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是上帝的醫院。教會裡面總是充滿正在康復的人。耶穌曾邀請瘸子、瞎子和被鬼附的人到祂那裡尋求醫治，並和祂一起傳道，而那些認為自己很健康的人卻常常拒絕祂的邀請。因此，對於憂鬱症患者不僅遍布在醫院和診所，也出現在教會裡，我們更不用感到驚訝。然而，對傳道人和一般教會領袖而言，他們對憂鬱症既感到熟悉又神秘，更別說那些與憂鬱症患者同座的人。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歷過「情緒低落」的一天，且往往沒有明確的原因。我們可能會說自己「沒睡好」、「不在狀況內」，或只是「心情不好」。在美國，這樣的客套話屢見不鮮。然而，儘管我們對憂鬱的狀態很熟悉，但我們無法理解嚴重的憂鬱症感受。我們或許可以部分地理解大衛王的苦惱：「耶和華啊，求祢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連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嘆息所曠廢，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詩31:9-10）。」但我們多數人都無法理解大衛更進一步的哀慟，「我被人忘記，如同死人」是什麼意思。重度憂鬱的感受往往墨筆難容。當一個人無法解釋這種深刻而痛苦的感覺時，這個感覺就會直直刺進他的靈魂深處。
人類是錯綜複雜的生物。當我們身上出現問題時，問題可能以無數細微的方式出現。如果教會想要有效地服事墮落的人類全人，就必須考慮到這種複雜性。憂鬱症意味著有些地方出了問題。但究竟是哪裡呢？教會應該做些什麼？
什麼是憂鬱症？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為了將憂鬱症或「重度憂鬱症」與日常的鬱悶心情區分開來，美國精神醫學會提供以下診斷標準：
當一個成年人表現出兩個核心症狀（情緒低落和缺乏興趣）中的一個或兩個，同時出現以下症狀中的四個或更多，且持續至少兩週時，即可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無價值感或不適當的罪惡感、集中注意力或做決定的能力減弱、疲憊、精神活動激動（無法安穩久坐）或遲緩（只想坐著不動）、失眠或嗜睡（睡太多）；體重或食慾明顯下降或增加、反覆出現死亡念頭或自殺意念。
然而，這個臨床定義沒有太大的意義，它無法捕捉重度憂鬱症患者獨特的痛苦狀態。
深度憂鬱是種具體呈現在情緒上的痛苦感受。它不僅僅是種精神狀態或對生命的負面看法，它也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嚴重憂鬱症發作的跡象包括對朋友、家人和自己毫無根據的負面評價、情緒上的「痛苦」；並且身體出現問題，如嗜睡、難以整理思緒，以及對周圍環境幾乎毫無興趣。也許我們之中一些人曾聽聞自己某個熟人自殺了，但這一悲慘的行為讓我們困惑、痛苦。我們說：「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諷刺的是，嚴重自殺未遂的倖存者經常以類似的態度反思自己的自殺行為：「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了」。重度憂鬱症的痛苦和心理功能障礙就是這麼深。
問題有多嚴重？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憂鬱症，其發生頻率和對正常生活的破壞都是驚人的。世界衛生組織將憂鬱症列為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致殘原因，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第一大致殘原因。在美國，5%到10%的成年人目前有重度憂鬱症狀（根據上面的定義），多達25%的人在其一生中曾符合診斷標準，使憂鬱症成為美國初級保健醫生治療的最常見疾病之一。在任何時候，都有約15%美國成年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從對正統猶太人到福音派基督徒等宗教團體的研究顯示，沒有證據顯示不同宗教團體或參與宗教活動及不參加的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在一個由200名成年人組成的典型宗教團體中，有50名參與者會在某個時候患上憂鬱症，且至少有30人目前正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數字呢？部分原因我們的文化對憂鬱症的態度/看法發生了雙管齊下的轉變。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等組織和製藥公司大力宣傳這個觀點：憂鬱症不是種性格缺陷，而是生物問題（疾病），需要生物性的解決方案（藥物）。將憂鬱症醫學化的努力有助於消除憂鬱症帶來的恥辱感，讓大眾相信憂鬱症並不是需要隱藏的東西。因此，憂鬱症已經走出壁櫥了。
一些批評者認為，隨著憂鬱症疾病觀的形成，診斷門檻也隨之降低。艾倫·霍維茨（Allan Horwitz）和傑羅姆·韋克菲爾德（Jerome Wakefield）教授在《悲傷的喪失》（The Loss of Sadness）一書中指出，精神科醫生不再為客戶的悲傷或生活中的情緒正常起伏提供空間，甚至將正常的情緒波動也貼上「憂鬱症」的標籤。
霍維茲和韋克菲爾德說對了一半。誠然，心理健康界已降低了識別憂鬱症的門檻。然而，當我們用固定標準追蹤美國過去20年的憂鬱症發病率時（這正是我的研究項目），我們仍可以看到發病率顯著地上升。因此，儘管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而且這種增長毫無疑問是為了製藥公司的利潤，我們仍有大量有據可查的增長數字需要得到解釋。
雖然我們的社會從廣泛撒網並假設所有蛛絲馬跡都是疾病中獲得相當大的利益，但如今，我們對憂鬱症所造成的情緒痛苦重擔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其中的生物因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且有了能舒緩這些因素的藥物。我們應該感恩有這些重大成果。
被簡化的人性
然而，廣義地將憂鬱症重新定義為疾病也會產生一些不良後果。這種理解正確地承認人性的生物面，以及它是如何變得紊亂不堪的。但對疾病的生物理解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生理疾病的理解忽略了社會環境可能是憂鬱症的促發因素，有時將憂鬱症患者視為與世隔絕的個體，他們的身體與外界的一切之間存在強大的界線。憂鬱症患者被簡化為「需要被修復的殘缺的身體和大腦」。
若你瀏覽任何一份權威的精神科學期刊，你都會讀到，我們的基因是憂鬱症的首要原因。在面臨某些環境挑戰下，憂鬱症就會出現。這是事實，但還遠遠不足夠。多數人都曾聽說憂鬱症可能是由於體內化學失衡（如血清素缺乏）引起的。雖然憂鬱症在生物學方面比單純的化學失衡更為複雜，但憂鬱症還是與我們大腦中的化學信息調節不良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某些藥物可以緩解中度至重度憂鬱症狀的原因。但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生物學發展；在過去的100年中，人類的基因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憂鬱症比率仍持續成長）。
我們也知道，扭曲的想法會導致憂鬱症。憂鬱症患者無法準確評價自己（覺得「我不如別人」）。他們擔心他們的自我正在瓦解（認為「我正在崩潰」）。他們貶低自己對他人而言的價值（相信「我對我的家庭沒有任何益處」）。 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我就是無法讓自己吃東西」）。現今最流行的心理治療——認知行為療法（CBT）之父亞倫貝克（Aaron Beck）提出，憂鬱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些認知扭曲。透過緩解扭曲的觀點，讓患者的認知更符合真實情況，憂鬱症就會得到緩解。有些證據能支持貝克的論點，儘管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
但是，認知行為療法因「只關注患者本人思維而忽視他所處的社會背景」而受到批評。心理治療師羅伯特·範徹（Robert Fancher）認為，認知行為療法「貶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創造文化並帶領我們超越現狀的心靈特質——想像力、熱情，以及將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帶入生活的勇敢而痛苦的過程。這等同於在『良好的心理健康的話語權』下對中庸生活的認可。」更簡單地說，認知療法傾向於強化社會規範，幾乎只專注於幫助個人適應環境。
現在，我們對與憂鬱症相關的神經科學和認知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並找到了相當有效的生物和治療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答這場流行病背後的迫切問題：為什麼憂鬱症大流行發生在現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生物和心理因素。
事情的分崩離析
我的一位醫學教授曾說：「人生好難」，我知道他的意思。身為一名年輕的實習生，我在熬過一輪徹夜未眠的值班後，正在尋求他的共鳴。我忘了去找他前一天推薦我讀的資料。他要的是資料，而不是藉口。但我的生活忙碌、混亂、充滿需多要求，我很難把所有事都處理好。
21世紀美國社會的日常生活是艱難的。我們要應付日益複雜、有時甚至是嚴酷的社會現實，持續不斷的壓力讓我們付上代價。憂鬱症在某種程度上是疲憊者向內心世界的一種退縮，試圖營造一個保護性的繭來抵禦現實世界的要求。無論個人憂鬱的成因是什麼，這個如今廣泛的流行病表明，生活在混亂的社會環境會使病情變得更糟。
但與前幾代美國人相比，我們的生活整體上更健康、更安全，經濟狀況也更好、教育程度更高。那麼，我們的社會在何處失調了？
事實上，生活的小小進步並不能說明什麼。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坐在舒適的辦公室工作，我們的祖先卻得與嚴寒、風雨搏鬥。然而，我們和他們一樣對命運感到不確定，對工作的掌握度也差很多。我們的工作並不穩定，而且由於專業化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無法靈活、輕鬆、快速地從一份工作轉職到另一份工作。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因為我們常有自己「落後別人」的感覺，不知道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界線（辦公室聖誕派對算是工作還是娛樂？）。我們與其他同事進行比較，但比較往往沒有結果，或是發現自己被不公平地比較了。當我們做得不夠好時，我們會感受到對自己或從他人那裡得到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所帶來的負擔。我們被賦予的職責沒什麼權利，資源更是少得可憐，我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對工作的期望，甚至無法控制如何利用工作時間。我們之中許多人有時受制於沒有人性的企業或經濟體系，而這些體系並非由我們自己造成，並且似乎超出我們的影響範圍。我們感覺自己渺小、無足輕重、可有可無。
有些美國人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艱難，以至於他們試圖透過濫用藥物、性濫交、小偷小摸或貪污來逃避現實。關於藥物濫用——有將近15%的美國人一生中曾與酗酒的癮搏鬥，超過一千萬美國人使用非法藥物。在依賴海洛因或處方止痛藥等鴉片類藥劑的人之中，憂鬱症患者的比例可能高達50%。儘管憂鬱症可能會導致藥物使用的增加，但更常見的情況是，藥物使用往往是為了逃避生活壓力，而導致憂鬱症的嚴重發作。此時，憂鬱導致非法藥物使用增加，非法藥物又導致憂鬱惡化，惡性循環隨之而來。
雖然我們之中多數人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人，但我們這一代是孤獨的。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在其經典著作《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指出，美國的「社會資本」存量——人與人之間的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信任——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幅下降。我們越來越少去投票、捐血、打牌、參加社區保齡球賽，或請朋友或鄰居來家裡吃飯。也許其中一些建立社交網絡的機會已被在家看足球比賽或Facebook等其他活動取代。然而，我們與家人、鄰居和朋友的聯繫卻越來越少。
我們所擁有的關係的本質也在改變。許多關係變成了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純粹的關係」——「純粹」，是因為它們脫離任何社會背景、外部結構或安全感。沒有盟約、社區之愛或約定來確定關係的方向，或能為關係提供持續性的保證、指導和支持，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由關係本身產生，而這為我們帶來沉重的負擔。在純粹的關係中，我們永遠無法放鬆，因為沒有忠誠或恆久的保證可以依靠。我們必須靠自己「維護」這些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性的警覺和不安全感往往會導致沮喪、焦慮和疲憊。要維持這些關係實在太難了。
建立在相互依賴基礎上的複雜社會需要信任，然而，隨著社會變得更加複雜，這種寶貴的公共資源卻不斷減少。如今，「你能完全相信誰？」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疑問。我們被告知，我們的現實已經變成由小團體組成的共同世界觀而已。對此，有人鼓勵我們開放點，接受所有觀點——但這會讓我們迷失方向。另一些人則建議我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信任任何新事物，從而使我們更孤立和疏遠。在這種雙重束縛中，進入嚴重憂鬱症的症狀——偏執狂，就不遙遠了。憂鬱症患者不僅對自己失去信心，也對周遭的人失去信心。
最後，憂鬱症的核心症狀莫過於失去盼望。如果說，每一次的選舉週期揭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盼望在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對災難的恐懼——恐怖分子、金融崩潰或生態災難——困擾著我們的時代。有些人忙於制定生存策略，從對社會的關注轉向對個人的關注。更多的人則對未來感到茫然，焦慮地在我們的文化大雜燴中飢不擇食，盡可能快速滿足自己的慾望。
教會的機會
不確定性、渺小感和無力感。破壞性的、自我放縱的逃避。孤獨和隔離。恐懼和不信任。失去盼望。退縮。儘管有點草率且不完整，但這幅21世紀初美國文化情緒的素描還是捕捉了被社會福利指數所掩蓋的黑暗細節。它也提醒我們，在理解憂鬱症這個大流行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只專注在個人身上，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如果使用得當，抗憂鬱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可以使人恢復穩定，從而更好地應對日常挑戰。對於那些深陷癱瘓性憂鬱症的人來說，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的效果甚至能讓他們對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感激。他們確實應心存感激。然而，這兩種方法都無法幫助人們理解或解決更根本、更棘手的問題——憂鬱症的流行正是這些問題引發的症狀。這些治療方法提供人們所需的緩解，但本身不是答案或能用來預防憂鬱症。
醫學治療的缺憾在於，它們對問題主體的理解有限。而這兩種治療方式都低估了它們治療的主體：人類。文化機構和權威有時可能會僅僅視人類為「有著大腦的身體」，但人類遠不止是這樣。對那些有智慧去理解的人來說，憂鬱症的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人類的複雜性。特別是，憂鬱症提醒著我們，我們是社會性、精神性（並有著身體）的動物，一個墮落社會的痛苦往往會刻在其成員的身體上。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身體不會受到社會苦難的影響，我們就錯估了人性。（路加福音22:44）。
事實上，有時看似是憂鬱症的發作並不表示人類機體出現了故障，而是人類機體忠於自己的靈魂—社會性—生理天性。情緒上的痛苦可能是對這個出了問題的世界的痛苦的適當反應。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西元前588年左右看著耶路撒冷毀滅時，一定感受到這種痛苦。「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耶利米哀歌2:11）。基督徒被呼召與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並且我們應歡迎像這樣應同理而產生的情感上的痛苦，這種痛苦使我們與受苦的人並肩作戰。如果我們對周遭的痛苦和苦難變得麻木，我們就失去了人性。
基督教關於罪及其影響的教導使教會不再對人類的混亂狀態感到驚訝。我們可以承認罪在內在和外在的影響。我們可以正視我們身處一個充滿傷害的社會的事實，不會假裝一切正常。
感謝上帝，祂使那位曾完全進入我們的處境，打敗罪、死亡和地獄的權勢的主耶穌復活，使我們不僅能勇敢說出殘破社會的現實，並倚靠、盼望祂終將使萬物更新的應許。
那些身體上承載著絕望印記的人需要一個承載著這個世界唯一有確鑿的盼望的共同體/社區（community）。他們需要這樣的共同體，一再地活出盼望的樣貌，並因著能共同預嘗上帝應許的未來國度而歡欣。他們需要看到，這個由基督的復活所承諾的偉大應許，使我們因著盼望能在破碎的現實中堅持住。當我們一同這樣承接彼此時，教會能為所有沮喪的成員提供再有確定性不過的真實盼望，並時刻彼此提醒這個我們最需要不斷聽到的信息：這個罪孽深重的社會現實，沒有最終的話語權。體現在教會共同體之中的基督才有我們靈魂最終的話語權。
丹·G·布雷澤（Dan G. Blazer）是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吉本斯教授（J. P. Gibbon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著有《憂鬱的時代》（The Age of Melancho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