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莫伊（David Moe）1983年出生於緬甸欽邦山區一個偏遠的村莊，如今這個村莊已不復存在。這個由70戶基督徒家庭組成的村莊已遷徙過兩次，不斷遷至更高更深的山區裡。
莫伊想要成為牧師，這個願望促使他離開緬甸，追求高等教育。如今他是耶魯大學東南亞研究的博士後研究員和講師。
然而，他並未忘記養育他的那個社區。他在新書《超越學術：亞洲宗教的公共神學實踐》（Beyond the Academy: Lived Asian Public Theology of Religions）裡主張受過高等教育的神學家應該與象牙塔外的人對話，接納基層基督徒的觀點—那些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基督徒。為了這本書，莫伊採訪了來自緬甸欽族、克欽族和克倫族社群的15位基層基督教領袖。
這些基督教少數民族處於一個獨特的文化背景：佛教是緬甸的國教，佛教徒佔人口的90%。國內大部分精英階層，包括實質統治全國的軍政府，皆來自信奉佛教的緬族（巴馬族）。
緬甸於1948年脫離英國獨立後，新的佛教民族主義領袖主張，非佛教徒或非緬族人並非真正的緬甸人，導致少數民族遭受數十年的歧視和壓迫。2021年的軍事政變加劇了武裝的少數民族團體與軍政府間的衝突，但也重新調整了各方的忠誠關係，跨種族及多民族群體攜手共同抵抗政變。
本刊就緬甸基層信徒的信仰與學術公共神學間的差距、佛教民族主義在緬甸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與身份交織導致欽族難民在美國大力支持基督教民族主義等問題，採訪了莫伊。為求清晰度和篇幅限制，以下回應內容已經編輯。
可以談談您從欽邦小村莊到常春藤盟校的經歷嗎？
我出生並成長於欽邦一個名叫Khin Phong的村莊。我在那裡上學，並在村莊教會擔任主日學老師。
我是我們村裡第一位從村裡學校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我們學校於1946年創立，比緬甸從英國獨立早了兩年。我已故的母親從未上過學，但她是耶穌基督敬虔的跟隨者。她總是鼓勵我信實於基督並服事上帝。我視母親為我基督信仰的榜樣。
我在緬甸一所神學院開始了我的神學之旅，因為我想成為一名牧師。之後，我有機會去馬來西亞攻讀道學碩士。在馬來西亞，我又得到了去美國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完成神學博士學位後，我並沒有馬上找份工作。2021年軍事政變爆發，我因此無法回到緬甸。
我曾申請擔任美國兩間非常小的緬甸教會的牧師，但都被拒絕了。隨後我得到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機會，專注於東南亞研究、宗教研究、政治和民族認同研究。
我的學術工作涉及四個不同的群體：學術界、緬甸基督教群體、公共社會及國家政治。我感覺自己正處在合適的崗位。
「我知道我會為我的信仰付出代價」
唸神學院時，你開始閱讀台灣黃彰輝牧師（Shoki Coe）和印度M.M.湯瑪斯（M. M. Thomas）等亞洲解放神學家的著作。他們的觀點與你成長過程中在教會裡看到的基層信仰有何不同？
我熱愛學術工作，這是我待在學術界的原因。但尤其是在公共神學領域，學者只與其他學者互動，與現實生活不完全有連結。如果我們關心公共生活，就需要學者與基層群眾交流。
當然，我們並非認同基層基督徒做的所有事。他們也有局限性，但如果我們想理解公共生活——即社會的共同利益——我們就需要接觸那些每日為耶穌作見證但不懂神學的基層教會。他們只是那樣每天過著自己的生活。
由於我的背景，我視自己為一位連結學術界及基層教會的神學家。
您在學術界和基層基督徒之間發現哪些差距？
學術界的神學家過於關注政治和政治權力，有時忽略了靈性的力量。這種差距在非洲和亞洲尤其明顯，這些地方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關注的是靈性力量。
每當談到救贖時，一些學者會過於關注人們身體實際上的解放/解救，而這些基層基督徒則更多地談論死後的生命和靈命的救贖。
另一個差距是：學術神學家過度強調耶穌基督的先知性角色，卻沒有足夠看重祂作為祭司的生活及教牧工作。緬甸的少數民族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與他們信奉耶穌前（原文化）的祭祀儀式聯繫在一起，這與《利未記》中以色列的實踐相似。
我曾詢問一位基層教會長老最喜歡的聖經書卷，他回答《希伯來書》，因為「它專注於耶穌基督作為祭司的犧牲角色」。
您能稍微解釋一下緬甸的宗教結構嗎？為什麼大多數緬族是佛教徒，而少數民族則多是基督徒？
有兩個主要因素。首先，如我剛才提到的，少數民族在基督教傳入前就有的祭禮文化為福音鋪路。其次，少數民族的信仰基於口耳相傳的靈魂崇拜，沒有任何書面文獻。當西方宣教士到來時，他們幫助發展當地的文字、翻譯聖經至地方母語，創建緬英詞典，並設立學校和醫療診所。這是少數民族喜愛基督教宣教士的原因。另一方面，緬族佛教徒原本已有自身文字，因為佛教是一種有系統的宗教，有一套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因此西方宣教士難能使他們歸信基督教。
對我們欽族人來說，我們住在靠近印度西北部的高山上，因此很少有緬族佛教傳教士到達我們這裡。而在較低的地區，緬族和克倫族少數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城市，一些人可能曾聽聞福音的宣講。
佛教如何與緬族身份交織在一起，形成佛教民族主義？
這始於英國殖民時期（1824-1948年），當時佛教民族主義首先作為反殖民運動出現。那時，西方宣教士同時來到緬甸，但對佛教民族主義者來說，西方宣教士和英國殖民者並無太大區別。1948年緬甸從英國獨立後，佛教民族主義轉變為「反少數民族運動」。許多佛教民族主義者認為少數民族更容易接受西方基督教，因此歧視他們。
在村裡成長的時候，您曾聽過「佛教民族主義」這個詞嗎？
沒有。我在進入學術界後才聽到這個詞。不過我確實經歷過這種現象。我們將佛教民族主義理解為「lumyo-gyi wada」，意思是「多數民族的主導地位」。我們國家領導人推廣緬語為國家語言、犧牲少數民族的語言，將佛教國教化並優待緬族佛教徒。
在村裡時，我們覺得多數人控制少數人是自然的事。我知道少數民族因身份被歧視。人們的觀念是，要成為緬族人就是要成為佛教徒，成為欽族就是成為基督徒。即使少數民族改信佛教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身份，仍會受到歧視。
當您詢問基層基督徒對佛教民族主義的看法時，有些人認為這並非事實，因為他們與佛教徒的互動都很正面，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實際狀況。您對這些不同的回答感到驚訝嗎？
我有點驚訝，但我理解他們的回答是基於他們所遇到的人。這是公平的說法，因為當我們說「佛教民族主義」時，意思並不是緬甸所有佛教徒都是壞人。我以矛盾的方式看待佛教：佛教中有道德的規則，也有與道德無關的規則。
在西方，人們通常理解佛教為達賴喇嘛版本的佛教，充滿和平與同理心。但他們並未看到佛教的醜陋面——當佛教被政治利用，成為暴力、基於身份的歧視和民族主義的工具時。這種行徑在像緬甸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地方更加明顯。我們需要看到佛教美麗和醜陋的兩面，才能公平地與那些也痛恨佛教民族主義的道德佛教徒對話。
由於軍政府和少數民族武裝組織之間的持續戰鬥，目前有七萬名欽族難民生活在美國。這些難民是如何把這種「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思想帶到美國的？
許多欽族難民憎恨緬甸的佛教民族主義，但來到美國後，他們卻很愛基督教民族主義。有些人在教會和家裡展示美國國旗。我問他們：「你們說佛教民族主義在緬甸是個大問題，但為什麼你們不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是個問題？」
我認為他們的理由是「基督教高於所有其他宗教」。他們還認為美國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則上的國家。他們認為民主黨總統反基督教。
什麼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所以，有許多欽族人支持川普競選總統嗎？
肯定的。他們非常喜歡他，因為他們認為川普能讓美國經濟再次繁榮，並會保護基督徒的身份。他們還認為川普很強大，可以兌現他承諾要做的事。
在您的書中，您提到克欽族基督徒經常引用聖經經文為他們與緬軍的戰鬥辯護。能請您更多闡述這一點嗎？
政變發生後，我訪問了一些基督徒活動家，他們說他們喜歡舊約，因為舊約明確提到邪惡以及上帝的選民如何對抗敵人。他們認為政變是邪惡的，所以他們喜歡詩篇，例如《詩篇》1:1-2呼籲上帝的子民對抗並抵制邪惡。摩西是他們的榜樣。
您在書中引用一些克欽族基督徒的話，他們說：「如果天堂裡有緬族人，我們寧願不去天堂。」
即使在政變之前，克欽基督徒也面臨很多歧視。對他們來說，緬族、佛教徒和軍政府是不可分割的。他們不喜歡緬族人。好似對佛教民族主義者的反抗，已然變成對整個緬族的反對。
這是一種極端的觀點，顯示出克欽人對緬族佛教民族主義的強烈厭惡。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說如果天堂裡有緬族人，他們會選擇去另一個地方。他們不願意未來與他們共處一處。當然，這對基督徒來說不是正確的觀點，因為我們應該愛緬族人，即便我們討厭一些政策或佛教民族主義。
您在2021年政變開始前做過一輪訪問，然後在政變後近一年又做了一輪訪問。您是否發現受訪者的答案有所變化？
我訪問的基督教領袖仍然認為軍政府是邪惡的。
然而，某些基督徒少數民族對佛教徒的看法在政變後變得更為正面，因為他們在抵抗政變的過程中曾有機會與佛教徒進行宗教間的合作。
正如我之前所說，佛教民族主義最早是作為反殖民運動出現的，而後成為反少數民族運動。但在這次政變後，佛教民族主義變成了「反民主運動」，這為一些少數民族和緬族人共同抵抗政變提供了機會。
您是否看到更多來自基層背景的人進入學術界，幫助學術界與基層實際情況建立連結？
我認為這種趨勢在增長，尤其在我的群體中。年輕一代正在經歷一種範式轉變。但我們需要推遠處境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 ）的邊界，與基層群眾交流。和基層基督徒交流並將他們納入學術寫作是非常困難的。與另一本學術文獻交流要比與群眾交流容易。我認為許多人知道這是必要的事，但我認為許多人也懶得這樣做。
全球基督教裡有許多人讚揚基督教的中心正從西方轉移至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但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關注基督教在全球南方的少數民族和窮人間特別蓬勃發展的現象。這不僅僅是基督教人口的變動，更是一種社會經濟的變遷，朝向窮人、被邊緣化的人——就像第一世紀耶穌的門徒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