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堅守教會長期以來關於性別和性道德教導的福音派父母而言，發現自己家裡有LGBTQ子女的那刻，往往標誌著一段艱難旅程的開始。
許多父母對這樣的發展感到茫然，並發現自己對該如何「走下去」的工作準備不足。他們渴望得到指導和被人理解。除此之外，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需要做出許多選擇的未知水域中航行，渴望擺脫自己「做錯了」的沉重恐懼。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試圖幫助基督徒父母找到應對方法，而不是「對抗」或「逃避」他們LGBTQ子女的活動——如去年由頗具影響力的牧師安迪·斯丹利（Andy Stanley）的教會主辦的「無條件特會（Unconditional Conference）」——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參與者的原因。
這個特會遭遇些許爭議，因為特會也邀請了幾位在性倫理和性別議題上不持正統福音派觀點的演講者。在著名的福音派批評家看來，整個特會等同於「明顯地、悲劇性地背離聖經中的基督教」，是「教牧責任的嚴重失敗」。
近期還有另一起類似的爭議事件：牧師兼作家阿利斯泰爾·貝格（Alistair Begg）雖然堅守教會傳統上的婚姻教義，但他廣受歡迎的廣播節目卻被一家保守的基督教網絡取消，因為貝格牧師曾勸一位祖母「即使出於教義原因反對這樣的結合，依然能參加她孫子和變性人的婚禮」。神學家卡爾·特魯曼（Carl Trueman）在《First Things》雜誌上撰文抨擊參加這樣的婚禮本身就是一種教義上的偏離，「是為了避免傷害別人的感情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基督徒們仍然認為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那麼教會的未來確實是暗淡無光的。」
身為一名有LGBTQ子女的福音派家長，我很認真關注這兩起爭議事件。雖然我同意一些反對者的擔憂，但我也相信，我們這些堅守基督教關於性和性別等傳統教義的美國福音派信徒，目前需要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討論「如何成為我們生活中的LGBTQ的好鄰舍」等非常實際的問題——無論他們在我們的家庭裡、工作場所裡，還是教會會眾裡。
在我所處的環境中，有些資源可供基督徒使用，例如Allberry所著的《上帝是反同性戀的嗎？》，及《信仰、性及性別中心》為父母開設的課程。但除了書籍或線上課程，我們還需要針對具體情況進行真實的對話。有LGBTQ孩子的基督徒父母和我一樣渴望見到能與孩子們良好地在日常生活裡共處的願景。我們當然有理由批評史丹利牧師或貝格牧師提出的願景，但一再地重申所謂的「正確的教義」雖有其重要性，卻不足以回答實踐性的問題：我們究竟應如何與我們的孩子一起生活？
身為基督徒父母，我們早已有這樣一種理解/信念，即上帝創造的人類有兩種不同的形態，我們稱之為男性和女性，並且親密的性關係應發生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內。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的孩子——尤其是已經成年的孩子，選擇了一種不基於這種理解/信念的生活方式時，我們該如何與他們相處。
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讓他們知道我們信仰的內容了，下一步是什麼？
我猜想，人們之所以反對《無條件特會》和貝格牧師的建言，主要是擔心這類「務實地建言」將不可避免地引致重大的神學偏移，為教會和教會所牧養的人帶來可怕的後果。而這種擔憂被一種「文化戰爭」的心態嚴重地放大了——自20世紀初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t）與現代主義（modernist）展開戰爭以來，福音派一直存在著文化戰爭心態。這種戰爭心態傾向將LGBTQ視為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敵人，是我們需要「不斷地透過陳述真理來對抗」的敵人，而不是我們的鄰舍。
講述真理是件好事，但如果我們長期採取對抗的姿態，我們就不可能實踐使徒保羅對羅馬基督徒的勸告：「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12:18）。」雖然不少人認為，在性道德相關的罪上試圖尋找實際的人際關係上的回應是「遠離正統教義」的第一步，但這並非唯一可能的結果。
我們的任務是正確（正統）的信仰實踐，而這需要我們的屬靈識別力（discernment），但擁有識別力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事業，因為我們本身的「犯錯率（fallibility）」使我們的識別力充滿變數。畢竟，儘管上帝的話語是全然可信的，但「我們對神話語的應用」卻未必是全然可信的。有時，我們會在應該堅定的時候選擇寬大，或是在應該靈活的時候選擇嚴厲。無論我們在靈命之旅上多麼勤奮，本意多麼美好，我們總有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再加上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即使是正確的選擇，也可能為我們所愛的人帶來痛苦，因此，「有識別力」這個任務變得非常令人生畏。
但是，「逃避花費大量時間思考及識別」並非基督徒的選項。有犯錯的風險並不能作為我們逃避愛鄰舍的責任的藉口。人們需要幫助，而我們總是必須做出決定：基督徒應該採用他人傾向自己被人稱呼的人稱代名詞嗎？我們應該參加我們子女或同事的同性婚禮嗎？當在同性婚姻內的成年孩子返鄉時，我們是否應允許他們和伴侶睡在同一張床上？
對我們之中許多人來說，這些問題不僅僅只是學術上的問題，而是最真實的情況，我們這些有血有肉的人需要答案，但我們往往沒有太多準備的時間。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必須識別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做——盡我們所能，謹慎而謙卑地運用我們從神的話語中所獲得的知識。像我這樣的基督徒父母（還有貝格牧師面對的祖父母）在與我們自己的牧師和教會朋友談話時，都渴望有人能當面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有時我們會做出錯誤的回應。有時，正如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在他的書《認識神》中所形容，「基督徒一覺醒來，發現自己錯認了上帝的指引，走錯了路」。但巴刻保證，即便如此，我們所造成的傷害也並非不可挽回的。上帝有足夠的恩典來保護祂的羊群——包括我們——免受我們自己錯誤思想的傷害。「因此，」巴刻總結道，「討論何為神的指引的正確處境，似乎正是我們對上帝的信心：相信祂不會讓我們毀掉自己的靈魂。」
屬靈識別力需要我們付出艱苦的努力、大量的禱告、對聖經的思考、對靈魂的試驗（約翰一書4:1-6）。在一個「大眾的政治共識（Overton window）」迅速變化的文化中，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但如果因為正統福音派的同溫層不願意討論這些實際問題，而我們不得不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試圖自己回應，情況只會更糟糕。
維克多·克萊門特（Victor Clemente）是一位關於信仰與文化議題的自由撰稿人。他的作品曾刊登在《基督與流行文化》（Christ and Pop Culture）和《忠實雜誌》（Faithfully Magazine）上。可在@The_Wait_Room 或Threads 上追蹤他 @the_wait_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