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7日，長期在中國宣教的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倫敦他的家中去世，全球各地許多人聞訊后，都哀悼他的離世。中西方的政治領袖和一般的信徒都為失去了 “一位基督教任何派別（無論是羅馬天主教、俄羅斯東正教還是新教）差派到中國的最偉大的宣教士之ㄧ” 而深感悲傷。
李提摩太於1845年出生於威爾士農村的一個浸信會家庭，並在那個世紀中葉的一次基督教復興中受浸。李提摩太有一次聽到一篇撒母耳記上15：22的講道，他領受了神對他的宣教使命呼召 – “聽命勝於獻祭”。 不久後，他入學哈弗福韋斯的浸信會學院 (Baptist College in Haverfordwest.)。
李提摩太很快就確認中國為他的工場。他確認中國 “作為最文明的非基督教國家”，日後必能把福音傳播到其他 “比較不發達的國家”。他原本申請加入戴德生剛成立的中國內地會，但在戴德生的鼓勵下，他選擇留在自己的宗派，加入英國浸信宣道差會，並在1870年抵達中國。
在接下來的 45 年裡，李提摩太的宣教事業持續擴展，涵蓋了許多方面在人無法想象的工作。在毀滅性的華北飢荒(1876-1878) 期間，李提摩太被要求帶領宣教士飢荒救濟工作，在山東和山西省拯救了十五萬多人的生命。災後李提摩太留在山西，建立了許多學校和孤兒院，提供職業培訓以支持當地的復原工作。
李提摩太的飢荒救濟工作在山西培養了第一批新教信徒，使該省開放宣教事工 — 李提摩太把不同的宣教團體組織起來在全省分發聖經的部分書信。他決心要避免任何未來的飢荒，透過科學講座和書刊來打開當地精英的眼睛。在他向精英們分享福音的過程中，他帶領了當時常年吸食鴉片的學者席勝魔接受福音。
1892年，李提摩太開始擔任中國基督教文學會理事。他通過學會的眾多刊物向中國青年士大夫介紹了基督教、科學和現代世界，直接影響了世紀交接之際的中國現代化及政治改革的進程。
1900年夏天，飽受貧困、壓迫和迷信困擾且心懷不滿的中國青年在義和團事件中蹂躪了中國北方。義和團又稱為“拳匪”，這是因為他們在儀式中使用武術，號稱刀槍不入。這些來自農村的憤怒的年輕人團隊以外國人及他們的外國宗教 — 以及信奉基督教的當地人——為目標，在短短幾個月內，殺害了近200名外國宣教士和數千名中國基督徒。
在山西的狀況尤為激烈。事後，地方官員請李提摩太出來幫忙與各個不同的宣教機構協商解決賠償。他說服了那個夏天在山西失去生命和財產的各個宣教團體，擱置賠償要求，轉而接受省政府的一筆錢。而李提摩太隨後用這筆錢建立了山西大學堂 (後來的山西大學)，這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之一。李提摩太擔任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他希望現代教育能夠消除那曾經促長如義和團那樣的暴力的迷信，還可以防止該省未來發生飢荒、改善當地經濟，並通過裝備地方傳道人來推動福音在山西的傳播。
李提摩太因所有這些成就獲得中國和西方所頒與的多項榮譽和獎項。當然，像所有宣教士一樣，他仍然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他的大膽和自信帶有強烈的個性，導致他與浸信會宣教差會以及其他宣教機構的同工發生衝突。
因著李提摩太對中國精英傳福音的關注、將福音本土化的努力、以及他缺乏在神學上使用精確語言的興趣 (李提摩太在他的福音宣講中總是熱情大於精確) ，在他的事工後期遇到了麻煩。時至今日，許多學者將李提摩太對某些中國佛教和民間世俗信仰的獨特解讀理解為他晚年在中國轉向宣揚普救論 (universalism) 的證據。
與眾不同的宣教士
當讀到李提摩太這位人道主義者、宗教學者、出版商、教育家和政治影響者時，很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一位宣教士 — 而這才是他希望自己被認定的身份。雖然歷史學家仍然對他在過去這些重大事件中的角色感興趣，但今天的教會需要聆聽宣教士李提摩太的意見。在他從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方法中，有三個特點尤其值得銘記。
首先，李提摩太非常重視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佈道模式來適應中國文化。他深信上帝愛中國人是按中國人原本的樣式來愛他們，要他們信耶穌，並不是要他們不再做中國人。 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中國新教宣教大會發表講話，明確的闡述他的想法：在不犧牲基督教的真理的前提下，我們必須要減少像個外國人的態度，而要有更多同理心。我們在家鄉的弟兄們用適應西方人需求的方式教導基督教的教義及生活原則；我們的任務則是用適應中國人需求的方式教導基督教的教義及生活原則。
李提摩太非常努力去了解當地的文化和語言，將他的宣教方法從他年輕時在威爾士所用的模式和具有的成見轉變為圍繞中國文化經驗的宣教實踐。他選擇深入本土文化，全為了讓福音在中國人心中紮根。這股本土化的熱情，在它對宣教士與生俱來的文化優越感的譴責中圓滿。這在今天對於福音傳播成功與否，就如同李提摩太的時代一樣重要。
其次，當華北飢荒開始奪走李提摩太在山東偏遠內地的朋友和鄰居的生命時，他沒有去詢問宣教事工內容裡是否應該包含人道主義工作。由於因絕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在他周圍激增，有天，他的中國同工敦促他逃到沿海城市的安全地帶。他整夜禱告：
“這是我面臨的危機。我應該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離開，還是應該不顧一切地繼續做我能做的事情？難道這些窮人中有許多人比我犯更多的罪，以至於他們會滅亡而我卻能活下去嗎？”那天晚上我曾起誓，在我離開之前，我會把我最後所有的東西分給大家，而我若離開，也必是為要去尋求外面的幫助。上帝似乎聽到了這個誓言。”
他的這個看見很快就成了他的一種信念: 上帝的國對他的今生及來世都重要，且有掌管他生命的權柄 — 當李提摩太看到他在人道主義上的努力能幫助傳播福音時，他的信念得到了證實。華北各地飢腸轆轆的男女老少在吃飽飯的同時，不僅聽到了福音，還親身體驗了耶穌在行動中的愛。這種實際的見證成為了山西基督新教的基礎。願我們的教會都充滿像李提摩太一樣的基督徒，不僅傳福音，而且用他們的行動證明福音的價值。
最終，所有這些經歷都加強了李提摩太對他的中國鄰舍的認同感，使他產生了發展中國本土教會的強大決心。當李提摩太離開擁有大量外國宣教士的山東沿海，在內省獨自生活和工作時，他從一開始就決定鼓勵新皈依者在自己的家中聚集敬拜，而不是去他牧養的中央教會。每個月對周圍村莊的基督徒進行的家訪使李提摩太能夠識別出那些具有天生領導能力的人，然後他對他們進行門徒培訓。
李提摩太大大地調整了他對教會、敬拜、傳福音和門徒訓練過程的理解，為獨特的中國基督教樣式騰出空間。他對這些新加入的中國信徒的忠心回應感到驚訝：
“這些基督徒中的許多人熱心、委身和奉獻，不僅耐心地忍受迫害，而且奉獻他們的時間和財產、離開他們的農場和商店。有時為了傳福音所需要的錢而去賣掉他們的土地，簡直令人震驚。”
給予當地基督徒尋找自己的基督教樣式的自由，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熱情和委身感，從而結出了更多的福音果實。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基督教時代，西方基督徒最好效法李提摩太的榜樣，認識到並非每個教會都得看起來跟我們的教會一樣。
宣教士李提摩太應該被仍然在致力於大使命的西方教會銘記，也被世界各地致力於福音事工的教會所銘記，最重要的是，被正在追隨李提摩太足蹟的新一代中國基督徒銘記。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李提摩太透過信心的眼光預見到中國將經歷一個 “百萬人皈依” 的時代，這個想法被多數人視為一個浪漫的夢想，或是除非基督教教義被簡化或嚴重世俗化後才有可能發生。
一百年之後，李提摩太的夢想變成了現實，而且這個世界仍然在為中國教會驚奇增長的速度驚嘆。在李提摩太去世之時就已存在的一百萬個中國基督徒在上個世紀又急劇增加。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中國也有 6000 萬基督徒。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督徒總人口超過一億 — 許多人期待這些人將成為自李提摩太所處的那個西方的黃金時代以來最強大的全球宣教力量。
願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效法李提摩太100年前的榜樣，認真對待文化差異，展示基督的同理心，並致力於在上帝呼召他們的地方建立忠心的地方教會。
安德魯·凱撒 (Andrew T. Kaiser) 著有《遇見中國：李提摩太宣教思想的演變(1870-1891)》和《上帝旨意的奔騰：1878年以來在山西的基督教宣教》。他和他的家人自1997年起就住在中國，提供專業服務和公益項目。
翻譯: Yi-Ting Tsai 校對： T. N.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