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週日 (12/29) 在喬治亞州普萊恩斯的家中去世，享壽100歲。他直言不諱地談論耶穌和公義，以一位進步派福音派基督徒的身份進入白宮。
卡特是美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總統，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仍在他的家鄉喬治亞州教授主日學，並在慈善機構《仁人家園》擔任志工。
身為在美國深南部 (Deep South) 長大的種族融合主義者，卡特在神學上是個保守的福音派，但在政治上隸屬進步派 (或稱自由派)。這些互不兼容的特色束縛了卡特的政治生涯，卻使他成為我們時代最迷人的福音派人物之一。
1976年，《花花公子》雜誌刊登一篇對當時還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卡特的著名採訪。那些真正讀過這篇充滿挑逗意味的訪談的人，可以輕易看出卡特在基督信仰上的敬虔。
然而，過度兩極分化的政治似乎只容許兩種選擇。世俗的評論家嘲笑卡特過於謹慎地坦承「我內心曾經犯過姦淫」，並形容他為「能撥打上帝熱線電話的鄉下來的浸信會教徒」。而保守派的基督徒——不承認自己讀過這本色情雜誌——卻猛烈抨擊卡特在這篇採訪裡使用「screw」這個詞，認為具有領導美國道德品格責任的人根本不應接受這種淫穢雜誌的採訪。
這次訪談差點讓卡特輸掉選舉。四年任期後，他仍夾在兩個極端陣營之間，最終連任失敗。然而，充斥著卡特總統生涯裡的張力，對他而言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來自普萊恩斯的孩子
卡特的童年為他奠定了充滿挑戰的人生調性。從許多方面而言，喬治亞州的普萊恩斯鎮 (Plains, Georgia) 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典型的南方小鎮。這裡並不繁榮，卡特在一個沒有自來水、電或隔音牆的家庭長大。這個城鎮在政治上很保守，當地有許多白人加入約翰·博齊協會 (以極右翼、反共、支持白人至上主義著稱)。這個小鎮也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當年輕的卡特和他的黑人朋友一起前往牧場打獵和釣魚時，他們總是讓卡特——這個未來的總統，先行進到牧場裡，這是一種種族恭順的表現。
保守的福音派文化也是普萊恩斯鎮的主流。卡特整個童年歲月都努力的不說髒話。他在一間美南浸信會教會聚會，在那裡受洗，並在後來的歲月裡將自己的生命再次委身於基督。年輕時，卡特曾到賓州和麻州宣教。成為總統後，卡特曾向外國領袖傳福音，敦促他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個人的救主」。卡特如此積極傳福音的行為可追溯自他在普萊恩斯鎮的時光。
但普萊恩斯鎮當年才正剛開始向世界敞開。卡特是第一位在醫院出生的總統。他之後進入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學院，成為一名核潛艇工程師。幾英里外喬治亞州的阿梅里克斯市 (Americus) 有一間基督教種族融合的慈善農場 (Koinonia Farm)。卡特敬虔的母親勇於挑戰種族隔閡的界限，並自認是女權主義者。著名的黑人民權活動家安德魯·楊 (Andrew Young) 後來回憶道：「所有曾與我共事過的自由主義者，在滿是黑人的房間裡都會感到緊張，但吉米·卡特不會。」
在美國海軍作為核潛艇工程師並展現前途無量的職業生涯不久後，卡特違背妻子的願望和上司對他職涯的期待，回到普萊恩斯鎮，成為一名花生農夫。他在挽救家族事業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功，並展開長期的公民服務生涯。卡特加入並領導多個農業協會，還擔任獅子會地區總監。在民權運動逐漸升溫之際，他勇敢地加入地區教育委員會，致力於促進公立學校的種族平等及融合。
事實上，1955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裁決後，卡特面臨了巨大的壓力，被要求加入「白人公民委員會 (White Citizens’ Council)」。一群男子在他的倉庫裡懇求他，聲稱社區內每位成年白人男性都已加入，只有他例外。儘管有人威脅要抵制他的生意，憤怒的卡特還是從口袋裡掏出5美元，說：「我會把這張鈔票沖進馬桶裡，但我絕不會加入白人公民委員會。」
對正義的追求持續推動著卡特進入政治領域。在競選喬治亞州參議員時，他解釋自己希望能「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建立正義」。深受政治神學家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Niebuhrian Realism）影響，卡特逐漸培養出一種溫暖的福音派敬虔信仰、強烈的歸信主義，以及對政教分離的堅定信念。
然而，他所屬的美南浸信會對政治的價值並不那麼認同。「你到底為什麼要參與政治的骯髒遊戲？」一位來訪的傳道人問他。卡特則以表達他雄心壯志的方式回答：「你覺得成為一間有七萬五千名成員的教會牧師如何？」
但這位當年39歲的年輕政治家很快就理解到，政治可以變得多麼骯髒。在選舉失敗後，卡特得知有117名選民以名字完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方式投票。事實證明，這些人之中有許多人不是已經過世、搬到外州，就是人在監獄裡。憑藉他政治生涯一貫的頑強毅力，卡特展開了調查，選舉結果因而改變。
但這位政治家並非聖人。雖然政治觀察家讚揚他在政治生涯中高效率、富有同情心和勤奮的服務，有時卻仍會顯露一種不光彩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
1970年卡特競選州長時，他的幕僚們 (自稱是「惡臭智囊團」) 採取一種不道德的競選方式。在一個極具煽動性的種族挑撥例子中，他們使用一張他的自由派對手卡爾·桑德斯 (Carl Sanders) 與亞特蘭大老鷹隊的黑人成員慶祝奪冠的照片。
這張照片旨在藉由將桑德斯與酒精及非裔美國人聯繫起來抹黑他。雖然跟卡特其他對手相比，這種手段並非過份低俗，但這仍是不折不扣地利用所謂的「南方策略」，目的是贏得種族隔離主義者的選票。
道德上的少數派
但隨著卡特在全國知名度的提高，這並非他讓人最印象深刻的事蹟。「你不會喜歡我競選的方式，但你會喜歡我組織的政府，」卡特曾如此告訴全國城市聯盟主席弗農·喬丹 (Vernon Jordan)。
卡特領導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州政府樹立了新南方 (New South) 地區不曾有過的種族啟蒙模範。此外，與滿口髒話的約翰遜和腐敗的尼克森相比，卡特似乎是個道德正直的典範。
卡特在1973年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於亞特蘭大的佈道大會上演講，並經常為他的信仰作見證。身為州長時，他曾在衛理公會大會上分享：「我是一位花生農夫，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父親，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基督徒。影響我生命最深的重要因素就是耶穌基督」。
像這樣的言論在那個時代的政治家裡並不常見，卡特吸引了廣泛的福音派選民支持他1976年的總統選舉。他在能源改革、環境保護、巴拿馬運河問題及中東和平談判等方面提出的中間派政策，提升了他在一群新興的進步派福音派選民中的聲望。這些福音派基督徒曾抗議越戰、推動種族正義，並在1972的總統選舉裡支持喬治·麥戈文 (George McGovern)。
但多數福音派基督徒僅僅只是因有個直言不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參與總統選舉而感到高興。一些以前不曾投票的福音派選民也為了卡特去投票；以前未曾為候選人拉票過的福音派基督徒也開始為卡特拉票。
卡特獲得民主黨提名後，福音派雜誌和報刊很快就開始讚揚卡特。民主黨大會結束兩天後，《今日基督教》雜誌便出現數則為卡特宣傳的滿版廣告。其中一則廣告呼籲福音派讀者購買剛出版的書，《吉米·卡特的奇蹟》。
另一位支持者畫了一張很受歡迎的海報，海報上的卡特長髮披肩，身著聖經服裝，並在標題寫下：「卡特可以拯救美國」，暗示著「吉米·卡特是耶穌基督的政治代言人」的想法。
卡特結合了民粹福音派的言論及對失落的美國的恐懼，在福音派裡產生巨大的效果，因為這些福音派選民覺得自己處於美國文化的邊緣。「我是一個局外人，你也是。我想與這個國家的人民建立一種親密的關係，」卡特在競選期間經常如此說。「我成為總統後，這個國家將重新屬於我們。」
福音派基督徒幫助民主黨在總統選戰大獲全勝，擊敗共和黨的傑拉德·福特 (Gerald Ford)。在那個時代的宗教及政治氛圍裡，福音派基督徒更支持右派政黨而非左派政黨尚未成為定論。因為共和黨 (右派) 由世俗菁英主導，並且共和黨的寡頭們覺得沒有必要滿足宗教保守派的期待。
道德上的多數派
卡特在總統任期內並沒有實現他競選時的承諾。一些他無法控制的事件——尤其是經濟停滯、高通貨膨脹及阿富汗和伊朗的外交危機——限制了他的工作效率，使他連任失敗。
此外，他也流失了福音派的支持。卡特在1976年時享有廣泛的福音派支持，但卻沒有針對此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選舉活動，沒有培養自己最顯而易見的宗教選民的支持度。福音派批評者指出，卡特沒有在白宮舉行宗教儀式，也沒有任命宗教保守派人士擔任重要的行政職位。
最重要的是，他們憤慨卡特受制於民主黨在文化上的左傾主張，特別是在墮胎議題上。在那個時代，墮胎議題通常被視為天主教所重視的議題，直到1970年代中期，墮胎都不是福音派主要關心的議題。但在卡特任期的後期，「墮掉卡特」(Abort Carter) 的標語大量出現，因為反對墮胎的福音派人士認為卡特「在他個人生活裡反對墮胎，但在政策上支持人民個人的選擇權 (Pro-Choice)」這種立場沒有太大意義。
卡特在墮胎問題上的態度也逐漸觸怒政治左翼人士。最終，他卡在在一長串議題上沒有共識的兩大陣營之間，包括公立學校是否可帶領學生禱告、私立學校的稅收問題，以及憲法《平等權利修正案》。許多福音派領袖苦澀地撤回對卡特的支持。在1979年的白宮家庭會議後，老傑瑞·法威爾 (Jerry Falwell) 牧師指責卡特不願意捍衛「傳統家庭」，讓美國「變得墮落、頹廢、士氣低落」。
對卡特及更廣泛的福音派左派基督徒而言，一個「政黨結構硬化、政黨間爭奪正統文化話語權的時代」的出現，是一種巨大的不幸。到了1980年，卡特大部分的福音派選民已倒向羅納德·雷根 (Ronald Reagan)，一個曾離婚並再婚的好萊塢演員。
諷刺的是，正是卡特自己催生了美國基督教的政治動員，喚醒了一度沉睡 (不投票) 的福音派選民。進步派福音派神學家羅恩·塞德 (Ron Sider) 調侃道：「我們喚醒 基督徒參與社會及政治行動，結果得到了八年的羅納德·雷根。」
人道主義巨人
卡特卸任總統時，得到了外界「立意良善，但最終毫無效率的管理者」的評價。然而，近年來，學者們更加強調卡特在一些重大議題上的卓越努力，包括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大衛營協議》，將巴拿馬運河歸還巴拿馬，與蘇聯協商核武器限制，以及在人權議題上為羅得西亞 (辛巴威共和國的舊稱)、烏干達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發聲。
卡特卸任總統後幾乎沒有太多休息時間。傳記作家巴爾默 (Randall Balmer ) 形容卡特是個「靜不下來的人，充滿一種瘋狂的仁慈 (frenetic benevolence)」。卡特一直是《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 的堅定支持者，該組織的起源可追溯至當年的科伊諾尼亞農場 (Koinonia Farm)。卸任後不久，卡特創立了《卡特中心》，致力於解決人權侵害問題、根除疾病，並協調海地、圭亞那、衣索比亞、韓國和塞爾維亞等交戰雙方的和解。他的努力使他贏得200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編按：《國際仁人家園》是個國際慈善房屋組織，以「世上人人得以安居」為理念，相信擁有一個安全且人們可在經濟上負擔的家園，能夠解決貧窮及跨代貧窮的問題。）
《卡特中心》所在的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前校長詹姆斯·拉尼表示：「吉米·卡特是歷史上唯一一位讓總統職位成為墊腳石的人。」
最終，卡特展現了多元的福音派運動全部的可能性。對那些堅信保守的神學必然等於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場的人而言，這位前總統表明了，福音派有時在民權、環境保護和性別平等等議題上能持溫和或進步派觀點。然而，卡特的政治生涯也顯示了他重大的局限性。這位進步派福音派領袖雖然登上美國最高的權力位置，但因自身群體 (福音派基督徒) 的反彈使總統任期受挫，斷送了連任的可能性。
卡特因高政治曝光度而引發的緊張關係已大致平息。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人道主義領域的傑出成就，以及在喬治亞州鄉村敲釘子、教授主日學的和藹形象，使得卡特在漫長的告別中為他非凡的一生畫下溫暖的句點。
大衛·R·斯沃茨（David R. Swartz）在亞斯伯里大學（Asbury University）教授歷史，是《道德的少數：保守主義時代的福音派左翼》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