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神學不只是學術界的事

2014年10月，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被警察槍殺後，科內爾·韋斯特（Cornel West）和其他神職人員組織了一次跨宗教的禮拜來抗議布朗謀殺案。然而，在場的年輕抗議者拒絕了講台上那些他們稱之為「陳腔濫調的神學」，利亞·弗朗西斯（Leah Francis）寫道。據稱，一名神學院學生要求演講者將他們的口號從「讓我們看看民主是什麼樣子」改為「讓我們看看神學是什麼樣子」——學生們實際上是在挑戰牧師們公開的將他們的信仰及他們的行動結合。不要只是跟我們說，不要只是寫下它，也不要以它講道。展現出來，讓我們看見你們的神學。

這個口號同樣適用於我們今天在教會裡見到的許多壓迫和濫權的情況。從近期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和阿莫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的死亡到社會上不斷成長的#MeToo運動，我們社會文化裡的侵害和創傷持續為難著福音派領袖做出適當的神學回應。許多福音派基督徒沒有能力對種族歧視、濫權和其他社會性創傷作出陳腔濫調以外的回應。巴爾納機構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多數牧師覺得自己只有「某種程度」的能力來幫助遭遇重大創傷的會眾。

我們是否能向彼此展示，或至少簡單地闡述我們自己的神學是什麼模樣？我們共同經歷的事——創傷或其他事件——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它，可以為我們的聽眾提供一條回到上帝身邊的路。

2019年6月，美南浸信會的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發布了《關懷報告》，詳細報告了美南浸信會內部長達幾十年的性侵問題。我負責撰寫這份報告的導言，在其中描述了我被青少契輔導及牧師性侵的故事、我對美南浸信會根深蒂固的性侵問題的批評，以及我對改革的呼籲。在教派開年會的前夕，我第一次向為數不小的聽眾講述自己故事——在不知不覺間，我將我的神學從私人生活裡帶出來，使我成為一名公共神學家。多年來，巨大的羞恥感埋沒了我對神學的理解，但神卻在這期間培養著我的神學。

當我有機會直接對著那曾經要求我沉默的教會文化說話時，我呈現了那深藏在我裡面的我個人的創傷神學——我與神的關係全然依賴著祂的恩典，以及祂救贖性地將我從濫權的痛苦中解救出來，並恢復我的生命。

不僅僅專屬於專業人士

公共神學是一種有目的性的努力，將我們的信仰置於公共領域，並為其他人能加入我們而挪出空間。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之一，是透過我們自己的信仰歷程。身為一個公共神學家，意味著我有意識的以我的神學解讀我的人生經歷，並參與在公共領域裡的社會議題。我的信仰不再僅僅是我與上帝的內在對話，而是我自己、上帝和社會之間的公開對話——交織著我的人生歷程。此外，我不只透過分享自己的見證來表達我的公共神學。我也根據我在教會裡好的跟壞的經歷，為弱勢群體發聲。透過我的神學框架分享我所經歷的痛苦，我能幫助其他人重新看到上帝，因為他們自身的痛苦可能已遮蔽了他們對神的看法。

在2009年《國際公共神學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大衛·內維爾（David J. Neville）稱呼以賽亞和耶利米對社會正義公開性的堅持相當於道德上的「聖地」。內維爾接著說，我們可以透過「公共神學挑戰和動搖根深蒂固的結構的程度」來衡量其價值——這些結構讓不正義的事系統化及慣性化。他寫道，上帝將以色列奴隸從埃及解放出來的行動，為那些最有可能被忽視的人、處境不利的人、窮人和最脆弱的人建立了一種社會正義感，並將此與耶穌對社會裡處於同樣階層的人頻頻伸出的愛之手聯繫起來。

耶穌在受審時，持有這樣一種公共神學，讓祂能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在祂被捕之前，一些祂對門徒說的最後的話表明，上帝尊榮那些關心社會裡弱勢群體的人（太25:34-40）。但耶穌並不只是做了一次見證。祂整個生命歷程都有意識的為祂的目的公開做見證。殉道者司提反本身也很脆弱，他逐點敘述猶太人對上帝的反叛時，揭示著自己的公共神學，並向猶太公會提出同樣的指控，然後被他們用石頭砸死。先知拿單面質大衛時，毫不猶豫地以主給他的權威發言。聖經裡充滿了人們透過自己的故事將人們帶回上帝身邊的例子。

我們都是公共神學家

民權運動先驅魯比·塞爾斯（Ruby Sales）告訴我，當我們公開分享我們的故事以改善公共利益時，我們的公共神學會更有信服力。她說，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講述這些故事。我們是否從復仇、自以為是或希望達到報復的角度說話？或者，我們是否是出於公義的憤怒講述我們的故事，希望看到改變，並持著盼望相信教會真的能改變？

我們都是公共神學家，薩勒斯說。即使沒有神學的學術證書，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根據自身的經驗在信仰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神學框架。我們有義務打破中間的牆，站在共同的立場上，透過對我們對共同歷史的認識找到彼此和上帝。我們是以自己的人生來執行公共神學，凱蒂·戴（Katie Day）和塞巴斯蒂安·金（Sebastian Kim）在《公共神學指南》這樣寫道。我們透過認信所有受造物都反映著造物主的形象（imago Dei）並以這樣的方式對待彼此及執行神學。關鍵在於，我們公開的這樣去行，目的是為了改善公共利益。我們通常能從苦難的角度最好地做到這一點。

在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獄中書信》裡的一篇文章，他描述了「從下往上看」的視角。他說，從「被拋棄者、嫌疑人、被虐待者、無權無勢者、被壓迫者和被謾罵者——簡而言之，從那些受苦者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是最好的視角。這三十年來，我身為一個性虐待的倖存者，從下往上看的視角為我的創傷公共神學提供了聲音，並使我有資格為教會裡其他弱勢族群辯護。

不僅僅是見證

在1960年代末期的「耶穌子民運動（Jesus People Movement）」和1970年的「阿斯伯里復興」後，我在美南浸信會裡長大，我對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 ）最早的理解就是透過各種見證。《耶穌子民運動：嬉皮精神革命的故事》一書裡寫道，在耶穌運動時期，人們對皈依的重視程度很高，並描述了一個廣泛見到的公共主題，即因著相信基督，吸毒和酗酒的現象得到了極大的扭轉，最終形成了引人入勝的個人見證。巴斯特拉安（Bustraan）指出，其他相較平庸的信主見證被推到一邊，更戲劇性的、硬核的見證（即從可怕的罪惡裡轉向耶穌）被大力強調。故事越驚心動魄，可信度就越高。

我十幾歲的時候，我聚會的教會會定期派車帶我們青少契成員參加各種運動集會，裡面有包括像邁克·沃克（Mike Warnke）這樣的基督徒，他是位喜劇演員，是《賣撒旦的人》一書的作者，書裡詳細描述他從撒旦教和神秘主義裡轉向基督的故事。沃克故事的真實性後來受到人們的質疑，他的故事充滿了衝擊力，警告他的聽眾撒旦遊戲的危險性，把我們直接嚇回教會。即使在今天，700俱樂部仍有個見證網站，裡面收納包括毒品、酒精和成癮、邪教、巫術和假宗教、死後生命和奇蹟存活等故事的見證。

但我們的見證只是一種縮影，並非全面的公共神學。見證遵循著可預測的三點故事弧線，即「生動的罪、徹底的轉向神，和奇蹟般地人生改變」，導致許多人覺得若沒有這樣的模板，他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這種想法讓主日講台前的信主呼召變得更加強烈，但卻是出於無法逃避的恐懼，害怕自己會因為還沒有準備好而在末日被拋下。儘管我的浸信會神學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這種基於恐懼的見證文化使我每天晚上都要默背認罪禱告，以防萬一。日子久了，我反覆內化了的見證變成更像是「基督是來拯救我而不是來恢復我」。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祂兩者都做。

沃爾特·舒爾登（Walter Shurden）認為，靈魂的自由意指，每個人都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和責任與上帝互動——沒有信條的強加，沒有神職人員的干涉，也沒有民間政府的干預。即使經歷過來自神職人員造成的創傷，我去認識並活在基督裡的自由，成為我日後見證的基礎，但更多的是我更廣泛的公共神學的基礎。

避免過度分享

正如身為一個公共神學家並不意味著我只是簡單地分享自己的見證，它也不意味著分享一大堆事。我成長過程裡經歷的「見證文化」已演變成我們如今在社交媒體和出版業裡見到的透明化運動（ transparency movement ）。現代的見證體裁已轉為一種持續的、終生性的自我揭露、往往含有令人痛苦的細節。凱特·鮑勒（Kate Bowler）在她的《傳道人的妻子：福音派女名人的不穩定力量》一書中描述這類的「揭露產業」，其中不少基督教女性名人透過不斷公開揭露自己的不完美、罪孽和破碎來建立自己的品牌，引導大眾的脆弱性以激起情感共鳴（有時非有意為之）。這類透過公開懺悔揭示個人羞恥的完整且持續性的見證，有時在不經意間，會掩蓋了福音的信息。與之相反的是，公共神學將信仰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避免將髒污的個人細節作為社會討論的核心。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扮演公共神學家的角色，在改善教會和世界共同益處的集體歷史裡分享我們的故事，我們就能勇敢地挑戰種族主義、性侵害、厭女症和家庭暴力等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我們盼望的是改變而不是報復。我們若要使我們的公共神學具有說服力，就要願意大膽地走到公共領域，用我們的信仰和經驗與社會接觸。故事雖是有力量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若利用它來煽動公眾的行動，則容易變質。

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他的文章《十年之後》中，懇求有責任感的基督徒在面對可怕的暴行時公開的堅守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