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勒岡海岸教會營地的篝火旁，我們唱起詩歌「生命之河」來熱身，接著唱「首先尋求祢」來預備聽講道的心。旋律讓歌詞深刻地縈繞在我心上，使我12歲的心靈充滿感恩的渴望。我走上前去，接受耶穌進入我的心，一位輔導員為我禱告，火焰的影子在我們臉上閃爍。
當我回到家中，我需要學習如何禱告。我覺得上帝期望我這個稚氣未脫、仍與肉體本性奮戰的人與祂這位看不見、摸不著、不可言喻的神建立一種非互惠的關係很奇怪，但我願意試一試。
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青少契牧師告訴我們：「上帝不是自動販賣機。你必須按照祂的心意禱告。」於是，我開始在各種提升自己生命的領域尋求幫助：我應該對我的哥哥好一點；當我必須用笨重的吸塵器打掃家裡時，我應該保持愉快的態度；當我生氣時，不要摔臥室的門；我需要少看一些鼓勵人們自慰的書，也不能再偷吃媽媽藏在冰箱裡的M&Ms了。上帝啊，求祢幫助我成為更好的人。
自我檢討結束後，我又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希望自己能進入頂級足球隊，或希望我暗戀的男生也能喜歡我。當這些事沒有發生時，我默默地忍住自己的懷疑。也許雅各書4:3在這些時刻起了作用：「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是啊，也許我的動機不單純。
但還有很多事情我沒有向上帝禱告，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表達充斥在我家人之間的憤怒。我不知道上帝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以及各種親戚的靈魂得救——我完全不知道上帝能如何做到。每當拜訪其他親戚時，我會躺在客房床上，默默地為親戚們在永恆裡的命運流淚，因為每晚大人們看電視時，聲音能傳進房間。淚水滑進我的耳朵，我的枕頭變得濕漉漉的，我不得不翻個身。
我後來上了一所基督教大學，在那裡，馬丁·路德的一句話（很可能不是他說的）被奉為聖旨：「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於我必須用每天前三個小時來禱告。」因此，我嘗試過在早晨靈修。我起床後，昏昏沉沉，無精打采，閱讀字體很小的福音書，或讀著關於耶路撒冷娼妓等令人不安的段落。我想聽到上帝的聲音，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些經文，即使我相信它們是上帝所啟示的，於教導人學義有益（提摩太後書3:16）。
我發現自己太焦躁不安了，無法在清晨閱讀並向上帝喃喃自語，我需要透過使用雙手來讓我的思緒集中。傅士德（Richard Foster）曾說，禱告不過是「把我們平凡的擔憂帶到慈愛憐憫的天父面前」，於是我把上帝當作我神聖的筆友，在一本又一本筆記本上寫滿我的禱告。
大學畢業後，我在墨西哥工作，在水泥禮拜堂與大約15人一起做禮拜。因為沒有詩歌本，牧師把詩篇配上音樂。我們唱詩篇121篇的時候，他彈著吉他清唱著：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Alzaré mis ojos a los montes;¿De dónde vendrá mi socorro?Mi socorro viene de Jehová, Que hizo los cielos y la tierra.
西班牙文Socorro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詞，一個聽起來很可愛的詞。它的意思是拯救，唸起來有種咕嚕咕嚕的舒緩聲音，就像拯救本身一樣讓人安心。我想，太可惜了，英文的同義詞「succor」聽起來既生硬又沒有吸引力。
那一年，颶風米契襲擊了中美洲。在墨西哥，我和同事們看著洪水和山崩的影像畫面，想起我的鄰居們住在只有薄薄的金屬屋頂和泥土地面的房子裡。有個三歲的孩子叫阿丹（Adán），他的生活似乎特別無聊。他在塵土飛揚的小巷裡四處遊蕩，經常在吃飯時不請自來，赤裸裸地走進我們家。他會爬起來站在桌邊的椅子上，問：「Y mi plato？（我的盤子呢）」
我相信，上帝是個拯救者，祂珍惜這些小孩子。我連續兩天大聲禱告，也寫了禱文：主啊，讓颶風停止吧。讓它消失吧。
颶風真的消失了。颶風沒有向我們襲來。米契在向內陸移動時失去了動力，轉向墨西哥灣。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為安全禱告，而我的禱告得到了回應。我們得救了，但這結果讓我感到不安。超過11000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喪生。為什麼上帝會放過我們，卻沒有放過他們？
幾年後，回到美國後，我和先生在領養孩子的整個過程中為我們的孩子禱告，尋求智慧和指引。一切感覺就像在神的安排下非常順利的進行。在我們第一次見面後的十天內，三個不到四歲的孩子來到我們家。
由於養育這些孩子佔據了我所有時間，我難以找到禱告的時間。我沒有理由起早貪黑地禱告，育兒過程中繁瑣的家事不斷吞噬我的時間。我開始練習動覺禱告：在跑步機上跑步時禱告，在每天的運動中禱告、背誦經文，祈求神在我的家庭裡動工；我在一英里長的游泳中禱告，在一趟又一趟的水花聲中感恩及為人代禱。結束後，我從泳池爬上岸，走過粗糙的泳池甲板，水順著我的手臂和腿流下來，感覺靈魂清澈見底，好似剛剛受過洗禮。
隨著孩子們的成長，我們始終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十分不完整，總有著破碎的傷口，即使在我們家生活了兩年、五年或十年。當他們進入青春期時，我們加強了對他們的養育治療，尋求教育支持、制定可預見的作息時間、每週接受心理諮詢、請祖父母來幫忙、諮詢醫生，安排社交課外活動。我和先生都做兼職工作，這樣我們總有一人能在家陪孩子。
我加倍努力地禱告。我在聖誕節收到一本《一年聖經》，並連續三年讀一整遍。我被從前沒有注意過的預言所吸引，這些預言描述著一位憐憫和公義的上帝，祂為陌生人、寡婦和孤兒代求。這些經文成了我的禱告。
根據《那鴻書》1:7，我祈求上帝在我遇到困難時成為我的避難所。根據《詩篇》第10篇，我懇求祂見到我們的悲痛，並親手動工。《路加福音》第8章成了絕望的呼求，希望耶穌能像醫治墳墓中的人一樣醫治我的孩子，讓孩子能「穿戴整齊，精神正常（第35節）」。我渴求上帝的良善，不斷祈求祂為我們做大事，讓我們充滿喜樂。
但一切只變得越來越糟。
我接到許多壞消息的電話。我的一個孩子因為偷偷甩掉隊友而被踢出運動隊。一個孩子在開學第一天就說要自殺。一個孩子差點被學校開除。我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有個孩子早該放學了，但還沒回家。後來，警察來了。心理學家打來電話，說評估結果有問題。一位校長打電話給我，說他們發現我的孩子身上有玻璃碎片和自殘的傷口。一位學校輔導員把我從工作會議上叫出來，她擔心當我的孩子說「治療師（therapist）」一詞時，其實想說的是「強姦犯（the rapist）」。
我開始操練一種新的動覺禱告，我稱之為「醉哈拿」的禱告，靈感來自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她深沉痛苦的禱告被誤認為是醉酒的囈語（撒母耳記上1:12-14）。每天早晨，我都要在安靜的街道上走一個小時，一邊禱告一邊哭泣。鹽水流到我的臉頰和嘴唇上，回到家，我發現自己的脖子被積聚的淚水染成了白堊色。
我知道，孩子們人生早期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現在的樣貌。幼年的創傷會影響孩子的思考模式，甚至會從生理上改變他們的大腦，從而降低他們承受壓力的能力，增加他們的焦慮和攻擊性，更令人痛心的是，還會使他們「在父母的關愛下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能力發生短路，接收不到。
我們試圖幫助孩子改變的努力似乎一次又一次落空，我的禱告似乎毫無結果。我告訴自己，禱告不是功利性的。祂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不是祂的道路（以賽亞書55:8-9）。但我研究過統計數字，聖經的記錄強烈地暗示，禱告與有利的結果相關。但對我來說，禱告似乎會讓壞事發生。
我想，也許問題出在我們攻打天堂之門的人數不夠。我招募一群朋友成為禱告勇士。一開始，我請他們為幾張未付的醫療帳單的保險金能發下來禱告。一週後，帳單仍未支付，我們的一個孩子住進了醫院。我再次請求保險，並為另一個孩子能順利過渡到短期住院治療禱告。一週後，保險費還是沒有給付，又有兩個孩子住院了。幾個月來，每次我寫信給我的禱告團隊，我們都會遇到新一輪的狀況。代禱事項的更新曾是勇敢的號召，現在卻成了等待另一場風暴的練習。
我在人行道上踱來踱去，因擔憂和悲傷而不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低聲問上帝。「這真的是祢要讓我們面對的嗎？」我感覺與其說我得到了拯救，不如說我被騙了。
經過幾年定期的「醉哈拿」式的禱告後，我們帶著兒子和幾個家庭朋友一起去露營。我們希望在經歷了幾次危機後，一起旅行能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但我和丈夫也想保護我們的同伴，不讓他們受到兒子難以預料的暴躁情緒的影響。當第一晚夕陽西下時，我們在露天晚餐旁輕鬆地交談，然後平靜地回到帳篷裡。「謝謝祢，耶穌，」我漸漸入睡時這樣說。
然後我被尖叫聲驚醒。在一片漆黑中，我聽到我們的朋友安迪哭喊：「哦，我的上帝！祢在哪裡？」我爬到空地上，感覺有什麼東西拂過我的身體：一棵大樹倒在一頂帳篷裡，帳篷裡都是熟睡的孩子。
安迪小心翼翼地在帳篷布上開了口，在我們聽到他兒子哭聲的地方。孩子的腿伸了出來，我們把他拉了出來。我把他抱給他的母親茱莉亞，她讓兒子坐在腿上，全身顫抖，但很安靜。我抱著他們幾秒鐘，摸著茱莉亞的頭。
大樹卡住了他們女兒的小腿，她動彈不得。安迪雙手捧著她的臉，一遍又一遍地說：「你不會有事的。我們會救你出來。」她抬起頭對他點點頭，把抽泣聲咽了回去。
但這棵樹實在太大了。當時是凌晨五點。我們在後山七英里的地方。我們一行人討論著該怎麼辦。
「我可以找人幫忙」，我說。「我可以跑回去。」我穿上靴子，開始拿鑰匙、手機、水和食物。
「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安迪說。「還有誰能跑？」
男人們需要留下來處理這棵樹，我掃視了一下隊伍，看到我的兒子。「我兒子可以做我的夥伴，」我說。「他很能跑。」
我們兩人在黑暗的樹林中奔跑。在崎嶇不平的地方，我們放慢腳步，以免扭傷腳踝，然後繼續奔跑，隨著光線逐漸變亮，我們一路狂奔了七英里，終於到了我們停車的地方。我們衝到停車場附近的護林站門廊上，敲了敲門。無人應答。
我們駛上土路，由於轉彎太快，在湖邊打滑。兒子緊抓車門把手，看著我。「我得減速，」我說，「如果我們撞車，她可能會死。」在一家小雜貨店附近，我們有足夠的信號撥打911，並給我的牧師發了短信：「為我們能把女孩救出來禱告，請告訴大家為我們禱告。」
「我會的，」牧師馬上回覆道。「我們正在禱告。」
設定通訊中繼站和組建救援隊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當我們陪同救援隊伍沿著山路返回時，國家公園管理局透過無線電通知我們，他們將派出一架直升機。
兒子問我他能不能提前跑在前面，我說可以。他很快地一路跑回扎營處，大聲喊道：「他們來了！我們得找個地方讓直升機降落！」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們的同伴用木棍在樹下挖了個洞，解救了女孩的雙腿，把她抬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就像那些為他們癱瘓的朋友尋找耶穌的人（馬可福音2:3-11）。
直升機無處降落。飛行員在上空盤旋，兩名護林員將女孩以類似棺材的擔架掛在纜索並上鉤。纜繩收上去，將他們從樹梢上拉起，然後直升機升空飛走了，載著人的貨物懸在半空中，就像細繩上的一個小包袱。
後來我們得知，數百人一直在為我們禱告，我匆忙發給牧師的短信引發連鎖反應，並成倍地增加。女孩的獲救似乎證明了上帝的力量和決心。這是一個奇蹟——大樹可以輕易地奪走她的生命。後來，女孩有三塊骨頭被固定住，不需要開刀，打著兩個石膏就回家了。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52:7）。我和兒子受到熱烈的掌聲。茱莉亞和安迪告訴我，我兒子的歸來是他們那天希望的曙光。我仔細地觀察兒子拆開收到的感謝禮物，很希望他能得到一些治癒。但他們真誠的謝意似乎被彈開了，兒子顯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事故發生後，一位朋友對我說：「沒有比成為別人禱告的回應還更光榮的事了。」我沒有反駁。我很高興能幫上忙，但我也想揮舞幾下旗幟，讓上帝知道，這裡還有人需要認真的救助。
如果上帝願意，祂可以拯救很多人，我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然而，我覺得自己又被騙了。我們很快就要為兒子尋求住院治療，因為我們無法在家中安全地照顧他。我們沒有直升機。
我不明白，為什麼「上帝治愈我的小寶貝」這個願望如此遙遠。為什麼我的努力毫無果效？我試著想出各種解釋。也許這是培養我的情感意識或增長我的同理心的一種方式；也許這是一種「嚴厲的憐憫」，是要顯出我某些隱藏著的偶像崇拜（如自給自足或靠行為得救）的一種痛苦但有益的解藥？也許我們被羞恥感絆倒的處境有一天能成為其他人戰勝羞恥感的榜樣；也許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我的孩子們幼年的所有痛苦都會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這樣的痛苦。
最終，我疲憊不堪，不再試圖尋找洞口垂下的救生繩。事實很明顯，上帝的身上有種雷打不動的冷酷感。我在想，我是否應該像電影《使徒行傳》裡的桑尼那樣對祂大喊：「我愛祢，主啊，但我很生祢的氣！我生祢的氣！」
但我沒有力氣。一聲憤怒的尖叫，我的喉嚨就痛了。
而且其實我並沒有生氣。上帝是如此美善，我很愛祂。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祂看起來如此苛刻，為什麼祂顯然給了我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然後又把地毯從我腳下拉走。我想我知道摩西在服事上帝多年後，上帝禁止他進入應許之地時的感受（申命記3:21-28）。
「我再也無法禱告了，」我最後告訴我的朋友安妮。「我禱告的事總是收穫完全相反的結果。我無法調動我的想像力了，我再也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禱告。」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你無法禱告，意味著你遠離了上帝，」安妮回答道。「但我認為，當你無法禱告時，你正在上帝的心上。」
上帝離我非常近。我知道這一點。我從靈魂深處莫名的摯愛中感受到了這一點——除了上帝，我不可能靠著自己感到自己如此深刻地活著，如此被珍愛。但祂的離我很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即詩人克里斯蒂安·維曼所說的，「上帝進入並理解人類的痛苦。」
傅士德（Richard Foster）寫道，當我們忍受苦難時，苦難預備我們能以一種帶來治癒的方式「進入他人的痛苦之中」。它成為一種事工。同樣的，盧雲神父（Henri Nouwen）在《負傷的治療者》一書中說，我們的苦難是上帝展開新創造的地方。透過如此再生、救贖的方式，我們瞥見祂國度的真實。
露營事故發生後，茱莉亞曾對我說：「如果沒有你一起同行，我再也不會去任何露營。」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我曾看著我們家那慘澹的、一無所有的財產，覺得我們的生命黯淡無光，面目全非，一無是處。但茱莉亞卻視我為傳道者，一個有治癒能力的人。奧斯卡·羅梅洛主教曾說：「有很多東西 只有透過哭過的眼睛才能看到。」
我開始意識到，類似這樣的「負傷的治療者時刻」不斷干擾著我；它們像射入我生命的愛的飛鏢和箭。像上帝袖子裡藏著大把大把的花招，不惜炫耀自己。
我的朋友們知道我的人生如此破碎，經常會因為緊急情況和看診而缺勤，但他們仍一直打電話來傾訴他們的悲傷和不安全感。「你可能沒時間聽我說，」一位事工夥伴朋友說，「但我真的很需要一些妳的智慧。」母親們向我傾訴她們的問題，在我傾聽的時候一邊擦著眼淚。年輕的女孩會在深夜發訊息給我，或在教會結束後俏皮地側身與我交談。我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與各式各樣的生命故事交織在一起。
那年夏末，我取消去探望我最好的朋友的計畫，因為我找不到可以安全地照顧我孩子的人。我感覺自己被困在家裡，既失望又擔憂。我偶然間打電話給一位鄰居，想知道她找房子的狀況。她告訴我，她一家七口隔天就要搬家了，卡車明天早上就會到。
「有誰幫你搬家呢？」我問。
「沒人，」她說，「我太忙了，沒時間問別人。」
「我和我的三個孩子能過來幫忙嗎？」我提議道。我們幫他們把物品裝箱，搬到卡車上，並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指揮他們家年幼的孩子一起幫忙。我曾禱告得到某種拯救，但在沒有拯救的情況下，我卻瞥見了耶穌受苦的心，以及服事他人的神聖機會。也許我可以像魯益師（C. S. Lewis）在《裸顏》裡描寫的奧魯爾女王一樣說：「主啊，我現在知道為什麼祢不回答了。祢就是答案。」
幾週後，我拿出聖經，用手指撫摸著皺巴巴的書頁。我還能去找誰呢？在主那裡有永生的話語，我完全被祂迷住了。
溫蒂·清見（Wendy Kiyomi）是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的一名養父母、科學家和作家，她關於信仰、領養和友情的作品曾發表在《犁季刊》、《圖像雜誌》和《恩格爾伍德書評》上。她於2023年曾獲頒格爾獎（Zenger Pr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