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的自由奮戰的94歲香港樞機

三年前，在香港的一間法庭裡，90歲的陳日君樞機倚著拐杖、步履蹣跚地站著。身穿黑色教士長袍、繫著白色羅馬領，這位白髮蒼蒼的香港榮休主教，面對的是未依法登記一個法律支援基金的指控；該基金旨在協助在2019年民主抗爭運動中被捕的行動者。

儘管年事已高，陳日君卻絲毫沒有放慢腳步的跡象。去年六月，在香港一所堂區裡，他倚著的是另一種「拐杖」：一座金色的聖體顯供座，裡面安放著聖體。當時他剛主持完一場備受爭議的拉丁彌撒，加深他在天主教會中屬於保守派陣營的立場。

陳日君深諳公共訊息的操作之道——這位今天滿94歲的樞機，在這兩個畫面中，都將自己呈現為一位「安靜的反叛者」，與政府及宗教體制正面衝突。這樣的堅定，標誌了他自2002年獲任命為香港主教以來的牧職生涯。由於陳日君主教始終關注中國地下教會中貧困與受壓迫者的需要，香港的信眾也視他獲任樞機主教為梵蒂岡對他堅持社會正義立場的肯定。

「人生的目的，」陳日君在出庭後的一次訪談中說，「就是成為一個有誠信、公義與仁慈的人。」

然而，這並不會使他對錯誤的事的譴責變得含糊。他曾形容梵蒂岡與中國政府於2018年達成、共同任命主教的臨時協議為「公然邪惡、而且不道德，因為它使一個分裂的教會合法化」。

「敞開的門」(Open Doors) 在其《全球守望名單》中，將中國列為全球第15名「成為基督徒最艱難的國家」。由於中國天主教徒與梵蒂岡之間的國際聯繫，他們面臨的迫害甚至比新教徒更嚴重。1951年，中國共產政權與梵蒂岡斷絕外交關係；六年後又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以監管全國的天主教會。

陳日君於1932年出生於中國大陸，正值日本入侵滿洲的次年；這場侵略最終促成了亞洲戰場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48年，他從上海移居香港，當時距離這個仍屬英國殖民地的城市被升格為天主教教區，才過了兩年。他留在大陸的天主教家庭成員，則承受了毛澤東政權的迫害，因為該政權視教會為反革命勢力。

在香港，陳日君就讀於一所隸屬於鮑思高會的天主教學校。該修會創立於1859年，旨在幫助貧困、缺乏教育的男孩與年輕人。

1961年，陳日君晉鐸成為司鐸，三年後在羅馬的鮑思高宗座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78年，他出任地方修會的負責人，同時專注於堂區牧靈事奉。然而，1989年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向和平抗議的學生開槍後，陳日君深受觸動，想同樣投身服事中國大陸的教會。

隨後不久，他獲得中國政府許可，每年在政府管理的天主教神學院任教六個月。儘管他對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感到震驚，但在接下來的七年間，他刻意對自己的觀點保持沉默，以維繫與中國官員及地下教會之間的關係。

陳日君形容自己在中國的那些歲月，是一段「受到熱情接待、也十分美好的時光」。共產政權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閉神學院，但後來那段時期，神學院裡坐滿了學生，他可以教導自己想教的內容。然而，他同時也清楚看見其中的限制：密探滲入學校；由政府官員組成的理事會成員佔了一半，並且每週兩次講授馬克思主義；甚至連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負責人也無法自由地致電梵蒂岡。

「在中國，一切都是假的。」陳日君如此說道。

1996年，當他在中國的任期結束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香港輔理主教。一年後，英國同意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提是香港在未來五十年間，將在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司法制度與法律權利的同時，逐步走向民主。2002年，陳日君正式承擔起牧養香港信眾的最高屬靈領導責任。

幾乎在同一時間，他便投身追求自由的行列。陳日君公開反對政府提出、以打擊「政治顛覆」為名，實際上意在削弱親民主公民社會的立法方案。翌年，他出席每年7月1日反對主權移交中國的遊行禱告會。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期間，他鼓勵活動人士抗議那些被認為將削弱小農權益、強化企業利益的政策。

2006年，教宗本篤十六世擢升陳日君為樞機主教。2009年，他辭去香港主教的職務。隨著他在國際聲望的提升，以及在地方教會行政責任的減輕，陳日君更加全力投入公共倡議的行動中。

2011年，為回應香港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指派外部人士進入天主教學校的校董會，陳日君展開一次為期三天的絕食抗議。期間他只飲水並領受聖體，並指控政府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學生支持共產黨。然而，他同時敦勸信眾不要仿效他的禁食，也不要發起公民抗命運動，免得教會最終完全失去對學校的掌控權。

這場抗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在2014年9月，他再度以實際行動聲援大規模示威，要求落實「主權移交協議」中保障香港行政長官直選的條款。中國方面同意港民可以投票，前提卻是候選人必須由中央篩選。隨著「雨傘運動」席捲街頭，警方以強硬手段回應、施放催淚瓦斯並進行拘捕。一些教會敞開大門，提供庇護、洗手間與禱告空間。三位主要的運動領袖呼籲暫停抗爭，陳日君也與他們一同向警方自首，隨後全數獲釋。

事件發生兩週年之際，他在政府總部外的人行道上舉行彌撒，示威者排隊與這位廣受歡迎的神職人員合影自拍。政府指控教會「包庇暴徒」，但個別官員仍認可陳日君的聲望。有一次，這位當時已屆80歲高齡的樞機搭乘公共巴士，花費40分鐘前往監獄探望一名行動人士時，車上的警衛還主動讓座給他。

「如果你忠於自己的原則，連敵人都會對你保有幾分尊重；但一旦你向他們的要求低頭，你就成了奴隸。」陳日君如此說道。

最終，他再次落敗，中國政府官員依然牢牢掌控香港選舉程序；然而，陳日君的關注也轉向了羅馬。意識到北京與梵蒂岡的關係逐漸回暖，他曾請求教宗方濟各不要訪問中國。然而，2018年，中國與教廷仍正式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引發陳日君的嚴厲批評。「教宗方濟各需要有人讓他從過度的熱情中冷靜下來，」這位樞機如此說。

整體而言，陳日君與方濟各之間仍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在他2019年出版的著作《為了熙雍，我決不緘默》(For Love of My People I Will Not Remain Silent，出自以賽亞書62:1) 中，他描述一次在聖伯多祿廣場彌撒結束後的場景：教宗走向他，以手勢比劃出彈弓的動作——象徵他如同大衛一般，迎戰巨人。又在去年五月方濟各的葬禮上，回憶起教宗曾詢問他，作為一名鮑思高會會士所立下的承諾是什麼；當陳日君重述對聖體、聖母瑪利亞以及教宗的三重敬愛時，方濟各笑著回應：「沒錯——敬愛教宗！別忘了這一點！」

儘管在政治議題上具有濃厚的民粹吸引力，陳日君在神學與教會制度上，始終支持傳統的天主教道德觀與教階制度。2021年，他批評方濟各對拉丁彌撒所施加的限制；2023年，他質疑教宗關於為同性伴侶祝福的指引；而在2025年，他更對教宗推動的「共議同行」主教會議 (Synod on Synodality) 提出警告，憂心其中談及的「受洗者的民主」概念，最終可能把那些並不固定參與教會生活的天主教徒也納入其中。

談到方濟各在年輕人 (包括許多香港青年) 之間的高人氣時，陳日君表示，教會之所以有改革的需要，是因為人本身就是罪人；但改革同時也充滿危險，絕不應削弱使徒性的司鐸職分。改革——正如新教宗教改革那樣——曾讓天主教會付出「失去相當大一部分教會」的沉重代價。

然而，當中國與梵蒂岡在2020、2022以及2024年接連續簽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時，陳日君的怒火並非指向方濟各本人，而是轉向教宗的首席顧問、國務卿帕羅林樞機 (Pietro Parolin)。陳日君表示，這項協議的主要設計者更重視外交而非信仰本身，甚至涉及「蓄意的謊言」。

而陳日君偏好以長遠眼光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