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延長生命變成延長痛苦時

他的妻子在花園裡發現了他。但妻子無法把他搖醒。

急救人員趕到後，他們將一根管子插進他的氣管，把空氣打入肺中幫助他呼吸。他的肺早已滿是長年抽菸和當年軍中的火藥所造成的傷害。多數的人都需要先被麻醉才能忍受插管的過程，然而，他既沒有咳嗽，也沒有退縮，更沒有嘔吐。如此平靜的反應是不祥的徵兆。雖然他的心臟還在跳動，但他的大腦已陷入了沉寂。

在急診室裡，電腦斷層掃描證實了是動脈瘤破裂。血液從他的腦漿中湧出，順著腦殼底部狹窄的縫隙往下流。持續增加的壓力使他的大腦幾乎窒息。

我在重症加護病房的會議室見到他的兒子。波士頓天空燦爛的星光編織出的夜景，正展現在他身後的窗戶。他面對著我，雙臂交叉在胸前，下巴緊繃著。他那被機油弄髒的拇指和食指不時拉扯著自己的運動衫，透露著他的心痛。

我解釋，他的父親快要死了。我們救不了他。

「我們現在能爲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確保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有最舒適的環境，跟他所愛的人陪伴在身旁。」

他默默地盯著地板。「不，」他終於小聲說。然後，更大聲地說：「不！不可以這樣做。爸爸是個鬥士。他人生每ㄧ天都會禱告。而且在神凡事都能。」當我們目光相會時，憤怒使他的眼神變得堅硬。「請繼續搶救他。」

這樣的情景經常發生在加護病房裡，深深地刺進我們對神的理解和與祂的關係的核心。親人們在傷慟、懷疑、恐懼、憤怒，甚至內疚的情緒裡，在充滿母親的聲音、父親的笑聲或孩子的咯咯聲等各樣複雜聲音的環繞下深深糾結著。醫生們同樣糾結於區分他們的搶救措施是挽救了生命，還是延長了痛苦。護士們強忍著眼淚，看著他們的病患每一次翻身、每一次換藥、每一次打針時臉上痛苦的表情。耶和華啊，這要到幾時呢？我們的心在哭泣 (詩篇13:1)。

儘管現代醫療系統處在面對最基本的靈性問題——生與死——的最前線，但在信實的回應上，它們卻繳了白卷。專業醫療人員在這樣的困境下會諮詢醫院的倫理委員會，而不是聖經。我們懇求安寧照護專家的幫助，緊抓著「病人有自主權」和「有品質的活著」等心靈雞湯。我們身穿平整的醫師袍，專注地討論心肺復甦和餵食管等問題，並握著對方的手，同情地傾聽對方，然後問：「你的親人會想要什麼樣決定？」

「上帝的心意是什麼？」——雖然平時聽到這個問題可能會讓我們很困擾——但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出現在加護病房的會議室。醫院提供的院牧服務只能帶來極微小的安慰，然後我們把「為病人做決定」的重擔交給他們的親人，而不是和他們一起將病患交托仰望於主。

對人們身體的照護和心靈照護之間巨大的斷層，讓身為醫護人員的我們心神不安，畢竟死亡在醫院發生如此頻繁。威爾斯 (Robert Wells) 在他的書《面對「恐懼之王」》中寫道，在1908年，有86%的美國人在家中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天。到了20世紀末，這個比例已下降至20%。根據疾病管制中心的數據，在我們這個重症護理高科技化的時代，有25% 65歲以上的病人死於加護病房。死亡已從有家人、牧師陪伴的寧靜住家，轉移至有警鈴裝置的無菌病房。

醫院裡的世俗社會處境，能讓已在絕望和不確定裡掙扎的基督徒失去方向。一個裝備妥善、以基督爲中心的臨終關懷方式，需要對聖經有一定的熟悉度、理解病情發展的方式，以及對生命維持措施的目的和侷限性有一定的知識。我們的目標應是讓那些面臨生命終點的人有平安和分辨力，並確保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來照顧病人。智慧始於上帝的話語，這個真理在醫院的處境下依然適用。

生命的神聖性

一些基督徒反對墮胎和所謂的「人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如安樂死)」等已被高度被政治化的議題，是基於我們視生命爲上帝所賜的禮物。聖經教導我們，人的生命具有基本的價值，是因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讓我們管理祂的創造物及服事祂( 創1:26; 2:19-20)。祂也教導我們要保護和珍惜生命。此外，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屬於上帝的 (林前9:19-20)。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手裡的工作，我們生命的最終所有權屬於祂。

上帝把人的生命託付給我們，囑咐我們要珍惜生命。就廣義層面而言，我們應該提供並接受能維持生命的藥物治療，因它們有治癒我們的可能性。生命的神聖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並不互相矛盾，只是當我們不計一切的代價反抗死亡時，我們也同樣錯了。

「我知道她快死了，但我希望你繼續用呼吸器，因爲我在等上帝行神蹟，」病患的親人們常這樣跟我說。雖然這樣的要求出於真誠的信心，但這種想法確實誤導了我們，並沒有反映出聖經裡真正的教導。上帝不需要呼吸器就能行神蹟。更重要的是，雖然上帝憎惡死亡，但死亡是罪必然的結果。罪對我們屬世生命的影響力超越我們所能做的。在上帝的主權中，祂決定了我們死亡的方式和時間。即使是戰勝了死亡的基督，也因順服天父而接受死亡的苦 (太26:36-45)。當我們轉頭不願面對自己生命的必死性時，我們把上帝貶低如自己想像出來的瓶子裡的精靈，而不是萬物之主；我們否認「祂的心意是完美的」這個真理；我們說服自己，如果我們夠敬虔的禱告，祂會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身爲基督徒，我們不必害怕死亡。基督的復活向我們保證，「死被勝吞滅」(林前15:54-55)。上帝對我們的愛是如此大，祂的犧牲是如此偉大震撼人心，沒有什麼能把我們從祂手中奪去。即使我們身處苦難時，我們也因「死亡已永遠失去對我們的掌控」這個真理而歡欣。我們細嚐肉身復活的應許，以及與基督永遠同在的盼望。雖然上帝指示我們要敬重祂所創造的生命，但祂也命定了我們在世上的生命終會結束。

是挽救生命，還是延長痛苦？

上帝呼召我們去愛我們的鄰舍，去服事受壓迫和困苦的人 (彌迦書6:8)。雖然仁慈並不能作為執行安樂死的正當理由，但它確實指引了我們應避免侵入性、不舒服的搶救生命的措施 (當搶救措施已是多餘的嘗試時)；當我們為病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時，我們就違背了上帝要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上帝對我們減輕他人痛苦的呼召，成了連結生命的神聖性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間的橋樑。

扎根於聖經原則的臨終關懷方式，要求我們盡力尋求醫治的可能性，但同樣要求我們在死亡已成了無可避免的結局時結受它，並盡全力去減輕病人的痛苦。若要區分這兩種情況——確實，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很複雜糾結——取決於一個關鍵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生命維持系統是在挽救這個生命，還是只是在推延死亡的時間？」

醫療技術雖然複雜，但仍是人手所造的，因此並不完美。生命維持系統只是支持性的，不是治療性的。醫生把空氣打入肺裡，用特效藥物收縮血管，在腎臟衰竭時過濾血液，迫使心跳加快，在一些實驗案例中甚至能跳過肝的功能。但這些方法都無法治癒疾病。只不過是在爭取一點時間而已。

維持生命的醫療旨在維持身體器官功能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以便能有機會治療疾病的根本原因。在處理感染的蔓延、阻塞的冠狀動脈血管或中風時，醫生使用這些技術來支撐病患。如果引發疾病的原因是可以治療的，那麼生命維持系統確實是能「挽救生命的」，因爲它們能維持身體運作系統直到病人有能力恢復。然而，如果疾病的根源是不可逆轉的，生命維持系統只不過是延長了死亡的過程。

上帝呼召我們去愛我們的鄰舍，去幫助受苦的人。而維持生命的技術有時卻會無可避免地造成痛苦。資料顯示，在重症疾病中活下來的病人有很高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的發病率。心肺復甦術 (CPR) 是一種按壓胸腔的急救技術，醫護人員藉由體重執行時，或如電視演員在示範時，都有可能壓斷肋骨。接受機械通氣 (mechanical ventilation) 的患者往往會產生恐慌、焦慮和窒息的恐懼。長期纏綿病榻的病患會出現關節組織損壞，造成攣縮，即便是簡單的翻身也會引起疼痛。

對康復的盼望，以及因此而生的生命維持系統，是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理由。然而，若沒有活下去的可能性，這些干預措施反而成了殘酷的手段。醫生和普通人面臨的挑戰是，要能辨識什麼時候醫療行為已從挽救生命的努力，變成推延死亡及痛苦的過程。

邀請基督來到病床邊

對醫師的訓練著重在培養客觀性，因此只有少數醫護人員會主動開啟靈性相關的對話。然而，向病人的照護團隊提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問題，至少能幫他們辨別病人的情況是在生與死光譜間的哪個點上：

現在威脅著我親人性命的情況是什麼?
爲什麼這個情況會危及性命?
康復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親人之前的醫療情況對他/她康復的可能性有什麼影響?
目前使用的醫療方法有效嗎?
現有的醫療方法是否會增加患者的痛苦，成效卻甚微？

有些疾病對病人的傷害是如此大，其死亡的肯定性對所有人而言是顯而易見的。而更常見的情況是，病人的狀態起伏不定。隨著時間的推移，病症有好轉或惡化的兩種可能性，因此，家人們和醫護團隊都應定期地回顧以上這些問題。此外，若有人懷疑主治醫師的評估，他們有權力去尋求另一位醫師的意見。

在面對臨終病床前的挑戰時，最重要的是能慎重熟思並迫切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有清晰的思路。悲傷、憤怒和焦慮會模糊神爲我們預備的道路。同理心/愛心必須引導我們做決定的過程，我們的靈魂也必須紮根在神的話語上。只有這樣，當苦難迫使我們進入加護病房的會議室，面對我們親人生命的有限性時，我們才能彼此服事。

凱瑟琳·巴特勒（Kathryn Butler），醫學博士，是一名創傷和重症外科醫生，她最近辭去臨床醫師的工作，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她的孩子。她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任教，並在外科重症醫護和醫學教育方面發表研究報告。她和家人住在波士頓北部的郊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