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有超過50個國家舉行選舉，其中有半數選舉結果可能會改變地緣政治的動態，因此，賴特（N. T. Wright）的新書《耶穌與列強》的發行時機絕非偶然。
幾年前，賴特（《天堂，有什麼好期待？》的作者）和伯德（Michael F. Bird）合作撰寫《上帝子民的新約導論》ㄧ書，他們意識到基督徒在如何參與政治方面缺乏聖經指引，因此決定為此做些事。
賴特說：「我們兩人都覺得現今大多數基督徒都沒有真正接受過基督教政治觀的教導。在18世紀之前，有許多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但在過去200-300年間，我們卻忽略了這個層面，現在是重新回來思索這一領域的時候了。」
賴特認為，政治神學的「門徑」是這樣一個觀念：在基督再臨之前，「上帝要人類掌權。」他說，雖然根據聖經，所有政治權力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基督徒被呼召要「帶頭」向他們問責。
「上帝設計並呼召教會成為『新天地』的模型，在世人面前活出這個標誌：讓世人看見上帝應許要爲世界成就的工作。也就是藉著教會，世上其他人驚嘆：『哦，原來這（教會身為一個群體共同生活的榜樣）是人類社會應有的樣式。』」
當全球教會真正成為一個「敬拜唯一的神、在世界上行公義與憐憫的群體」時，教會「向世上的凱撒顯明耶穌才是主，他們不是」，並且「向掌權者顯明人類應有的生命樣式。」
在接受本刊的訪談中，賴特談到需要更多神學上的合作來處理政治議題，處理導致基督徒對政治領域漠不關心背後那扭曲解釋的末世論，以及全球教會應如何面對當今世上各種形式的帝國恣意「放縱」的行為。
我在去年秋天的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簡稱ETS）會議中聽到一些人說，現在沒有太多學者在做政治神學的工作，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是的，讓我舉個例子。兩年前烏克蘭事件爆發時，我寫信給美國兩三位在這個領域主要的基督徒思想家，說：「各位，你們在政治神學方面的工作比我多。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這件事呢？如果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總統或甚至普京（Vladimir Putin）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應該對他們說些什麼？」從他們的回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非常謹慎處理這件事——政治神學是個非常困難的領域，我們還不太確定該如何進入。
我認為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即使是那些寫過政治神學相關書籍的人，當危機發生時，我不確定我們之中是否有人有張明確的路線圖，告訴我們該如何處理。我的意思是，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思考所有這些事，以及我們應如何明智地組織我們的政治。
很多基督徒都被告知，政治是骯髒的遊戲。當我們教導人們如何禱告和上天堂時，我們把政治留給政治人物和社工去做——但這兩方永遠不會相遇。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就是多數基督徒意識到這種黑白分明的界線根本不能反映聖經教導或基督徒的見證。尤其當你開始思考耶穌說的上帝的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什麼意思時。
在《馬太福音》的結尾，當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試問，耶穌在地上有什麼樣的權柄呢？在新約聖經裡，這看起來是耶穌透過聖靈將任務委派給教會。但這並不是說教會應該管理世界，而是教會應該在向掌權者說真話、作他們的反思鏡、以及自身群體活出「新天地」應有的樣貌⋯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引言中，你提到你和伯德之前的作品某部分而言啟發你們著手這本新書。是否能請你多加描述這本書背後的聖經或神學基礎？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有件事一直強烈地挑戰我的想法，就是人類在上帝原先美好的創造中扮演的角色。在創世記第一章裡，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這意味著上帝計畫透過人類在世上作工。
在西方神學中，我們常常把創世記1-2解讀為上帝讓人類接受道德考試，然後人類搞砸了。但這種解讀使整個對話從錯誤的方向開始，而不是圍繞著這個問題來思考：如果人類搞砸了，如果人類崇拜偶像，上帝要如何透過那些順服於祂、願回應祂心意的人類來有智慧地管理祂的世界？答案是——上帝已經將這些人從偶像崇拜中拯救出來，讓他們能夠以上帝所希望的方式，作為上帝的副執行官來管理天父世界。
對我來說，當我第一次研究這個課題時，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經文來自約翰福音19 章，耶穌對本丟彼拉多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換句話說，是的，統治者有上帝賜的權柄，但上帝會讓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初代教會就像猶太人一樣，認為批評君王是自己的責任，如同先知施洗約翰對希律王說：「你在xx的事上越界了」，或像耶穌那樣，在統治者和權柄做錯事時告誡他們。
因此，基督徒忠心地參與政治的方式，並不是對政治領袖說：「你們沒有上帝所賜的權柄」，而是說：「我們會批評你們如何使用上帝所賜的權柄。」我懷疑西方世界多數的教會內多數的人——或其他地方的教會——甚至曾經有過類似的思考。但除非我們這樣做，否則我們不會了解教會的責任應該是什麼。
基督徒應該如何向政府問責，並確保公職人員負責任地運用他們的權力？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人們持有不同的宗教觀點，對於公義也可能有不同的標準，你又如何看待這件事呢？
當我讀詩篇72篇時（我時常回顧這篇偉大的彌賽亞詩篇）──雖然有些人反對這篇所謂的「皇室詩篇」，理由是詩篇作者是個「帝國君王」——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看，詩篇72篇所禱告的是：「耶和華，求祢將祢的公義賜給王，使他顧念寡婦、孤兒和陌生人」⋯等等。這個詩篇一再重複這些話。然後，在結尾，它說：「如此，全地都要充滿祂的榮耀」。是的，這就是上帝得榮耀的方式。
你可以稱這種思維為一種全球倫理的自然神學。多數文化傳統都會同意，照顧弱小聽起來是好事。不幸的是，當複雜的利益衝突捲入其中時——如果弱小者碰巧是進入你國家的移民，而你不想要更多人進入你的國家時——你就可能會說：「不，叫他們離開，去別的任何地方。」但同時我們需要智慧的、深思熟慮的移民政策，因為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支持成千上萬想要移民來自己國家生活的人。
而教會需要訓練人們有智慧地思考所有這些相關問題。我們不應該讓專業的經濟學家來處理——或至少，我們需要專業的基督徒經濟學家。我們需要基督徒來看待國家發展或移民的問題，或我們正面臨的全球性的巨大問題，讓這些基督徒以智慧向教會提出建議，幫助教會在真理中說話。當然，不只是像我現在這樣淺淺的談這些議題，而是在嚴肅的問題上有真正的深度和權柄。
有些不想參與政府/治理這個世界事務的基督徒會說：「反正這個世界也快下地獄了」或「教會是獨立的，是遠離世界的堡壘」你會對這些基督徒說什麼？
確實有這樣的人。非常有趣的是，這類想法的出現約是在18世紀初。當時英國和美國原本有許多人抱著勝利者的姿態，感覺「我們現在要接管世界了，福音要統治世界了！」例如韓德爾的《彌賽亞》裡所唱，「祂他要統治世界，直到永永遠遠。」事實是——這些歌在1740年代聽起來很棒，但有意思的是，到了1790年代，有些事情發生了轉變，伊壁鳩鲁派（享樂主義派）贏了——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人們開始害怕，不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認為這種避世心態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在那時宗教與政治被分割開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伊壁鳩鲁派基本上把天堂和地球分割開來。這讓人們可以用他們想要的方式來管理地球——通常意味著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考慮任何宗教問題。而那是場災難。
接著，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的浪潮出現了，尤其是在美國，以及其他類似的運動，都帶有非常負面的末世論：相信唯一能發生任何事/改變的方式，就是上帝拋棄現在的計畫，從頭來過。於是，許多基督徒回到柏拉圖的思想裡，說：「好吧，反正我們的靈魂無論如何都會逃離這個地方，總有一天會去到別的地方。」但正如我不厭其煩地對學生們說的，在新約聖經中，天堂這個詞從未被用來指向我們最終會去到的地方。靈魂（soul）一詞也從未意指我們在人生終極之處的存在方式。
人們假設聖經故事是關於人類的靈魂如何找到通往天堂美景的路。但整個聖經的敘事是反其道而行的——聖經是關於上帝如何在此地此刻與人類同在。啟示錄第21章的主軸不是人類與上帝同在，而是上帝與人類同在。
我年紀越大，越認識到使徒行傳第2章——當聖靈降臨，充滿房子——是ㄧ幅描繪聖殿的場景，它直接帶我們回到列王記上第8章或出埃及記第14章。使徒行傳第2章向我們訴說：「這就是上帝一直想做的事。上帝，聖靈，一直願與人同住，並透過人類生命來做工。」然後，哇，這真的發生了！聖經裡的神學與人類ㄧ直以來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
常見的舊有觀念認為，「上帝拋棄了目前的世界，我們何苦煩惱去矯正它呢？」但這種想法裡沒有絲毫的公義。全球的教會群體此時急需我們以更基督教的方式、更符合聖經教導的方式來思考我們的處境。
賴特（N.T. Wright）是聖安德魯大學聖瑪麗學院的新約與初代基督教榮譽研究教授，也是牛津Wycliffe Hall的資深研究員。他最近的著作是與Michael F. Bird合著的《耶穌與列強：基督教在極權恐怖與功能失調的民主時代中的政治見證》（Christian Political Witness in an Age of Totalitarian Terror and Dysfunctional Democra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