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家到教會辦公室的10分鐘通勤路程總是有些風險。開車本身就有危險。然後，我必須在暗中找到停車位（天色未亮，我經常是第一輛到達的車），解除安全警報器；如果有男同事來了，還要考量身身為女性獨自一人和成年男性在一棟大樓裡的風險。
二十年前，我覺得開車有點可怕，獨自走過停車場則是非常可怕，但我一點也不會擔心和一位基督徒弟兄單獨待在辦公室裡。然而今天，雖然開車時我仍然小心翼翼，但停車後我不需多加思考就能下車，而我卻對辦公室裡男女之間的互動更加留心了。是什麼導致這樣的轉變？
是大約一萬英哩的距離。
從很多方面來說，從南非搬到美國降低了我的恐懼程度，因為遇到危險的機率更低了。根據統計，在南非開車比在美國更危險。在北加州，女性獨自走在路上的危險也較低（南非常被稱為世界上強暴率最高的國家）。隨著時間推移，我的恐懼逐漸降低，重新適應新環境的風險機率。
但當我們搬到美國後，我對與男性同事單獨相處的擔憂增加了，儘管我沒有理由認為不正當的互動風險實際上有所增加。但我發現美國地方教會文化對男女互動的焦慮程度比南非要高得多，因此我感覺自己需要相應地調整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識。
我們所處的環境既會影響我們害怕什麼樣的事物，也會影響我們害怕的程度。當然，我們恐懼的程度與風險的大小有關；例如，我們會更害怕被鯊魚咬，而不是水母。但是，有時我們對風險大小的認知影響我們恐懼的程度則更大。電影《大白鯊》讓整整一代人養成了在每個海灘都注意鯊魚鰭的習慣，儘管每年平均只有71起鯊魚襲擊事件，但有1.5億次水母蜇傷人的事件。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關於「適當的警覺程度」的爭論裡充滿不同種的認知及實際狀況之間的矛盾：已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比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更擔心感染這種疾病，儘管他們接種疫苗後實際受到嚴重影響的風險較低。事實證明，我們所處的環境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我們「對危險的認知」。研究發現，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對病毒的恐懼程度也不同。
而我們在評估風險方面的差異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學會傾聽並愛我們的鄰舍，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如何回應他們的恐懼有關，無論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恐懼。但是，如果我們以自己個人恐懼的程度來衡量他人的恐懼，認為他們害怕的事物實在微不足道，或者認為他們的恐懼毫無根據時，該怎麼辦呢？又或者，如果我們覺得別人對我們認為很危險的事漠不關心時，該怎麼辦？
恐懼的地理分佈
我們首先需要自問我們的恐懼從何而來，以及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恐懼。我們都知道，我們個人的經歷會對我們的恐懼產生好的跟壞的影響：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健康的和創傷的經歷。負面的童年經歷、心理健康問題和性格差異（例如特別神經質）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恐懼的事物。
但我們的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丹尼爾·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在21世紀初的一項跨國調查中發現，無論恐懼的對象是全球性的，如核戰，還是個人的，如對嚴重醫療事故的恐懼，葡萄牙的受訪者表示恐懼的數量都是荷蘭受訪者的兩到三倍。
超過80%的希臘人表示他們十分擔心武器、基因改造食品和新型病毒，而只有不到 50%的芬蘭人表達同樣的擔憂。特雷斯曼總結道：「當然，有些國家確實比其他國家更危險。這些國家的居民害怕的事物更多，因為他們有更多需要害怕的事物。」
然而，他認為，這只能解釋部分的差異。當然研究人員可以將人們對某些危險的恐懼程度與這些危險的客觀風險進行比較，但結果顯示「這些相關性往往非常薄弱、不存在，甚至是負面關聯性。」換句話說，有些群體對某些事物的恐懼程度遠高於這些事實際可能發生的機率。
另一個文化差異的例子：每年，《查普曼美國人恐懼調查》都會隨機抽取美國各地的受訪者，詢問他們95種不同的恐懼項目，從環境和天災到政府和COVID-19。最近一次查普曼調查顯示，連續整整六年，80%的美國人的頭號恐懼是腐敗的政府官員。
當我讀到這份報告時，我那來自南非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大學時期學習的是政治哲學和法律，在我看來，具有制衡機制的美國民主制度最不該引起人們對這方面的恐懼。我打電話給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問他對此有何看法。
他回答：「我震驚到無言以對。在我的祖國，政府的腐敗在事實上已是令人擔憂的嚴重問題，但美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害怕這件事？」
被恐懼所形塑
當然，恐懼來自我們的內心，但它也從我們的周圍滲入我們。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僅教導我們特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也塑造了我們愛和恐懼的方式。
當我讀著像這類的調查結果，我不禁想問：如果我住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方位或不同的州，會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面對這世界的災難、疾病和恐懼？反過來說，這又會如何改變我以同理心對待身邊其他人的方式？
凱瑟琳·麥克尼爾（Catherine McNiel）在《勇敢地恐懼：為我們的鄰舍、陌生人和敵人冒險去愛》一書中指出，我們低估了我們所處的文化——無論是我們生活的實體社區，還是我們在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對我們恐懼的方向有多大的影響。麥克尼爾說，我們已被訓練得慣性害怕了。我們成了我們所處的環境的「門徒」，我們從周遭人的敘事和情緒中學到了很多。
但我們本應教導人們愛上帝、愛我們的鄰舍。除非我們正視我們所處的環境不斷教導我們要懼怕「他者」這個事實，我們愛鄰舍的努力就會受挫。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可塑性的靈魂。我們喜歡認為自己看新聞和各類敘事是為了收集信息、獲取事實以進行公正的評估，然後選擇接受或拒絕它們。但我們低估了這些訊息如何在同時間形塑我們：它們能點燃我們對某些事物的好感，激起我們對另一些事物的恐懼。這些「事實」往往伴隨著對某種行動的號召和或感情上的訴求，並且富有地方特色。
正如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一次《今日基督教》的訪談裡所說，我們的習慣造就了我們，這包括我們的閱讀習慣、慣性選擇的媒體，以及我們固定與之閒聊日常議題的夥伴。
口耳相傳往往是傳播好消息最快的方式（想想上帝智慧地選擇向世人傳遞救恩消息的方式），但它也是帶來並加劇人們的憂慮最快的方式。例如，在學校等孩子放學的隊伍中，在我聽到其他家長的竊竊私語前，我未曾擔心過學校新的課程計畫。
幾週以來，多次的聚餐和地方家長Facebook的群組皆圍繞著這個話題。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和評論中，當我們不停交換新消息並分析它們時，我們的恐懼也逐漸發酵。
這種如野火般蔓延的恐懼現象有個名稱：社會流瀑效應（Social cascades）。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行為經濟學家、《恐懼法則》一書的作者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解釋道：「透過社會流瀑效應，人們關注他人表達的恐懼的方式導致某種信念的迅速傳播，這也包括錯誤的信念，即讓人們相信某種風險非常嚴重。⋯⋯恐懼是有傳染力的，社會流瀑效應有助於解釋它發生的原因。」
桑斯坦提到，我們也容易受到群體極化現象的影響，以至於群體的恐懼往往比個人的恐懼更加強烈。我們自己可能會對某些事情有一點恐懼，或者並不恐懼，但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將恐懼傾倒成池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深陷在道德恐慌中。
然而，基督徒被呼召要在暗處與上帝說話，在禱告裡告訴上帝我們的憂慮（馬太福音6:5-8）。但是，我們無法向祂坦承我們自己尚且無法形容的事，對付我們的恐懼的困難之處在於它們往往是潛意識的。我們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麼。即使我們知道，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聖經一再地告訴我們不要害怕（申命記31:6；以賽亞書41:10；路加福音12:32）。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1:7 寫道：「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大衛在詩篇23:4寫道：「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有信仰的人既受命，且也有能力根除恐懼。
但恐懼也有細微層面的差異。聖經並沒有說所有的恐懼都是錯的；相反，聖經告誡我們不要錯誤地恐懼。
有些恐懼是有罪的，但對耶和華的敬畏是值得稱讚的智慧。《喜樂並顫栗》一書的 作者邁克爾·里夫斯（Michael Reeves）說，「有罪的恐懼使我們唾棄上帝，將我們的情感、盼望和恐懼轉移到別處。健康、財富、人際關係和聲譽只是取代『上帝的終極意義』的幾個選項。」
耶穌也曾警告我們，我們可能會因為害怕錯誤的事物而錯誤地決定生活的優先次序（馬太福音10:28）——祂邀請我們不再沉浸在恐懼中，因為我們的恐懼往往更多是來自周圍的人，而不是來自真理。我們有害怕錯誤的事物的危險，或者我們可能害怕正確的事物，但害怕的程度是錯的。
但任何曾與焦慮感搏鬥的人都知道，就算有人跟我們說「別擔心！」也無法魔法般地消除我們的恐懼。否認或斥責我們的恐懼不但無法消除它們，也無法使我們的靈命成長。那麼，我們該如何學習不去害怕錯誤的事物呢？
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任務是安慰在政治動盪中飽受驚嚇的會眾，他的答案是：「講道！」或，至少去聽一篇好的講道。
潘霍華說：「恐懼在暗處啃噬並侵蝕著人與上帝和他人之間的所有聯繫」，直到「個人深陷其中，無助而絕望。」
但信實且不間斷的教導著關於「上帝的屬性、力量、戰勝世界的耶穌的應許，聖靈與我們的同在」則會向人們發出強而有力的信息，當生活的風暴試圖將我們拋來拋去時，上帝的信息能將我們的盼望牢牢地錨定在祂身上。
我們，身為聖而公之教會，可以在祂的盼望中互相勉勵（希伯來書10:23），這確實有助於我們面對恐懼。但我們也有更小範圍的工作要做：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對我們生命的形塑力有多大，可以幫助我們對人們進行門徒訓練，帶領他們遠離恐懼，朝著愛走去。
實踐及親近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在他的暢銷書《逆思維》中提出，成長可以來自於學會對我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想」感到好奇，並願意去質疑自己這樣的想法。學習對我們自身的恐懼感到好奇甚至質疑它，是我們能夠應對恐懼的重要第一步。
但這並非我們的天性。我通常會認為我的恐懼是合理且理性的，否則我不會有恐懼。但是，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和拜訪不同的教會團體讓我發現，我對某件事的恐懼往往比國外這些跟我一起敬拜的基督徒要多得多或少得多。這反過來讓我謙卑地在禱告中評估我所愛和所懼怕的究竟是什麼，以及我為什麼愛和懼怕它們。
在上帝面前辨別我們所渴望的事物是種屬靈操練，我們也能同時審思並質疑我們恐懼之事的本相。在耶穌會創會人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提出的每日省思（examen）屬靈操練裡，他邀請我們分辨我們在何處體驗到被安慰的感覺，在何處體驗到孤寂感。而恐懼常常是導致後者的主要因素。
作家布蘭登·麥克馬努斯（Brendan McManus）在一篇文章裡解釋，學會「意識到你的感受，然後使用你的頭腦」能如何成為一種簡單但有用靈命操練：第一步是反思你自己的經歷或決定，問「我對此有什麼感受？」第二步是展望未來，問「這種感受會把我帶往什麼方向？」以及「可能的結果或成果是什麼？」當我們探索這些問題時，我們能更了解上帝想要什麼，更願成為上帝在這世上使用的器皿，並最終做出更好的決定。
當我承認我的恐懼是有文化背景的，是由我所居住的地方形塑的，並且承認這些恐懼已讓我得出某些結論，如果不正視這些想法便會產生某種結果或後果時，我不得不放下自己原先緊抓住的想法，仔細審視它們，既為自己（真實感受到）的擔憂提供恩典，也為自己提供空間學習從新的視角來看待同件事物。
當我審視自己內心的恐懼地圖時，我會擴展自己的視野，聆聽來自更廣泛大公教會裡其他基督徒的敘事有助於我重新調整自己的擔憂，使我更能夠邀請上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需要在物理上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如果地理位置（社區之間的物理距離）確實助長了我們的恐懼，那我們也應考慮如何縮小這種距離來幫助我們戰勝恐懼。《我喝黑咖啡》一書的作者泰勒·梅里特（Tyler Merritt）認為，「靠近一點的距離」是解決種族間彼此疑懼的一種方式。「距離（遠）會產生猜疑之心。但距離（近）則能產生共鳴。」他將這個概念歸功於牧師兼作家布萊恩·洛里特斯（Bryan Loritts）：「一旦有了同理心，人類就有了戰勝人性的機會。」
在哥林多前書第10章中，使徒保羅向這間焦慮、四分五裂的新興教會談論他們正面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並沒有出現過。哥林多教會的一些新信徒來自異教背景，在哥林多，人們會在拜拜時獻祭肉品給偶像。去非基督徒家裡吃飯時，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擔心自己吃到的東西可能是惡魔傳統的一部分。
但哥林多教會有其他基督徒持更廣泛的觀點，認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林前10:26）」，因此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一同用餐。如果這些基督徒對菜單上的食物風險有如此不同的評估，他們怎能一起吃飯和敬拜呢？
保羅的回答為我們提供了如何以恩典和真理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恐懼的榜樣。首先，保羅認知到他們所擔心的現實：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做法不僅是為了食物，更是為了參與在魔鬼的世界（10:20-22）。然後，保羅提供了聖經背景，幫助他們解決因他們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具體問題：因為地是屬上帝的，所以肉市上賣的東西都可以吃，不會引起良心上的擔憂（10:23-26）。
但是，儘管保羅所來自的地方並沒有和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有同樣的擔憂，他還是呼籲其他人以愛心來包容他們。他建議尊重他人的良心（10:27-33）。聖經要求我們在人們感到恐懼的時候以溫柔和尊重對待他們，為他們的恐懼留有餘地，即使我們並不認同他們的恐懼。
冒險去愛
社會科學家已經證明，負面的黨派主義——也就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敵意和恐懼——對我們政治行為的驅動力遠遠大於我們對「我方」政策和理念的實際信心。
以斯拉·特萊恩（Ezra Klein）在《我們為何兩極分化》一書中指出：「我們的感受往往比我們的想法影響我們更多。我們主要是以感覺為基礎的社會性生物，例如在選舉中，最重要的感覺往往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感覺。」
這意味著，想要在公共領域實踐信仰的基督徒們，在做出任何選擇前，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根據聖經教導來思考問題。在我們做選擇前，我們需要能夠承認並注意我們對這項事物的感受。我們害怕誰或什麼事？我們愛哪些人及哪些事？
正如我們知道在思考前先確定我們事實的來源依據是明智的行為那樣，智慧也邀請我們去辨認我們感受的來源和動機。
對祭拜偶像的食物根深蒂固的、來自環境的恐懼使一些哥林多人無法愛他們的鄰舍，無法與他們分享餐桌上的團契時光。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根深蒂固的恐懼也持續阻止我們，使我們無法好好愛我們的鄰舍。
我想像，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保羅寫給我所住的社區的基督徒的話可能會跟哥林多前書十分相似。在我的社區裡，人們極度恐懼COVID-19（戴口罩的現像很普遍），但當我們與距離我們僅150英里的一些基督徒交流時，他們對疫苗副作用不良反應的恐懼則遠遠超過對COVID-19的恐懼（戴口罩的現像也不普遍）。
上帝會如何教導我們認知到其他基督徒的擔憂，而不是置之不理，並呼召我們在愛中為彼此留出空間，從而享受餐桌上的團契，並在祂的國度成為工作夥伴呢？即使我們不同意放下我們的口罩，至少我們可以放下我們的防備心。
正如我的美國兄弟姊妹幫助我說出來、理解我並處理我在南非慣性有的一些恐懼那樣，也許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和我可以幫助我們在美國的教會面對一些當地人才有的恐懼。我們雖無法降低政府官員腐敗的實際風險，但也許我們可以透過分享我們在政局不太穩定的國家生活時如何學會信靠上帝的故事，來幫助減輕這80%的美國人心裡的一些恐懼。
耶穌呼召我們進入這個世界，愛我們的鄰舍、照顧陌生人，並為我們的敵人禱告。正如凱瑟琳所寫的那樣，要做到這一點並冒著去愛的風險，會需要我們在這旅途中克服我們的恐懼，先指認出我們恐懼的真實樣貌，然後才有希望能馴服它們。但在我們指認恐懼的樣貌之前，我們可能需要看一看我們生活範圍的地圖，謙卑地把圖釘插在形塑我們恐懼的地方。
Bronwyn Lea是戴維斯第一浸信會的門徒訓練及女性事工牧師，也是《Beyond Awkward Side Hugs: Living as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Sex-Crazed World.》一書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