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正在離開新教,轉向其他傳統

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基督徒改信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是什麼驅使他們離開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近數十年來,新教徒轉身加入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趨勢顯著,且持續成長。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川普的副總統競選配搭J. D.范斯(J. D. Vance)。

但也不只他一位知名人物。范斯只是名單上其中一位——有越來越多高知名度、神學上保守的基督徒從原本的新教背景(通常是福音派)轉身加入這些更具宗教禮儀性質,或更「高教會派傳統」的信仰。

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前會長Francis Beckwith於2009年成為天主教徒,前聖公會主教Nazir Ali近期也回到他年輕時加入的天主教。其他最近加入天主教的名人包括創立Capturing Christianity(一個很受歡迎的YouTube頻道)的主持人Cameron Bertuzzi、歷史學家Joshua Charles,以及《First Things》網站的創辦人John R. Neuhaus。過去改信東正教的知名人士則包括Hank Hanegraaff (《聖經有解答》電台主持人)、路德宗學者Jaroslav Pelikan,以及前英國主教Kallistos Ware

當然,每個趨勢總是存在例外——就像著有《失望:我為什麼離開東正教牧師職位和教會》的前東正教牧師舒平(Joshua Schooping),以及轉信基督新教的前天主教徒卡斯塔爾多(Chris Castaldo),他於去年出版《為什麼新教徒要轉信?》一書。

這種現象在無宗派背景的教會內則似乎不那麼顯著。根據本刊之前的一篇文章報導,在過去50年裡,「前羅馬天主教徒」在無宗派背景的教會內比例從6%增至17%。此外,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研究強調拉丁美洲天主教徒轉信新教的逆向趨勢,這表明「新教徒改信」可能是地理性的趨勢(例如僅發生於北美)而非全球性的趨勢。

儘管如此,羅馬天主教仍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基督教傳統,擁有超過十億的信徒,東正教則是第二大基督教傳統,擁有超過2.6億信徒。根據東正教研究學會(Orthodox Studies Institute)近期一份報告,美國東正教信徒人數在過去幾年間有所增加,其中多數來自前新教背景的信徒(65%),並且表示自己是基於神學理由改信東正教(60%)。同樣地,天主教新聞社(Catholic News Agency)最近也報導美國許多教區的歸信人數增加了30-70%。

美國有越來越多新教徒對美國的福音派感到不滿,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這其中當然包括因知名領袖或機構發生性侵醜聞後幻滅,以及對巨型教會和「名人牧師」運作模式裡教會企業化消費主義的反感。此外,解構運動、主流進步主義,以及許多其他力量都為21世紀的新教帶來壓力。

但其他教會傳統本身也有其吸引力。儘管我們不可粗劣的將兩者混在一起看(天主教及東正教在重大的教義上確實有所分歧),但對那些對新教感到幻滅的人而言,這兩個教會傳統吸引人心的部分確實有相似之處。

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基礎元素包含豐富的傳統及清晰的教義。相較於現代福音派,這是相當吸引人的,因為福音派甚至對自己的神學傳統也常表現出一種健忘症,而這種健忘症常導致歧義與分裂。然而,我相信新教在歷史上並非一直都是這種樣貌,這反而是今日教會領袖之間缺乏組織領導力、教義共識和合一的心。

那些覺得天主教和東正教吸引人的人也有個共通點,就是渴望對禮拜儀式和聖禮有更深的敬畏,這兩個教會傳統在這些實踐上往往比新教更神秘、更有神學反思、且更令人肅然起敬。除了與聖餐變體教義上的分歧外,我們都應能欣賞這種對聖餐及其他聖經規範的深深敬畏之心。然而,多數新教徒並沒有意識到,許多初代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和加爾文,對主的晚餐和洗禮也有著類似的高度重視,並且我們不用花費多大的力氣就能在新教傳統內恢復這些新教歷史上的觀點。

總體而言,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在維繫基督宗教豐富的遺產方面做得較好,他們之中更古老的教理問答(catechisms)及更廣泛的神學根源回溯,對那些從新教船上跳下來的人而言很有吸引力。如果你走進典型的美國新教教會,提到除了奧古斯丁以外的教父,如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及愛任纽(Irenaeus),我敢打賭,多數會眾都不知道這些教父對基督教的貢獻。然而,這些人物並非僅是天主教和東正教傳統的一部分,他們也是新教傳統的一部分。

可悲的是,這種無知常常被用來作為教派間爭論的武器,很少有新教基督徒做好足夠的準備。新教的護教學者和神學家將大部分精力放在對抗無神論和世俗主義上,而羅馬天主教的護教家在推廣他們的傳統、教義和教條時,則更傾向於宗教對話——實際例子如《Catholic Answers》,這類組織能接觸到廣大的人群並有影響力。

近期,在受歡迎的新教護教家弗蘭克·圖瑞克(Frank Turek)的播客,他與羅馬天主教護教家吉米·阿金(Jimmy Akin)進行的對話裡揭露了圖瑞克對新教徒與羅馬天主教徒在教義上的差異的無知。圖瑞克說,「老實說,我很希望羅馬天主教會是真正的教會。我並不反對它。我很希望它是真正的教會。只是我沒有看到這一點。我很高興知道如果我們用詞準確,至少在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神學上的稱義(justification)問題——我們是有共識的。」

我非常敬重圖瑞克,尤其敬佩他對當前文化和社會議題的參與能力。然而,在與阿金的討論中,我不禁覺得圖瑞克完全不在同個頻率上。首先,新教與羅馬天主教對稱義的看法並不一致

這顯示出,即使是受歡迎的新教發言人,似乎也無法準確分辨我們在神學上的差異,並溫和地就我們在教義上的區別參與對話。新教領袖應該提供更好的範例,展現我們應如何回應非新教傳統的信仰主張──無論是在講台上還是在公共場合。否則,我們將繼續看到新教的信仰危機,看到人們質疑自己的信仰身分,甚至轉身加入其他基督教傳統。

所以,如果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看起來有更豐富的教會體制,我們為何要繼續做新教徒呢?

首先,新教鼓勵參與大公教會的合一。作家加文·奧特倫德(Gavin Ortlund)在他的播客《真理合一》(Truth Unites)其中一集指出,新教傳統本身適用於基督的身體在全球各地的普世性/大公性。在歷史上,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信仰主張往往具有固有的排他性,並且強烈譴責圈子外的人。另一方面,新教有更大根基於信仰的理由肯定其他教會傳統也持守的正統基督教教義,如三位一體、基督的復活、赦罪及贖罪的工作。

每個人的靈魂都渴求一種深刻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植根於比我們自己所能創造的任何事物還更偉大、更深刻的事物。而這種永恆的歸屬感,正是基督在過去兩千年來透過祂的教會提供給基督徒的最大的禮物之一。在耶穌裡面,我們與所有其他基督徒有永恆的連結,因為我們在同樣的恩典、憐憫和救贖裡同工同行在天路歷程。

其次,新教信仰有來自基督教歷史傳統的支持,而不是反對。許多羅馬天主教徒與知識不足的新教徒都相信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即認為新教與古代教會的信仰內容不一致。例如,《Catholic Answers》不斷重述羅馬天主教神學家盧雲神父(Henry Newman)的名言:「人若深諳基督教歷史,就不會再是名新教徒。」對不了解根基於基督教歷史傳統的宗教改革及新教論點的平信徒,這類名言似乎很有說服力。然而,一旦我們深入檢視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便會發現故事的另一面。

事實上,與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所聲稱的相反,初代教會有許多教導更接近新教的教導。當路德和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在16世紀反對羅馬教義裡歪曲的教導時,他們透過自己對教會歷史的深厚知識,回溯到初代教會教父的教導。舉例來說,他們譴責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在西元一千年左右開始接受聖像崇拜這種聖經教導之外的宗教操練。

然而,今日多數的新教徒在與其他基督教傳統裡受過良好教導的信徒討論新教的歷史時,既無能又無力。在面臨著艱鉅的道德及對宗教的挑戰的21世紀,美國新教徒必須信實地研究教會歷史,以回歸我們深厚的歷史根源,並恢復我們豐富的聖而公之性(catholicity)。正如本刊之前一篇文章所強調的,儘管我們在神學上有不同意見,福音派仍可向像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這樣的神學家學習。

最後,開創新教的宗教改革家們在他們的努力之中達成一個重要的目的:雖然新教並不完美,但新教清除了在前16個世紀中滲入教會的非使徒教導和非聖經教導的教義和教條。我深信,如果新教基督徒研究宗教改革背後的驅動因素,他們會對那段時期存在的一些不合乎聖經的教導感到驚訝。我擔心許多新教徒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所相信的是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宗教改革是當時必要的矯正。

舉例來說,雖然每個基督教傳統都聲稱相信上帝的恩典,但我相信新教所提倡的最符合聖經及使徒教義的教導,就是對上帝的恩典的倚靠──作為得救的唯一條件——與人類的行為無關。我知道這可能是個有爭議的聲明,並且在這個議題上還有許多必要的討論,而我們在此沒有足夠的篇幅探討。但我堅信,聖經裡關於上帝的恩典與人類自身的功勞無關的教義,在完整的敘事下,是你可能會因著離開新教傳統而離棄的教義。

在奧特倫德的播客中,前東正教牧師舒平分享了他重回新教的故事。在他的著作《幻滅》(Disillusioned)的開場白中,舒平解釋道,他之所以離開東正教會,是因為他相信教會內某些教義立場「正式地、嚴重地傷害了福音的純潔」。在我自己研究過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教義後,也有相同的感受——並對宗教改革有了新的認識及感恩。

前天主教徒卡斯塔爾多在他的書中指出:「宗教改革家絕非試圖與基督教傳統訣別,而是在尋求恢復傳統,這是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時代重拾並效法的遺產。他們認為,解決我們當前對新教『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的方法,是更深入地『認識宗教改革的歷史,而不是逃離新教』。」他們,「很多時候,改信者一心想要逃離他們成長時期經歷到的新教,卻沒有停下腳步來問一問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教』。」

對那些正糾結於是否離開新教的人,像奧特倫德即將出版的新書《做新教徒的意義:一個不停止改革的教會》,以及Matthew Barrett所著的《宗教改革即是信仰的更新》等資源,可幫助我們在考慮轉身加入另一種基督教傳統前,先檢視並嘗試了解自己的信仰傳統。如果我們對自己的神學傳統沒有堅定的認識,我們無法期望自己對其他種信仰主張能做出適當的回應。我想呼籲我的新教同伴們,在沒有充分檢視所有你即將接受的其他基督教傳統的教義前,不要貿然躍進,也不要輕易捨棄那些尚未好好檢視過的新教教義。

當我們為這些決定禱告和做研究時,我們都必須對聖靈的引導保持敏銳。無論祂引導我們到何處,願我們在信念上保持謙卑,永遠順服主耶穌基督的主權。這樣,我堅信祂會在恩典和真理中指引我們的腳步。

Andrew Voigt 是一位作家、記者,也是神學和教會歷史的熱心學生,住在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附近。Andrew 和他的家人都是 Providence City Church 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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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應如何交接領導的棒子?

牧者交棒計畫既可能毀掉一間教會,也可能幫助教會持續健康地成長。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Shutterstock

英文原文發表於2014

個牧者都可說是個「過渡時期的」牧者。

這句話聽起來可能有些刺耳或唐突,但卻越來越流行。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的華理克牧師(Rick Warren)在Instagram上評論這句話,指出這是他的父親──也是一位牧師──曾不斷重提的話。正如我和威廉在我們合著的(《成功的教牧交接》)書中所解釋的,每個教會領袖終會有接班人接替自己位置的一天。

根據我們的研究,聰明的教會對繼任的問題早已有備而來。而處理不好的教會則會遭遇重大的損失,有時甚至會因此一蹶不振。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後來的破産,部分原因就是關於接班人的問題。許多曾顯赫一時的教會亦是如此,比如厄爾·保羅(Earl Paul)如今不復存在的教堂山教會(Chapel Hill Harvester Church)。即使教會裡有表現優異且長期在位的牧者,也不能保證教會一定能持續生存下去,更別說教會能因此興旺地成長。

1968年,老傑瑞·法威爾牧師(Jerry Falwell)創建了托馬斯路浸信會(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12年後,該教會每週吸引2000多名會眾,使其擠身於埃爾默·唐斯(Elmer Towns)和約翰·沃恩(John Vaughan)早期列舉的「十大最佳教會」榜單裡。

2007年,73歲的老傑瑞牧師因心髒病發突然去世。當我採訪他的兒子喬納森(Jonathan)時,我注意到,如果要說誰屬於高(死亡)風險族群,他父親一定在內──他出入皆搭乘私人飛機,並曾因政治立場受到死亡威脅,還有嚴重的健康問題。理論上而言,喬納森在父親過世前兩年已被任命為共同牧會牧師,當時老傑瑞一個月需住院兩次,並預計要接受開胸手術。但兩人之間從未詳細討論關於創始人去世後教會未來的規劃。「我希望我們當時有機會討論這個問題」,喬納森說。「他希望在自己還能自由活動時死去——他也真做到了。」

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副總裁兼團隊領導琳達·斯坦利(Linda Stanley)表示,多年以來,「沒有計劃」的交接計劃是教會最常見的模式。「我們領袖社群裡年齡在45至65歲之間的大型教會牧師可能曾談論關於交棒的問題。但真正著手制定詳細計劃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半個。」

現在,一些備受矚目的牧師正在改變這種現象,他們制定好交接計劃並公之於衆。在2012年全球領袖峰會上,柳樹溪社區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創會牧師,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在講堂裡分享他制定交接計劃的過程。華理克牧師也同樣公開自己的接班計劃大綱。2014年秋天,在一次召集了教會有超過5000名會友的主任牧師聚會上,園景基督教會(Parkview Christian Church)的提姆·哈洛(Tim Harlow)牧師說:「我們會議裡一個重要的主題是關於『下一步』……這些討論讓我非常震驚,畢竟我才53歲。」

自1970年代以來,北美大型教會的數量一直在穩步增長,「大型」教會的平均會眾規模也是如此。40年前,當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召集第一批有1000多名會友的牧師同儕小組時,只有不到100位牧師參與。2014年,根據領袖網絡及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的一項聯合研究指出,美國已約有1650間大型教會(至少2000名固定聚會的會友),以及約3000間有1000至1999名會友規模的教會。

四種模式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美國最大的100間基督教會中,主任牧師的平均年齡為55歲,帶領教會的時間為21年,並且44%的牧師是自身教會的創立者。根據斯科特·圖瑪(Scott Thumma)和戴夫·特拉維斯(Dave Travis)在《超越巨型教會神話》一書中的研究,現今有82%的巨型教會(mage church)是在現任的主任牧師帶領下發展至現貌的。這些數字呈現了一個問題:主任牧師離開後,這些教會是否能持續成長?

以下是四種最常見的領袖接班模式:

1.家族內傳承模式:將牧職傳給親屬或有長期關係的屬靈兒子或女兒。以丹尼·德萊昂牧師(Danny de Leon)為例,他於1976年成為加州卡爾瓦裏奧聖殿(Templo Calvario)教會的主任牧師,並將教會發展至擁有數千名會友的規模。他計劃兩者兼顧。

13年前,年屆70歲的德萊昂牧師和教會董事會制定了一項計劃。他說:「我們的教會一直致力於培養自己的領袖,為什麽我們不直接將他們培養成主任牧師呢?」該計劃預計將有兩位共同領導的主任牧師。其中一位是德萊昂牧師的兒子小丹尼(Danny Jr.),他將負責英語堂的聚會。27年前在教會信主的馬科斯·羅曼(Marcos Roman)負責西班牙語堂的聚會。德萊昂牧師的弟弟李(Lee)則將繼續擔任執行牧師,並負責教會的社區發展小組。

他們將時間定在15年後的2016 年,屆時德萊昂牧師將迎來他第40年的牧師生涯和50年的婚姻生活。「退休後的第一個月我將完全休假,告訴他們『有事也不要找我。』……退休後,我將以名譽顧問身份繼續工作,參加同工和董事會會議,但不會再去辦公室。」

德萊昂牧師的繼任者們自那時起已開始接手更多的講道責任(德萊昂仍負責約一半的講道),並建立一個由二、三十歲的人組成的團隊。最大的考驗在於,德萊昂牧師能否在適當的程度上真正放手。我們認識一些曾長期牧會的牧師,有些人在退休後繼續服事,充滿活力,有些人則萎靡不振。

有時,家族內傳承模式涉及夫妻之間的交接。在紐約市大艾倫非洲衛理公會教會,弗洛伊德和伊蓮·弗萊克(Floyd and Elaine Flake)夫妻倆自1976年來一直共同牧養著數千名會眾。

他們所在的教派規定的退休年齡為75歲。弗洛伊德在2014年已屆69歲,伊蓮 65歲。當時,他們計劃由伊蓮來接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說:「這在美國教會並不常見,但會友已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誰來擔任牧師,主教也支持這一個變動計畫。伊蓮每週日都在講台上,她已經講了整整14年的道了。」

弗洛伊德也計劃能夠在未來付清教會的貸款,讓教會擺脫債務壓力。他說:「我們正在努力確保在未來的交接中……我們的繼任者在他們所繼承的遺産基礎上,可以歡呼雀躍地制定目標。」

在ㄧ些情況下,家族內傳承的模式能有很好的果效,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伯大尼教會(Bethany Church),如今已在斯托克斯蒂爾(Stockstill)家族的領導下輪到第三代接班人。但對另一些教會來說,家族內交接並不是最佳途徑。

2.宗派內傳承計劃:教會規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有自由度來制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如果教會有主教或區域總監,他們通常會跟教會協商如何任命下一任牧師。

位於愛荷華州的希望路德教會(Lutheran Church of Hope)每週聚會人數約有一萬人,是美國福音路德教會(ELCA)會友最多的教會之一。1994年創建該教會的邁克·豪斯赫德牧師(Mike Housholder)50歲那年表示:「我覺得上帝呼召我再堅持一段時間。」但他們仍著手研究接班人的問題。「我們在董事會和資深員工會議上已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

作為ELCA宗派下的教會,豪斯赫德牧師說:「當時機成熟時,我們將與我們的區域辦事處合作。理想情況下,我們會有職位重疊時期,教派總部會任命未來的主任牧師與我共事一季,然後再進行交接。」

亞當·漢密爾頓(Adam Hamilton)是堪薩斯州復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的創堂牧師。該教會是聯合循道會(UMC)最大的教會之一,每週有超過8000人聚會。50歲的漢密爾頓牧師說,該教會有兩個交接繼承計劃,一個是緊急情況的計劃(死亡、嚴重殘疾、道德敗壞),另一個是「在我退休前後進行的接班計劃」。50歲的漢密爾頓說:「離接班計劃還有15年,但我們現在就在逐步實踐其中的內容,包括在我不在的時候會有一個固定來講道的牧師。」在未來的15年,漢密爾頓牧師每年將減少一個週末的講道。「一般來說,UMC的主教們對於大型教會能幫忙他們挖掘領袖感到高興,並越來越多地讓這些人在主任牧師退休前先成為教牧員工。」

漢密爾頓說:「我是在45歲時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當時可能是我在這間教會事奉歷程的中間點而已……我們之前曾就此進行過非正式的討論,尤其當我們正在蓋目前聚會的教堂的時後,放款方堅持將負責人的保險作為貸款條件之一。」

在許多大型教會,領導層不會公開交接細節,但是會讓會衆們知道他們確實有所規劃。這一點在教會為特別事項募款時特別重要,因為人們會想知道,如果他們的牧師「突然被公車撞到」或提前退休時,教會會發生什麽事。

在現實情況裡,大教會往往能為他們的教派立下可依循的範例。63歲的邁克·斯勞特(Mike Slaughter)來到金漢斯堡教會(Ginghamsburg Church)時,該教會的會眾還不到100人。現在,教會有4000多人,旗下還有多個非營利組織,包括一個諮商中心、低收入住房中心和多個聚會地點。斯勞特牧師說:「教會組織目前的複雜程度,讓我們無法避免地需要從內部培養熟悉教會運作的領袖。」

他說:「認為我們是美國聯合衛理公會(UMC)的研發案件——他們正與其他大型教會合作。我們希望自己教會能成為一個範例。」通過與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 首席執行官戴夫·特拉維斯(Dave Travis)的合作,斯勞特牧師已經將資深職員轉換為較年輕的團隊,多數成員在30歲左右,其中包括一位31歲的教導型牧師。他說:「我的焦點是指導和培訓我們的資深團隊,並牧養我們的員工。」

斯勞特計劃在2019年退休。「我們的董事會和所有員工都知道這個時間表,今年(2014年)秋天我們已將這個計畫和平信徒領袖分享,現在我們和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讀者分享!」

3.程序主導模式:另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即將離任的牧師幫助教會制定並啓動繼任的計劃,然後退出其執行過程。明尼蘇達州伍德代爾教堂(Wooddale Church)的利斯·安德森牧師(Leith Anderson)就是採用這種模式。他牧養該教會35年,並於 2011年退休。安德森牧師表示:「伍德代爾教會和我在正式交接的大約10年前就制定了一份書面協議。」這份協議上規定,在主任牧師去世、重度殘疾、變成異端、道德敗壞、辭職、退休等情況下應如何處理。這種模式可以消除整個過度過程中的壓力和情緒。

當安德森牧師正式宣布退休時,協議開始生效,並且教會認真地執行計畫。在安德森退休16個月後,教會聘請了新的牧師。

4.有計劃的重疊任期模式:在我們的研究裡發現,更多的大型教會牧師會有計畫的與繼任牧師重疊任期。當一間教會的文化能夠配合這個模式時,這似乎是最有效的交接模式。

這種重疊通常會持續數個月,偶爾也會持續數年。一個較突出的例子是聖安東尼奧的橡樹山教會(Oak Hills Church),暢銷書作家馬克斯·盧卡多(Max Lucado)在那裡擔任了20年的主任牧師後,由於心臟問題需要從全職轉為半職。教會董事會任命蘭迪·弗雷澤(Randy Frazee)為新的主任牧師。自2008年以來,這種雙主任牧師重疊職位的情況一直持續著,並有良好的果效。他們甚至能挺過一些比較尴尬的時刻,例如弗拉澤牧師注意到有旅遊巴士停在教會門口,有一群人前來聽盧卡多牧師講道。但是那天安排的是弗雷澤牧師講道。導遊對他說:「我感覺你的處境很糟糕。」

有些教會會有一段共同牧會時間的情況,但這樣的情形很少會永久的持續下去。1980年以來,賴瑞·奧斯本(Larry Osborne)一直是加州北海岸教會(North Coast Church)的主任牧師。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比他小18歲,從2004年開始與奧斯本一起共同牧會,和奧斯本一樣經常講道。從商業組織的角度來看,北海岸教會一直採用的是共同領導的模式,這種運作方式更像一家合夥的會計師事務所,而不是獨資擁有單一重要員工的企業。如果奧斯本去世或離開,布朗可能會接替奧斯本的管理合夥人角色,直到正式升任為止。

奧斯本說:「我不相信交接的計劃應該超過18個月……這個時間太久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有領導才華的領袖願意等3到5年。但在本來就共同合作領導的模式下,18個月的時間就足夠了。」

5.沒有固定模式的模式

在《董事會裡的大象》一書中的研究證實,沒有哪種模式是最好的,甚至沒有哪種模式最有可能實現無縫接軌的教牧交接。近年最引人關注的一次交接是達拉斯團契聖經教會(Fellowship Bible Church)的創始牧師吉恩·蓋茨(Gene Getz)的交接。72歲的他把領導棒子傳給一位前實習生。格茨最近在達拉斯神學院的刊物Connection裡寫道:「成功的交接過程並沒有單一的模式或方法……我們需要以聖經裡的範例和教導為原則——以不同於我們文化的方式而行。我們還需要從過去經驗中吸取教訓,避免犯下導致交接徹底失敗的錯誤。」

我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從摩西與約書亞的交接,到耶稣對十二門徒的培訓,擁有「接班計劃」在聖經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根本的,但並不存在一個千篇一律的模板。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每間教會都無法避免的任務。我們希望把這件事從一個禁忌變成能時時討論的常態。

交接失敗的5個原因

1.牧師不放手

許多牧師離職後卻以某種方式「留了下來」——或是讓他們的配偶、子女或其他親屬留在權力位置上。他們在細微之處控制教會的決定,讓自己的「影子」留下更久的影響。

2.等了太久才願意交接

許多長期留任的牧師在教會的輝煌時期過去之後,仍堅持留任。眼看著教會的生命力一年又ㄧ年地衰退,卻仍堅持不讓位,認為下一年就會出現轉機,卻反而為繼任者留下更多挑戰和不利因素。

3.多名繼承者之間的爭奪

教會內發生的權力鬥爭,通常會被媒體報導放大出來。導致會友心灰意冷並離去。在競爭中「勝出」的繼任者即使接任,教會也已殘破不堪。

4.改變來得太急

新上任的牧師常被賦予帶領教會改革的使命(也許是「幫助我們推動外展事工」),但他的改革速度常常遠超過教會本身文化可接受的程度,在改革的路上逐漸失去會友的信任,阻礙教會未來的成長。

5.牧師觸發了隱藏的地雷

許多接任者一上任就發現教會內的道德/品格問題,例如巨額債務、董事會內的嚴重衝突、或其他有毒的問題。

沃倫·伯德(Warren Bird)博士是一位被按立的C&MA牧師,他是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的研究主任,著有或與人合著了27本書,包括《下一位》(貝克出版社)。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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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不在我們的聚會之中

在這個讓我們失望地迷失的世界裡,個人的和集體的追求與神相遇才是真實敬拜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如果下個主日早晨,上帝沒有出現在你的教會,會發生什麼事?如果在讀經和講道時,神的靈沒有照亮聖經,講道還會觸動人心、引起真理的共鳴嗎?想像一下,在敬拜中,人們舉起了手,但音樂卻因為沒有聖靈豐富的居住而缺乏往日的共鳴。當天人們離開教會時,會有明顯的空虛感嗎?

也許那場敬拜看起來跟平時沒有任何不同。這種可能性甚至比「上帝確實缺席」更可怕。

我的服事之旅始於1999年的小型公寓聚會。作為一群無教會可歸的基督徒,我們在靈命上無家可歸,尋覓著一種我們稱之為「真實的靈命」的東西。那時簡單的聚會是我一生中最豐富的屬靈經驗。

我們會以一種沒有特定架構的方式,彼此坦承脆弱地聊著我們的信仰、懷疑、孤獨、悲傷和心理健康。我們會為彼此禱告,唱著詩歌、合唱曲或詩篇。我們很少有正式的聖經教導,但我們找到了相互支持的方法。

是的,我們那時確實能誠實地說:「耶和華真在這裡!」(創28:16)。

從這些簡陋的起點開始,我們開始討論建立教會的問題。由於公寓空間不夠,我們最終搬到一間舊教堂的地下室。隨著我們的成長,聚會也變得稍微正式了一些,但懇切和簡樸的氣氛依舊。我們禱告、歌唱,並在職業抉擇、戀愛、流產和搬家中相互支持。

幾年後,我們的教會變成一個大型機構。我們在五年內發起第三次資金募集活動,工作人員四分五裂,疲憊不堪。我們面臨屋頂漏水和同工們睡眠不足的問題。但我們仍能成功地完成每週的禮拜——我們甚至幾乎可以在睡夢狀態下完成禮拜。

但是,如果缺少了聖靈的同在,我們在講台上呼召人信主或委身於主時,還會有人前來嗎?即使我們能巧妙地掩蓋幕後準備工作的一片混亂,我還是想知道,我們精心製作的禮拜是否仍和我們起初的聚會一樣充滿靈性。

在反思這些經驗時,我經常思考我們在公寓聚會的那些日子與我們後來在一間更大的教會裡所面對的現實之間的差異。我們當年的經歷並不僅僅是因著年輕和理想主義的關係。儘管我們缺乏聚會場所,但我們能強烈至無可否認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規模更大、結構更嚴謹的教會聚會中,像那樣的同在感是否仍明顯存在的問題常常困擾著我。我相信,無論是早期的簡樸,還是後來複雜的大型聚會,都是我們信仰之旅的真實表達,但我自己的期望和可能性明顯發生了轉變。

這種轉變背後的原因在於令人失望的迷失感。

當信仰變得功能化

20世紀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第一個以「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一詞來形容「現代性所造成的影響」的人。在韋伯看來,啟蒙運動及科學革命後的世界已然失去了神秘感。韋伯說,現代人可能坐上一輛電車,不知道它是如何運行的,但只需要去一趟圖書館(在他的時代)或在Google上快速搜索(在我們的時代)就能了解一切。韋伯的觀點是,這種預先知道「能如何找到答案」的感覺耗盡了每個時刻的超越性/超越感。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神秘的事物,只有我們「尚未理解」的過程。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韋伯的思想基礎上提出,現代性為人們帶來普遍的懷疑主義,尤其是對超自然的懷疑。對超自然的信仰曾經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基礎,多數人都信仰上帝或某種神靈,並且承認神秘的存在和無法控制的力量。

今天,現代世界大部分知識性的對話都是在無神的現實假設下運作的,在這種假設下,一切都可以透過物質方式來解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已揭開許多現象的神秘面紗:瘟疫不再是神靈或詛咒的產物,而是病菌和病毒的後果;惡劣的天氣可以用氣壓而非上帝的行為來解釋。就像韋伯的電車一樣,即使我們不了解其中的確切機制,我們也常常相信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

基督徒,尤其是牧師和教會領袖,和現代人有共同的傾向,就是用類似的視角來看待屬靈生活。我們常常把宗教經驗歸結為我們可以理解及操縱的過程的結果。在事工中,任何能引發正面反應的東西,無論是主日崇拜或門徒訓練計劃,都有特別強烈的誘惑力。

雖然這種控制欲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最終會把我們引向實用主義的道路,可悲的是,甚至會導致我們憤世嫉俗。教會聚會不再追求真正的屬靈成長,而是更注重「創造有意義的時刻」,依賴那些令人回味的音樂或精美的講道。更糟的是,那些渴望獲得「超越感」的會眾欣然接受——甚至獎勵這些操控性的、情緒化的聚會。

這種對成品、績效和能力的強調導致事工空洞,並出現靈命不健康的幾個重要標誌:缺乏屬靈的成熟、智慧、品格和愛。當許多大型教會和宗派面臨領導層犯下嚴重錯誤的後果時,我們不禁得問:令人失望的迷失感如何導致人們忽視屬靈領袖的品格和靈命發展的?教會為這種疏忽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燃燒殆盡的火炬手

想像出另一種舉行禮拜的方式似乎令人生畏,但我們首先要承認失望的迷失感所帶來的內在懷疑。我們並非屈服於這種感受,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挑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真正依賴聖靈積極地同在的方式帶領我們的教會。

這是一個邀請我們從「表現」轉向「同在」的時刻。雖然講道、禱告、詩歌敬拜和探訪他人等事工的實用性依然存在,但我們必須學習以開放的態度參與這些活動,向上帝神秘地在其中做工的可能性敞開。

好消息是,這條路並不黑暗。聖經本身就充滿這種對神的渴望的聲音。詩篇的作者說:「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詩篇42:3-4)。我們最真實的渴望不是逝去的時代,而是上帝親自的同在。

如同詩篇作者在脆弱的時刻尋求被更新那樣,我們也可以透過培養個人與上帝相遇的空間來找到回歸之路。在這個讓我們失望地迷失的世界裡,這種個人的和集體的追求與神相遇才是真實敬拜的核心。

帶領人們走向與神相遇的驚奇時刻,感覺就像為整個會眾舉起火炬。這種負擔凸顯了牧者需要開闢個人靈命更新的空間,追求待在至聖所——在那裡,他們可以脫下領袖的外袍,以追尋者的角色來到上帝面前。像這樣安全且神聖的空間可能不會是在宏偉華麗的大教會裡,而是在小組之中、在友情之中,甚至是教會地下室的安靜時刻。

和所有基督徒一樣,教會領袖也容易產生屬靈疲勞。這些感覺遠非失敗的標誌,而是歷史上無數先知和聖徒面臨的掙扎的寫照。請記得,這種狀態使你與那些在懷疑中尋求上帝的先古勇敢靈魂們走在同一條路上。你們的會眾也是如此。疲倦和失望的迷失感並不會削弱信心,也不一定是靈命缺失的訊號;相反的,它們為教會領袖和會眾提供一個尋求理解和靈魂更新的機會。

雖然並不存在與上帝相遇的神奇公式,但積極的尋求上帝是我們信仰的命脈。屈服於憤世嫉俗和停滯不前的感覺意味著錯失經歷神聖時刻的機會。敞開的心扉和願意坦承脆弱的靈魂可以打開重新發現我們渴望已久的喜樂的大門。正是在這種有意識的追求中,神聖性那如火苗般的魅力才會被重新點燃——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受呼召去帶領的社區。

英雄之死

許多牧師都曾被自己教會的會友、導師和同儕塑造成教會敘事中的英雄。他們發表鼓舞人心的講道,提供智慧的建言,是值得信賴的引導者。在一段時間內,扮演這樣的角色可能會讓人情緒高漲,但這最終會讓人感到厭倦——因為當教會視你為英雄時,他們可能會開始懷疑你為什麼沒有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而這種壓力會對你的心靈造成巨大的傷害。

然而,牧師們需要重寫自己的敘事。沒有人會否認耶穌是最重要的英雄,但僅僅從神學的角度來構思,並不能使教會克服憤世嫉俗或失望的迷失感。關鍵在於摒棄英雄的「模板」,幫助教會成員理解他們在自己靈命之旅中身為主角的角色。牧師、教會領袖和導師們可以照亮這段旅程的美好,並在人們遇到障礙和挑戰時提供指導,但他們無法取代或代替每個人邁出走向天國的腳步。

實際上,這意味著邀請教會過真實的、充滿活力的靈命生活。這意味著,用靈修裝備他們,讓他們學習禱告、禁食,在安靜和獨處中聆聽神的聖靈低語;這意味著,為他們提供裝備,將他們送入曠野;這意味著,接納他們對自己的懷疑和失望的迷失感,並邀請他們在這種情緒之中追求上帝。

身為牧師,這也意味著要摒棄一些個人的驕傲。與其追逐「為主得著城市」或「改變世界」等宏偉願景,如果我們追求的是歡迎上帝安靜臨在的時刻呢?無論這發生在病床前的陪伴、一同慶祝生命中的喜怒哀樂、鼓勵教會成員以實際行動服務社區⋯⋯等等,這些真正重要的行動之中。如果我們將一同流淚和一同為人送餐看得比教會裡坐滿座位及豐收的金錢奉獻更重要,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呢?

當然,沒有任何人能保證與上帝有深刻的相遇。但這正是問題的一部分:我們需要逐漸自在地融入那些倚靠上帝真實的同在的實踐。

只有學會在這個破碎、受傷的世界中專注於上帝的同在,我們才能在聚會時找到我們渴望的超越感。到那時,我們不再是渴求超越自我的個體,而是以各種方式見證著上帝同在的人,我們聚集一處,透過敬拜來分享這些見證。

如果我們把起立鼓掌換成在昏暗的公寓裡ㄧ同呢喃的禱告呢?不是那種用煙霧機和精美的講道來精心策劃的表演性禱告,而是那種脆弱的、能喚起人們對早年擠在一起尋求真實靈命的回憶的禱告。

願我們焚毀後的餘燼能再次燃燒,不僅溫暖我們自己,也溫暖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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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以世界的方式鬥爭,會失去什麼?

一位記者紀錄下長期的衝突在一間支離破碎的教會裡的代價。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Pexels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數個統計報告所呈現的,在美國,教會正在萎縮。基督教信仰日漸式微。「無特定宗教信仰者」所佔的人口比例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還多,而且這樣的趨勢仍持續進行著。

對於這個趨勢的解釋,如同讀者們可能已在《今日基督教》的版面上看過——領袖危機、教派鬥爭、性侵醜聞——都剝奪了會友對牧者的信任。教會內也因為支持不同的政治候選人、Covid時是否帶口罩、疫苗問題、批判性種族理論、對LGBTQ的包容、女性在領導階層的定位⋯⋯等問題上意見不同而分裂。

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至少對我來說,它們越來越像一套抽象的概念。在過去幾年裡,這些解釋被重複了太多次,以至於快要失去它們的意義,變得如此生硬,甚至掩蓋了問題(教會在萎縮)本身的特殊性。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Eliza Griswold在她的新書《盼望之環:對美國一間教會在愛、權力與正義上的反思》(Circle of Hope: A Reckoning with Love, Power, and Justice in an American Church)中,並沒有以上面這些方式解釋教會萎縮的問題。她透過多年來對《盼望之環》教會——這間在紐澤西州和賓州都有開拓小組的進步派福音派教會——辛勤詳盡的觀察,揭示了在特定情境中某些基督徒的歷史、恩賜以及固有的罪,在他們所面對的文化壓力下是如何做出反應的。透過作者的報導——嚴謹、節奏掌握得當,不狡辯爭論——揭示了整個事件裡最深刻的傷害。

徹底的失和

《盼望之環》教會於1996年由前Jesus Freak運動的Rod White和Gwen White夫妻創立。從一開始,這間再洗禮派的教會就與基督教右派的政治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想走相反的路。Rod穿著牛仔褲,用譜架當講台;會眾能在講道中間插嘴並向他提問。另類的敬拜音樂場景讓人心激盪不已。在往後的日子裡,《盼望之環》教會裡的和平主義基督徒抗議政府在外國發動的無人機攻擊和美國境內非法販賣的槍枝;教會向他們的黑人會友道歉並補償他們(因國家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所受到的傷害),為在獄中的人的保釋金募款,並為人們能有負擔得起的房價向政治人物進行遊說。

儘管有這些活動,《盼望之環》教會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計畫。Rod「認為自己是個政治運動份子」,如作者所說,「但他也教導人們『不將耶穌放在生活的中心』的風險」。整間教會會一起讀經,用日出的禮拜和印有十字架的餅乾來紀念復活節,並在骯髒的特拉華河中為人們施洗。「與邪惡勢力戰鬥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支持政治進步派的政治目標,」作者寫道。「《盼望之環》教會也教導耶穌呼召人們對社會進行更徹底的改造:不只是有新的政策,而是[人們]有新的生命樣式。」

但是,「擁有立場」與「聖靈所帶領的真理」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教會可以在哪些方面「同意彼此之間擁有不同的想法」,在哪些方面則必須堅守真理的堡壘?哪些想法是所謂的「覺醒思潮」,哪些想法是「福音/好消息」?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這些問題答案的分歧導致《盼望之環》教會關閉。作者透過《盼望之環》四位牧師的故事來紀錄教會解散的過程:Ben、Julie、Rachel和Jonny,以及會眾之中一位傑出的黑人成員Bethany。

他們五個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分歧。特別是,他們在關於種族、種族主義、權力和權柄等事上爭吵。最後,教會內形成派系。會友開始離開教會、停止奉獻。《盼望之環》教會因想要成為支持LGBTQ群體的教會而離開原本的教派。牧師們紛紛彼此疏離。作者寫道:「每一方都視另ㄧ方為人們逃離《盼望之環》教會的原因。「Jonny解釋說,人們的離去是教會『太白人』和濫權的結果。」而那些站在創始人家族那一邊的白人表示自己「看到人們厭倦了鬥爭,也厭倦了Jonny。」

若是換成文筆較差的作家,紀錄這間教會分手過程中的官僚主義、Zooms會議、口罩會議、電子郵件、找顧問的過程⋯⋯等等,恐怕會非常乏味。但本書作者以鮮活的方式詳述這一切。整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教會扭曲的議程或不洽當的群眾回覆,而是關於教會之中徹底的彼此疏離。這本書讓人彷若身歷其境,並感到痛苦。

這本書同時也具有豐富的視角。在《盼望之環》一書中,作者成功地做到教會無法做到的部分,讓不同觀點在書中共存。她將書中有瑕疵的人物以既審慎又有恩典的方式呈現,提供他們的背景故事,但並非要為他們惹麻煩的行為找藉口,而是讓讀者能更完整地理解他們。Ben牧師是創辦人的兒子之一,他會在會議上對同事大吼大叫,但他也是醫院的關懷牧師、會帶兒子看星星的父親。Jonny會在X上發表尖酸刻薄的推文,與人畫出分明的界線,但他也是一位技藝精湛的廚師,是一位為了逃避埃及的迫害而來到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孩子。

但即使世上有各種不同的人生背景,也不足以讓牧師和他們的會眾找到彼此的共通點。這間教會的問題,似乎正是其他美國人生命的問題:我們很憤怒。我們壓力很大。我們很孤獨。我們的兩極化反映著我們在其他層面的分歧,不僅僅只在政治、地理位置和社會經濟階級上有分歧。這樣看來,我們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如果基督徒弟兄姊妹就是這樣對待彼此──猜忌懷疑、憤怒、嗤之以鼻──那麼,當教會關閉時,我們還能再失去更多什麼?

事工仍會持續

當然,《盼望之環》教會接著失去的是他們之間共同的敬拜——雖然有點難確定教會是否在更早之前就已失去共同敬拜的性質。自創堂以來的幾年間,在明顯或較微觀的層面,教會的敬拜似乎偏離了歷史上正統的敬拜。「創意發揮」的敬拜在何時結束,「胡言亂語」的場面在何時開始,往往無法簡單分辨。作者並未試圖加以區分,只是描述她所觀察到的教會在經文詮釋、「創意展示經文」和靈修上的實踐。

歸根結柢,上面列出的那些分歧問題的總結,是關於靈命的問題。Jonny的信念真的只是粗鄙的機會主義嗎?Julie是基於膽怯還是真實的信念才與他人結為派系?Ben真的盡力了嗎?「愛你的鄰舍」是否意味著指責他們、翻聖殿的桌子?雖然作者能觀察到聖靈的果子——誰是謙卑的、誰是善良的——但即使是最敏銳的記者也不可能知道人心的深度。她無法評估每個人禱告時的真誠或每個人與基督關係的親密程度。

比較容易記錄下來的,是手和腳的失去,是基督肢體同心合力使國度降臨的失去。即使《盼望之環》的神學或制度原本就可能有所缺陷,這種後來的失去也是顯而易見的。

多年來,《盼望之環》的會友們曾互相照看孩子,互相幫忙還清債務。他們一同經營社區的二手商品店,並將收益捐贈出去。他們為街友提供義大利麵,邀請他們進到溫暖的地方。

「這個社區裡曾有一種絕對的仁慈,一種『身處這個世界而不屬於世界』的活生生的例子,」作者寫道。「他們的委身程度之深,令人感動。但後來——世界不斷用拳頭敲打著他們的門。」

即使《盼望之環》教會關閉了,個別的基督徒仍然堅持著他們的事工。在教會分崩離析時,Rachel抱起一個癮頭復發的癮君子,把他送到急診室。當Ben不再是牧師時,他以醫院牧師的身份,抱著一個垂死的嬰兒,溫柔地告訴他「回到主的懷抱吧。」

教會畢竟不是一棟建築物、一卷文件或一個名字的集合詞。只要人們堅持著信仰,教會的工作就會繼續下去。

Kate Lucky 是本刊的文化與參與(Culture and Engagement)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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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迫的中國基督徒出獄後仍需代禱

警方在他們獲釋後仍繼續騷擾並監視他們。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五月底,基督徒記者張展參加了秋雨聖約教會成員組織的每日Zoom禱告會。這位前律師和活動人士曾因報導武漢COVID-19疫情而被監禁四年。

「老實說,我真的很害怕,」她流著淚告訴中國成都這間著名的家庭教會。「其實我並不堅強,是個經常哭的人。這種感覺很痛苦,因為我被監視,不方便去教會。我很渴望見到我的弟兄姊妹(基督裡的),但我不敢拜去訪任何人。」

一個半禮拜後,她在微信上分享,她受到當地警察的盤問和威脅,他們警告她,如果她再越過「紅線」,他們就會把她送回監獄。張展寫道:「你們都在保護誰的紅線?人民的生命是紅線嗎?還是『上級的意見』才是紅線?我不想進監獄,該進去的也不是我。」

幾天後,張展原定接受本刊採訪的時間被取消,因為她的加密訊息應用程式帳號突然消失了。

「張展關注組」在英國的創辦人王劍虹告訴本刊:「她仍然處於暴風眼中,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包括]無止盡的審問或警察到她的住處訪視。她在繞過[中國的防火牆]時必須小心謹慎。與海外人士聯繫會為她帶來很大的風險。」

在服刑期滿被釋放的中國基督徒當中,張展出獄後所受到的持續性監視並非個案。宣教士曹三強、秋雨聖約教會長老李英強和貴州牧師仰華出獄後也繼續活在監視之下,當局監視他們的行踪、社交媒體上的文章,以及他們所接觸的人。一旦官員發現「可疑」的活動,例如公開談論他們在監獄中的時光或與同行聯繫,就會威脅要把他們送回監獄。

為無聲者發聲

張展在2015年成為基督徒後,開始參與人權和政治活動。在此之前,她在上海一間證券公司擔任財務顧問,直到公司因她拒絕偽造財務資料而將她開除。她歸信耶穌的決定進一步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做的事皆根基於福音,」張展在2019年對自由亞洲電台說。「我希望基督徒能夠推動這個國家的和平改革或政治的改變。我希望能推動一些突破。」

當局在2016年吊銷張展的律師執照,以報復她簽署了一份反對中國律師不能組織團體、收集簽名或發表公開信的新規定的請願書。2019年,她在上海市中心高舉雨傘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議,並呼籲結束共產黨的統治,結果被拘留了65天。

2020年初,當張展在網路上看到一篇關於政府對新發現的冠狀病毒保持沉默的文章時,馬上搭火車前往武漢,並在武漢於2020年2月1日進入封鎖狀態前抵達。起初,她嘗試派發福音單張。但她很快意識到,她需要讓世界上其他人知道情況已經變得多麼可怕。身為公民記者,她帶著智慧型手機在武漢四處走訪,拍下城市空無一人的街道和人潮洶湧的醫院,揭露中國政府對COVID-19的不力回應。

2020年5月,中國當局拘留張展,並指控她「尋釁滋事」,使她成為四位因報導 COVID-19的爆發而入獄的公民記者中的第一位。

入獄一個月後,張展開始絕食抗議。2020年12月,她在受審時坐在輪椅上的虛弱身影令國際人權組織感到擔憂。張展不接受認罪,拒絕了如果承認自己的「犯罪事蹟」就能從輕處罰的提議。

她的律師張科科告訴CBS新聞:「為了抗議這場『非法審判』,除了表示公民的言論不應受到審查外,她幾乎沒有說話。」上海法院當天判處她四年徒刑。

為了避免被懲罰和強制灌食,張展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間歇性絕食。據報導,2023年7月,她的體重降到37公斤,幾乎是正常體重的一半。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她因與營養不良有關的消化道疾病被送往醫院。

距離她預期的2024年5月出獄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時,支持者擔心張展會死在獄中,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她。直到5月13日,他們的憂慮才有所減輕,因為同為活動人士的彭永和拍攝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剛獲釋的張秀蘭身穿睡衣,在她哥哥家向大家致謝。

兩週後,她出現在秋雨聖約教會例行的「中國的下午五點鐘」Zoom上禱告會。在一段獨白中,她談到自己如何為一位囚犯的流鼻水和另一位囚犯的牙痛禱告,並看見上帝治癒了他們。她也透露她感受到上帝呼召她堅持絕食,即使她的親人不支持這個行動。

她在Zoom裡表示:「看到家人承受巨大的壓力,我真的很掙扎。他們尚未相信基督。我不忍心看見他們因著我持續地分享那些會讓他們以及警方不悅的聲明而不斷感到恐懼。但我覺得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獻上我的身體作為活祭。」

目前,張展仍可在社交平台X上發文。7月6日,她上傳了一段自己在上海公園散步的影片,詢問是否有人願意來和她一起查經。「這個城市很美,公園很漂亮,但宗教自由在這裡是不被允許的,」她感嘆道。

「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

與此同時,在湖南省會長沙市,另一位最近獲釋的基督徒曹三強也繼續受到監視。曹三強因「組織非法越境」而服刑七年──這是針對他的基督教事工而捏造的罪名──並終於在今年三月獲得自由。雖然曹三強已回到家鄉,但由於當局拒絕給予他中國身份證,他無法自由活動或申請護照。他的妻子和兩個成年兒子住在美國。

曹三強在一個基督徒部落格上寫道,6月4日是天安門大屠殺的紀念日,警察在那天無故拘留他超過20個小時。(通常,在中國被視為「敏感的人物」會在這天被拘留)。兩天後,他看見「兩個工人樣貌的人安裝了一個高畫質攝影機」對準他母親的家,也就是他暫時居住的地方。中國當局還在公寓大樓的入口處安裝另外兩個攝影機。

他指出,這些攝影機不僅追蹤他的行蹤,也監視來探訪的人。「警方讓人們知道,他們不會去追蹤那些只來看望我一次的人,但第二次來看望我的人必定會進入公安的記錄。」他認為政府的目的是要徹底孤立他。

曹三強告訴本刊,警方在6月份第二次拘留了他10個多小時。當他詢問自己是否犯罪時,公安人員表示沒有,但這是他們上級的指令。

「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他說。「我之所以停止寫作[在部落格上],是因為他們暗示我,如果我繼續寫作,他們就會禁止我離開[這個國家],並且不給我個人身份證明。我告訴他們:『好吧。我會暫時停止寫作。』」

牧師被「假的」釋放

被釋放的犯人所面對的騷擾是沒有期限的。李英強是秋雨聖約教會的長老,在2020年被官方釋放後,仍然遭遇監視和重複拘留。2018年12月,當局在鎮壓教會及其敢於發言的牧師王怡期間,首次逮捕李英強。由於教會涉及敏感話題,如發言反對習近平對教會的迫害,因此處於政府的風口浪尖。2019年,成都一家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王怡九年有期徒刑。

李英強長老在監獄中度過了八個月,當局才釋放他,並將他送回湖北老家,在那裡保釋候審一年。從那時起,他已回到成都,繼續帶領教會小組和網路上的聚會。

由於李英強長老繼續從事他的事工,中國當局經常傳喚他到警察局問話,並監視他和他的家人,甚至一度跟蹤他每一趟外出,並阻止訪客來到他們家。教育官員威脅要把他的孩子帶走,因為他拒絕送孩子去公立學校,而是選擇送他們去教會未經註冊的基督教學校。十一月,李英強在四川省達州的秋雨聖約教會主持洗禮和領聖餐後,被當局拘留了十天。

四川警方在2020年警告他,由於成都當局已正式解散秋雨聖約教會,他們不會允許教會繼續聚會和敬拜。只要李英強仍留在成都,他們就誓言阻止他參與任何事工。

「從永恆的觀點來看,還有比中國更值得你投入一生的打谷場嗎?」李英強長老在近期一次講道中問會眾,鼓勵他們堅持下去。「從世俗的角度來看是『歷史的垃圾時間』的時段,反而可能是教會挖掘硬土、預備心靈、經歷試驗的時刻,為未來屬靈的大豐收作準備的時間。」

在貴州省,當局同樣跟蹤貴陽活石教會的牧師仰華,他因「洩露國家機密」而入獄兩年,當局於2019年釋放了他。由於他的家庭教會迅速成長,並在一棟辦公大樓購買更大的聚會場地,但拒絕加入政府登記管理的三自教會,中國當局因此鎮壓該教會。

即使在他被釋放之後,仰華牧師「仍然處於監禁狀態,因為警方不斷對他進行無情的審查」,《對華援助新聞網》報導。在重大政治事件、敏感的週年紀念日或外國外交官正式訪問貴州期間,當局不是將他軟禁,就是強迫他到別的省份旅行。

2021年,仰華牧師計劃前往青島與基督徒朋友會面,但警察把他帶到警局,阻止他離開。一名警官審問他,然後開始打他,搧他的臉頰,「力道很大,後來我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仰華說。「然後他開始咒罵,說現在是中國共產黨的天下。」他們釋放仰華後,他就被送往醫院。

仰華的一位朋友基於安全理由不願透露姓名,他指出,雖然仰華已不再身陷監獄裡,但他的釋放是「假的」。

這位朋友說:「仰華從出獄就受到全天候的監視。雖然他在自己的城鎮時相對算是自由,但如果他去到其他城市,他們就會警察密切地監視他。從他上路直到入住酒店,他們都會全程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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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性一起閱讀聖經

聖經中對喇合和其他女性角色的戲劇化描述往往忽略了她們的貢獻。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幾年前,我受邀為一本新的女性研讀版聖經撰寫註解。這個企劃出乎我的意料,也感覺很奇特,因為我自己從未讀過專為女性而寫的研讀版聖經,我對於是否需要女性研讀版聖經持懷疑態度。為什麼我們不能都讀同一本聖經呢?但在為這個提議禱告之後,我覺得自己應該接受這個邀請──盼望自己能為拿起聖經的女性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個企劃最終會為我自己帶來多大的改變。

在我獲得三個聖經相關學位,並在基督教學校、教會和其他事工機構工作的四十年歲月裡,從來沒有人要求我「以女性的身份」來為女性閱讀聖經。我讀聖經的時候未曾自問過:當女性讀到這裡時,會想些什麼?有哪些部分讓她們感到困擾?哪些部分會吸引她們的注意力?

因為我的牧師和神學教授都是男性,我讀過的大多數關於聖經的書也都是男性所寫,所以我學會了用一種籠統的方式讀經——盡可能地忽略自己,以使我能透過和男性一樣的眼睛看世界。我的一些教授曾考量女性的困境或女性的角色,但他們無法身歷其境的進入聖經裡關於女性的故事,以她們的感受來理解她們的處境。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會讓他們的教學因此變得與我無關,但確實讓我對聖經的理解不那麼完整。

當我重讀舊約和新約,並將重點放在文本中的女性和閱讀此文本的女性身上時,許多聖經故事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我眼前更生動地展開。我被迫真實地面對那些對女性而言難以下嚥的段落,與這些經文摔跤。但是,當我在其他專家的幫助下與這些故事摔跤時,我發現了關於上帝的美善的深刻見解。

以女性的角度讀經讓我更常意識到,聖經中的女性經常被邊緣化,或被貼上妓女、小姊妹、誘惑者、寡婦等扁平的標籤。這些標籤不僅有時不準確,而且往往會分散人們對她們品格中更重要的ㄧ面的注意力,比如她們的勇氣、忠誠、創造力和決心,以及她們對聖經敘事所勾勒出的上帝救贖計劃的重要貢獻。

喇合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我們提起她時往往還會緊跟著另一個字──妓女。喇合的故事常常被歸結為一句老生常談:上帝願意使用最糟糕的罪人來實現祂的目的,甚至是外國妓女!但她的品格為以色列的敘事貢獻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喇合是迦南地的公民,是佔領著應許之地的「敵人」之一,耶和華在對以色列人的應許中提到了迦南人:「我必使你一切的仇敵迴轉逃跑」(出23:27)。上帝的計劃包括以某種方式瓦解迦南人對巴力和其他神靈的崇拜。因此,當我們發現《約書亞記》記錄下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的第一次對話以上帝應許將會保護喇合和她的家人結束,其實是很不尋常的。

《約書亞記》常被人形容是本描繪著一個暴力的、嗜流迦南人血的上帝,但喇合的故事提醒我們不要過度絕對地解讀這本書。為了調整我們的期望值,讓我們從上帝具體的指示開始,看看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究竟該做些什麼:「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申命記7:5)。是的,你沒有在這些經文中看到血,因為上帝指示的毀滅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他們所崇拜的石頭。

至於迦南人本身,以色列人被禁止與他們結婚或簽訂條約。禁止的原因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宗教問題:「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申命記7:4)」。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些人是「禁地(herem)」,是禁止接觸的對象。上帝的首要計劃是把迦南人趕出這塊土地(如果他們死了,這就不可能了)。是的,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迦南人死了,但殺死他們並不是重點──摧毀他們的異教崇拜、持守以色列人的對上帝的忠誠才是重點。

在2010年夢工廠出品的電影《馴龍高手》中,一個維京村落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來防禦和保護自己免受龍的攻擊。他們的孩子甚至在學校裡學習如何屠龍。但是,當村裡的一個男孩(名叫小嗝嗝)遇到一條受傷的龍(一條「夜煞」),並為它取名叫「沒牙仔」時,他沒有殺死這條龍,甚至與它成為朋友,為他製作義肢尾翼好能重新飛翔。小嗝嗝的行為被村人認為是魯莽的,甚至是叛國的。馴服龍不是村民的計劃,「馴服」迦南人也不是以色列的計劃。

那麼,為什麼喇合能從耶利哥之戰的毀滅中倖免於難呢?

讓我們從故事的開頭說起:約書亞在進攻耶利哥前派了兩個探子去查看耶利哥及其周圍的情況(約書亞記2:1)。這裡的矛盾之處是,儘管上帝指示他們不要與迦南人發生性關係,這兩個探子卻還是在一個名叫喇合的妓女家躲起來。也許妓院是城裡唯一可以讓訪客花錢住宿的地方,也許妓院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避開人們的視線及關注。

但無論如何,國王還是發現了他們,並要求喇合交出探子。喇合沒有這樣做,而是把他們藏了起來,並撒了謊,讓國王的人四處追捕。為了換取自己的人身安全,探子向喇合許諾,她和她的家人將在即將到來的戰鬥中倖免於難。但問題是,以色列探子是否在此公然無視上帝關於迦南人的指示?還是喇合是個特例?

這裡的關鍵因素是喇合效忠的是耶和華和以色列,而不是耶利哥王。她對探子說的話是整本希伯來聖經中外邦人口裡最有力的信仰宣言之一。她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約書亞記2:9-10)。

喇合講述了以色列人戰勝西宏和噩的故事,這兩個亞摩利國王拒絕讓以色列人平安地通過他們前往應許之地。她總結道:「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2:11)。」

喇合的證詞非常明確,她承認耶和華是至高無上的神。她的話與《出埃及記》第15章的《米利暗之歌》如出一轍:

外邦人聽見就發顫,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那時,以東的族長驚惶,

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

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驚駭恐懼臨到他們。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喇合都不再是迦南人了。她已經宣告效忠以色列的上帝。饒恕喇合符合上帝在創世記12:3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回到我們前面電影的比喻,喇合就像「沒牙仔」,而探子則是以色列驅逐迦南人計劃中的「小嗝嗝」。但《約書亞記》的作者並沒有認為探子們的行爲有問題。事實上,喇合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救了她的命。我們知道,喇合的故事有幸福的結局,因為她嫁入以色列的群體裡。有趣的是,喇合的丈夫撒門是迦南女子的第四代孫,這個背景也許使他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外國人」。

喇合和撒門後來生了一個兒子波阿斯,波阿斯娶了摩押寡婦路得,成為大衛王的曾祖父(路得記4:18-22;馬太福音1:2-6)。路得是另一位從以色列的「禁地」變成以色列人的外邦人。透過對以色列上帝的忠誠,這些女性不僅不是以色列故事的邊緣人物,而是核心人物。喇合,就像他瑪、米利暗、西坡拉以及其他許多女性一樣,在聖經闡述的上帝救贖計劃中,不僅僅是裝飾品,而是主要工具。

和迦南人他塔(創38章)、基尼人雅億(士師記4章)和摩押人路得(路得記1-4章)一樣,喇合成為我們信仰的典範和上帝子民的盟友。在拯救以色列間諜的過程中,她賦予「他者」人性尊嚴,並參與執行耶和華上帝的神聖計畫。喇合是個光輝的榜樣,她證明了這樣的敘事的可能性: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原本注定要被毀滅的人,可以有機會和以色列人一起敬拜唯一的真神。

因此,當馬太福音將喇合列為耶穌的祖先時,我們不應感到奇怪,因為祂也選擇了拯救並「馴服」那些曾與上帝為敵的人——我們——即使我們曾注定要被毀滅。

卡門·喬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歐拉大學 ( Biola University)舊約副教授。她為兩本女性研讀版聖經撰寫註釋,第一本於2024年4月23日發行: Every Woman’s Bible (NLT)可在丁道爾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購買。

翻譯:Jane Hao/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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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追憶彭蒙惠:台灣人ㄧ生的朋友

願意為上帝去到地極的彭蒙惠,透過《空中英語教室》和小喇叭,將耶穌介紹給台灣人。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過去70年,透過英語和音樂向數百萬名台灣人分享基督的美國宣教士彭蒙惠 (Doris Brougham) 於週二逝世,享年98歲。

彭蒙惠建立的《救世傳播協會》(簡稱ORTV) 透過廣播電台、電視、雜誌、現場表演和親自上課,教導台灣從中學生至政治人物說英文。與此同時,她每週舉辦英文查經班,並成立廣受歡迎的《天韻合唱團》。

由於彭蒙惠對台灣的貢獻,她於2002年獲得台灣最高平民榮譽——紫色大綬景星勳章。去年,時任總統蔡英文拜訪《空中英語教室》,親手將台灣護照交給彭蒙惠,在她抵達台灣72年後給予特殊貢獻的尊榮。

前台灣總統馬英九在1998年出版的彭蒙惠傳記《愛是一生的堅持》序言中寫道:「她的故事使人落淚。她是兩千萬人的英文老師,造就了難以計數的英語人才⋯⋯聽過她的廣播、看過她文章的人,又何止兩千萬?」

雖然今天彭蒙惠可說是台灣最知名的美國人,但她一開始並非計劃來到台灣:這位宣教士最初的目標是去中國宣教。但中國內戰迫使她改變計劃,搬到台灣。她對耶穌及音樂的熱愛使她創辦台灣第一個基督教廣播電台,後來持續加入更多深具影響力的媒體事工。

「我來這裡服事全是上帝的帶領,」彭蒙惠於2023年接受CNA訪問時說。「我只是每ㄧ天都想著要服事祂。然後一天變成幾個月,再變成幾年,然後哇!72年後我還在這裡!」

彭蒙惠於1926年在西雅圖出生。她的父親是一名機械工程師,母親負責照顧家裡八個孩子,她排行老六。儘管生活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她的母親總是教導她和她的兄弟姐妹要想辦法幫助更不幸的人。

熱愛唱歌的父母將對音樂的熱誠傳染給彭蒙惠。有一次,父親的客戶負擔不起修車費用,懇求能用薩克斯風當作工資。父親把薩克斯風送給彭蒙惠,她開始每天練習,並加入學校的管絃樂團。後來,她學會吹奏小號和法國號,這些樂器陪伴了她的餘生。即使到了90多歲,彭蒙惠仍會在台灣各地的音樂分享會上演奏她的小號。

12歲那年的夏天,在一次暑期聖經夏令營裡,中國佈道家計志文面向這一群美國人,問到:「有誰願意去中國,幫助那裡人民的需要?」對這個遠在東方的國家懞懂無知的小彭蒙惠舉起了手。身旁的大人都笑了,認為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五年後,糾結著是否要拿伊斯特曼音樂學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給的全額獎學金就學時,彭蒙惠想起她要去中國的承諾。詩篇2:8浮現在腦海中:「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產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列國?地極?這是指中國嗎?彭蒙惠躊躇者。最後,她回應上帝:「如果祢需要我,我願意為祢去到地球最遠的地方。」

完成聖經學校的課程後,彭蒙惠加入協同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並在1948年春天登上前往中國的船。抵達中國後不久,內戰情況加劇。為了躲避戰火,彭蒙惠和其他宣教士從上海逃至蘭州,再到香港。一路上,她為士兵包紮傷口、在難民營帶領查經班,並向蜑家族人傳福音。最終,宣教士們被迫選擇去到其他地方宣教,於是在1951年,彭蒙惠選擇了聽說住著不少中國人的福爾摩沙——台灣。

來到台灣後,彭蒙惠沒有和多數宣教士一樣去到台灣西半部,而是選擇重重山嶺外的台灣東岸,花蓮。她很快就發現她的中文派不上用場,因為她服事的原住民不是說族語就是說日語。儘管如此,她仍透過吹奏小號和教他們唱歌,與當地孩子建立友情,並慢慢學會當地語言。那段時間裡,她在玉山神學院教授音樂、訓練主日學教師,並成立一間小型教會。

彭蒙惠學習到,要接觸人們,「你必須做一些事情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她告訴《世界雜誌》。「你必須與人有連結,而不只是與人有溝通。」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人,她在1951年創辦台灣第一個基督教廣播節目。節目內容包括詩班頌歌、講道、戲劇,以及她的小號演奏。

彭蒙惠提到,當年,她喜歡在節目播出的時段騎腳踏車到街上,看看各家各戶和寺廟裡的人收聽她的節目。有一次,有個尼姑打電話給彭蒙惠,悄悄地問她哪裡可以找到聖經。看到她的成功,遠東廣播公司邀請她開發更多中文節目,並在中國大陸播放。

在英語資源稀缺的年代,台灣的領導人,包括當時的總統蔣介石,都曾請彭蒙惠教導政府工作人員英文。她的學生甚至包括蔣介石的內閣成員。

1962年,教育部要求國營廣播電台製作一個教英文的節目,於是他們邀請彭蒙惠前來主持,《空中英語教室》就此誕生。播出後,聽眾的反應熱烈,許多人請求將節目中的對話印出來,讓他們能在家裡學習,於是就有了《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同年,在台灣剛開始出現電視機的時期,台灣只有一家電視台,彭蒙惠需要與佛教和天主教競爭宗教節目獨播的時段。因為她的節目總是有音樂,電視台選擇了她。她還記得人們擠在寺廟所擁有的當時罕見的電視機旁,觀看她製作的講道和詩班演唱節目。「你能有多少機會在佛教寺廟裡佈道呢?」彭蒙惠說,「上帝早已計畫好這一切的發生。」

然而,新成立的福音廣播事工極度缺乏資金。彭蒙惠想起可以變賣父親生前送她的薩克斯風。她心痛的想著:「如果我捨不下自己的東西,還有什麼資格要求別人幫助我們呢?」她最後賣掉了這支薩克斯風。為了募款,彭蒙惠多次回到美國,與教會和基督徒企業家分享她的願景。她不斷鼓勵內向的自己:「這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上帝。」

她為了製作電視節目所成立的《天韻合唱團》成為台灣第一個基督徒歌唱團。自此之後,天韻合唱團錄製了30多張專輯,並在36個國家巡迴演出。

幾十年來,ORTV的音樂事工及英語教學不斷成長。《空中英語教室》的節目和雜誌擴展到為低年級學生設計的《Let's Talk in English》和高年級學生的《Advanced》雜誌。今天的《空中英語教室》節目將木偶、音樂和實地遊記融入英語教學,旗下的老師們也到台灣各地的公立學校舉辦交流活動。ORTV至今持續為政府官員舉辦英文課程,以及每個週末為全台北市的學生開放的英文聖經查經班。

已故藝人孫越曾說,在台灣,幾乎所有60歲以下學過英文的人,都可以說:「我是聽《空中英語教室》長大的!」他認為彭蒙惠的人生「是個傳奇」,因為她堅持著自己從12歲開始的信念,並堅持了一輩子。「每個人都需要了解彭老師的一生,以及她那和這個社會主流價值觀截然不同的選擇。」

2001年,颱風納莉造成的大雨和洪水嚴重損壞了ORTV昂貴的設備和建築物。但彭蒙惠鼓勵員工,「不要為失去的東西難過,這些不過是工具罷了,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在這裡,可以繼續服事上帝。」

多年來,從未結婚的彭蒙惠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她曾提及一次與葛理翰(Billy Graham)的對話,當她問這位佈道家她是否應該在65歲退休時,葛理翰回答:「Doris,聖經裡沒有[退休]這兩個字。」彭蒙惠將這句話牢牢記在心裡,即使後來需要靠輪椅代步,她仍每天去ORTV的辦公室,直到97歲。

在去年12月的聖誕音樂會上,彭蒙惠和觀眾分享:「我在亞洲已經70多年了,我時常告訴大家上帝非常愛每一個人,祂差派獨生愛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的罪得赦免,可以到天堂度過永生。這是聖誕節真正的意義。」

根據彭蒙惠的遺囑,她計畫捐出她所有一切,並將安葬於陽明山。

Angela Lu Fulton提供進一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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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敬拜領袖需要神學家的幫助

我們是否更傾向求上帝的幫助的歌,而不是讚美祂本質的詩歌?

圖中央為瑞德曼(Matt Redman)

圖中央為瑞德曼(Matt Redma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Courtesy of Integrity Music

在使徒行傳17章中,保羅來到雅典,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那裡有個刻著「未識之神」的祭壇。

當然,他巧妙地將這個時刻轉化為講述關於獨一真神敘事的機會。但我總是覺得,對於任何不巧前來崇拜這個神祇的人而言,這個碑文簡介一定毫無幫助——因為這個神祇既不為人所知,也無法為人所知。

我們對這個神祇的本質、性格和特性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這個神祇是否曾行過任何偉大的事蹟、做過任何神蹟或贏過任何勝利。我們也不知道這些神祇的形象。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這些神祇對祂的崇拜者有什麼樣的要求或期望?我們毫無頭緒。

但對耶穌的崇拜者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自我啟示的神,祂願意被看見、被認識。祂書中的每一頁都揭示著關於祂的知識——不只是暗喻、碎片的線索和耳邊低語——而是完整地描述祂是誰、祂做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祂如此絕對地值得我們敬拜。

毫無疑問的,我們知道祂既威嚴卻滿是憐憫,既有大能卻如此和平,既聖潔又謙卑,既榮耀又恩慈。聖經也告訴我們如何最好地親近祂,以及什麼樣的獻祭是祂所喜悅的。

每當談論到敬拜,我們總是很清楚,我們不能隨意捏造出我們自以爲祂會喜歡的事物。

也許一場敬拜永遠不會包含上帝真理的每個層面,但是,正如已故的神學家唐慕華曾提醒我們的,「敬拜絕對不應該為我們帶來不真實的東西」。我們必須盡全力不錯過與我們所敬拜之真神相遇的關鍵要素。

二十年前,我曾寫信給幾位牧師、傳道人和神學家,問他們一個簡單的問題:「在我們目前展現的敬拜裡,缺乏哪些重要的聖經主題?」

我收到的許多回覆裡都提到:上帝身為創造者、上帝身為審判者、上帝身為三位一體的神。雖然他們對現代敬拜音樂有著正面的評價,但他們也挑戰了現代敬拜音樂:為了教會的益處和上帝的榮耀,我們的敬拜音樂必須做得更好。

幾十年後,我很好奇我們有了多少進步。敬拜音樂在創造力上已有顯著的進化和進步,比以往有更多的音樂類型。我們製作音樂的方式也向前邁進了。但在敬拜歌詞、神學內容方面,我們是否也能這樣說呢?

有些現代具有聖詩風格的歌曲在這方面表現的很好:例如Hillsong的《萬王之王》深刻地講述關於上帝的故事,並提到使徒信經中25個重要主題裡的15個。Phil Wickham的《永活盼望》(Living Hope)也涵蓋了其中11個主題。這些都是可唱、美麗、有份量的歌曲。但綜觀全局,我們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們多麼傾向於歌唱求上帝的幫助,而不是求祂的聖潔。我們傾向傳唱上帝直接且明顯對我們有益處的一面──祂是牧羊人、安慰者、避難所或拯救者。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這些當然能是於我們有益的歌。但我們也必須擁有許多關於上帝本質的神聖性的詩歌——那些讚美上帝的價值的歌——無論我們自己是否出現在歌詞裡。這些詩歌的主題訴說著上帝的宏大、公義和祂的無可比擬。正如《詩篇》在讚美上帝的聖潔和祂對人們的幫助之間取得平衡那樣,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我們在教會裡唱什麼樣的歌,大部分的責任落在現代的敬拜領袖和作曲家身上。敬拜領袖和敬拜運動必須以聖潔敬畏的心來承擔他們的託付。光是推出一張在音樂上吸引人的新唱片或填滿一整場演唱會的觀眾是不夠的——這些事可以很美好,但如果我們不小心處理關於神聖的主題,它們實際上會變得很可悲。

每個地方教會的敬拜領袖也要接受同樣的呼召。我們是否盡可能地選擇尊榮上帝的歌曲?還是我們有時會僅僅因為某首歌的音樂氣息太吸引人而在不經過任何神學查驗的情況下採用它?我和其他人一樣喜歡新鮮、創新且有創意的音樂形式,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兼具神學及音樂性。

牧師們,你們在這方面也有權柄。你們是教會敬拜的守門人。你們可以呼召我們、激勵我們這些敬拜領袖做得更好。你們可以禁止你們認為內容太少或甚至與聖經教導互相矛盾的歌曲。請你們指出我們選取單中遺漏的聖經/神學主題,要求我們加入其它歌曲或甚至要我們為某個聖經/神學主題寫歌。不要讓我們因為缺乏神學底蘊而毀了原本美妙的音樂。

不是每首歌都需具備如《擁戴祂為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的悅耳神學——但如果我們有太多歌曲遠遠低於所要求的標準,請各位牧師、神學家們幫助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並幫助我們成長。也許你們不需要給我們太多音樂上的建議,但請不要讓我們獨自負責所有聖歌的神學。

許多敬拜領袖——包括我自己,都承認我們在這方面需要幫助。我們成為敬拜團的領袖可能並非因為我們曾有神學院教育或密集的神學訓練;我們通常是因著喜愛音樂並能彈奏或歌唱而進入這個服事領域。

我們謙卑地承認,單靠我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們需要思想家、神學家和牧師的幫助,我們也需要其他作曲家和敬拜領袖幫助我們磨出刃來(箴27:17)。

在詹姆士王版本的英文聖經裡,有1200百多處告訴我們要以舉目(behold的姿態敬拜,這並非偶然。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位希望被人認識祂是誰的神。我的禱告是教會能在這方面成長──我們將能看見意義更深刻、更真實的詩歌——並帶領一種能幫助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舉目注視耶穌的敬拜。

Matt Redman是敬拜領袖和作曲家,他的著名詩歌包括《真實的敬拜The Heart of Worship、《頌讚歸於祢》(Blessed Be Your Name)和榮獲格萊美雙獎的《千萬個理由》(10000 Reasons)。

Matt Redman也是WOR/TH(英文字母代表「敬拜」及「神學」)的創辦人,WOR/TH是一系列裝備作曲家、敬拜領袖和音樂家的研討會,即將在美國舉行兩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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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為什麼出埃及記的真實性很重要?

西方法律、民權運動和基督教本身都依賴聖經故事的歷史真實性。

雷克米爾墓壁畫中的細節,據說描繪的是埃及人與努比亞人和閃米特奴隸在一起的場景。

雷克米爾墓壁畫中的細節,據說描繪的是埃及人與努比亞人和閃米特奴隸在一起的場景。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Dea / S. Vannini / Getty Images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真實發生過,是很重要的事嗎?艾興瓦德(Kurt Eichenwald)曾在《新聞週刊》上發表一篇長篇大論,嘲笑聖經的歷史真實性,甚至質疑人們是否有任何理解聖經經文的可能性。反駁艾興瓦德的各路聲音很快就出現,而且都十分有力。我注意到其中一個諷刺之處:曾經在傳奇編輯肯尼思·伍德沃德(Kenneth Woodward)的領導下以出色的宗教報導為特色的《新聞週刊》竟然讓這樣一篇研究不力的文章通過編輯審核。然而,艾興瓦德的文章所引發的爭議提醒我們,關於聖經的真實性仍是非常重要的討論。

2014年,一部紀錄片進一步推動了這場討論。《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是一部花費十年製作的紀錄片,2015年在美國約700家戲院上映。該片探討了圍繞著聖經歷史的可靠性爭論的核心問題:摩西是否真的曾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奴役,在乾地上穿過紅海,進入書珥的曠野(出埃及記15:22)。導演馬霍尼(Timothy P. Mahoney)並非舊約學者、考古學家或神學家。他是個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並承認自己有時會懷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他以自己的身分出現在銀幕上,提出這個棘手的問題:我能相信我手中的聖經文本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馬霍尼前往中東採訪埃及盧克索文物局長曼蘇爾·巴拉克(Mansour Baraik)和特拉維夫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及以色列·芬克爾斯坦(Israel Finkelstein)等著名學者。這些專家和其他專家告訴我們,他們認為《出埃及記》中所描述的事件與他們和其他人在考古記錄中發現的事件幾乎沒有任何關聯。

這部片也邀請了美國最大的猶太教會之一、洛杉磯西奈聖殿(Sinai Temple)的拉比大衛·沃爾普(Rabbi David Wolpe)出鏡。沃爾普闡述了他的觀點,即信仰不一定要與歷史或科學事實相符,尤其是妥拉中敘述的出埃及事件。不過,他在這個問題上並非「非黑即白」的立場。他告訴電台脫口秀主持人邁克爾·梅德維德(Michael Medved),「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歷史內核很難說。但我對此更深層的信念是,無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經文都是真實的,而這是兩碼事。」

馬霍尼探討了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猶太人於拉美西斯王的時代(Rameses)在埃及生活。他從學者那裡得到的答案仍舊是「沒有」。如果學者們的回答是正確的,那麼,馬霍尼將這些論點聯繫起來,解釋其中隱含意義的嚴重性:「若當時的埃及沒有猶太人,則意味著沒有出埃及這件事。若沒有出埃及,則意味著猶太教的基礎是個神話(myth)。而對基督徒來說,這意味著耶穌基督和新約聖經的作者們都搞錯了,因為他們都接受了摩西和出埃及的現實,並將他們的教導建立在摩西和出埃及的現實之上。」

確實如此。在福音書中,耶穌多次提到摩西和上帝指示摩西的誡命,祂的口吻像是摩西確實記錄下那些誡命。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將自己肉身的死亡——鮮血和身體——與摩西的逾越節羔羊在長子之災中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連結在一起。難道耶穌將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之死與一個從未發生過的事件連結在一起?如果是這樣,聖經整個敘事裡的盟約本質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摩西從未存在過,拿撒勒人耶穌就不可能是「新的摩西」,我們看到的故事不過是安德魯·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中的彌賽亞—— 一個僅僅死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亞。故事就此結束。

救贖的歷史現實

基督教信仰不僅完全建立在摩西敘事的歷史性上,西方社會的法律與秩序基礎也是如此。我們的普通法和法學傳統可以追溯到猶太教的盟約觀念。沒有摩西,我們就失去了上帝對政府和人類權威權力限制的認知。而這種植根於妥拉的憲政主義的目標是什麼?根據《牛津最高法院指南》,它「旨在防止暴政,保障自由社會所依賴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因此,每一個關心自由的人都應該關注這場圍繞著《出埃及記》的辯論。摩西的教導真的來自摩西嗎?它們植根於一個超越性的源頭嗎?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馬霍尼的電影在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上映也是個幸運的巧合。1968年4月4日, 馬丁路德·金恩在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被槍殺,我們舉國緬懷這位民權運動領袖的生平和精神遺產。馬丁路德·金恩一再將爭取民權的奮鬥置於「出埃及」的歷史背景下。他明顯將《出埃及記》視為與美國非裔的經驗平行的歷史記載。就在遇刺前夜,馬丁路德·金恩進行最後一次的講道。他是這樣開始的:

孟菲斯市正在發生一些事情,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一些事情。你知道,如果我能站在時間的起點,對著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歷史進行一種整體的、全景式的觀察,而全能的上帝對我說:「馬丁路德·金恩,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我想我會選擇從埃及出發,看著上帝的孩子們從埃及黑暗的地牢出發,穿越紅海,穿越曠野,走向應許之地。

對馬丁路德·金恩和他在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中的一群英雄來說,以色列人經歷的奴役和上帝將他們從法老手中解救出來並不是毫無關聯的兩件事。救贖的歷史現實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被奴役的歷史及被救贖的歷史真實地發生過。「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的降臨的榮耀」不僅僅是個抽象的概念或詩意的情懷。(編按:此為馬丁路德·金恩演講的最後一句話)

馬霍尼本人在《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中採用記者的手段。他採訪專家,考量各種情況,並對摩西和聖經的歷史性得出自己的結論。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影片的主角最終回到聖經文本本身。是的,馬霍尼讓自己的信仰指引他。在我看來,這是場勝利。《出埃及記》真的發生過嗎?如果本文的讀者知道馬霍尼最終的回答是得之不易的「是」,一定不會感到驚訝。但是,馬霍尼和執行製片大衛·韋斯納(David Wessner)的方法並不是機械的護教方式。質疑《出埃及記》的人沒有被視為稻草人,而是尊重地被主角視為一同探索歷史真相的同伴。這本身就足以讓人們願意參與這趟旅程。

與《出埃及記》的真實性相關的問題的嚴重性應鼓勵基督徒與朋友一起觀看這部紀錄片,並得出自己的結論。確實,自2014年的電影《出埃及記:天地王者》上映以來,《出埃及記》已再次引起全美國的關注。在一次關於該片的訪談中,導演史考特撇開了故事取材自過去歷史的說法。當關於這部電影是否忠於聖經文本的問題引起爭議時,以色列主流報紙《國土報》在報導的開頭輕率地寫道:「……很明顯地,沒有歷史證據支持聖經記載的《出埃及記》的真實性。」真的是這樣嗎?馬霍尼和其他許多學者還有別的話想說。

對於觀看《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的基督徒而言,另一個正面的結果是,它可能會引發其他關於我們信仰的根基的嚴肅對話。這會是福音派基督徒「恢復出廠設定」的時刻嗎?也許吧。我們當然可以好好地使用這個時刻。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許多慣常去教會的基督徒可能已有非常多年未曾思考過那些挑戰我們傳統信仰內容的問題。有些傳道人在文化上習慣避免談論與質疑相關的內容,選擇看似更虔誠、更屬靈的談話。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尷尬地活成了經典電影《日落大道》裡的主角——過氣的默片女星諾瑪·戴斯蒙(Norma Desmond):我們假裝一切都很好,彷彿我們仍生活在我們最輝煌的時代;但我們的朋友卻替我們感到尷尬,覺得我們已失去理智,乾脆放任我們做自己。

在2011年接受《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採訪時,備受讚譽的電影製作人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戰爭迷霧》的導演)表示,紀錄片製作者的任務是幫助觀眾「重新發現現實」。他表示:

有些人走過來對你說:「好吧,我是後現代主義者。我真的不關心真相是什麼,因為真相是主觀的,或有各種不同版本的真相:你的真相,我的真相,別人的真相。然後你對他們說:「所以對你來說,誰扣動了扳機並不重要嗎?對你來說,某人是否犯了謀殺罪,或者監獄裡的某人是無辜還是有罪,都只是個人觀點的問題?」

真相是什麼確實非常重要。人們想要知道答案:是誰、發生了什麼事、在什麼時間、過程如何、以及為什麼。如果不能提供這些微小的真相,他們可能永遠不會了解這些事物背後最終極的真相。

//Speaking Out系列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Gregory Alan Thornbury是紐約市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的院長,著有《恢復經典福音派:應用卡爾亨利的智慧與願景》(Recovering Classic Evangelicalism: Applying the Wisdom and Vision of Carl F. H. Henry)一書,由十字路出版社(Crossway)出版。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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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會「未識之神」的祭壇

我們是否看得見這個社會在靈性上的需求?我們能如何回應呢?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Screenshot from X

巴黎奧運開幕典禮的表演因被認定嘲諷達文西《最後的晚餐》而引起的爭議,將我們帶回到古希臘。但不是最初的奧林匹亞市,而是雅典,如福音書作者路加在《使徒行傳》第17章中記載的那個雅典。當時的基督徒與現在的基督徒一樣,都得面對福音悲劇性地被人誤解,而使徒保羅面對希臘人的愚拙所展現出的耐心(林前 1:23)在我們觀看2024年奧運會時也許可以派上用場。

多年來,我一直以為保羅在讚美迷信的雅典人的宗教信仰時,一定是口是心非。但當我花越久的時間研讀這個故事,我就越相信我最初的解讀是錯誤的。讓我們一起看看使徒行傳17章22-23節: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這裡並沒有諷刺語氣。保羅的讚美似乎是真誠的。儘管這個城市眾多的偶像讓他「非常著急」(徒17:16),他還是找到了這裡頭值得欣賞的地方,並利用雅典人的極端迷信作為福音的開端。我們在巴黎可以嘗試和保羅同樣的方法嗎?

但首先,我必須承認,這場表演的藝術選擇無疑是尷尬的,對觀眾的接受度嚴重缺乏遠見,充其量不合人胃口。我能理解為什麼許多基督徒感到被冒犯——儘管我也必須指出,關於表演者原意是什麼的證據還沒有定論。學者們對於這究竟是刻意的戲仿還是無意的影射意見不一,被冒犯者不太可能得到滿意的道歉,困惑的人也不太可能得到明確的答案。

那麼我們該何去何從?這種事情以前發生過,以後也還會再發生。除了生氣或視而不見外,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我們有沒有可能以更有幫助的方式來反思這件事,甚至可能效法保羅藉此機會來分享福音?

一個很好的起點,是讓我們自問:「為什麼這個場景的創造者一開始會想借用基督的桌子的形象?」這在藝術界並非不尋常的舉動,因為藝術界不乏對達文西等經典圖畫的參照。現代藝術家影射或挪用基督教的圖像一直都是常態。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引用/參照本身並非新鮮事或特別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被賦予的意義

舉例來說,安德里斯·塞拉諾(Andres Serrano)於1987年的攝影作品《尿浸基督》基本上不存在理解這個作品的不同方式,這也是為什麼它持續引起基督徒憤怒的原因。相較之下,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以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為題,創作了一系列龐大的畫作。這些作品持續啟發人們(包括基督徒在內)更深的反思,也改變學者對安迪·沃荷的靈性生活的認識。

安德里斯·塞拉諾的《尿浸基督》(左)與安迪·沃荷的《最後的晚餐》(右)WikiMedia Commons / WikiArt
安德里斯·塞拉諾的《尿浸基督》(左)與安迪·沃荷的《最後的晚餐》(右)

要判定這些藝術參照是否是「故意冒犯」,還是單純是藝術學校畢業生的內部玩笑,抑或是雅典人的迷惘渴望的化身,往往是個艱難的選擇。這正是巴黎奧運開幕式宴會圖像的爭議所在。主辦單位是在尊重原作——致敬達芬奇的傑作和/或荷蘭藝術家Jan van Bijlert於17世紀創作的《諸神的盛宴》——以增加其意義,或是在貶低原作,又或是在重新定義它?

Jan van Bijlert所繪的《諸神的盛宴》WikiMedia Commons
Jan van Bijlert所繪的《諸神的盛宴》

我相信答案就在於我們是否認定這場可能參照了《最後的晚餐》的表演,以非常不恰當或不合原貌的方式描繪基督和門徒的形象。表面上看來,答案似乎是明確肯定的:門徒被換成了變裝皇后,最後的晚餐桌上是個塗成藍色幾乎全裸的男子。

不過,儘管奧運會堅持這場表演唯一的參考是希臘神話,仍難擺脫與達文西的關聯性,部分原因在於巴黎的表演者似乎在探討「誰有資格坐在那張特殊的桌子上」。而我們必須記得,耶穌傳道的時候,也一次又一次的強調同樣的問題:祂曾與「罪人和稅吏」一起用餐(馬可福音2:15-17)。耶穌擾亂既定的餐桌交友規範讓祂惹上不少麻煩——而儘管這場表演讓許多觀眾感到不舒服,卻可能是一次試圖做和耶穌同樣的事、問同個問題的嘗試。

撇開巴黎奧運不談,基督徒或許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對基督教形象的「佔有感」。我能理解被冒犯的感覺。身為基督教大學的藝術史教授,我經常發現自己對「我們的東西」被人粗暴地挪用感到憤怒。我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列出近期在電影和電視上讓我惱火的「冒犯基督教」的例子。

然而,回想以下兩件事或許有助於緩和這種「被冒犯的反應」。首先,我們古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們常常不知道該如何既拒絕偶像,同時又描繪自己的信仰,因此他們經常挪用他們鄰近的希臘羅馬國家現成可用的視覺文化。請看義大利拉文納(Ravenna)亞略洗禮堂(Arian Baptistry)天花板馬賽克的中心場景。耶穌受洗時旁邊出現的那位是河神嗎?(為何被畫得那麼像希臘的河神)

《基督的洗禮》,亞略洗禮堂中的馬賽克畫Ввласенко / WikiMedia Commons
《基督的洗禮》,亞略洗禮堂中的馬賽克畫

又或是,讓我們拿許多描繪約拿在藤蔓下的圖像(例如大英博物館的約拿石棺)與古代世界描繪戴歐尼修斯神(Dionysus)或恩底彌翁(Endymion)斜躺在垂下的藤蔓下的圖像作比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藝術家們都會互相參照作品,初代基督徒使用異教的圖像作為視覺上的掩護,讓他們在羅馬迫害最嚴酷的時期得以生存。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顛覆熟悉形式的做法逐漸演變出創造全新的形式。(回想一下,基督徒在基督復活後的八個世紀內,都未曾描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難判定巴黎奧運上的表演:《諸神的盛宴》本來就看起來很像《最後的晚餐》,所以即使奧運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只參考了Van Bijlert的畫作,這個畫面看起來還是很像達文西的畫作。這些作品都有共同的來源,一代人的藝術必然會影響另一代人。我們不能雙重標準——當相互參照的藝術對我們有用時就接受它,當它對我們沒有用時,就抱怨別人使用我們的藝術。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像達文西這些由教會創作、為教會創作的傑作,是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將繼續啟發後代藝術家,產生大量傑出失敗的作品。我們期望的不正是這樣嗎?也許我們可以學著驚嘆這些圖畫在世俗化的世界裡產生持久影響力的能力。

這讓我想到我們應該抵抗自己出於本能的「反感、譴責尚不認識神的人」的第二個原因:為什麼如達文西那樣的圖像仍能引起世人共鳴?為什麼現代世界少見的真正全球性的活動(奧運)的籌劃者,選擇使用這個圖像?

我相信這個選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靈性需求。奧運藝術總監對於反彈聲浪的回應,是形容這個場景是一幅包容的畫面。他可以選擇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呈現這一價值,但他選擇了這個圖像——無論好壞,能讓人聯想到耶穌與背叛祂的人共進晚餐,並設立那頓所有基督徒應以此紀念祂的餐點:聖餐。

我們真的對藝術總監的這個選擇感到失望嗎?或者我們能在這裡看到一種在絕望、孤獨和無意識地渴望上帝的情況下,對真理做出的笨拙的抓取—— 一種值得我們同理的抓取?我們是否可以像保羅在使徒行傳17:27所說的一樣,盼望這場表演的籌劃者和粉絲能「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

耶穌也曾嚴重地被祂的朋友和敵人以錯誤的方式描繪、呈現。無論祂走到哪裡,祂對隨處而來的人們的迷惘表現出極大的耐心,祂的回應不是憤怒或冷漠,而是以更深入靈魂的問題、適時的呼召悔改以及宣告好消息來回應。即使是嚴厲的保羅,在因周遭充滿粗劣的偶像感到著急之際,也找到了能將失喪的人們引導至上帝的方式。

Taylor Worley是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藝術史客座副教授,也是《Memento Mori in Contemporary Art: Theologies of Lament and Hope.》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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