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亂分子（2020年）1月6日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事件，發生已經有一年了，有兩個畫面至今仍在我腦海中縈繞。 一個是為威脅謀殺美國副總統而搭建的臨時絞架。 而另一個則是舉在憤怒的人群上方的一個牌子，上面寫着：“耶穌救人”。 這兩個畫面能在同一群暴徒中同時出現，標誌着美國福音派的危機。
有些人可能對暴亂中的基督教符號不予理會，這些符號不僅有牌子，還有在已經撤空的美國參議院中庭里“以耶穌的名義”進行的祈禱，而一個頭戴牛角的薩滿就在旁邊。 有些人可能會忽視這一事實，即某些福音派基督徒在事後謊稱，那些暴亂者是一群安提法（antifa，屬於左翼的以高度去中心化為特點的一個反西斯、反種族主義運動——譯註）活躍分子，而不是在集會上受到當時美國總統的煽動，向國會大廈進軍的暴徒。
然而，一項又一項的調查顯示，數目驚人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相信襲擊背後的那個謊言，即2020年的選舉被一個巨大的左翼陰謀所竊取，而這個陰謀不知何故卻包括了喬治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共和黨州長和選舉官員。
一家福音派的超大教會最近幾天為前總統特朗普做東，眾人高呼“USA!”來回應前總統的政治演講。 這一幕對大多數福音派教徒來說可能有點太扎眼了，但民調數據顯示，這並不是一次異常事件。 而同樣的調查顯示，在特朗普時代和暴亂之後，這些人非但沒有“冷靜下來”，反而認為在未來的日子裡，暴力可能是合理的。
在某些方面，我們在暴亂之後一年中所目睹的代表了一種改變。 請注意，越來越多的人自認為“福音派”——這其中許多人甚至不去教堂——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政治運動的宗教標示。
但是，也許在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趨勢代表了某些根本沒有改變的東西。
在暴亂的前幾天，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聚集在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舉行“耶利哥進軍”（Jericho March），重複同樣的謬論——選舉被竊，因此結果應該被推翻。 類似特朗普所做的那類斷言——“如果你不戰鬥……你將不再擁有一個國家”——對美國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來說並不新鮮。
一些人在販售真正的或隱喻性的掩體用品，以應對由於千年蟲（Y2K）、伊斯蘭教法、最高法院的 奧伯蓋費爾裁決 （即 Obergefell v. Hodges，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譯註）、批判性種族理論、借大流行病而永久關閉教堂的陰謀或其他原因而肯定即將到來的文明崩潰。 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對於任何事都持一種末日災難的態度（apocalyptic），而唯獨不顧真正的《啟示錄》（Apocalypse）。
在暴亂者（以及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專制運動）看來，世界末日時刻是緊急狀況，需要採取緊急措施。 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認知偏差：支持法律和秩序的人（有時會引用《羅馬書》第13章卻）卻毆打警察、打碎窗戶，以便阻止國會履行計算選舉人票數的憲法職責。 就是這些人，會嘲笑耶穌基督關於“轉過左臉給人打”（turning the other cheek）的教導是天真和軟弱的。
我們被告知，在這種緊急狀況下不能操心憲法規範或者基督徒的品格。 其理由是，《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不是自殺協議，耶穌的方式只對比這些人更講道理的敵人起作用，譬如把給予我們這種教導的人釘在十字架上的羅馬帝國——我想是這個意思。
這不是后基督教文化的標誌，而是一種后基督教的基督教（post-Christian Christianity）的標誌；不是世俗化社會的標誌，而是異教化教會的標誌。
如果這只是關於那天眾人攻擊國會大廈，那是一回事。 當那些在自己的《聖經》做滿着重標記、在自己的冰箱上貼滿禱告請求的人把這次襲擊當作單純的抗議而忽略不計，強調我們應該“向前看”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這不僅僅是對美國民主的威脅——儘管那已經夠糟糕了——而是對教會見證的威脅。
如果事情變得足夠糟糕，你不得不毆打或殺死一個人，你是不能把好消息帶給他的。 一個人不能通過做壞事來帶來行善。 一個人不能通過使用謊言來“為真理髮聲”。
也許1月6日是我們歷史上一個可怕的反常事件，一個永遠不會重複的事件。 我希望如此。 或者，正如《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所說，1月6日是為今後更多的政變企圖和暴民暴力進行的 “演習”。 我不知道是否是這樣。 無論如何，我都知道：作為美國福音派教徒，我們不能為一年前在國會大廈發生的事情辯護。 我們更不能忽視它。 如果耶穌是拯救者，那麼我們就必須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前進——那就是朝着使命而不是怨恨，朝着福音而不是憤怒。
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在絞刑架之路和十字架之路之間做出選擇。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領導《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