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曾聽過這樣的敘事：某教會團體前往發展中的國家短宣一週，為當地人建造房屋。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這些人可說是極度貧困。志工們對自己的付出感到自豪，但也有人觀察到，儘管當地人有許多物質上的需求，他們似乎卻比許多住在富裕城市或舒適郊區的美國人擁有更深的幸福感。他們對人慷慨大方，對信仰、家庭和社區有深厚的投入。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對幸福或慷慨感的印象，只是旅人的美好幻覺，還是真實反映了某些更深層的現實？我們該如何與鄰舍做比較──無論是街角的鄰居，還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們？「幸福」究竟是什麼？
我們或許會嘗試透過國內人均生產總值 (GDP)、經濟不平等的程度，或平均壽命等健康指標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也可能依據某個問題來為各國排名──例如「你會如何評價自己的人生？」(請受訪者在「最美好」至「最糟糕」之間評分)。
這些確實是重要的因素，但卻只觸及了「繁盛人生」的表面。一個「繁榮昌盛的人生」(a flourishing life) 包含了ㄧ個人如何深刻且良善地活著：不只擁有心理及生理的健康、財務穩定，更包括有意義和目的的人生、自我品格的培養、緊密的人際關係及社區連結，以及 (對許多人而言)追求神聖和超越此生的價值——如救恩、平安，或與上帝的連結感。
為了更深入理解「擁有繁榮昌盛的人生」在全球的分布情況，以及個人和其群體如何實現繁榮昌盛，我們 (以及資助者和研究夥伴) 共同發起了「全球繁盛研究計劃」(Global Flourishing Study，以下簡稱GFS)。這是一項開創性的五年期縱向研究，涵蓋22個國家、超過20萬名成人，代表全球超過40%的人口。
與其只進行一次性的調查，全球繁榮研究 (GFS) 選擇在五年內持續追蹤同一批受訪者。這種方式能更穩健地觀察人們的生活狀況。在首波研究中，參與者受訪內容涵蓋他們現在的生活，以及他們對12歲時的自己的看法——包括他們的情緒 (如快樂、平靜或孤獨的感受)、信念 (對上帝、政府及他人的看法)，以及行為 (如慈善捐贈、宗教活動參與、對他人表達愛等)。
GFS在研究的廣度和嚴謹度上前所未見，2025年4月30日，我們由超過40位研究人員組成的團隊在全球頂尖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首波研究結果。
第一波GFS的研究成果豐富，難以簡短概括，但當我們從整體層面來看時，浮現了幾項驚人的模式。首先，我們發現人均GDP較高的國家，在「整體繁盛指數」上的表現往往較低。這項綜合性的繁盛指數是根據六大範疇 (自評幸福感、健康、意義感、品格、人際關係、財務安全) 中的12個問題平均分數計算而來。
例如，即使加入了受訪者對自身財務安全的主觀評價，中低收入國家如印尼、墨西哥、肯亞及坦尚尼亞 (2023年人均GDP僅1211美元) 在綜合繁盛指數上的平均分數，仍高於美國、瑞典、德國、日本等富裕國家。坦尚尼亞人雖然生活在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在整體人生繁榮感上的自我評價，卻超過了富裕且穩定的瑞典人。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整體繁盛指數」下的各個面向，可以發現高經濟發展國家的人們對「財務狀況的自我評價、教育機會、人生的整體評估」等方面表現較高；但貧困國家則在人們的「正面情緒、意義及目的感、品格和美德，社交連結和人際關係」等方面表現較佳。在某些中等收入國家，如印尼、墨西哥或菲律賓，人們甚至比美國、瑞典或日本的居民更認為自己身體健康。
在「整體繁盛指數」得分方面，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兩國──印尼和日本──正好代表了「人文繁盛」及「物質繁盛」之間的差異。我們也許會直覺地認為，印尼人均GDP為4876美元、平均壽命74歲，應該在多數自我評估的繁盛項目上落後於人均GDP高達3萬3766美元、平均壽命85歲的日本。但GFS呈現出更複雜的圖像：在22個受訪國家中，印尼在多個繁盛面向上的全國平均分數居冠，包括正面情緒、人生意義、品格表現和財務安全等；相對地，日本則在多個項目上敬陪末座。
當然，這也可能與文化解讀或答題方式不同有關，例如日本人 (或廣義的東亞人群) 可能傾向更保守或謙虛地表達自己。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簡單的是非題中，例如「是否有親密的朋友」，日本參與者的得分仍是最低的。
總體而言，這些模式十分驚人：一些擁有最多財富和最長壽命的國家，可能是在追求這些「成就」的過程中，犧牲了人生的充實與圓滿感。首波全球繁榮調查 (GFS) 數據尚且無法釐清導致這些差異的具體原因，但已有一些線索浮現：像印尼、墨西哥、以色列等在人文繁盛及綜合繁榮表現較高的國家，也顯示出更高的結婚率、社區參與、友情關係、宗教信仰及宗教參與程度。這顯示了對大多數人而言，真實深刻的繁榮人生主要源自緊密交織、彼此重疊的愛的關係網。
GFS首波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之一，是「宗教認同」及「繁盛生命」之間存在強烈的關聯性。在22個受訪國家中，固定每週至少參加一次宗教活動的人，其綜合繁盛分數比從不參加宗教活動者平均高出0.81分 (滿分為10分)。定期參加宗教聚會的人，在多項「美好生活」的評分面向上也有顯著較高的表現，包括更常參與志工服務、更常表達愛和關懷，以及擁有更高的生命意義感及目的感等。
這與先前的研究結果相符 (雖多半針是對美國人的研究，但不僅限於美國人)，也就是「參與宗教活動 (尤其固定參與)」是健康、人生福祉及整體繁盛的強力預測指標。當然，這些證據尚無法斷言「參與教會能直接導致更健康及更幸福的人生」，但當我們將「童年時期的聚會參與」與其後的成年福祉指標進行比較時，若仍出現類似的關聯，這便成為進一步暗示其間可能存在因果關係的線索。未來幾波的GFS數據或許能進一步強化這項論點。
讓我們以印尼為例。印尼在GFS中於多個繁盛面向的得分最高，同時也是一個宗教性極高的國家──98%的人口認同自己是穆斯林或基督徒，並且有75%的人每週至少參加一次宗教聚會/活動。
以色列則是另一個在GFS中頗具代表性的特殊案例：這是個高收入國家 (人均GDP 為5萬4370美元)，但在多項繁盛指標上也表現優異。在快樂感及人生意義方面，以色列排名第三，孤獨感得分最低。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投入也相當突出──32%的人口每週固定參加宗教聚會，這個比例比美國高出近50%。
相較之下，瑞典與英國GFS受訪者中固定參與宗教活動的比例僅分別為4.5%和15%；它們在「人生意義及目的」方面的平均分數分別為第19及20名。在日本GFS的受訪者中，每週固定參與宗教活動的人僅略高於3%，且僅有20%人表示相信「上帝、諸神或靈體」。一個國家越是世俗化 (無論在宗教認同或宗教參與上)，其人口越傾向回報「缺乏意義感、歸屬感和良好品格」。
人類並不只是籠統地「具有宗教性」，而是具體地歸屬於某個宗教傳統和宗教群體的。我們將在後續發表更多針對GFS資料的深入分析，探討繁盛如何在樣本中主要的宗教群體之間分布——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和佛教。儘管如此，此文仍可初步指出一些值得關注的面向。
全球繁榮調查 (GFS) 所呈現的最明顯的事實之一，是宗教傳統本身的內部多樣性。舉例來說，土耳其和印尼都是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大國，但土耳其在綜合繁盛的平均分數上排名倒數第二，印尼則名列第一。這樣的差異顯示，要對「穆斯林世界」一概而論。幾乎是不可能的。
基督徒在GFS中也呈現出極其多樣的面貌。例如在坦尚尼亞，有73%的基督徒 (其中約半數為天主教徒) 表示自己曾有「改變人生的宗教經歷」；但在深受天主教影響的波蘭，只有9%的基督徒曾回報擁有過這樣的經歷。整體而言，基督教——特別是羅馬天主教，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和特色有著顯著差異。
在GFS涵蓋的22個國家中，年輕人回報的繁盛程度平均最低，年長族群的回報則最高。這個結果相當引人注目：因為它與其他研究，尤其是關於「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有所不同——過往研究通常呈現出一種「U型曲線」的年齡模式，即在人生的兩端 (年輕及年老) 滿意度較高，在中年時期較低。相較之下，GFS發現人生的繁盛程度在18至49歲之間大致呈現平穩狀態，之後則隨著年齡增加而穩定上升。
這著模式不僅出現在快樂感的面向，也出現在人生意義、品格、關係，甚至自評健康等項目上——如今的年輕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和中年人一樣差。雖然這種模式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 (印度和日本的多數指標仍呈現U型；在波蘭與坦尚尼亞，繁盛度則隨年齡遞減)，但這種新的年齡模式在全球範圍內頗為普遍，也令人憂心，顯示出年輕世代的景況可能不如以往。
然而，從這份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的數據中，我們尚無法確定這是否代表一種新的「年齡模式」──也就是說，今日的年輕人未來可能會隨年齡增長而變得更繁盛──抑或是一種新的「世代模式」，即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目前其實正處於他們U型曲線的高點，未來將再進一步陷入衰退。
GFS 關於孤獨感、宗教認同與群體歸屬感的數據，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深遠的啟示。首先，那些「已開發國家」在人均財富上雖然繁榮，卻可能過著較空洞的生活；而「開發中國家」儘管資源較少，卻可能擁有更豐富的人生。兩者鮮明的對比令人不得不深思：我們應如何推動開發中國家急需的公共衛生改善、政治改革及經濟成長，同時不犧牲人們的人生意義感，以及彼此之間深刻的人際關係？
這不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機構需要思考的問題，同樣也是所有致力於解決全球貧窮、疾病及飢餓的基督教機構所需面對的挑戰。關鍵在於從事真正的「整全發展」(holistic development)，避免過度關注物質條件，而忽略了那些充滿活力與愛的社群。
然而，這一貧富分野向我們展示的教訓，對中低收入國家及富裕國家未必相同。例如在美國、英國與瑞典，受教育程度越高，個人的意義感及目的感反而越高。在美國，這一現象或可解釋為工業化衰退導致許多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跌出中產階級，促成了「孤獨及隔離的大流行病」。對這類人而言，他們可能需要的是一場穩定且具社會價值的工作復興，既為他們帶來意義與尊嚴感，也同時提供收入，並開啟通往繁盛的其他道路。
其次，GFS進一步強化了宗教參與作為生命繁盛的重要資源的論點。雖然宗教對「發展中的國家」具有顯著影響力，但GFS顯示，宗教活動的參與率與人生繁盛之間的強烈關聯性，反而最常出現在最世俗的國家——在那裡，可能只有最忠誠的信徒仍會參與宗教聚會。這些研究發現應當成為美國等先進世俗國家的警訊——自2000年以來，美國每週參加宗教聚會的人數已下降約三分之一。正如本文其中兩位作者曾在《Christianity Today》撰文指出的，宗教聚會出席率的下降不僅是一場屬靈危機，也是一場公共健康危機，其影響涵蓋孤獨、隔離、憂鬱、自殺及成癮等層面。
身為基督徒及研究人員，我們為這樣的證據感到欣慰——因為它顯示了對多數人而言，「參與教會」不僅僅帶來救恩的盼望，也帶來更豐盛的生命 (約翰福音 10:10)：一種充滿意義、友情及美德的生命。
然而，我們也應謹慎，不應將此類實證研究視為「上帝對某一特定教派或宗派特別眷顧」的證據。事實上，在GFS研究涵蓋的多數國家中，每週參與宗教聚會與更高的繁盛程度之間皆呈現正相關，儘管在少數國家中，這種關係並不明確 (而我們目前也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在北美以外地區對因果關係提出結論)。
自從使徒時代分散於各地的家庭教會開始，直至今日，基督徒始終是一群團契的子民，遵行聖經對我們的提醒：「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來 10:25)。誠然，團體敬拜有時頗為不便 (任何曾在主日早上帶小孩出門的人都深有體會)，甚至可能成為傷害的場域 (任何長期參與教會生活的人都能證明)。然而，儘管有人視「去教會」為「舊時代的生活方式」，實證研究卻再次提醒我們聖經的教導：聖徒相聚不但是必要的，更是大有能力的。這一點在最世俗化的國家尤為真實——宗教群體在此愈來愈像初代教會那群堅定委身的信徒，與其鄰舍有著迥然不同的生命樣式，使他們成為在不認識福音的世界中作鹽作光的群體。
基督徒應是公共廣場的光芒
最後，GFS的研究除了對群體生活及宗教生活有所啟發，也突顯了當今年輕世代面對的困境，尤其是他們與年長者、與過往世代的差距。GFS尚無法明確指出造成這一轉變的主因，但其結果與近年來一些重要研究相互呼應——如特溫吉 (Jean M. Twenge)、海特 (Jonathan Haidt)、史肯納奇 (Lenore Skenazy) 等人所提出的警訊：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及電子遊戲對年輕人造成了嚴重傷害。這些科技正不斷排擠人和人面對面建立健康友情的空間，擠壓了人們參與真實世界中充實、有活力的活動的時間。
GFS的研究也提醒我們應主動尋求長者的智慧與教導，因為全球許多最年長的族群，在人生晚期回報出最高的生命繁盛程度。
當你讀到本文時，我們的研究團隊正投入第二波數據的分析，同時也持續對第一波資料進行更深入的探討。隨著時間推進，我們將能更精確觀察個人生活中某些特定層面，例如「經歷孤獨感、經歷感恩、施予慈善、或感受到政治參與的權利」會如何影響我們人生的其他面向。我們也將能更有信心地評估宗教生活的某些面向，如參加聚會、禱告或操練饒恕——如何長期影響一個人生命的繁盛。
我們期盼這些洞見能幫助塑造更整全的公共健康及政策方針，造福個人、群體及國家。未來，我們也將持續透過《Christianity Today》發佈研究更新，與全球基督徒讀者分享研究成果及其意涵。
然而，此刻已有的數據再次將耶穌的提問擺在我們眼前：「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太16:26) 我們身處西方社會，確實有許多理由為豐盛的物質生活而感恩，但擁有一個「繁盛的人生」——至少就目前所知——並非金錢能夠購買的東西。
Brendan Case，哈佛大學「人類繁盛計畫」研究副主任。
Katelyn N. G. Long，哈佛大學「人類繁盛計畫」及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員。
Byron R. Johnson，貝勒大學社會科學特聘教授，亦為「全球繁盛研究」共同主任。
Tyler J. VanderWeele，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約翰·L·洛布流行病學講座教授，擔任「全球繁盛研究」的共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