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進門，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小孩被列隊成排的槍殺，然後他們的屍體被踢進沒有掩蓋的墳坑。這一切看起來像早期的黑白默片電影，但卻是一張張真實記錄拍下的照片。稍後，當我走在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內陰涼、狹窄的走廊上，聽著解說員回顧歷史，看著用來殘殺猶太人的工具，摸著受難者生前用過的文物，我感覺自己身處於一個不同的時空裡。這個紀念館呈現及描繪的恐怖並非發生在電影裡，而是發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其中一些人就在我的族譜裡。
我的母親是猶太人。我的曾祖父母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在19世紀初離開波蘭和俄羅斯。但是，如果他們當初沒有這樣做——畢竟移民的旅程充滿危險及不確定——或許我永遠不會在這裡觀看紀錄著人類暴行的照片。畢竟，那很可能就會是我的祖父母被丟進去的墳墓。
當我看著成堆的鞋子、眼鏡、和兒童的玩具時，我忍不住哭了。這些懷有希望和夢想的人們被無情地追捕及殺害。在一間看起來像天文館的圓形大房間裡，天花板上的星星代表著一個個受害的兒童；總共約有150萬名兒童。在每顆星星上，我想像著我孩子的臉，脆弱而無辜，卻被標記著死亡。
對歷史的回顧讓我們能在遠遠地距離外感到憤怒。但這段邁向種族滅絕的道路，是整個社會對猶太民族逐漸且穩定邊緣化之下鋪成的。他們原是上流社會裡富有的銀行家，卻淪落為德國失去國格的代罪羔羊。在民粹主義的憤怒之下，經濟上的艱困爲德國人剝奪猶太人的自由提供了理由。最終，他們受到經濟上和社會上嚴格的限制。在漫畫和流行文化裡，猶太人被描繪成臉孔扭曲變型的動物。然後，他們被關進隔離區，或被送到勞動營，或被用於科學實驗。還有的被裝在運牛的火車上送往奧斯威辛、達豪和特雷布林卡等地，作爲「最終解決方案 」的一部分。
在紀念館內狹窄的走廊裡，人們最常提出的問題是「世人怎麼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呢？」因爲我們不覺得自己有施行或容忍此等邪惡的能力，我們相信類似的事在現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納粹政權並非出現在一個被異教徒統治及影響的第三世界國家裡。希特勒政權發生在20世紀一個文明、有眾多基督徒的國家裡。
事實是，極端邪惡的事依然有可能發生於我們身處的時代。我們這些組成文明社會的人就是有辦法讓它發生。猶太大屠殺的發生是因爲人類因著罪性彼此反目成仇。自伊甸園以後，我們找到了取代上帝的方法，而不是在這個世界上代表祂的形象而生活著。我們不斷攻擊著祂所賦予每個人的獨特的尊嚴。只經過了一代人的時間，該隱就不再視亞伯為上帝照著自己形象所創造的人，而是視他為阻礙自己獲得更多權力的障礙。直到今日，人類對人類尊嚴的攻擊也是如此。
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希望也仍存在。在參觀之旅結束前，在狹窄且漆黑走廊的盡頭，燦爛的陽光照射在一片美麗的草地上，這塊綠地被稱爲「外邦義人花園」。這個花園是獻給那些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來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外邦人。這些人名列在一部仍在繼續擴增的名冊裡，名冊上記載著那些曾採取行動對抗不人道的大屠殺的人。
但這個名冊的規模讓我心碎。我認為它應該要更長。那些在他們的世代選擇反抗不公義的人只是人群裡的少數，而不是常態。人類歷史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我在耶路撒冷的這段期間，美國人正處於複雜的辯論之中，就是該如何對待類似的弱勢族群。當政治領袖在制定難民政策時考量著如何在同情心和國家安全間找到平衡，特別對於是逃離伊斯蘭國（ISIS）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關於墮胎議題的萬年討論仍繼續加劇。
這些都是複雜、攪動人情緒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夠小心，我們最終也會加入不把那些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威脅的人當作人來看待的行動裡。
有時候，邪惡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爲邪惡的人把它強加在這個世界裡。但更多的時候，邪惡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爲善良的人對弱勢的人視而不見。
我們之所以能夠無視不正義的事件，或被動地默許殘暴行為的發生，是因爲我們接受了簡單粗暴否認弱勢族群的人性的話術。在1940年代，各國領導人視大屠殺爲「猶太人的問題」。今天，我們繼續使用其他新的詞彙，如「所謂的難民」和「胚胎」。而如「墮胎」和「驅逐出境部隊」等專業術語則將恐怖的事遠遠地擋在我們的後院之外。
當我們沒有見到弱勢群體的面孔時，一些事就會發生——我們會輕易地給某些群體貼上「那些人」的標籤；我們會接受甚至鼓勵我們的領導人去推動對那些對無權無勢的人來說很殘酷的政策。如果我們沒有看到別人生命的尊嚴性，我們會合理化自己對不正義的現象的冷漠，而這種冷漠——也許會導致我們的後世在回顧我們的世代的時候覺得很恐怖。
當我試圖去理解在大屠殺紀念館所展示的邪惡，以及我在今天的頭條新聞裡看到的邪惡時，我並沒有因爲我的悲痛或對無聲默許的抗議而感到安慰。我含著淚把我心裡的罪惡和兇殘帶到公義和憐憫交匯的地方：耶穌的十字架前。唯一能對付大屠殺那種等級的邪惡的，就是仁慈的上帝在耶穌身上，或在永恆火熱地獄裡傾倒的憤怒所展示的那種的完美公義。唯有耶穌能擊敗那些鑚入人類心中並導致人類相互攻擊的腐敗。唯有耶穌能給予寬恕，無論是饒恕人類歷史裡應受到譴責的所有邪惡，或是我自己心中沉默被動的邪惡。
是復活節的故事——血腥的十字架刑具和欣喜更新的復活——推動著我們與今世的邪惡爭戰。我們致力對抗不公義，但不是靠著自己不充足的能力，而是倚靠聖靈所賦予的基督的願景。如果耶穌確實帶來了一個新的國度，我們爲受壓迫者尋求正義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向這個世界宣告：祂的到來對窮人和有需要的人來說是個真實的好消息。當我們把這件事視為我們的使命時，我們不僅是個倡導者，更是在向這個世界展示神的國度，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部份。
復活節是我們必須在這個世代與邪惡爭戰的原因。邪惡總是會以不起眼卻嚴重的方式出現。一些人透過言語或行為參與剝奪上帝創造人類時所賦予的尊嚴（祂的形象）。看看你臉書上的貼文，你會經常見到針對那些沒有權力的弱勢群體所發出的輕蔑、唾棄的語言。如此視他們為社會可甩棄之物的言論，是對他們尊嚴的攻擊。而其他的人，就如前往耶利哥路上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樣，沒有見到神所見到的：他人生命的尊嚴（路加福音10:25-37）。近期（原文刊登於2017年），我們再次受到同樣的試探，對敘利亞血腥內戰中向婦女和兒童犯下的暴行視而不見。
每一滴無辜的鮮血都是對神賦予人類的尊嚴的攻擊。這不僅是對被殺者的攻擊，也是對神本身。耶穌說，撒旦從起初就是一個殺人的（約翰福音8:42-45）。仇敵喜噬人的血，是因爲人有神的形象。
當我們爲尚未出生的胎兒發言時，當我們提升移民、難民、少數族群的聲量時，我們向這個世界展示神國度的樣貌。當我們爲受壓迫者要求尊嚴時，我們就是在回擊撒旦要毀滅人格的謊言，那些謊言將人類貶低至與動物毫無兩樣。我們要告訴被販賣的女孩、尚未出生的嬰孩、被禁聲的少數民族：「你有尊嚴。你對我們和上帝而言都很重要。」
如果我們不夠小心，如果我們沒有活出神國度的準則，我們會發現自己也在用著和壓迫者同樣的言語，試圖讓自己相信，他人的成功繁榮會威脅到我們的存在。每一個世代都面對著這樣的誘惑。
復活節不僅僅是一個甜密柔和的美國節日。它是個對這個世界的宣告：這世界還有一種敘事方式，比不斷腐蝕著宇宙每個角落的暴力、非人道和仇恨還要豐富的敘事。基督教賦予人類的價值不是基於實用性或外表的美麗，而是基於每個人類都有著上帝的形象的獨特性。基督戰勝了仇敵，同時也釋放了一支由聖靈所領導的軍隊，能在每個世代做治療世界的特工。
雖然這樣的努力常常看似徒勞無功，因為與邪惡爭戰的人似乎總是遠遠少於那些實施邪惡的人。但我們必須記住，這場基督教運動並非起始於國王的宮殿，而是一個小小的馬槽裡，然後由12個普通的人擴展至全世界。我們的工作似乎舉無輕重，就像黑暗虛空裡細小如針的光點，但使徒約翰提醒我們，真光已經進入這世界，而且不會被黑暗所勝（約翰福音1:5）。
我徘徊在大屠殺紀念館外的花園，默默地梳理我的情緒。我讀著那些曾被視為渺小和沒有權力的人的名字，他們是冒著失去財富、地位和聲望的危險來拯救猶太人的外邦人。他們的名字、當下開敞的空間、和陽光在在提醒著我，邪惡不會存在至永恆。在每個時代，神都預備ㄧ批願意做正確事的人。
這就是身爲一個基督徒的意義——在復活節主日，在每一天的生活裡。神的子民被呼召去爲那些聲音被扼殺的人冒上生命危險。因為有一天，一切終將被紀念，但不是在一個花園裡，而是在一座城市裡，一座由上帝親自建造的城市。
丹尼爾·達林（Daniel Darling）是美國南方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中負責溝通的副主席。之前，他在芝加哥西北郊的蓋茨湖聖經教會擔任資深牧師。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