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香港辦學的歷史悠久，香港人在求學時期或多或少也經歷過天主教或基督教教育。根據資料，現時香港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大約有五成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不過，香港的教育界正經歷許多巨大的改變。在2023年，香港已有五間小學因收生不足的問題而不獲政府資助開辦小學一年級，當中有四間具有教會背景；之後更連續有幾所學校宣佈停辦或合併。還有近年課程的更改、國民教育的落實、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創新高等因素的影響……究竟香港教會辦學的歷史任務又走到了什麼樣的境況？我們知道教會辦學跟宣教使命和社會處境是密不可分，就讓我們回顧一下香港教會的辦學歷史，或許能夠從中得著啟迪，從而面對今日的挑戰。
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當時只有大約四千居民的香港舉行升旗禮，標誌著為期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地歷史的開始。在開埠初期，大量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進入香港，不少視香港為拓展中國事工的基地，而他們辦學的目的是為了栽培華人宣教士進入內地宣教。問題是願意接受訓練的人數偏少，而他們也不具備基本教育水平，因此傳教士要從初級教育辦起；可是最終成為宣教士的華人也是寥寥可數。辦學的另一個目的是接觸華人群體，當時大部份的差會也曾辦過小規模的學校。不過由於當時的香港本身居民少、流動人口高，來港者大都暫居後再轉往內地或其他地方，所以建立華人教會十分困難。天主教會則在開埠不久便在港設立傳教區，其辦學首要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和牧養歐洲藉信徒及子弟。對於殖民地政府而言，教會辦學沒有什麼壞處，它亦樂見其成。
隨著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發生太平天國運動等事件造成動盪，從內地來香港定居的人數開始增多，建立華人教會變得可行；同時香港作為貿易港口，殖民地政府看見有需要培育更多懂英語的華人來幫助地方發展，故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和正式資助機構進行教育。不過，當時政府希望推行脫離宗教的世俗化教育，教會曾因此拒絕參與資助計劃；及後的折衷方案容許學校教授宗教内容，教會才紛紛開始接受資助，開辦大量學校提供基本教育。十九世紀末，教會學校數目已差不多有一百間。
到了二十世紀初，滿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辦西式教育成為了趨勢。教會此時把重心放在建立英文中學，一來讓基督教子弟完成初級教育後可繼續升學，二來對教會長線發展亦有益處；不少今天香港人熟悉的傳統學校就是在這段時間內開辦，如聖士提反書院和英華女學校等。當時政府亦對這些學校給予大幅補助。在這個時期，教會也以自身資源開展了其他非政府補助的教育事工，包括識字班、平民夜校、工讀學校（即職業訓練學校）以及供殘障人士就讀的學校。這大概是二戰前教會辦學的境況。
二戰後，國共內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大量内地難民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從1945年重光後的六十多萬急升至1950年後的二百多萬。同時，由於中共建國後的政策不再容許傳教士繼續活動，所以在內地發展的差會和教會也全師撤至香港，讓香港的信徒、機構及神學院數目大增，而學者一般認為這是香港基督教歷史的分水嶺。
人口劇增帶來不少社會需要；在教育方面，當時數以萬計的適齡學童等待入學，故此殖民地政府鼓勵辦學團體開辦更多學校來應付需求。教會亦順勢響應，於五十至七十年代間興辦了多間中小學，並推動中文專上學院的建設。此外，教會也幫助民眾解決食物和住屋等基本問題，開辦了各種形式的社會服務。在這段期間，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香港教育及社會福利發展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此時經濟亦開始急速發展，在二十多年間演變成一個繁榮的國際商業都市。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特區政府進行多次的教育改革，如教學語言政策和教師能力評核等，引來社會廣泛爭議；而多年來教會與政府的合作夥伴關係亦出現了變化。特區政府以《2004年教育（修訂）條例》（俗稱《校本條例》）要求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除了大大增加學校和教會要承受的法律風險外，教會亦憂慮此舉變相削弱了辦學團體的自主權，有可能無法按信仰價值辦學。 天主教香港教區更因此與政府有長達六年的訴訟，但最終敗訴。
已故的袁天佑牧師當年曾寫道：「教會有她的辦學理念。假若教會未能按她的理念辦學，那麼教會為何要成為政府的承辦商？當然教會也當反思，在過去的時間，教會有沒有好好的實踐她的辦學理念。教會不辦理學校，對教會而言，並沒有損失。社會上不乏熱心教育的人士，政府也會繼續承擔教育，兒童及青少年決不會因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問題只是從此以後，教育失去其多元化，也可能失去那份重視生命和公義的教育意念。」
隨著2010年後的幾次大型社會運動和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教育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政府把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歸咎於學校和課程，故此把中學的通識教育科改頭換面，而小學的常識科也將被中華文化作主軸的人文科目取代。有教師因被指宣揚“港獨”而被除牌，歷史最悠久的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亦於2021年因政治環境而自行解散。加上移民潮讓師生人數減少，辦學團體要思考如何營運下去已經不容易，疫情後還要面對追趕成績的壓力，無疑令學校百上加斤；信徒群體應如何應對？
從歷史可見，教會辦學的目的和策略不斷因處境而改變，過往亦因種種因素發展出跟政府合作的模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不過，香港的社會環境屢屢因中國及世界政局急劇變遷，教會跟政府的關係也今非昔比，我們必須認清這些事實。教會發展辦學至今日的規模，早已接受政府補助制度的限制，也習慣依循地繼續昔日事工；問題是信徒群體在現時的環境下，怎樣繼續持守基督教辦學的理念？信仰價值如何於教育事工中彰顯？
據筆者的觀察，不少信徒和堂會仍傾向安穩，未有積極回應今日的挑戰；只是就今天的處境來說，擁抱所謂的穩定其實只是被動地迎接改變而已。基督徒家長、教師和教會領導層對愛國主義和信仰的關係有沒有充分的思考及了解？辦學團體有否想清楚今天教育制度的利弊、自己的底線、變陣的策略，甚至停辦的可能？或許最值得問的是，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又究竟是靠什麼得安穩？
不要忘記，辦學是宣教使命的一環；教會不是為了營運學校或延續昔日的光環而營運，而是為了實踐上帝的使命。唯有以上主為時代中的穩妥，我們才能夠得著更新，真正勇敢面對當下處境，同時也不被環境或自己目光所限。如此，穩定不再是唯一選項；我們會願意大膽嘗試、願意在適當時候放手、願意作出改變、願意接受失敗、願意擁抱困難，就如往日來港的宣教士一樣。無論所遭遇的是什麼，跟隨基督的人總能得著力量去作應作的事，為身邊的人帶來盼望和釋放。正當主流論述逐漸淡化教會曾為香港教育作出的貢獻之際，還望這段歷史回顧讓大家看見當日信徒群體的忠心和上主的恩典；面對今天的突變和試煉，這一代的信徒更需抓緊上主，行我們當行的路。
有關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辦學歷史部份，本文參考了劉紹麟的《解碼香港基督教與社會脈絡：香港教會與社會宏觀互動》。
Karen Wong，居於香港、喜歡寫作；一名在親職上掙扎、在神學中思考、在福音裏不斷盼望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