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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富汗投入是否值得,還是浪費?隨着塔利班重新掌權,基督徒在哀慟、禱告和學習

在全世界爭論美國撤軍行動之時,15位各界領袖反思了他們如何運用自己的信仰來理解在撤軍后如何最好地倡導正義的問題。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1
圖片: Paula Bronstein /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30日,阿富汗喀布爾,在安靜的美國大使館圍牆上人們所看到的壁畫。

很難忘記在塔利班佔領喀布爾之後,阿富汗人為了離開自己的國家而不顧一切地衝上即將起飛的飛機的畫面,有些人徒手扒在飛機上。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繼續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從阿富汗撤軍的計劃、塔利班迅速接管,以及在疏散翻譯和其他面臨迫害風險的人方面似乎缺乏協調和規劃,都引發了全世界強烈的憤怒和悲傷。

美國境內外的基督徒對美國政府和軍隊應該做什麼有不同意見。 但他們正試圖運用他們的信仰來幫助他們了解如何在事後最好地倡導正義。

CT調查了15位領袖,了解他們對美國撤軍和塔利班接管的哀慟;他們如何為阿富汗的未來禱告;他們認為美國基督徒可以從這場戰爭中學到什麼;他們如何看待對宣教領域的長期影響;以及美國軍隊和外國基督徒工作者幾十年的投資是值得的還是浪費掉了。

調查的參與者

克里斯·塞普爾

(Chris Seiple) 是全球參與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的榮休主席,也是《人道主義干預中的美軍與非政府組織關係》一書的作者。

保羅·米勒

(Paul Miller) 是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的國際事務教授。 他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主任。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Mariya Dostzadah Goodbrake) 和她的家人曾經是阿富汗難民。 她現在擔任Global FC的執行董事,該組織為堪薩斯城地區的難民服務。

尤金

(Eugene) 是一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服務了幾十年的基督教工作者,由於正在進行的事工,他要求匿名。

珍妮·楊

(Jenny Yang) 是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負責宣傳和政策的副總裁,該組織是全國福音派基督徒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人道救援分支,是美國九個難民安置機構之一。

馬克·圖利

(Mark Tooley) 是《神意:基督教與美國外交政策雜誌》(Providence: Journal of Christianity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的編輯和宗教與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的主席。

漢弗萊·彼得斯

(Humphrey Peters) 是巴基斯坦教會的主教和白沙瓦教區的主教,該教區延伸至喀布爾。

瑞安·布拉謝

(Ryan Brasher) 是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福爾曼基督教學院(Forman Christian College)擔任了七年(2014-2021)的政治學教授。

馬克·莫里斯

(Mark Morris) 是 RefugeeMemphis.com 的負責人和聯合大學(Union University)的城市神學研究教授。

曼蘇爾·博爾吉

(Mansour Borji) 是“第18條款”(Article 18,即《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譯者注)的宣傳主任,該組織支持伊朗受迫害的基督徒。

喬希·曼利

(Josh Manley) 是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哈伊馬角進行教會植堂的高級牧師,他與阿富汗牧師們建立了關係。

福阿德·馬斯里

(Fouad Masri) 是“新月計劃”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也是一位黎巴嫩裔美國牧師。

胡倫尼薩·法里德

(Hurunnessa Fariad) 是一位阿富汗裔美國穆斯林,也是“多信仰鄰居網絡”的外聯主任,該網絡在各宗教社區之間建立關係,以減少猜疑或對立。

另一位參與調查的是一位來自東南亞的資深傳教士,他要求匿名,因為他仍在受影響地區活動。

最後一位參與者是一位在美國的阿富汗人,她與一位阿富汗牧師結婚,由於在阿富汗的個人關係,她要求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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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的撤軍和塔利班的接管,你最哀慟的是什麼?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沒有人準備好。 據說是9月,但他們這麼快就離開了。 我的單身妹妹無法逃脫。

胡倫尼薩·法里德: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一個人民富有韌性和頑強精神的的國家將繼續遭受痛苦。 40多年的流血和恐懼已經夠多了,在今天的社會不應該發生。 阿富汗已經回到了黑暗時代,簡直是一夜之間。

第二,加尼(Ghani)總統放棄了他為阿富汗人民服務的責任,這是多麼懦弱。 ……他出賣阿富汗,把它留給了狼群。 第三,美國的撤軍計劃和執行得太差了。 隨後在喀布爾機場發生的恐慌和奪路奔逃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超過8萬名SIV(特別移民簽證)申請者將如何處理,他們得到了美國政府的保護許諾,但卻被困在喀布爾,隨着塔利班的接管而擔心自己的生命。

第四,將對阿富汗婦女施加的暴力和控制。 一想到婦女又要被迫穿上罩袍,在沒有合法的男性護送情況下不被允許離開家,不被允許上學和工作,被迫與塔利班成員結婚,我就會熱血沸騰,為我的人民心痛。

保羅·米勒: 我幾乎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我哀嘆失去的生命、失去的自由、猖獗的不公正、暴政和恐怖的勝利。 壞人贏了。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歷史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組成的聯盟集體說服自己,他們無力阻止一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和野蠻狀態,而且,由於他們無能為力,他們告訴自己安慰性的神話,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我感嘆我們對自己說的謊言和編織的神話,這些被用來使我們對自己做出的道德上冷酷無情和懦弱的決定感覺更好。

珍妮·楊: 我關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所帶來的人道主義後果,以及缺乏規劃,使許多脆弱的阿富汗人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需要撤離的人的選擇有限。 有許多群體對塔利班重新掌權意味着什麼感到恐懼:與美國軍隊有關的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以及婦女和女孩——特別是那些抓住機會追求教育的人。 我們與他們一起悲痛,並要求美國和其他國家推動塔利班儘可能多地擴大對他們的保護。

曼蘇爾·博爾吉: 人權和民主這些來之不易的價值觀正在被進一步玷污,因為西方大國缺乏長遠的眼光和承諾,對這些價值觀口惠而實不至,從而給專制政權和意識形態提供了剝削國家、詆毀人民尊嚴的彈藥。

喬希·曼利: 雖然我對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許多現實感到悲哀,但我最悲哀的是,這使阿富汗教會中親愛的弟兄姐妹處於危險的境地。 一段時間以來,他們已經感受到(相對而言)一定程度的穩定和安全。 我感嘆新環境對他們的未來可能意味着什麼。 我感嘆他們現在突然知道的恐懼和擔憂。

馬克·圖利: 這場戰爭和所有戰爭一樣,反映了人的墮落。 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法逃避的。 然而,我們可以欽佩所有美國、阿富汗和各種北約人員以及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犧牲和勇氣,他們為了阿富汗能夠擺脫過去的蹂躪而努力和犧牲。 有許多成功之處:在這二十年裡,更長的壽命、更多的健康、更多的教育、更多的自由。 這些勝利不會完全被塔利班所扼殺。 而且我們可以認為,阿富汗的教會,無論多麼小,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其果實將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在未來幾代人中收穫。

你將如何為阿富汗的未來禱告?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為了婦女的自由。

克里斯·塞普爾: 我的禱告是,新的裝備和服務方式將被揭示給阿富汗和中亞其他地區的教會。 我特別希望整個阿富汗和該地區以及中東/北非地區的教會能夠成為創傷護理的場所,從而實現內部和外部的和解,為全社會服務。

馬克·莫里斯: 為塔利班領導人的獲救祈禱。 祈求上帝將那些最危險的人從惡人的惡手中隱藏起來。 為福音的推進和基督在阿富汗磨鍊他的教會而禱告。

曼蘇爾·博爾吉: 願人們的生命得到保護,特別是那些有信仰和/或信念的人,像塔利班這樣的偏狹團體認為他們會威脅、破壞其極權統治。 阿富汗將像鳳凰一樣從灰燼中重生,這一次將更強大、更明智。 上一次塔利班統治時,阿富汗人民意識到伊斯蘭主義革命者的承諾是空洞的。 新一代人將重溫這一經歷。

保羅·米勒: 我為上帝國度的勝利,也為和平和正義祈禱,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事情顯然是不可能靠人的努力實現的。

彼得斯主教: 我們祈禱聖靈觸動塔利班,讓他們保持柔軟的心,承認所有人的人權。 基督的全球肢體需要向塔利班人表達基督徒的愛和同情,並分享上帝賦予我們的祝福和喜悅。 如果在撤軍之前,我們每天為阿富汗祈禱一次,現在我們應該祈禱10次。

珍妮·楊: 我最迫切的是為那些急於逃離的人禱告,希望上帝能保全他們的生命,並為他們開闢一條道路——不管是通過美國政府還是其他方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找到避難所,使他們的權利和尊嚴得到充分尊重。 除此之外,我還為阿富汗人民的蓬勃發展禱告,尤其是那些特別脆弱的人,希望他們能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體驗到自由和快樂。 我祈禱國際社會將繼續敦促塔利班改善婦女和兒童、宗教和少數民族以及其他經常與其持異見並可能在其統治下受苦的人的權利和自由。

胡倫尼薩·法里德: 我為阿富汗兒童禱告,希望他們永遠不必在炸彈和槍聲中入睡。 我為一個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教育、商業、旅遊——促進和保護婦女以及阿富汗各民族的人權的國家禱告。 我禱告阿富汗能像蘇聯入侵前那樣被承認為一個有力量、有尊嚴和有毅力的國家。

尤金:(我祈禱)阿富汗人民開始決定他們的未來,而不是由其他國家的軍隊在他們的國家控制和談論國家建設,而這是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權自己做的事情。 (我的禱告是,希望)塔利班堅持他們的承諾,即建立一個更自由的社會,讓婦女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並讓女孩/婦女上學。 希望耶穌的追隨者在數量和成熟度上有所增長,並以改變性的行為和言語來祝福國家。

福阿德·馬斯里: 為秘密信徒的保護和倍增而祈禱。

祈禱阿富汗人能夠看到,一個伊斯蘭聖戰組織不可能成為多樣化的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合法領袖。 為在美國的阿富汗鄰里祈禱,讓他們遇到能夠安慰他們的基督徒朋友。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我特別禱告有勇氣、有韌性、有決心的一代人站起來。 我相信,得到解放和基本尊嚴滋味的一代人不會忘記。 我們侍奉的上帝不斷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要記住、要思考我們冒險走過的道路。 我深深地祈禱,這一代人不會忘記民主的芬芳,而是勇敢地站起來,打敗敵人。 我祈求在阿富汗人民的心中進行超自然的干預,讓神國的價值觀和原則像種子一樣奇迹般地種植在阿富汗的土壤中,像樹木一樣生長,結出我們無法理解的果實。 沒有民主是在20年內建成的。 沒有什麼是浪費的。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如何反思這場戰爭?

瑞安·布拉謝: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a)感謝阿富汗歷史上的那段開放時期;b)當美國政府提出對外軍事行動時(這很可能是合理的,但二戰後,成功且道德的軍事干預的例子很少,特別是在全球南方),要有智慧和辨別力,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愛國;c)對接受來自阿富汗和其他戰亂國家的難民,包括進入自己的社區方面,持開放態度。

克里斯·塞普爾: 這個問題的措辭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是碰巧成為基督徒的美國人,還是碰巧成為美國人的基督徒? 無論哪種方式,都有世俗的和教會的方式來反思這場戰爭,認識到上帝對兩者都有主權,而且聖靈在兩者中積極工作。

在“屬靈”方面,我們可以問,一個基督徒是否應該關心這些事情,特別是由於“已經獲得勝利”。 我是毫不含糊地認為這是應該的,因為我們被呼召去建立上帝的國度,“行在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我們還需要在公民神學以及參與神學和苦難神學方面做一些工作,為形成能導致正面改變的世俗理論提供基礎,解釋我們信仰的運作如何為共同利益服務。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成為可信的基督徒,和可信的美國人。 而要做到可信,我們必須具備參與的技能。 請記住:上帝並不需要我們來執行祂的意志。 但祂渴望我們與祂已經在做的事情並肩作戰,正是因為我們參與世界不是為了改變它,而是因為祂已經改變了我們。

曼蘇爾·博爾吉: 美國人用他們的汗水和鮮血為這場戰爭付出了代價。 他們的稅收被投入到戰爭中,他們的年輕人死在戰場上。 這場戰爭是為了拔除一種孕育了9/11事件的意識形態;而這並非像去野餐一樣輕鬆!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讓他們的政府負責,以便他們展示出美國人想要的價值觀,而不是重複同樣的外交政策災難,這些災難只會讓他們的敵人更加膽大。

亞洲宣教領袖: 美國基督徒根本不會(也不應該!)對這場戰爭感到自豪,或者更糟糕的是,對美國撤軍的方式感到自豪。 每當他們遇到任何阿富汗人時,都必須保持謙遜,並準備讓阿富汗人說話,而自己只是傾聽。 他們不應試圖爭辯或為美國的行動辯解,而是要有同情心,向阿富汗的鄰居表達愛。

胡倫尼薩·法里德: 戰爭和入侵不應該是首選答案。

應該尋求外交手段和與他人接觸,直到最後。 我們都是這個地球上的居民,一個地方的戰爭會影響到其他地方的所有人。 作為一個穆斯林,我可以說,我們必須站起來,為正確的和道德的東西而奮鬥,這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是巨大的。 我只是覺得,作為美國人,當我們決定把阿富汗留給塔利班統治時,我們拋棄了大部分神聖的信條。

保羅·米勒: 正義戰爭的目標應該是更好的和平,不僅為我們自己,而且為我們的敵人和我們在其國家作戰的人,爭取持久的平安條件。 我們應該認真思考,我們這些選民是如何允許並使我們的民選官員通過我們的被動、忽視和冷漠而無視這些正義的要求。 我們發動了一場權宜之計的戰爭,一場無休止的打擊恐怖分子的運動,而不考慮在阿富汗或為我們自己建立持久的和平條件——因為我們告訴自己這太難,太昂貴。 當然,我們正在見證替代方案有多昂貴。 而最糟糕的是:建立持久的和平條件不會是簡單的施捨;但是謹慎的戰略最終會比我們過去做的這些更有效。

彼得斯主教: 數以百萬計的巴基斯坦人正在慶祝塔利班的統治,認為這是伊斯蘭教對異教徒美國的勝利。 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數群體(占人口的1.2%)一直忐忑不安,謹慎應對。 他們擔心塔利班的勢力會蔓延到巴基斯坦。

全球教會不可能一直都是批評和消極的。 這個地區的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英國、俄羅斯和美國的超級大國都沒有成功地在這裡建立統治。 鑒於這種波動性,我們需要接受塔利班的統治。 當我們與塔利班在1995年時的暴行和流血事件比較時,這一點更加變得緊要,這次到目前為止,他們的行為要人道一些,這可以歸功於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存在。

尤金: 我是美國人和瑞士人,在阿富汗人中間生活了25年,與他們交往了約40年。 在任何戰爭中,特別是在這場戰爭中,作為美國人,對於沒有讓人民獲得自由,我們必須承擔這艱難的責任,。 首先,我們向阿富汗人提供了足夠的彈藥來打敗俄國人,但卻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來取代戰爭文化,以支持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取代它,並以良好的方式取代它。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不能說我們在那個國家表現得像一個敬虔的民族。

現在,我們必須祈禱阿富汗人民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建立他們自己的公民社會,並慷慨地奉獻我們的祈禱、時間和精力來支持這一增長。 虛心大膽地說明我們是耶穌的追隨者,我們國家對阿富汗的破壞令我們心碎。 然後分享和實踐基督的愛,尊重阿富汗人民,因為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找到了前進的道路。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在我們的反思中,我們想保持積極,並地說出所謂基督徒該說的話:“上帝會勝利”,“這是一個破碎的世界”,“正義並不在生命的這一邊”,或者 “我們已經得勝”。

是的,這些評論提醒我們,我們有一位已經得勝的上帝。但是,我們能不能暫時悲痛,而不必不說那些”正確的“基督徒的話?

我們能站在正義的憤怒中嗎? 我們是否可以說,在這一刻,邪惡佔了上風? 我們能不能在傷害和不公正中置身一會兒?

這是為了什麼? 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感受到阿富汗人民和那些為戰爭而失喪、犧牲的人的一絲痛苦和動蕩。 當我們這樣做了,與悲傷保持一致,我們才會記得明天我們將繼續戰鬥。

如果美國參加的戰爭一開始就不明智的,那麼最好的辦法是否是停止並完全撤出,以示懺悔?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這麼快就離開是個糟糕的決定,但他們最終不得不離開。 但不應是以這種方式。

馬克·莫里斯: 恕我直言,這真的不是一個有用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猜測和重新校準過去,沒有盡頭。 我們無法回到過去。 是的,兩黨在各自掌握權的時候,都重複了通常的以自我為中心、文化上無知和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失誤。 我並不指望美國能悔改。 相反,我們將看到我們的領導人互相指責,怪罪於對方。 每位領導人,每一方都將為他們所做的決定以及這些政策決定對人類造成的損害或好處而被上帝追究責任。 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現在要如何回應。

瑞安·布拉舍: 在談到美國的外交或軍事政策時,我對談論“懺悔”有點猶豫。 美國政府不是教會或基督教團體的代表。 此外,2001年還不清楚事情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 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參與似乎確實是 明智的,儘管在完成的速度上可能是不明智的。

珍妮·楊: 我無法評論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角色問題,但對我來說——對許多基督徒來說——很清楚的是,我們有義務為那些在我們離開時將處於弱勢的人做準備並提供幫助。 當我們真的離開時,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保護那些冒着生命危險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 在幾十年來向盟友承諾我們會支持他們之後,現在放棄我們的盟友,將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道德污點,其影響將持續幾十年。 我們離開阿富汗的方式將是我們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永恆的印記。

福阿德·馬斯里: 這個問題有誤導性。 我認為我們混淆了教會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國家,制止針對公民的邪惡。 教會的作用是關於憐憫和正義。 作為一名基督教牧師,我認為戰爭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耶穌希望我們成為和平的締造者。 耶穌還希望我們為這些最弱小的人說話。 必須制止塔利班對哈扎拉、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婦女的殺戮。 伊斯蘭教法(sharia)與上帝的誡命直接相反。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我們正在用錯誤的武器來打這場戰爭。

亞洲宣教領袖: 如果美國軍隊參加了一場不明智的戰爭,那麼他們應該在能夠不造成更多影響和損失的情況下才撤出。 這意味着他們應該留在這裡更長時間,幫助發展國家,並確保在他們離開時,阿富汗軍隊和政府足夠強大,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和實力,在沒有任何外國支持的情況下自己堅持下去。 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這將是美國為不明智地加入戰爭而不得不付出的昂貴代價。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美國以特立獨行的方式進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不管是什麼原因,都沒有回頭路可走。 這場戰爭並非不明智,而是計算錯誤。 美國參加這場戰爭的唯一目的並不是像拜登總統所說的那樣,為9/11事件的肇事者復仇。 喬治·W·布什總統以一個更大的敘事來捕獲阿富汗人和美國人的心,為阿富汗人民帶來尊嚴、安全和保障。 這種戰爭的理由要持久得多,也更有持續性。 美國士兵在阿富汗呆了20年,並不是為了報復恐怖分子,他們是為了解放阿富汗人的心,讓他們看到新的希望。 拜登將戰爭最小化為僅僅復仇,是對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人和士兵家屬的一記耳光,他們現在必須問自己:“犧牲是白費的嗎?”

你認為這將對阿富汗和周邊地區的宣教領域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如果有人在信仰上軟弱,有些人就會墮落。 社會媒體將被塔利班摧毀,這將使信徒們難以得到來自外部的鼓勵。

馬克·莫里斯: 一個沒有好答案的問題是:傳教士在哪裡? 國際慈善機構在哪裡? 阿富汗人感到被遺棄,因為外國人在臉書上發帖,對帶他們出來的軍事運輸表示感謝。 阿富汗基督徒今天一直在談論這一點是多麼的不敏感。 “你慶祝你的逃脫,但你甚至不提那些你留下受苦的人。” 在我們現在分享的話語中,需要非常謹慎,因為就我們離開的性質,人們對西方並不欣賞。 一個更好的計劃可以以更具體的方式展示我們的人性和關注。

曼蘇爾·博爾吉: 就在昨天,我被告知一些阿富汗基督徒現在正在焚燒家中的文獻和其他基督教材料,因為它們可能會使他們暴露在塔利班面前,塔利班現在正在挨家挨戶地搜查,以確定他們的目標。 這些急於在阿富汗境外找到安全保障的基督徒中,有許多人是在惡劣的環境中經過多年的祈禱、門徒訓練和忠實的服侍后結出的果實。 當然,他們對社區的影響仍然可以繼續,但也許不會像以前那樣有效。 此外,伊朗政權現在感到更加安全,因為他們的國土兩邊都沒有美國軍隊。 他們覺得可以繼續他們的恐怖統治,這不僅在伊朗,而且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和黎巴嫩,都已經傷害到了教會。

保羅·米勒: 阿富汗將像2001年之前一樣,成為一個對宣教關門的國家。 巴基斯坦西部和南部可能也會實際上對於宣教關上大門。 宣教將是非常危險和困難的。

尤金: 要贏得與阿富汗人或其他這種背景的人全面分享福音的權利,一直是一個挑戰。 我們可以自由但謙卑地談論基督和他奇妙的改變大能;但現在我們有一些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因為我們以科技為後盾的干預並不能使人感受基督的大能,而現在又匆忙退出。

彼得斯主教: 中國已經表示有興趣與阿富汗建立外交關係。 因此,如果形勢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期望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教會能夠發揮關鍵作用,藉助伊斯蘭教義在宣教上取得進展。 穆斯林對耶穌和馬利亞非常尊重和敬畏。 這是與這些人接觸的橋樑。

亞洲宣教領袖: 當地的阿富汗人和周邊地區不會輕易相信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因為他們有被美國背叛的感覺。

他們可能會對來自非西方國家的人更容易接受或開放。 中國很可能會利用“一帶一路”倡議與阿富汗建立貿易關係和業務,這將為中國傳教士作為商人進入阿富汗提供機會。

但是從長遠來看,福音的傳播必須主要由阿富汗當地的信徒來完成,並得到散居國外的信徒以及語言接近達里語(Dari)的伊朗信徒的幫助。 衛星電視以及數字和多媒體技術也將成為幫助接觸阿富汗人民——包括那些流離失所者——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珍妮·楊: 根據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的數據,在阿富汗,只有不到3%的人自己認識基督徒——不僅僅是幾乎沒有人聽過福音、讀過《聖經》、去過教堂,而是幾乎沒有人認識一個基督徒。 可悲的是,在塔利班掌權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不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當我們為人們被迫逃離自己國家這種可怕的不公正狀況感到悲哀和難過時,我也看到了神如何通過人的運動來吸引人們歸向祂。使徒行傳17:26-27明確指出,這是神在歷史中的主權目的的一部分,要叫男男女女 “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鄰國的基督徒有一個獨特的機會來歡迎阿富汗難民,甚至在美國也是如此。 如果全球教會對阿富汗難民持歡迎態度,我相信這將使許多阿富汗難民了解並感受到基督的愛。

馬克·圖利: 對這個已經對非伊斯蘭教聲音非常敵視的地區,塔利班的勝利是對任何近似宗教寬容的巨大打擊。 將會有更大的迫害。 但塔利班政權的折磨最終將使其伊斯蘭教品牌喪失信譽,就像伊朗的神權主義者在伊朗創造了幾代不可知論者和宗教懷疑論者,其教會規模仍然非常小,但在不斷擴大。

美國軍隊和外國基督徒工作者幾十年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還是白白浪費?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在2001年,有那麼多的人接受了基督,並且正在實踐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從外國人那裡聽到了福音。

克里斯·塞普爾: 如果你的視角是屬靈的,你對成功的定義不是世俗的衡量標準,而只是順從,那麼基督的追隨者在阿富汗進行的以實際存在為標誌事工,將以我們還無法想象的方式產生成果。 儘管如此,這種時候總是適於對基督教事工進行重新考慮和評估他們的參與神學,以及他們的苦難神學,反思 “存在”現在應是什麼樣子。 因此,也應該重新審視領導和(董事會)治理的組織方法,確保參與戰略植根於《聖經》和文化(不一定是派遣國及其文化方式)。

換句話說,當教會憐憫當地人——當它與他們一起受苦時,教會總是在成長。 《新約》中充滿了基督徒這樣的故事,他們沒有抱怨自己的處境,也沒有逃離,而是把每一個困難的處境看作是分享基督之愛的機會,實際地服務那些無法逃離戰爭、飢荒和瘟疫的人。 願我們無愧於我們屬靈先輩的榜樣。

保羅·米勒: 20年來,沒有來自南亞的國際恐怖襲擊。

這是一個我們不應該認為理所當然的勝利。 第二,我們讓一代阿富汗人嘗到了更好的生活的滋味——我希望他們能把這種記憶作為靈感,為更好的未來而努力。 除此之外,很難不覺得我們所有的努力在本周被塔利班的勝利化為灰燼,美國政府決定拋棄我們的盟友,背叛我們的目的,使無數在那裡工作和服務的人的犧牲和艱辛化為烏有。

瑞安·布拉舍: 外國基督徒工作者的投入絕對是值得的。 基督的工作不取決於政治和政治事件,而且永遠值得。 至於美國政府和軍隊的投入,我相信塔利班也會對他們當年被趕走後國家進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表示讚賞。 這將使他們更容易執政,不管是好是壞! 阿富汗是另一個好心辦壞事的例子,開發不是由當地條件、當地需求、當地夥伴關係和當地所有權驅動,而是由外國利益和國際捐助者的短期資金周期需求驅動。 強大而有效的國家不能進口;它們必須從當地條件中發展。

尤金: 這是一把雙刃劍。 一些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和團體的工作將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在各種改變生活的項目中,如眼科護理、社區發展、與殘疾人有關的人和社區之間的工作、醫療、農業、經濟和其他領域,所有這些都已經建立起來。 另外,在該國和阿富汗僑民中,有越來越多的耶穌追隨者,這些個人和家庭在對基督的信仰中不斷成長,這一點令人欣喜。 這些東西不能被奪走。

福阿德·馬斯里: 當人們獲得學習的自由、去學校、有創造力、聽到耶穌的教誨時,這總是值得的。 見到阿富汗的基督徒是多麼令人喜悅啊。 看到馬拉拉(Malala)去上學是多麼令人喜悅啊。 為自由而犧牲總是值得的。 我想到我所有的阿富汗朋友,他們有機會學習、旅行、出人頭地,並聽到耶穌的好消息。 你看到的是各國、阿富汗、美國和國際社會缺乏長期思維。

亞洲宣教領袖: 已經有了屬靈的果實,近年來阿富汗地下信徒的數量不斷增加就是證明。 那些留下來的信徒將成為地下教會的核心,在未來繼續傳福音的工作。 但是,看看美國政府花了多少錢,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大部分支出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如多建學校和醫院,創造企業和就業機會,改善人民的生活,結果會怎樣呢?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民主的種子已經種在了人民的心中。 基督教工作者在該國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腳印。 現在感到無望並不等同於失敗。 基督徒和陣亡士兵的鮮血不會被洗掉。 沒有什麼東西是浪費的……我們現在不能理解的東西仍然有可能有帶來更多的東西。 這一切值得嗎? 我不確定,但我所堅持的是,阿富汗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可能不會看到國家重新獲得民主,這只是提醒我們並使我們謙卑,我們只是在一個更大的故事中的一個小角色。 阿富汗有一句名言,我父親在這段時間提醒我:“Dika Dika, Darya Maysha,” 翻譯過來就是 “一滴一滴,造就一條河”。 現在的感覺是這條河流已經乾涸或變空了;但一滴一滴地,將取得進展。

馬克·莫里斯: 我們的阿富汗耶穌追隨者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還有什麼想說的而我們沒有問你的嗎?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記念阿富汗的基督徒, 為他們祈禱, 鼓勵他們。 信徒們感到被拋棄,感到困惑。 請為我們祈禱。

克里斯·塞普爾: 阿富汗只是眾多問題中令人不安的一個——例如,瘟疫大流行、種族、我們的政治等等——這些都應該挑戰基督徒,思考如何組織起來見證他們內心的希望。 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基督教組織應該捫心自問,他們的戰略、結構和人員配備是否適合我們所處的時代,其人員是否得到充分的裝備,以符合福音的方式參與。

亞洲宣教領袖: 人們可以從伊斯蘭革命后80年代和90年代伊朗的教會快速發展與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的教會快速發展之間得出一些相似或并行之處。 讓人感興趣的是,在這次塔利班入侵之後,阿富汗是否也會在未來10-20年內出現平行的教會快速增長。 它們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僅舉幾例:存在強烈的反西方和反基督教背景;長期的苦難和貧困歷史;極其專制和嚴酷的政府政權;由於缺乏社會自由,大量的年輕人心懷不滿;人們對自己的宗教或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伊斯蘭教)一直失去信心。

喬希·曼利: 目前,我們的阿富汗兄弟姐妹都在躲藏。 想想他們為堅守福音所付出的代價吧。 雖然政治很重要,當然也有真正的重要性和適當的位置,但考慮一下我們是否應該向阿富汗的兄弟姐妹們學習,如果我們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政治上。

美國的基督徒是否因為太看重美國政治,忽略了教會的使命,以致無法完成我們的使命? 目前,在宣稱擁有相同福音的美國基督徒中,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團結的破裂以及明顯的衝突,這難道不是我們也許有的證據?

作為美國基督徒,參與政治進程的機會和能力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祝福,但我們是否也可以向沒有機會接觸政治權力的阿富汗兄弟姐妹學習? 對於將如何推進教會的使命,以及他們要依靠誰來推進這一使命,我們在那裡的弟兄姐妹絲毫不困惑。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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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關於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辯論分散了對神的正義的注意力

在關於種族問題的衝突中,“只要傳福音”就會錯過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8,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Tim Mossholder / Unsplash

這篇文章是關於種族正義辯論的兩部系列中的第一部分。 在此閱讀第二篇文章。

還記得在我中學生時代被告知的二戰故事。 我穿着二手衣服,頭髮亂糟糟的,坐在一張硬邦邦的木頭桌子前,它對我日益長大的黑皮膚軀體來說太小了,教室里全是心不在焉的男孩和女孩。 阿拉巴馬州教室的空調是不可靠的,這意味着汗水是我們教育中永遠的伴侶。

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易受影響的年輕人,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揭示了美國和英國的勇氣。 這些偉大的國家將瑣碎的關注放在一邊,轉而關注他人的需要。 坐在那張難受的桌前,有人告訴我,國家和個人在壓力下發現自己。 當狂熱的信仰遇到苦難的無情現實時,我們最深的信念才會顯示出來。 當癌症侵入人體並給婚姻帶來壓力時,愛和承諾的真正深度就會變得清晰。

在更近的歷史中,COVID-19對美國及其教會來說是一種類似的壓力和類似的啟示。 就像有一些測試揭示了一個人的性格一樣,也有一些國家經歷的考驗讓人明白一個國家是什麼。

COVID-19的大流行對美國教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在壓力下暴露了自己是誰? 我說的不是病毒本身。 我說的是這一流行病帶來的社會危機,它使這個國家的少數族裔正在經受的種族主義和不公正暴露出來。

教會有機會在這一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向世界展示我們的信仰如何讓我們為所有人爭取更好的待遇。 相反,一些人決定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合理性進行訴訟。 隨着黑人和亞洲人的鮮血在美國城市的水泥街道上風乾,一些人決定辯論系統性種族主義是否存在。 他們沒有看事情本身。 相反,這件事本身成了使人疲憊的爭端之處。 這一辯論揭示了在由空氣傳播的傳染病到達我們的海岸之前,教會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已經患病並需要治療的。

在基督身體上的這些生病的部分告訴我們,“只管傳福音”。 對基督徒的合作來說,將福音武器化來反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呼籲正義之聲,很少有比這更有害的了。

只有在種族不公正的背景下,我們才被告知要專門闡述救贖計劃。 當婚姻處於掙扎狀態時,我們不只是向夫妻宣揚福音。 我們給他們實用的工具,讓他們更好地彼此相愛。 當父母在尋找如何教育孩子的線索時,我們不是簡單地宣揚福音。 我們給他們提供有《聖經》依據的工具,以做好父母的工作。

正如所有保羅書信所表明的那樣,基督徒的門徒訓練就是要表明福音的影響是如何向千里之外擴散的。 同樣,我們必須向我們的人民展示,基督教信仰在我們應對世界的苦難方面如起作用。 否則就是做門徒的失敗。

在居家令(lockdown)開始后,在我前往芝加哥參加抗議活動前,我沒有參加過大型聚會。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熱量從混凝土上反彈到擠在布朗澤維爾(Bronzeville)街道上的群眾身上。

有黑人、白人、亞洲人和拉丁裔,身體被壓得太近。 我們對病毒的了解還在不斷深入,我很害怕自己會生病。 但我還是去了,因為阿瑪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他們悲傷的家人促使我去。 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我希望他們的死亡能迫使美國在她兒子被謀殺后做瑪米·蒂爾(Mamie Till)想要的事情。 當解釋她在兒子埃米特(Emmett Till,1955年密西西比被以私刑殺害的黑人少年——譯者注)的葬禮上採用開放式棺材的決定時,她說:“讓人們看看他們對我兒子做了什麼。”

過去五年的死亡視頻記錄是美國的敞開式棺材,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在黑人的生活中都發生了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所有種族背景的教會都能聲援黑人和棕色人種的苦難。這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與福音相反的世界觀的表現,而是因為律法、先知、著作和整個《新約》所呼籲的:對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表示憐憫。 保羅呼籲我們“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12:15)。

但要哀悼或哭泣,我們必須看到。 相反的,作為一個教會和一個國家,我們卻轉過頭去。

我們沒有就如何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公民進行全國性辯論,也沒有考慮如何解決洶湧的精神健康危機,這種危機往往使警察和非裔美國人之間的暴力互動如此悲慘。

一些人認為將任何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貼上“批判性種族理論”或“覺醒主義”(wokism,指對社會上種族、性別不平等現象的重視——譯者注)標籤會更容易,這樣做會使該理論變成對共和國的一種威脅。 換句話說,一些人發現更容易製造一個新的紅色恐慌,而不是解決一直存在的膚色界限問題。

例如,我們看到了亞洲人在亞特蘭大經營的按摩院受到攻擊,以及無盡的視頻描述了對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的無端攻擊。 這些視頻明顯顯示了反亞裔暴力事件的統計數字上升。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來解決COVID-19病毒的種族化討論了嗎? 我們是否最終評估了常見的種族迷思所造成的長期損害——有些掩蓋了一些亞裔人口的貧困,還有一些則將亞裔美國人與非裔美國人對立起來。

不,我們把亞裔社區的安全問題變成了一場關於政治正確言論的辯論,似乎我們覺得可以因此消除我們言論的影響。

最後,這場瘟疫大流行的考驗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和政治上,教會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個相互關聯的現代世界對我們的所有要求。 我們需要回到學校,最終學習我們一直拒絕學習的課程。 我們的相互仇恨和不信任只會使我們變得更弱。

當我長大了,離開了阿拉巴馬州的那所學校,我意識到那裡講述的戰爭故事有明顯的遺漏,或缺少強調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用紅色的夏天(Red Summer,指1919年在美國多處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針對黑人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譯者注),而不是閱兵式來獎勵從戰壕里回來的黑人士兵。 我們對吉姆·克勞(Jim Crow)法加倍執行。 是的,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納粹,但我們也在自己的土地上關押了日裔美國公民。 世界大戰的考驗不僅發生在戰場上,而且發生在社區和城市。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一直在不斷嘗試將我們反覆失敗的瓦礫撿出來,並用這它們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好的枕依之處。 這次瘟疫大流行的後果提醒人們,這項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儘管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很失敗,但教會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帶領我們的國家走向這個未來,不是作為黨徒為右派或左派辯護,而是作為懺悔者向彼此和世界懺悔我們的罪過。 我們可以承認我們失敗的所有方式。 這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相信有一位赦免罪惡的神。

我們也相信有一位神,他說懺悔的另一面還有東西。 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家和政黨不願意承認錯誤的時代。 他們把責任推給對方,因為他們認為脆弱就是軟弱。 在他們的心目中,將對方非人化和摧毀總是更好的。

但我們知道,神正是通過他的脆弱、他願意做一個弱者來贏得我們的。 而神的軟弱比人的力量更強大。

我是一個父親。 我希望這意味着我總是養育有方,對我的孩子說的每句話都是善意的、美好的、真實的。 但我是人。 我讓他們失望了,因為對我來說,最難做的事情是看着孩子們的眼睛說:“爸爸錯了。” 但我必須這樣做,以便他們有機會犯錯,有機會悔改,有機會重新開始。 他們知道,我們的家庭不是由聖人(父母)糾正罪人(孩子)組成的。 相反,他們的媽媽和爸爸被賦予了一些東西來管理,而我們所有人在生命中與神一起同行。

在這個充滿種族矛盾的時代,教會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作為一個教會,我們可以坦然面對我們的恐懼和失敗。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模,並可能制定不同的路徑,因為測試不會變得更容易。

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就像CRT這樣的理論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辯論。 沒有任何理論是無可指責的。 但是,不能用這種辯論來希望放棄為被壓迫者伸張正義這一更緊迫的問題。 我擔心的是,有些人為了殺死他們自己想象中的怪物,而失去了《聖經》的樸素教義。 它本來是不必這樣的。

有一天,歷史學家會講述教會在這個瘟疫大流行和種族紛爭的時代的故事。 我的禱告是,他們能在這些年苦難的廢墟中發現一個為萬王之王作見證的民族,因為祂從未忽視過最需要幫助的人。

以掃·麥考利(Esau McCaulley)是惠頓學院的新約聖經助理教授,也是《《黑人讀經:操練於盼望中的非裔美國人解經》》一書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Books

橄欖球運動員起訴RZIM,稱其濫用資金

這一集體訴訟指稱該護教機構在表述其事工方面失實,並“欺騙”了忠實的基督徒捐助者。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8, 2021
Tim Warner / Getty Images

一名NFL橄欖球運動員和他的妻子正在起訴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ZIM),聲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護教事工 “欺騙了忠實的基督徒”,並“從善意的捐助者那裡騙取了數千萬,甚至可能數億美元”。

拉斯維加斯突襲者隊(Las Vegas Raiders)的邊鋒德里克·卡里爾(Derek Carrier)和他的妻子多拉·卡里爾(Dora Carrier)是RZIM播客的固定聽眾,並在2020年1月給該事工提供了3萬美元。

他們支持RZIM的使命,即“用福音的真理,感動社會上思考者和輿論引導者的心靈和智慧”,並相信該事工領導層的誠信。 他們不知道撒迦利亞曾擁有多個水療中心,正是在那裡他對員工進行性侵,對他在多個國家對婦女進行傷害的指控也相當可信。

現在卡里爾夫婦說,他們相信撒迦利亞和RZIM的領導層“沒有真實表述他們事工的真實性質,以及如何使用那些支持其宣稱目的的捐贈資金”。 拉維·撒迦利亞的遺產由其遺孀瑪格麗特(Margaret)管理,她也被列為被告。

周四在亞特蘭大提起的訴訟,要求聯邦法院將卡里爾夫婦認證為受RZIM損害的捐贈者群體的代表。 據他們的律師說,這一群體將包括像卡里爾夫婦這樣捐贈大筆資金支持護教事業的人,但也包括捐贈5美元、10美元或100美元的捐助者。

“可以想象,絕大多數捐贈者的捐款都在100美元以下,”代表卡里爾夫婦的律師金·約翰遜(Kim Johnson)告訴CT。 “沒有人會為100美元提出索賠。 沒有人能夠為這麼小的金額承擔上法庭的費用。 集體訴訟使我們能夠代表所有的捐贈者,讓這個事工對這場真正的騙局負責。”

莎拉·戴維斯(Sarah Davis)在她父親2020年去世前幾個月接替他成為RZIM的負責人,她沒有立即回復CT的評論請求。

2021年3月,在發布了確認扎撒迦利亞性侵歷史的調查報告后,戴維斯宣布RZIM將重組為一個贈款事工,將資金分配給其他專註於捍衛福音真理和照顧性侵受害者的團體。 RZIM董事會發表聲明,為未能“向拉維·撒迦利亞問責”而向捐助者和其他人道歉。

根據RZIM支付的獨立調查,撒迦利亞將數萬美元專門用於“人道救援”的事工資金,挪用於支付給四名按摩治療師。 其中一名婦女說,在她收到財務支持后,撒迦利亞要求做愛。

據估計,該事工擁有3000-4500萬美元,但自從2015年將自己重新歸類為教會後,就沒有向國內稅務局(IRS)報告捐款。 當時,它每年收到約2500萬美元的捐款。

RZIM和拉維·撒迦利亞的遺產託管方將有機會提出駁回集體訴訟的動議。 如果案件繼續進行,法院將考慮是否存在一個法律上可接受的原告類別,並啟動求證(discovery)程序。

卡里爾夫婦正在尋求進行陪審團審判,並要求獲得補償性、衍生性和懲罰性的賠償。

這對位於內華達州的基督徒夫婦在多年聆聽該事工的播客后成為RZIM的支持者,包括每日節目“進行思考”(Just Thinking)和每周的“讓我民思考”(Let My People Think)。 2019年11月,他們聽到撒迦利亞在尋求30萬美元捐助。 他解釋說,該事工在15個國家有93位講員,需要捐助者的支持。

“如果你尋求主的心意,問他要你付出什麼,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撒迦利亞說。 “沒有你這樣的捐贈者,我們的事工就無法繼續將福音傳給全球各地的人。”

撒迦利亞當時正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但他向播客聽眾保證,在他們的支持下,工作將繼續下去。

卡里爾夫婦為此祈禱,並決定將他們的部分什一奉獻捐獻給該事工。 他們在新年度開始時向它奉獻了3萬美元。

德里克·卡里爾在橄欖場內外都直言不諱地講述自己的信仰,經常分享他的見證,並告訴青少年群體為什麼他認為信仰和家庭比橄欖球更重要。

他曾對加州家鄉的一家報紙說:“我做每件事時,都把它看在是在做敬拜。 最終,我會接受事情的結果,大概意思就是說,‘無論結果如何,關鍵是你的旨意得到執行,而不是我的心愿得到滿足’。”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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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生孩子越來越少,福音派也不例外。

生育率下降和環境危機挑戰我們對家庭、作好管家以及好鄰居的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7, 2021
Jonathan Bartlett

莉莉·鐘斯·霍華德(Lily Jones Howard)在加州南部一所擁有發展迅速的兒童和青年部的教會裡長大。 這教會在下午和晚上有AWANA俱樂部,還分別進行初中及高中的青年小組。 她以此與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現在參加的教會作比較。 她猜測,成員的中位年齡大約是65或70歲。 霍華德說:“牧師已經明確指出,兒童是教會的命脈。” 會眾特別熱切歡迎像她這樣的年輕家庭。

在不久的將來,越來越多的美國福音派教徒會發現自己有類似霍華德家庭那樣的教會經歷,而主要的原因是:越來越難找到有孩子的福音派教徒。

總的來說,美國人今天比兩代以前生育較少孩子。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 ,二戰的高峰後,生育率在80年代下降到每名婦女只生育兩次左右,此後生育率一直在這點徘徊。 然而,根據奧克拉荷馬大學社會學家撒母耳·佩里(Samuel Perry)和賽勒斯·施萊弗(Cyrus Schleifer)的說法,直到最近,福音派一直保持高於平均的生育率。

佩里和施萊弗分析了幾十年 普及社會調查 (GSS)的數據,發現在1972年至2016年間,保守的新教徒由比主流新教徒多生6%的孩子降至大致相同的人數。 總的來說,這似乎意味著福音派現在擁有孩子的數量其他美國人大致相同。

隨著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及總統選舉的臨近,人口統計學家、政治家和各權威都在關注人口數字。 有些人關注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擔,另一些人則關注每個新人的碳足跡。

福音派也權衡看似矛盾的重點。 一些人看上帝在《創世記》中的命令“你們要生養眾多”為至高無上,而另一些人則從創造故事中看到管理萬物的責任,這可能意味著要生育較少的孩子。

生育孩子如何配合上帝國度這更廣闊的視野? 哪些價值觀在影響——哪些價值觀應該影響——我們家庭人數的決定?

全面下降

佩里和施萊弗著手探討,對宗教的委身和信仰的差異如何與宗教派別一起影響生育的決定。 他們連續44年每年向大約1500名過了生育年齡(45歲或以上)的人進行抽樣調查,比較了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徒和保守新教徒所生育子女的數量。 然後,他們問理解《聖經》字面意義和定期參加教會活動等因素如何影響家庭人數。

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無論是甚麼基督教宗派,生育率都在下降,從1972年平均出生的2.7個孩子,下降到2016年的2.3個孩子。 研究人員觀察了教會的出席率和對《聖經》有字面理解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家庭人數。 如果主流(mainline)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定期上教會的話,生育人數略有增加。 但是,在保守新教徒中,無論出席率如何,生育率都下降了。

佩里推測,這種差異與福音派如何定義自己有關。 “如果你是福音派,你已經相當保守了。”他說。 作為一個福音派,自然對教會委身和更字面上理解《聖經》。 然而,在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 佩里說,在這兩個組別中,經常出席教會和相信《聖經》的字面解釋,表明更傳統的價值觀,這與更高的生育率有關。

然而,經濟學家萊曼·斯通(Lyman Stone)認為,那些更虔誠的人仍然比其他人生更多的孩子。 “當你注意某些信條或宗教行為時——虔誠的人變得更與眾不同。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巨大的轉向。 生育率仍有一些下降,但是溫和很多。”他說。

斯通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他指向一項調查:2014年皮尤宗教景觀調查(PRLS)。 福音派平均生育2.3個孩子,比全國平均水平2.1個孩子高出8%。 與佩里和施萊佛的調查相比,皮尤調查使用了更大的一次性樣本(超過35000名成年人),這可以更準確地估計最近的生育率。

儘管結果不同,佩里和施萊佛的研究和皮尤調查都與最近的新聞標題一致:人們生育越來越少的孩子。 福音派也不例外。

福音派基督教的“主流化”

曼迪·科布(Mandy Cobb)和她的丈夫為懷孕而苦苦掙扎多年,並接受了多次生育治療。 2015年他們兒子的出生是令人痛苦恐懼的,包括緊急剖腹生產,以及母親和嬰兒都曾留在深切治療部。 科布說,由於健康理由,他們不會生更多的子女,討論過收養問題,而收養數目應該也只是一個。 “有超迥兩個或三個的話必會影響我的精神健康。”

科布是一名有全職工作的母親,負責協調喬治亞州一所技術學院的放射科。 “我絕對喜歡我的工作。”她說。 了解她想繼續工作的話,生育很多孩子便不符合經濟原則。 她說:“我生越多孩子,我就要工作越多以應付照顧孩子的費用。”

雖然科布的故事不能歸為社會趨勢,但它讓人看到福音派關於生育的思想如何改變。

在20世紀後期,福音派開始從分離主義、基要真理的根源轉變,在社會中更廣泛地參與。 貝勒大學歷史學家菲力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說,婦女角色的變化是影響生育率下降趨勢的最大因素之一。 研究 表明婦女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數有相反的關係。 隨著像科布這樣的福音派女性越來越多在家庭以外工作,她們對家庭人數的微積分改變了。

另一個相關因素是婚姻狀況和結婚年齡。 皮尤的數據顯示,在2007年至2014年間,福音派的 結婚率 從59%下降到55%。 他們跟隨整體美國人的模式:晚婚,有時甚至完全放棄婚姻和生孩子。 斯通說,晚婚可能可以解釋過去20年大部份的生育率下降, 因為已婚婦女比未婚婦女生育更多的孩子

這一切都表明佩里所提出的大趨勢——自70年代以來福音派的“主流化”。 簡言之,福音派正在吸收周邊文化的許多價值觀,而周邊文化是越來越不虔誠(2019年,26%的美國成年人 被認定為“無宗教”, 高於2009年的17%)。

改變對兒童的觀念

維多利亞·里奧拉諾(Victoria Riollano)和她的丈夫住在弗吉尼亞北部,有六個孩子,由1歲到12歲。 當他們離家外出時,都會吸引很多目光。 “一旦你到了有三個孩子,人們開始注視你,就像你有三個頭一樣。”她說。 隨著孩子人數的增加,里奧拉諾感到上帝呼召她去維護家庭,而不是接受這些假設。 當人們說,“你看你手忙腳亂。”她回答:“我很有福氣。”或指著年齡較年長的孩子說:“是的,但他們是好幫手。” 她不想讓她的孩子得到這樣的信息:他們是令人討厭的。這就是她作為兩個孩子之一成長的感覺。

對里奧拉諾來說,撫養孩子是她作為基督徒的召命的必需部份。 她回到創世記1:28,當上帝祝福亞當和夏娃時,告訴他們,“要生養眾多。” “這是我們對上帝的承諾的一部分。 養育孩子們是為了在世上保留名字和遺產。”她說。

里奧拉諾將她的觀點與她那一代人的觀點進行了對比,他們認為生育孩子是一個選擇,“假如對我來說方便的話”,就生孩子。 事實上,與過去的幾代人比,兒童觀發生了劇變, 以往,兒童是家庭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在農場幫忙還是工作賺錢。

避孕的廣泛使用也改變了我們對生育的看法。 貝勒研究員詹金斯指出,一個世紀前,不論任何宗教,每個家庭都有相約的孩子數量,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雖然某些避孕方法 較早已出現,但直到70年代,可靠、可長期使用的節育措施(如避孕藥和宮內節育器)才變得普遍。

惠頓學院的神學家艾米麗·麥戈溫(Emily McGowin)說:“新教徒不經思索便參與了避孕和節育運動。 我們沒有想清楚我們究竟相信了甚麼。” 麥戈溫毫不奇怪我們仍在拼力去說明對兒童和家庭一致、忠誠的願景。 她說,從神學上說,“要真正接受這一點,需要用上百年的時間。”

與此同時,生育率的下降給這些問題帶來了新的緊迫性:為甚麼要生孩子? 家庭有甚麼作用?

生育孩子是《聖經》的命令嗎?

許多福音派信徒會同意里奧拉諾的意見,如果你做得到的話,生育是聖經《創世記》其中一個命令。 “我們知道兒童是上帝的祝福和禮物。”經濟學家斯通說。 “基督徒正在發生文化變革——我們選擇不閱讀《聖經》中關於大家庭喜樂、美麗和卓越的段落。”

另一些人質疑上帝對亞當和夏娃的命令今天是否仍適用於我們,或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個命令。 喬治福克斯大學的社會學家和作家麗莎·麥克明(Lisa McMinn)說:“我們已經生養眾多了。” 她在2010年 告訴CT: “人口和資源問題已經存在,愛我們的孩子、愛未來的孩子、愛所有人或全部孩子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我們的家庭人數。”

梅根·羅傑斯-沙爾內茨基(Meghan Rogers-Czarnecki)有兩個親生子女和一個領養孩子,她認為這是上帝創造人類來管理和照顧萬物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已經把它變成了只關心人。”她說。 她補充說,即使是關心人,也涉及為後代管理資源。

羅傑斯-沙爾內茨基在俄勒岡州的貴格教會長大,關心萬物是他們信仰的核心。 她說,如果她和丈夫在剛結婚時花時間更徹底地思考,她就只會領養。 她說,在不可再生資源迅速枯竭、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日益顯現的時代,“增加人口似乎是不負責任的。” 這尤其適用於美國,因為美國消耗了如此不成比例的世界資源。 而且,羅傑斯-沙爾內茨基補充說,“許多孩子需要家。”

斯通認為這種想法 是被誤導了。 他說,碳排放才是問題所在,人口卻不是。 這是一個“政策、資源配置和創新… … 問題。 它本末倒置了,試圖通過減少人口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而這些人正正就是會去享受我們拯救的世界的。”他說。 斯通看到我們應該為家庭去管理地球和財政,而不是反過來。

但是,麥戈溫指出,在整本《聖經》中,沒有牢不可破的家庭觀。 《舊約》的願景與《新約》不同,《新約》本身對家庭並不太友善。 “耶穌為了門徒,會淡化他的家庭闗係。 保羅對家庭是模棱兩可的。”麥戈溫說。

從麥戈溫的角度來看,在與教會闗係的新契約中,家庭得到了意義。 “教會就是身體,就是那將持續到新天新地的載體。 基督的身體是首要的。 作為神家的一部分,家庭的主要工作是門徒訓練——使父母和子女都成為門徒。 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應該要生育更多(孩子)。”麥戈溫說。

創造關懷組織“祝福地球”的創始人馬修·斯萊思(Matthew Sleeth)認為,耶穌的命令“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比《創世記》的更重要。 斯萊思在《服事神,拯救地球》一書中寫道:“我們要‘教導’萬民而不是過份生育。”。

老齡化和縮小的社區

《華盛頓郵報》 最近刊登 了一篇關於緬因州使人沮喪的報導,緬因州是全國擁有最多長者的州份,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齡超過65歲。 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家中醫療照顧和護老院,但沒有足夠的人手。 結果,越來越多老年人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照顧,而家庭難以填補這些空缺。 文章認為,緬因州的情況是國家未來的預演。

福音派教會正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起老化。 皮尤的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4年間,福音派成年人的中位年齡從47歲上升到49歲。 雖然福音派人數繼續增長,但它佔全國人口的百分比卻開始下降。 佩里和施萊弗預測,如果生育率繼續沿著同樣的趨勢下降,福音派人口將會開始減少。

有些宗派已經在萎縮。 例如,皮尤的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4年,美國最大的教派,美南浸信會損失了1.4%成員。 路德宗密蘇里區會(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減少了0.3%。 佩里說,雖然離開宗派的成年人起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數的下降數字可能與孩子人數減少有關。

斯通使用皮尤數字計算當前生育率,以及成人離開和進入宗派的比率,計算了婦女需要生育子女的平均數量以維持現有的數字。 浸信會每名婦女至少需要有2.58個孩子。 2014年,每個45歲以上的婦女實際生育子女人數為2.27個。 相比之下,五旬宗通過皈信而引進的成員比因離教而失去的成員多,每個婦女平均只需要生1.89個孩子,以保持他們的宗派不會萎縮。 2014年,她們每名婦女有2.7孩子。

有些人看到這些數字,會認為有必要更努力傳道,讓更多人皈依信仰,以彌補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損失。 斯通指出,需要實事求是。 他說:“據統計,大約需要30-40名基督徒向一位成人傳福音。”

北園大學(North Park University)神學家羅松城(Soong-Chan Rah,音譯)看到了另一條路。 “教會成長的標準方法是生育孩子和使人皈信。”他說。 然而,第三個因素是移民。

羅指出,雖然許多白人福音派教會的成員人數正在減少,但移民和少數民族教會正在蓬勃發展。 “有一個令人很好的趨勢是,世界各地的人來到我們這裡。 增加移民是減少人口減少的臨時辦法之一,能夠填補後繁榮時代欠缺的人口數量。”

羅說,許多移民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填補了屬靈上的空缺。 “我們正在尋找這個上帝給我們的答案。 但由於我們的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移民立場,許多基督徒並沒有接受它。”

詹金斯說,雖然移民可能是部份答案,但應該還不足夠,尤其是從長遠來看。 移民的出生率通常較高,但在一兩代人之後會與其他一般人口同步。 來源國的生育率也在急劇下降。 例如,墨西哥 的總生育率 從1960年代的每名婦女有7個孩子下降到今天的2.2個。

深入探討其價值

麥克明說,無論一個人的道德論據傾向於多生或少生孩子,都會“很容易二元地把它概括成是全壞的或是全好的,而不是去思考推動(這些趨勢)的核心價值。”

福音派生孩子越來越少,當中有很多重疊的原因。 佩里鼓勵基督徒思考世俗價值觀如何影響我們,比如消費主義是否驅使我們為了擁有更多東西而多工作,以至更難擁有一個大家庭。 他說:“我是被其麼影響?是耶穌要我做的事,或是我如何內化或反省廣泛社會告訴我該怎樣考慮優先?”

佩里說,與此同時,許多家庭正在限制其人數,因為婦女希望在撫養兒童以外,在社會中發揮更廣泛的作用,他肯定這一點。 他說:“如果扭轉這種趨勢,需要求婦女不上大學、不上班。要在教會面前去斥責女人賺錢、運用她們的恩賜和把孩子送進日托所都是很困難的。”

雖然歐洲長期以來一直以慷慨的家事休假政策而聞名,但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開始提供更積極的經濟誘因,以鼓勵婦女生育,扭轉人口下降的趨勢。 例如,匈牙利極右派總統維克托·奧本(Viktor Orbón)最近提出了“生育,而不移民”的政策,給予大家庭大幅減稅和無息貸款。 佩里說:“這些政策的核心是擔心(白人人口)被外族人超越。”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孩子是為了“擊退會改變國家文化和架構的棕色族群”,基督徒便需要以先知的聲音去反對這種價值觀,同時仍然支援以家庭為導向的政策。

面向未來的養育

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丹尼爾·霍爾科姆(Daniel Holcomb)和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一棟有一個大院子的900平方尺的房子里。 從社交和情緒方面考慮到自己的撫養能力以及家庭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後,他們有計劃地決定自己需要多大的房子和孩子的數量。

霍爾科姆在東非長大,是傳教士的孩子,他到過很多地方旅遊,目睹了擁有超大家庭的經濟壓力。 他也看到,在短短一兩代的時間裡,他們從有八或十個孩子縮小到只有一個甚至沒有子女時,家庭所面對情緒及長者照顧的缺口。

在波特蘭,他經常與反人類情緒抗爭,他們認為人就是世界的問題所在,因此,羞辱那些生育孩子的人。 他跟他由3到9歲的孩子談論這些信息。 他希望他們“理解他們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但同時知道“人類確實可以是環境的壞管家。” 他們談論瀕危物種,生態系統如何運作,甚至蜘蛛和螞蟻如何發揮其作用。 在自己的家園中,他們造了一個森林花園,有植物和鮮花去維持蜜蜂的數量。

霍爾科姆和他的妻子努力解決孩子們為環境帶來的影響,但得出以下結論,他們的孩子可以為後代帶來正面的影響。 霍爾科姆說:“我們竭盡所能,即使是在年少時,已鼓勵每個孩子成為自然界的保護者和好管家,而不是僅僅把它看作是可以利用和開發的資源。”

最近,他親眼看到,當沒有足夠年輕人來填補職位時,服務和照顧如何產生問題,他便開始從作為好鄰居的角度來看生育問題。 霍爾科姆說,這種方法使“基督徒可以有他們足夠的人數照顧自己或是其他主內肢體的父母。”

霍爾科姆承認他無法控制結果。 “我們不能緊緊抓住他們的未來。 他們是自主的。”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被召作此,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 但對於那些可以做到的,“它可以是人生中最長的門徒關係之一。 生育孩子可以是祝福世界和他人的一種方式。”

柳安·胡斯卡(Liuan Huska)是一位住在芝加哥地區的作家。 國際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她關於慢性疾病的書。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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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前馬爾斯山教會長老表示,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仍“不思悔改”,不適合做牧師

這位牧師以前所服事的教會的幾十位領袖要求他從三一教會(The Trinity Church)辭職,而那裡正在離開的會員們也表示了早已為人熟知的那些擔憂。

馬爾斯山(Mars Hill)教會曾經是一個基於西雅圖的多地點教會,在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於2014年辭職后,馬爾斯山教會的各個分堂各自成為獨立教會。

馬爾斯山(Mars Hill)教會曾經是一個基於西雅圖的多地點教會,在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於2014年辭職后,馬爾斯山教會的各個分堂各自成為獨立教會。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4, 2021
Emmett Anderson / Flickr

在馬爾斯山教會的最後幾年裡與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同工的40多位長老公開呼籲他從目前的牧師職位上退下來,並尋求與他傷害過的人和解。

“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儘管在他突然辭職之前,這些過犯(sins)已經被教會的長老們調查、核實並提請他注意,但他仍然不思悔改。”他們在周一發布給CT的一份聲明中寫道。

“因此,我們認為馬克目前不適合擔任教會的牧師職務。”

在馬爾斯山教會就德雷思科的領導力所進行的調查結束后,他從那裡辭職。兩年後,即2016年,他在斯科茨代爾(Scottsdale)成立了三一教會(The Trinity Church)。 最近幾個月,幾位馬爾斯山教會的前長老從脫離三一教會的成員那裡,直接聽到了對德雷思科的擔憂。

簽署該聲明的領袖們說,他們感到有責任澄清對他的指控,以此來警告他所服在教會的現成員,並繼續呼籲這位著名的牧師啟動他在馬爾斯山教會從未完成的悔過、恢復過程。

“這封信並不提供新的信息, 只是這些信息還沒有被廣泛傳播。”曾在馬爾斯山擔任牧師,分管神學和領導力方面的瑞安·威爾士(Ryan Welsh)說。 “我們的希望不在於指責, 而是希望為人們提供保護,並通過聖靈的工作,能使馬克做出回應。”

這41位簽名者代表了2011年至2014年期間在該教會任職的大多數牧師,當時德雷思科受到了正式指控。 名單中包括前執行牧師薩頓·特納(Sutton Turner)和前教導牧師戴夫·布魯斯庫斯(Dave Bruskus),他們與德雷思科一起組成了執行團隊。

他們的聲明還包括了一份從未公布的2014年10月的文件,其中詳細說明了長老團成員在馬爾斯山教會監事會的指導下進行的教會調查,發現德雷思科有哪些暴戾、傲慢和跋扈的行為。

教會要求他為這一系列過犯悔過、尋求和解,並為他制定了一個恢復計劃。 但德雷思科在該計劃實施之前就辭職了。

在德雷思科辭職后的那個星期天,部分調查結果向馬爾斯山教會的會員公布,但參加這些聚會的人很少,完整的聲明也從未公開過。 在其創會牧師離開后,馬爾斯山教會就解散了,其中一些分堂成為獨立教會。

在離開時,德雷思科提到了他已經 “承認並悔改”的過去的過犯,並說他 “沒有取消自己的傳教資格”。 他後來描述了他和妻子如何感覺到神在呼喚他們離開馬爾斯山教會,並提到了反對他的人希望他離開。

而實際上,所建議的恢復計劃包括了讓他回到馬爾斯山教會的事工和領導崗位。 長老們當時寫道:“我們本希望能看到他復職,對於馬克在我們能夠與他一起走完這個過程之前選擇離開,我們感到悲痛。”

七年後,在私下單獨接觸他之後,這些長老再次懇求50歲的德里思科“參與並服從基督徒的調解”,並“在可預見的未來”辭去任何具有屬靈權威的職位。 周一的聲明代表了呼籲其前牧師悔改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努力。 簽署人承認三一教會前成員的指控與在馬爾斯山教會的情況有相似之處。

“當我們得知,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的三一教會擔任牧師的馬克·德雷思科,繼續以一系列充滿過犯的行為對待工作人員和會眾時,我們感到很難過,”他們的聲明開頭這樣說。 “這些充滿過犯的領導行為似乎與他在西雅圖馬爾斯山教會擔任領導職務時表現出來的相似。”

三一教會的一些前成員,包括最近辭職的安全主任查德·弗里斯(Chad Freese),已經開始在網上分享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描述和批評早於《今日基督教》最近的播客《馬爾斯山教會的興衰》,該播客回顧了在德雷思科領導下,圍繞着這個教會的成長和崩潰的諸多因素。

脫離三一教會的會員對這個亞利桑那教會的人際關係健康提出了擔憂,並列舉了會眾中人際關係斷裂的具體例子,這包括家庭內部。 據弗里斯說,其中一些人被禁止進入教堂場地。 他還描述了他認為的偏愛、不信任和來自德雷思科的威脅,包括威脅採取法律行動。

上個月,該教會認知了弗里斯提出的一些指控,其涉及到兒童事工中的一份事故報告。 但該教會在一份通訊中寫道,這些聲明是 “完全虛假的”,並認為它們是“‘扳倒三一教會’和‘毀掉教會‘的努力的一部分”。

弗里斯寫道,他最初來到三一教會時,儘管“知道在馬爾斯山教會的問題”,但被德雷思科的講道吸引,想親自去看看。

類似地,當埃內斯(Eneas)一家去年加入三一教會時,因為同為來自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移居者,他們覺得自己很適合。 蒂芬妮·埃內斯(Tiffany Eneas)說,每隔一段時間,德雷思科就會提到 “我過去的另一個教會”,但不會提到馬爾斯山教會的名字。 (德雷思科領導了18年的教會也沒有出現在他在三一教會網站的簡歷中。)

“我們甚至告訴我們的朋友,‘不要用谷歌搜索他,自己來看看就好了’,”她告訴CT。

埃內斯和她的家人因她認為的控制和霸凌行為而離開教會。 她對牧師如何對待教會成員感到不安,包括細究檢查她與教會前成員的關係。

“我丈夫說,如果早知道這些,他甚至不會開車進入停車場,”埃內斯說。 ”我不覺得人們真的知道 …… 我曾在教會裡有那麼美好的成長經歷。 我只是走過去,並信任。”

她很感謝一些馬爾斯山教會前長老給她的建議,他們加入了一個有85名成員的臉書小組,這些人離開了德雷思科的斯科茨代爾教會。 她估計,在她現在參加的教會中,有100多人也是離開三一教會後轉到這裡的。

即使有會員離開,網上關於德雷思科的討論也重新開始,最近的緊張並未被整個三一教會感受到。 新成員繼續加入教會,並欣賞德雷思科擔任教會的牧師和講道人。

前馬爾斯山教會的長老們承認,他們對德雷思科目前的角色 “沒有正式的管轄權威”,但也表示擔心,支持他決定創建三一教會的那些領袖沒有考慮他在西雅圖所受到的指控。

今年早些時候,三一教會的網站曾將德克薩斯州牧師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吉米·埃文斯(Jimmy Evans)以及基督教諮詢師蘭德爾·泰勒(Randal Taylor)列為 “智慧的顧問”。 現在他們的名字不再出現在網站上,也沒有列出任何長老。

在馬克·德雷思科牧師事工(又稱“真實信仰”)的最新稅務申報中,與牧養德克薩斯凱勒市(Keller)楔石教會的布蘭登·托馬斯(Brandon Thomas)和領導華盛頓州韋納奇市(Wenatchee)恩典城市教會的喬希·麥克弗森(Josh McPherson)一起,泰勒也被列為受託人。 麥弗遜是“使徒行傳29章”(Acts29,因《使徒行傳》只有28章,此組織名稱意為“新的一章”——譯者注)前董事會成員。

前馬爾斯山的長老們寫道:“這種‘跨地區’的顧問結構使馬克得以逃避他所需要的問責制度。 我們希望並禱告,在神的恩典下,馬克會在當地教會機構和長老團隊的屬神領導和指引下,進入一個漫長的悔改更新時期。”

編者註:本文於7月28日更新,因為簽署公開聲明的長者總人數上升到41人。 41位長老的聲明可在這裡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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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充滿挑戰的一季后,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任命了新的主席

對於在拜登政府領導下恢復強有力的難民安置計劃,邁爾·格林(Myal Greene) 持樂觀態度。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1, 2021
Courtesy of World Relief / Edits by CT

圖片:世界救濟組織提供/CT編輯

為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的資深工作人員,他制定了與教會合作的模式,擴展該事工的海外項目,並將在今年接任該組織的新總裁和首席執行官。

對邁爾·格林(Myal Greene)的任命,是在該組織經歷了充滿挑戰性的一季之後做出的。該組織是全國福音派基督徒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人道救援分支,也是一個主要的難民安置機構。

“我們確實正在經歷一段與難民安置計劃和新冠危機相關的挑戰性時期,它們給我們的組織帶來了壓力,這包括我們的運作、資源和開展我們的項目和事工的機會,”格林說,“但是我真的為我們的員工和志願者的韌性和委身感到鼓舞,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忠心地服事。”

由於特朗普政府限制性政策導致的難民接納配額和安置資金的逐年削減,世界救援會關閉了其在全國的27個辦事處中的8個。 在過去幾個月里,在拜登總統治下,世界救援會開始擴充他們的資源和重建其基礎設施。 該事工的領導人也與其他難民權益倡導者一起,要求拜登政府兌現其承諾的,卻被被推遲了數月的提高難民人數限額的政策。

格林計劃將在9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不久擔任這一新職務。 他的前任斯科特·阿貝特(Scott Arbeiter)和提姆·布林(Tim Breene)於2月宣布退休。

除了在國內安置難民外,世界救援會還開展了一系列國際活動,在世界範圍內的新冠危機中,繼續為急需援助的國家中弱勢人群服務。 在過去兩年中,作為國際項目的高級副總裁,格林籌集了更多的資金,並將他們的全球觸及範圍拓寬了一倍多。 他以前還曾指導過盧旺達和非洲的事工運作。

今年早些時候,格林還參與了世界救濟組織的一項名為“共同前進”(Forward Together)的大型倡議活動,該倡議制定了一套戰略計劃,以便進一步在機構內部及其各個項目中促進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

世界救援會董事會主席斯蒂夫·摩爾(Steve Moore)說:“邁爾對我們的工作有深刻的理解,他參與了這次戰略更新。在我們前進路上的這一刻,他的基於團隊的領導風格使他具有獨特的效力。”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世界救援會人道主義工作的一個主要特點是,除了公共或政府撥款外,還依靠與當地教會和事工的合作。 自1944年以來,這個基督教非營利組織一直專註於利用教會網絡來籌款、宣傳和動員志願者加入他們的使命。

CT格林進行了採訪,以了解他的新角色和該事工的未來。

(CT)在拜登總統任下這頭六個月里,世界救援會看到了什麼新動向?在難民安置方面,你認為即將到來的新財政年度會怎麼樣?

(格林)我們相信拜登政府會對難民安置工作給予大力支持。 我們了解到,他們願意聽取相關各方的意見。他們的反應能力、關注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認真態度,確實讓我們感到鼓舞。 本財政年度將難民限額提高到62500人讓我們感到鼓舞,我們對明年將限額提高到125000人的前景感到樂觀。 我們對此感到興奮。 雖然在經歷了多年來的配額縮減后,這一提高將帶來對資源和機構擴容的需求,但我們知道有許多教會和社區組織渴望參與這一進程,並準備響應這個機會,歡迎更多難民進入這個國家。

(CT)就其未來的擴展計劃而言,世界救援會五年前的位置怎樣,今天的位置怎樣,你希望它五年後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格林)我們當時非常希望能夠增加我們運作的安置點數量。 今後,我們認為這是開展這項工作的一個非常健康的方式——有更多的機會和地點來進行重新安置。 安置專案數量的增加確實需要一個更多的運行支持。 至於我們夢想異象是什麼樣,我想說,我們希望達到這樣一個境界,即對於被安置在我們的其他運作夥伴當中的難民,我們能夠以全額來回應、滿足他們的需求。 這意味着我們正在研究各種方案,以迅速擴大我們的規模、考慮合作機會,以及開設新的辦事處或重新開放以前關閉的地點。 我非常感謝提姆和斯科特的領導,他們幫助世界救援會度過了非常動蕩的一季,並使該機構處於多年來未曾達到過的良好財務狀態。 我對我們擁有的前進勢頭感到興奮。

(CT)儘管最近面臨的挑戰,世界救援會是如何發展的?

(格林)在這一季的事工中,因為我們參與難民安置工作較少一些,使得我們能夠專註於與教會和其他社區活動人士合作,為更大的移民社區提供更廣泛的服務,而不僅僅是難民——考慮我們如何讓地方教會成為歡迎所有背景移民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 我們從公共政策和公眾輿論的角度來思考倡議活動。就我們所知,全國各地的教會接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因此,鑒於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兩極化的問題,我們看到,在代表移民和難民向教會和信仰團體進行宣傳方面,世界救援會可以發揮作用。

(CT)您準備如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領導世界救援會?

(格林)我在世界救援會工作了14年,這種長期經驗的好處之一是,我看到了那種起伏以及不同的外部危機和事件是如何影響這個機構的。 這種長遠的異象可以幫助我,確保在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專註於優先事項。

(CT)大多數了解世界救援會的人都會想到他們在國內的難民工作。但鑒於您的背景,能分享一下該機構在國際方面的活動嗎?

(格林)我們在海外的工作是相當強健的,這可以追溯到我們組織的起源。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重點領域:第一個是人道主義或應急響應,即為難民營或境內流離失所者(IDP)營地中的人們提供服務,以及為那些返回家鄉的人提供服務,這與我們在美國所做的工作有很多協同效應和相關性。 我們工作的第二個領域是社區和公共衛生。在這裡我們感受到了來自捐助者的有力支持,得到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合作。 第三個則是以教會為基礎的社區發展活動。在這一綜合模式中,我們讓教會參與滿足其鄰里的需求——從經濟和社會到加強婚姻和兒童工作。

(CT)最初是什麼促使你在2007年加入世界救援會的使命的?

(格林)自從我成為基督的追隨者,我真的對神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愛和關心有了強烈的體會。 我對世界救援會的逐漸了解,促使我走出了之前在國會山所做的工作,接受任命在我們的盧旺達辦事處進行為期兩年的服事——只是籌款支持,甚至不是一個工作人員的職位。 通過這一服事,我看到我的生命是如何在看待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被塑造的。 這一經歷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塑造性的,它使我致力於了解教會和社區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了解教會參與的重要性,並滿足鄰里的需要。 這是一種神奇的旅程,看到神培養我、用新的技能裝備我,幫助該機構以不同的表現形式為最脆弱的人提供服務,無論他們是在美國還是在世界各地。

(CT)在你的長期事工生涯中,最有影響的經歷是什麼?

(格林)在我加入世界救援會時,我去到當時仍處於應對艾滋病毒流行高峰的盧旺達。 我們從PEPFAR獲得了一筆非常大的撥款來做艾滋病工作,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預防和青年方面, 但也為艾滋病患者提供姑息治療(palliative care)的內容。 通過這些互動,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家裡與婦女在一起,特別是有孩子的寡婦,而孩子們們可以親眼看到她們的生命是怎樣結束的。 看到她們在基督里的希望,以及教會可以幫助支持他們的方式——但也看到他們對孩子們未來的擔憂——讓我記憶深刻,並在情感上深深地觸動了我。 它使我看到,為什麼我們的工作是如此重要、如此有價值。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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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隻字片言勝過千句抱怨

《聖經》翻譯遠不止技術上的準確性。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7, 2021
Illustration by Keith Negley

圖片:Keith Negley的插圖

在找我的耳機。 不是那種白色的小東西,而是深藏在我包裏的頭戴式大耳機。 狹窄的咖啡館裏離我一桌遠的地方,有兩人正在用適合演講廳的音量對話着。

我的手突然停了下來。 我發現自己在偷聽。 當我這麼做時,我的惱怒化爲了同情。

一個女人用力靠牆坐着,好像椅子本身不夠支撐。 她說的是癌症和醫療破產——那種當身體和財務同時崩潰時的分崩離析的生活。 “有時我懷疑是否是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個賭,”她在講述的末了如此感嘆。

知道不該繼續往下聽,我戴上了耳機。 但她的那句,我懷疑是否上帝和撒旦在我身上打了個賭,卻耗盡了我的注意力。

在《約伯記》第一章,照我們現有的英文譯本,撒旦走進了天庭。 上帝指出約伯的義——地上再沒有人像他敬畏神、遠離惡事。 撒旦卻說,這只是因爲上帝賜予約伯如此多的財富和健康。 把這些東西從他身上拿走,撒旦說,他就會“當面詛咒你”。

“那麼,很好,”上帝迴應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5-6)。

歷史上無數的讀者讀到這段話時都會撓頭。 爲何撒旦會被允許站在耶和華上帝的面前,並向他發起挑戰? 如果撒旦能奪走約伯的一切,爲什麼他不能對我們做同樣的事? 撒旦和上帝會打賭嗎?

這是在說魔鬼嗎?

當代的《約伯記》註釋——包括保守的福音派註釋——幾乎都不贊成把《約伯記》中的這個角色翻譯成“撒旦”, 《舊約希伯來文亞蘭文詞典》(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簡稱HALOT)也沒有。

以色列鄰國的文學作品中,經常會有智者在君王的宮廷中建言獻策的故事。 一個常見的角色也就出現了:“對手”、“控告者”,或者“挑戰者”。 他不是躍過柵欄闖進來的,他當然也不是不請自來的客人。 他是受聘從君王收取報酬的諫言者——儘管他的職分與其他智者略有不同。

與今天一些戰略家和顧問的角色不同,對手的工作是使君王的計劃得以開展,找到其中的疏漏,並預見可能出現的失敗。 重點是要在君王的宮廷中、在實戰之前就發現錯誤。否走不僅君王會失去顏面,甚至會失去整場戰鬥。 如果以色列的所有鄰邦都有這樣的故事和角色,希伯來人會沒有嗎?

《舊約》中稱呼這個和其他控告者的詞是 hassatan “哈-撒旦”(ha,音譯“哈”,希伯來語中的定冠詞,類似英語中的“the”——譯註)。 這不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職分(office)。 就像“先知”、“勇士”皆非具體的人名,而是《聖經》中的角色,所以 哈-撒旦 是一個在不同的情境中由許多不同的人物扮演的角色。

有時惡者扮演對手。 有時義者擔當此角色。 在《民數記》第22章中,耶和華的一位使者(angel,直譯“天使”——譯註)就爲了上帝的榮耀,扮演 撒旦 的角色,與巴蘭對着幹。 那麼在《約伯記》中,這個角色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魔鬼代言人”。 他對約伯沒有特別的宿怨。 他的出現不是因爲上帝可能會犯錯,而是爲了讓上帝能回答爲什麼義人會讚美祂並且行善。

正如麥克馬斯特神學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舊約教授奧古斯特·康克爾(August Konkel)告訴我的那樣,“把 哈-撒旦 當作魔鬼,會給人一種二元論的感覺,即上帝和魔鬼同時爭取一個人的生命主權。有時魔鬼甚至會贏。” 他說,在《約伯記》中,重要的是“聖潔和擁有獨一主權的上帝掌控着我們生活中的所有事件”。

然而,幾千年來的翻譯者(甚至是將《舊約》翻譯成希臘文的猶太拉比)都認爲 哈-撒旦 這個詞是指魔鬼。 所以其中的定冠詞被刪去,撒旦(Satan)作爲一個專有名詞被大寫了。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早期的譯者基本上沒有意識到古代近東法庭中常見的對手角色。 然而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今天在聖經註釋中寫道控告者“並非魔鬼”的約伯學者,也正是我們最流行的英文聖經譯本翻譯委員會中的約伯學者。 而在這些《聖經》中,控告者仍然以大寫的 專有名詞“ 撒旦”的方式出現。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個關鍵原因,翻譯委員會本質上是保守的。 《新國際版聖經》(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翻譯委員會副主席馬克·施特勞斯(Mark Strauss)說:“我們有一種深層的動機。 長期以來,教會一直是真理的庫房。保持這種傳統很重要。”

在處理上帝的話語時,我們不想輕率地推翻自耶柔米(Jerome)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以來整個世界已選擇了的解釋,即使當一些學者在一些烏加里特語手稿中發現了一個類似的詞語。

所以需要翻譯委員會的超級多數成員同意才足以改變以前版本的翻譯。 即使委員會中的約伯學者同意,他們也必須說服精於其他書卷的學者投票支持他們的觀點。 這意味着違背傳統的變化並不經常發生。 而一旦發生,就可算是一件大事了。

《聖經》與噴槍

在《欽定版聖經》(KJV,King James Version,又譯《詹姆斯王版聖經》)使用了三個半世紀以後,對1952年全新的英文譯本的炒作是可想而知的。 許多人堅稱《修訂標準版聖經》(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將通過一個現代語言的《聖經》版本將說英語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聯合起來。

但事實上,這個翻譯卻狠狠地激怒了許多基督徒。 這場爭論的焦點關乎《聖經》中最著名的經文之一,以賽亞書7: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 童女(virgin)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相關詞語以下皆以斜體字着重標記。)

這段寫於耶穌之前許多世紀的經文,早早就預言了童女生子和道成肉身。

但在RSV版本中,這節經文是:“看哪,一個 年輕女子(young woman)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醜聞席捲了整個國家。 從各出版社飛出了各種傳單、小冊子甚至書籍形式的激烈爭辯。 一位牧師拿着噴槍把一本RSV版《聖經》燒掉,把它的灰燼殘骸郵寄給了高級譯員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 RSV被貼上了“共產主義聖經”的標籤,美國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對翻譯委員會成員的共產主義關係進行了調查。 美國空軍甚至在1960年的培訓手冊中警告不要使用RSV版本的《聖經》,因爲它存在所謂的共產主義承諾。

但這處經文翻譯成 年輕女子 並沒有錯。 從技術上講,它和 童女 一樣正確。 希伯來語 alma 代表一個發育成熟但未婚的女人——基於文化上的顯然預期,她應該是個處女。 正如阿斯伯裏神學院(Asbury Seminary)的約翰·N·奧斯華(John N. Oswalt)所說,英語中最接近的詞可能是 maiden(“少女”之意)。 但是,歡迎設身處地考慮一下譯者的困境:如果要使用當代表述,maiden 不會是一個你會選擇的英語詞彙。 所以你必須在兩難中做一個選擇: 年輕女子 還是 童女。 正如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的約翰·D·W·沃茨(John D. W. Watts)所言,一種翻譯會因過於寬泛而錯,另一種則因過於狹隘而錯。 耶穌由童女所生,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 但以賽亞更直接應許給亞哈斯王的跡象是,一個女人會給一個孩子取名叫以馬內利,而不是在公元前八世紀會有一個童女生子。

對許多讀者來說,省略這一個詞就足以讓人認為RSV是在否認超自然現象。 《聖經》出版商們卻收穫了另一種的經驗。

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舊約教授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說,翻譯委員會 是“在夾縫中找出路”。 “福音派的翻譯致力於服從良好的學術研究,但他們也受到市場的挑戰。 如果翻譯過於明顯地偏離傳統,人們就會說它‘激進’或‘自由主義’而不買賬,在這種情況下,出版商的所有努力、金錢和好意都會白費。”

所以現在許多《聖經》翻譯委員會不僅僱傭《聖經》學者,還聘請了市場終端的專業人士,他們主要關注的是市場的反應。

但並非所有的翻譯委員會都這樣做。 例如,《新國際版聖經》NIV的委員會就沒有這樣做。 “我們不和出版商同席而坐,” 惠頓學院教授、NIV聖經翻譯委員會(CBT)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說:“他們無法影響我們把什麼放在文字中。” 這使得譯者能夠保持學術上的獨立性,不受市場壓力的影響。

但是,無論市場專業人士是否坐在翻譯桌前,市場都有辦法讓人知道它的意見。

昨日的今日版本

為了按照現代英語表達性別的方式翻譯《聖經》,CBT在2002年推出了《今日新國際版聖經》(TNIV,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希臘原文稱呼基督教會為“弟兄們”的地方,他們翻譯成“弟兄姐妹們”。 RSV中的“所以我們看定了,人(a man)(“man”現通常僅指向男性——譯註)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TNIV卻譯成“所以我們看定了,人(a person)(“person”不含性別指向——譯註)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3:28)。 這類變化可以更好地反映最初這些經文的聽眾和讀者對這些表述的理解。

譯者們卻因此受到了抨擊。 他們遭到了抵制。 他們被指控制造出一本性別中立的《聖經》。 NIV翻譯委員會迴應說“絕非如此”,這實則是一版“性別準確”的《聖經》翻譯。

到了千年之交,南方浸信會的大多數教會都基本採用了NIV版《聖經》。 但也因著這個訊息,他們開始了自己的翻譯工作。 南方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認為《霍爾曼基督教標準聖經》(HCSB,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將使南方浸信會“擁有一個我們可以控制的重要翻譯版本”。

經過抵制和不良媒體的報道,TNIV的銷售異常慘淡,終於停止出版。 市場的聲音被聽見了。

這並不是說TNIV沒有問題。 例如,希伯來書12:7中的“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變成了 “焉有孩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這違背了上帝是一位、且上帝是父親的形象。

2011年,NIV翻譯委員會出版了一個修訂版,更新了一些癥結所在,如《希伯來書》中的那節經文(現在改成了“焉有孩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但保留了TNIV背後的許多決定。 這一次,騷動的聲音小了很多。 一些批評家也已經被征服。 另一些已經投身到其他的論戰或其他的翻譯中。 但潮流也發生了變化。 性別準確的翻譯正成為標準。 他們正在成為傳統。

事實上,儘管南方浸信會HCSB版本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對抗TNIV版翻譯採用的主張,但其最新版本《基督教標準聖經》(CSB,Christian Standard Bible)卻做了許多與NIV的譯者在2011年時所做一致的決定。 當教派內的反對者批評這些決定時,南方浸信會領導人迴應稱CSB“性別準確”而非“性別中立”,這聽起來很熟悉。

神學與訓詁學(exegesis)

翻譯是複雜的。 一種語言中的一個詞在另一種語言中往往找不到一個完全對應的詞。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譯者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選擇最接近的單詞和短語。 當可能出現混淆時,他們有時會新增一個腳註。 當這些還不夠時,聖經研修筆記可以對文字作進一步的澄清。 但這些方式都會帶來各自的麻煩。

2009年,一本研修版《聖經》有史以來第一次贏得了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商協會(Evangelical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年度基督教圖書獎。 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的《英語標準譯本研修版聖經》(ESV Study Bible)賣得太快,庫存都無法保證。

如果你翻到這本暢銷《聖經》的《路加福音》,你會發現文字下面的研修筆記體現了世界級的學術研究。 但撰寫了許多筆記的作者卻未被列在《路加福音》的貢獻者名錄中。

羅伯特·斯坦因(Robert Stein)現年85歲,在擔任伯特利神學院(Bethel Seminary)和南方神學院(Southern Seminary)新約聖經教授多年後退休。 他說,他的同事、負責ESV新約聖經研修筆記編輯的托馬斯·史瑞納(Thomas Schreiner)收下了他的《路加福音》筆記,並將它們轉交給《ESV研修版聖經》 的總編輯韋恩·古德恩(Wayne Grudem)。 斯坦因後來驚訝地發現,以系統神學教科書聞名、但卻並非符類福音學者的古德恩,對他的筆記做了一些重大的補充和編輯。 斯坦因告訴我,他對自己收到的東西感到“不安”。 經過編輯和補充的筆記仍以斯坦因署名,但他說他覺得這些註釋“不符合聖經”。

斯坦因,也是古德恩在伯特利神學院的前上司,就這些修改寫了一封八頁的信。 有些修改是次要的,或只關乎風格,但有些是破壞性的。 “這不能成立… … 這根本不是事實,”他說。 “你改變了意思,它不再忠實於文字了。”

長期以來,系統神學家和聖經學者在整個神學領域的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 但斯坦因參與過其他研修聖經和跨學科專案的工作,他說他從來沒有像這樣被推翻過。 他想做進一步討論的努力被回絕了。 “我感覺[古德恩]的教條化神學統治了對《聖經》文字的理解,”他說。 “我致力於研究《聖經》,無論如何都要忠實於文字。”

古德恩在一份宣告中說, 《ESV研修版聖經》的研修筆記是“根據至少七位不同的編輯提出的建議,進行修改和補充的結果。 十字路出版社的一般原則是,對某些具體的編輯決定不做公開討論。”

斯坦因說,他寫信給其他那些編輯說:“我不會讓你們使用我的名字”。 他詢問支票如何退回。 但他們讓他留著支票,說他們希望留著他的研修筆記、編輯和所有內容。 他們會把他的名字從《路加福音》註釋者名單中去掉,但在《新約》顧問的總名單中加入他的名字,並一直到今日。

斯坦因接受了這一妥協,因為他相信他的研修筆記,即使經過古德恩的編輯,依然好過他們能找到的絕大多數其他作者能提供的《路加福音》註解。

斯坦因的經歷並不孤單。 奧古斯特·康克爾的《約伯記》註釋特別指出,《約伯記》1章中控告者的角色“不是魔鬼”。 《ESV研修版聖經》的筆記則恰恰相反,儘管康克爾名列作者之一。

“為ESV做研修筆記的感受非常負面,”康克爾在一封信中告訴我。 “他們不僅完全改寫了我的話,而且他們新加的內容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就根本站不住腳。” 儘管康克爾不同意這些修改,但他最終還是在這些筆記上署了名。

死者的聲音

《聖經》出版商們認為他們的工作是對上帝話語的精心管理。 他們也知道這是一門大生意。 NIV自問世以來,已在全球售出超過4億冊。 而且,若不是因為RSV的翻譯用 年輕女子 代替了 童女,這個版本很可能永遠不會誕生。 若不是因為這一個字,這4億本《聖經》的銷售中,許多可能會流向RSV。

《聖經》銷售的大部分利潤都回饋給《聖經》翻譯、研究和宣教工作。 沒有人翻譯《聖經》是為了自己的腰包。 但市場仍然很重要。 而且譯者不僅要考慮市場。 他們還必須考慮過去。

“任何無視傳統的翻譯都是愚蠢的,”比爾·孟恩思(Bill Mounce)說。他是一系列頗為流行的聖經希臘語教科書的作者。 翻譯我們的《聖經》的學者們都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他們不會輕易地打破傳統。 正如著名的希伯來學者布魯斯·沃爾特科(Bruce Waltke)告訴我的那樣,“死者的聲音必須被聽見。”

但如果死者是錯的呢? 以前的時代只有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研究和資源的很小部分。 他們幾乎無法破譯任何希伯來民族鄰國的語言。 他們往往依賴《聖經》翻譯,而非原文。 他們很少或從未到過《聖經》中事件發生的所在地。 而我們現在所知的考古學只存在了大約200年。

我們想避免想當然地以為較新的理解總是更好的理解,但很難不這樣想——如果過去的譯者有機會獲得我們所擁有的證據,他們會怎麼說?

虔敬的對手

NIV聖經翻譯委員會的道格拉斯·穆經常告訴人們:“有兩件事沒有人想知道:一是香腸是如何製作的,二是《聖經》是如何翻譯的。”

儘管我們知道《聖經》透過翻譯走近我們,但如果能認為我們拿著的這本書的每個方面都是直接從天賜下的,那就更好了。 想到這些編纂、分析和翻譯文字的學者難免犯錯,這會讓人不舒服。 如果想到市場的力量、偏見和讀者的反應所起的作用,這可能更令人不安,儘管我們記得如何挑選併購買了手中的這本書。 知曉這種分歧和內在矛盾是令人沮喪的,即使我們知道最好的翻譯往往是“鐵磨鐵,磨出刃來”的結果。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翻譯我們《聖經》的學者們愛上帝,也愛《聖經》。 馬克·施特勞斯在給我的信中如此寫道:“每一位我認識的《聖經》譯者,都是被對上帝話語的熱愛以及想把它譯得正確的渴望所驅使。”

我們能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唯一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們擁有太多的選擇。

施特勞斯說:“就文字傳播和翻譯的準確性,古代世界的任何書籍都無法與《聖經》的可靠性相提並論。”

布魯斯·沃爾特科向我保證,所有主要的基督教譯本都是忠實的。 沒有一個版本把教會引向異端,而是引向十字架。

當我們把《聖經》從書架上取下時,我們捧在手中的是兩千多年來忠實和艱苦奮鬥的《聖經》學者們共同的輝煌成就。 而且我們可以信賴它。 儘管這並不是說工作已經完成了。

Jordan K. Monson是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博士生。他曾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擔任《聖經》翻譯顧問。他也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首都教會(Capital City Church)的牧師。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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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西蒙娜·拜爾斯的人沒有看到摧殘身體這個更重要的的問題

有些人把這位奧運體操選手看成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運動員。 但是,她退賽的做法,應是如何尊重、而不是蔑視我們的身體的榜樣。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5, 2021
Picture Alliance / Contributor / Getty Images

奧運會總是充滿意外,東京奧運的第一周比賽也不例外。 週二,美國奧運女子體操隊隊長、美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體操運動員西蒙娜·拜爾斯(Simone Biles)在跳馬和自由體操上的不正常表現後退出了團體比賽。

到了周三,拜爾斯也退出了個人全能比賽,理由是需要關注她的心理健康。 在幾乎絕對有機會主宰比賽的情況下,拜爾斯的選擇體現了在競技體育和更廣泛的文化領域中罕見的舉動:說“該適可而止了”的謙卑和勇氣。

儘管許多人支持拜爾斯的決定,其他人認為她的選擇是一個失敗。 像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馬特·沃爾什(Matt Walsh) 和珍娜·埃利斯(Jenna Ellis)這樣的保守派媒體聲音,認為她是一個放棄者,把她對 “心理健康 ”的關注等同於軟弱或缺乏情感上的剛毅。 他們甚至指責她辜負了她的團隊、她的國家。 其他人回顧了凱麗·斯特拉格(Kerri Strug)在1996年跳馬比賽中的頑強表現。在那次比賽中,斯特拉格強忍著明顯的傷痛進行了第二次嘗試,最終帶領她的團隊獲得了金牌。

畢竟,競技體育的全部意義不就是要把人體推向極限,或者超越我們認為的極限嗎? 甚至使徒保羅也引用了使身體受到嚴格紀律約束的比喻,他在《哥林多前書》第9章中寫道:“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25–27節)。

雖然我們被要求約束我們的身體(也包括屬靈上),但將人體推到極限並不意味著極限不存在。 我們需要有尊重自己局限性的智慧和謙卑。

但如果你想從美國體操協會(USAG)的廣義文化中找線索,你是不會知道這一點的。 幾十年來,美國體操協會一直故意否認這種限制,而是選擇把運動員當作用完可棄的物件,讓他們挨餓,把年輕的身體逼到極限,當在其對團隊目標不再有用的時候把她們扔到一邊。

事實上,正是在這樣一種摧殘性文化中,斯特拉格實現了她現在著名的第二次跳馬。 正是在這種文化中,美國體操協會的教練貝拉(Bela)和瑪塔·卡洛里伊(Marta Karolyi)經營著他們臭名昭著的“牧場”——在受到虐待指控后已关闭的一所官方训练设施。正是這種文化將脆弱、受傷的體操運動員交給了隊醫和戀童癖拉里·納薩爾(Larry Nassar)。 正是這種文化掩蓋了納薩爾的性侵行為,讓他繼續性侵其他數百名年輕體操運動員,包括拜爾斯本人在內。

儘管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但拜爾斯對這種文化說不的意願和能力代表了一種巨大的變化。 正如前奧運選手和斯特拉格的隊友多米尼克·莫瑟努(Dominique Moceanu)在推特上所说:“拜尔斯的决定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奥运选手,我那时从不觉得自己有发言权。”

在為斯特拉格贏得歷史地位的同一屆奧運會上,14歲的莫西納在平衡木上撞到了頭,摔倒了。 她沒有立即接受醫生的評估,而是繼續參加比賽。 與此同時,斯特魯格自己在跳馬上的受傷將結束她18歲的體操生涯。

這些故事與烏茲別克斯坦體操運動員奧克薩娜·丘索維蒂娜(Oksana Chusovitina)的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週她因其職業生涯的長壽而受到讚譽。 在令人震驚地參加了八屆奧運會後,丘索維蒂娜終於在46歲時退役。 她的體操生涯開始於於1992年,這是在拜爾斯出生前五年。 雖然評論員們可能會將她體育壽命之長歸功於她對體操的熱愛和承諾,但我想,答案是否更簡單些。 如果體操運動員沒有被摧殘到不能再參加比賽的地步,也許他們會享受更長的職業生涯。

我認為,這正是批評拜爾斯的人所忽略的。 在她退賽后不久,她的故事的現實變得更加清晰,而這個故事比她的詆毀者所說的要嚴重得多。

在提到需要關注她的“心理健康”時,拜爾斯提到她正經歷著“一點扭曲(twisties)”,這意味著對執行複雜技巧至關重要的頭腦-身體聯繫斷線。 “扭曲(twisties)”,或稱迷失空間方向,使運動員失去對自己在空中位置的感覺,並可能導致受重傷。 這一現像也可能由極端壓力和創傷帶來——拜爾斯本人就曾承受過這種壓力。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薩利·詹金斯(Sally Jenkins)寫道:“‘心理健康’這個短語的問題在於,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讓你直接忽略發生在西蒙娜·拜爾斯身上的事情,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在她身上正在發生什麼。 “時至今日,美國奧運官員仍在繼續背叛她。 他們否認他們有法律義務保護她和其他人免受強姦犯、戀童色情狂拉里·納薩爾的傷害,他們繼續借司法操作來逃避責任。 對她來,受摧殘是一個發生在當前的事件。 ”

讓我們直言不諱:西蒙娜·拜爾斯是一名在精神、情感、性和身體等多方面受到創傷,並在其綜合影響下參賽的運動員。 她的身心聯繫會在這一時刻出現障礙,應該不會讓人感到驚訝。

但作為完美的運動員和成熟的女性,拜爾斯也明白頭腦在空中迷失方向所帶來的危險。 她沒有勉強,而是有勇氣拒絕不惜一切代價要贏的文化,並說:“不要了”。

令人痛心的是,我們中的許多人把她的謙卑和勇氣誤認為是羞辱,是自私自利的,是對個人幸福的偶像崇拜。 我們沒有人能夠知道拜爾斯的動機。 我們甚至常常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情況。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在一個經常摧殘人的文化中,她是如何應對人類的限制的。 當我們面臨類似的困境時——無論是在我們的工作、事工還是人際關係中——我們也可以謙卑地擁抱我們自己的人性的脆弱,並有勇氣如實地講述它。

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讓我們知道如何尊重我們經常蔑視的身體。 最終,正是他願意接受人類肉體的限制——軟弱、疾病、迷失方向——才使我們的救贖成為可能。 那麼,對於擁抱自己的極限也會導致自由和生命,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驚訝。

保羅在《腓立比書》4:13中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來慶祝意志的勝利,但我們可以學習從另一個角度來讀它。 因為就在下一節,保羅這樣寫道:“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如果說謙卑教會我們擁抱自己的極限,那麼勇氣則使我們能夠與他人分享這些。 作為回報,我們能夠打破璀璨的惡性循環,並得到我們需要的照顧。 週三晚上,在評論員們斷言這是她最大的失敗之後,拜爾斯在

願我們都能認識到這一點。

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是《受造為更多》(Made for More)》、《所有美好的事物》(All That’s Good)和《謙卑的根:謙卑如何磨練和滋養你的靈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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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奧運選手加油

認識一下那些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以信仰為重的男女選手。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5, 2021
VCG / Getty Images

開幕式才開始,但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就已經讓人感覺很怪異。在最後一刻,日本政府決定禁止觀眾入場,一些運動員在COVID-19檢測呈陽性後不得不退出比賽,或在接觸到檢測呈陽性的運動員後被隔離。

就像其他奧運選手一樣,基督徒運動員做出了犧牲,經歷了心理健康危機,並將自己推向生理極限,才獲得了奧運會參賽資格。但是他們在達到這一成就時,也對自己最終身份所在有著明確的信念。許多人還利用他們的平台分享神在他們生命中所做的工,並為他們所取得的成回饋社會。以下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目前參加東京奧運會的15名運動員。

盧卡斯·勞塔羅·古茲曼(Lucas Lautaro Guzman),跆拳道(阿根廷)

@Lucastkd94

2012年,塞巴斯蒂安·克里斯馬尼奇(Sebastián Crismanich)成為首位在奧運會上贏得跆拳道金牌的阿根廷人。盧卡斯·勞塔羅·古茲曼希望能成為第二個。

2019年,他在2019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中贏得男子蠅量級銅牌。他取得這一成就,是他的母親患乳腺癌不久即去世的三個月後。雖然失去了母親使很難受,但古茲曼的信仰得以深化,今天他說他有很多要感恩的。

就在奧運會開始前,古茲曼在哈薩克斯坦慶祝了他的27歲生日。在他的 “26歲最後一張照片”的標題中,他寫道:“我覺得我不配得到我正在經歷的一切。 ……我不能再向神要求什麼,因為他給我的太多了,使我無以復加的完整和圓滿。 儘管我得到的這麼多外部成功,我必須承認,接受基督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一件事。 我不想說服別人以我的方式思考。 歸根到底,只要在我們的行動和行為上有證據顯示給世人,我們所說的就是有用的”。

尼古拉·麥克德莫特(Nicola McDermott),跳高(澳大利亞)

@nicolalmcdermott

“在體育中,順服的生命將是個什麼樣子?”跳高運動員尼古拉·麥克德莫特(Nicola McDermott)在她的Instagram簡介中提出了這個問題,然後繼續在生活中尋求給這個問題一個應有的答案。在賽場上,24歲的麥克德莫特在2018年英聯邦運動會上贏得了一枚銅牌。在去年疫情期間,她離開澳大利亞到歐洲訓練,並創造了個人紀錄。在賽場外,她共同創立了 “永恆的冠冕 ”(Everlasting Crowns)事工,她希望“運動員夥伴們被耶穌完美的愛所改變,在教會中得到栽培,並接受門徒訓練,成為他們被派往的每個地方的祝福”。

她在今年早些時候告訴《衛報》:“我的信仰是我在這項運動中堅持這麼久的原因。 信仰是對你沒有看到的事物的信心,對嗎? 跳過兩米——當我還是一個八歲的孩子時,跳了1.15米——你需要有一點信心才能相信這一點。 在20歲之前,我一直非常努力地追求體育,我認為這就是我的幸福——一旦我成為一名奧運選手,一旦我達到了某種程度,那麼我就會感到幸福。 我達到了一個水平,擁有了我所夢想的一切,但我仍然不滿意——於是我意識到,我把自己的身份寄託在了成績和成就上。 對我來說,信仰就是意識到,無論表現如何我都是被愛的——跳高只是將我與神連接的一種方式。”

伊塔洛·法雷拉(Ítalo Ferreira),衝浪(巴西)

@italoferreira

衝浪是首次列入奧運會賽項,2019年世界冠軍伊塔洛·費雷拉贏得了男子項目的首枚金牌。這位27歲的運動員在社交媒體上為勝利讚美神,並重複了他在日本總說的一句話:“di amén que viene el oro”(大意是說,只要說“阿門”,金牌就會來。) 費雷拉說,他從凌晨3點開始就在床上祈禱這些話,祈求神幫助他實現夢想。 “成了!我在衝浪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說。為贏得這塊金牌,費雷拉要克服波濤洶湧的水情、將比賽從兩天縮短為一天的降臨風暴,還有在他上場衝擊金牌時沒幾分鐘內就斷裂了的那塊衝浪板。他流著淚繼續說:“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訓練了很多,神讓我的夢想成真了。我只應感謝神給我機會,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費雷拉來自巴西東北部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從漁夫手裡買魚,再轉賣給餐館。在父親第一次給費雷拉買了塊衝浪板的兩個月後,他贏得了他的首次沖浪比賽。隨著費雷拉迅速躋身衝浪界精英,他賺的錢足以在海灘上為父母買一所房子。 “海洋在我的生活中佔有很大的分量。從我父親開始,他依海賣魚為生,我則靠衝浪謀生,”費雷拉在一個鼓勵關於海洋的對話的視頻中說。 “沒有海洋的未來?那將是可怕的。我認為海洋是神給人類的特殊禮物。”

查爾斯·費爾南德斯(Charles Fernande),現代五項(危地馬拉)

@charlesfernandez_5

查爾斯·費爾南德斯7歲時,他的家人從美國搬到他父親的家鄉危地馬拉,擔任傳教士。在他兒子出生前幾年,卡洛斯·費爾南德斯參加了五項全能比賽,這是一個包括擊劍、自由泳、馬術障礙賽,以及手槍射擊和越野跑在內的綜合項目。卡洛斯和他的妻子埃斯特現在在危地馬拉安提瓜附近的山區主持一個服務於周圍瑪雅社區的事工。

費爾南德斯在20歲時參加了2016年里約奧運會,在那裡他獲得了第15名,之後在2019年贏得了泛美運動會的勝利。 “帶著兩枚獎牌回到我的國家,能夠與這些每天為擺脫貧困而奮鬥的人們分享這些時刻,並給他們帶來基督的希望絕對是一個大大祝福。”在2018年贏得兩項地區賽事之後,費爾南德斯說。 “這就是我所做這些事情的原因,在這項運動中成為基督照到各國的光。” 在整個疫情病期間,同時也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的費爾南德斯,一直在美國和危地馬拉之間旅行,試圖幫助他的同胞。他在去年的一次採訪中說:“作為一名運動員,我的目的是給他們帶來希望,告訴他們只要你努力工作,一切皆有可能。 我支持我的國家的兩種方式(社會的和體育的)是不同的,但感謝神,它們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這是我在奧運會上所做的一切的原因和動力。”

喬納坦·克里斯蒂(Jonatan Christie),羽毛球(印度尼西亞)

@jonatanchristieofficial

印度尼西亞是穆斯林人最多的國家。但他們最喜愛的運動員之一,是一位23歲的熱愛耶穌的羽毛球運動員。這裡有一個原因:2018年,在克里斯蒂15歲就獲得高級比賽冠軍頭銜的五年後,他向神承諾,如果他在2018年亞運會上進入羽毛球男單決賽,他將把一半的獎金送出去。就在那幾週前,龍目島(Lombok)發生了地震,造成500多人死亡,近50萬人流離失所。

克里斯蒂贏得了亞運會,然後出錢重建了一所學校和兩座清真寺,希望這種姿態能幫助他的國家團結起來。儘管有這些讚譽,克里斯蒂仍然很謙虛。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甚至遠遠不是一個好的人。 我想,我並不是一個好榜樣,因為我自己仍然在與許多罪孽作鬥爭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的克里斯蒂在今年早些時候這樣說。 “我從周圍的人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如何與神一起度過難關。 我的屬靈生活並不總是順利的。 跟隨耶穌並不總是意味著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仍然要面對許多考驗。 但對我來說,無論神允許我們面對什麼試煉,我們都必須繼續學習和成長。 如果我們能和神一起面對一個問題,一定有一扇新的門打開,這樣我們就能在處理問題時更加成熟”。

雷林·達利(Raelin D'Alie),3X3籃球賽(意大利)

@rmdalie11

雷林·達利身高5英尺4英寸,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長大。但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她將作為意大利三對三女子籃球隊的成員代表意大利參賽。這位33歲的運動員在過去10年中一直代表意大利,在以0-9開局後,她的上籃使意大利獲得了參加奧運會的資格。

去年,達利在博洛尼亞維圖斯(Virtus Bologna)的賽季因為新冠疫情而被中止。 “我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對痛苦的反應是禱告,我向神歌唱。 我告訴我的室友,‘這對意大利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重創’,我們祈禱神也會利用這個時刻,在短時間內讓他們經歷最大的喜悅之一。”她告訴《期刊時報》(The Journal Times)。 “我知道意大利對我們要參加奧運會感到非常自豪,我真的希望為意大利做一些無比特別的事情,特別是因為他們在過去18個月裡所經歷的痛苦。”

尤翰·布雷克(Yohan Blake),短跑運動員(牙買加)

@yohanblake

烏塞恩·博爾特(Usain Bolt)將不會出現在本屆奧運會上,但他的長期訓練夥伴尤翰·布雷克將參加比賽。 2012年,布雷克在100米和200米短跑中僅次於博爾特,並與其他兩名牙買加隊友一起在4×100米接力賽中奪得金牌。 2016年,他們重複了他們的成功。除了他的運動目標,布雷克還渴望幫助人們。根據他的網站簡介,他“認為自己是上帝安排在地球上的,像一個慈愛的牧人一樣幫助和照顧羊群。 這種心態使他成為今天這樣一個善良、自我犧牲的人”。

在社交媒體上關於布雷克的展示中,會交替出現《聖經》經文和他新網站的廣告,他將參加男子100米比賽。

奧杜納約·阿德庫羅耶(Odunayo Adekuoroye), 摔跤 (尼日利亞)

只有一名尼日利亞女運動員曾在奧運會上獲得過金牌。摔跤手奧杜納約-阿德庫羅耶認為她“肯定”會成為第二個。 “我相信靠著神的特別恩典,現在是我閃亮的時候了,”她在本月早些時候說。 “因此,我一定會在她的恩典下為尼日利亞帶來金牌。”

阿德庫羅耶在尼日利亞西南部長大,小時候曾在街上擺攤賣東西。短跑是她的第一個興趣,然後她對旅行的渴望鼓勵她開始摔跤,她的父母最初並不支持這一決定。在十幾歲的時候,阿德庫羅伊向他們隱藏了自己的愛好。當他們發現她一直瞞著他們摔跤時,只是因為她的教練提出為她支付學費並讓她和他一起生活時,他們才鬆口。她的事業改變了她家庭的經濟狀況;阿德庫羅伊能夠為她的父親購買一輛汽車,為她的母親開了一家商店。 “摔跤給了我名聲,使我擺脫了貧困,並給了我一個名字。 她去年說:“我們家裡什麼都沒有,但是當我開始賺錢的時候,雖然我們並不富裕,但是至少還過得去。

阿德庫羅耶是兩屆英聯邦運動會冠軍,並在里約奧運會上進入四分之一決賽。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相信努力工作這一原則,並按照《聖經》中的指示進行祈禱,”她在2015年的一次比賽前說。 “我和我的教練們都在努力,所以現在就剩下尼日利亞人民為我們團隊禱告了。”

尼克·威利斯(Nick Willis),長跑運動員(新西蘭)

@willisnick

在參加了四屆奧運會之後,新西蘭人尼克·威利斯第五次參加奧運。 “這不是自誇或吹牛,但我能跑步兩個小時後感覺像是10分鐘的慢跑,這簡直讓我自己吃驚。 身體能這樣強健,是世界上少有人能理解的獨特體驗。”他2019年在推特上說。 “有時我想退休,但神給了我這個禮物,所以我要跑啊跑!”

他已經跑了。威利斯曾兩次為新西蘭贏得1500米的奧運獎牌;他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獲得銀牌,2016年在里約奧運會上獲得銅牌。儘管代表大洋洲的一個國家,威利斯在搬到密歇根大學上學後,就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正是在那裡,在哥哥的鼓勵下,他參與了 “運動員在行動”(Athletes in Action),並與他童年的信仰重新聯繫起來,此舉幫助他應對那依然感到的少年喪母的傷痛。 “有東西開始敲打我的心,告訴我,我媽媽在天上看著我的生活。 我試圖用更多的酒精和深夜狂歡來對抗傷痛,但是對我心靈的敲擊聲越來越大了。”他這樣寫道。 “ “這變得無法否認。我知道上帝在追趕我,而且已經追趕了很多年了。我決定最終不再逃避祂。 ”

相反,威利斯今天正在跑步,幾乎是作為一種敬拜的方式,正如幾年前在一條推特所敘述的對話中他所暗示的那樣。

“爸爸,你為什麼總是跑?”

”因為我感謝神給了我快腿。”

“當你跑步時,你是否感覺到祂的力量在你的腿上?”

“我想我感到了,是的!”

韋德·范尼科克(Wayde Van Niekerk),短跑(南非)

@waydedreamer

當韋德·范尼科克在里約奧運會上贏得400米比賽並打破邁克爾·約翰遜的長期記錄時,他立即開口讚美神。他對BBC說:“我從小就夢想著這一天。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給讚美神。 我每天都跪下來,我求主看顧我,照看我的每一步,我請求主帶著我完成比賽,我真的是為這個機會感到幸運。”

第二年,在國際田聯世界錦標賽上贏得一枚金牌後,范尼克克再次感謝神。但因為在一次英式橄欖球慈善活動中撕裂了十字韌帶,這位南非選手其後幾乎沒有參加什麼比賽。然而,他的信仰似乎並沒有動搖。他的Twitter和Instagram帖文常引用《聖經》經文。 “在主裡有勇氣,”他這樣在推特上為最近的一場比賽發佈公告。另一帖則說:“主的信實之愛使我穩固。”

安保羅(An Baul),柔道(韓國)

@anbaul

在他的里約奧運金牌比賽之前,安保羅做了禱告。 “我沒有為安保羅贏得金牌祈禱。 我只是祈禱我能夠盡我所能,無怨無悔地回來。 …即使不是奧運會,我也傾向於在每場比賽前這樣祈禱。” 作為2015年的世界冠軍和2016年的獎牌熱門,安被意大利的法比奧·巴西爾(Fabio Basile)擊敗,在自己的重量級中排名第29。

想為這位韓國柔道運動員的本屆奧運會比賽祈禱嗎?以下是他的代禱請求:“我希望在所有其他人的支持下順利完成比賽。 請為我們在奧運會期間的安全和健康祈禱,以便我們能夠像練習時一樣做好,不留遺憾。”

詹詠然(Latisha Chan),網球(台灣)

@latishayjchan

詹詠然和妹妹詹皓晴將連續第二次參加奧運會,她們試圖衝出四分之一決賽,她們在2016年是輸在那一步。目前世界排名第21位,這對姐妹花在今年夏天早些時候的法網和溫網都是在四分之一決賽中被淘汰。作為女雙和混雙選手,詹已經贏得了近三十場比賽,包括與瑪蒂娜·辛吉斯(Martina Hingis)一起參加的2017年美國公開賽和與伊万·多迪格(Ivan Dodig)一起參加的2018年法國公開賽、2019年法國公開賽以及2019年溫布爾登錦標賽。

2015年,詹詠然、她的妹妹和她們的母親都一起受洗。為了應對壓力,詹詠然經常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打開音樂,並進行禱告。 “我向我們的天父所做的禱告大部分不是為了贏得比賽,而是為了尋求引領。”她在2017年這樣說。 “我禱告讓我們不會受傷,讓我們有一場好的比賽。 另外,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都能接受它,並通過這個過程學會謙卑的態度。”

謝麗爾·湯普森(Cherelle Thompson),游泳(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cher_ellet

謝麗爾·湯普森去年想進入奧運隊。但正如她的運動員夥伴們所知道的那樣,事情並不總是按計劃進行。在去年新冠疫情的頭幾個月裡,湯普森無法進入游泳池,她認識到在這段時間裡她需要抓住自己的信仰。她寫道:“我承認我對生活和未來的看法是有限的,需要把它託付給神,因為主權在祂,因為祂向來看顧自己的子民。 儘管我喜歡掌控所有的細節、知道每一步會是什麼樣子,但我相信神,把自己的未來交託給祂。 (對於我想要完成的一切)我沒有放棄希望,但對於自己生活中本以為已經搞明白了的某些部分,我要把主權交給神。”

回到了泳池,這位29歲的選手在6月的最後一周獲得了參加奧運會的資格,她將參加女子50米自由泳比賽。

約書亞·切普特吉(Joshua Cheptegei),長跑(烏干達)

@joshuacheptegei

2017年,約書亞·切普特吉在推特上讚揚了傑出的長跑運動員莫·法拉赫(Mo Farah)的成就。然後一個粉絲回答說:“約書亞,現在輪到你當冠軍了。” 切普特吉接受了這一肯定。他在推特上寫道:“仰望星空,神為我備下了許多金牌,祂將使我強壯,我是主的勇士。

2020年,切普特吉創造了5000米和10000米比賽的世界紀錄。儘管取得了這樣的成功,這位烏干達選手對失敗深有體會。

當烏干達在2017年主辦世界越野錦標賽時,切普特吉是東道國獲得金牌的最佳機會。就在他發布那條推文的四個月前,切普特吉即將贏得高級10公里比賽。但在最後一圈,在主場觀眾面前,他的速度減慢,掉到了第30。 ,這次失利讓他非常沮喪,此後數週都試圖避開人們。今天,他用自己的聲音倡導反對切割女性生殖器。

隊西蒙娜·曼努埃爾(Simone Manuel),游泳(美國)

@swimone

2016年,西蒙娜·曼努埃爾拿下了四枚奧運獎牌,兩金兩銀:她在100米自由泳和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獲得金牌。作為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一員,以及在50米自由泳項目中,她都獲得了獲得銀牌。這位24歲的游泳隊聯合隊長將在今年重返奧運會,但在獲得奧運參賽資格的過程中遇到困難。

幾個月來,曼努埃爾受到過度訓練的困擾,這種情況使她精神萎靡、身體疲憊,並迫使她的醫生在今年3月命令她停止訓練三週。在6月的奧運選拔賽上,她未能獲得1參加00米自由泳的決賽資格。但在獲得50米自由泳的參賽資格後,她到了東京。 “我需要抽出時間來讚美神,”曼努埃爾在贏得那場比賽並確保了她在東京的參賽資格後告訴NBC體育。 “我的意思是,今年一直很困難,尤其是過去幾個月。但在我跳入水中之前,我覺得這是我的時刻,我非常感謝神給我的祝福。”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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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世界展望會創始人

一位韓國牧師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機構。 他為何從歷史中消失了?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 2021
照片:感謝韓景職基金會提供

幾年前,我坐在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在中國大陸、香港稱為世界宣明會,在台灣稱世界展望會——譯者註)位於韓國首爾汝矣島的九層辦公樓的頂層。 辦公樓距離國會就幾個街區,與國家主要政治和金融區高聳的摩天大樓相形見絀。 建築物個個高聳傑出。 但是這棟切合人道主義非營利組織的建築與周圍卻是格格不入的。 我採訪了許多韓國高級主管,請他們喝果汁,身邊是上世紀70年代的復古傢俱。

我曾前往韓國研究世界展望會的起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義組織之一。 我本期待聽到奮興佈道家鮑勃·皮爾斯(Bob Pierce)眾所週知的事蹟–他於1950年代目睹飽受馬克思主義摧殘的首爾,極度絕望。 皮爾斯與美國陸軍合辦了學校、孤兒院和教會,協助將戰後的韓國從殘破的境地拉出,進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 一個美國福音派的慈善機構在冷戰焦慮的發酵底下誕生–對世界展望會創立的迷思持續了超過半個世紀。

通過與剛卸任的韓國世界展望會前會長朴正三(Jong-Sam Park)的交談,我聽到的卻不同於這一廣為人知的歷史敘事,這讓我震驚。 這位氣宇非凡、白髮斑斑的會長一一解答了我關於鮑勃·皮爾斯的疑惑,但他更想訴說一位我前所未聞的韓國牧師。 當朴智星會長還是ㄧ位以草蓆蔽身、在街頭流離失所的孩子時,韓景職(Kyung-Chik Han)牧師伸出援手。

我不耐煩地聽著,希望把問題回歸美國傳教士。 但是當我試圖導回話題時,他卻惱怒了起來。 他解釋說,韓牧師也是世界展望會的創始人。 “世界展望會韓國分會嗎?” 我試圖確認。 “不是,從頭到尾,” 他回答。

回想起來,朴會長的斷言符合我過去忽略的證據。 我看過幾張皮爾斯和韓會長同台的照片,上面通常說韓會長是皮爾斯的“翻譯”。 許多20世紀50年代初的歷史資料證實兩人經常一起現身,多數時候發生在首爾。 雖然韓會長曾經把皮爾斯的講道翻譯成韓文給會眾,但是他自己也會以牧師的身份在全世界最大的長老教會講道,也是數不清的人道救援行動的設計、組織者,為世界展望會打下了基礎。

在美國也有韓會長事奉的蛛絲馬跡。 在1954年11月某個寒冷的晚上,在芝加哥音樂廳,在韓會長下離開舞台後,皮爾斯不諱言地表揚他的同工對福音和人道主義熱忱。 他說,韓會長巧妙地將米和福音分享給“為戰爭所疲憊”的韓國人民。 此時此刻,駭人聽聞的冷戰降臨,美國與蘇聯各擁核武,可能彼此同歸於盡。皮爾斯的信息給了亞洲希望,部分也是韓會長在朝鮮半島的功勞。 皮爾斯稱他為“人子”,被聖靈充滿,贏得了許多靈魂。 但是皮爾斯不全把希望放在韓會長—甚至是神上。 他稱讚了首爾上空的美國轟炸機,也保證要盡己所能。 “我不指望死在病床上, 我只期望死在共產黨人手中。”

聚會結束前,皮爾斯以推銷員的口吻呼召會眾來到台前:

“我祈求今晚我們當中有人能回應呼召,把心獻給神,讓聖靈來充滿,破碎自己…. 這個月有600個孩子等待被領養。 我們有他們的照片。如果你可以在信封上寫‘我願意領養一個孩子’,與上帝的立約,在之後的一年裡每月奉獻十塊錢,十天內就有人會在上面填上他們的名字。”

接待員訓練有素地把認獻卡收回來,之後把人群排開,又再領新的一群人到台前。 之後皮爾斯又重複剛剛所說的。

在芝加哥籌募到的錢都進入了一個名為世界展望會的全新團體。 如同葛理翰和日益茁壯的福音機構,譬如1950年代青年歸主協會(Youth for Christ)和《今日基督教》雜誌,世界展望會醞釀了一股屬靈復興和反對共產主義的力量。 不同的是,世界展望會強調人道主義救濟。 但是人道救援也吸引了許多美國的基督徒,隨後將世界展望會推向高峰。 展望會援助的孩子從1954年的240位增加到1990年的100萬個,再到2015年的350萬個。

如今,世界展望會接受美國政府數百萬美元捐款和個人小額捐款,是美國接受 私人捐款中排名第19的慈善機構。 其美國分會的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世界宣明會全球母會的總收入為 27.5 億美元

只是65年前在音樂廳兩位弟兄催生世界展望會的這一提法已逐漸在歷史中流逝。 當皮爾斯成為傳奇人物、廣交各國總統為朋友、成為公認的展望會創始人時,韓會長正黯然退下,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消失了。

美國版敘事

皮爾斯和其他許多受經濟大蕭條摧殘的美國人在20世紀30年代搬到了南加州。 他信主後生命改變,在克服了動盪的童年和觸礁的婚姻之後,皮爾斯火熱地以過來人的經歷傳道。 他的魅力使他扶搖直上,席捲了美國南方陽光地帶的南加州浸信會、拿撒勒人會(Nazarenes,或譯宣聖會——譯者註)、基督教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皮爾斯在幾間教堂擔任青年團契核心同工和副牧師後,遂成為青年歸主協會的傳道人。

皮爾斯在20世紀40年代末首次跨國到中國佈道,助長了他的反共產主義信念。 在一次巡迴佈道成功獲得17852位“決志信主”的亮眼成績後,他同時也目睹了共產黨軍隊對醫院、學校和宣教機構的破壞。 美國宣教士新結識的中國牧師們被殺害。 有時離前線只有幾英里遠的皮爾斯,差點沒在毛澤東拿下整個中國之前逃出。 共產主義的幽靈變成了陰森的景象。

中國淪陷之後,皮爾斯把目光轉向韓國。 而一次1950年初的訪問加深了他的警覺感。 俄國軍隊就駐紮於北緯38度線上,而就在皮爾斯返回美國之後幾周,北朝鮮便南侵。 觸發韓戰的這次進攻迅速席捲了首爾,迫使韓國人退守至南方海岸。 直至1950年9月,共產黨人佔據了朝鮮半島9的0%以上。

麥克阿瑟十一月大膽進攻仁川,才奪回了首爾。 事實上,美國和聯合國部隊一直向北進攻到中朝邊界的鴨綠江。 然後,局勢再次逆轉。 中共軍隊的突然參戰扭轉了戰局的進展,根據皮爾斯的描述,使得首爾成為一座“血跡斑斑、被打爛的城市”。 戰爭繼續著,往復拉鋸,直到1953年根據停戰協定在三年前開始敵對行動的同一條戰線上劃定了非軍事區。

如同在中國ㄧ樣,皮爾斯在韓國事工成為針對共產主義威脅的生存性回應。 那數年的戰爭時期,他服事的步履不曾停歇。 在戰爭初期,他從美國的基地焦慮無助地關注著局勢,也開始為這冷戰前線的最初熱點之一募款。 在1950年印第安那州維諾納湖(Winona Lake)的一次聚會中,皮爾斯以一段段基督徒殉道的故事來呼籲聽眾慷慨奉獻。 隨皮爾斯之後發言的葛理翰牧師對會眾說:“我本來打算買一輛雪佛蘭的敞篷跑車,但我現在要把錢捐給鮑伯·皮爾森,來援助韓國人民。”

在屬靈方面,皮爾斯傳福音的攻勢也持續進行。 他光是在戰爭期間就接觸了25000名韓國平民、韓國士兵和美國士兵,呼籲他們“從拜偶像和不信的黑暗中轉回至福音榮耀的光中”。 時任韓國總統李承晚是一位基督徒,他盛讚皮爾斯的成就。 皮爾斯在一份代禱信轉述李承晚說:“青年歸主協會這一類的傳道方式能遏止無神論正在遠東氾濫的浪潮”。

如果皮爾斯這種浪跡天涯式的復興並非超乎尋常,那他對苦難的回應則是。 雖然福音派長期以來在世界各地建醫院和學校,但是在1920年代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至少從言辭上使福音派避開含有社會福音意味的事工。 皮爾斯目睹中韓人民的苦難和貧窮致使他在神學和言辭上再次投身於人道救援活動。

皮爾斯的人道主義精神因個人遭遇被喚醒,而後者則成為世界宣明會的創立神話。 他在中國認識了一位叫白玉(White Jade)的女孩,她信主之後被父親毒打並斷絕了父女關係。 白玉實際上成了孤兒,無家可歸。 當地的宣教機構已經無法收容更多孤兒。 所以皮爾斯把身上僅有的五塊錢現金都給了這家機構和白玉,並承諾會按月奉獻支持。

這次經歷打動了皮爾斯和同行的人,讓他在自己的《聖經》封底寫下:“求主使那讓神心痛的事情也讓我感同身受”。 這成為世界宣明會的宗旨,並催生了兒童認養計劃。 在美國的基督徒可以每月捐出十塊美金認養在韓國的孤兒,在衣食教育以及信仰教育上提供援助。 1954年至1956年間,皮爾斯口中所稱的“我的孤兒院”所募集到的善款從57000美元躍升至450000多美元。 到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展望會在人道主義救援界可以堪稱為翹楚,甚至為無宗教信仰的美國人所知。 正如歷史學家大衛·金(David King)所表明的:“世界展望會調和了基督教宣教事工中傳福音與社會責任無法相容的局面”。 皮爾斯似乎就是開啟這股運動的自然之力。

這是世界展望會的官方歷史。 但從韓國版本的故事卻截然不同,與美國版志得意滿的敘事截然不同,倒是韓國基督徒反過來影響著美國人。

韓國版敘事

韓和皮爾斯的發跡截然不同。 韓在1902年出生於儒教家庭,生長於平壤以北25英里的一個貧困農村。 復興的浪潮在韓出生前後的幾年間席捲了附近的村落,使他的家人以及鄰居都信主成為基督徒。 很難想像在成為無神論的北韓首都以前,平壤曾經是亞洲基督徒屬靈的首都。

韓本人是個非常出色的年輕人。 教會領袖們回憶到,他親切的性格、過人的智慧、勤奮的工作態度和活潑的生命,讓他的潛力很快被發掘。 各地的捐款資助他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在著名的神學家J·格雷舍姆·梅辰(J. Gresham Machen)的門下學習。 梅辰的智慧和神學令他神往,但他對其好鬥的基要主義不以為然,韓在兩方的神學立場之間走出一條溫和、尋求合一的保守路線。

這樣的特質,使得韓起初在中朝邊境上的大城市新義州牧會的時候游刃有餘。 如果皮爾斯的社會承擔是基於養尊處優的美國人目睹境外貧窮帶來的震撼,那麼韓的念頭則是來自於長期牧養受苦的羊群。 儘管時勢艱難,會眾深受各種社會問題困擾,他在遙遠的朝鮮北方十三年的服事依然結實累累。 日本不斷高漲的帝國主義傾向擴張箝制了教會的活動。 他的教會面臨各種財務困境,人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自由。 日本當局曾一度對韓施以酷刑,逼迫他去神社參拜,這讓他一生後悔。 即便在種種困境中,韓卻依然監管教會建堂、一間孤兒院和一間養老院。 韓躋身為宗教和公共事務發聲的關鍵人物。

當二戰結束,日本向盟軍投降時,韓的崛起顯得更為明確。 韓被日本總督任命,監督光復期間的社會治安。 他成立了新義州自治協會,組織青年男子維持治安。 但是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喜悅很快就被絕望掏空。 美國在朝鮮北方的統治卻沒有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實現。 相反,南北方以北緯38度線劃界,新義州則在蘇聯的監督之下。 共產黨立即鎮採取壓行動,對數百萬人施以強徵土地、酷刑和大規模處決。 當對他的逮捕令發出時,韓偽裝成街頭難民, 成功越過邊境進入南韓。在1945年底,南韓仍然百廢待舉。

韓的領導力在首爾得到完全的發展。 由於北韓難民的大量湧入,首爾的狀況如新義州一樣糟糕。 走在乞丐、遊民和娼妓之間,韓深感絕望。 “我控制不住我的心,”他在一篇名為《一無所有之人的福音》 的講道中悲痛地說道。 “我抬不起頭,所以我養成了低頭走路的習慣。” 他立刻搭建起帳篷,安排難民加入合作社,分配工作職責,並建立學校。 他於1945年12月第一次為27位難民在永樂(Young Nak)長老教會舉行崇拜。因為該主要會友多半是受安置的北韓人,該教會被稱為“難民的教會”。 在半年內,教會據稱已有1000名會友。 在之後的兩年成長到4300人。

四年裡,這些難民都在帳篷下聚會。 然後,通過韓在美國的人脈,永樂教會募集到了2萬美元的奉獻,用於徒手建造一座巨大哥德式建築的材料費用。 與此同時,韓的人道主義工作不曾間斷。 1947年,他啟動了六項新工程,包括幾間孤兒院、一個寡婦之家、更多的學校和一間葬儀社。 1948年,他爭取讓北韓難民享有投票權。 “必須把幫助貧困弱勢者放在首位,” 韓說。

1950年6月25日,悲劇再次降臨。 在永樂教會會堂落成幾週後,北韓入侵了。 隨著交戰雙方犯下暴行,貧困弱勢者與日俱增。 一名教會領袖在永樂教會的大門被處死,罪名是拒絕入侵部隊進駐,把教堂用作軍械庫。 曾有報導流傳漢江有3,000名牧師在共軍脅迫下被迫投江。 幾個月內,整個半島幾乎被夷為平地。

韓的人道主義工作在戰亂中快速發展。 戰爭開始的隔天,他便成立了韓國基督教全國救助協會。 他還領導了基督教聯盟戰時非常時期委員會。 他與麥克阿瑟將軍協調,從美國陸軍調撥帳篷,分發給難民營使用。 1951年3月,韓擔任南韓在聯合國的代表,突顯了他作為一名完美幕後工作者,促成了高層人道主義工作。 韓天生擁有行政的手腕,同時負責著數十個韓國機構。

身旁試圖了解韓的行政恩賜的同工說,他謙遜低調的魅力“鼓舞激勵”著同工跟隨他。 也有人稱韓精通協調,能以溫柔的勸說達到共識。 他效率極高,不曾懈怠地工作,以維持最佳成果。 一位旁觀者打趣說,韓的思考像是理性的商人,“儘管他只叫自己是上帝的老僕人。”

面向西方世界

對於鮑勃·皮爾斯對韓國基督徒的“救援”,以及西方世界對他與韓——“一位外國的翻譯”——之間關係的描述,當(基於東方)面向西方世界時,所看到十足迥異。 在皮爾斯踏足韓國之前,創立世界展望會的基礎已經鋪好了。 作為一位精通英語的牧師,韓已經在國際間建立人脈協助安排救助工作。

雖然美國的福音派從來沒有這樣描述,但是準確地說,皮爾斯和韓兩人的關係是相知相惜的。 在1950年代初期,邀請皮爾森到永樂教會講道是韓在ㄧ位美國宣教士的建議下促成的。 韓很快意識到,皮爾斯可以為他的人道主義計畫做出貢獻,便在他抵達首爾的當晚接待了他。 皮爾斯寫道,他曾經對1500名會眾講道,當時“人群簇擁,萬頭鑽動”,韓立即邀請皮爾斯在首爾的大型露天奮興大會分享,讓這段新建立的友誼更緊密。

當幾周後戰爭爆發時,韓依然向皮爾斯隨時通報情勢。 1950年底,他們再次在韓國釜山會面,並共同舉行了一系列的牧者聚會。 皮爾斯是最高潮那場聚會的講員,他還自掏腰包辦了這場聚會。 正如美國人不斷想表達的,韓理所當然要為皮爾斯進行口譯,但他和皮爾斯之間並非從屬關係。 韓籌辦了整個一系列活動。

這次的安排變成兩位人道主義者的合作模式。 皮爾斯帶頭籌款和宣傳,而韓則負責監督世界展望會的幼童事工。 其中大部分的事工甚至在皮爾斯參與之前就已經運作了。 在韓的影響下,雙方的合作關係越來越常以社會賑災的形式出現,之後便成為世界展望會在世界活動的核心價值。

皮爾斯加入的是韓早先建立好的人道救援的人脈網路。 在世界展望會之前有永樂教會;在永樂教會之前有新義州(教會);在新義州之前,則是平壤郊外的一個基督教家庭。 世界展望會的身世是深源於韓國的。

只是隨著歲月流逝,韓在世界展望會誕生的故事中的樣貌逐漸模糊。 根據作家理查德·格曼(Richard Gehman)在1960年的描述中,在首爾機場迎接皮爾斯的韓國代表團時,簡短地提到了韓。 文字中讚揚了西方慈善團體所做的孤兒院事工。 1972年的悼詞形容韓為虔誠的聖徒和“溫柔、敬責的牧師”,他為難民建造了數間孤兒院和學校,但其中沒有提及世界展望會直接來自韓在韓戰前後的事工。 1983年,葛福臨再提這句老話:“優秀的口譯員韓博士”將皮爾斯的信息翻譯成“人們聽得懂的韓語”。

皮爾斯的女兒瑪麗莉·皮爾斯·鄧克(Marilee Pierce Dunker) 寫的傳記 《異象的人》(Man of Vision)認同皮爾斯“參與到永樂長老教會贊助的大比大(Tabitha)寡婦之家”,但儘管如此,還是說,“在每一點滴背後,都是一個人的憐憫、能力和異象;事實上,對大多數人而言,世界展望會就是鮑勃皮爾斯。”

儘管韓不間斷參與國際世界展望會和其韓國分會,但他的功勞被西方福音派關於社會行動的勝利主義式敘事所淹沒。

皮爾斯本人並不是有意掩蓋韓的貢獻。 世界展望會最早的文獻描述了韓,甚至向他熱烈致敬。 在他的第一本回憶錄《不為人知的韓國故事》中,皮爾斯盛讚韓為人民服務的勇氣、敬虔和心力。 “走出過去的混亂,”皮爾斯寫道,“這位神人為他的人民開創了未來。” 在接受《今日基督教》的採訪時,鄧克說,她的父親“將是第一個說,‘我有異象,但做成的不是我。’ 我號召大家捐款, 我居中協調。 是一線的同工做成。”

韓似乎也不埋怨皮爾斯成為寵兒。 事實上,韓從首爾飛往洛杉磯,在1978年這位同事(即皮爾斯——譯者註)的追思禮拜上講道,說:“韓國人民永不會忘記他,因為他是韓戰期間來自海外最知名的傳道人和社會工作者。 … 為著他讚美神。” 但韓口中的“來自海外”一詞也證明皮爾斯從來就不是唯一的創始人。 韓國人一直把世界展望會視為皮爾斯和韓合作創立的。 前世界展望會韓國分會朴會長說,皮爾斯“是一個照劇本演出的表演大師。 但90%是韓國人成就的。 世界展望會雖然算在美國誕生,但事實上是一位飽經風霜的北韓牧師在首爾的貧民窟創建了它。

在一個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的TED演講中,尼日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 描述了 佔主導地位的敘事可能加深刻板印象並最終剝奪其他演員的影響。 可以理解的是,許多美國基督徒渴望體現自己國家英雄的虔誠和進步時,便會這樣做。 結果導致了單一明確的故事,強調強大仁慈的美國和貧困絕望的韓國。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資金和技術專業幫助韓國走出了災難的低谷。 皮爾斯的功勞不可磨滅。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韓國的基督教欣欣向榮,比美國人更有活力、反過來教導美國人熱切禱告、社會救濟和發展事工的價值。 有時,口譯員不僅僅是一名口譯員。

如今,像韓和皮爾斯之間的跨國合作,正成倍成長,讓信仰在這迷茫的新時代開枝散葉。 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 基督徒居住在北美和歐洲以外地區。 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美國將在2040年代成為少數族裔佔多數的國家。

許多美國機構,從國際希望會(Compassion International)到校園團契(InterVarsity),到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都在期待新的現實,激勵基督徒到世界各地成為領袖。 但是也必須認識到,有色人種塑造信仰的機構不僅僅是現在和未來的現實。 這些都是持續發生的。 該是宣教和人道救援組織回頭尋找自己歷史上的韓景職的時候了。 誰是建立起跨國的基督宣教機構,但是卻在歷史的記憶中被遺忘的男男女女?

對於世界展望會來說,2018年埃德加·桑多瓦爾(Edgar Sandoval)受命為其首位非白人美國執行長,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將其管理國際化。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以多元化的候選人為特色——這應是自然而然的進程。 將韓納入它的創始敘事更符合世界展望會原本的初衷:建立一個深遠國際化、多種族的慈善機構。

有證據表明,這樣的敘事正在轉變。 在寫完父親的傳記40年後,鄧克說她正在寫下一本書。 書中將介紹韓的故事,以及其他教會和個人的故事,是他們為世界展望會成為當今有全球影響力的組織奠定了基礎。

大衛·斯沃茨(David R. Swartz)是阿斯伯里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 他是《 面對西方:世界基督教時代的美國福音派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的作者。

翻譯:王寧楊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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