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期間，最脆弱的群體往往會付出最沉重的代價。女性和兒童在危機及衝突中總是面臨特殊的威脅，俄羅斯自2022年以來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也不例外。
在過去十年間，俄羅斯強行將近2萬名烏克蘭兒童轉移至俄羅斯及其控制的地區。直到戰爭爆發初期，國際社會才開始廣泛關注這一危機。這些兒童被擄走時年齡介於4個月到17歲之間，並且遭受政治再教育營的洗腦及軍事訓練。
目前，美國正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積極對話，試圖促成短期停火，以便雙方商討更長遠的和平計劃。烏克蘭提出的條件之一是要求歸還「被非法驅逐至俄羅斯的兒童及數千名被關押在俄國監獄的平民」。
然而，和美國的和平談判同時進行的美國政府效率部 (馬斯克領導的DOGE) 卻決定停止資助耶魯大學的研究團隊。該團隊正致力於追蹤被綁架的烏克蘭兒童，使用「開放源技術 (包括衛星影像、社群媒體和俄羅斯出版物)」來追蹤失蹤兒童的下落，並提供烏克蘭當局調查結果，協助尋回被擄走的未成年人。
數百名烏克蘭兒童被非法安排在俄羅斯接受收養，或被送入俄國家庭。耶魯大學研究人員指出，在至少一個案例中，俄羅斯政府會重新簽發該兒童的出生證明，「更改該兒童的姓名和出生地。」其中許多孩子仍有家人，卻被迫與家人分離。這些被擄走的烏克蘭兒童不僅遭受身體虐待、無限期與在烏克蘭的親人分離，並缺乏足夠的食物與照護。
最令人髮指的，是俄羅斯「專門針對弱勢兒童進行驅逐，包括孤兒、殘疾兒童、貧困家庭的孩子，以及父母從軍的兒童」。至今，俄羅斯仍拒絕按照國際法的規定提供被擄至俄國的兒童名單及其下落——並且刻意掩蓋這場強迫遷徙及非法收養的行動。
但最令人震驚的，是美國國會議員「有理由相信，關於這些兒童的資料數據已被永久刪除。」在美國積極推動和平協議之際，這些指控所傳遞的訊息令人不寒而慄：在「追求官僚體系效率」的名義下，這些無辜兒童的生命似乎成了可犧牲的消耗品。
在美國總統川普於3月19日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最新通話中，川普詢問關於烏克蘭失蹤兒童的情況，包括那些被綁架的兒童，並承諾將與烏克蘭及俄羅斯密切合作，確保這些孩子能夠回家。我希望這意味著，在與克里姆林宮的和平談判中，這些弱勢兒童的命運能成為首要關注的議題。
聖經提到的「四大弱勢群體」，即舊約中特別強調要照顧的窮人、寡婦、孤兒和寄居者 (外國人)，是特別需要受保護及公義的人。我們應當關心那些被綁架的烏克蘭兒童，因為每個孩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如今卻成了罪行的受害者。天父的心憐憫受苦的弱勢群體，而作為祂的手與腳的我們，也必須與祂同心。
從根本上來說，政府最基本的責任之一，就是保障社會中最脆弱的成員的福祉，確保他們免受傷害、不會淪為政治或意識形態鬥爭的棋子。一個公正且有道德的社會，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兒童的權利，將他們的安全、穩定與成長機會置於首位。
過去三年來，我目睹了烏克蘭戰爭的殘酷，並特別感受到兒童所承受的苦難。我在嬰兒時期便從東歐被領養至美國，我的五個兄弟姐妹和一位堂親也都是來自東歐的領養兒童。過去12年，我一直從事兒童福利工作，致力於制定並推動將兒童的最佳利益放在優先位置的公共政策。
當我在美國國會山莊工作時，我的上司負責帶領國會收養聯盟 (Congressional Coalition on Adoption)——這是美國國會內規模最大的跨黨派、跨議院小組。我們曾帶領國際國會代表團，向國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講解保護兒童免受人口販運和虐待的相關法律，並希望美國能成為全球保護最弱小群體的領袖。
烏克蘭兒童所受的苦難令我感同身受，部分原因是那片土地是我的出生地及文化根源。或許我的身體仍存有關於故土和鄰居的記憶。但讓我如此心碎的更多原因是，我將整個職業生涯奉獻給公共政策，致力於保護最弱勢的人。兒童永遠不應成為任何談判桌上的籌碼。
《日內瓦公約》賦予兒童在戰爭期間特殊的保護地位。強行驅逐或轉移人口違反國際法，甚至可構成危害人類罪。
美國可以在「不犧牲被擄兒童的保護及幫助他們安全回家」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烏克蘭的兒童必須無條件回家，川普總統和國務卿魯比歐必須繼續確保弱勢兒童在和平談判中仍是首要關注事項。
我們絕不能對被綁架的烏克蘭兒童視而不見。
切爾西·索博里克 (Chelsea Sobolik) 現任世界救援組織 (World Relief) 政府關係主任，曾任職於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及美國國會。著有《受召耕耘：女性與工作的福音願景》(Called to Cultivate: A Gospel Vision for Women and Work) 與《渴望為母：在無法生育的掙扎中持守盼望》 (Longing for Motherhood: Holding On to Hope in the Midst of Childles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