與和解的富饒時刻到來時，它會改變你的人生軌跡，並同時改變他們的人生結局。」

就像我需要給父親恩典和憐憫才能更全心全意地服事他和愛他，同樣的，我也需要在婚姻中接受恩典的禮物。為了照顧父親，我在三個州之間奔波，以致忘記丈夫的生日，甚至從未登入兒子們的學習進度網站關心他們的學校生活，對家務也是丟三落四。這些失敗重挫我對自己設下的標準——我總是認為自己可以達到（甚至超越）別人對我的期望。這些失敗提醒了我，我何等深刻地需要恩典。感恩的是，這種恩典不僅透過耶稣澆灌在我身上，也透過我身邊其他人的愛和良善澆灌著我，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丈夫。

基督裡的肢體

當我們認識到自己的侷限性和需求時，我們才會去到我們最需要身處的地方——我們的群體/共同體（community）之中。只有在一群心志一樣的同行者的支持下，我們才有辦法履行對配偶和家人的義務。基督的肢體應在我們跌倒時扶我們起來，在我們流血時包紮我們的傷口，在我們疲憊時說鼓勵的話。允許自己展露脆弱和需要幫助之處，我們就不會在以為能自給自足的迷思下艱難地獨自度過這段時間。

在美國婚禮儀式上，經常會問賓客們這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在場所有見證這個婚姻承諾的人，你們是否願意盡你們所能來支持這兩人的婚姻？」然後賓客們會集體承諾：「我們願意！」當我們掙扎著履行我們的婚約誓言時，主內共同體的承諾是我們的生命線。我們的朋友和家人都是不完美的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坦然地、經常地向他們尋求一切我們需要的幫助——從禱告的支持到實際需求，如幫忙遛狗。請不要誤會，確實，有時在我們最需要教會的時候，教會也會讓我們感到失望，但教會能夠，也應這麼做——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支持並幫助我們。

而即使基督的跟隨者也有讓我們失望的時刻，耶稣永遠也不會。當中年的壓力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祂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耶稣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麽」（約翰福音15:5）。在《平安的追尋與維持》一書中，雅克·菲利普神父（Father Jacques Philippe ）再次強調這一點：「基督並沒有說『你們就不能多做些什麽事』，而是，『你們什麽都做不了』。」

若只憑著我們肉身的力量，我們經常會失敗。但是，倚靠著祂所賜的聖靈，在教會共同體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喜樂地、充滿愛心地在服事我們家人的同時，堅固我們的婚姻。

多蘿西·利特爾·格雷科（Dorothy Littell Greco）是《讓婚姻美麗》（Making Marriage Beautiful）一書的作者。你可以在 DorothyGreco.com 或她的 Facebook 頁面找到她更多的作品。她和丈夫結婚 27 年，共同養育三個兒子。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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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存在的時間比我們以為的久

我們往往看起來更像羅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Lightstock / Pexels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每個角落都有即將為主殉道的人。

無論是早晨、中午或晚上，基督徒火熱迫切地禱告，並在羅馬競技場上大膽地宣告「基督是主」。

像上面這樣的描述只出現在最初幾個世紀教會裡少數基督徒在少數時刻的情況。儘管像這樣的描述很普遍，但這並不是當時每個冠以基督徒之名的人的常態。事實上，當時基督徒的普遍情況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英勇。

在《初代教會的文化基督徒》一書中，歷史學家納迪亞·威廉斯（Nadya Williams）提出，在最初五個世紀的教會内，許多基督徒的生命景況可能與周遭文化更接近，更勝於與基督相近的程度。這並不是要否認他們信仰的真實性，只是基督徒確實總是活在與世俗文化融合的試探裡。

這種更細緻、更具歷史一致性的描述減弱了所謂的「基督教的黃金時代」的概念。就像顯微鏡揭示癌細胞一樣，威廉斯向讀者展示基督徒是如何經常被周圍文化影響，而不是被活在我們內心的基督所影響。從基督教民族主義到對財富的追求再到基督教的「名人文化」，正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那樣，基督徒與周遭的文化融合並不讓人意外。

三心二意

從新約開始，威廉斯舉例出部分基督徒看重世俗文化的標準勝過聖經的標準。使徒行傳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故事，威廉斯暱稱他們爲「第一代的文化基督徒」（first cultural Christians）。

這對夫婦看到初代基督徒的慷慨奉獻，試圖表現類似的行動，儘管他們的動機與其他基督徒不同。其他基督徒因著福音的驅使而犧牲奉獻，但亞拿尼亞和撒非喇追求的卻是基於羅馬文化惡名昭彰的「施捨觀念」而奉獻金錢——當時，富有的羅馬人總期望透過贈與獲得回報。

我們也經常抱著類似的心態行事。對這對文化基督徒夫婦而言，問題在於他們想透過「贈與」獲得什麼。將出售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捐贈教會是值得稱讚的事；但試圖將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其他犧牲奉獻的人的地位則不然。基督徒的奉獻本是出於心甘情願，從來不是假奉獻之名行累積權力之實的手段。

威廉斯繼續講述歷史上關於飲食的議題（第2章）及希臘羅馬世界裡性關係的實際情況及其對教會的影響（第3章）。第一批基督徒似乎背負著羅馬文化的某些包袱，包括醉酒的習慣和異教徒的崇拜儀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和其他地方對教會的訓誡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在飲食方面心意不定，有時看起來更像羅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當然，在性相關議題方面，沒有什麼比基督教的性倫理更反世俗文化了。基督徒應對配偶忠貞，或者保持獨身。相較之下，羅馬男性在性慾上幾乎是可隨心所欲而不受懲罰。在羅馬、哥林多和以弗所等著名城市，廟妓的存在是司空見慣，更不用說奴隸被視爲可以任意擺佈的性工具。有些人可能會說，我們今天也是生活在一個性氾濫的文化中（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許多方面而言，古羅馬社會的狀況能讓現代西方社會看起來更像12歲輔導級的卡通。

威廉斯沿著歷史的軌跡，繼續探討新約時代之後的基督徒和最初幾個世紀文化裡普遍有的罪。一個有趣的案例與一位羅馬省長，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有關，他曾拷問基督徒，以便更瞭解他們在他管轄的區域内可能構成的威脅。在審問中，似乎有些基督徒為了博得普林尼的信任，很快就放棄了他們的信仰。然而，也有其他人堅持下去，導致普林尼得向圖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請示應如何處理。

普林尼和圖拉真之間一來一往的信件成為極重要的「非基督徒視角」的資料來源，呈現第二世紀基督教群體的本質及樣貌，也證實有部分基督徒後來放棄信仰、脫離教會的事實。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在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不同時期，放棄信仰的事件不斷發生。後來的教會領袖，如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便曾談及該如何讓「背離的」基督徒重新融入教會。

這段歷史的插曲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脫離福音派主義」（exvangelicalism）和相關的運動。現今的基督徒如何對待那些離開教會的人？問題出在信仰、神職人員還是其他方面？社交媒體等現代社群平台的發明對基督徒的信仰有多大的影響？深入探討近期一些對「無特定宗教信仰者（nones）和「離開信仰者」（nonverts）的研究，比較這些人與初代教會基督徒的經歷也許對我們會很有幫助。

根據威廉斯的說法，君士坦丁時代和後君士坦丁時代的基督徒在文化罪惡方面也沒有表現得更好。研究古代晚期的學者對基督教團體之間的暴行，以及透過權力和手段來左右教會決策的事蹟並不感到驚訝。然而，現代基督徒應該對此感到震驚，並提醒自己，這種姿態與基督教的美德背道而行。

很多時候，我們在神學和實踐上的分歧可能更多是出於不同的文化立場，而不是出於神學。支持以暴力或權力操控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與基督教本質的實踐是對立的——基督教從來都不應是這樣的宗教。威廉斯指出，「有時，我們意見的分歧並不與正確的神學有關，更多是關於表象的事。這些分歧應讓我們擔憂及認罪。」我實在無法同意他更多了！

威廉斯將四、五世紀時的教會與當今活躍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及崇拜名人的文化聯繫起來，這讓我特別受到鼓勵。許多人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為對羅馬文化及其與現今社會的相似之處的批判，但威廉斯把奧古斯丁的思想當作手術刀，小心翼翼地用它切除教會裡的癌性腫瘤。奧古斯丁對羅馬的失敗和羅馬宗教的荒謬處直言不諱。簡言之，將人類的終極盼望寄託在世俗的王國上，充其量是衝動魯莽的。雖然天國子民關心地上國度的福祉，但他們對地上國度的遠景及短暫性有著務實的態度。

這本書最令人驚訝之處是，威廉斯用早期修道院運動來推論高舉基督教名人的危險性。在四世紀後期，許多人退隠到埃及的沙漠和周遭地區，他們靈性的名聲和地位引起當時人們的關注。但正如威廉斯所描述的，這些沙漠僧侶的靈性之旅與異教徒的朝聖之旅並沒有什麼不同。

沙漠僧侶也代表著我們現今要學的實際功課。有許多人批評教會聚會抑制了個人的屬靈經歷。但是，無論我們從早期的修士那裡學習到什麼樣的屬靈洞見，這些洞見都應該用來服事、造就神的子民。

沒有所謂的黃金時代

《初代教會的文化基督徒》爲讀者提供很好的例子，它告訴我們應如何從基督教歷史中這個關鍵時代汲取教訓。這本書的目的並非為了詳細介紹初代基督徒的樣貌。然而，它強而有力的指出人性本質和每日跟隨基督所面臨的真實的長期性挑戰。基督教教義總是指出我們文化裡的問題，無論是在第一世紀還是21世紀。

這本書的觀點不是悲觀的，而是實際的。威廉斯提出她對上古晚期文化的見解、她身為基督門徒的執著，以及她對現代福音派的觀察。在書中有些部分，我希望威廉斯能讓讀者自己作出結論，而不是用這些章節與現代福音派生活和思想的各種聯繫作為結尾。但總而言之，這本書爲今日的基督徒鋪陳一個公平比較的基礎。威廉斯並沒有爲這些「文化之罪」辯解，而是透過仔細的歷史研究幫助讀者理解我們如何像我們的前人一樣容易犯這些錯誤。

與其盲目地推崇初代教會，或許我們應該從他們身上汲取一些清晰明確的教訓，並將它們實踐在我們今日的際遇中。威廉斯這本書絕非抽象的社會歷史研究，而是一本極好的「實用的歷史」書。

認識到我們文化上的罪，應將我們帶回耶穌所教導的那個顛覆世俗社會的國度倫理。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歷史長河裡沒有所謂的教會的黃金時代，唯有將來永恆中的榮耀時代。

科爾曼·福特（Coleman Ford）是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人文學助理教授。他是古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聯合創辦人，也是牧師神學家中心的研究員。他是《以祂的形象造成：基督徒塑造指南》（Formed in His Image : A Guide to Christian Formation）的作者。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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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健康及長壽福音

即使我們應是自己身體的好管家，也應同時抗拒健康及長壽福音。

Victor Freitas / Pexels

我敢說，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喜歡開成功神學（又稱「昌盛福音」）的玩笑，尤其笑他們常說的老話——「主的祝褔是健康和財富（health and wealth）」——很荒謬。但我們這批人卻也同時信奉的類似的子信仰：我們是健康福音的虔誠信徒。好似把財富一詞拿掉，我們即使是物質（身體）主義者也沒問題。我說的正包括我自己。

週二的《華盛頓郵報》刊登ㄧ則新聞說，「每日食用紅肉會增加早逝的機率」。這吸引我這位牛排愛好者的注意。原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與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聯合進行了一項飲食與健康的研究。從 1995 年開始，他們跟蹤調查 50 多萬名50 至 71 歲人士（以白人佔多數的）。不意外的，在之後的 10 年中，有近 4.8 萬名男性和2.3 萬多名女性相繼去世。

但讓一些人驚訝的是，在考量到吸菸和運動習慣的情況下，那些吃最多紅肉的人——每天食用約四分之一磅——更有可能在研究期間死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死於心臟病和癌症。

即使是業餘科學家，也會對這項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結論提出質疑（例如，人們也會揣測，飲食、習慣和遺傳或許更能說明爲什麼吃紅肉的人在晚年時容易得心臟病）。儘管我也持懷疑的態度，不過，我現在可能會比以前再少吃一些紅肉（在此之前我已減少紅肉的攝取量了！）。因爲，現在每次坐下吃波蘭香腸或漢堡時，我不再視它們為愉快的事。擺在我面前鲜嫩多汁的紐約牛排如今不再象徵著上帝的恩賜，而是專門傷害健康的魔鬼和死神的誘惑。

這項研究是近幾十年來困擾我們的衆多研究之一。因為各種食物，尤其是我們傳統上最喜歡的食物，那些充滿甜味和油脂的美味食物，如今都被視爲一種威脅。

但是——是對什麼的威脅？

長壽。這些研究多數是爲了探討某種食物或營養素與死亡的關係。是的，對疾病和健康的關注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要延長我們的壽命。健康科學界的目標似乎是要標示出那些會導至壽命縮短的食物，畢竟，我們都知道，我們都盡可能地想活得越久越好。

現在，一旦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會開始懷疑這可能不是個非常高尚的想法。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會在新聞標題上看到食物與幸福感的關聯性時，這種感覺就更深了。我們從未見到：「有研究指出，每天吃完紅肉，然後再吃一盤冰淇淋的人，在之後的幾個小時內往往會感到更輕鬆、愉快。」

這種對食物及死亡之間關係的執著，不過是我們的文化對死亡深感恐懼的另一種展現。這些研究的潛在含意是：「若現在就開始像斯巴達人那樣吃東西及運動，就能保持活力和清醒的腦袋直到90歲——再有偉哥的加持，萬事皆可能！」

這種對長壽的著迷在醫療領域尤爲明顯－不僅沒有信仰的人如此，最虔誠有信仰的人甚至更加追求長壽。

一週前，《洛杉磯時報》報導，一項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宗教信仰是癌症末期患者決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考量，那他們使用呼吸機或接受其他侵入性治療的可能性高出其他病患近三倍」。即使這些治療無法提高患者長期生存（復原）的機率。

換句話說，無論機率如何，最堅持想活下去的人似乎是最虔誠的人。作家凱倫·卡普蘭（Karen Kaplan）對此現象反諷道，「對某些人來說，延長幾天甚至幾小時的生命，似乎能爭取更多『禱告被回應』的寶貴時間。」她隨後引用中西部醫療中心教牧關懷暨社工主任珀西·麥克雷牧師（rev. Percy McCary Jr.）的話：「他們努力給上帝所有機會能照著祂的心意行事，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有能力而且會這樣做，他們為奇蹟的出現打開大門。」

真是辛苦啊！我們尋求侵入性、高風險的治療方法的原因是爲了要獲得奇蹟——讓我們能多活幾年。

一些敬虔的人認爲，我們有責任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是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沒錯。但門徒訓練的最高境界難道不是為著福音的緣故，甚至置我們的肉身於風險中嗎？如果保羅的首要任務是顧好自己的身體，我想他不會讓自己處於沉船、被毆打及飢餓等的常態環境裡。縱觀教會歷史，聖人（信仰的楷模）最終常是病懨懨、瘦巴巴、衣衫襤褸、精疲力竭、英年早逝，因爲他們在侍奉上帝和他人時「毫無保留」。

有時我在想，成為我們肉身的「好管家」——從保持健康到長壽——是否已成爲除掉門訓裡艱辛困苦部分的另一種方式。那麼，我今晚是去健身房消耗一些卡路里、紓解精神的壓力，還是去街友庇護所當志工呢？鑑於我們每日繁忙的時間表，這往往才是我們面臨的真正選擇。可惜的是，如今有許多人認爲這兩者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實踐的義務。

我們當中一些人改變飲食習慣、接受侵入式的手術，是因爲家人懇求我們，說他們愛我們，希望我們能在世上待久一些。家人這樣做，反而是強迫我們放棄那無與倫比的快樂，這種做法算得上愛嗎？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使徒保羅如此說，但他的思路對我們而言卻越來越陌生。

約翰·福克斯（John Foxe）在他的經典著作《行傳與見證》（Acts and Monuments）中說，當新教徒拉蒂默（Latimer）和瑞德利（Ridley）在瑪麗女王（也就是「血腥瑪麗」）的迫害下被押赴刑場時，拉蒂默鼓勵他的殉教夥伴：「振作起來，瑞德利，勇敢的扮演好你的角色！」

今日，拉蒂默仍會說「勇敢的扮演好你的角色！」他會提醒瑞德利，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旅行的目的不在於長壽，而在於活得有意義。

馬克·加利是《今日基督教》的高級執行主編。著有《偉大且可畏的愛：認識神屬性的靈性旅程》（A Great and Terrible Love : A Spiritual Journey into the Attributes of God）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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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圖拯救的「教會」究竟是什麽？

教會並非基督徒生活裡的一個「選項」，基督呼召我們成為一個共同體，一個生命緊密相連的民族，而不是獨自應對困難的民族。

圖為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WikiMedia Commons

美國如今正面臨著「脫離教會（Dechurching）」的風潮，宗教濫權、人心冷漠、數位媒體的操縱⋯⋯皆被指名為禍端。關於離教風潮的討論裡有許多假設，以及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解決方案。但是，多數對福音派離教風潮的分析都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教會所教導並以身示範給會眾的，是種毫無生氣的教會神學（church theology）。事實上，離教風潮的起始原因可能正來自教會內部。

丹尼爾·威廉斯（Daniel Williams）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上寫道，許多福音派知名人物自己本身也沒有經常去教會，而這來自一種不健全的教會論。威廉斯說，今日離教風潮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爲福音派領袖樹立了不良的先例。這個問題也來自福音派內一種基本假設：即基督徒的生活最終是個人的經歷，基本上是上帝和個人靈魂之間的事。

在福音派的圈子裏，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教會經常被視為只是基督徒生活裡的一個選項，主要是幫助我們活出個人信仰的一種方式。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個人靈命成長或有屬靈上的經歷。但這種理解並不正確，嚴重放錯了重點——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正是基督信仰生活的本質。

因此，試圖以教會能為個人帶來什麼樣的「實際益處」來解決離教風潮的危機，就是試圖讓起初導致我們走到目前這個地步的問題死灰復燃。訴諸個人經驗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罪從起初就在做使人分裂和彼此有距離的工作，將一群人分散至單獨的個體，而上帝醫治的方式不可能以疾病的形式出現。

正如格哈德·洛芬克（Gerhard Lohfink）所言，上帝創建的是一個民族，而不僅僅是一群聚在一起的個體。神的百姓透過ㄧ同禱告、一同有敬虔的生活方式、相同的目的，彼此不可分割的成為一個民族。聖經吩咐我們聚集在一起，因為神就是這樣呼召我們，祂呼召我們成為這樣的「新的民族」：在世界萬族萬民中成為新的族類，如同一塊塊活石連結建立而成的聖殿（希伯來書10:25；以弗所書2:21）。

那麽，眾教會應怎麽做以重新獲得同為神所建立的民族的身份呢？用威廉斯的話來說，我們應如何挽救福音派的教會論？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團契生活》是在教會面臨一場危機時寫的。當時，潘霍華正在幫助羽翼未豐的認信教會（Confession Church）建立一所新的神學院。認信教會是因不認同德國國家教會（German National Church）的信念而創立的，因為德國國家教會修改了自己的信條，加入一條新條款以表示效忠元首（希特勒）。

德國國家教會試圖透過將自己與希特勒連結在一起來展現自己是個真正的「人民的教會」——這當然是種謀求長期生存的策略，但卻付上成為異端的代價。儘管潘霍華處在與我們非常不同的時空背景，但今天的教會在今日文化中求生存所面臨的挑戰，趨使我們問與潘霍華同樣的問題：我們試圖拯救的「教會」究竟是什麽？

潘霍華寫道，教會並非以個人的經歷為中心，也不是以一位能描繪令人信服的願景的強大領袖的能力為中心。這些或許可以維持住教會，但也只能短暫的維持住。相反地，教會在其所有運作實踐中都意味著教會是個共同體/群體（community）——是個透過彼此的相交遇見基督的民族，而不僅僅是一群生活在附近的個體。

這樣的共同體應以基督為中心——祂就在他們之中。基督呼召每個人超越自己，進一步成為這個集合體的一份子。只有基督才能使教會生存下去以及成功，只有基督才能召喚一群以「成為在這世上屬神的民族」為中心信念的人同為一個身體。

如果我們追隨潘霍華，以為把各個教會變成各樣的群體，教會就會興旺，我們誤會了他的重點：是共同體/群體使教會之所以能是教會。

對潘霍華來說，個人獨自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能的。因為聖靈把我們連成一個身體，我們透過彼此對話、共享愛宴、一同讀經、陪伴在彼此身邊之中與基督相遇。潘霍華在《團契生活》中盛讚的生活方式與其說是為了使教會成功，不如說是為了使教會成為一個共同體/群體。

但是，成為一個民族並不意味著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方式。它意味著把我們的注意力再次轉回我們所熟悉的基督徒生活的實踐——聚會唱詩、讀聖經、一同用餐——只是我們心裡有個更遠大的目標：成為一個共同體/群體。這樣看來，儘管《團契生活》是本實用的著作，它也是一部深邃的神學著作。

例如，當我們一起讀經時，潘霍華建議我們選擇較長的經文，讓經文提醒我們上帝正在祂的子民身上工作，也就是現代教會要承擔的工作。這些經文著重於我們與歷世歷代的基督徒共同擁有的數個世紀前的老故事，而不是著重於關乎個人的故事。潘霍華尤其推薦詩篇——以色列人的祈禱書——它引導我們關注教會與以色列持續的關聯性，以及我們成為屬神的民族的呼召。

同樣的，當我們唱詩時，潘霍華建議大家一同開口歌唱，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個人的經歷上，而是集中在上帝使我們成為一個民族的事實上。當我們一起禱告時，潘霍華要求我們首先為那些關乎我們共同生活的事禱告，而不是只為個人的事禱告。

當我們在週間分散各處時，基督有充足的時間透過經文向我們個人關心的事及個人的生命說話。潘霍華說，即便是這段時間，也是為著造就更大的基督的身體，使我們可以將基督在我們分開時賜給我們的帶回教會。

類似的理念也適用於我們如何讀經、一同用餐及思考事工使命。如果教會各類實踐的目的是將我們聚集成為一個民族，不僅我們做什麽很重要，我們如何做也很重要。

正如潘霍華提醒我們的，「基督教的手足情誼並非我們必須實踐的一種觀念，而是上帝在基督裡創造的現實，使我們能參與在其中。」禱告、唱詩和服事並非靈丹妙藥，而是上帝邀請我們進入的一個更深層、基督已然成就的現實。

我們邀請我們當中所有基督徒——不僅僅是那些特別會讀書的菁英——成為讀聖經的人。我們以一種所有人能聚在一起吃飯的方式吃飯。我們參與事工不是為了使人們成為附屬於某種宗教的個體，而是為了使他成為一個共同體/群體的成員——在這個群體中，我們彼此發揮恩賜，並從彼此身上領受基督的話語。

在談論禱告的互惠性時，潘霍華說，是「其他所有人在為某個人和他的禱告代求」使個人為群體禱告成為可能。他問道：「一個人怎麽能在沒有受到團契的溫暖和支持的情況下為團契禱告呢？」

ㄧ個人會有什麽樣的屬靈生命，首先倚靠的是神在基督裡創造的共同體/群體。這裡說的「教會」不是種事後諸葛，而是種預設條件。神正在創造一個因著生命連結於基督，每個個體能走進世界的民族。

聖靈把我們從各地吸引到一起，並與我們一同走進世界的各個角落，無論我們聚集在同一處還是分散各處。但這種分離是為了再次相聚。我們注定要成為一個生命緊密相連的民族，而不是獨自應對困難的民族。

若我們想應對這波「脫離教會」的風潮，我們的回應方式不能與導致我們走到這ㄧ步的方式一樣。因為教會給予我們的東西無法被歸類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裡：教會帶給我們耶稣，使我們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正是在這個身體裏，我們成為跟隨基督的人，並在這裡經歷到基督的同在、生命的改變。

正如門徒們一起學習聆聽耶稣的聲音，我們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僅僅修改我們錯誤的福音派教會論，視教會為我們信仰生活的額外輔助。事實上，我們必須徹底抛棄這種想法。如果「脫離教會」風潮的結果是我們終能摒棄這種錯誤的教會觀，那就更好了。

邁爾斯·沃恩茲（Myles Werntz）是《從孤立到群體：基督徒團契生活的新願景》一書的作者。他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一，並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學任教。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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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恩 (Wayne Grudem) 改變他對家暴離婚的看法

Rebecca Randall

著名的互補派神學家表示，他不再認為《聖經》只提供兩種結束婚姻的正當理由。

Courtesy of Wayne Grudem

（本文原發表於2019 年11 月26 日）

著名的加爾文派神學家及互補論學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宣布改變自己的立場，肯定在家暴的情況下離婚的聖經依據，並於上週舉行的福音派學者的重要聚會上分享他的新立場。

古德恩說，在聽聞真實夫妻的例子——信仰使他們必須承受暴力而不是分離——後，他更仔細地研究聖經相關經文，並得出結論，他如今認為，家暴可以作為離婚的理由，前提是牧師和長老在帶領夫婦作出這個決定時尋求神所賜的洞察力。

這是對他長期以來堅持的觀點所做的修正，該觀點於2018年他所著的教科書《基督教倫理學》中發表。歷年來，多數福音派基督徒認為聖經裡只有兩種合理的離婚理由：通姦（太19:9）或被非基督徒的配偶遺棄（哥林多前書7:15）。

「我的妻子瑪格麗特和我認識到一些令人心碎的例子，例如持續整整幾十年的嚴重性侮辱和性貶低，以及另一起持續了幾十年的肢體暴力婚姻，」他告訴《今日基督教》。「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被暴力以待的配偶都保持沉默，認為基督徒的責任是維護婚姻，除非有通姦或遺棄的行為——然而這些未曾發生。」

古德恩是《聖經男性與女性委員會》（CBMW）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上週舉行的福音派神學協會年會（簡稱ETS，為福音派神學研究領域著名學術交流會議）上發表題為「離婚的理由」的演講，介紹他關於這一主題發表的文章：《為什麼我如今相信離婚的理由不只兩個？》

先前支持家暴為合理離婚理由的人指出，保羅在哥林多前書7:15中使用了動詞「分離」，認為這節經文適用於配偶為尋求保護而逃離家庭的情況。但古德恩原先並不信服於這個論述。

這節經文如下「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無論是弟兄，是姐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林前7:15）。

「多數解經書認為希臘文『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遇著這樣的事）』僅指不信者離棄配偶的情況，」古德恩說。但在進一步研讀後，他發現這個片語並未在聖經中其他地方出現。古德恩研究古希臘文學中該短語的52種用法，發現「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通常不單指作者已提到的單一種情況（在林前7:15即不信主的伴侶），而是指類似的情況（複數）。

古德恩說：「這些例子讓我得出結論，在林前7:15，『遇著這樣的事』應理解為包括任何類似破壞婚姻的情況。」因此，古德恩得出結論，家暴屬於這樣破壞婚姻的情況。

然而，他澄清道，當是否離婚的疑慮出現時，恢復關係仍然是首要目標。如果施暴的配偶是基督徒，就應該進行諮商和教會管教，但如果施暴行為沒有停止，教會領袖就應慎思，這種情況可能意味受害者有尋求離婚的自由。

生命之道研究中心（LifeWay Reseach）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略高於一半的福音派牧師（55%）認為離婚可能是家暴案的最佳選擇，只有4%的牧師認為即使存在暴力，夫妻也不該離婚。

古德恩說，ETS與會人員的反應「非常正面積極及讚賞」，他幾乎沒有收到反對意見。「一位女士會後告訴我，她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諮商，當她讀到我的提綱時，她流下了眼淚。不止一個人對我說：『我本來準備好駁斥你的觀點，但你說服了我。』」

從事家庭暴力復原工作的臨床心理諮商師阿里爾·博瓦特（Ariel Bovat）在推特上表示，古德恩的演講是此次ETS的MVP。她寫道：「這些資訊將使許多女性從施暴者手中獲得自由！」

在#MeToo和#ChurchToo時代，在家暴處境下離婚一直是福音派人士熱烈討論的議題。

2018年圍繞著美南浸信會領袖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的爭議始於他建議一名女性順服暴力歐打她的丈夫的錄音在網路上盛傳開來。《今日基督教》當時報導，帕特森表示，他曾建議並幫助女性離開施暴的丈夫，但他堅持自己對婚姻的委身，他絕對不會建議人離婚：「身為一名福音傳道人，我怎能這樣做呢？《聖經》清楚地表明上帝看待離婚的方式。」

就在幾年之前，古德恩曾和其他互補派神學家參與一場關於三位一體本質的神學辯論，這場辯論對他們關於性別角色和女性順服的教義產生影響。女性互補論者尤其反對過度強調順服，因為這會讓妻子們認為她們必須順服家暴她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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