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後，我開始接受心理治療，當時我正經歷一段分手。朋友告訴我，我需要努力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線。他們說，我可能正在經歷一段「有毒的前任」帶給我的創傷。更有可能的是，我一直處於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中。
我在第一次就診前填寫的初診問卷上，把我從別人那裡聽到的形容詞重複一遍。我尋求治療是爲了「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限，因爲前一段相互依賴的關係為我留下心理創傷」。
但在幾次充滿了我從朋友和網路上學來的術語的無效治療後，我不再使用這些術語了——創傷、相互依賴、情感界限。我發現我使用的這些術語讓我自己與現實的距離更遠，我把「自我保護」誤認為情感成熟。
我的意思不是這些專有名詞完全不準確，而是它們已經變成被過度使用的陳腔濫調，成為過度簡化的符號，讓我無法理解自身經歷中的細微差異。我所經歷的並不是「創傷」，我只是太過害怕接下來的戀情會是什麼樣子，我擔心再次戀愛的結果會和之前一模一樣。
我並非唯一一個習慣使用「心理治療術語」的人。多虧社交媒體的影響，曾經只侷限於臨床心理治療的術語如今在日常對話中無處不在。我們形容難相處的室友是「有毒的」；人際關係之間的衝突是種「虐待/苛待」；每個前男友都是「自戀狂」，我們人生的壓力變成「創傷」。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都是「煤氣燈效應」中被操弄的對象。
當然，有時這些說法是很有用的。隨著心理/精神疾病案例數量的增加，我們也應認真了解一些常見的概念。隨著越來越多人願意討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心理治療本身也逐漸去污名化。聽到其他基督徒自由地談論家暴/被傷害的經歷，也許能鼓勵受害者站出來，認識到自己痛苦的童年是「創傷性」的，也許能讓人更願意尋求專業的幫助。
但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應持謹慎的態度，小心我們是否過度依賴使用心理治療的語言來描述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濫用這類語言有其後果──不僅會影響我們真實地理解自己的生命經歷，還可能會影響我們作爲基督的肢體的共同生活。我們如何使用語言會影響我們如何行事為人，而濫用心理治療的語言有時可能會限制我們愛鄰舍的能力。
過度使用心理治療語言——或斷章取義（望文生義）式的使用它們，會將原本類型不同的艱難經歷混爲一談。這種語言意義上的混亂在最好的情況下會造成人們更難好好地理解彼此，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會造成傷害。
舉個例子，幾年前，我在社交網站上看到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形容略過一頓飯是「自殘」的行為。當然，這確實有可能是飲食習慣失衡的徵兆之ㄧ。但在許多情況下，不吃早餐雖然有點遺憾，但卻是良性的。把少吃一頓飯定義爲「自殘」有損於理解自殘這個詞真正意義的嚴肅性。
然後是創傷（trauma）這個詞。我聽過有人用它來形容「在學校修了一堂很難的課」的經驗，或在我第一個租屋處看到蜈蚣的反應（這是真實故事！）。但是，當創傷變成對一般衝突事件或日常壓力的合理形容詞時，它的真正含義──「遭受真實的生死邊緣處境/威脅、嚴重的身心傷害或性暴力」──就被弱化了。
用有毒的和煤氣燈效應等詞形容與父母、教授和朋友之間正常的人際衝突，即使沒有惡意，也是不正直的行為。它淡化了那些真正經歷過此種嚴重痛苦的人對這些嚴肅詞彙的理解。
例如，當人們用「虐待/苛待（abuse） 」一詞形容室友之間的爭吵時，對那些經歷過真實苛待傷害（包括在教會中）的人來說，它就不再是一個有用的詞了。對於正在處理性侵、情感虐待或濫權等實際事件的會衆而言，語言的準確性尤爲重要。過度使用一個詞可能會抹殺它的嚴重性，使那些在黑暗山谷中行走的人輕看了自己的經歷的沈重份量。
過度使用心理治療語言讓我們無法聽到彼此的聲音。有時還會給我們一個完全停止相互傾聽的藉口。當一個朋友認定你們的關係是「有毒的」或「有問題的」的時候，你們很難再做進一步的討論或和解。如果取消某個約定的理由是要進行「自我照護（self-care）」，大概也沒有人能反對。而一旦拿出「情感界限」一詞，就表示這條線是不可逾越的。
當我們使用心理治療語言來停止與人的對話時，人際關係變成一種單向的獨裁統治。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任意使用語言的力量。這種「我–對立於–他們」的氛圍以自己爲中心，而不是以他人爲中心。我對你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因此，我需要空間。我們試圖減少接觸，減少衝突，或任何不舒服及不方便的處境。
這種推卸責任的做法既不利於我們自我反省，甚至也不利於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在「愛鄰舍」這一任務上的失敗。為你的朋友貼上「自戀狂」的標籤比覺察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裡扮演的角色要容易得多；劃定一個「情感界限」遠比為別人自我犧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當我們覺得別人很煩或無理取鬧的時候。
當然，有時後人際關係的界限有其必要性，有時，我們必須勇敢地結束一段關係。但是，將他人從我們的生活中踢出去，永遠是個需要深思熟慮的決定。採用心理治療的語言可能會將原本應是「我們對自己在一段關係中的角色進行辨識和靜心禱告的過程」簡化爲非黑即白一刀切的判斷，不考量他人的複雜性、犯錯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我的母親也許對某段談話的內容的記憶與我不一樣，這不等於她在「煤氣燈操弄」我的記憶，我也不需因此再也不跟她說話。我那情緒不成熟的同事在會議中不尊重我發言的時間，不等同他是個「有毒的人」，不值得我費心思去了解及認識。
我們的弟兄姐妹會惹惱我們、傷害我們、誤解我們。有時後，我們需要私下的對話來澄清事情（太18:15），但在正常情況下，發生衝突不代表我們需要彼此疏遠，或把心理治療的詞彙當作武器。
上帝未曾應許我們會有完美的人際關係，而我們應該求上帝查驗我們的心，指出我們自己眼中的樑木（馬太福音7:5）。我們需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任何「對別人的冒犯」，而不是總是預設自己為被害者（詩139:23-24）。
來自周圍人的「無條件的肯定」短期內會讓我們感覺很好。與冒犯了我們的人保持距離很容易，甚至能讓我們相信自己是正當的要求別人負起責任，是「公義」的作為。但從長遠來看，這些人際關係上的速效解方並無益處──尤其如果我們追求的是真實的基督徒群體關係。
對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共同體既是永恆的，同時也是亂糟糟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團契生活》一書中承認，透過艱難且磕磕碰碰的人際關係，我們才會意識到自己多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與我弟兄的關係失去起初的美好的時刻變得如此有益於我。因爲這些時刻如此透徹地教導我，我們都不能靠著自己的言語和行為而活，只能靠著那真正將我們聯結在一起的那一位的話語和行爲──在耶穌基督裡的罪得饒恕——而活。
心理治療的術語也許會讓我們變得更沒有耐心、更不仁慈、更不慷慨，更不容易原諒，更快進入憤怒。我們的文化太快讓我們把一些關係上的困境定義爲創傷或有毒，然後把我們的鄰舍從身邊推開。我們限制了共同生活所結出的果實的可能。我們把犧牲的愛變成情感上的負擔。
對基督徒而言，這是我們「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機會──我們並非在提倡不健康的人際關係、停止關於心理健康的對話，也並非拒絕接受心理治療提供的洞見，而是要更謹慎地使用我們的語言，更真誠地看待我們的鄰舍，不受限於我們為他人貼上的標籤。
在接受心理治療後，我發現緩慢地（有時甚至是笨拙地）擴展自己的情緒是種富有成效的做法。我的治療師幫助我把我說的話轉化爲合乎各種情況的詞彙。老實說，有時我只是需要有人幫我找出解決衝突的方法。我的治療師經常提醒我，「探戈需要兩個人才跳得起來（一個巴掌拍不響）」，她會在深思熟慮後直截了當地挑戰我，告訴我我是如何曲解他人的。我們一起努力的過程讓我明白，擁有一個良好的支持系統有多麼重要──這個支持系統能以耐心及恩典的態度 「彼此分擔重擔」（加拉太書6:2）。
米婭·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編輯經理。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