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情況下，聖經的教導鼓勵基督徒順服掌權者，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教會內。如保羅這句經常被引用的話所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羅馬書13:1)。
然而，其他經文也表明，我們對世上掌權者的忠誠，應當放在對上帝終極忠誠的框架下來理解。
舊約中著名的例子包括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因拒絕跪拜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而被判死刑 (但以理書3:16-18)；以及但以理，他因違抗王令、堅持向上帝禱告而被投入獅子坑。在新約中，彼得和約翰因拒絕聽從當局的命令、不肯停止奉耶穌的名傳道而被囚禁，但他們堅定地回答：「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5:29；約翰福音19:11)。
然而，有一則經常被忽略的故事，記載在《出埃及記》中。這事件中的兩位小人物對以色列的歷史是如此之重要，以至於她們的名字——與那些未被記錄下來的埃及強大國王相比——被保存了下來，成為後世的見證。她們就是西弗拉和普阿。
面對毀滅性的強權，這兩位女性展現出非凡的勇氣及內在的自由，可為今天的基督徒在這個墮落世界裡的服事提供靈感。她們敢於違抗法老的命令，使我們見到在巨大的邪惡面前，如何忠心服事並敬畏上帝。
《出埃及記》延續了《創世記》的敘事：以色列從一個小家族發展成一個龐大的民族——「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出埃及記1:7)。然而，這日益壯大的外來人口引起了埃及掌權者的不安。
一位新法老登基後，煽動本地埃及人的恐懼，使他們相信希伯來人是國家安全與福祉的威脅。在他的眼中，那些未完全融入主流文化的群體，製造了一種「我們」及「他們」的對立氛圍。他對自己的臣民說：「看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出埃及記1:9-10)。
法老起初強迫以色列人服苦役，用勞動壓迫他們。然而，即便希伯來人被迫建造城邑，這樣的苦工仍無法阻止他們繁衍增多。於是，法老為了掌控局勢，轉向更殘酷的手段。
他想要摧毀以色列人的興盛，卻又不敢直接攻擊成年人，因為這可能會激起他們的反抗。於是，他選擇了一種懦弱但極其有效的方法來動搖並削弱這個民族。他召來兩位希伯來助產婆——西弗拉和普阿，命令她們在接生時殺死所有希伯來婦女生下的男嬰。
想像一下，法老強加給這兩位女性的恐怖任務：她們可能需要悄悄地掐死剛出生的嬰兒，或折斷他們的頸骨——在剛生產完的母親身旁。法老的殘忍不僅在於他想要殺害無辜的生命，更在於他要這兩位助產婆成為這場滅絕行動的幫兇，使她們親手參與對同胞的罪行，摧毀她們的良知與人性。
然而，故事發生了轉折：「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出埃及記1:17)。
助產婆們的行動不僅僅是出於對某些律法的順服 (畢竟，那時摩西尚未頒布十誡)，更是基於她們對公義、正義及良善的信念，因為她們敬畏神。她們沒有躲在世俗統治者的命令後面，而是認真思考自己行為的屬靈後果。
當法老召見這兩位助產婆，質問她們為何未能執行他的命令時，她們簡單地回答：「因為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收生婆還沒有到，她們已經生產了。」(出埃及記1:19)。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句謊言？聖經本身——與某些聖經註釋家的解釋不同——似乎並沒有責備她們的行為。這也是她們的故事所引發的另一個問題。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例外」的事件不能成為普遍的規範。聖經一貫地堅持並強調真理，使這段經文不能作為允許欺騙的通行證。然而，這確實是一種極端的情況。西弗拉和普阿的謊言並非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職業或名聲，而是為了拯救整個群體，使之免於迫在眉睫的滅絕。
從道德上來看，助產婆選擇以謊言來抵擋邪惡，顯然比將人命視為無物的殘暴行為更真誠。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在他未完成的論文《說真話意味著什麼？》(What Does It Mean to Tell the Truth?) 中得出類似的結論。這位以反對納粹政權聞名的牧師警告人們不要陷入一種「形式上、犬儒式的真理觀」，這種哲學 (康德式) 觀點忽略了當下具體處境或人際關係的現實。
儘管潘霍華意識到這種結論的風險，他仍呼籲人們追求「永活的真理 (Living truth)」。
他寫道：「真正的『謊言』是透過言語或沉默來否定、拒絕，並刻意或有意識地摧毀由上帝所創造、存在於上帝內的現實。」根據這一定義，法老的命令比西弗拉和普阿的回應更是虛假的謊言。事實上，助產婆們團結無懼的行動，最終揭露了埃及王違抗以色列神旨意的計畫終將失敗的真相。
西弗拉和普阿拒絕成為殘暴的政治機器的齒輪。作為回應，上帝在故事的結尾親自介入——不僅保護她們免受埃及王的憤怒，還因她們的違抗而善待她們，賜福給她們的家庭 (出1:20)。
然而，這位古埃及的暴君，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構想出如此恐怖暴行的人。在聖經中，一個關鍵的呼應事件出現在降臨節 (Advent) 的故事裡：希律王因聽聞有一嬰孩「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太2:2) 而惶恐不安，下令屠殺全城所有男嬰。這只是又一位因恐懼及不安陷入暴行的統治者。
在這兩個案例中，暴君們直接或間接地剝奪弱勢群體的人性，僅僅視他們為一種「政治問題」或「人口問題」，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及掌控力而解決他們。
如同希伯來助產婆的「公民不服從」，東方博士拒絕向希律回報耶穌的位置，選擇保護這位嬰孩的性命。與此同時，正如法老最終仍找到願意執行他邪惡命令的人，希律也同樣找到了一群執行者。
每一個壓迫性的政治體制，都依賴於那些本能地服從命令、不考慮其道德後果的人。歷史上，「大魚」常將骯髒的工作交給「小魚」去完成。然而，今日世界的權力結構不再允許人們在上帝與世人面前推卸自己的責任。
為要遵從像法老和希律這樣的邪惡命令，一個人必須首先降低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像機器人一樣不假思索地執行指令，專注於履行「公民義務」，無論這項命令多殘忍；與此同時，他選擇優先尋求世人的認可，而非上帝的價值觀，並讓自己對這些行動所帶來的傷害麻木不仁。
每當我們貶低或無視他人與我們平等的人性時，我們同時在損害並威脅自己生而為「人」的人性價值。不僅如此，如果今天「某些人的生命」可以被視為一組「數字」、「統計數據」，或「社會政治問題」，那麼哪一天，誰又能保證我們不會因類似的理由被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呢？
許多歷史事件——包括潘霍華自己悲慘的命運——都證明了抵抗邪惡並非沒有風險。然而，希伯來助產婆與東方博士提醒我們：上帝才是歷史的主角，我們終極的忠誠與責任，最終都應歸向祂。
無論規模大小，每個世代的基督徒都將面對那些踐踏上帝所珍視之人、毀壞上帝所創造之物的暴虐領袖。然而，在每個時代，我們都被呼召去站在上帝「永活的真理」那一邊，而不是順服地上的權勢與謊言。
這正是為什麼我相信聖經作者特意記錄了西弗拉和普阿這兩位小人物的名字——為了幫助我們作為上帝的子民，在世界呼喚我們加入其邪惡行徑時，仍能在對上帝的敬畏之心中堅持到底。
里歐·雷曼 (Léo Lehmann) 為《今日基督教》法文專員，亦為法文福音派宣教網絡 (REMEEF) 出版總監，現居比利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