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好友曾向我求助，希望我幫忙付房租。他們解釋說，自己正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期，問我和我丈夫是否願意先替他們負擔這一筆開銷，直到他們度過難關。
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那時我們才剛迎來第二個孩子，而我也剛辭去工作。在此之前，我們一直靠非營利機構和教育領域的薪水過活，這樣的收入即使在各自的行業裡也算偏低；我們已經盡可能節省開支，只求薪水不要被舊金山灣區高昂的生活成本完全吞噬。在我們的對話更深入之前，我插話表示，我們需要一點時間思考。
「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命記15:8》如此說道，這只是眾多清楚表明上帝多堅定地期待祂子民效法祂「慷慨榜樣」經文中的一節。
關於慷慨，舊約中全面而細緻的教導不僅涵蓋個人的施予，也包括制度層面的行動，例如土地重新分配、免除債務與周濟窮人。新約同樣堅持我們必須藉著對他人實質的照顧來服事上帝。基督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在基督自己的敘述中，凡是我們對貧乏者所做的，就是對祂做的 (太25:35、40)。
隨著初代教會逐漸成形，即便上帝的子民仍在外族統治下艱難求生，類似的命令仍一再被重申。保羅在稱許哥林多教會屬靈的深度與成熟後，提醒基督徒要實踐激進的慷慨，為要「考驗你們的愛心是否真誠。」(林後8:8，新漢語譯本) 。
保羅在這項命令之後，附上一句簡短卻意味深長的結語，對任何習慣現代生活中貪得無厭心態的人而言，都顯得格外令人震驚。他說，如果哥林多人彼此捐助、互相給予，就能確信：「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8:15)。
保羅的認知是：「擁有過多」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而上帝的子民可以藉著重新調配自己的資源，來幫助那些正受這種問題所困的人。任何「擁有過少」的人——甚至更具挑戰性地說，即便他們的匱乏是因為自己「收聚不夠」、也就是規劃不周或未能好好儲蓄所導致——都可以、也都應當，受到較富裕鄰舍的照顧與保護。
這是一種徹底顛覆我們對財物與其管理方式的思維。聖經敘事指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帝形像的承載者，因此都擁有不可剝奪的價值；與此同時，由此也衍生出另一個身分認定：我們彼此都是對方的「守望者」。換言之，我們如何使用自己的財物，必須圍繞著我們與生俱來、共同被神所愛的身分來加以安排。
我覺得聖經對金錢的看法很美，卻難以說服我。我帶著一種既欣賞又不安的心情來看待這些教導，就像一名造訪異國的旅人：我欣賞眼前所見的一切，同時也清楚地意識到，我心靈真實的定居地，似乎並不在這裡。
結束與朋友的談話後，我開始回想那些我早已背誦、卻從未真正內化的金錢經文。我發現自己其實活在另一套關於財富的敘事之中，而那套敘事，正是來自市場經濟，而非聖經。
市場及其教導是如此吸引人，甚至曾多次讓我落淚。當我們迎來第一個孩子時，我意識到，原來市面上有那麼多精緻華美的嬰兒推車 (標價動輒五位數)，能把我的孩子安置在流線型的金屬骨架上，宛如一座符合人體工學的北歐王座。那些我滑過的一則則廣告彷彿在暗示：能夠負擔這樣的推車，是我們作為父母不斷「升級」的下一步，能證明我們有能力供養孩子。
相比之下，我孩子那台貼近地面的塑膠裝置，看起來像對她美麗的一種冒犯，也像在宣告我愛得不夠。我不禁納悶，其他那些父母究竟做了什麼，才能買得起那樣的推車？為什麼我沒有想出辦法做到同樣的事？我渴望得到的，其實正是廣告為我描繪的理想——成為那種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的人。這樣的渴望強烈到足以讓我掉下眼淚。
等孩子開始對周遭世界展現更大的興趣時，新的問題又浮現了。為什麼我不能為她準備標準最高的、色彩和品質都極天然的玩具？為什麼嬰兒體能館的單次入場費看起來如此高昂？母嬰皮拉提斯課程真的有實質的益處嗎？為什麼我就是負擔不起這些東西？我腦中想像的故事線、一條我渴望追隨的敘事線，是關於一個購買力與她的愛相匹配的母親。
這些想法本身「看似」並無不妥：我渴望金錢，是為了承擔起上帝交付給我的養育責任；然而，這種想法實際上無法解釋我對自己財物的保護欲，以及對朋友請求的猶豫。當我思考是否要替朋友付房租時，我試圖找出不能幫忙的理由，卻意識到自己的邏輯完全站不住腳。
我是因為害怕匱乏而緊抓著金錢不放嗎？老實說，我和丈夫的收入足以負擔基本生活所需。我在擔心這筆奉獻會損及孩子未來的機會嗎？事實上，我們從事教會事工及教育工作者的低薪資，早已讓我們家符合接受免費學前教育的資格。再說，我的孩子人生最初五年的衣物，早就被疼愛她的家人與朋友送來的一大堆二手衣物和禮物妥善預備好了。
以自己的財務狀況作為審慎決策的依據，表面上看似帶有智慧的樣貌；然而，我想保護自己財富的理由卻出奇地模糊，彷彿隱含著一些我幾乎無法說出口的信念。我與金錢之間的關係，像一幅點描畫——在遠處看似清晰有形，一旦拉近細看，卻立刻分崩離析。
在《選擇的時代：現代生活中自由的歷史》一書中，歷史學家蘇菲亞 (Sophia Rosenfeld) 指出，當我們把多數道德問題理解為某種執念的延伸時，這些問題往往就能變得清晰起來。她認為，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我們如今被「個人自由」這個價值深深吸引及支配；每當我們衡量當代關於金錢、墮胎、疫苗或教育的爭論時，我們實際上是在權衡關於「個人自主權」的論點，以及如何最大化自主權展現的方式。
舉例來說，「我的身體，我的選擇」這句口號，同時成為了支持墮胎與反對疫苗人士的動員標語。這兩個原本分屬政治光譜兩端的群體，卻用如此相似的方式來框定自己的行動——都訴諸於捍衛個人決策權——恰好展現了我們集體的心態。我們或許會對如何運用自由有所分歧，但對於「更多自由本身是否是好事」，卻幾乎沒有實質性的討論。
蘇菲亞不僅在我們的政治語言中看見這種現象，也在我們的宗教與親密關係實踐中看見。她指出，ㄧ直到近代，人們才逐漸強調「個人歸信經驗」作為屬靈真實性的標誌，以及婚姻從安排婚嫁走向以情感與陪伴為基礎的伴侶關係，都是這種轉變的例證。
「不受限制的個人決策是善的」這一觀念，已成為社會學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稱的doxa——也就是一種「界定整個文化的預設信念」。支撐這ㄧdoxa的，是市場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蘇菲亞寫道：「『選擇』這個行為以及選項菜單背後的邏輯，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並被廣泛地假定為建構人生的途徑。」
在這些論述的映照下，我對金錢的依附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樣貌。蘇菲亞認為，民主、資本主義與自由社會皆以「最大化選擇」為導向；然而，當民主政府與自由社會逐漸被特殊利益挾持時，市場似乎成了唯一一個我仍能確信自己的選擇「具有意義」的領域。
我並不確信政府會回應我的需求。從街角店面到學校與教會，我所屬的社區機構在新冠疫情後，都一直難以恢復往日的活力。若我誠實面對自己，「金錢」所延展出的，似乎是對美好生活最具可信度的承諾；它成了少數仍然存在、讓我能施展自己的意志，並合理期待看到結果的機制之一。
然而，蘇菲亞同樣指出，作為消費者，我所能掌握的控制力，其實早就比我以為的要有限得多。她說，儘管在我們自己的經驗裡，我們是獨立的決策者，「但我們很少能制定遊戲規則，或親手擺設那一桌可能性的盛宴。」現代人在約會與婚姻上，確實比過去有更大的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對象，但卻無法左右交友軟體的氾濫，也無力改變面對面認識潛在伴侶的機會日益減少的局面。人們擁有選擇，然而這些選擇早已被編寫演算法的公司所形塑。
我們或許自以為是自由的，但正如蘇菲亞指出的，現代人關於婚姻的論述，多半仍圍繞著我們有「選擇」伴侶的權利——然而實際上，我們其實活在一張由各種條件交織而成、嚴重限制我們意志的網絡中。個人自由至多只是一種主觀感受，最糟則不過是一場幻覺。
那麼，究竟是誰促成我們與金錢之間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最顯而易見的罪魁禍首，是科技公司。
數十年來，哈佛商學院的學者蕭莎娜 (Shoshana Zuboff) 持續發表具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探討科技進展與企業權力對人的「自我」所造成的影響。她的代表作《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提出了「監控經濟」一詞，用來描述我們如今身處的體系，並將現代生活的舒適與失調同時歸因——或歸咎——於此一體系。
蕭莎娜提出，資本主義在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與注意力等競逐場域大致告一段落後，又再次進化了。最具侵略性的企業不再專注於這些相對傳統的活動領域，而是轉向運用消費者數據來生產「預測產品」，預先判斷你此刻、近期，以及未來將會想做什麼。
蕭莎娜認為，足以定義這個時代的創新事件，是當科技巨頭們洞察到：我們每一次與數位裝置的互動，都在洩露關於自身的資訊，而這些資訊可以被用來操控我們與自身未來的關係。客戶會付費請科技公司幫忙打造「行為未來」，例如，在推出某款健康產品前，刻意加劇情緒脆弱的青少年的焦慮；或在選舉年前夕，引導搖擺/中間選民產生恰到好處的憤怒情緒。
短影音會拯救教會，還是摧毀教會？
「多數人並不是監控資本主義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客戶，」蕭莎娜直言。
我們其實是監控資本主義最關鍵剩餘價值的來源；我們是這場技術高度發達、且愈來愈難以逃離的原料開採體系中的對象。監視資本主義真正的客戶，是那些在其市場中交易「未來行為」的企業。
若非她以近七百頁的篇幅，詳實列舉科技公司為了將我們的行為變現而產生的專利、訪談、往來文件與訴訟紀錄，這些主張聽起來幾乎顯得誇大其詞。蕭莎娜以Meta惡名昭彰的「六千一百萬人社會影響與政治動員實驗」作為早期例證，顯示企業能以何等精準的方式，將使用者推向預設的結果；並以Gonzalez v. Google一案作為更近期、也更加陰暗的示範，顯示這種操控可能達到的程度。
在蕭莎娜看來，監控資本主義下的生活，表面上是個既便利又有趣的烏托邦：線上購物兩日到貨、精準到令人驚嘆的「為你推薦」頁面。然而，這樣的生活卻要求我們在一個自己無從完全理解的方向上，長期而順服地前行。為了換取監控資本主義提供的種種舒適，我們必須交出想像「一種不受其滲透影響之生活」的能力。蕭莎娜認為，我們正在為「未來時態的權利」而奮戰——也就是，為了自己能在市場優先順序外構想「自身的存在」的能力而戰。
我在直覺上完全明白這一點。在我所有的數位裝置上，我作為一名成年女性的未來，早已被精確地以蕭莎娜所描述的方式被鋪設完成。正如。隨著孩子逐漸長大，我會收到關於家庭旅遊的廣告；我會看到介紹房屋與汽車保險方案的影片，以及鼓勵我將資金存入大學教育儲蓄帳戶的內容。我也經常被推送與居家裝飾、備餐訂閱服務、抗老美容產品與精品醫療照護相關的資訊——老實說，這些東西對我而言，確實都相當有吸引力。
對我而言，蕭莎娜所描述的那個封閉循環——企業植入並培育我們的慾望，使我們被訓練成對市場所提供的一切垂涎欲滴，而我們的金錢則恰好可以換得那些被形塑成「我們想要」的事物——反而提供了一種令人安心的生活方式。
若我回應聖經對慷慨的呼召、選擇幫助朋友，反倒會危及我在這個生態系中的位置；我幾乎可以現在就確定，(若幫朋友付房租) 我接下來不能有奢華的假期，或不再有寄到家門口的訂閱餐盒。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放棄這些東西？
耶穌曾明確宣告，人不能同時事奉上帝與瑪門；祂將金錢描繪成一種靈性的存在——是我們無法對它只付出部分忠誠、總得全然效忠的對象。耶穌如此鋒利的用語，總讓我想稍微磨鈍祂的話，將這項教導理解為對我們「優先次序錯亂」的一般性警告，而非對人類長久以來迷戀財富的心態的直接斥責。
然而，只要稍微思考金錢究竟承諾了什麼，以及我們為何會如此依賴它，便不可能忽視耶穌真正的意思。耶穌之所以稱金錢為偶像般的神祇，是因為金錢試圖滿足的，正是那些我們本應帶到主面前的渴望。
我們與金錢的每一次互動，都承載著屬靈的後果。蘇菲亞談論的關於「選擇」與「個體性」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資本主義如何徹底重塑我們對「自我」的概念的歷史；而蕭莎娜對監控經濟的分析，也同時是一項關於人類永不滿足與貪婪的研究。如果所謂的「宗教實踐」指的是一系列規律且重複的行為、能「逐步重塑我們情感與愛慕的對象」——那麼，我們與金錢的歷史，顯然就是一段虔誠敬拜的歷史。
今天，任何一個已被消費主義文化深刻塑造的人，都無法立刻理解保羅的書信。對我而言，「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這句話聽來簡直荒謬；同樣荒謬的，還包括保羅勸勉讀者效法馬其頓教會——在「徹底窮困」的境遇中，仍「流溢出一種慷慨付出的豐厚情意」(林後8:2，新漢語譯本)。從實際層面來看，為何有人不應該保留自己所掙得的「過多」財富，或面對自身「徹底窮困」的處境時，不採取奢華施予的行為呢？
那些我們以為很「聖潔」的罪
也許保羅過於輕率，竟讚揚人們「按著能力，而且是超過自己的能力，出於自願」的施予 (林後8:3)。他這封以輕快愉悅口吻勸勉聖徒的信，彷彿對人們與金錢之間充滿恐懼與需求的關係毫無所知。
然而，對一個被聖經教導塑造的心而言，保羅並非妄想，而是深刻、而且恰如其分地提出批判。他的文字承接了一條悠久的傳統——將金錢置於榮耀上帝與服事他人的使命之下。保羅之所以談論金錢，不是出於個人偏好，而是因為那正是他聽眾心中最深的牽掛。他論證的目的，是要剝奪金錢在他們心中的至高地位，提醒讀者金錢的最佳用途：作為一種愛的表達方式，慷慨地與人分享。保羅寫道：「因為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祂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為貧窮，要使你們因祂的貧窮成為富足。」(林後8:9)
呼應耶穌將上帝與瑪門並置的教導，保羅把金錢與敬拜連結起來，主張我們選擇保留或交出資源，同時也是在選擇縮限或全然降服於我們對上帝的敬拜。我們可以選擇用市場的視角評價彼此，或用主的眼光看待彼此。
縱然跨越了千年，保羅的批判依然切中要害。監控資本主義建立了能迅速回應人類慾望的結構，但這些結構只優先回應那些「有用處的消費者」。當我們變得過於病弱、過於年老，或過於貧窮，以致無法持續生產與消費時，很快便被市場視為無關緊要之人。我們看似建構了一個賦予人類生命意義與安慰、提供彼此照顧工具的市場體系；然而，一旦我們真正陷入脆弱狀態，這套體系便立即收回它的服務。
與此相反的，保羅所描述的基督之慷慨，恰恰能在那些人為系統失靈之刻啟動。基督在面對我們的無助時，自願選擇捨棄自己，以一種極端的程度付出，以致於祂所給出的，永遠不可能被償還。
若如保羅要求讀者那樣，認真看待基督的榜樣，會帶來一種令人目眩的效果，彷彿聖經人物與一個閃耀嶄新的「同在」面對面的時刻：摩西在燃燒卻不焚毀的荊棘中聽見上帝的聲音；以西結在暴風中看見天上的形象。這些人面對一個比我們自身世界更有力量、更為深邃的國度時，唯一能做的回應，就是俯伏在地。
保羅的書信讀起來正像這些神聖相遇的時刻：我們熟悉的事物光澤短暫消融，使我們暴露在聖者令人震驚的臨在之中。就像那既是火焰又是臨在的時刻；就像那既是風暴又是永恆的異象，保羅的書信同樣是個進入與主相交之地的邀請。他將我們面對物質需求的時刻，描繪為一個領會基督式慷慨的契機——那樣的慷慨足以顛覆既有範式，如同曠野中呼喚我名字的聲音，又如同在天際展開、撼動人心的一幅異象。
壞新聞也許是燃燒的荊棘
在其著作的結尾，蘇菲亞似乎已預料到我對保羅的反應。她說，每一套doxa (既定觀念) 終究都要接受清算；而在我一生之中看似無可質疑、理所當然的「個人自由」道德價值觀，正逐漸顯露出它的侷限。美國社會正陷入僵局，被那種將每場政治競逐都視為「能動性零和博弈」的衝突所鎖死，同時又倚賴監控資本，來換取經過最佳化、卻分配不均的消費快感。她建議我們把握這個時刻，「在不預設立場的情況下，開始思考：我們所理解的『選擇』，是否真是自由的全部樣貌。」
換言之，若我們正看見自己的道德宇宙中出現裂縫，也許我們就該俯身凝視那道裂縫。若我會被保羅的書信吸引，或許正是因為它們讀起來像是來自一位早已瞥見彼岸之人的書信。
保羅——那位曾因自己的正統信念而暴力迫害教會的人——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主攔下來。基督問他：「你為什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使徒行傳26:14)
短短幾句話，基督便戳破了保羅對自己人生的理解，重新框定他原以為的信仰：那並非一段關於虔誠與確信的故事，而是一場對抗某種他已隱約感知、卻無法接受之臨在的掙扎。
當我讀到保羅歸信的記載時，我渴望這樣的敘事也成為我自己生命的寫照。我同樣是一個被福音中「慷慨的倫理」深深吸引、卻又為之困擾的人；我同樣渴望站在那個我已隱約感知、卻遲疑未進入的實在邊緣。我也想像保羅一樣，放下自己踢刺棒的權利。
最後，我走向丈夫——他其實早已準備好把錢給那位朋友。我告訴他，我原已有了答案。
Yi Ning Chiu撰寫電子報《Please Don’t Go》。她曾任《墨井》 (Inkwell) 專欄作家，該欄目隸屬於本刊的NextGen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