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 她告訴我，我們都認識的一位友人自殺了， 但沒人知道為什麼。
布萊恩（Brian）是一位成功的醫療專業人士，他有妻子、家庭，還有一個非常光明的前途。 我們許多人沒有發現任何顯示問題的跡象，只有一些與他親近的人知道有些不對勁。 直到一天早上他起床不久之後，就自殺了。 大家都非常震驚。
你會如何看待這樣的消息呢？ 人類最痛苦的經歷之一，就是在早上與所愛的人說再見，之後卻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被邀請在布萊恩的追思禮拜中做證道。 我的信息是傳講哀慟的詩篇，和神永恆不止息的愛。 我試圖幫助人們看到，神所應許的喜樂也包括苦難，而哀慟之詩提供了信實的言語，就我的朋友所做的，以及神竟沒有救他這件事，來表達我們的傷痛、破碎、憤怒和失望。
兩個肯定
布萊恩是基督徒；他是耶穌所愛的人，他的家人和許多朋友也是一樣。 不過，雖然福音有很大的安慰，但有些人對他因自殺身亡的立即反應不是安慰，而是恐懼。 儘管使徒保羅堅定地保證，“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8:38-39)，但他們還是為布萊恩的永生未來擔憂。 我想這就是超認知神學（hypercognitive theologies）的問題所在， 它認為我們永恆的未來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愛手中。 如果死或生都無法將我們與神的愛分開，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害怕死亡，甚至是因自殺身亡。 我們只需要相信神的恩典。
接受神不會撇棄那些自殺的人，還是認定自殺行為不是神對人的期待，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難以調合的問題。 正如杜克神學院神學家沃倫·金霍恩（Warren Kinghorn）曾經提醒我的，基督教對自殺的看法，有兩個肯定是不可缺的:
- 自殺是一個悲劇和損失，從未被基督徒鼓勵或視為正面的事。
-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沒有什麼能把我們與神的愛分開。
我們基督徒如果只強調這兩件事其中的一件，我們就錯了。 我在布萊恩的葬禮中的講道就是試圖說明這兩個陳述間複雜的關聯。 哀慟之詩闡明悲劇和損失的現實與神無限的愛這一事實並存。 這種解釋雖不能挪去我們的痛苦，但它確實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安慰的盼望。 我想來參加葬禮的人從那篇講道中得到了幫助。
但後來事情改變了。
驗屍報告出來，結果發現布萊恩的腦下垂體有問題，那可能是導致他的憂鬱症和自殺的原因。 有些人聽到這消息後，似乎奇怪地鬆了一口氣。 “啊！ 原來不是他的精神。 而是他的身體出了問題。”
是的，原因或許是如此，但當我們思考人們有這種反應時，需要考慮兩件事。 首先，信仰二元論是相當令人震驚的。 如果布萊恩的死與他的精神有關的話，那就是一個信仰問題，但如果與他的身體有關，那就是一個醫學問題。 其次，與第一點也相關，看到有些人把醫學當作治療神義論，用來解釋能感知到的邪惡和苦難的存在，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問題出在人的精神上，而人的精神是決定我們是否得救的地方，那麼布萊恩的問題就嚴重了。 但是，如果是生物學的問題，那麼醫學知識就可以解釋它，不需要圍繞著神的本質和人類苦難的意義提出棘手的問題。
現代西方人的問題之一是傾向於將靈魂與精神劃上等號。 在文化層次上，我們對智力、理性、思維敏捷性和學術能力等賦予過高的社會評價。 某些神學思維流派因為把界定的重心放在智力和語言能力上，同時將口頭宣揚耶穌的名作為我們得救的核心和必要，於是就會陷入這種超認知的陷阱。 當我們抱持如此的想法時，精神受到的任何損害就會或暗或明地演變成對靈魂的損傷。
這可能會使基督徒特別難以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腦損傷或癡呆症等。 暗示實際上是靈魂受到損傷，這種想法就如吼叫的獅子一樣遍地徘徊人們意識中。 我的一些心存善意的基督徒朋友因為接受醫學神義論而顯露出的如釋重擔，僅是這種文化現象的一例，而且少說也是令人擔憂的。
一種得釋放的言語
把時間從五年前快進到幾個月前。 我剛從亞伯丁飛到倫敦，正朝機場出口走去，一位陌生人攔住我。 “你是約翰·斯溫頓嗎？”他問我。 如今對於這問題，我永遠都不確定要說是還是不是了！ 但那時我說是的。 他說:“你五年前在布萊恩的葬禮上講道。 我只想感謝你。 我從未那樣想過苦難和喜樂，我更從未想過，向神生氣，並藉著詩篇把憤怒和困惑說出來是可以的。 我只是想說謝謝。” 說完，他就走了。
我離開機場，搭列車去倫敦市中心。 當我想到那短暫的相遇，我開始意識到，當布萊恩自殺後，許多人遇到的問題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他的朋友們沒有適當的言語來對那件事和神發洩他們的痛苦、失落和憤怒。 他們的信仰生活中只有一種表達方式，就是用幸福和希望的話語來表達肯定和自信，但當遇到痛苦、破碎、失望，尤其是什麼是符合《聖經》教導的喜樂時，他們就完全不知道如何說。
他們聽過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約16:20），但他們卻不明瞭這段話的意義。 這種言語的缺乏導致他們轉向醫學和生物學去找尋智慧和心靈安慰的出路。 他們求助於那些學科，不僅是要減輕他們對布萊恩永恆命運的擔憂，那也是他們所熟悉的表達方式。 醫學和生物學的知識讓他們有安全感。 在他們所了解的神學傳統中，他們找不到適當的言語來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恐懼。 醫學和生物學的思維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缺。
在機場遇見的那位陌生人告訴我的是，我講道的信息提供給他一種言語來表達他的悲傷、痛苦和憤怒，而儘管這種言語就在他的傳統信仰中，他以前卻沒有注意到。 我對蘊涵在《詩篇》中的這種能力的闡述，鼓勵他從沉默轉為張口表達。 也幫助他重新認識哀悼和喜樂。
經由了解喜樂的本質和目的，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憂鬱症，這將為我們提供另一條途徑來討論憂鬱症(或是保持沉默)，這使我們得釋放和——我盼望——醫治。 透過基督教喜樂的角度來看憂鬱，可以幫助我們更廣更深地理解憂鬱症，並作忠實地回應。
約翰·斯溫頓（John Swinton）是蘇格蘭亞伯丁大學在實用神學和牧者關懷方面的教授，也是「靈性、健康和殘障中心」的創立主任。 他也是《在風暴中尋找耶穌：面對心理健康挑戰的基督徒的屬靈生活》(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Eerdmans 出版社)的作者，本文內容即取材於該書。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