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耶穌曾是個難民

上週，美國國務院下令《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 等接受聯邦補助計畫幫助難民在抵達美國的最初幾個月安頓的機構「停止所有工作」。而就在不久前，美國政府臨時發布命令，讓逃離阿富汗塔利班迫害的人——包括曾在美軍與蓋達組織的戰爭中協助美國的人——陷入極為不穩定的困境。

眼下的問題不僅是全球對難民的反對聲浪，還有某些反難民人士在難民被拒絕時所表現出的幸災樂禍，甚至對那些提醒他們「拿撒勒人耶穌也曾是個難民」的人加以辱罵。

但耶穌真的曾是個難民嗎？如果是，這個事實有何重要性？

關於耶穌是否曾是難民的問題，其實非常清楚，毫無爭議。聯合國目前對「難民」的定義是：「因迫害、戰爭或暴力而被迫逃離本國的人。」這與英語中該詞的日常用法一致。例如，《韋氏詞典》對「難民」的定義是「逃亡者」，尤其是「因逃避危險或迫害而前往他國或安全處的人」。

馬太福音記載，當東方的星象家來到猶太地，傳遞彌賽亞已在伯利恆誕生的消息時，希律王勃然大怒，下令屠殺伯利恆及其周邊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嬰 (太2:16)。但約瑟此前已因夢中天使的警告，受指示帶著家人逃往埃及 (太2:13)。

聖經告訴我們，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在埃及避難，直到希律王去世。即便如此，當約瑟得知希律的兒子亞基老接管了猶太地時，再次在夢中受到警告，知道局勢依舊危險，於是退到加利利的拿撒勒 (太2:19-23)。

此外，馬太福音記載，耶穌逃往埃及的事件不僅僅是一場家庭避難，更與以色列人在歷史上的經歷產生深層的先知性連結。如馬太所言，這次的逃亡、成為難民及耶穌後來的歸回，應驗了先知的預言：「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太2:15)。

那位先知就是何西阿，上帝曾對他說這句話，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下出埃及的事件 (何11:1)。當時，上帝透過摩西對法老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侍奉我⋯』」(出4:22-23)。

耶穌，作為以色列歷史的終極實現者，重演並救贖了這個故事。正如上帝曾讓以色列人寄居埃及以躲避飢荒，同樣的，上帝也在埃及保全了以色列人耶穌的性命；如同上帝指引希伯來人逃離迫害他們的王，上帝也指引彌賽亞的家庭逃亡；如同上帝在曠野保護以色列人，並引導他們渡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後，也在聖靈的帶領下進入曠野 (太3:13-4:11)。

從出埃及那一代人到耶穌誕生之間，聖經記載了許多難民的故事。例如，耶穌的祖先喇合——耶利哥城的一位妓女——因幫助約書亞的軍隊攻取應許之地，離開自己的民族，投奔以色列人 (約書亞記2章)。另一位祖先，寡婦路得，則離開摩押與婆婆拿俄米一同前往伯利恆，靠拾取田間遺落的麥穗為生 (路得記1-2章)。

路得原以為，作為外邦人，她會受到以色列人波阿斯的輕視，但波阿斯卻稱讚她，因她離開父母與故土，為了照顧亡夫的母親而住在陌生的百姓中間 (得2:11)。波阿斯更奉「耶和華以色列神」為她祝福，因她「投靠在祂翅膀下」(得2:12)。

耶穌的祖先大衛，也曾因掃羅王的追殺而四處逃亡 (撒上19:18)，甚至一度避難於敵人的領土迦特 (撒上21章)、藏匿於山林洞穴 (撒上26:1-3)，又逃往非利士地 (撒上27-29章)。

聖經中類似的例子多不勝數，正如聖經所言：「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希伯來書11:32, 37-38)。

耶穌來到世上，正是進入這樣的故事之中，祂也呼召我們跟隨祂加入這個故事。

那麼，這對我們國家的難民政策有何啟示呢？從某種層面來說，沒有太多的啟示。畢竟，沒有任何國家能接納所有難民，正如沒有一個人或一間教會能照顧所有寡婦與孤兒。一個國家為了維護公義與秩序，謹慎篩選並排查難民，是合理且必要的 (羅13:1-5)。基督徒對於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可以持不同意見。

然而，即使基督徒可以對一個國家能接納多少難民持不同看法，我們卻無權違背聖經對難民的看法，以及我們應當以何種動機來回應這個議題。而這最終確實會影響我們支持的政策方向。

聖經雖沒有建議我們一套具體的稅收政策，但聖經教導確實塑造了稅吏的良心，使他們不濫用權力、不勒索百姓 (路3:13-14)。試想，若一個社會普遍容忍貪污，並且制定稅法只是為了「獎勵朋友」、「懲罰敵人」，我們不需要詳細的政策藍圖，也能預見這種動機必然導致不公義的政策。

一位在稅務機關工作的基督徒，不應該強行推動某種「聖經式的稅收政策」，但他應該讓自己的思想及良心受聖經的塑造，知道聖經對那些「不為孤兒伸冤、不聽寡婦委屈」的人所發出的警告 (賽1:23)。

在全球充斥著反難民言論的時刻，許多人的用字遣詞既醜惡且充滿仇恨，基督徒此時面臨的關鍵考驗依然是：對我們而言，誰是我們「看不見」的人？

那些自身不是難民的人，可能會認為這個議題與自己無關。然而，試想我們在面對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時，會有多麼不同的做法？

例如，我認識一些人在反對阿片類藥物 (opioid) 濫用的問題上，付出極大努力。他們之所以積極發聲，不是因為他們過去曾支持濫用藥物，而是因為他們親眼見證了這種成癮帶來的毀滅性影響。若不是親身經歷，他們或許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認識許多致力反對在世上任何地方進行種族滅絕的人，因為他們的家族歷史中曾有人在猶太大屠殺 (Holocaust) 中喪生，或曾逃離納粹政權。他們當然不可能成為支持種族滅絕的人，但他們特別敏銳地意識到，當人們的良知對此類暴行麻木時，會發生什麼事。因此，當中國為維吾爾人設立集中營時，他們很快便意識到其中的危機。

大多數美國基督徒並非難民。許多人甚至不認識任何一個難民家庭。因此，他們或許會選擇對難民的困境視而不見。然而，沒有一個基督徒的良心可以容忍難民遭受不公的對待。而我們確實都至少認識一個難民家庭。事實上，我們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若我們在基督裡，祂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 (林前10:1-2)。

難民往往不受本地人歡迎，甚至常成為替罪羊，被人詆毀。「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希伯來書》這樣說。「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來13:12-14)。

那位在城外受辱、被咒詛、幾乎孤立無援的耶穌，今天呼召我們跟隨祂——無論祂走向何方，跟隨祂到那裡。祂呼召我們關心那些祂關心的人，因為即便沒有任何人聽見，祂仍能聽見那些在危難中的人的哀哭聲 (雅各書5:4)。

我們或許不總能在難民政策的制定上達成共識，但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被警告過，若我們對受苦者的心變得剛硬，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的心應當如此被基督的故事所塑造，以至於當我們聽見自己鄙視地脫口而出：「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東西嗎？」時，能夠立即警醒 (約1:46)。

是的，耶穌曾是個難民。今天，祂仍在難民營之中。我們的心也應該在那裡。

羅素·摩爾 (Russell Moore) 是本刊的總編輯，領導公共神學計畫 (Public Theology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