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兆每天都在加劇，這個世界陷入混亂，我們正處於時代終結的邊緣——就是現在。」這段話出自於一場即將舉行的末世論會議，與會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美國福音派領袖。
作為一名在大西洋彼岸的比利時牧師，我經常聽到福音派圈子裡的人對以上這類想法深信不疑或特別憂慮，認為這些事件顯示基督不僅即將來臨，而且是非常快就要再次到來。我其實能同理這些人的感受：畢竟除了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外，我所處的歐洲大陸還面臨許多其他挑戰，些挑戰讓我特別渴望上帝的國度盡快到來。
不過，我同時也對這類想法感到驚訝：儘管耶穌已明確告訴我們，我們無法知道世界終結的時間（太24:36；徒1:7），那為什麼這種對末世即將到來的高度確信仍持續存在？難道我們基督徒淪為悲觀主義者了嗎？
在這種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參考一位20世紀世界知名的科幻小說家兼懷疑論者的著作——他曾預見人類生命將延續數萬年——然後再回來讀一讀我們的聖經。每當談及人類的未來時，聖經總呼籲我們以現實主義的視角看待。
20多年前，當許多福音派基督徒開始閱讀《末日迷蹤》（Left Behind）這類型的前千禧年派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則沈浸在另一個系列的作品之中──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The Foundation Trilogys）。
艾西莫夫出生於俄羅斯，幼年時期移民到美國，生平共撰寫或編輯了500多本書。在1942至1950年間，他出版許多短篇故事集和長篇小說集，描寫在遙遠的未來（約公元24000年），整個銀河帝國的衰落和重建。《基地三部曲》的影響深遠，經常被認為是《沙丘》和《星際大戰》等其他經典科幻作品的靈感來源。（《基地三部曲》也被改編成蘋果Apple TV的電視劇集）。
《基地三部曲》述說ㄧ位傑出的科學家哈里·謝頓（Hari Seldon）發現了帝國必然崩塌的可怕消息。謝頓透過所謂的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不僅計算出帝國將在未來的300年內滅亡，也計算出如果不立即採取措施，滅亡之後將有3萬年的黑暗混亂。於是謝頓制定了一項計劃，可以將混亂時期縮短到僅僅一千年，並透過「基地」加速新帝國的重生。
經過了多年的寫作，艾西莫夫不斷擴充基地三部曲，並將其與另外兩個系列（《機器人》和《銀河帝國》）相連結。這三個系列共同構建了一個被人稱為假設性的「未來史（history of the future）」的框架，探討謝頓所處的時間與我們之間兩萬多年內發生的各個歷史轉折點。在這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謝頓預見了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發展，以及我們將如何與它們共存。
由於不相信上帝會在某個時刻終結人類歷史，並且基於對人類抱有某種程度的樂觀，身為非基督徒的艾西莫夫可以自由地探索他對人類未來的假設──包括潛在的危機。但是，他的作品仍可以是那些思考我們當前挑戰的人的靈感來源。
與艾西莫夫的歷史發展預測相反，基督教末世論往往對我們的世界能否延續下去抱持相當悲觀的態度。《末世隨身手冊》（Pocket Guide to the Apocalypse）一書用幽默的口吻闡述歷史上許多「末日到來」的預言，列舉了許多或多或少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傳教士在自己的時代預測世界末日的事蹟——最早甚至可追溯至第二世紀的異端孟他努主義（Montanus）。
馬丁路德也延續了這一傳統。在談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危急情況和土耳其入侵的威脅時，他寫道：「世界正走向終結。我常會這樣想，審判日很可能會在我們完成聖經翻譯工作前就已到來。所有聖經中預言的有時序的事物都已應驗。」
和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相比，路德的想法算是比較溫和的。其他人，如神學家閔采爾（Thomas Müntzer），他的末世信仰導致德國農民的起義，並因此遭到處決。當然，所有這些人的預測，以及其他近幾年出現的預測，皆已經證實是錯誤的。儘管世界不斷有新的危機，地球仍持續轉動；儘管多年來的預言不斷發生錯誤，各類預言家仍不斷宣稱世界即將結束。
就算暫時撇開聖經的詮釋，究竟是為什麽——這類末世預言和心態仍能持續引起人們的共鳴（以芝加哥大學的末日之鐘為例）？
比利時哲學家和宗教懷疑論者馬騰·布德里（Maarten Boudry）近期發表一篇文章，探討他所謂的《衰落論七律》（the seven laws of declinism），總結他對「人類對世界感到焦慮」的現象的理解。
在使我們感到世界基本上正在崩潰的眾多已知機制中——例如對好消息作出的安靜回應、人類對壞消息的本能且出於自我保護的渴望，以及當今社交媒體故意滿足我們對壞消息的渴望的行為——布德里還強調了他所稱呼的《憤怒守恆定律》（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Outrage）。也就是說，即使真實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我們的憤怒程度也會保持不變。我們提高了對較小的邪惡的敏感度，因此焦慮的人總能找到讓自己焦慮的理由。
除此之外，布德里認為，我們為某個問題找到的解決方法會讓我們忘記原本的問題，然後我們開始關注解決方法所帶來的新問題，即使這些新問題沒有之前的問題那麽嚴重（他稱之為《解決方案自貶定律》（The Law of Self-Effacing Solutions））。並且在一個社會中，我們享有的自由越多，我們就越能更多地報導在其他環境中無法聽到的新的罪惡（《陽光消毒定律》（The Law of Disinfecting Sunlight））。因此，光是事情「有所改善」本身也會導致更多悲觀的可能性。
總之，無論是面對戰爭的直接影響，還是過度誇大現代社會的種種不便，人類總能找到讓自己感到世界正在衰敗的素材。我親耳聽到的大多數關於世界末日的擔憂都來自相對富裕和安全的國家。事實上，更富裕或更有權勢的人本來就比那些什麽都沒有的人更可能失去得更多。
對一些基督徒而言，將這種焦慮轉化為基督即將再來的觀念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基督即將再來」這句話可能只是「這個世界讓我感到害怕」或「我不喜歡事情發展的方式」的基督教版本。在ㄧ個由布德里觀察出的七大定律所運作的世界裡，那些聲稱為世界末日提供聖經「認可」的人，自然會得到大家的關注。
無論宗教領袖以什麼的聖經詮釋品質來聲稱「因為這個或那個事件的發生」讓他們確信基督即將再來，他們這些具體的解釋都容納了人們的焦慮，並透過提供即時的確定性，讓焦慮者重新獲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感。但是，儘管這些控制感/確信感很吸引人，在像這樣的時刻，上帝卻呼召我們將注意力和行動轉向他人。
制定未來兩萬年的計劃不是我們該做的事，但如果我們無法想像人類未來（或僅僅想像我們孩子的未來）在我們目前所知的環境如何生存下去，我們就缺乏像艾西莫夫那樣的想像力。當然，世上許多絕望的情況讓我們深切渴望上帝應許的復興。但我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身處於令人不安的環境並不意味著上帝已準備要結束這一切，或已放棄在我們的世界做工。
在艾西莫夫的小說世界中，他們迫在眉睫的威脅遠比我們現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所擔心的一切都要大──整個星際帝國的衰落、戰爭和野蠻，伴隨著數十億人的死亡。不過，艾西莫夫並沒有因此把一切描繪成「世界末日」。還是有些人會倖存下來，並將重建文明。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做好充分的準備，來縮短帝國滅亡後的混亂時期。
而聖經既不鼓勵我們沈浸於焦慮不安的悲觀主義，使我們對萬事萬物産生懷疑，也不鼓勵天真的樂觀主義，期待人類自己能發展到和平和諧的狀態。如同最近改編的電視劇所展示的那樣，無論人類未來會出現什麽奇異的星際環境、宇宙飛船、新技術的發明或科技套裝，人類都將在美好及墮落交織的狀態下持續下去。在這個世界上，麥子和稗子總是同時存在（太13:24-30；啓22:11）。
當耶稣告訴我們「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太24:42）時，祂並不是要我們仔細觀察世界末日的徵兆──無論是天空中發生的事或中東的地緣政治。祂指的是我們要自我儆醒，如同祂在關於忠僕和惡僕的寓言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忠僕並沒有在門口徘徊，等待主人的歸來，相反的，忠僕盡心盡力的管理主人托付給他的一切（太24:45-46）。
無論人類的歷史還有多久，我們都不該不斷花費精力探究主人是否現在就要來的徵兆，我們該做的是，讓我們同時代的人在我們效法基督的所言所行上看到基督。
在《基地三部曲》原著的衆多人物中，最有能力面對充滿挑戰的環境的人，是在動盪、戰爭、暴亂或糟糕的領袖面前仍然相信謝頓為基地制定的未知計劃的可行性的那些人。我不會在這裡劇透謝頓計劃的結局，畢竟，艾西莫夫在基地系列中的末世論並非基督教的末世論。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制定我們計劃的那位作者比所有任何事都值得我們的信任。
在這複雜多變的世界裡，這樣的確信讓我們能向同時代的人見證：基督徒是一群將靈魂根基於永恒，以那位即將到來的主的恩典做好準備面對我們時代所有嚴酷及沈重的實際問題，直到祂真正再來的那日。
Léo Lehmann是本刊的法語專員，也是歐洲法語區福音宣教網絡（REMEEF）出版總監。他住在比利時那慕爾區域。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