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利恆－耶穌誕生的小鎮－今天只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是基督徒（22%）。而在一個世紀前，每5個居民中就有超過4個是基督徒（84%）。
這種急劇下降的趨勢也出現在聖地其他傳統基督教城市。在拜特賈拉（Beit Jala），基督徒的比例從99%降至61%。在拜特薩侯爾（Beit Sahour），基督徒的比例從81%降至65%。
1922年鄂圖曼帝國時代結束時，基督徒佔巴勒斯坦人口的11%，約有7萬人。根據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簡稱PA）2017年的人口普查，現在（2020年）基督徒的人數為4.7萬，僅佔人口的1%。
對於應該將此現象歸咎於什麼原因──或歸咎於誰──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有些人認為是以色列佔領該地造成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是穆斯林沙文主義造成的。
根據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PCPSR）對當地基督徒進行的一項最新調查，絕大多數人的答案是「經濟因素」。有將近十分之六的受訪者認為這是他們考慮移民的主要因素（59%）。
這項民意調查是由總部設在美國、旨在促進基督徒積極參與中東事務的菲洛斯計畫（Phil os Project）委託進行，於2020年1月和2月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的98個巴勒斯坦區域對995名基督徒進行調查。
根據調查結果，與經濟因素相比，其他因素顯得微不足道。
有7%的人提到了安全狀況。另有7%的人提到為了更好的教育機會。還有7%的人指責政治局勢。
只有4%的人指責政治腐敗情況，3%的人回應與宗教因素有關。
但是，這個問題衡量的是離開聖地的傾向背後主要的驅動因素。這其中還有哪些次要因素？
《菲洛斯計畫》「肯定所有基督徒作為原始公民在此地生活和興旺發展的權利"，在加薩出生、現居西岸的《菲洛斯計畫》巴勒斯坦裔宣傳幹事希望了解現實情況——至少理解人們的看法——為什麼許多住在這裡的基督徒生活過得沒有那麼好？
「我們一步一步了解那些反映具體情況的問題，」哈利勒·賽義格（Khalil Sayegh）說。「我親身經歷這些問題，我知道我們的社區也是如此。」
有大約一半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信奉希臘東正教（48%），38%信奉拉丁天主教。福音派和路德宗佔4%。（其餘為希臘天主教或敘利亞東正教/天主教徒）。
整體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1人認為自己「追求信仰」（36%），高於兩年前的23%。
與此增長相對應的是認為自己「沒有特別追求信仰」人數的下降，從27%下降至17%。認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追求信仰的中間派數量較為穩定，約佔46%。
「從中東地區的歷史來看，當民族主義變得薄弱時，一個人的宗教/種族身份就會變得更加有主導性，」總部位於耶路撒冷的穆薩拉哈和好事工（Musalaha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執行董事薩利姆·穆納耶（Salim Munayer）說。
「宗教認同感較強的人具有一種使命感：願意付上留在巴勒斯坦的代價。」
每4名認為自己「追求信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中只有1人（24%）考慮移民，而認為自己「某種程度上追求信仰」的基督徒和認為自己「不追求」的基督徒中，考慮移民的比例分別為41%和45%。
但是，在所有不考慮移民的基督徒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有明顯的使命感：43%的人想展現自己對巴勒斯坦的支持，39%的人拒絕拋棄他們的家人和朋友。
對於考慮移民（約36％）的人來說，他們大致上已失去歸屬感。有70％的基督徒認為自己「完全融入了」巴勒斯坦社會，30%的基督徒則不這麼認為。
穆納耶認為致使人們想要移民的一個因素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即當地政府）的腐敗。有五分之四的基督徒和他意見一致：52%的人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非常」腐敗，30%的人認為有「一定程度」的腐敗。
整體而言，每3名基督徒中就有2人幾乎不信任巴勒斯坦權力機構（66%）。對法院（僅有16%的人信任）和警察（只有22%的人信任）的信任情況則更糟。有五分之一（20%）的基督徒表示在尋求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服務時受到歧視。每4個基督徒中就有3個對巴勒斯坦教育系統描繪的基督教形象表示「不滿意」（76%）。
不過，雖然穆納耶承認這些是基督徒想移民的部分原因，經濟緊縮背後有個更明顯肇因：以色列的佔領和對加薩的圍困。他說，這些行動「限制並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伯利恆福音路德聖誕教堂的牧師蒙特·埃塞克（Munther Isaac）對此表示贊同。
「強調這個肇因主要是出於政治衝突而非宗教衝突，非常重要，」他說。同時他也承認其中有些宗教因素。
「整個大情況很複雜，有很多因素，但明顯地，以色列的佔領最終決定了這裡發生的一切。」
受訪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所擔憂的事也證實了這一點。
每10人中約有8人擔心來自猶太定居者的攻擊，或被趕出家園（83%）。約有十分之七的人擔心以色列會併吞他們（67%）。約十分之六的人認為以色列的目標是將基督徒逐出家園（62%）。
就實際經驗而言，42%的人必須經常穿越以色列檢查站，14%的人因佔領失去自己的土地。
「我們對某些人為了自己的目的/益處，企圖透過使用特定標籤來操縱現實感到沮喪，」埃塞克說。埃塞克經常為考慮移民的青年提供教牧關懷。
「有些人喜歡把我們的處境歸責於『穆斯林』，以掩蓋數十年來以色列的佔領和強迫搬遷的現實。」
但也有很高的比例顯示出他們對巴勒斯坦穆斯林同胞類似的擔憂：77%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害怕薩拉菲亞派（Salafi Muslims）的存在，69%的人害怕哈瑪斯等武裝派別，67%的人擔心《巴勒斯坦基本法》參照伊斯蘭教法。
超過五分之二的人認為基督徒在私部門就業時受到歧視（44%）。同樣比例的人認為穆斯林不希望基督徒在這片土地上生活（43%）。
就實際經驗而言，每4名基督徒就有1人曾被別人稱呼異教徒（27%）。每10名基督徒就有1人表示曾遭遇不好的待遇，他們的孩子在學校因基督信仰被嘲笑（11%），或自己曾被穆斯林鄰居騷擾（10%）。
「即使基督徒可能與穆斯林鄰居有正面的交往經驗，但只要他們知道穆斯林鄰居認為他們會下地獄，他們始終會心存疑慮，」賽義格說。
多數基督徒確實表示社會整體上是友善的。雖然每3名基督徒就有2人（66%）主要住在基督徒佔多數的區域，24%的人住在宗教混合社區，11%的人是穆斯林社區中的少數群體。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們與穆斯林鄰居的關係「極好或正常」（65%），只有10%的人說他們與穆斯林鄰居的關係「一般或不好」。
這與他們對鄰居宗教觀的評價相近。五分之二的基督徒認為他們的穆斯林鄰居「自由或思想開放」（20%），64%的基督徒認為他們鄰居的信仰態度「溫和」，只有9%的基督徒認為他們的鄰居「過度宗教化或極端。」
埃塞克將「恐懼和懷疑」歸咎於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穆納耶認為，媒體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派的宣傳是造成「現實與認知之間有差距」的原因。
穆尼爾·卡基什（Munir Kakish）表示同意。
這位近期獲得認可的聖地福音派教會理事會主席說：「你可以與鄰居建立良好的關係，但無法與網上的仇恨團體建立良好的關係。」
然而，儘管基督徒與穆斯林有正面的互動，也儘管他們認為以色列對加薩的佔領為導致基督徒移居他國人數增加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卡基什還是提到，以色列的承諾也導致一個驚人的統計數字。
每10名基督徒中就有6人贊成一國解決方案（61%）。
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在同一時期進行的類似民調顯示，巴勒斯坦人對一國解決方案的整體支持率僅37%。但對巴勒斯坦裔基督徒來說，他們視這個方案為在確保其社群安全的同時，實現和平的最佳手段。
「在一國解決方案中，來自以色列人的歧視會減少，」卡基什說。「而且以色列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如醫院和就業。」
穆納耶同意這個觀點。
他說：「基於人權的治理方案是最吸引人的，因為基督徒目前被剝奪了許多基本人權。」
埃塞克的書《牆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從神學角度倡導「共享土地」的觀點。 他說，無論人們認為以色列有什麼優勢，傳統的兩國解決方案「正在我們眼前崩塌」。
賽義格將人們對「一國解決方案」的支持歸因於巴勒斯坦裔基督徒對民主的信念、以及上述對伊斯蘭巴勒斯坦的恐懼。四分之三（73%）的人認為一國方案是最好的治理模式，只有11%的人認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是民主的。
然而，即使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有缺陷，基督徒們仍然認為巴勒斯坦的宗教自由程度驚人的好。半數人認為這裡宗教自由的程度「很高或夠高」（50%），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中等或一般」（27%）。
8%的人表示曾邀請穆斯林熟人歸信基督教。
卡基什說，儘管基督徒在外展事工方面「很謹慎」，但在此地討論宗教議題是可接受的，且「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開放」。
雖然穆斯林一直在挑戰基督信仰——23%的受訪者表示穆斯林曾要求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但由於網路上有越來越多不錯的護教資源，基督徒現在「感覺被更多的裝備了」，賽義格說。
不過，在穆薩拉哈和好事工教授宗教和信仰自由課程的穆納耶認為，基督徒「宗教熱程度」的增加助長日益嚴重的社群封閉性。雖然基督徒越來越不「羞於」表達自己的信仰，但他們正在疏遠猶太人和穆斯林。（他對伯利恆附近的基督教大學裡的學生進行調查，發現他們對跨宗教之間的友情的興趣低於穆斯林同儕）。
那麼，在基督徒人數不斷減少的同時，他們的盼望又該從何而來呢？
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需要更多工作機會：56%的人曾向教會諮詢相關問題，52%的人向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諮詢相關問題。只有2%和6%的人認為這些機構應為保障宗教自由做出更多努力。
也許這是因為巴勒斯坦基督徒已相信他們正在實踐自己的信仰。
「我們是個委身於信仰的共同體，我們理解我們的見證、服事和倡導正義與和平的使命。」埃塞克說
「身為教會，我們的職責是傳遞福音裡盼望的信息。」
（本文原先發表於2020年8月4日）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