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有記憶以來，宣教士這個詞在我腦海裡總有種讓人感到焦慮的形象。一個年輕人因為感受到了對某個「危險」或「貧困」國家的強烈呼召，放下了舒適的家及家人，融入到一個新的文化裡。他們無限循環著「忍受苦難、信靠上帝、結出果子、募款」的人生狀態。
當一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詢問是否能和我約會時，上面這個形象馬上出現在我腦海裡，讓我不得不面對我對宣教士的生活所感到的這種不安。這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即將在青年使命團的台灣分部 (YWAM-Taiwan) 委身整整五年的服事。隨然我對他很有興趣，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是能這樣犧牲舍己的料。但那年夏天，我去台灣拜訪了他幾個星期後，驚訝地發現他的生活跟我童年時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白天在咖啡店上中文課，每週有幾個晚上在機構做咖啡事工，教台灣人英文和聖經。他住在一間有冷氣、Wifi及衛星電視的現代化公寓裡，他大部分的傢俱都來自台北捷運幾站外的IKEA。即使他家在數千英里外的北卡羅萊納州，他仍然可以在線上看維京人隊(Vikings)的足球比賽，而且隨時可以跟家人講電話。
這些便利的現代化設施能讓我(及其他人)更容易對台灣說「Yes! 」(我願意去台灣宣教)。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後來在其他微小，但對於處在文化過渡時期、努力體現道成肉身的宣教士來說非常關鍵的時刻上—— 說出「好」會變得有多困難。
高速的網路、飛機的出現及手機使我們這些離開家鄉及親人的人，能以過去時代的人難以想像的方式來與這個世界保持聯繫。但這些技術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宣教士在上帝呼召他們委身的事工禾場上「活在當下」的能力。
延長了文化衝擊
在我初次拜訪台灣的夏天過後，我和這個宣教士結婚了。三週後，我們一起搬到台灣。等待著我的是滿滿的文化衝擊階段。因爲我心裡懷抱著異國情調的台灣形象，讓我忘了我正生活在一個我毫不熟悉的文化裡的事實。和我在明尼蘇達州農村林地老家不同的是，我現在住在一個由混凝土高樓建成的城市，幾乎不可能看得到一片草地。語言障礙意味著連買菜跟去郵局這樣的簡單的事，都需要花費好幾個小時，讓我才半天的時間就已筋疲力盡，無法再做任何事。而台灣炎熱潮濕的夏季持續好幾個月，即使少數涼爽的日子也經常伴隨著傾盆大雨。
在剛搬來台灣的初期階段，我常不斷看著Facebook或打電話給媽媽來暫緩過渡時期的壓力，有時還會幻想著回家。中文課下課後，我會花好幾小時看Netflix，吃從便利商店買來的垃圾食物，迫切希望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感覺自己像個正常人。
我的上司斯科特 (Scott Contival，青年使命團台北分會的負責人) 對我的掙扎一點都不意外。斯科特在台灣生活了17年，親眼見過許多下屬在最初幾個月努力適應新文化時的掙扎。他告訴我，我的經歷很正常。「一般人通常需要6到18個月的時間經歷文化衝擊的循環，才能達到一種感覺正常的狀態。」
或至少以前的人是這樣的。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新來的宣教士有一種趨勢，就是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走出文化衝擊的階段，」他說。「筆記型電腦跟智慧型手機讓他們能無限制地接觸到自己的家庭及文化，這讓融入當地文化變得更加困難。」
而我也慢慢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識到，道成肉身地融入當地文化 (incarnation) 或許是決定宣教士在海外生活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ㄧ。
新的世代
雖然道成肉身地融入當地文化仍是多數現代宣教士的渴望，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加。
「對以前的宣教士來說，和家人道別，前往宣教禾場的那一天，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但船一駛出，傷口就開始漸漸癒合，」斯科特說。
彭蒙惠 (Doris Brougham)可以證明這一點。1948年，她22 歲那年，她第一次坐上一艘航行六週的貨輪從美國去到中國。她在共產黨即將接管中國的動盪時期裡，在中國度過宣教士生涯的前三年，最終落腳至一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島嶼上——也就是今天的台灣。在極為動蕩的歲月裡，她幾乎沒有收到家人的來信，唯一的聯繫就是一些碰巧能在精確的時間抵達正確地點的神蹟般的信。彭蒙惠抵達台灣時，唯一的財產是一本中文聖經及父親送她的小號。
追憶彭蒙惠：台灣人ㄧ生的朋友
但彭蒙惠的生活並沒有馬上變得輕鬆。在她剛出國的三年內，她意外的接連失去了雙親，但回家的路又長又貴，她無法參加他們的葬禮。她必須找到一種能處理她巨大悲傷的方式，而這個方法最終加深了她對新家鄉的愛及對上帝的倚靠。當她吹奏小號時，村裡的孩子們經常聚集在她身邊，組成即興合唱團，為處在困難時期的她帶來歡樂和意義。漸漸地，她在台灣人之中有了新的生活。如今，她所建立的結實累累的《天韻》福音事工已有70多年的歷史。
在現代，宣教目的地跟我們家鄉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而且交通越來越便宜。航班能在幾小時或幾天內送我們回家，而不再是幾週或幾個月。智慧型手機讓我們能即時和家人聯繫。社交媒體讓我們能很快追蹤朋友的近況，更不用說政治、名人和體育新聞了。這種聯繫在許多方面而言都是種祝褔——我們的家人和教會能更容易傳遞鼓勵的話給我們，也能更容易知道到我們可能面臨的緊急情況。從事工中休假回家也變得更容易且負擔得起。朋友也隨時能來宣教地拜訪我們。
但這些新的發明也可能會讓人分心。要如何與這些便利的科技劃出健康的界線是個挑戰。「我對今天的宣教士最大的擔憂是，即使他們已經離開了家鄉，卻完全有可能透過社交媒體和影片『繼續生活在家鄉裡』，而離鄉背井的傷口會因此不斷重複地被撕開，」斯科特說。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努力在與自己充滿愛的原生家庭之間劃出健康的界線——尤其因為他們不想讓我有被遺忘的感覺。某次聖誕節，因為他們拿著手機讓我能親眼看著他們拆開我送他們的禮物，讓我淚流滿面。今年，他們資助我回美國的家過30歲的生日，雖然是看似簡單的事，卻導致我回到台灣後，思鄉長達數週。
其他問題如「我應該多久打電話回家一次？」或「可以看Netflix嗎？每週能看幾個小時？」困擾著我及其他能接觸到高速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的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但處理我們所擁有的這些大量的選擇性，可能會消耗掉宣教士情感上的能量，使我們的重心離上帝呼召我們所去到的禾場越來越遠。
在全球化的時代支持宣教士
和所有基督徒一樣，宣教士會感到軟弱、想家及沮喪。在這些低谷的時刻，毫無節制的追劇及狂熱瘋迷某個球隊等行為並不罕見。在我們覺得孤單的時候，現代教會可以透過拜訪我們的宣教禾場，或利用科技來陪伴並鼓勵我們。對宣教士的支持一直以來都是全人關懷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支持。但在這個數位時代，支持者需要策略性地思考如何幫助宣教士忠實於上帝放在他們生命中的呼召。
我的家人曾提出分享他們的Netflix密碼給我，或幫我買季票看明尼蘇達雙城(Twin Cities) 隊的轉播比賽。但我意識到這些事對我來說太誘人了，我不能把我有限的注意力再分散出去了。隨著一些宣教機構已開始學習如何制定標準來幫助宣教士應對這些挑戰，支持者們同樣可以挑戰並鼓勵他們關心的宣教士。
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為了將基督的國帶到世界各個角落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的身後也需要一個同樣願意犧牲捨己的支持團隊——不僅是在財務層面，還包括代禱、關心他們及有意識地與他們交流。支持團隊的角色不一定是要減輕宣教呼召所帶來的痛苦，有時，是與他們一同承擔這份重擔。
宣教士的支持者及教會肢體應該首先關心宣教士的文化適應狀況。他們在哪些領域上掙扎？科技是否在某些層面上危害到他們的事工？能回家參與某些家庭活動是否會更好，還是就算錯過了也沒這麼嚴重？他們經歷哪方面的文化衝擊？狀況是否越來越好？有沒有在哪個領域上更容易軟弱犯罪？我們能如何在禱告及監督方面成為他們的幫助？
保羅在結束寫給帖撒羅尼迦人的兩封信前，提出了個簡單但熱切的請求——請他們為他的事工禱告 (帖前5:25，帖后3:1)。而今天的宣教士們也有同樣的需求。如果你正在為某個宣教士禱告，請讓他們知道！這雖然是件簡單的事，對他們卻是很有力的鼓勵。
與台灣接軌
今年稍早的時候，我有機會與現年90多歲的彭蒙惠聊天，聽聽她在1950年代過渡到宣教士人生的經歷。她既聰慧又風趣，很快地說起她在亞洲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正如她所分享的，很明顯的，她初來乍到時的台灣與我現在所生活的台灣截然不同。她剛來台灣時，非常少人會說英文，學中文與其說是種選擇，不如說是個必要條件。她去的很多地方的衛生設施遠非現代化，她遇到許多患有肺結核或有其他傳染病的病人，她也會擔憂自己被感染。聽著她的分享，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動來動去，覺得我的掙扎與她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她面臨的是生死攸關的局面，我卻在煩惱我該在手機上下載哪個應用程式。
但我發現，當我開始認真對待我個人的掙扎時，它能成為我生命成長及事工蓬勃發展的催化劑。我跟丈夫把電視鎖在壁櫥裡一整個賽季，這樣我們就有時間能與彼此及來訪我家的客人建立更有意義的連結。我不再帶手機到公共場所了，這樣我就能在公園遊樂區跟其他媽媽聊天，而不是刷著Twitter。由於我限制自己與家鄉聯繫的時長，我發現我和台灣連結的時間開始增加。文化衝擊的痛苦最終緩解了。我發現和家人減少聯繫反而讓我更有生命力，和他們的聯繫並不是讓我能好好生活的必需品。
搬到台灣一年多後，我跟丈夫搭著計程車到醫院生下我們第一個孩子。雖然在家人遠在千里之外的地方迎接新成員是苦樂參半的事，但我們發現我們的兒子還有另一個大家庭：將他視為己出的台灣阿姨和叔叔們。我們兒子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中文，他對台灣菜有著無窮無盡的胃口，這讓我們所有的台灣朋友都很高興。我們雖仍會傳照片及影片給家人 (並歡迎他們來台灣拜訪我們)，但台灣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家。
Rachel Kleppen 與她的丈夫Travis和兒子Benaiah現居於台灣台北，他們服事於青年使命團台灣分部。她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伯特利大學（Bethel University）獲得青年事工及聖經研究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