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在花園裡發現了他。但妻子無法把他搖醒。
急救人員趕到後，他們將一根管子插進他的氣管，把空氣打入肺中幫助他呼吸。他的肺早已滿是長年抽菸和當年軍中的火藥所造成的傷害。多數的人都需要先被麻醉才能忍受插管的過程，然而，他既沒有咳嗽，也沒有退縮，更沒有嘔吐。如此平靜的反應是不祥的徵兆。雖然他的心臟還在跳動，但他的大腦已陷入了沉寂。
在急診室裡，電腦斷層掃描證實了是動脈瘤破裂。血液從他的腦漿中湧出，順著腦殼底部狹窄的縫隙往下流。持續增加的壓力使他的大腦幾乎窒息。
我在重症加護病房（ICU）的會議室見到他的兒子。波士頓天空燦爛的星光編織出的夜景正展現在他身後的窗戶。他面對著我，雙臂交叉在胸前，下巴緊繃著。他那被機油弄髒的拇指和食指不時拉扯著自己的運動衫，透露著他的心痛。
我解釋了他的父親快要死了。我們救不了他。
“我們現在能爲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確保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有最舒適的環境，跟他所愛的人陪伴在身旁。”
他默默地盯著地板。“不，”他終於小聲說。然後，更大聲地說：“不。不可以這樣做。爸爸是個鬥士。他人生每ㄧ天都會禱告。而且在神凡事都能。”當我們目光相會時，憤怒使他的眼神變得堅硬。“請繼續搶救他。”
這樣的情景經常發生在加護病房裡，深深地刺進我們對神的理解和與祂的關係的核心。親人們在傷慟、懷疑、恐懼、憤怒，甚至內疚的情緒裡，在充滿母親的聲音、父親的笑聲或孩子的咯咯聲等各樣複雜聲音的環繞下深深糾結著。醫生們同樣糾結於區分他們的搶救措施是挽救了生命還是延長了痛苦。護士們強忍著眼淚，看著他們的病患每一次翻身、每一次換藥、每一次打針時臉上痛苦的表情。耶和華啊，這要到幾時呢？我們的心在哭泣（詩篇13:1）。
儘管現代醫療系統處在面對最基本的靈性問題——生與死——的最前線，但在信實的回應上，它們卻繳了白卷。專業醫療人員在這樣的困境下會諮詢醫院的倫理委員會，而不是聖經。我們懇求安寧照護專家的幫助，緊抓著“病人有自主權”和“有品質的活著”等心靈雞湯。我們身穿平整的醫師袍，專注地討論心肺復甦和餵食管等問題，並握著對方的手，同情地傾聽對方，然後問：“你的親人會想要什麼樣決定？”
“神的旨意是什麼？”——雖然平時聽到這個問題可能會讓我們很困擾——但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出現在加護病房的會議室。醫院提供的院牧服務只能帶來極微小的安慰，然後我們把“為病人做決定”的重擔交給他們的親人，而不是和他們一起將病患交托仰望於主。
對人們身體的照護和心靈照護間巨大的斷層讓身為醫護人員的我們心神不安，畢竟死亡在醫院發生如此頻繁。羅伯特·威爾斯（Robert Wells）在他的《面對“恐懼之王”》一書中寫道，在1908年，有86%的美國人在家中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天。到了20世紀末，這個比例已下降至20%。根據疾病管制中心的數據，在我們這個重症護理高科技化的時代，有25% 65歲以上的病人死於加護病房。死亡已從有家人、牧師陪伴的寧靜住家，轉移至有警鈴裝置的無菌病房。
醫院裡的世俗社會處境能讓已在絕望和不確定裡掙扎的基督徒失去方向。一個裝備妥善、以基督爲中心的臨終關懷方式，需要對聖經有一定的熟悉度、理解病情發展的方式，以及對生命維持措施的目的和侷限性有一定的知識。我們的目標應是讓那些面臨生命終點的人有著平安和分辨力，並確保我們是按照神的旨意來照顧病人。智慧始於神的話語，這個真理在醫院的處境下依然適用。
世人生命的神聖性
基督徒反對墮胎和所謂的“人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例如安樂死）”等高度被政治化的議題，是基於我們視生命爲神所賜的禮物。聖經教導我們，人的生命具有基本的價值，因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讓我們管理祂的創造物及服事祂。（創世記1:26; 2:19-20）。祂也教導我們要保護和珍惜生命。此外，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屬於神的（哥林多前書9:19-20）。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手裡的工作，我們生命的最終所有權屬於祂。
上帝把人的生命託付給我們，囑咐我們要珍惜生命。就廣義層面而言，我們應該提供並接受能維持生命的藥物治療，因它們有治癒我們的可能性。
生命的神聖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並不互相矛盾。但當我們不計一切的代價反抗死亡時，我們也同樣錯了。“我知道她快死了，但我希望你繼續用呼吸器，因爲我在等上帝行神蹟，”病患的親人們常這樣跟我說。雖然這樣的要求出於真誠的信心，但這種想法確實誤導了我們，並沒有反映出聖經裡真正的教導。上帝不需要呼吸器就能行神蹟。更重要的是，雖然上帝憎惡死亡，但死亡是罪必然的結果。罪對我們屬世生命的影響力超越我們所能做的。在上帝的主權中，祂決定了我們死亡的方式和時間。即使是戰勝了死亡的基督，也因順服天父而接受死亡的苦（馬太福音26:36-45）。當我們轉頭不願面對自己生命的必死性時，我們把上帝貶低如自己想像出來的瓶子裡的精靈，而不是萬物之主，不接受“祂的心意是完美的”這個真理；我們說服自己，如果我們夠敬虔的禱告，祂會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生命的神聖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並不互相矛盾。
身爲基督徒，我們不必害怕死亡。基督的復活向我們保證，“死被勝吞滅”（哥林多前書15:54-55）。神對我們的愛是如此大，祂的犧牲是如此偉大震撼人心，沒有什麼能把我們從祂手中奪去。即使我們身處苦難時，我們也因“死亡已永遠失去對我們的掌控”這個真理而歡欣。我們細嚐肉身復活的應許，以及與基督永遠同在的盼望。雖然上帝指示我們要敬重祂所創造的生命，但祂也命定了我們在世上的生命終會結束。
是挽救生命還是延長痛苦？
神呼召我們去愛我們的鄰舍，去服事受壓迫和困苦的人（彌迦書6:8）。雖然仁慈並不能作為執行安樂死（用有毒的藥物來加速死亡）的正當理由，但它確實指引了我們應避免侵入性、不舒服的搶救生命的措施（若搶救措施已是多餘的嘗試時）。當我們為病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時，我們就違背了神要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上帝對我們減輕他人痛苦的呼籲成了連結生命的神聖性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間的橋樑。
扎根於聖經原則的臨終關懷方式要求我們盡力尋求醫治的可能性，但同樣要求我們在死亡已成了無可避免的結局時結受它，並盡我們全力去減輕病人的痛苦。若要區分這兩種情況——確實，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很複雜糾結——取決於一個關鍵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生命維持系統是在挽救這個生命，還是只是在推延死亡的時間？”
醫療技術雖然複雜，但仍是人手所造的，因此並不完美。生命維持系統只是支持性的，不是治療性的。醫生把空氣打入肺裡，用特效藥物收縮血管，在腎臟衰竭時過濾血液，迫使心跳加快，在一些實驗案例中甚至能跳過肝的功能。但這些方法都無法治癒疾病。只不過是在爭取一點時間而已。
維持生命的醫療旨在維持身體器官功能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以便能有機會治療疾病的根本原因。在處理感染的蔓延、阻塞的冠狀動脈血管或中風時，醫生使用這些技術來支撐病患。如果引發疾病的原因是可以治療的，那麼生命維持系統確實是能“挽救生命的”，因爲它們能維持身體運作系統直到病人有能力恢復。然而，如果疾病的根源是不可逆轉的，生命維持系統只不過是延長了死亡的過程。
上帝呼召我們去愛我們的鄰舍，去幫助受苦的人。而維持生命的技術有時卻會無可避免地造成痛苦。資料顯示，在重症疾病中活下來的病人有很高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發病率。心肺復甦術（CPR）是一種按壓胸腔的急救技術，醫護人員藉由體重執行時，或如電視演員在示範時，都有可能壓斷肋骨。接受機械通氣（mechanical ventilation）的患者往往會產生恐慌、焦慮和窒息的恐懼。長期纏綿病榻的病患會出現關節組織損壞，造成攣縮，即便是簡單的翻身也會引起疼痛。
對康復的盼望，以及因此而生的生命維持系統，是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理由。然而，若沒有活下去的可能性，這些干預措施反而成了殘酷的手段。醫生和普通人面臨的挑戰是，要能辨識什麼時候醫療行為已從挽救生命的努力變成推延死亡及痛苦的過程。
邀請基督來到病床邊
對醫師的訓練著重在培養客觀性，因此只有少數醫護人員會主動開啟靈性相關的對話。然而，向病人的照護團隊提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問題，至少能幫他們辨別病人的情況是在生與死光譜間的哪個點上：
- 現在威脅著我親人性命的情況是什麼?
- 爲什麼這個情況會危及性命?
- 康復的可能性有多大?
- 我親人之前的醫療情況對他/她康復的可能性有什麼影響?
- 目前使用的醫療方法有效嗎?
- 現有的醫療方法是否會增加患者的痛苦，成效卻甚微？
有些疾病對病人的傷害是如此大，其死亡的肯定性對所有人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而更常見的情況是，病人的狀態起伏不定。隨著時間的推移，病症有好轉或惡化的兩種可能性，因此，家人們和醫護團隊都應定期地回顧以上這些問題。此外，若有人懷疑主治醫師的評估，他們有權力去尋求另一位醫師的意見。
在面對臨終病床前的挑戰時，最重要的是能慎重熟思並迫切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有清晰的思路。悲傷、憤怒和焦慮會模糊神爲我們預備的道路。同理心/愛心必須引導我們做決定的過程，我們的靈魂也必須紮根在神的話語上。只有這樣，當苦難迫使我們進入加護病房的會議室，面對我們親人生命的有限性時，我們才能彼此服事。
凱瑟琳·巴特勒（Kathryn Butler），醫學博士，是一名創傷和重症外科醫生，她最近辭去臨床醫師的工作，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她的孩子。她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任教，並在外科重症醫護和醫學教育方面發表研究報告。她和家人住在波士頓北部的郊區。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