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生活中某個平凡的時刻會讓人永久記得。我記得七歲時和媽媽一起出門辦事的情景。我們在銀行停了下來，按照當時的習慣，媽媽稱呼自己為「x太太」(x是爸爸的名字)，然後再報上爸爸的全名。「x太太」——爸爸的名字加上「太太」的組合在我聽來很怪，我忍不住笑出聲。「媽媽，那是爸爸的名字耶！」我堅持的說，百思不得其解。「妳有自己的名字！」我還記得她和銀行出納員驚訝地看著我的樣子。我們之間的互動是整個20世紀美國世代觀念轉變的一個縮影。
早在美國文化開始研究如何為女性的名字找到最合適的位置前，聖經就已經走在前面了。事實上，聖經ㄧ直在挑戰其所處時代的文化習俗：在書頁中記錄普通女性的名字。在上帝創造和救贖的宏大敘事裡記錄普通女性的名字，是「聖經文本連貫性」裡最少人提及、但極為值得關注的一部份。
當然，有些女性的故事在聖經中比其他故事更容易理解。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沒有新約的專業知識，「非比」(羅16:1-2) 這個名字更容易讓人聯想到NBC熱播劇《六人行》中同名的那個可愛、呆萌的金髮音樂家，而不是《羅馬書》提到的那位女性。但任何一個尋求理解自身信仰的人總會想進一步探究文本。非比是誰？她與這封最具影響力的書信有什麼關係？
最純正的福音
所有的經文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並不是每一本書卷都能像《羅馬書》一樣在教會歷史上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我們很難量化這封信對教會神學及其領袖結構所帶來的震盪性影響。閱讀《羅馬書》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基督教歷史上，《羅馬書》曾改變過一些最重要的教會領袖的生命。當奧古斯丁聽到細微的「拿起來讀」這聲音時，在那個改變他一生的時刻，他打開《羅馬書》13章13節。《羅馬書》透過彼得·倫巴德寫的《Four Books of Sentences》塑造整個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在神學家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嶄露頭角前，這本書一直是中世紀的神學教科書。
在宗教改革時期，人們對保羅書信的興趣與日俱增，受益於印刷術，光是《羅馬書》就出版了70多本註釋書。馬丁路德自己生命轉變的經驗發生在讀了《羅馬書》1:17關於神的義的問題。他在序言中強調羅馬書的重要性：
這封信確實是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是最純正的福音。它非常值得基督徒不但逐字背誦它，而且每天用它來充實自己，就好像它是每天靈魂的食糧那樣。我們永遠不可能讀這封信讀太多遍，思想它太多遍並足夠理解它。我們越是與它打交道，它就越珍貴，越有味道。⋯⋯它本身就是一盞明燈，幾乎足以照亮整本聖經。
幾個世紀後，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於1738年5月24日在奧爾德斯蓋特街聆聽馬丁路德為《羅馬書》所寫的序言，他的心「奇異地溫暖了」，他的信仰也發生了轉變。再往後，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從新教自由派轉向「聖經裡的奇異新世界」後，在《羅馬書釋義》(Römerbrief) 一書裡簡述自己的轉變，這本書也被譽為「神學家操場上的一顆重磅炸彈」。
每當人們想到《羅馬書》，就會想起從奧古斯丁直到巴特以來的教會巨頭。然而，第一位對《羅馬書》進行解釋和說明的人，正是負責傳送這封信的人，她的名字叫非比。
開拓羅馬道路
在新約聖經裡，只有兩節經文提到這位保羅委以重任的女性，但保羅透過這一節經文留下對初代基督徒群體的深刻洞察。
在這封十分有份量的神學書信結尾處，保羅的語氣變得無比私人。他提到了29個人，問候了其中28名，並推薦其中的一位：非比。向別人推薦某人，就是為那個人擔保，與他站在一起，證明他值得信賴。而保羅以他使徒的身份推薦了非比。
從保羅說的話來看，她似乎已證明自己配得上保羅的讚揚。她是基督的跟隨者 (保羅稱她為「我們的姊妹」)，是「在主裡」的一員，值得以聖徒的身份被人接待。保羅用兩個具體的稱號來形容她：diakonos 和 prostatis。
這兩個稱號是什麼意思？非比的角色是什麼？
第一個字diakonos是希臘文「僕人」一詞的陽性形式，英文單字deacon (執事)就是從這個字而來，這表明她經常幫助他人，如同耶穌的教導 (馬可福音9:35；10:43) 及祂親自實踐的 (羅15:8)。這也可能表明，她在哥林多以東幾英里的港口城市「堅革良教會」擔任執事。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中描述擔任這一重要職位的資格時，也是用這個字 (提前3:8-13)。無論英文聖經翻譯使用的是「僕人」或「執事」，唯一不符合新約聖經的翻譯就是「女執事」。
在聖經文獻中不存在女性化的性格特徵，或職位形式。有些後來的教會認為女執事的角色從屬於男執事，這在聖經裡是完全找不到依據的。所有的僕人或執事，無論男女，都平等地跟隨耶穌的腳步，耶穌就是來服事所有人的。
第二個字prostatis，在整本新約裡只有出現在《羅馬書》裡，但在希臘羅馬世界卻廣為人知。在舊約的希臘文譯本中，這個字可以表示「領袖」。然而，保羅說非比是「他的prostatis」，而保羅通常堅定表示自己在「神的帶領下」與他人共同領導。使用這個字的基本意思也可能是說，非比幫助了別人，但多數人認為，保羅確實是按照他那個時代世俗文本裡常用的方式來使用這個詞的：她是個恩人，一個使用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影響力為他人說話的人。
這一切都引出另一個問題：非比在羅馬具體扮演什麼角色？
解經家普遍認為，保羅把非比放在名單的第一位，是介紹非比是這封信的攜帶者。雖然在我們的現代文化裡，我們會感謝郵局員工的辛勞，但我們並不需要了解他們的背景，以確認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帶過來的信件。保羅用好幾句話來描述非比，並用了幾個強調性的短語，來告誡在羅馬的基督徒要善待她，這表明她不僅僅是個傳送信件的郵遞員。她將在他們「如何理解這封信」的過程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保羅希望他們信任她。
由新約學者賴特 (N. T. Wright) 推廣的一種觀點認為，身為送信者，非比也會負責宣讀這封信。賴特說：「通常是由送信人向收信人宣讀並解釋信的內容。」
但海德 (Peter Head) 等學者對賴特結論的第一部分提出質疑。海德在分析古代書信時指出，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送信人就是書信的宣讀人」。相反的，收信群體的成員會大聲朗讀信件。
這是否讓非比再次成為一個沉默的助手？
完全不會。海德承認，即使她不宣讀這封信，非比「也會在解釋羅馬書的內容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身為保羅的代表，她負責在場回答有關《羅馬書》的問題。在數年之間，人們會對這封信提出一些問題——可以這麼說，非比是第一個回答這些問題的人。
對描述非比的詞彙的不確定性，不應掩蓋解經家對她角色的共識。爭論非比在教會內擔任什麼樣的職務會分散我們對這些經文裡更有意義的現實的注意力：保羅信任非比能替他解釋《羅馬書》的內容。如果我們不承認非比在此處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我們會錯過什麼呢？
從羅馬到宗教改革
雖然保羅將非比的名字與「僕人」(diakonos) 的陽性形式搭配，但在教會傳統裡，這個詞很快就被女性化為「女執事」。重要的是，金口約翰 (John Chrysostom) 和教父俄利根 (Origen) 都解釋《羅馬書》裡提到非比是「女性被按立為教會執事」這一特殊職位的證據。
女性執事職位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存在於教會職位中，直到六世紀。聖拉德貢德 (Radegunde) 在法蘭克人中為基督教的擴展做出貢獻，她是最後一批由主教按立的著名女執事之一。在中世紀時期，執事職位被歸入羅馬天主教 (男性) 神職人員的按立程序中，進一步失去其獨特性。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非比的地位再次被凸顯，部分原因是《羅馬書》得到聖經釋經學者過多的關注。此外，教會傳統裡，傳道人逐節闡釋經文 (稱為lectio continua) 的做法，肯定會讓她直接出現在大家的視野。最終，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的日內瓦教會在各種新教傳統裡，率先恢復女性執事的職位。
根據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教會的四重職務——牧師、長老、執事、醫生——代表加爾文的教會學 (Ecclesiology) 裡的支柱，在執事的範圍內，女性並沒有被排除在行列外。身為「基層教會傳道人員」，執事有別於長老。此外，加爾文也從《羅馬書》12:8汲取靈感，將執事分為兩種不同的角色：施捨窮人，和照顧窮人及病人。加爾文根據他對《提摩太前書》5:9-10這段經文的解讀，將第二個角色歸結為寡婦的工作，而這段經文在羅馬天主教傳統裡，是修道院誓言的基礎。在日內瓦市探索如何照顧從歐洲各地 (尤其是法國) 途經該市的成千上萬宗教難民時，設立向女性開放的執事職位，為該市提供了很好的服務。
在加爾文的領導下，宗教改革涉及明確各種領袖的責任，將他們與政治統治者區分開來，因此，執事職位是一個教會職位，加爾文認為其中應包含女性。儘管女性執事並不局限於日內瓦，但正如麥基 (Elsie McKee) 的著作所指出的，「加爾文改革宗下的執事制度，是新教或再洗禮派教會體制裡，唯一在女性事奉者 (於從屬的) 的職位上包含教導的職責的制度」。因此，加爾文帶領的日內瓦教會是「認真看待非比」的榜樣及例外。
非比的重要性，在法國改革宗聖經中得到進一步的強調。新約聖經每封信的結尾都印有被稱為「colophons」的部分，提供關於每封書信的作者和地理位置的資訊。從 16世紀到18世紀，非比與《羅馬書》的特殊關係在colophons裡被描述為教會的送信人、僕人或女執事。在改革宗新約書信的colophons傳統裡，她是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被人紀念的女性。(編按：colophons在此可以理解為聖經書信介紹。)
傳承
儘管今日的學術界對非比的重要性仍存在爭議，但對非比身為送信人的角色達成的共識，讓人以「無法忽視」的方式使問題變得更加清晰。
首先，例如「保羅禁止所有女性參與釋經學和神學討論，甚至是教導的角色」之類的結論被排除了。雖然這在神學不同的教會和機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非比的故事不會讓任何努力在歷史背景中理解聖經的基督徒認為，身為女性就沒有資格進入神學研究領域。如果保羅沒有貶低女性談論最複雜的神學文獻——《羅馬書》的能力，我們也不該這樣做。
非比的名字和她身為福音傳遞者的角色，再次提醒今日的教會，聖經如何強調女性同樣是上帝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實踐的救贖計劃中不可或缺的忠心貢獻者。當保羅將非比介紹給羅馬教會，並鼓勵那裡的基督徒榮耀地接待她時，保羅也是在向我們介紹非比。我們同樣被要求歡迎她帶來的一切。正如加爾文所寫的：「基督的僕人若不向她表示尊敬和親切，是不恰當的。既然我們應以愛包容基督的所有肢體，我們當然也應敬重——尤其是愛和尊敬在教會任職的人。」
此外，透過委託非比來傳達這封信的內容，保羅開創了ㄧ個先例，今日我們每次聆聽經文的誦讀和解釋時，都遵循著這個先例 (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就是：我們透過他人的聲音聽到上帝的話語，像非比向羅馬教會講述和解釋保羅的話語那樣。任何拿起《羅馬書》並與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走在第一位解經者——非比的腳步後。
保羅想在《羅馬書》中傳達什麼樣的信息？在這封信中，他的目的是回應當地教會的問題，並解決他自己的問題。但保羅以同樣肯定的答案來回應這兩個問題——關於他們所面對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共處的挑戰，以及保羅自身忠心傳揚福音時的挑戰——保羅論證：上帝是值得信賴的。
《羅馬書》以其崇高的屬靈真理而聞名：上帝在罪的問題、死亡的威脅，以及所有人的終極救贖方面都是值得信賴的。既然這是真理，保羅在《羅馬書》中也論述，在分裂和焦慮等較平凡的現實問題上，上帝也是值得信賴的。《羅馬書》的訊息就是，我們可以信靠上帝來處理這一切。
這一訊息在傳遞它的使者身上得到共鳴。因為上帝是可信賴的，保羅可以信任一個令人驚訝的人，讓她來傳遞這個最有影響力的信息。他既沒有為非比爭辯，也沒有為她的能力或智慧辯護。他對她的介紹簡潔有力，無需特別懇求。保羅信任非比，因為非比信靠上帝，這就足夠了。當我們每個人——無論我們是誰——都信靠可靠的上帝時，我們就能像非比一樣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
事實是，每個信仰基督的人，都有責任將這個好消息傳遞下去。藉著這行動，身為每一個其他基督徒的祭司，我們活出在基督的身體中「倚靠永生上帝的大能，跨越時空彼此連結的意義」。我們的女兒和兒子都應得到充分的裝備，以了解蘊藏在他們心中的盼望——因為上帝將派他們以福音傳遞者的身份走向世界，人們將向他們詢問關於我們神聖的經文的迫切問題。
當我們傳遞福音時，我們不僅繼承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等作家的屬靈遺產，我們也在繼承抹大拉的馬利亞傳給樓上房間的人、百基拉傳給亞波羅、非比傳給羅馬教會的屬靈遺產。
我們同是使徒線上的信差，這條線一路追溯至上帝啟示的恩賜，正是我們見證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所帶來的盼望的基礎。
珍妮佛·鮑威爾·麥克納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是惠頓學院聖經和神學研究富蘭克林·S·戴恩斯講座教授、伊利諾伊州格倫艾林第一長老會教區助理以及麥克納特謝爾牧師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艾米·貝弗里·皮勒（Amy Beverage Peeler）是惠頓學院新約副教授和伊利諾伊州日內瓦聖馬克教會副主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