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有人比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更有資格獲得「凱波爾改革宗神學和公共見證卓越獎」（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這本來會是個了不起的職業生涯頂峰。
凱勒在曼哈頓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講道時，將改革宗神學應用於美國文化的核心。他與妻子凱西（Kathy）在1989年創建了該教會。凱勒在他的著作裡將凱波爾（Abraham Kuyper，神學家、曾任荷蘭首相）提出的「職業神學（theology of vocation）」介紹給世界各地新一代的基督徒。後者的異象強調，神在祂所造的的世界的「每一平方英寸」都配得榮耀。
但許多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簡稱PTS）的學生和校友的反應表明，當凱勒於2017年卸任牧師職位時，美國的文化與1989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凱勒對女性受按牧和對同性戀的看法與PTS和其他主流神學院的普遍觀點相悖，更不用說更廣泛的文化了。
但若按照這個「文化會不斷進展」的標準，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同樣沒有資格獲得他自己創辦的這個獎項。 在各種倡議團體的壓力下，PTS領導人取消了授予凱勒2017年凱波爾獎的決定（此後，該獎由加爾文學院主辦）。
這位著名的牧師似乎成為不斷擴大的文化戰爭中的又一個犧牲品。
或者並非如此。
凱勒雖然沒有得到這個獎項，但他還是同意進行演講。 PTS不想獎勵他，但他還是容忍了他們。而儘管有之前的抗議，當凱勒在2017年4月6日登上講台時，他受到熱烈掌聲的歡迎。 後來當PTS校長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登台宣布散會時，他再次感受到凱勒有多受歡迎。
我雖然沒有參加PTS的講座，但我能理解人們對凱勒的令人驚異的熱愛。
身為1990年代末（那時我十幾歲）信主的一個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權力的廳堂裡不受歡迎，無論是在精英私立學校的教室裡，還是在美國眾議院的辦公室裡。 我從未指望我對基督的熱愛會使我受人歡迎、出名或富有。 我只想忠於神、順服祂的話語，無論祂把我帶到何處。我想毫無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敵對的人群中。
在2007年，我找到了一個楷模，是他示範了如何在美國最世俗的環境中做到這一點。提摩太·凱勒用他所處時代的語言大膽地分享福音，沒有貶低世俗文化或對他們要求任何東西，僅僅要求人們信靠及信任那位對我們永遠信實、值得我們相信的救主。
當9/11的悲劇讓位於一場新爆發的、更激烈的文化戰爭時，凱勒展示了一種不同的回應方式。2007年，身為《今日基督教》的副編輯，我報導了凱勒共同創立的「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開活動。 對和我一樣在充滿爭議的21世紀進入成年的年輕基督徒而言，凱勒起草的福音聯盟《事工神學異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遵循的方向。
凱勒幫助我們以耶穌的福音為中心，這意味著「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滿謙卑和盼望，溫柔卻勇敢。」 《聖經》所傳講的福音不像傳統宗教那樣，要求人們要先順服才能被神接受，也不像世俗主義——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使美國文化更加自私和個人主義。
凱勒和他已故的朋友傑克·米勒（Jack Miller）所傳講的福音是這樣的：「我們的罪和缺陷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多，但在耶穌裡的愛和接納比我們敢於盼望的還要多。」
在敵意中堅立
凱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頭腦知識層面，也能深入人的心靈，這在牧師中是很罕見的。 凱勒在書裡向人們介紹了一些社會批評思想家，但他們的著作我幾乎無法靠自己讀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凱勒的書在我心中留下簡單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強調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凱勒於PTS的演講中見到他信息裡的活力，該演講與萊斯利·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1984年在PTS的沃菲爾德系列講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應。 在這些講座中，紐畢真主張對已進入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來互動。這些講座後來成為1986年出版的《對希臘人而言為愚昧：福音與西方文化》 一書。 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領袖能同時宣稱繼承了亞伯拉罕·凱波爾、著名的老普林斯頓神學家沃菲爾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學家萊斯利·紐畢真的屬靈遺產。
但這就是凱勒的恩賜。這不是我在說客套話，他確實從未停止學習和成長。 在我撰寫的《提摩太·凱勒：他的屬靈及才智塑造》一書中，我以樹上的年輪來形容凱克的才智和屬靈成長。
凱勒保留了他從本世紀中期的英國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裡學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漸將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賴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觀點融匯貫通。 同時他也以某種方式將這些思想與凱波爾、沃菲爾德、紐畢真以及他們之間幾十人的理論綜合起來。
凱勒的最後一項任務，即他留給我們的偉大的未完成的項目，是為21世紀的西方世界制定一個宣教路線，這個路線與他所成長的1950年代的賓州阿倫敦市（Allentown）的中產階級文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凱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紐約的成功事工能為他的後代提供多少指引。 凱勒跟隨紐畢真的思想，而紐畢真認為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是有史以來最抵觸、最具挑戰性的宣教前線陣地。
在當代的文化環境下，基督教傳統上對文化的回應方式都不足以作為有效的宣教計劃的基礎。 如果有的話，這些回應方式僅僅警告了基督徒「不該做什麼」。基督徒不能像阿米什人（Amish）那樣退縮，不能像宗教右派那樣追求在國家政治上掌權，也不能像主流新教徒那樣被世俗文化同化。
凱勒將這些回應方式與他的朋友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的著作《改變世界》裡的類比相匹配：「防禦性反對（Defensive Against，宗教右派）」的回應方式、「與之相關（Relevance To，主流教會）」的回應方式，以及「保持純潔不受污染（Purity From，阿米什人）」的回應方式。
而亨特提出以「信實參與其中」（faithful presence within）作為一個更有盼望的回應方式，凱勒採納這樣的觀點為他的著作《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裡的的觀點。
隨著許多美國基督徒在2016年開始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策略，凱勒受到來自其他福音派信徒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審查。但關注他的事工長達數十年的人都可以看到，凱勒並不是那個「變了」的人。
凱勒並非有意引起反對的聲音。任何與他共事過的人都可以證明他對衝突的極端厭惡。在我們所有的個人談話裡，我不記得曾聽過他表達對別的基督徒的任何批評。
在這種日益增長的敵意下，凱勒堅定的態度為年輕的領袖們帶來勇氣和安慰，因為我們曾因見到不少我們視為英雄的屬靈領袖的倒下而幻滅。當我開始著手於凱勒的生平傳記時，連我都擔心會發現不光彩的秘密。然而，與幾十個凱勒的摯友及從小就認識他的家人的談話，只更加證實了我原先對他的認識。
而與凱勒的友情的日益密切，也並沒有導致我把他當作偶像。反而讓我見證哥林多後書4章7節被真實實踐的樣貌：一個有缺陷的器皿，承載著最寶貴的寶物——這就是神超凡的能力。
熱愛地方教會
凱勒也許曾懷疑他對現代西方將面臨的新挑戰的預見能力，但他仍提出了一個可行的回應方式，試圖從根本上重塑福音派在事工上的優先順序——若他們願意關掉電視新聞，認真聆聽凱勒的話。凱勒在PTS講座上提出了在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環境下宣教的七個步驟。
首先，他呼籲教會按照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路進行公開護教。關於這一點，讀者可以從凱勒的《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這本書開始，這是凱勒經常被人忽視的經典作品之一。
第二，其次，他提出了一種介於「主流教會對社會正義的關注」和「福音派對靈命議題的關注」之間的第三種方式：我們的「因信稱義」必定會引導我們至追求公義（justice）的路。
第三，他挑戰基督徒就世俗主義本身的框架，而不是其外在的架構，來對其進行批判。 借用丹尼爾·斯特蘭奇（Daniel Strange）的想法，凱勒稱這一過程稱為「顛覆性的實踐（subversive fulfillment）」。
第四，正如凱勒之前多次堅持的那樣，他鼓勵平信徒將他們的信仰與他們的工作結合起來。非基督徒必須看到我們的信仰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
第五，他鼓勵美國基督徒向全球教會學習。凱勒在2017年的PTS講座中表示，美國的保守福音派過於相信自己的方法論，以至於無法在美國國家利益以外的地方看到神的國度。
第六，凱勒強調了「恩典」和「宗教」之間的區別。 正如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1972年在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第一堂課上向凱勒展示的那樣，能產生社會變革的宣教經歷根基於恩典，而不是宗教規則。只有恩典能帶來屬靈的轉變。若不倚靠神的靈，我們沒有能力在我們墮落的世界裡產生持久的變化。
如果凱勒當初留在西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不是帶著家人搬到紐約並建立救贖主教會，他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教授。他靠著寫書和演講賺了足夠多的錢，永遠不會沒有地方邀請他去授課。但上帝呼召凱勒從事牧會工作，而這正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
即使在凱勒責備福音派的時刻，他也是帶著對羊群的愛，以牧師的身份如此發表言論及寫作。凱勒唯一的導師埃德蒙·克洛尼（Edmund Clowney）幫助他愛上地方教會——即使她充滿缺陷。儘管凱勒能輕鬆地引用鮮為人知的學者或《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的目地仍是建造地方教會。 在救贖主教會早期的爆炸性增長中，以及9/11之後的黑暗日子裡，凱勒見證了聖靈以出乎意料的強大方式運作。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凱勒為美國福音派人士留下建立「基督教社區」的異象，這個異象打破了我們文化裡的社會分類。這些繁榮的基督徒社區為「福音有改變人生命的大能」提供可信度。
凱勒引用了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的著作《諸神的毀滅者：羅馬世界裡初代基督教的特色》。在這項精闢的研究中，赫塔多展示了受迫害的初代教會對猶太人和希臘人而言如何不僅僅只是「冒犯性的存在」，也同時「具有吸引力」。第一批基督徒透過收養兒童來反對墮胎和殺嬰。他們沒有報復，而是寬恕。他們關心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他們嚴格的性道德規範同時保護及賦予了婦女和兒童權力。
當時的基督徒將相互敵對的國家和種族聚集在一起。當耶穌為每個部落、語言和國家揭示獨一的上帝時，祂打破了人們對於「某個宗教只屬於某個種族」的觀念。在教會裡，弟兄姊妹之間對耶穌的信實跨越了地理、國籍和種族界線。因此，基督徒獲得了廣闊新視角，能以精準的評判任何文化。他們也學會聆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同道對自己的批評意見。
凱勒本可以取消他在PTS的演講、挑戰校方管理層做的決定。若他這麼做，他會獲得保守派福音派同伴更多的關注及支持。他也可能因此為他的事工募款到更多的錢。但凱勒將他對羊群的教導付諸實踐。多年來，凱勒不斷告訴基督徒，基督的福音為「世俗主義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部落化主義」提供了獨特的回應方式。
至今，我尚未見到廣泛的證據表明福音派人士聽進去凱勒的建議，或跟隨他身體力行的榜樣。這個社會——包括基督教，依然習慣「以不容忍來回應不容忍，以敵意來回應敵意」。
但我總認為，若聖靈祝福我們再次經歷屬靈覺醒，我們的教會將會更像凱勒所盼望見到的那樣——恩典將再次在宗教和世俗主義的糾纏中開闢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為《福音聯盟》的內容副總裁和主編。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