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孟加拉的一個遜尼派穆斯林家庭，在那裡我從父親學到嚴格紀律的意義。父親是軍隊中的一名少將，在情報部門工作。 我們住在不同的軍事基地，住在為軍官與家屬預備，精緻的宿舍裏。 有僕人照顧我們的每一樣需要。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商業和政治精英經常參加在我們家裏舉行的社交活動。
我從小就讀於一所伊斯蘭學校（宗教學校），在那裡我們學習《古蘭經》，從伊瑪目那裡學習古典阿拉伯文。 我父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約旦的哈希姆王國（這個名字來自先知穆罕默德曾祖父的孫子哈希姆）。 他的傳承使我有資格成為伊斯蘭創始人的直系後裔。
我因我的聖祖而受人尊敬。 然而，我的童年常常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我父母離婚，父親突然再婚之後。 那時我八歲，感覺到被遺棄，想念媽媽。
我的繼母經常在精神上和身體上虐待我。 她會一面尖叫著詛咒，一面用板球門打我，或者把她鋒利的指甲挖進我的耳朵里，導致耳朵流血。 我滿身都是瘡。 我父親不理睬我的求助，還毆打我，認為我在撒謊被虐待。
當我13歲的時候，我加入了一所著名的空軍學院作學員，目標是要從事像我父親那樣的事業。 然而，我在1975年21歲時離開了軍隊。 我童年時未癒合的創傷使我陷入下坡螺旋。 自殺的念頭困擾著我。 然後一個看似偶然的事件永遠改變了我的生命。
願意死
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爾（Lahore），我在走路去購買電熱水器時，注意到一個白種人在街角分發福音單張。 他穿著邋遢的牛仔褲，看上去像個嬉皮士。 他身高超過六英尺，在繁忙的街道上脫穎而出，那裏滿了購物的人、按著喇叭的汽車、穿來穿去的摩托車、三輪計程車、驢車和從食品商販傳來的辛辣香氣。 他的舉止散發著內心的平靜，我好奇地走近他，問他：“你是誰，你從哪裡來？”
他說他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來自英國。 他屬於耶穌子民運動的街頭佈道團隊，在20世紀70年代以周遊世界而聞名。 從我的穆斯林教養，我只知道耶穌是一位先知，曾經向穆罕默德顯現。 我不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被告知，猶太人是把猶大釘在十字架上。
在與這個英國人交談了幾句話之後——後來，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基思——我走開了。走了大約50碼，我又回去。 雖然我相信伊斯蘭教，但我想更多地瞭解他的信仰。 基思告訴我基督會釋放我，給我新的生命。 雖然我懷疑他的上帝對我的絕望會感興趣，甚至祂是否存在，但我在鞋店前擁擠的人行道上低頭祈禱接受基督。
我感覺到這就是我一生在等待的。 感覺到好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從我的背上被挪開。 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滿了色彩，我要唱歌，我要笑。
基思和我安排了第二天早上在拉合爾基督教青年會見面，使我能夠更多瞭解基督教信仰。 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但他卻沒有出現——第二天他也沒有出現。 第三天回到基督教青年會，我在大廳裏坐了一會兒，然後注意到一對夫婦在整理和基思一樣的單張。 我得知他們是來自同一個佈道團隊。 當我問起基思時，他們告訴我，他因為家庭發生了緊急事件而立即離開了這個國家。 我再也沒見過他了。
在我告訴了他們關於與基思的相遇後，我們進行了一次精彩的交談。 他們鼓勵我，叫我一面拿著一本酒紅色的皮面《聖經》，一面閱讀裏面的經文。 起初我拒絕，因為穆斯林不能用未洗過的手觸摸一本聖書。
這對夫婦強調路加福音9:23-25，有關耶穌解釋捨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義。 他們挑戰我：“如果你不願意為耶穌而死，那麼你就不適合為他而活。 祂要你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我沒有意識到，在幾周內，這些經文將嚴重考驗我的新信仰。
軟禁
作為一個新的信徒，我加入了佈道團隊。 他們教導我，給了我一本袖珍的《新約聖經》學習。 我感受到他們的愛和真正的關心。 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遠離擁堵的樹林中，我聽到一個可聽見的聲音：“這就是你一輩子要做的。 我會帶你到世界各地，你會告訴人們關於耶穌。”
雖然恐懼籠罩著我，但我相信這是上帝在說話。
我知道背棄了伊斯蘭教，就是在討家人來羞辱我，在冒著被家人爲了維護家庭的榮譽而把我殺害的危險。 當時，我和朋友住在拉合爾。當我承認我接受了耶穌進入我的生命時，他們非常憤怒。 他們寫信給我的父親，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每天面向麥加祈禱五次，并且曾被一個聖人教導。 他非常憤怒，衝到拉合爾來處理我的叛教。 他招募朋友騷擾我，強迫我退縮。 當那不起作用時，他們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在醫院的精神病房裡隔離了兩個星期，我被施以鎮靜劑和被士兵看守。 雖然如此，通過秘密閱讀我偷偷帶進來的《新約聖經》，我得到安慰，并且還能夠帶領幾個人歸向耶穌。 跟著，上帝介入，精神病醫生證實我理智清晰並讓我出院。
我父親很生氣。 他把我軟禁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他那在木爾坦的家中， 有武裝哨兵在外面站崗。我被關了幾個星期，然後乘公共汽車逃到拉合爾的基督徒朋友家。 當我得知員警在搜捕我時，我就逃到卡拉奇加入一個佈道小組。 即使在脅迫下，我的信仰也隨著我吞噬《聖經》、記憶經文、分享我的見證和分發單張而增長。
我們的街頭佈道蓬勃發展，直到1976年初我父親展示他的政治權力爲止。 員警以從事反伊斯蘭活動爲由，逮捕了我們中的五個人。 我們擠在一間狹小肮髒的牢房裡，在一些放在磚頭地板上佈滿嘔吐物的毯子上睡覺，共用一個小罐子做爲廁所。
我的四個基督徒弟兄來自其他國家，他們在幾天內被釋放並被驅逐出境。 但我的身份證和護照被沒收了。 我被警告，“你會以穆斯林身份離開這裏，不然就死在這裏。”
獄卒把我轉移到一個政治犯的牢房，在那裡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儘管感到羞恥和孤立，聖靈還是支撐著我，我偷偷帶進來和隱藏著的《新約聖經》也伴隨著我。 上帝的榮耀多次充滿了我的牢房。 在閱讀使徒行傳16:25時，我感到特別受鼓舞，那裏敘述了保羅和西拉在獄中祈禱和唱讚美詩。 令人振奮的是，上帝認為我配得為耶穌受苦。
在威脅我父親，要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訴訟之後，我被釋放到他的管控之下。 根據和解條款，我仍然是一名政治犯，不能離開這個國家，不能擁有一本《聖經》，也不能與基督徒交往。 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讓我疲憊不堪，尤其在他們發現我把《新約聖經》藏在床墊下，又把我逮捕之後。 （儘管擔心遭到報復，我偶爾還是設法溜出去與基督徒團契交通）。
1977年，由於我父親越來越無情的壓力，要我放棄對基督的信仰——他威脅要以叛教罪把我斬首——我做出了逃離巴基斯坦的決定。 沒有其他的選擇。
地下基督徒冒著被報復的危險，把我藏起來，並提供旅費 （我當時身無分文） 。 他們幫助我獲得了一本新的護照和去阿富汗的簽證。 雖然軍隊和員警在尋找我，但我在兩名伊朗外交官的協助下，通過了阿富汗邊境的檢查站。 我穿著舊牛仔褲走過邊境，拖著一個背包和吉他。 慷慨的伊朗人開車送我去坎大哈，並支付了我去喀布爾的車費。
在我七個月的逃亡旅程中，上帝總是供應。 爽快的弟兄姐妹們慷慨地支援我。 從喀布爾，我經過土耳其、俄羅斯、比利時、荷蘭，最後去到瑞典。 在忍受了一些官僚主義的騷擾之後，政府終於給了我政治庇護。
呼喚去宣教
瑞典成了我的新家。 我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並加入了一個福音派路德教會。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布里塔（Brita），我們於1979年結婚。 我就讀於霍爾斯比（Holsby）的火炬手國際聖經學校，然後搬到烏普薩拉。在那裡我在穆斯林移民中事奉。 布里塔做護士，而我在一棟辦公樓裡做清潔工。 我知道即使我打掃浴室和地板，上帝還是可以使用我。
一直以來，祂都在準備我去完成祂在拉合爾告訴我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宣揚耶穌。 我們搬到美國接受進一步的聖經培訓。一年後回到瑞典，我在烏普薩拉的生命之道培訓中心教了四年書。
我也活躍在教會和校園基督徒團契，做街頭佈道和為病人祈禱。 1983年，我宣教的使命在波蘭得到鞏固。 我陪同兩對夫婦駕駛一輛滿載著要給貧困家庭食物的麵包車去那裡。 我被邀請在天主教青年營講道。 跟著他們又邀請我回去，結果發展成向大批聼眾講道，和帶領許多年輕人決志歸向基督。
過了不久，我創立了Dynamis世界事工，這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舉行大型佈道會的前身。 1993年，我們把總部搬到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蘭開斯特。 在過去的40年裡，我有幸在超過75個國家講道，和在亞洲、東歐和非洲植堂。
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耶穌用神跡餵飽了5000人，那五餅二魚是來自一個不知名的男孩的奉獻（6:9）。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上帝甚至可以使用最小的東西——和最不起眼的人——發揮戲劇性的作用。 當我剛成為基督徒時，我唯一的抱負就是做街頭佈道和分發單張。 當我看見上帝如何使這些努力倍增，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嘗到生命之道，我感覺到自己的卑微。
Christopher Alam是《脫離伊斯蘭教：一個穆斯林對基督的信仰之旅》一書的作者。 彼得·詹森（Peter K. Johnson）是住在紐約薩拉納克湖的自由撰稿人。
翻譯：元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