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一般的舌頭，無所不在。在這個喧鬧和憤怒的時代，在這個抗議及反抗議的時代，言語燃燒、灼燒、燙傷、刺痛著人們。
雅各曾寫道：「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但是，我們很少人——即使是我們這些跟隨基督的人——願意相信這句勸言。我們不相信「多聽少說」於我們今日面對的現實有益。
正如邁克爾·威爾（Michael Wear）在《我們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Our Politics）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我們屈服於相信「在這個時代需要用敵人的工具（來打敗敵人）」的誘惑。我們為自己的火舌辯解，認為「這只是加入你玩遊戲的方式」，卻無視我們造成的破壞痕跡——我們嘴唇上的火花毀掉了大片森林（雅各書3:5-8）。
當然，太陽底下無新事。憤怒以千兆赫的速度傳播，比信使傳播得更快，但我們的時代並非獨一無二混亂或動盪的時代。教會經歷過更糟糕的情況，尤其是基督復活升天後最動盪危險的初期。
「我被關進監獄⋯⋯挨打的次數多得數不清，一次又一次瀕臨死亡。我被猶太人用三十九根鞭子抽了五次，被羅馬人的棍子打了三次，被石頭砸了一次。⋯⋯我不得不越過河流，抵禦強盜，與朋友搏鬥，與敵人搏鬥，」使徒保羅講述著他在那個時代的傳道經歷（林後11:23-27，MSG信息版）。
這正是使徒行傳第二章中聖靈臨到門徒時的文化處境。聖靈向世界釋放另一種火熱的舌頭——它帶來連結、啟迪靈魂和清晰的見解，而不是分裂、破壞和混亂。這就是我們在五旬節主日紀念並慶祝的屬靈產業。我們需要重新抓緊這份產業，因為我們的時代同樣需要這些火舌，以及伴隨而來的相互理解的奇蹟。
在我加入其青少契的那間教會裡，任何關於「一陣大風」吹進門徒聚集的房間的討論，都集中在這類或那類的方言上（徒2:2）。在靈恩派青少契裡，教會長老們（—深信聖靈的第二次祝福或第二次洗禮）和我們說，如果我們不會說其中一種禱告語言（或稱方言），就不能在青少契領袖小組裡服事。（所以我沒有）
同時，我在主日早上參與的另一間明顯不屬於靈恩派的教會基本上不會提及聖靈。這間教會將「五旬節（聖靈降臨節）」變成古老的美好回憶，將聖靈的顯現看作類似博物館的展覽——饒富文藝復興風格的藝術品在人們平靜、聖潔的頭頂上舞動著嬌豔的火焰。也許在初代教會發生的事有點奇怪，但我們的教會井然有序，一切合乎常理，正常且可預見。（這間教會的解讀確實撫慰了我的自尊心，讓我確信自己的靈命並不比青少契的同儕差）。
儘管這兩間教會的結論大相徑庭，但他們試圖回答的是同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理解五旬節的「舌頭神蹟」？這個問題的焦點非常單一，以至於我直到成年後才知道五旬節還有第二個神蹟：除了舌頭的神蹟，還有耳朵的神蹟。
在這個被巴別塔的混亂所困擾的世界裡，上帝派遣祂的聖靈來恢復人們之間相互理解的能力。五旬節主日既標誌著說的神蹟，也標誌著聆聽的神蹟。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大喊大叫，卻沒有人在聆聽，我們對雅各書所形容的那種火舌的了解遠遠多於使徒行傳裡醫治的舌頭——五旬節那日，人們彼此互惠的奇蹟正是這個焦灼的世界需要「我們的教會」再次體現給世人看的。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關於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領袖智慧小書《狼要與羔羊同居》（The Wolf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中，美籍華人聖公會牧師艾瑞克·羅（Eric H. F. Law）以當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動態作為呈現使徒行傳第2章的框架，以此來解讀所謂的「溝通的奇蹟」。
艾瑞克牧師寫道，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中，我們看到兩群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是門徒，他們大多是來自加利利的漁夫和工人（我們今日可能會說他們是帶著鄉下口音的鄉巴佬或大老粗）。正如我們在使徒行傳後面所了解到的，彼得和約翰等初代基督教領袖在猶太長老和文士眼中是「沒有學問的小民」，而在羅馬殖民者眼中，他們「只不過是猶太教的另一個教派，該教派領袖已被處死」。
第二群人是「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徒2:5）。相較於門徒，這些人之中有許多人是猶太菁英。有些人長途跋涉來到耶路撒冷，花費不斐。或許他們之中有些人是撒都該人，是宗教貴族，在猶太公會中佔有席位，具有政治影響力，並與羅馬政府的權貴有聯繫。就在幾週前，有些人可能還參與了要求彼拉多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動。
艾瑞克牧師認為，簡而言之，第二類人可能會為耶穌的跟隨者帶來麻煩，或甚至其中一些人已經帶來了麻煩。然而，聖靈正是給了這群人「聆聽並理解的恩賜，儘管門徒們說的是另一種語言。」人群中似乎並不是每個人都接受了這種恩賜——有些人還以為門徒喝醉了——但許多人確實聽懂了，並對他們所聽到的感到驚訝（徒2:5-13。
在聖靈降臨節上，上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並帶來了「公義、聖潔和救贖」（林前1:27-30）。軟弱、無知、無能的人被強大、受過教育、有權勢的人所理解了。基督顛倒的國度顛覆了世界的常規。聖靈的火舌帶來的是光照，而不是傷害。
今日的我們——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在這樣的故事中，又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我們是強而有力的那一方，還是無能無力的那一方？這個問題因個人種族、教育和階級等因素而變得複雜，卻是我們許多場文化戰爭中的核心問題。因為同樣的行為和恐懼，如果是來自受困的少數群體，而不是偏執的多數群體，其表現形式就會截然不同。
我自己的背景是白人、農村和工人階級。如今，我和丈夫都是穩固的中產階級，但我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而且我是勉強摸索著才考上大學，因為我不了解SAT考試對入學的重要性，所以沒有報名參加。我的家鄉不是加利利，但可以算是美國版本的加利利。
我認識並深愛著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們在日漸凋零的小鎮上艱難度日，試圖想像自己的孩子在空洞化的社區裡會有怎樣的未來。他們都不覺得自己擁有特權或有什麼權力地位，都對被人認為是特權階層而感到不滿。根據不同的新聞立場，這群人——我的村民——要麼是一群受害者、因被遺忘而合理地充滿怨恨的族群，要麼就是無知的傀儡法西斯分子，對美國民主構成生存威脅。
這兩種對立的形容詞某種程度上來自溝通不良的問題。我們喋喋不休，卻不願傾聽，因此我們無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教會內部也是如此。我們說出別人的罪，卻對自己的罪保持沉默（馬太福音7:3）。我們忽略其他人所處的群體與我們的群體之間複雜又細微的差異，我們以苦毒還苦毒，加入鏗鏘的敲鑼打鼓演奏團（林前 13:1）。
這是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教會需要來自聖靈的清新之風。我們必須悔改，悔改我們正在以所有方式成為一個「懼怕文化和政治環境的力量」遠勝過「懼怕上帝的力量」的教會。我們必須祈求上帝透過聖靈幫助我們尋求在五旬節那日發生的兩種神蹟。
這是我們的時代所需要的——無論我們更傾向視自己為加利利人還是所謂的「更有智慧」的聽眾，都是如此。我想，同時在這兩類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不會只有我：在某些情況下，我的膚色或說話的內容給了我相當大的優勢；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我是一個鄉巴佬，不知道如何在權力的殿堂自處。但無論如何，我都是耶穌的跟隨者，我的身分由祂來定義，我願謙卑地順服基督的呼召——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腓2:3）。在所有情況下，我都禱告求上帝賜給我一切所需。
我想，對耶穌所有的跟隨者而言都是如此。有時，我們需要舌頭/言語的恩賜：這種決心讓我們有能力站在該站出來的地方，抵制必須抵制的事，說出該說的話。但有時我們需要有耳可聽見的恩賜，因為上帝要求我們安靜下來，傾聽，並馴服我們的舌頭。
有時我們有很多權力、力量。有時我們沒有；有時我們有很多需求，有時我們則很富足；有時我們會享有特權，受人尊敬，有時我們被人謾罵和蔑視；有時我們需要捍衛我們所珍惜的東西，有時我們需要為人捨己。但在所有人生季節裡，我們都有聖靈的陪伴，祂總是熱切地在我們裡面做工，並透過我們的生命產生上帝想見到的那種公義。
Carrie McKean是一位居住在西德州的作家，她的作品曾刊登在《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和《得克薩斯月刊》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