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之母

這些早期的新教婦女將路德提出的信徒皆祭司視為寫作和教導宗教改革的理由。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2
Wikimedia Commons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支持信仰的事業,理解和捍衛它,並譴責一切錯誤。” ——馬丁·路德

丁·路德在1520年發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中所提出的“信徒皆祭司”教義,在羅馬教皇制度的三面“紙牆”之間震響。路德批評教皇和羅馬天主教徒將教會分為 “屬靈階級”和“屬世階級”。這導致了權力的濫用。

相反,路德重新定義了祭司階級:

“基督徒都為‘屬靈階級’,他們之間除了職務上的不同,沒有其他區別。……這是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洗禮,一個福音,一個信仰,都是同樣的基督徒;因為只有洗禮、福音和信仰才使我們成為屬靈的基督徒。”

“因着洗禮我們大家都受了聖職作祭司。……因為無論誰從洗禮的水中出來,都可以誇口說他已經是被授聖職的牧師、主教和教皇了。”

這似乎是傻瓜的教義。但是,正如神通過撒拉對亞伯拉罕說話,通過驢子對它的主人——先知巴蘭說話一樣,難道神不更可能“通過一個義人對教皇說話”嗎?路德問道。

然而,這種祭司的職分是否甚至涵蓋了婦女呢?

讓我們來看看三位婦女的工作,她們打破了社會的界限,通過出版作品大膽發聲;讓我們也來看看她們如何引用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來捍衛自己的發言。

阿古拉·馮·戈蘭姆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

在路德所在的維滕貝格(Wittenberg)以南約260英里處,一位名叫阿古拉的貴族婦女在閱讀了路德的作品后,從天主教改信新教。她在餘生中一直與路德直接通信,並且是路德在科堡城堡(Coburg Castle)中尋求庇護時允許訪問的少數客人之一。

非同尋常的是,阿古拉成為宗教改革的第一位女性說客。她甚至試圖在1530年奧斯堡會議(Diet of Augsburg)上在路德派和慈運理派之間進行仲裁,安排墨蘭頓(Melanchton)和馬丁·布策(Martin Bucer)會面。她在宗教改革方面的履歷確實很精彩,尤其是作為當時的女性而言。但也許更令人讚歎的是她的公開著作。

阿古拉是宗教改革時期第一位寫作小冊子的女性作者,她在1523年寫給英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大學的信也使她成為第一位女性暢銷作家,該份書信共發行了14個版本。這封信寫給大學要員,其中包括約翰·埃克(Johann Eck)——路德的主要對手,至少可以用勇敢無畏來形容它。她在信中挑戰的那些人幾天前因大學生阿爾薩斯·塞霍夫(Arsacius Seehofer)持有新教書籍而逮捕他,並強迫他放棄新的信仰,不然就處死。

阿古拉是第一位將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義應用於自己的女性,從而使之應用於其他婦女。這一教義成為她責備那些“屬靈階級”的辯詞。

她的信是這樣開始的:

我在《馬太福音》第10章讀到一段文字,是這樣說的:“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認他”。還有路加福音第9章:“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里,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里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等等。像這樣的話語,從神的口中親自說出來,總在我眼前。因為它們並不排斥女人或男人。這就是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不得不給你寫信。因為《以西結書》第33章說:“你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阿古拉作為一個基督徒,以平等的身份來到她的讀者面前。作為一名基督徒,她懇求並勸說英戈爾斯塔特的神學家,甚至要求她公開出現在他們面前,用德語與他們討論這些屬靈問題:“我寫給你們的不是女人的閑聊,而是上帝的話語;(我是)作為地獄之門無法戰勝的基督教會的一員而寫。”

阿古拉曾一度保持沉默,但現在她相信,由於福音的利害攸關她不得不開口:

然而,我壓制了我的想法;心事重重,我什麼也沒做。因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2章中說:“我不許女人講道……只要沉靜”。但是,既然我看不到有男人站出來,或者願意或者有能力說話,我於是被這句話所約束:“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我宣稱擁有《以賽亞書》第3章給我的權力:“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婦女轄管他們”。

在她寫完第一封信大約一個月後,在因此而受到死亡威脅的情況下,阿古拉給英戈爾施塔特市議會寫了一封公開信,為她的寫作動機辯護。

因此請牢記你在受洗時向上帝所發的誓言,其中說:“我相信,並放棄魔鬼的一切浮華和幻想”。如果我們盡全力相信並信任上帝,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他(他將給我們力量這樣做),那麼他也將認我們,正如他在《馬太福音》第10章中所說。因此作為一個基督徒,意味着我們要儘可能地抵制那些指責神話語的人;不過不是用武器抵制,而是用神的話語。

哪位(神學)博士能因為學問淵博,他的誓言就因此比我的誓言更有價值?神的靈是應許給我的,正如應許給他一樣。正如神在《約珥書》第2章中所說:“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像路德一樣,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傻瓜。然而,正是因為作一個傻瓜,上帝的能力會得到最大幅度的彰顯。阿古拉借用了路德的“以小對大”的說法,將其用在自己身上。就像路德對於教皇和羅馬天主教徒是如此,阿古拉對於神學家來說也是如此。在她最後發表的文章中,她給出了我們在路德的論文中讀到的同樣的比喻。像路德一樣,她把自己看作是巴蘭的驢,但也許比路德更甚,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並且是一個平信徒。

所以不要讓你的怒火燃燒
如果上帝再興起女人
懲罰你過甚的輕蔑。
神對你的探訪如此奇妙
僅僅被一群女人所困擾!

……就聽聽巴蘭的驢吧,我那良善的蘭渚的約翰內斯(Johannes of Lanzhut)。

卡特琳娜·舒茨·澤爾(Katharina Schütz Zell)

再往北和往西,在斯特拉斯堡(Strausbourg),卡特琳娜·舒茨·澤爾也受到了路德教導的影響。與阿古拉不同,卡特琳娜來自社會的“中產階級”階層,並且畢生從事寫作。

卡特琳娜被路德關於唯獨信心、唯獨基督的教義所折服。這促使她更積極地參與到她的教會中。該教會的牧師是馬修·澤爾(Matthew Zell)。卡特琳娜和馬修於1523年12月3日結婚,使她成為斯特拉斯堡第一批與新教牧師結婚的女性之一。

卡特琳娜作為牧師妻子的新任務,為通向更正式的宗教任務打開了門。她成為斯特拉斯堡的“教會母親”,與她的丈夫一起服事,她的丈夫將卡塔琳娜視為婚姻中的“平等夥伴”,稱她為“助理牧工”。她在家裡照顧難民,為貧窮的非公民組織救濟,探望病人,在三次墓葬儀式上講道,包括她丈夫的葬禮,並在馬修去世後作為平信徒進行牧養工作。卡特琳娜是斯特拉斯堡最活躍的平信徒改教者之一,但她對改教運動最重要的貢獻是她發表的六篇著作。

結婚一年多后,在馬修和其他已婚牧師被置於教會處分之下后,卡特琳娜寫信給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為教士的婚姻辯護。她打算髮表這封信,但被市議會阻止了。然而,在更多關於澤爾夫婦的流言蜚語似乎破壞了馬修的事工之後,卡塔琳娜於1524年9月發表了為教士婚姻辯護的文章。與阿古拉一樣,卡塔琳娜也為自己對抗教會權力階層的男性而聲辯。

哦,如果我相信上帝的話語,我怎麼能剋制自己呢?我怎麼能不為我的鄰舍馬修·澤爾做我想讓我的鄰舍為我做的事呢?不是因為他是我的丈夫,而只是因為他是我的弟兄和基督里的肢體。……因為在神和基督里,既沒有男人/丈夫,也沒有女人/妻子,更沒有任何偏袒(參見雅各書2:9;羅馬書2:11),因為神的話語只涉及屬靈中的親密關係。

由於這種對鄰舍的愛和對聖經的順從,卡塔琳娜不能讓自己“找理由不管”,也不能“說服我的良心,讓我對這些魔鬼的彌天大謊保持沉默”。

這種教義產生的結果是,神能夠使用弱者(像卡特琳娜這樣的女性),使強者(天主教神職人員)蒙羞。她在開始辯護時引用了《哥林多前書》1:27,然後在她作品的其餘部分發展並融入了這個主題。卡特琳娜將自己與反對霍洛芬斯(Holofernes)的朱迪思(Judith)聯繫起來,也和(舊約聖經中)用計策讓哈曼被處絞刑的以斯帖聯繫起來。在她的小冊子中,她多次點名批評男性,並挑戰他們在公開場合用德語與她辯論。

卡特琳娜充分意識到,作為一個女人她的發言會受到指責,並且準備好了回答。

我回答說,難道你不知道,保羅在《加拉太書》3[:28]中也說:“在基督里,並不分男人女人”?神通過先知約珥在第二章[:28;參看《使徒行傳》2:17]中說:“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知道撒迦利亞變成了啞巴,所以伊利莎白為聖母馬利亞祝福。因此,願你們也能善意地接納我。我不求別人聽我說話,好像我是伊利莎白,或施洗約翰,或向大衛指出他的罪的先知拿單,或任何一位先知,只求別人聽我說話,好像假先知巴蘭所聽的驢子一樣。因為我所追求的,無非是讓我們一起得救。

瑪麗·鄧提埃(Marie Dentière)

瑪麗·鄧提埃曾是奧古斯丁派修女,她被路德的教義所說服,16世紀20年代中期,在逃離法國北部的修道院后,她在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庇護所。與她所認識的卡特琳娜一樣,瑪麗在新的城市嫁給了一位名叫西蒙·羅伯特(Simon Robert)的前牧師。

最終,他們在改革宗的教會中得到了一個牧師職務,並被派往羅訥河谷。馬丁·布策(Martin Bucer)寫信給已經在該地區的紀堯姆·法雷爾(Guillaume Farel),提醒他這對夫婦即將到來,並提到“西蒙的妻子”參與了她丈夫的事奉。

不到五年,西蒙就死了,留下遺孀瑪麗和幾個小孩。她再婚了,1535年,瑪麗和她的丈夫安托萬·弗洛孟特(Antoine Froment)搬到了日內瓦,協助那裡的改教者從天主教徒手中接管該城市。瑪麗在日內瓦是一個活躍的平信徒改教者。她甚至有一次進入日內瓦的一個修道院宣講婚姻,敦促修女們放棄她們的誓言。

瑪麗發表了兩篇著作——寄給納瓦拉女王瑪格麗特的《非常有用的書信》,以及為約翰·加爾文的一篇講道作序。雖然這兩篇文章都不是致男人的,但在1539年寫給女王的書信中,瑪麗就支持婦女向其他婦女權威性地講授經文提供了正式辯護。在瑪麗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信徒皆祭司”適用於女性的理解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瑪麗在信的開頭忠告瑪格麗特王后要向她的兄弟,即國王,談及法國的分裂之音。她依據兩人共同的洗禮和信仰,為她對瑪格麗特的忠告辯護。

因為上帝所賜給你的,所啟示給我們女人的,我們不應該比男人更多的隱藏它,把它埋在土裡。雖然我們不被允許在會堂和教會裡公開講道,但我們也不被禁止在愛心中彼此寫信和互相勸誡。

瑪麗強調,婦女得到的福音不比男人少,也不比男人片面,同樣,婦女也得到了與男人一樣的命令,要分享福音,為信仰爭戰。

因為你們都知道,女性比另一個性別更蒙羞,而且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直到現在,經文都是對她們隱藏起來的。對此沒有人敢說什麼,似乎婦女不應該閱讀或聽到聖經中的任何內容。夫人,這就是促使我給你寫信的主要原因,靠着上帝,希望今後婦女不會像過去那樣被蔑視。

但瑪麗知道,有些人會指責婦女的膽大妄為,“互相通信討論經文中的內容”。瑪麗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應該指着聖經中的女性來回答他們。她寫道:“聖經中提到並讚揚了一些女性,因為她們的良好品行、行動、舉止和榜樣,也因為她們的信心和教導。瑪麗列舉了諸如撒拉、利百加、摩西的母親、底波拉、路得、示巴女王、聖母瑪利亞、伊利莎白和撒瑪利亞婦人等。她也談到了抹大拉的瑪利亞:

誰能誇口看見了耶穌復活那偉大奧秘的第一次顯現,難道不是抹大拉的瑪利亞(他從她身上趕出了七個魔鬼)?並且耶穌早些時候通過他的天使向一些婦女,而不是男人,宣告了自己,並命令她們向其他人告知、宣講和公布?

如果這些來自聖經的例子還不足以支持婦女向其他婦女解釋聖經,瑪麗還有神學上的說服途徑。她的根據是人類共同的墮落狀態,從而在耶穌基督里得到共同的恩典。

儘管在所有女人身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男人也不能避免。既然不是女人出賣或背叛耶穌,而是一個叫猶大的男人,為什麼還要如此批評女人呢?我請求你們想想,在世上發明和設計了這麼多的儀式、異端和錯誤的教義豈非男人?可憐的婦女也被他們引誘了。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被發現是假先知,但女人卻被假先知誤導了。雖然我不想為某些婦女遠超尺度的窮凶極惡找借口,但也沒有任何理由將其作為一般規律,沒有例外,就像一些人每天都在做的那樣。

雖然阿古拉·馮·戈蘭姆巴赫、卡特琳娜·舒茨·澤爾和瑪麗·鄧提埃不一定是在論爭一個完整的平等主義願景,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她們所做的事情(就聖經和信仰問題寫作和發言,並要求在公開場合與男人爭論)是完全反文化的。他們對“信徒皆祭司”的應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基本上被忽視了,這是一個救贖性的舉動,以一種自新約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方式推進了以聖經為據對婦女角色的詮釋。

那麼他們為什麼覺得被賦予這麼做的力量呢?鄧提埃很好地總結了這一點:

如果神把恩典賜給了一些良善的女性,通過他的聖經向她們揭示了聖潔和美好的事物,她們是否應該為了那些詆毀真理的人而猶豫不決,不願意寫、不願意說、不願意彼此相告呢?啊,如果試圖阻止她們,那就太大膽妄為了;如果我們隱藏神賜給我們的才能,那就太愚蠢了,神賜給我們的恩典將存到末了。阿們。

克里斯汀·帕迪拉(Kristen Padilla)著有《現在我被呼召了:識別事工呼召的女性指南》。她是一位作家、聖經教師、聖經學者的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並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桑福德大學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 of Samford University)工作。與她聯繫可通過網站kristenrpadilla.com或她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翻譯: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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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堅韌不拔的教會

每個世代的基督徒都擔心信仰的崩塌,但教會仍然在歷史洪流中挺立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2
Mark Katzman / Getty

馬丁·路德曾說:“如果我寫下所有我曾經歷過及我所知道的傳道人的負擔,我會把所有人都嚇跑的”。

如果路德看一看21世紀和宗教及教會有關的頭條新聞,他的感覺不會比他在16世紀時好太多。我們現今所處的文化背景對於宗教在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有著許多不友善的跡象。許多人依然堅信經典的世俗化理論(classic secularization),認為宗教持續衰亡是人類社會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隨著諸如《新聞週刊》那樣的雜誌宣布“基督教化的美國已然終結”,人們很容易屈服於對基督信仰衰微的害怕情緒。但是,持續在這樣的擔憂裡不僅會導致它自我應驗,更會使人看不見教會在人類歷史裡的持久韌性。

其實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世紀,處於其中的教會和神職人員沒有面臨事工的挑戰及對基督教信仰的衰退感到擔憂。簡單計算一下有詳細描述過去時代的“危機”及“焦慮”的歷史研究數量,就會發現這些標籤已被重複使用多次,不再有任何新意了。

思想一下在4世紀初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大規模迫害下的最終階段所面臨的衰落吧。當時有大批基督徒流離失所、殉道,教會和基督教書籍被摧毀,但最後基督信仰得以傳播到各地且逐漸繁榮昌盛。反之,在羅馬帝國的迫害隨著313年《米蘭敕令》的頒布而停止後,教會間的合一卻難以再實現。當時的教會在它所處的墮落的世代裡忙於處理教會論中麥子和稗子的問題。有一些人,如希波的奧古斯丁,歡迎曾經失喪的基督徒回到教會裡,但多納圖派(Donatists)則拒這些人於門外。

教會也曾面臨過教會內道德衰敗的問題。中世紀的教會充斥著財務腐敗及神職人員不道德的問題。10世紀法國克呂尼(Cluny)的本篤會修道院開始致力於改革,雖曾一度蓬勃發展,最終依然導向同樣腐敗的模式。往後的幾個世紀裡,西多會(Cistercians)和其他教派也進一步嘗試去改革教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連觀察者運動(Observant Movement)都想把他們的修士召回,做最初簡單的工作即可。正如宗教改革歷史學家海科·奧伯曼(Heiko Oberman)所說,他們認為自己“是教會這棵枯萎之樹上最後的綠枝”。

教皇也同樣無法脫逃譴責。當教皇住在阿維尼翁(Avignon)時,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h)觀察到:“這裡住著的是加利利貧窮漁民的後代;他們莫名地忘記了自己的根源……我們看見的不是聖潔的孤獨,而是犯著罪的主人和一群最可惡的附屬品;不是清醒的教會,而是放蕩的宴會;不是敬虔的朝聖者,而是異常且骯髒的怠惰者;不是赤著腳的使徒,而是強盜雪亮的馬匹從我們身邊飛過。這些馬匹披著黃金的外衣,以黃金為食,如果上帝不制止這樣盲從的奢侈,這些馬很快就會穿上黃金製成的鞋。”

在阿維尼翁教皇的時代,有三位教皇試圖同時執政,爆發教會內部的分裂。一位教皇手下的官員說:“在我們的時代,良好的道德行為已消失,喔不,應該說是完全被拋棄了,因為私通、貪婪、出售聖職、暴政和殘酷佔了上風,而教會神職人員慣性地默認這樣的行為。”

即使在改革和復興的時代,如16世紀的日內瓦運動,也曾出現嚴峻的動盪期。即使約翰·加爾文在流亡三年後於1541年回到日內瓦時發現自己很受人們歡迎,他仍然面臨來自教友的巨大反對聲音。1549年7月,加爾文的佈道引起了一場公共騷亂,歷史學家威廉·納菲(William Naphy)將此歸咎於日內瓦人因法國難民的湧入而蔓延的仇外心理。這也不是加爾文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1546年3月,當他批評一群在婚禮上跳舞且對教會撒謊的基督徒時,抗議的群眾打斷了他的講道。多年來,學者們因著類似的事件質疑德國宗教改革的成功性,因為基督徒們無法——甚至不願——去實現宗教改革家理想中教會應有的樣貌。

許多人認為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是美國最重要的神學家。但正如傳記作者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觀察,反對愛德華茲的人稱他為“暴君”,並在1750年將他趕出了麻薩諸塞州的教會。愛德華茲因其在1734年在美國起始的靈命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獲得了國際認可,但在工資不足、個性不合及神學等問題上,他與外界的張力逐漸升溫。愛德華茲在對受洗資格加上更多條件及改變教會政體等方面的堅持使他與別人的關係愈發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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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與衰敗有關的詞彙其實還有其他種用途。學者瑪戈·托德(Margot Todd)表示,衡量及分析對神職人員所提出的控訴是個複雜的任務。托德寫道,在蘇格蘭教會現代化的初期,“抱怨往往能成為通向改善的途徑”。

布魯克斯·霍利菲爾德(E. Brooks Holifield)對美國基督教神職人員歷史的研究結果,極具說服力地挑戰人們對於“教會正在衰退”的認知。他揭示“美國歷史上幾乎每個時期的牧師和神職人員都認為他們的呼召是去拯救教會的危機”。他提供了400多年來的例子,“神職人員總是擔憂自己的事工沒效率、不夠專業、文化地位下降、毫無威信,以及各種失敗的可能性”。根據這樣的研究結果,霍利菲爾德的結論是:“從福音的角度來看,成功可以是失敗,失敗也可以是成功”。

我自己對於18世紀日內瓦神職人員日常工作的研究也顯示了教會生活起起伏伏的複雜性質。例如,對神職人員工資的關注總是存在,但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認為的,薪水能顯示出神職人員地位的下降。加爾文代表16世紀工資不足的神職人員在日內瓦政府面前主張提高他們的工資。爾後,雅各布·弗內(Jacob Vernet)也為18世紀日內瓦城裡薪資過低的神職人員辯護。同樣的,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人士認為教會裡充滿神學分歧,但關鍵的研究表明,18世紀的神學及教會生活遠比他們以為的更正統。

日內瓦的牧師們確實會時不時地試圖突破傳統的束縛。例如在1773年,埃賽·加斯克(Esaïe Gasc)因為在一次公共節日裡穿著龍的服裝向群眾講話而受到訓斥。皮埃爾·革利免(Pierre Clement)則放棄了自己的職位,為巴黎的劇院寫喜劇。不過人們更常見到像讓-弗朗索瓦·馬丁(Jean-François Martin)這樣的牧師,他忠誠地服事了整整32年,直到在主日講台上去世。

所謂的“教會的衰敗”從來就不是一幅簡單且無可避免的畫面。我們不能只用單調負面的例子來描繪基督教,而應該把忠心服事會眾及教會增長的證據也畫進這幅圖畫裡。像2009年——加爾文誕辰500週年——這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似乎也能讓人們感受到一種甚至超越了教會四面牆壁的生命力。那一年,《時代雜誌》將新加爾文主義(New Calvinism)列為改變世界的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名單中的第三名。用那篇文章作者的話來說,“加爾文主義回來了”。

在媒體及學術研究中相互衝突的信息顯示,西方對於宗教的真實狀況有著不間斷的討論。我在英國生活時,曾在雅虎英國新聞裡看到一篇報導: “世俗主義者在倫敦開會,以抵制宗教的興起”。組織者設立了一個獎項,目的是阻止他們所宣稱的 “宗教干預公共社會的速度正在驚人的增長。”

顯然的是,當基督徒在擔憂教會的衰落時,世俗主義者從未停止過擔心宗教的興盛。

顛覆對“衰退”的認知

學者們對教會狀況的看法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在大衛·索金(David Sorkin)的《宗教啟蒙運動》等作品中,即使是“社會在啟蒙運動時期快速的世俗化”這種常見且公認的敘事都受到了質疑。索金認為即使在1700年代,“宗教在歐洲社會和文化裡,既沒有失去它的地位,也沒有失去權威”。

缺乏基督教歷史知識的人有時會認為過去的世代是信仰的黃金時期,教會是直到如今的後現代時期才開始面臨衰退的危機。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則試圖顛覆大眾對於世俗化理論的看法,他甚至認為過去時代的虔誠只是一種“神話”。斯塔克所得出的結論也許會受人質疑,但多數人都能認可他論證的邏輯。我們需要調整總是透過“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鏡頭來解釋現今教會情況的習慣,才能更準確的反應出歷史的複雜性。過去那些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所遭受的苦難並不會比今天的我們少,甚至是比我們多很多。在過去的世代裡,人類對上帝承諾的委身也曾動搖過。

而即使是被認為是衰退的時期,也有增長的證據。人們一直認為18世紀是教會衰退的開始,這種說法忽略了同時期出現的、大衛·漢普頓形容為“流星式興起(meteoric rise)”的運動,例如衛理公會的出現。以漢普頓的話來說,衛理公會最一開始時只是“1730年代英格蘭教會內的一個小宗教團體”,但後來成熟為“主要的世界性教派之一”。在19世紀末之際,衛理公會已經發展到橫跨六大洲,有著3000多萬信徒。

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18世紀的靈命覺醒與19世紀的靈命覺醒之間有深厚關聯。雖然在傳統上,人們會將兩次覺醒運動分開來看,認為每次覺醒之後都會迎來衰退,但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的書《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強調了靈命覺醒的長期性質。他說,“事實上,並沒有第二次的靈命大覺醒。從美國大革命開始直到美國內戰,靈命成長的果效也從浸信會及衛理公會那樣敬虔精神的出現,持續到1801年在肯塔基州肯恩嶺(Cane Ridge)的複興。我們不應該再忽視美國自18世紀以來的靈命精神遺產。”

當然,如果我們改變了對啟蒙運動時期的理解,也會改變我們對後續事件的解讀。許多歷史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啟蒙運動所造成的“信仰危機”上,卻很少有人賞識提摩太·拉森(Timothy Larsen)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世俗主義者內部同樣存在著的“懷疑危機”的敘述。拉森説, “雖然在現有文獻中,對於那個時期人們喪失信仰的描述佔了很大比重,但世俗主義運動裡的高層領導人後來重新回歸基督信仰的比例,遠遠多於教會事工因信仰危機而失喪的比例。”

在一個容易對未來抱有最壞的期待的文化中,對於基督教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是我們寶貴的資產。基督教在每個世紀都經歷了興起和衰落的時期,有成功的記錄,也有對衰退的擔憂。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面對各種挑戰且有著不少的缺點,但教會仍然在歷史洪流裡生存下來,開花結果,且不斷地更新,即使是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時刻。教會仍被上帝修復,得以復興、改變,挺過重重難關。簡而言之,教會承受住了考驗。

冬日裡的活力

正如馬丁路德在一篇論文中所強調的,教會的結局最終不在我們手中。

他寫道:“我們不是教會的監護人……如果教會由我們來管,她就會在我們面前滅亡,而我們也會和她一起滅亡……但明顯的是,有一位第三者正在保護教會和我們”。

那麼,基督教歷史上最值得注意且正確的事實陳述應該是: 不論我們曾做了什麼樣的努力,教會都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驗。在這一點上,加爾文在他對《以賽亞書》第6章的評論中也表達了有幫助的見解。他用一棵樹所經歷的四季來比喻教會所經歷的恢復。他指出,“樹葉在秋天枯萎,然後在春天開花。儘管在外表上看來它們是死的,但如果樹葉不在冬天時維持住一些活力,像這樣的事就不可能會發生”。他說,教會經常忍受“無數的苦難”,看起來似乎“完全被毀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隱藏著的能量,雖然沒有立即顯現在我們眼前,但最終會結出它的果實”。這種隱藏的能量是由“主的話語所提供的,只有靠著它,教會才得以維持。”

因此,太過於相信“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信息,不僅是歷史上的短視,更是自我打擊,因為“承受住考驗”才是教會真正的歷史傳統。

確實,在有時候,接受教會衰退的歷史觀比接受教會有韌性的歷史觀更容易。但事實是,上帝每時每刻都透過聖靈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工作,維護著教會的生命。在亞哈和耶洗別統治的時期,以利亞的故事也顯明了人性的絕望傾向。那時以利亞認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是主最後一個忠實的僕人。但事實是,有七千個人沒有向巴力低頭(王上19:14, 18)。

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提供了看待歷史的另一種視角。當克里斯帝安(基督徒)和霍普夫(盼望)被絕望巨人囚禁在疑惑堡的地牢裡時,霍普夫回應了克里斯帝安的絕望: “我的兄弟,我們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時間;得救的時間總會到來,我們會快樂地被釋放。”當他們逃脫地牢時,他們的忍耐最終得到了回報。

當我們不再注視著教會的衰退,有能力克服這個時代的悲觀主義時,我們就能從保羅在羅馬書15:4中給我們的保證裡得到安慰: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珍妮弗·鮑威爾·麥克納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博士是惠頓學院神學和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她的書《當加爾文遇到伏爾泰:1685-1798年啟蒙時代的日內瓦神職人員》即將由阿什蓋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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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告別式成為泰國基督教規模最大的外展活動

這個佛教國家的數百萬粉絲在女演員妮達‧帕查娜維拉潘(Tangmo)追思禮拜上聽見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 Screenshot on Instagram

二月份,泰國著名電視女星妮達‧帕查娜維拉潘(Nida Patcharawirapong,小名 Tangmo)溺水身亡後,瑖(Pimduan Nagaviro,小名 Duan)與其他數百萬泰國人一起觀看了該女星的告別式直播

瑖是泰國皇家駐馬來西亞檳城總領事館的領事,她對為期三天的追思會中,所傳達的福音信息很感興趣。

瑖說:“我留意到所有信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徒不懼怕死亡。我了解到上帝愛每一個人,使我下決心想認識祂”。

禮拜完後的第三晚,瑖從直播找到教會同工的聯絡資訊,並給同工發送訊息,說明自己想要更多了解基督教。該同工鼓勵她可以去找一間地方性教會,她因此拜訪檳城衛理循道會(Wesley Methodist Church in Penang),並參加了教會所舉辦的線上啟發課程(Alpha Course),該課程是一項傳福音的計畫。她說:“我只上了幾節課,就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並想受洗”。

曼谷的牧師表示,女星妮達三月份的追思禮拜是泰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佈道活動。泰國有 93 %的人是佛教徒,只有約 1 %的人口為基督徒。雖然妮達因出演泰劇並常常登上小報頭條而出名,但她不避諱談論自己的基督徒身分。

追思禮拜直播吸引了 1200 萬人次的觀看。泰國牧師表示,追思禮拜之後,他們看到有更多新人有興趣了解基督信仰。

曼谷喜樂教會(Church of Joy)的牧師通猜(Thongchai Pradubchananurat)在妮達的告別式上講道時說:“藉由一個非常愛上帝之女人的死,上帝打開了一扇門。妮達的一生並不完美,但耶穌拯救了她”。

名人轉變為公開信仰的基督徒

妮達出生於 1984 年,幼年父母離異後,便由基督徒父親撫養長大。雖然她在一所基督教私立學校就讀,但她卻很少去教會。2002 年,妮達在泰國妙齡小姐(Miss Teen)選美比賽中獲得第四名後,一位電視製作人找上了她,她也因此開啟了演藝生涯。妮達很快就憑藉幾部熱門劇集中的演出,獲得了許多粉絲,例如《曼谷愛情故事2:純真》、《星期五俱樂部》(Club Friday The Series)和 ใบไม้ที่ปลิดปลิว (《吹落的樹葉》。她同時是位歌手和模特。

妮達還曾因與演員兼歌手帕金‧庫姆維拉蘇克(Pakin Kumwilaisuk,小名 Tono)交往,而獲得知名度。2013 年,兩人正式同居。妮達當時想要舉行基督教婚禮,她的朋友建議她與曼谷守約之心教會(Binding Hearts Church)的牧師差猜(Chatchai Charuwatee)會面。

根據差猜的說法,當差猜向這對情侶分享完見證後,帕金表示自己想成為一名基督徒,而妮達也願意將自己的生命重新獻給基督。於是差猜教導他們聖經。在差猜的見證下,妮達與帕金在 2013 年 12 月結婚,並在幾個月後受洗。

後來,他們參加喜樂教會的一個小組。儘管他們的婚姻於 2015 年以離婚告終,但他們仍穩定參加小組聚會。離婚後,妮達患上了抑鬱症,並因企圖自殺而住院。儘管如此,通猜說妮達仍“在基督信仰中成長”,並積極參與教會活動。

妮達曾在採訪中公開談論基督信仰。2017 年她受邀成為電視節目 《披露》(Disclosure) 的嘉賓,在節目中這位女演員說她想成為“上帝的全職傳道人”,讓主持人感到非常震驚 。她解釋說,自己每週都會去教會 3 次,參加禮拜和小組聚會。每次聚會時,她都能看見自己的生命發生變化。

通猜說,妮達原先計劃在完成大學學位後,進入全職服事。然而就在畢業一個月後,她從一艘遊艇上墜入曼谷的湄南河後身亡

泰國規模最大的佈道活動

妮達神秘的死因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並持續報導她的告別式。粉絲們紛紛在網上猜測她的死因究竟是意外還是謀殺未遂。他們詳細翻看錄影畫面,質疑船上妮達朋友們的可靠性,並在警方的陳述中找漏洞。在妮達離世後六個月,檢察官指控六名嫌疑人有過失,才導致她的死亡。

通猜指出,每天晚上約有 600 名家族成員、朋友、粉絲和記者參加在曼谷自由教會(Liberty Church)舉行的告別式,觀看現場直播的泰國人達到了數百萬。許多從未去過教會的佛教徒,因此聽了多首敬拜歌曲、通猜和差猜兩位牧師的講道,以及妮達的生命見證。

通猜的講道經文是約翰福音十三章 1 節。他表示,沒有人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離開人世,所以人們應該做好準備,在還活著的時候向所愛之人表達關心。通猜還講到“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一章 21),也談論如何活出討上帝喜悅的生活、祝福他人,以及向人傳福音的必要性。

Liberty Church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 Illustration by CT
Liberty Church

在禮拜結束後的幾個月裡,數百名新人拜訪了自由教會。總部位於韓國的基督教電視台 CGNTV 泰國分部說,僅在 3 月份,就有 120 人聯繫他們,表示自己想成為基督徒,這和以往相比增加了六倍。其他幾間教會也指出,在告別式後,他們看見有更多新面孔參加崇拜。

通猜牧師本人也親眼見證了追思禮拜對他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妮達離世三個月後,他在一座佛寺參加嫂子的火葬儀式時,一位僧人告訴他,喜歡通猜的講道。通猜於是給了僧人兩本基督教書籍供他閱讀。最近,當通猜去理髮時,理髮師認出他是主持追思禮拜的牧師,通猜牧師便利用機會分享福音。

對海外也造成影響

追思禮拜也改變了賓士(Sirimas Amatayakul Kuipers,小名 Benz),她現年 40 歲,居住在芝加哥。賓士曾就讀於瓦塔納維塔亞學校(Wattana Wittaya Academy),這是一間基督教寄宿學校。她記得在那裡唱過基督教歌曲,並聽過有關上帝的信息,但她並不相信上帝。

在她 28歲 時,收到一本關於幾位泰國基督徒名人見證的書。她禱告,求自己的心能接受耶穌。然而,她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轉變,甚至沒有告訴她的基督徒丈夫。她沒有任何基督徒朋友或導師,因此信仰一直沒有成長。

當賓士聽聞妮達過世的消息時,她驚訝於聽到通猜牧師在追思禮拜上的講道,因為牧師是瓦塔納學校其中一位同學的父親。她參與了整整三天的追思禮拜。

Reverend Thongchai preaching at the memorial.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Reverend Thongchai preaching at the memorial.

賓士說:“這是我第一次聽泰文講道並理解其中的信息,這些信息深深地扎心”。

後來賓士開始收聽來自喜樂教會的信息,也加入了芝加哥的一間教會。她還聯繫上通猜牧師,表達自己想要加入一個細胞小組的意願。牧師鼓勵她去聚集海外的泰國人,並在線上成立一個小組,如今這個小組已有 11 名成員。

人在檳城的瑖也是該小組的成員之一。當她父親聽說她從佛教徒轉變為基督徒時,非常擔心他和妻子死後,沒有人會為他們兩個人積功德(做善事以獲得更好的來世)。瑖邀請基督徒朋友為她父親禱告,很快她開始看到父親的心在改變。儘管她父親擔心新冠疫情,仍舊買了一張飛往檳城的機票,為要見證瑖的洗禮。洗禮當天,瑖的父親聽著敬拜團練習時的歌聲,感動得熱淚盈眶。

瑖說:“我以前太以自我為中心,但現在我父親注意到了我的改變,他很高興看到我變得更有耐心和喜樂”。

瑖還說,她之前一直都有在關注妮達的新聞,很同情她的遭遇,但現在她發現妮達在採訪中表達了信仰,很鼓舞人心。“如果我沒有看過追思禮拜,我就錯過了成為基督徒的機會”。

駱袞帕(Seree Lorgunpai)現任泰國聖經公會董事和前任秘書長。

翻譯: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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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基督徒應該擁槍自衛嗎?全球九國狀況瀏覽

在大規模槍擊事件困擾著世界各地之際,九個國家的教會領袖提出了他們如何從神學和聖經的角度來思考人身安全。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1, 2022
Carlos Osorio / AP Images

在 10 月 6 日这一天,一名前員警在泰國東北部的一家托兒所殺害了36 人,其中許多是幼童。這個槍擊和刺傷的事件發生在一名槍手在俄羅斯中部的一所學校開槍打死17 人幾周后。而在7 月,恐怖分子襲擊了奈及利亞西南部的一次周日教堂服務,造成數十名信徒死亡。

美國今年經歷了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包括7月4日在芝加哥郊區舉行的國慶遊行中,有七人喪生; 在紐約水牛城的一家超市,有10人遇難; 在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的一所小學,有21人遇難。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在美國,白人福音派比其他美國信仰團體的成員更有可能擁有槍支(41%),他們也更有可能說這讓他們感到更安全(77%)。超過一半的白人福音派人士(57%)表示,他們擁有槍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爲了安全。

皮尤2017年的研究發現,38%的白人福音派人士擔心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受害者,61%的人擔心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66%的人擔心成為恐怖襲擊的受害者。

然而,皮尤研究還發現,每周都參加宗教儀式的美國人比那些較少參加宗教儀式的美國人擁有槍支的比例要小(27%對31%)。而對宗教承諾程度高的美國人擁有槍支的可能性低於那些承諾較低的人(26%對33%)。

《今日基督教》最近聯繫了來自九個國家的教會領袖,藉此來更多地了解他們各國的槍支擁有權以及他們如何從神學或聖經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將他們的答案(從上到下排列),從那些認為基督徒可能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的看法,排到那些認為擁有槍支是違反了他們信仰的人:

奈及利亞(尼日利亞)| Steve Dangana, 五旬節團契高原州分會主席

奈及利亞公民可以擁有槍支,只要槍支得到當局的准證。

基督徒被呼召成為和平的先鋒,在一個充滿暴力和邪惡的世界中締造和平。在我們被召喚所代表的意義,與當今世界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對立性,這個對立性讓擁有用於自衛和其他非暴力目的的武器構成了一種挑戰。我個人認為,基督徒為了自衛而擁有槍支是正確的。

今天,我們社區中不斷增加的暴力已經達到出令人擔憂的地步。無辜的生命每天被沒有良心的人殺害,這讓許多基督徒對槍支擁有權的道德挑戰產生了疑問。然而,看看聖經,就今天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見解。

在耶穌被賣的那天晚上,他鼓勵他的門徒攜帶刀劍。他們有兩把刀,他說這足夠了(路加福音22:37-39)。但是當耶穌被捕時,彼得拔出他的劍,切掉了大祭司的一個僕人的耳朵(約翰福音18:10)。耶穌的回應是立即醫治這個人(路加福音22:51),然後命令彼得收起他的劍(約翰福音18:11)。彼得擁有一把劍並沒有受到譴責。只有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使用它,才促使耶穌敦促克制。

還有一次,士兵們來到施洗約翰那裡受洗。當被問及如何為神而活時,約翰回答說:“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詐人。自己有糧餉就該知足”(路加福音3:14)。我們看到約翰沒有告訴士兵放下武器。

可以肯定的是,聖經從未禁止基督徒擁有武器,只要它合於我們的基督教信仰和實踐,並給基督帶來榮耀,給人類帶來尊重和價值,給上帝帶來榮耀。

基督徒被鼓勵作為基督的代表和他們國家的忠實公民來守法。羅馬書13章告訴我們,治理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要被順服。因此,任何槍支法律以及其他當地法律都應遵守。

最終,我們看到擁有槍支或其他武器沒有任何罪惡或不恰當的,只要是為了自衛或其他非暴力用途。

南非| Siki Dlanga, 南非福音聯盟反對基於性別差異的暴力行動聯絡人

南非人在21歲或以上時最多可以合法擁有四支槍。每件槍支都必須獲得許可准證,並遵守准證的嚴格規定使用。

一個基督徒是否擁有槍支是個人良心的問題。關於武器,聖經教導如下:“因為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而是憑著神的能力,能夠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林後10:4-6)。

聖經將信徒在靈界受到保護放在首位的地位。我們的武器不是肉體的,而是屬靈的。我們知道,一切都在靈性上開始,然後才在物質領域顯現出來。我們不能用撒旦發明的武器與他爭戰,還希望能打敗他。要戰勝邪惡,我們必須使用屬靈的武器,我們被告知,這些武器是“在神裡面有大能的”。

此外,“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倚靠火力而不靠愛的力量不是基督的道路。火力在世界上播下了許多苦難的種子,以至於我們只能以“相互確認毀滅”來威脅彼此,從而期望和平。這實在不是一個擁有健全思想的文明社會所應該有的指標。

南韓| Kim Seungkyeom,龍仁市恩典森林社區教會主任牧師

在韓國,擁有槍支受到嚴格限制。只允許攜帶獵槍。而且你必須在警局登記。

在我看來,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是不可取的。如果有人為了安全而擁有槍支,另一個人會試圖通過擁有更強的槍支來保護自己。從核武器的軍備競賽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强國擁有越來越多的核武器,甚至更強大的核武器,去取得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比較優勢,但卻因此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

基本上,個人安全問題是國家應該承擔的領域。羅馬書13:4告訴我們:“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至於個人,主是這樣說的:“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嚴格來說,這是復讎的教訓,並不是爲了人身安全,但這也是使用武器的基本教導。

瑞士| Jean-René Moret, 克隆尼福音教會牧師

在瑞士我們可以擁有槍支。我們仍然有徵兵制,大多數瑞士人把他們的步槍帶回家存放及射擊練習。法律允許擁有攻擊性的步槍。服役過的人可以選擇買回他們的軍用步槍並保留它。槍支擁有者必須登記註冊。

(只有男性被徵召入伍。婦女可以要求從軍。那些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須要從事社區服務。)

耶穌的教導和榜樣表明,基督徒寧可遭受財產、榮譽和生命的損失,也不應以暴易暴(馬太福音5:38-42,彼前2:20-23)。保羅在羅馬書13:4中認識到國家在攜帶武器以鎮壓邪惡方面的作用。但這不是個人的角色。

人們可以考慮是否可以接受以擁有槍支來保護脆弱的他人。可能在政府失去效力,或社會成爲無法無天的情況下,可以適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必須問基督徒到底要把他們的信任放在哪裡。他們是要相信上帝,還是要相信他們自己的武器、力量和能力?(賽30:15-17)。

槍支暴力不僅是槍支擁有權的結果,也是槍支被視為提供安全和解決方案的文化的結果。瑞士人擁有很多槍支,但除了狩獵,運動射擊和不太可能的戰爭之外,他們不希望有任何用途。對於基督徒來說,槍可能是偶像,一個取代我們本應只信靠神的事物。

加拿大| Karen Stiller, 渥太華,作者、編輯、記者

儘管加拿大有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律,但是我們可以擁有槍支。我們的法律要求對申請擁槍者要有徹底的背景調查。在2020年,加拿大禁止了超過1500多種的軍用攻擊槍。最近提出了更嚴格的立法,以進一步限制槍支擁有權。

我爸爸是皇家騎警。我成長在一個有槍支的環境中,我們知道槍支是是我父親工作中潛在危險但必要的一部分。我們尊重我父親,他的工作,以及加拿大皇家騎警的制服。我很高興他有一把槍,因為我知道這有助於保護他和他承諾在工作和被召任務中保護的人。

當然,槍支在世界上有其必要之地,但它們並不像在美國,或者(我懷疑),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那樣,它們並不是加拿大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有如此不同的歷史,我們沒有像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和所有所代表的東西。

槍支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區扮演的不同角色可能會有所不同(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城市人),但我仍然不相信那些遊說減少加拿大槍支管制的人會有接近槍支擁有者對美國文化那樣的熱情。甚至對“基督徒應該擁有槍支以保障人身安全嗎?” 的這個問題,都會感覺很美式。(當然。我的這句話感覺很加拿大式)。

我不會將“我們的基督徒家庭擁有一把槍是專門用於人身安全的緣故”聯想在一起。如果我們因此而擁有一把槍,我們會遵守了這片土地的法律(我們相信我們作為信徒是必須要遵循的),我們也會把那把槍的子彈卸下,將槍鎖起來,並與彈藥分開存放。因此,一般來說,無論一個人的神學立場如何,這種安排對個人保護都不是很有幫助。

澳大利亞| Sam Chan, 雪梨城市聖經論壇傳道人

在澳大利亞,您可以擁有槍支,但您必須要有許可證並註冊槍支。但你不能買自動或半自動武器。

我住在一個農場里,看著農民射殺野獸。我也有朋友把槍作為業餘愛好。但是,總的來說,槍支擁有權並不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大利亞人可能會覺得有必要擁有一輛汽車或一所房子,但并不會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一把槍。這在澳大利亞沒有被當一回事情。正是澳大利亞缺乏槍支讓我們感到安全,而不是它們的可用性。

在澳大利亞,我們優先考慮社區安全,而且我們期盼政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我認為我們是第一個為汽車強制安全帶,騎自行車的人戴頭盔和為司機隨機進行呼氣測試的法律的國家。

為此目的,為了社區的安全,我們限制了槍支擁有權。自1996年以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23-24中也呼籲這一點:“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保羅說,我們有個人權利,但我們也有個人責任去做對社區最好的事情。

洪都拉斯| Miguel Álvarez, 中美洲五旬節聖經神學院校長(位於瓜地馬拉奎紮滕南溝)

在宏都拉斯,人們可以攜帶槍支,但是必須要登記,遵守國家安全的要求。不幸的是,即使在這個善意的程序中,也有腐敗的跡象。雖然如此,法律對那些選擇攜帶槍支的人很嚴厲。

我不認爲基督的信徒應該攜帶武器。攜帶武器與福音的信息背道而馳。沒有任何神學或聖經理由可以證明使用武器是合理的。基督信徒的聖召是和平的,而不是好戰的。上帝賦予我們作為文明人有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進行對話的能力,以便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我們的爭議。每個攜帶武器的信徒顯然都懷疑他或她內在的屬靈力量。

根據雅各書3:17,“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是 …… 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此外,根據羅馬書12:18,“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上帝呼召我們走向和平。武器的存在與和平背道而馳。使用武器沒有聖經或神學上的理由。

堅持攜帶武器的人不知道神的平安,也不懂得神的公義。因此,必須宣佈我們反對戰爭和使用武器來解決人類衝突,並宣佈我們贊成和平與正義。

菲律賓| Emil Jonathan Soriano, 拉古納聖伯多祿@71號教會牧師

在菲律賓,人們可以合法地擁有槍支,儘管這很困難。政府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即使如此,我個人還是認識一些基督徒,他們有攜帶槍支為娛樂的許可證。

我不認為基督徒應該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神在世上的工作是使生命完全(約翰福音10:10)並戰勝死亡(林前15)。槍支違背了上帝的工作,因為它們是旨在殺人的死亡工具。在菲律賓,散裝火器被用於犯罪和法外殺戮,這在過去導致了私刑式的暗殺。聖經斷言,死亡的工具應該被拆解,並轉變成生產和生計的工具(賽2:4;米迦4:3)。

更重要的是,耶穌體現了非暴力的倫理,他通過自我奉獻、與人共同受苦的愛來展示這一點,這種愛呼召我們放棄我們的生命,以便其他人可以活下去(馬太福音5:38-48;羅馬書12)。在耶穌裏,我們看到一個人不需要武器來保護自己和安全。早期的基督徒效仿他的榜樣。他們沒有試圖通過拿起武器來保護自己,而是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作為福音的見證人。這並不意味著基督徒應該尋求殉道,而不是採取預防措施。基督徒被邀請生活在智慧中,同時努力將世界轉變為一個以和平為基礎的世界。正如早期教會父親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曾經說過的那樣,“作為簡單而安靜的姐妹,和平與愛不需要手臂。因為不是在戰爭中,而是在和平中,我們才受到訓練。

新加坡| Edric Sng, “鹽與光” (Salt&Light) 及 “乾.渴”(Thir.st)期刊創辦人與編輯

在新加坡,槍支的使用受到《武器犯罪法》的嚴格控制,除了我們的員警和武裝部隊之外,幾乎聞所未聞的是,任何人攜帶或使用槍支。極少數情況會立即成為頭版頭條新聞。 簡而言之,這意味著我們新加坡人可以過上從未擔心過槍支暴力威脅的生活。

在路加福音22章,就在最後的晚餐之後,耶穌預備他的門徒去面對即將到來的前途,他們將不得不在沒有拉比的情況下繼續傳福音。耶穌在36節中告訴他們:“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在那些日子裏,一把刀對很多事情都是有用的。狩獵。收穫。作為多用途工具。

是的,它是一種武器——但這顯然不是耶穌教導的目的。如果耶穌打算讓門徒攜帶武器進行戰爭,他就不會告訴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兩把劍就足夠了(38節)。他會告訴他們多多携帶!越多越安全!

但很明顯,這些刀劍既不是用來攻擊的,也不是用來自衛的。在路加福音22:49-51中,在幾個小時內,耶穌被捕了。彼得拔出劍來抵擋叛徒猶大帶領來大祭司的僕人。但耶穌沒有表揚他,而是責備他:“收刀入鞘吧!”(根據約翰福音18:11)。

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在其他人都攜帶武器的情況下,手無寸鐵是愚蠢的嗎?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可能是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持有一種武器,即使出於自衛,也可以很容易地奪走另一個人的生命,這會更明智嗎?為什麼要想像一個人的生命——你或你的家人——比另一個人的生命更有價值?

如果這世界是武裝的,我們是否必須隨之起舞 ——或者這會讓我們像世界一樣嗎?

Jennifer Park協助報導。

翻譯: T.N. Ho 賀宗寧

當基督的肢體遭受自殺的打擊時

無論是生,是死,甚至是自殺,都不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0, 2022
Lightguard / Getty

克-沃倫的兒子馬修的自殺使人們又一次關注心理健康、抑鬱症和自殺,我們知道他的情況並不罕見。在美國,每15分鐘就有一個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家每年有35,000起自殺事件,實際有可能更多,因為許多自殺事件貌似事故。可悲的是,基督徒的自殺率與非基督徒基本相同。

自殺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中的比例較高,而且在退伍軍人中越來越普遍。目前死於自殺的現役士兵比死於戰鬥的要多。2012年退伍軍人事務部的一項研究發現,平均每天有22名退伍軍人自殺,每年總計超過8,000人。

每起自殺事件平均會留下六到十個親友——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親密的朋友或家人。每年有數十萬人為自殺奪去親人的生命而悲傷,其中包括教會中的許多成員。

我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幾年前,我的父親中風了,導致他的身體部分癱瘓。雖然他開始了康復治療,但中風的副作用之一是抑鬱症。他失去了所有的盼頭,最終陷入絕望。他看不到任何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中風三個月後,58歲的他自殺了。

雖然所有的死亡都是悲劇,但自殺對我們的影響與車禍致死或疾病致死不同。心理諮詢師將自殺導致的死亡稱為 "複雜的哀悼 "或 "複雜的失親之痛",就像謀殺或恐怖襲擊導致的死亡一樣。家庭成員不僅要為失去親人而感到悲傷,他們還必須面對自殺帶來的心理重創。

在哀悼自殺者的過程中,親友們感受到如此之多的情緒,以至於他們不知道真正感受了什麼。除了正常的悲傷和難過,自殺者親友還經歷了心理重創、否認、被遺棄、憤怒、內疚和羞愧。他們需要知道,這些反應是正常的。它們是神幫助我們處理震驚和悲痛的方式。朋友、牧師和心理諮詢師提供幫助的方法包括肯定這些情緒,並允許哀悼者悲傷、感受、哀嘆和治癒。

揮之不去的問題

與其他死亡相比,自殺會更多地引人發問:為什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我們沒有預料到會這樣?在其他情況下,我們通常可以清楚地確認死因,例如,醉酒駕駛或疾病。但是在自殺的情況中,對死亡負責的是受害者,而不是某些外部力量。那個人現在已經走了。他已不能告訴我們他為什麼這麼做,或者他離我們而去的原因是什麼。

問為什麼與其說是在尋找答案,不如說是在尋找安慰。我們假定有了這些答案就會減輕我們的悲傷和痛苦。但這些問題往往是沒有答案的,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即使不知道為什麼某人選擇自殺,逝者親友也能經歷上帝的安慰和醫治。

我們也會問,我有可能做什麼來防止它嗎?自殺事件發生后,親友會在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那些場景,問自己如果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情,它是否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當時及時回家就好了。如果我們那天晚上和他談談就好了。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責備着自己。這被稱為自殺者親友的內疚,而且非常普遍。最終,他們會接受是逝者自己選擇了死亡,而他們對此無能為力。過錯不在我們。

在哀悼時,另一個問題也會出現,特別是在有信仰的人中:為什麼上帝沒有阻止這一切?這個問題沒有容易的答案。簡而言之,上帝尊重我們人類的選擇,即使它們是不好的選擇。如果我們選擇吸煙,我們可能會得肺癌。如果我們所愛的人選擇自殺,上帝也會尊重這一選擇。

但這並不意味着上帝不關心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聖經告訴我們,在我們失去親人時上帝與我們一起悲傷。耶穌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哭泣,他也與我們在一起,為我們親人的死亡哭泣。縱觀聖經,神安慰悲傷和心碎的人,他理解哀傷和失去親人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經歷了終極的痛苦、折磨和哀傷。心痛的時候,神在哪裡?他在我們身邊,陪我們一起哀傷。

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嗎?

基督徒對自殺常常持截然相反的觀點。有些人認為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認為自殺的人一定會下地獄。而另一些人則聲稱自殺根本不是罪,將事情化為最小。真相可能在這兩者之間。

自殺很可能是一種罪,但僅僅因為自殺者事後無法請求饒恕,不能理所當然地將他與神的永生隔絕。畢竟,我們中的許多人在去世前都沒有能夠為所犯的每一項罪請求饒恕。自殺在道德和文學範疇屬於悲劇,一個人因致命的缺陷而毀滅。

服事哀悼者時不應該向他們保證自殺身亡的親人在天堂,但也不應該明確地說他註定要被永遠定罪。真相很簡單:只有上帝知道他的命運。除此之外的說法都超過了我們的所知。

然而,聖經中有線索表示可能有希望。《羅馬書》8:38-39承諾,無論是生是死——甚至自殺導致的死亡——都不能使我們與神在耶穌基督里的愛隔絕。在舊約中,參孫死於自己的手,但他卻被列入希伯來書第11章的忠實信徒名單中。我們憑着聖經可以有一些理由來希望(不是確定,僅是希望)自殺身亡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贖。

上帝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死於癌症,上帝不會因為癌症而追究他的責任。在自殺的情況下,抑鬱症或其他精神障礙可能擾亂了一個人的判斷力,導致他做了一些本來不會做的事。大多數自殺的人並不企圖得罪神;相反,他們看着鏡子里的自己,討厭自己看到的樣子,或者他們試圖結束無法想象的痛苦。許多擁有忠實門徒生活的好基督徒可能會因為絕望而結束一切。神是可信任的,他會做正確的事。他是良善、完美和富有憐憫的。即使我們最終不知道所愛之人的命運,但我們知道,慈愛的神會做出合宜的判斷。

牧師在自殺者的葬禮上講話時,往往不知道該說什麼。一種描述死亡的方式是比喻逝者在與自己打的一場內戰中輸了,把他看作一個在戰鬥中倒下的士兵。心理健康專家和自殺者親友團體建議在描述自殺死亡時不要使用 "犯下自殺 "(committed suicide)這個詞。最好使用更中性的語言,如 "她死於自殺 "或 "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 "他們的一位親人因自殺去世"。小說家維拉-凱瑟(Willa Cather)的《我的安托尼亞》(My Ántonia)一書中,在一個自殺者的葬禮上有這樣的祈禱:“哦,偉大而公正的上帝,我們中沒有人知道沉睡者所知道的,也不由我們來判斷他和你之間的事。"

預防自殺

許多經歷過親人自殺的人都會產生自我毀滅的想法,預想自己也會自殺。教會必須認識到,自殺者的親友也面臨著更高的自殺風險。在他們哀痛時基督徒應當環繞着他們,防止更多悲劇的發生。

《聖經》中有一個非常有力的預防自殺的例子。使徒行傳第16章講述了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監獄里的事。當一場地震震開監獄的門時,腓立比的禁卒拔刀要自殺。他以為囚犯們都逃跑了,他決定殺死自己而不是面對處決。但保羅喊道:"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他介入了這個禁卒的生活,阻止他自殺。他給了他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並帶領禁卒和他的全家歸向基督。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如果你看到陷入絕望的人,告訴他們:“不要傷害自己!我們在這裡幫助你!”自殺的警告信號包括長期的抑鬱和無望、孤立或退縮、對通常的活動失去興趣、送出財物、自殺的念頭或幻想、以及自殺企圖。如果你在所愛的人身上看到這些警告信號,應尋求幫助。和他們就這些事談一談。詢問他們過得怎麼樣,並特別詢問他們是否想過要自殺。

不要擔心詢問別人關於自殺的事可能會引發他們這方面的想法;許多抑鬱症患者已經在考慮自殺,並迫切希望能夠和人談談。自殺企圖是一種呼救。如果需要,可以向牧師或心理諮詢師尋求幫助,或者撥打自殺熱線,甚至是報警。自殺的頭號原因是未經治療的抑鬱症。如果你看到跡象,應尋求幫助。

歸根結底,即使在哀傷和失親之痛中,基督徒也可以振作起來,因為死亡並不是終點。通過耶穌基督的復活,神已經戰勝了死亡。死亡是敵人,但它是已經被打敗的敵人。它沒有最終決定權。通過耶穌,我們有了永生的盼望。耶穌向我們應許,有一天將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他將擦去一切的眼淚。死亡將被勝利吞沒,而我們將永不再哀傷。

自殺熱線

自殺預防和提高預防意識的網站

為自殺者親友提供悲痛支持

Al Hsu著有《為自殺哀悼:逝者親友對安慰、答案和希望的尋找》(InterVarsity Press, 2002)。他和家人居住在芝加哥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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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別擔心,魔鬼比你想象的還多

萬聖節對鬼魂的哪些理解是正確的,以及爲什麼基督徒可以無所畏懼。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9, 2022
Source: Sky Light Pictures / Lightstock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秋天
當黃葉,或盡脫,或只三三兩兩
掛在瑟縮的枯枝上索索抖顫
荒廢的歌壇,那裡百鳥曾合唱”
——威廉·莎士比亞,第73號十四行詩

威廉·莎士比亞認識到,秋天的到來是反思自己的死亡的恰當時機。我們美國人通常不會有這種衝動。我們認為任何關於死亡的談論都是病態的,不合適的。至少大多數時候是這樣。不過,當秋天過去一半時,我們碰到了一個(至少在傳統上曾經是)對黑暗和死亡津津樂道的節日——萬聖節。

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論,並將繼續爭論,他們是否應該參與圍繞萬聖節的各種傳統活動。如果萬聖節這個日子僅僅是讓小孩子打扮成她們最喜歡的公主——或者對更精打細算的父母來說是把孩子扮成鬼魂(你好,舊床單!),那麼基督徒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讓反對萬聖節的人們擔心的不是目前的風俗,而是這個節日背後的歷史。

然而,也許萬聖節的黑暗面是要讓我們有所領悟呢?我甚至可以說,如果萬聖節只剩下化妝打扮和糖果,我們就錯過了一個危險的事實——黑暗勢力仍然在我們的世界里工作。

通往另一邊的門戶

雖然萬聖節的歷史有點難以釐清,但某些細節是相當無爭議的。例如,我們知道,紀念10月31日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早在第九世紀,教皇格雷戈里四世就將“諸聖節”(Feast of All Saints)移至11月1日。這個節日的前一天晚上被稱為“諸聖節前夕”(All Hallows’ Eve),幾個世紀以來,這是基督徒紀念聖徒並為已故親人的靈魂祈禱的時刻。

不過,萬聖節更久遠的歷史是模糊的。有些人聲稱,10月31日這個日期是有意選擇的,以配合凱爾特人的“薩溫節”(Samhain),一個標誌着收穫結束的異教節日。一些歷史學家將薩溫節描述為通往亡靈世界的被關閉的門戶短暫打開的時刻,允許靈魂、鬼魅和其他超自然的存在行走在地球上。

如果教會的確選擇了10月31日與薩溫節相吻合,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做?最有可能的是,這是用一個 “基督教化”的版本來取代一個異教節日的嘗試。畢竟,如果秋天的到來總是會讓每個人揣測亡者的世界,那麼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控制和重新引導這種衝動。

今天的許多信徒並不像我們9世紀的基督教先輩那樣對待萬聖節。但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應該像他們那樣做。那些信徒認識到了一個迫切的問題:“今天在我們中間有靈存在嗎?”並盡他們所能回答了這個問題。萬聖節為今天的我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但我們西方人傾向於迴避它。我們把靈和鬼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遊戲,因為很顯然,只有過去那些無知的人才相信這樣的東西。

基督徒本該知道得更清楚。我們的聖書中記錄了靈被從死里召喚回來的故事(《撒母耳記上》28:8-19),有的人認為自己看到了鬼魂(《馬太福音》14:26,《路加福音》24:37),還有些魔鬼對人的精神和身體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馬太福音》8:32-34,《馬可福音》9:20-22,《使徒行傳》19:13-16)。事實上,耶穌的事工可以說是他的聖靈與較小的黑暗之靈之間的一場持久戰,這場戰爭的戲劇性終結是在各各他,耶穌以貌似失敗的勝利擊敗了這些靈(參見《歌羅西書》2:15)。談到“通往另一邊的門戶”的問題,每年一個晚上可能是低估了。如果新約聖經給我們有所啟示,這個門戶從未完全關閉(《以弗所書》6:10-18)。我們的世界有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多的靈參與其中。

那麼,今天的靈在哪裡?

講到這裡,你可能擔心我會開始談論趕鬼術。並非如此。我們的世界被活躍的靈和魔鬼穿越是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這並不自動意味着他們喜歡“附身”於人,如我們在福音書中讀到的那樣。恰恰相反:正如C.S.劉易斯在《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中指出的那樣,大多數西方人在靈性上如此木然,魔鬼的直接攻擊只會讓人們清醒過來。黑暗勢力並不關心我們是否知道他們在做工;他們只關心讓我們走在通往滅亡的廣闊道路上。

毫無疑問,黑暗勢力在這個世界上發揮作用。聖經稱它們為靈、魔鬼或掌權者(《以弗所書》6:12),還有很多其他叫法。名稱各不相同,但這一現實卻貫穿於整本聖經。

並且,如果我們睜大眼睛,這一現實貫穿整個世界。我們談論一個組織或一個國家的“精神”(spirit),我們認為是在打比方。但聖經看似表明,黑暗的靈(spirit)可以行大事也可以行小事(《哥林多前書》2:6-8)。就像他們渴望附身個人一樣(《但以理書》10:13),他們似乎同樣渴望挑動整個國家。對於人類歷史上一些令人髮指的章節可能沒有比這更好的解釋。美國的動產奴隸制、蘇聯古拉格(勞改系統)的非人懲罰以及納粹集中營高效到恐怖的大屠殺,都有不止是罪的東西牽涉其中。

不一定要舉這麼極端的例子才說明問題。例如,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接觸到一個相當腐敗的機構,但注意到該機構中的個人似乎並不是腐敗的因素。事實上,所涉及的個人往往能感覺到這種扭曲,但卻感到無力改變它。整體並不僅僅是其各部分的總和。似乎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

的確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使徒保羅提醒我們道:“因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12)。保羅所說的黑暗勢力不僅僅是個別的魔鬼讓個別的人做可怕的事情。他指的是更系統性的情況,超越帝王和帝國。

我們與之鬥爭的靈可能是個人的。但它們也可能出現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機構或我們的政治部落中。事實上,今天最狡猾的黑暗勢力可能不是附身於人的那些,而是挑動和控制政府、學校或經濟等權力結構的力量。

作者傑明·戈金(Jamin Goggin)和凱爾·斯特羅貝爾(Kyle Strobel)在《龍的道路或羊的道路》(The Way of the Dragon or the Way of the Lamb)中把這一點應用於事工。在被瑪娃·道恩(Marva Dawn)採訪時,他們指出個性魅力、對金錢的熱愛以及對“技巧”的依賴是誘惑教會領導層的魔鬼力量,讓他們實際上放棄了基督呼召。正如戈金和斯特羅貝爾所總結的,“我們需要對付的不僅僅是不加批判地採用我們身邊的文化價值觀,而是屬靈爭戰”。

這裡的危險在於,這種“龍的道路”往往很有效。它可以為我們贏得觀眾、收入來源和大量的讚美。但是跟隨基督的呼召從頭到尾都是十字架的呼召。如果我們不在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隨他,我們就沒有跟隨他。這意味着,如果我們致力於任何不是基督道路的事工方式,我們不僅是愚蠢的,也不僅僅是有罪的;我們還受到了邪靈欺騙為其做工。

戈金和斯特羅貝尓就事工所做的警告,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都可能發生。當我們的工作環境如此殘酷,以至於我們感覺到需要偷工減料或踐踏他人來往上爬時,我們不僅僅是試圖在有毒職場生存;我們是被貪婪的靈所利用。當我們在教會中因為個人偏好而製造派別時,我們不僅僅是在破壞團結;我們是被分裂的靈所利用。當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忠心導致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時,我們不是過份愛國;我們是被地獄的力量所利用。

了解你的敵人

所有這些聽起來可能是壞消息。但這其實是個聽起來像壞消息的好消息。你看,當我們面對一個邪惡的機構時,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邪惡的機構(這是壞消息)。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我們知道如何打敗的對手(這是好消息)。我們並不是通過更高的技巧或更聰明的社交媒體策略來戰勝靈。那條道路是龍的道路。

相反,我們在系統性的邪惡中戰勝黑暗勢力的方式,就像我們在個人成聖的平凡工作中成長一樣——通過謙卑地依靠基督聖靈的力量。我們這樣做是滿懷希望的,因為上帝已經應許,他開始動的工必定成全(《腓立比書》1:6)。基督的十字架向我們證明了上帝為救贖他的受造物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基督的復活向我們證明,任何黑暗勢力,無論多麼強大,都沒有最後的發言權(《哥林多前書》15:22-24,51-55)。

在這個世界上仍然有黑暗的靈在做工。他們的活動並不限於十月底的一個晚上。但是神已經用更強大的靈來武裝我們,那不是膽怯的靈(《提摩太後書》1:7)。因此,當我們想到社會中持久的種族主義問題,或我們國家正在經歷的政治分裂,或我們自己的教會中普遍存在的濫用權力現象時,我們仍抱着堅定的希望,卻並不是出於天真幼稚。在這個世界上做工的黑暗的靈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大要強。我們對他們發動的戰鬥是長期的。過程中會有損失和傷亡。

但我們不能忘記,最終戰鬥的判決已經宣布。執政的、掌權的可能會繼續肆虐,但使徒保羅提醒我們,他們在失敗的邊緣垂死掙扎。我們的救主在各各他已經戰勝了他們,使他們公開蒙羞(《歌羅西書》2:15)。因此,我們不是為勝利而戰;而是背着十字架,從勝利出發而作戰。

歸根結底,還有什麼比這更具有諷刺意味呢?當面對死亡的黯淡時,是基督的死給了我們盼望。當我們對眼前的邪惡勢力感到不知所措時,我們牢記身後最強大的邪惡勢力如何只能聯合起來毀滅他們自己。

那麼就讓黑暗、死亡和魔鬼來吧。我們的神見過這三者。而他傷痕纍纍的腳跟證明他們根本不是對手。

克里斯·帕帕拉多(Chris Pappalardo)博士是高峰教會(The Summit Church)的研究員、編輯和作者。他與人合著有《上帝庇佑下的團結國家:基督徒對美國政治的盼望》(One Nation Under God: A Christian Hope for American Politics)(2015)。

翻譯: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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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二兩糧” 及其他東亞教會的異端思想

對耶穌、聖經及救恩的誤解正在盛行。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9,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Aaron Burden / Unsplash

今年的《神學狀況》(State of Theology) 調查揭示了美國福音派正在遠離對上帝及聖經的正統理解,其中前五名的誤解如下:

  • 耶穌並非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
  • 耶穌是上帝創造的。
  • 耶穌不是上帝。
  • 聖靈不是一個位格。
  • 人類沒有原罪。

《今日基督教》對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及台灣的五位基督教領袖進行訪問,以了解這些現代異端思想在他們身處的地區是否也很普遍,基督徒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哪些異端思想在他們的文化處境中更常見。

周亞倫(Aaron Chau因安全因素化名),中國湖北的家庭教會牧師

一般來說,中國的異端形態跟美國可能並不一樣。根據這項研究,美國福音派的異端主要是受自由派的影響,而中國的異端則是朝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主要受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和迷信的影響。

比如大多數中國基督徒會承認聖經的權威,甚至到一地步,輕看(神普遍恩典之下的)非基督教的書籍,將宗教改革的座右銘“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變成了“唯讀聖經”。與美國基督徒不相信聖經字面的意思不同,許多中國異端過於相信聖經字面的意思。美國異端的出現是因為基督徒接受高等教育。中國異端的發生則是由於缺乏神學教育,這也是異端在農村地區比在城市更普遍的原因。

比如非常流行的“東方閃電”異端就按照字面意思認為基督已經再來,而且來自東方的中國(太24:27)。另外一個在農村廣受歡迎的異端叫做“二兩糧”,認為得救的人家裡的米面吃了也不會減少(約6:1-14,王上17:1-16)。

雷競業博士(Kin Yip Louie),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研究教授

多數在香港的華人基督徒名義上同意基督教歷史上的信經,但經常扭曲這些教義的實際含義。

香港基督徒會欣然承認聖經就是上帝的話語,以及同意我們應該遵守聖經中的所有命令。然而在實際應用時,他們常常忽略一段經文的社會背景,把它變成道德教訓或簡化成在教育我們與上帝個人關係的寓言。

例如,出埃及記的故事被單純的解讀為經歷上帝應許的個人旅程,而忽略了它對正義及被邊緣化的群體的關注。或者啟示錄被單純的解讀為對末世事件的預測,而沒有認識到它對政治及經濟剝削的批評。

因此,個人主義式的道德主義可能是香港基督徒之間最常見的異端形式。儘管多數人會同意我們是單靠恩典得救,但他們常常將自己對靈命的理解降低至禁止某些行為的程度,例如吸煙或賭博,或是致力委身於一些行為,例如準時參加主日崇拜。實際上而論,很難確定他們信靠的是基督還是自己良好的行為。

廣橋麻子(Asako Hirohashi),日本千葉縣植堂事工《從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翻譯總編

“耶穌不是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是日本福音派教會中最常見的異端邪說。然而它的存在及影響力非常微妙。

雖然多數福音派在公開的信仰告白裡都同意救恩唯獨來自耶穌基督,但許多參與教會的人行為表現得像是他們相信救恩取決於他們服事上帝的程度。一些教會大力的強調全職事奉的重要性,以至於似乎所有其他職業都被視為“世俗”或“邪惡的”的工作。

日本人會如此鍾情於這種異端想法的原因之一,是福音派在日本是宗教上的少數族群。他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信仰以適應周圍的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非常強調與社會上的他人和諧相處。

另一個原因則是根基於日本的父權及威權文化背景。會眾常常不加思考或質疑的全盤接受教會領袖在講壇上的教導。

鄭美賢 (Meehyun Chung),韓國首爾延世大學聯合神學研究院系統神學教授

我對使用異端這個詞持謹慎態度,因為在基督教歷史上的ㄧ些領導人或運動,如捷克宗教改革者揚胡斯(Jan Hus)及意大利的瓦爾登斯教徒,都被貼上異端的烙印及經歷了不公正的審判。

韓國基督教與美國福音派有相似的現象。但在韓國最常見的異端是來自諾斯替教(Gnostic)概念裡的肉體及靈魂二元論。

韓國的薩滿教就是基於這種二元觀念。薩滿的作用為精神世界及人類世界之間的“通道”,因為他們的靈魂可以進入靈界的領域,或者他們的身體能成為某種靈或神的“宿主”。近期的科技發展如人工智能 (AI) 領域也受到諾斯替主義的影響,因為肉身在這領域裡一點都不重要。這些諾斯替主義的觀點影響了基督徒將其信仰在韓國社會裡活出來的方式,因為許多韓國基督徒不太在乎自己是否與整個社會有真實有力的交流。

此外,韓國最有問題的異端往往是由某個基督教教派創造出來的異端,這些教派經常發展成熱烈追隨其創始人或領袖的異端。

王提姆 (Tim Wang),台灣台中忠孝路長老會牧師

雖然美國福音派的前五名異端信仰可能也適用於台灣的許多基督徒,但我在台灣教會七年的事奉經驗中看到更普遍的異端信仰是二元論及基督教信仰的私有化。

許多台灣基督徒強調拯救靈魂、成聖,及在天堂度過永恆的希望。這種對非物質事物的片面強調自然使信徒認為身體和物質世界是不重要且可以逃避的。

台灣基督徒也將他們的信仰私有化,他們通常不參與政治,鮮少談論社會及文化中的不公義、種族主義、及其他系統性的邪惡…等等相關的問題。他們願意為這些問題禱告,但很少有人採取行動或親自參與這些問題。

牧師及教會領袖不僅僅需要有好的神學,他們也需要訓練他們的會眾 — 這是許多人已放棄了的呼召。正如《提摩太後書》3:16所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有許多人做導師教導人,但很少有人花時間及精力來教訓、糾正,及在公義的路上訓練信徒。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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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我在美國過的第一個萬聖節

在基督教對於萬聖節的辯論中探討文化上的細微差異。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7, 2022
Andrew Morrell / Flickr

我三十歲那年,人生第一次穿上萬聖節的裝扮。

萬聖節不是我在南非度過的童年裡的一部分 — 我們從西方出產的情境喜劇中才知道它的存在。還記得我和姐妹們會假裝在玩“不給糖,就搗蛋”,唱著從“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中學到的歌:“不給糖就搗蛋,讓你聞我的臭腳丫,給我好吃的東西”(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在我長大的地方,沒有人會為了萬聖節特別打扮,沒有人雕刻南瓜燈,在我們的街道上玩“不給糖,就搗蛋” 也不夠安全。另外,10 月底的南半球差不多是春天的尾巴,完全不是能裝上秋收裝飾及燃燒營火的季節。

搬到美國後,我已經 30 歲。懷著 8 個月的身孕,我計畫著第一次的萬聖節裝扮。我把自己裝扮成足球場,穿著綠色的衣服,孕肚則畫成黑白相間的足球。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基督徒對於萬聖節的辯論。幾個常參加社交聚會的人碎念著我,說我不該穿成這樣慶祝這個邪惡的、異教的節慶。

像這樣的辯論,幾乎所有美國基督徒都聽過無數遍了。因為大家普遍認為萬聖節與塞爾特人(Celtic)的薩溫節(Samhain)有關,這是個 “慶祝亡靈” 的節日。如果這個節日源自異教的儀式,基督徒群體迴避參與其中是很合理的。

然而,更多的基督徒對這樣的理解持保留態度,有些人甚至堅定地認為萬聖節是一個基督教節日。在艾麗西婭‧多納坦(Alicia Donathan)關於萬聖節的文章中,她認為萬聖節是一個 “翻轉的節日”(inversion holiday):“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慶祝方式更好呢?…讓世界翻轉一天,嘲笑惡魔,在片刻之間蔑視死亡,重申明天會很好,一切事物也都會好起來。” 在這晚,基督徒引頸期盼基督復活所帶來的勝利展現它完整樣貌的那日。如詩篇第 2 篇中的主一樣,我們必嗤笑祂的敵人。

我覺得這個神學觀點很有趣,因為它似乎微妙的嘗試去融合現今文化與萬聖節所傳達的概念。更別說原先不慶祝萬聖節的理由是個複雜難懂的概念,很難跟想穿得像公主一樣上街討糖果的幼稚園小孩解釋。邀請基督徒將萬聖節視為無害的傳福音機會,在萬聖節期間跟鄰居打交道、建造社區,既簡單又耳目一新、吸引人。

無論如何,不去爭論怎樣才是 “正確” 或 “錯誤”的方式慶祝萬聖節 — 而是對此節日有更處境化的理解 — 才能更好地反映出萬聖節悠久的歷史。畢竟,如果我們回顧萬聖節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的歷史,會發現它的慶祝方式高度取決於其所發生的地點、社區及教會。

萬聖節至今仍與“諸聖節”(All Saints Day 或 All Hallows Day)有些許的關聯。該節日始於 8 世紀,目的是紀念在信仰上走在我們前面、“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斯蒂芬‧韋奇沃斯(Steven Wedgeworth)在他的論文《萬聖節的起源及其娛樂性》(Halloween: Its Creation and Recreation)一文中追溯了萬聖節的歷史:最早在中世紀,許多人在諸聖節的前一晚就開始慶祝,而“諸聖日前夕”(All Hallows Eve)的簡稱就是 “萬聖節”(Halloween)。“索靈”(souling)及 “偽裝”(guising)逐漸發展起來,人們裝扮自己,挨家挨戶討糖吃(就像聖誕節在街上報佳音那樣)。到了中世紀末,在這個節日為那些在煉獄中受苦的靈魂乞求特赦(indulgences)的概念逐漸紮根,萬聖節自此開始與死亡產生關聯。

在 1517 年的萬聖節當天,馬丁‧路德將他知名的《95條論綱》釘在威丁堡(Wittenberg)教堂的木門上。基督新教徒轉換了新的方式慶祝這個日子:從今以後,這一天就是 “宗教改革日”,而 “諸聖節” 則逐漸被人淡忘。同時間,每年11月5號在英國舉辦的蓋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則吸收了萬聖節的習俗,使萬聖節從歷史舞台上退幕。該節日以火、神秘氛圍,變裝、群眾喧囂聲等一同補足了前一週的萬聖節。

之後,大約100 多年前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移民將萬聖節帶來美國,重新慶祝及詮釋該節日。他們融合了歷史及民間傳說的片段,重建萬聖節。萬聖節變成一個新的節日、新的社會政治認同、及新的文化。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詩《萬聖節》_,爲該節日蓋上了 “傳統” 的印記。直到 20 世紀初,都還有人分發傳單,指導人們如何裝飾和慶祝這個節日。1930 年代,因為社區們組織相關的活動,例如開創現今 “不給糖就搗蛋” 的前身等,與萬聖節有關的惡性事件急劇增加。

直到 1970 年代之前,萬聖節在北美主要還是兒童的節日。當時,好萊塢抓準機會掀起了一波浪潮,把成年人帶入萬聖節的活動中,使這個節慶越來越導向成人主題,包含性及怪誕等元素。然後,萬聖節透過銀幕開始傳得無遠弗屆:傳進了亞洲、南美洲,甚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位於南非的我家那台小小的電視裡。

而今天呢?在不同的地方,萬聖節依然有著不同的含義。

在我所居住的加州社區,商業化後的萬聖節元素如糖果、奇裝異服及恐怖等,已融進了我們基督徒社群裡慶祝秋收的活動及“車廂及零食”(trunk-and-treats) 節目。同時間,我們當地的西班牙裔社區則在慶祝亡靈節(Dia de los Muertos)。在某些地區,因為鄰舍逐漸高齡化, “不給糖,就搗蛋” 的活動已成了過去式;而在其他地區,許多家庭因為學校有活動,就不挨家挨戶討糖果。我們這一區最大的慶祝活動可能是戈爾音樂節 (gore fest),或是一起摘南瓜。

人們在萬聖節需要好好考量的問題包含社區貧困及資源運用等議題,及暴力、個人安全、對過度的性暴露、恐怖行為的道德質疑等。同樣的,人們在這一天也可以好好思考,這天既是基督教久遠歷史裡的諸聖節及宗教改革日,更是個一年之中,當基督徒去鄰居家按鈴時,會被特別熱烈歡迎的日子。

因此,我們在萬聖節這天做的事無關乎絕對的對或錯,而關乎我們的良心及智慧。讓我們來禱告,無論我們身處何種文化處境,我們都能充分利用每一個機會,因為 “現今的世代(不是只有萬聖節這一天)邪惡”(以弗所書 5:15-16)。

布朗溫‧萊(Bronwyn Lea)是南非出身的作家,也是一位母親,目前在加州養育孩子。她在 bronlea.com 上提出與信仰、家庭及文化相關的問題。她的作品多刊登在以下幾個平台上:RELEVANT,Momastery,Start Marriage Right 和 Think Christian。可以透過下列方式與她聯繫:FacebookPinterest Twitter(@bronleatweets)。

翻譯:思慕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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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者:你一直這樣稱呼女性

但它的含義出乎你的意料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7,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最近,生命之路研究機構(LifeWay Research) 調查了美國新教牧師,詢問他們是否允許會眾中的女性擔任六個特定的領導角色。

可以預見的是,大家對講道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根據亞倫·厄爾斯(Aaron Earls)的說法,大概 “十分之九的牧師說女性可以在教會中擔任兒童事工的領導(94%)、委員會領導(92%)、青少年牧師(89%)或男女混合的成人主日學教師(85%)”。較少的人(64%)說女性可以做執事。

生命之路研究機構(LifeWay Research)執行主任斯科特·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關於女性在教會中的任職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個世紀,不同教派的聖經學者對聖經經文有不同的解釋”。

特別是《聖經》中的第一卷書起到了關鍵作用。歷代基督徒都將《創世紀》第1至第3章中的創造故事看作性別角色的範本。小雷蒙德·C. 奧特倫(Raymond C. Ortlund Jr.):“隨着創世紀1到3章的展開,關於整本聖經的辯論也開始了。”

創世記2:18中的 “幫助者”一詞長期以來一直是這些辯論的關鍵點。一些人用它來論證妻子的主要角色是扶持丈夫做領袖。一些人用它來強調女性應該順服和服事這一觀點。還有一些人儘可能柔和地解釋這一觀點,說:“上帝讓男人做一個寬厚仁愛的領袖,讓女人成為婚姻中必不可少的幫助者。”

但萬一是我們用錯了這個詞呢?常常伴隨着這個詞的低眉順目的意味,在聖經中根本找不到。這種誤解讓我們在如何看待男女角色方面陷入了困境。

至少在我看來,更準確的解釋對互補主義和平等主義陣營的人都很重要。更詳細地察看《創世紀》的經文,每個人都會從中受益:“幫助者”實際上是指在完成神分配給人類的任務中的完全合作夥伴。

可以說,幫助我們解讀“人”的最重要的經文是《創世紀》1:26-28。上帝造男造女,這達到了創造的高峰。我們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在古代近東背景下,這種身份意味着人類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在《創世紀》第1章中,這種身份是通過治理全地來體現的——這是一項不分性別的任務。男人和女人要代表神共同管理,維持秩序並確保受造物繁榮昌盛。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神並沒有告訴人類要相互統治。團隊合作才是祂設定的模式。

我們翻開《創世紀》第2章時,必須牢記這一基本觀念。在第2章中,人的被造以一種更親密的方式被重新講述。那人被安置在神的園子里,他有一項工作:修理和看守(創2:15)。

但那人有一個問題:獨居。雖然園子里有各種動物,但沒有一個適合做伴侶。如果他需要有人來聽命,他可以選擇一頭牛或騾子。如果他需要有人如影隨形,他可以選擇一隻狗。但這些都不能幫助他履行一個完全的合作夥伴的責任,也不能讓他負責任地遵守神設定的界限。

因此,這個男人缺少的是一個ʿēzer kenegdô,“一個與他相配的幫助者”。

於是女人出現了。她解決了《創世紀》第二章中的情節衝突,提供了園中任何動物都無法提供的東西:全面而充分的伴侶關係。對於部分基督徒來說,這段經文提供了兩個關鍵主張的論據:

第一:神指定男人來領導和管理女人。

第二:女人必須通過追隨男人來支持男人做領袖。

然而,這些常見的假設是經不起推敲的。儘管男女差異很重要,但這個故事的重點主要不是男女之間的差異,而是他們在本質上的相似性和在神面前的平等地位。

女人在某種程度上像男人,而其它生物則不是。她出自男人的身體——正如後來每一個男人都出自女人的身體——這表明他們之間有種神秘的連接。她與他相“配”(希伯來語kenegdô,創世紀2:18,20)。她擔起夥伴的角色,在上帝分配的任務上扶持男人。他們將一起生養眾多,治理全地。

那麼為什麼稱她為男人的“幫助者”呢?這不是暗示男人是頭嗎?

在創世記2:18的英文譯本中(NIV、NLT、ESV、NRSV、NASB),“幫助者”一詞暗示着男人帶頭,女人扮演着支持的角色。她就像首席執行官的接待員,四分衛的啦啦隊長,或外科醫生的護士。

縱觀歷史,女人經常扮演這樣的角色,而且她們的貢獻很大。然而,這種思考模式忽略了希伯來語ʿēzer一詞的含義。

ʿēzer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誰是《聖經》中的ʿēzers

《舊約》的其餘部分主要以兩種方式用到了ʿēzer這個詞。首先,它指的是在戰爭中協助作戰的盟友。(例如《約書亞記》1:14或《歷代志上》12:1-22。)其次,它指的是神是以色列的幫助者。(見創世紀49:25;歷代志下32:8;詩篇10:14;以賽亞書41:10-14)。

顯然,在這些經文中,“幫助者”並不是一個從屬的角色。如果有的話,那恰恰相反。神供應以色列所缺乏的。舊約學者瑪麗·康威(Mary Conway)解釋說:“kenegdo這個詞最好翻譯為‘與他相配’,這個詞意味着能力和平等,而不是從屬或低劣。”

事實上,ʿēzer這個詞在《舊約》中作為普通名詞出現了90多次,但從來沒有指僕人或下屬為主人所做的事。

如果你有輸掉一場戰鬥的危險,你需要的是一個ʿēzer——另一支部隊或神的干預,來扶持你萎靡不振的軍隊。

這對女人來說意味着什麼呢?男人需要的不是一個秘書,一個跟班,或執行他命令的人。相反,他需要一個好夥伴來治理受造物,維護園子,並保護它不受侵犯。他需要一個女人。

在創世記第2章中,“幫助者”這個詞並沒有公平地描述神為女人設計的角色。可能這個詞更好的翻譯是“必要的盟友”或 “不可或缺的夥伴”。

作為福音派運動的正式成員,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們社區中有很多人基本上把性別角色的教義根植於《創世紀》第3章,而不是《創世紀》第2章。 的確,《創世紀》第3章提出了性別等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創世紀》3:16)。

但這種管轄的動力是人類悖逆帶來的可怕後果。夏娃最終沒有完成她的工作,沒有幫助亞當完成他們看守園子的任務。一個精明的入侵者質疑神的命令是否正當,而且這對夫婦接受了全套謊言。結果,他們與神的關係嚴重破裂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本應治理的全地也是如此。

但請注意,女人和男人都要為自己的罪負全部責任。如果夏娃只是一個助手,神就不會把她當作一個獨立的道德執行者——讓她對自己服從神的命令負責。如果完全是她的錯,那麼亞當也不用承擔罪責。

我的觀點是:把《創世紀》第3章視為人類關係特別是男女關係的範式是不可取的。這段文字描述的是人類悖逆的後果,而不是上帝的初衷。

神宣告女人將會很艱難,因為她的丈夫將佔主導地位,不是因為事情應該如此,而是因為人類的罪使他們陷入紊亂。他們選擇相信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神的智慧,這個錯誤造成的結局很糟糕。

神並不希望荊棘、蒺藜和男人來統治世界,就像准父母不會在孩子出生前精心設計一個管教的角落。如果我們想重拾神對造物的願景,那麼,我們就需要轉向《創世紀》第1章和第2章,在那裡,男人和女人作為盟友並肩站立,在神為我們設計的工作中同工。

但是,亞當不是給夏娃起名字嗎?命名不是意味着層級結構嗎?我完全不確定命名是否意味着層級結構。(例如,夏甲在創世記16:13中給神命名。)但即便如此,正如神學教授格倫·克雷德(Glenn Kreider)指出的那樣,亞當給夏娃起名字是在墮落之後,而不是之前(創3:20)。

綜上所述,讓我們修改一下這兩章內容的兩個常見構想:

神指定男人和女人一起來領導。

女人通過與男人一起帶領來幫助他們領導。

不要推斷我沒說的言外之意。我不否認女人應該做僕人。聖經非常清楚地指出,我們所有人,不論性別,都應該在彼此關係中採取僕人的姿態。耶穌是眾人的僕人,祂呼召我們眾人效法祂。

根據《出埃及記》,服事是以色列人最核心的使命。整個故事被框定為一個從服事法老到服事耶和華的重大轉變(出7:16)。

當我們思考我們今天的生活時,這個使命還沒有結束。我們若用“服事”一詞解讀創世記2:18的“幫助者”,並在性別的基礎上不公平地應用它,問題就來了。創世紀第2章中沒有這一層含義,否則就是對文本施暴。

雖然這些想法並不是聖經對性別角色的最終定論,但它們確實提供了一個開始對話的重要契機。這也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開始。

卡門·喬伊·艾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歐拉(Biola)大學塔爾博特神學院的舊約副教授,也是《承受神之名:為何西奈仍然重要》(Bearing God’s Name: Why Sinai Still Matters)的作者。

本文部分內容改編自卡門·喬伊·艾姆斯(Carmen Joy Imes)的《成為神的形象:為何創造仍然重要》(Being God’s Image:Why Creation Still Matters)(InterVarsity Academic,2023)。經許可發表。

《今日基督教》的客座評論專欄Speaking Out(與社論不同)並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翻譯:裴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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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焦慮成為讓我成長的禮物

持續性的害怕使我能定睛在上帝身上。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7, 2022
Evgeny Kuklev / iStock

我人生中有記憶以來的第一個回憶,是關於害怕的回憶。那時四、五歲的我一個人在臥室裡,突然間有個感覺浮上來:要出事了。當我望著母親在牆上畫的粉紅蝴蝶結時,我的心緊緊地揪著。那種深信未來會發生不好的事的感覺,在我的生理上也產生了反應。而這段回憶僅僅是我這一生與害怕的感覺對抗的開始。

魏樂德(Dallas Willard)說:“ ‘感覺’是個優秀的僕人,卻是個糟糕的主人。”這也是為何耶穌吩咐我們“不要害怕”(馬太福音 14:27)。聖經中最常重複出現的教導,就是要我們不要害怕,且出現次數頻繁得以幾乎完美的 “三段論推理” 的形式來呈現:耶穌說“不要怕”- 基督徒順服耶穌-所以我不怕了;上帝這樣說-我這樣相信-事情就解決了。

如果事情能這麼簡單的話,該有多好。在我得了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後,害怕以焦慮的形式伴隨著我的一生。我覺得對焦慮最貼切的定義,就是 “對未來有著不間斷且不合理的害怕”。每一天,害怕就如一顆球重重地擊在我的胃上,又像一隻蜂鳥嗡嗡地在我喉嚨裡拍動翅膀。我沒有任何辦法能馬上從這樣的感覺裡解脫。我禱告求上帝“與我同在”,即使上帝已經與我同在,是我該去與祂同在。

儘管害怕的感覺總是不請自來,我逐漸明白害怕是一件禮物。害怕本身並不是我想要的禮物,但卻是我天生生理上的一部分,縱使我使盡全力,仍無法擺脫它。雖然害怕會讓我恐慌發作、讓我感到無能為力及孤立,但每一次的焦慮都讓我更親近上帝,因為祂是偉大的安慰者。即使假設我現在彈一下手指就能永遠擺脫焦慮的感覺,我也不會這樣做。

我在這裡

就像許多人一樣,焦慮是生理上不受歡迎的乘客,我主要的害怕是關於未來:“一切都會安然無恙嗎?”、“如果不是的話怎麼辦?”類似的問題反映出我大部分奇怪的想法,例如:飛機開進氣穴裡不只會造成這股亂流,還會讓我們死掉;我的作家生涯來自於運氣,一旦有人發現我只是假裝看起來很厲害,我馬上就會失去工作。我常常在害怕中感到孤獨。這也是為何與他人分享我們的害怕,能在人際關係中帶來最強大的連結感。當我們彼此都意識到“你也有這樣的感覺嗎?我還以為只有我會這麼想!”時,能為我們奠下深度親密關係的基礎。畢竟在這個時代,即使只是在部落格上說家裡水槽的碗還沒洗,也會有人認為是一種軟弱。

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父母和我分享他們對於上帝的害怕。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自然的在不同的時機聊著這件事,我無法確定自己至今是否依然是基督徒。他們其中一個害怕上帝不是真的、這世界沒有絕對的真理、所有無神論的觀點都是對的。另一個則不糾結於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害怕關於上帝良善的本質。他們的說法都深深觸動著我的心。無法完全理解上帝,就像美麗的交響曲尚未完結一樣。但身為一個年輕的基督徒,我想要的不僅僅是確據,而是上帝的同在以及愛我的人的同在,以及他們讓我即使對他們存疑及害怕,依然能有安全感。

即使假設我現在彈一下手指就能永遠擺脫焦慮的感覺,我也不會這樣做。

我怕的不是上帝不存在或是懷疑祂的良善,而是上帝與我之間的距離。我讀聖經時因為帶著“上帝離我很遠”的濾鏡,讓我想去反抗那些強調“要與上帝有個人關係”之類的個人主義的論調。雖然我與上帝有個人關係,但我不知道如何調適我的想法,因為我總覺得,比起看顧我的日常計畫或安慰我,上帝可能更關心敘利亞戰爭和營養不良的兒童。然而,我們在以賽亞書中讀到,上帝回應祂的子民說:“我在這裡。”即使是耶穌也會有覺得天父似乎不在身邊的感受,但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刻,當人們呼求上帝時,上帝不在。定期禱告的操練提醒著我,即使我覺得上帝很遙遠,我也需要進入祂的同在,因為我的感受並不總是能反映出真實情況。

細小的線頭

當我們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麼以後,我們的害怕能使我們更靠近上帝。害怕往往是促使我們採取行動的一大動力;當我們害怕一個不好的未來時,我們會有所作為,讓現在的情況更符合我們對美好未來的想像。如政治家常談到他們想留給子孫們的世界,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做點什麼,腐敗和貪婪就會汙染一切。

害怕在個人層面上也能有作用。它可以是細小的線頭,邀請我們進入禱告。聖經中有不少因著作者或詩人關注到自己內心的害怕,而寫下的充滿意義的段落,包括詩篇 23 篇: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不怕遭害”我這樣禱告著。即使我真的非常害怕。我禱告希望在適當的時候,這段禱詞能成為我的現實。

害怕本身並不好,但不是所有的禮物在一開始就是好的。近代神學家史密德(Lewis. B. Smedes)在《上帝與我》(My God and I)一書中描述身為一個滿懷感恩的老人:“我們要感恩的是,當我們得到一份真正的禮物時,我們有識別力出它是一份真正的禮物的能力。 禮物不僅僅是一份我們平白無故得到的東西。” 這段話同樣適用於苦難。我們有時必須受苦,才能使這“無故”的痛苦,轉變成能使我們成長的“東西”。正如疾病或危機讓我們的能力減弱,“害怕” 也讓我能關注的事物範圍縮小。我能關注的範圍只有一個茶匙而不是一個盤子的大小,因此,當害怕使我意識到我需要上帝時,我一茶匙接著一茶匙,狼吞虎嚥的搜刮關於上帝的一切。害怕是個很有用的近視眼,它讓我的目光裡只見得到上帝。

“安慰”(comfort)這個詞曾經指的只有情感上的慰藉,與把自己裹在毛毯裡之類的感覺無關。其拉丁文字根confortare中包含了“堡壘”(fort)一字,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詩篇作者會稱上帝是他的“山寨”(fortress)。經常感到害怕的人都知道,我們需要一個能讓我們帶著問題逃去的地方。我們需要一座山寨。當我特別焦慮時,我經常從家裡開 30 分鐘的車到半月灣(Half Moon Bay),這個位在舊金山南邊,有著大片海灘的小鎮。我會坐在石頭上,看著又大又洶湧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沖刷著巨大崖壁底端的海岸。雖然面對大海時感到渺小似乎是種陳詞濫調,但人們很難沒有這樣的感受。

我想,從狂野的海洋中獲得的安慰,類似於上帝讓我體驗到的害怕。無論是面對海浪還是面對焦慮,我都無能為力。它們時時在改變,且往往無法預料。但它們的存在是我的日常,忽略它會讓我付上代價。就像衝浪者只有在了解海浪及其規律時才能進步一樣,只有當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害怕上,並正確地視之為我的僕人而不是主人時,我才能有所成長。

這並不是什麼我練習一次後就能掌握得好,然後快樂度過餘生的事。害怕的感覺常常主宰了我,我這一生都需要和上帝一起對付它。但現在,每當我害怕時,我會想到耶穌多次的邀請我們不要害怕。我問自己, 我在怕什麼? 那位關心敘利亞難民和營養不良兒童的上帝親自深愛著我,使我在焦慮中生出同理心及同情心。這是害怕為我帶來的禮物。

勞拉·特納(Laura Turner)是一名作家,現居舊金山。

翻譯:思慕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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