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s

疫情期間串流媒體消費啟發了菲律賓基督徒新的音樂品牌

作為索尼菲律賓的一個部門,Waterwalk Records跨越了體栽和宗派界限,為在線大眾帶來鼓舞人心的歌曲。

基督徒歌手 Darla Baltazar

基督徒歌手 Darla Baltazar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6, 2022
索尼音樂菲律賓提供

羅斯林·皮內達(Roslyn Pineda)在疫情期間除了與上帝更親近之外,她在網上與多年未見的基督徒朋友重新結連起來。 雖然她在香港已經生活了20年,但她以前在菲律賓時就參與了他們的小組查經。

作為索尼音樂菲律賓(Sony Music Philippines)的總經理,在這個全球性時刻,她開始思考基督教音樂的重要性。

“面對COVID-19帶來的許多困難和巨大損失,人們會轉向上帝,這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嗎? 無論他們知道與否,他們生命中難道不需要更多基於信仰和鼓舞人心的音樂嗎?”身為菲律賓人的皮內達問道。

2021年10月,皮內達和索尼音樂 開創了 Waterwalk Records,這是一家專注於當代演藝者和串流(streaming)媒體聽眾的基督教音樂品牌。

這個新的音樂品牌為傳福音和商業兩方面都帶來希望。 索尼面向基督教的部門 Provident 將菲律賓列為美國以外的前10大市場之一。 聽眾人口種類是教會和商業都最想得到的:16至35歲、追求真實性,並通過Spotify和YouTube消費音樂的一群。

皮內達說:“這是一個未開發而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 我們必須到串流媒體市場所在的地方。 雖然我們的許多聽眾都活躍於他們的基督徒社群中,我們也想接觸那些非基督徒和/或不活躍的信徒。”

在菲律賓,基督教音樂排行榜上的頂尖歌曲通常來自全球唱片公司,如 Hillsong,或是如 Every Nation Music and Victory Church 之類的教會網絡,後者在全國擁有100多個據點。 最初的菲律賓福音歌曲,主要以他加祿語演唱,幾十年來通過較大的福音派教會獲得了強實的追隨者。

基督教歌曲作家和製作人江吉·馬塞洛(Jungee Marcelo)指出:基督教獨立音樂的大部分靈感來自一個由廣播網路遠東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在40年前開發的流行音樂事工 Papuri。

然而,Waterwalk Records並不隸屬於特定的教會或傳統,他們的歌手來自不同的宗派背景。

最初的十二首串流媒體單曲 來自同時活躍於讚美敬拜事工及俗世娛樂的音樂家。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在網上建立了自己的追隨者群。 除了一位以外,所有都來自菲律賓,他們的教會分佈在有7,641個島嶼的群島上,特意不限於國家首都地區。

雖然 Waterwalk 尋求“無體栽意識”,並擁有一批為一般基督徒普遍接受的演藝者,但該唱片公司在信仰方面是十分堅持的。 首先,歌曲必須“符合神學理論並以《聖經》為基礎”。 該團隊指導歌手們要確保他們的歌詞與《聖經》一致。 皮內達說:“有些歌詞很有力量,但不一定是基於福音的。”

其次,歌者必須“有堅定的信仰而且 …… 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已經與主同行了一段時間,而不是初信的信徒。 希望這樣的靈命成熟能夠降低歌者可能會做出導致觀眾跌倒的事情的風險,並使音樂更加豐富,具有年輕聽眾所尋求的真實性等。

24歲的達拉·巴爾塔扎爾(Darla Baltazar)在她位於馬尼拉的臥室裡唱歌和製作音樂,是 Waterwalk 最受歡迎的歌手之一。 她在社交頻道上分享她的歌曲、她的信仰和她的經歷。 她最受歡迎的歌曲“No Good Thing”是一首“神聖的流行曲”,是《詩篇》34篇的爵士版。

https://www.instagram.com/p/CW0Qx8Ol4sK/

巴爾塔扎爾在接受CT採訪時說:“我非常認真地對待我與上帝的關係。 我不能寫偽裝或勉強的歌詞。 這些歌詞來自我與祂的同行。 上帝會叫我分享我的音樂,以致聽眾知道如何能到祂那裡去。”

巴爾塔扎爾那輕鬆、和順和使人聽得舒服的聲音吸引了非基督徒聽眾,同時,她的歌詞把他們帶到福音真理。 她看到粉絲們從困惑到好奇再到被激勵。 她說:“我問我的非基督徒 Instagram 粉絲為甚麼會關注我。 他們喜歡音樂旋律,但卻是歌中的信息吸引着他們。

臺灣歌手蔡佩軒(Ariel Tsai)是另一位 Waterwalk 歌手,也有同樣的經歷。

她說:“他們在討論區說他們不認識上帝,但他們渴望得到那份在我的音樂中感受到的歸屬感。”

27歲的蔡佩軒的中文翻唱歌曲在網上瘋傳,她現在創作以鋼琴為主的崇拜音樂。 去年她發行了她的英文歌“My All and All”。

她說:“無數的不確定性和艱辛讓人們想到甚麼才是真正確定的,甚麼是我們可以抓緊的。 我的中心信息是:上帝是一致的,祂的愛不會改變。 這種一致性吸引著人們去認識祂。”

巴爾塔扎爾認為,疫情中的串流媒體消費使 TikTok,YouTube,Instagram 和 Spotify 的聽眾對以福音為中心的音樂有了新的認同,甚至渴求。

她說:“家中每個人都在聽這類型的音樂。 這就是為甚麼我的音樂倍增,成為了人們工作或學習時的背景音樂。 他們說這是平靜和安寧的。”

皮內達確認:“在疫情期間,菲律賓所有平台的音樂消費都在增長,尤其是 YouTube 和 TikTok。 代表性歌手的目錄歌曲也飆升了,因為在不確定的時候,人們想得到熟悉的曲調所帶來的安舒感。

巴爾塔扎爾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中變得更加興旺,她回答追隨者的問題,將他們的建議納入歌曲創作過程中,並分享她對信仰的反思。 她舉辦在線活動,以滿足全球疫情中的需求,她和聽眾可以一同經歷音樂及其信息。

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樣:“他們道出想要的音樂,我們便為聽歌派對作篩選。 我們把節目分開,當中有一個15分鐘的福音信息。 在這些活動中,我們一起聽基督教音樂,它並不是像音樂會那樣,單純是欣賞音樂。 聽歌派對也可以傳福音,因為我們會邀請非基督徒。

巴爾塔扎爾在進入全職音樂創作之前是一名幼兒園教師,她形容自己為“基督教獨立音樂人,或並不屬典型教會會眾的基督教音樂製作人。” 她2020年的單曲“Feet in the Rain”在 Spotify 播放清單上躍升,巴爾塔扎爾被評為 2021年值得關注的“福音聯盟”(TGC)藝術家之一。

她說,“我的聽眾主要在美國。 他們大多是18至24歲的基督徒。 他們甚至不知道我是菲律賓人。”

蔡佩軒的追隨者是一個國際混合體,由她的家鄉台灣和東南亞以及北美的亞洲人社區組成。 他們都是在 Spotify 和 YouTube 上找到她的。

蔡佩軒說:“我的粉絲們知道我是一個坦率的基督徒。”在她因基督教音樂被認識之前,她已是一位成功的流行歌手。 她目前與台灣索尼音樂公司簽訂了合同。

與 Waterwalk 的菲律賓基督徒不同,蔡佩軒來自基督教並不是主要信仰的背景。

她告訴CT:“亞洲人對基督徒有偏見,認為我們傾向硬銷福音。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公開發行一首敬拜歌曲,在台灣沒有流行歌手會這樣做。 在這裡,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沒有一個藝術家願意被正式聯想為一個堅定的基督徒。”

與此同時,她堅持認為:“我總是想忠於自己。 基督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覺得這樣說並不丟臉。 我向聽眾明確表示,我發行的歌是我從我的信仰中所感受到的,它可以給他們力量。”

https://open.spotify.com/embed/playlist/4ne18eGlLT1IE7oSKMzUcp?go=1&sp_cid=cd80159026c6fdd05985fd7d4da2b5f8&utm_source=embed_player_m&utm_medium=desktop&nd=1

雖然起初的歌手名單主要是菲律賓人,但皮內達想像將來會使 Waterwalk 更具地區性。 會努力接觸韓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基督徒藝術家,這有賴於索尼廣泛的國際網路。

皮內達表示:到目前為止,串流媒體平台的反應一直令人鼓舞,為 Waterwalk 目前的播放清單在美國打開了市場。

隨著唱片公司繼續發佈新的音樂,皮內達希望該這計劃不負其名。

她說:“Waterwalk 是基於馬太福音14:22-36。 每個人都記得耶穌在水面上行走的那段經文。 但他們往往忘記彼得也曾在水上行走過。 我們想要一個能顯示出類似意義的名字:大膽,帶著信仰走出去,以及冒險創新的。”

翻譯:季小玲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請通過簡訊FacebookTwitterTelegram關注我們。

Church Life

我在紅燈區學到了什麽

一位宣教士如何在服事性產業中的婦女時學到新的真理.

Cover Photograph by Gene Brutty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4, 2022

這個故事包含一些可能會令人感到不安的內容

在2021年6月一個炙熱的日子,我闖過臺北熙攘的市區,來到珍珠家園婦女中心(Pearl Family Garden Woman’s Center),我在那裡工作了12年。 穿越艋舺公園(Bangka Park),我看到許多街友散坐在圍繞著一片草地的混凝土長凳上。 他們戴著口罩,並且分開坐著。 附近的噴水池每小時定點播放音樂,晚上則展現五顏六色的燈光。

我們的事工中心位於臺北市紅燈區萬華,向從事性工作的婦女,老年人和其他處於社會邊緣的人伸出援手。 這中心距離臺灣最古老的寺廟之一龍山寺(Longshan Temple)僅一箭之遙。 我通常可以聞到從祭壇前飄出的煙香,但由於最近的疫情管制,寺廟暫時關閉了。

在5月疫情爆發之前,這地區著名的路邊攤、二手貨跳蚤市場以及出售草藥和傳統食品的商店都擠滿了人。 人們必須小心才不要踩到垃圾、狗的排泄物或檳榔被嚼碎的殘渣,檳榔是男性勞工階級青睞的提神零嘴。 之前2020整年,生活幾乎像往常一樣進行,連續253天在島內沒有感染病例。

現在,街道上淨空無人。 政府宣佈了一批追溯到萬華兩家茶藝館的病例。 有數以千計的婦女在那裡擔任女招待,為大多數中老年男性提供陪伴服務,喝茶喝酒,或唱卡拉OK。 也有一些婦女會參與性交易。 自5月以來,這裡的172家茶藝館和酒廊都已休業。 該地區大部分的建築都很老舊。 有些還是破損的。 但仍然有許多老年人和窮人擠在沒有適當通風的地下室或房間裡。

我的目的地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層樓公寓,以前被佔用作為非法賭博塲所。 現在是珍珠家園婦女中心的所在地,該中心於2019年搬到這裡,之前在一間較小的公寓里待了十年。

當我走進中心時,團隊的負責人向我打招呼。 這是我在新加坡休假三個月後第一次見到林迪真女士(Tera van Twillert),這也是我在完成對外來旅客強制隔離期後回到工作崗位的第一天。 迪真是來自荷蘭的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 Mission Fellowship)的宣教士,是我認識的人中最親切、最有耐心和最忠實的人之一。 身高5英尺8英寸的她在大多數的臺灣人中是鶴立雞群,但她開朗的笑容,溫柔的舉止和閃爍的藍灰色眼睛卻讓他們感到沒有隔閡。

迪真在16歲時被呼召參與宣教,她一直對社會邊緣人有負擔。 28年前她來到萬華,就在這條街上定居。 最先的14年,她一直在一間服事街友的教會事奉,然後開始珍珠家園事工。

我們的臺灣同事蓓麗(Pauline)喜歡講這個關於迪真姐妹的故事。 “當我和她一起在附近拜訪時,一位女士說,‘阿真(迪真的中文暱稱)愛我們。’有多少人會對一位在他服事的社區里走來走去的傳道人說同樣的話?”我也看到遊民以極大的熱情招呼迪真,並上前來擁抱她(儘管大多數臺灣人不習慣這類表達感情的方式)。

迪真和我擺好桌子,擺放上方便麵、米飯和罐頭食品,我們的低收入鄰居即使沒有廚房也能料理。 迪真就打電話給我們的一些常客來拿補給。自從茶室, KTV 酒吧和街道性交易被關閉以來,這些人就陷入生活困境。

小麗是第一個到達的。 她戴的口罩有點歪斜,顯露出她不全的牙齒。 一頭不自然的金色染髮,但她的頭髮給她一個年輕的外表,掩飾了她62歲的實際年齡。 她穿著短褲和一件幾乎遮不住肚臍的上衣。 根據政府規定,我記下了她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以便進行疫調。 “妳能調整妳的口罩並保持距離嗎? 告訴我妳要的東西,我會把它們放在這個袋子裡給妳。“

小麗不理睬我,直接就拿起方便麵。 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沮喪。“我可以使用廁所嗎?”她問。 這裡的社區公共廁所已經關閉了幾個月。

我讓小麗使用廁所。 然後迪真和她聊天,接著作禱告。 當小麗離開後,我將廁所進行消毒。 我自問對我要服事的人有恐懼感是否是不對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 我又回到中心,剛好看見迪真耐心地聆聽一位老朋友説話。 阿惠正在以極誇張的方式說話。 她的口罩鬆散地掛在臉一邊。 我半開玩笑地說,“哎呀,你現在可以走嗎? 讓其他人也進來拿東西吧!“ 我帶著緊張的笑容,示意她離開。

迪真不會讓恐懼阻礙她完成使命。 去年夏天,她原定回荷蘭休假,但她將假期延後了。 我問她是什麼讓她改變計畫。

“我意識到,服事人比保護自己更重要,”她解釋說。 “神呼召我,首先進入宣教事工,然後是服事被邊緣化的人,之後是處於邊緣地位的婦女,最後,到這條特別的街道。 神呼召我們來到這裡。 祂把我們放在這裡,是為了一個目的,為了一個時機,為了更大的群體。 只有當你與他們同在時,你才能看到並感受到人們正在經歷的事情。”

我們中心每周開放一次,在服事中我們不僅滿足了人們物質上的需求,還滿足了情感,心理和精神的需求。 通常,那些婦女只是想進來享受空調,迴避夏日的炎熱,並找一個人說話。 過去,他們日常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室外,在公園或附近閒逛。 但長達一個月的封閉改變了這一切。 對於獨自生活在狹窄空間的人來說,與孤獨和無聊的掙扎尤其嚴重。 我們的一位朋友,賴女士,有時特別從她家走15分鐘,只是為了待在我們的街道上,看著過往的人們。

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需要時間和耐心。 我也與自己的恐懼作掙扎。 我希望那些人來,拿到他們需要的物品,然後就離開。 我可以看到一些婦女渴望的是交談而不是那些補給品,但與任何人談話超過幾分鐘就讓我感到焦慮。

後來在家中,我回想起了那一天。 我的焦慮讓我很難親近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由於大多數事工活動在疫情中已經暫停,所以與前來拿補給品或聊天的婦女在一起就是我唯一能做“具有果效的”服事。 但我卻經常只把注意力放在“完成工作”上,而忘記真正的工作,我真正的呼召,是要讓神的愛和恩典呈現給祂帶到我面前的人。

危機驅使我們渴望維持現狀。 然而,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危機就是轉機”。 也許當舊的服事方式被擱置一邊時,我們若能繼續前進,就會發現新的方法以基督的愛來服事他人。

這次新冠大流行迫使我們所有人面對生命的有限。 在疫情爆發期間,當迪真第一次回到這附近時,她遇到了何先生。 一個孤苦伶仃獨居的老人,他看起來很惆悵。 他最近經歷了兩次中風。 當迪真為他禱告時,她感到聖靈催促她問何先生,“你願意接受耶穌作為你的主和救主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

負重擔的心和開放的心智,就隨時準備接受神的話語。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播下種子。 結果呢? 是意想不到的光明時刻。 

天堂裡的歡慶 

一周復一周,迪真在人行道上放了兩張凳子,在中心外與何先生見面,聽他的故事,並以分享神的故事作為回應。

看著他們的互動有美好的結果,我不禁自問:我是真心愛我要來服事的人嗎? 我從來不喜歡“為窮人服務”這個口號,直到我讀了格雷戈理·博伊爾神父(Father Gregory Boyle)的書 《心上的刺青:無限慈悲的力量》(Tattoos on the Heart: The Power of Boundless Compassion),我才恍然大悟。 它啟發我互惠關係的概念,即我們要用一體和親緣關係的眼光來看待他人。 “為窮人服務”裏沒有互惠關係,只有標示“我們與他們”的障礙。

互惠關係和親緣關係表明的是平等的關係。 沒有優越感或可憐感。 正如博伊爾神父所說,“超越隔離我們彼此的感覺,就會發現和看見,我們與他人的互惠關係是得來不易。 跨越相互論斷的鴻溝,並以親緣關係取而代之,這確實很不容易。”

我曾經請迪真描述她和到我們中心來的婦女的關係。 她說,“她們是我的朋友。 你會幫助處在困境中的朋友。”

我想起了阿慧,想到她來我們中心拿補給品時的激動和壓力。 “我的房間太熱了,”她說。 她睡不著。 也無處可去吃飯。 在迪真和她一起祈禱後,阿慧就能冷靜下來。 然後迪真為她買了一些雞蛋,奶粉和香蕉。 迪真事後告訴我,“我對她所面臨的難處能知道多少? 對我來說,為她做點小事算不了什麼。”

博伊爾神父說,“服事別人是好的。 這是一個開始。 是通往宴會大廳的走道。 親緣關係——不是只為他人服務,而是與他人合而為一。”

對於許多作跨文化事工的神僕來說,無形的界限或專業的距離有時會將我們與所服事的人分開。 為了能享受互惠和親緣關係,我們必須願意“浪費時間”,而不是防範我們私人時間和空間的界線被侵犯。

我們進入他人的世界時,他們也進入到我們的世界,這時刻是寶貴的。 幾年前,我在平安夜訪問了金金。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經常回想起我們在夜市分享的紅豆湯的溫馨,因為我們一起紀念主耶穌的誕生。

康乃馨,迪真和我習慣去位於台北市另一處的教會。 聚會結束後,我們會一起吃午飯,我會試著嘗試新的口味。 我記得第一次和康乃馨一起吃印度饢餅和咖喱時的興奮。 即使到現在,我仍然可以想像她啜飲著芳香的印度拉茶時滿足的表情。

道成肉身的事工是服事他人時真正展現耶穌的靈的唯一途徑。 這要求我們要學習文化,語言和世界觀,並過一種反映我們對鄰居認同的生活方式。

耶穌成就了道成肉身的事工。 神的道必須道成肉身,這樣我們才能藉著祂的兒子看見父(約14:9)。 基督本可以留在天家,享受天使的讚美和三一神的團契。 相反的,他卻降生在一個卑微的家庭中。 他地上的父親不是國王,而是一位工匠。 出生後,他睡在馬槽裡,而不是在鍍金的嬰兒床裡。 成年後,他是一個流動的傳教士,他不知道自己當晚會睡在何處。 正如他所説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路9:58)

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起吃飯。 他拜訪民家,接受款待。 他花時間在水井旁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話。 我們經常為了事工而只專注於“做“。 然而,建立關係和信任需要與他人“同在”。 這要求我們放慢腳步,與人溝通,“你對我很重要”。

迪真下班後通常不馬上回家,她喜歡在中心附近逛,向鄰居問候。 一年多來,她每周都會花一個下午的時間探訪街上的鄰居和商店,交朋友並分發福音冊子。 她現在雖然不住在這個社區,但她已經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她經常散步去的一個地方是隔壁的餐廳。 在迪真休假回家之前,餐廳老闆阿蓮對她說,“我們非常愛你”。 作為主耶穌在這個社區的使者,我們藉由我們的同在、話語和行為,將神的愛傳佈給人們。

歇業六個月後,茶館和KTV酒吧又重新開張。 這一次,我沒有因為恐懼或過度謹慎而癱瘓。 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冒著風險進入通風不良的場所,拜訪在那裡工作的婦女。

星期天,我會邀請婦女們來中心觀看線上禮拜並分享愛宴。 她們告訴我,封鎖期間最難過的是她們不被自己的家人接受。 黎女士說,“我想回臺灣中部的老家過中秋節,但親友們很害怕,叫我不要回家。” 因此,能夠與神家的親人一起在中心聚會,對她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在這件危機中,神正在改變生命。 有些婦女已經不再從事性交易了,有些婦女接受社會服務的幫助。 還有人第一次踏入我們的中心,認識了主耶穌。

迪真願意承擔風險,將他人的需求置於自己的前面,這促使我思考為什麼我反而會恐懼。 她平靜的舉止與我的焦慮急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有一個選擇。 我可以讓自己因恐懼而癱瘓,或者我可以向神祈求智慧和勇氣並以禱告來面對風險。

我在這個事工上花的時間越多,我就越發覺到主耶穌用互惠關係來塑造我,就像祂塑造我所服事的婦女一樣。 祂用她們、我的同事和其他有不同態度、觀點和處境的人來挑戰我的恐懼和偏見。 我得到了新的看見,我對神的信任也越加深。

當我們的主聽說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了,他就說,“這種病不至於死。 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約11:4)。 我們是否相信我們的主耶穌可能會在這場嚴峻的疫情中得到榮耀,即使這種疾病可能導致基督徒的生命以肉體的死亡而告終,但絕不是屬靈的死亡?

願我們的主賜給我們恩典,以克服恐懼和焦慮。 願愛和同情,而不是自我保護,激勵我們所做的一切。 藉著我們在這場大流行間和之後的忠實回應,我們可以榮耀祂的名。

Church Life

當教會成為黑手黨

最近的SBC性侵報告顯示,教會往往優先考慮部落團結和安全,而不是有“分裂性”的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3, 2022
Mallory Rentsch 插圖 / WikiMedia Commons / cyano66 / Getty

這篇文章改編自Russell Moore的 時事通訊。 可以點擊這裏訂閱。

如果你想對我好的話,請不要送花。

如果我看到一束花在門口,我可能會有一個反射性的腎上腺反應。 那是因為,在我多年的美南浸信會(SBC)背景中,總是傳說關於宗派中的一位領袖——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政黨老闆,甚至主教——他會送一束花給那些使他不高興的人,除了一張寫著他名字的卡片外,什麼都沒有。 這些花被解釋為“對我來説你是死的”,或“我知道你做了什麼”等類的東西。

第一次聽到這個傳說時,我停了下來,心想:“等一下,這不就是黑手黨嗎?”

我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收到過這樣的花。 當較年輕的人問起這件事時,那位領袖會咧嘴一笑,把目光移開。 也許傳說總是比現實更大。 但是,當談到恐懼和恐嚇時,只需要傳說就夠了。

這個傳說的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真相——在一項獨立調查 發佈 後,世界其他的人現在可以稍微窺視這個真相,該調查描述了美南浸信會執行委員會的文化,即在對待教會裏的性侵行為、教會裏性侵倖存者的問題上,以及對於與後者站在一起的權益倡導者和吹哨人,他們所採取的掩蓋、報復和拒絕合作。

從那時起,在觀看一些官方議程時,許多來自宗派以外的人通過打電話或發短訊都不同程度地表示,那種南方人的彬彬有禮——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還互相稱呼對方為“某某弟兄”——是如何令人毛骨悚然。

給他們其中一些人,我轉發了宗教記者鮑勃·斯米塔納(Bob Smietana)的一條 推文 :“致那些剛接觸SBC政治的人。 當人們互相稱呼對方為‘弟兄’,或說他們想‘改變方向’,並說‘我欣賞你’時,有很多事情在發生。表面都是祝福你和《聖經》裏的話和羅伯茨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幕後卻是快刀。”

刀,是的。 還有鮮花。

這不僅僅是因為梅伯里黑手黨(Mayberry Mafia,源自兩部電視系列劇——譯註)可以將石牆(stonewalling,拒絕回答、合作,而退守到石頭般冷漠的沉默中——譯註)政治策略隱藏在“甜蜜的弟兄”等糖漿言詞背後。 也是因為這樣的人可以,而且經常這樣地,利用別人看重“團結”和“合作”以及“愛弟兄”,進而剝削他們。

在我離開幾個月後,當我為美南浸信會辯護時,一名記者攔住了我,問我為什麼——我回答說:“我愛他們,他們90%都是很好的人。” 他說,“我覺得你的算術有問題。” 也許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樣,一個不忍心不這樣想的人。

這有可能。 但是,就算數字不完全準確,它也是 真實的。 坐在教堂座位中的有很多可愛的人。 他們絕大多數永遠不會想到有人會以他們的名義實施黑手黨式的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永遠不會支持以耶穌的名義虐待那些性侵倖存者。

我仍然相信這一點。 但是,如果人們看不出黑手黨業務正在幕後進行,也不瞭解其運作方式,這並不是關鍵。

它主要運作的方式是利用人們對被放逐的恐懼。 門口的花朵——無論是實體的還是隱喻的——並不威脅要殺死任何人。 而是威脅將某人從部落中驅逐出去——邊緣化那個人,以致在任何事情上聼他話的人都會面對被放逐的威脅。

在地方教會中這更有效。 如果一個倖存者站出來談論她所經歷的事情,她可能會被告知她正在播下分裂的種子,阻礙了教會的見證。 那些與她站在一起的人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認為是“有爭議的”。 從這些開始,人們尋找其他更受歡迎的方法,向其他人展示那些呼籲改革的人並不真正是“我們中的一員”。

《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記者羅伯·唐恩(Rob Downen)揭露了SBC的性侵危機故事,他在Twitter上一個非常精明的帖子系列中詳細介紹了當前危機的背景——包括通過指控某人認同“批判性種族理論(CRT)”,來妖魔化那些被指定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

事實上,社會學家里安·布爾格(Ryan Burge)通過谷歌搜索分析, 展示了 “CRT”在SBC中引起的爭議,是發生在這個話題出現在美國國家性文化爭議中整整兩年之前,。 我要在美南浸信會的弟兄早餐禱告會上找到一個素食主義者,比在任何地方找到一個堅持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美南浸信會會友更容易。 但這正是這種策略奏效的原因。

試想像一下,在一個地方教會中,執事湯米弟兄在禱告中說:“以色列啊,你要聼!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於是一群人開始談論他們對湯米弟兄的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的“關注”。 他們開始傳遞維基百科關於什麼是神體一位論的連結,以及它如何是一種異端邪說,一無是處。

也許他們甚至雇了一個無神論者來講論說,是的,湯米弟兄是一個神體一位論者,並且這如何與基督教教義不一致(這部分可能很牽强;當然,這永遠不會發生,但這只是一個比喻,所以讓我們繼續下去吧)。

湯米弟兄同意神體一位論是異端邪說;他肯定是三位一體論者。 他的禱告引用了申命記6章的《聖經》經文,是在說一些與三位一體 完全 一致的話。 會眾開始談論他們對我們教會的“神體一位論”有多擔心,使湯米弟兄猝不及防。

他不是在為神體一位論辯護。 他 恨惡 神體一位論。 在那個教會裡它並不存在。 事實上,他知道有一堆 多神論者 正在教會活躍。 但是,如果他要處理在週三晚上議事會議後聚集在一起的多神論協會,他會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動”。

當他概述有些人想要在教堂集市上豎起亞舍拉柱像的危險時,他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動”。 當他引用申命記6章時,他被告知“把政治放在一邊,單單傳福音”。 因此,為了推翻神體一位論——這在教會當時並不是問題——湯米弟兄必須 首先 解釋申命記6章如何 不是 神體一位論。

然後,當那些明白事情緣由的人——他們已經認識湯米弟兄多年, 知道 那個教會附近沒有神體一位論者——也開始談論他們如何“反對神體一位論”,希望平息人群,並保持他們在那些錯誤地指責湯米是神體一位論者的眾人中的地位時,我們該怎辦?

在這一切結束時,湯米弟兄被認為是“有毒的”,沒有人關注多神論協會搬來了另一座歸給宙斯的雕像,同時,仍然沒有一個神體一位論者出現。 也許有一些相信《申命記》的人——在被告知《申命記》是“神體一位論”之後——實際上可能 成為 一個神體一位論者。

真是一團糟。 如果,在這一切之外,還有一些非常黑暗的事情發生在弱勢群體身上——那麽,有誰在談論這事? 至少所謂的“神體一位論”已經被打敗了。

在教會的場合,任何關於實際問題的改革都可能變得困難,因為這些問題無論是內部人員還是外部人員都不能去處理。

那些留下來的人會被告知——特別是如果他們在教會裡任職的話——他們不能因試圖“炸毀一切”而顯出不忠誠。 因此,他們經常嘗試緩慢地“順著系統”行事,試圖用所謂“正確的方式”來做所有的事情,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而不是性侵—— 將會成為問題的所在。

他們經常遇到一個又一個又一個障礙,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其他15條戰線上戰鬥——通常是對付想像或誇大的問題——以至其他人可以說,“看,他們總是試圖製造麻煩。”

在每一次被用石牆阻撓後,他們都會被告知,“要有耐心。 要信任流程。 我們不要讓這個非常新的突發問題(僅在20年前被發現)變成‘熱點’。” 在這一切的背後,將會有一個有關責任感的呼籲——“你們都是這個教會的領袖,你們不能推動不合一。 我們無法在混亂中解決這個問題。 你需要尊重其他領導人,並繼續下去。”

當看不到任何行動時——同時那些呼籲改革的人經歷了所有的捅刀子和障礙,而且經常被心理操縱(gaslighting)和心理攻擊——他們可能會試圖用最禮貌的言詞告訴會眾,說這裏出了問題。 當人們繼續忽視這一點時,他們可能會冒險明確地說出他們所經歷的事情。

但他們知道, 在那時候 問題將會轉到他們面對這事情的“方式”上。 他們不應該用 這方式 做。 如果他們公開說出來,他們會被告知他們“把所有東西都炸毀了,把每個人都和你一起拉下去。” 如果他們私下對領導層說,而被其他人發現了,他們就會被指控私下說,因為知道最終會被公開。

到了那個時候——在他們的許多朋友和導師都假裝不認識這個“麻煩製造者”之後——他們可能會得出結論,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於是,他們就離開。

現在,那些人以前說他們因為在內部要負責任,所以不合適把事情說出來,現在說因為他們在 外面,所以不合適把事情說出來。 “你離開了;你對此沒有發言權”,或“你對此說任何東西都是‘我告訴過你會這樣’,這是不當的”。 甚至可能在 他們所說的被證實是真的之後,情況還是如此。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會眾中擁有權力的人身上,那麼對那些遭受犯罪傷害或性侵的弱者和無發言權的人來說,情況豈不是更糟嗎? 當她看到,有人因試圖讓大家關注那讓問題氾濫的黑手黨而得到的那種遭遇後,可能會得出結論,她永遠不會有機會。 她甚至可能開始相信性侵者及其保護者是對的,而她自己是不敬虔的、屬撒旦的或“瘋狂的”。

這樣,投射到社區其他成員的資訊是,“你不想成為那個傢伙”,或“你不想像她一樣”。

這不是美南浸信會獨有的問題。 它可以發生在任何教會、任何會眾、任何機構。 在美南浸信會的生活中,這很有效,因為作為浸信會會友,對浸信會的歸屬感是我們從出生以來就被教導的一部分。 但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要使任何人得到任何種類的正義,第一步就是先要打破對被放逐的恐懼。 這很難做到。 但最終,人們將開始區分“迫切感”和黑手黨威脅,區分“復興”和強權政治,區分講道和蠱惑人心,區分禮貌和共謀。

大約30年前,我聽到幾篇好的講道,不同的人引用了愛爾頓·特魯布盧德(Elton Trueblood)關於“切花”教堂的警告——講到花瓶裡的花束可能看起來很可愛、活生生的,但當它與根分離時,它就只剩下生命的樣子。 這是真的。 這不僅適用於那些因自由主義而失去信仰的人,也適用於那些因任何原因迷失而離開基督的道路的人。 在何種場合,黑手黨——不論是真實的還是隱喻的——之所以起作用,是在其能否主使歸屬感和安全感。

花束能嚇唬你,但那只是你看出它們已是死花以前。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領導公共神學專案。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請通過簡訊FacebookTwitterTelegram關注我們。

Books

保守的循道宗信徒發起成立全球循道衛理公會

精簡后的教派將專註於國際夥伴關係,但非洲的許多保守派堅持認為,2024年的大會投票已經拖延了太久。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的領袖們聚集在一起做禮拜。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的領袖們聚集在一起做禮拜。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6, 2022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提供。

知道自己的未來不在循道衛理聯合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的各循道宗教會正式有了一個新的落腳點:全球循道衛理公會(Global Methodist Church,GMC)。

新教派於5月1日啟動,計劃堅持傳統、保守的衛斯理(Wesleyan)神學,但在更輕、更精簡的基礎設施上運行,強調基層的責任和事工的聯繫。

經過多年的拖延,下一次就分裂提案進行投票的機會定在2024年,美國的一些UMC成員教會正在啟動脫離程序,並計劃儘快加入GMC。 儘管循道宗在非洲發展迅速,許多領導人與該運動在LGBT問題上的保守立場一致,但他們更傾向於等待。

在歐洲,至少有一個地區機構已經決定將其所有會眾轉到全球循道衛理公會;在美國,該教派的最高法庭尚未裁決地區機構是否可以根據現行教會法一起取消附屬關係。

目前,美國的教會正在選擇一個一個地加入GMC。 喬治亞州埃文斯(Evans, Georgia)的馬賽克(Mosaic)教會計劃加入新的循道宗教派,但離開UMC的過程將需要數月。

從教會的聽眾席看,不會有太大變化。 馬賽克的名稱和標誌將保持不變,主日崇拜的形式也將保持不變。 主任牧師卡羅琳·摩爾(Carolyn Moore)將繼續在她的講道中強調衛斯理神學,而且教會將繼續與那些事工合作,幫助那些在摩爾看來容易“被其他教會忽略”(fall through the cracks of other churches)的人。 摩爾和其他工作人員的養老金計劃仍將通過 Wespath Benefits and Investments,即管理UMC養老金的機構。

但在幕後,教會將屬於另一個信徒團體。 其用作聚會場的倉庫房產將不再由循道衛理聯會託管;馬賽克教會將擁有它。

馬賽克教會將遵守新的紀律手冊,該紀律手冊規定了主教的任期限制,根據教會預算規定了財務貢獻,禁止信託條款,並建立了一個問責制度,主教不僅僅是向其他主教報告,而是向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報告。

“我們認為事工的前線是地方教會,我們相信教派的存在是為了授權、裝備、部署地方教會在地方環境和區域及全球範圍內的事工,”衛斯理聖約協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UMC內部的一個保守的復興團體)主席兼GMC過渡性領導委員會主席基斯·博耶特(Keith Boyette)說。

博耶特和GMC的領導人着手建立一個教派,將循道宗信徒聚集在一起,而沒有他們所認為的UMC臃腫的組織結構。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將有區域性的年度會議,但它們將對地方教會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像UMC那樣作為事工的基本單位。 GMC不會有像宗派神學院或夏令營這樣的項目需資助。

“我們的目標是將地方教會用於宗派開支的資金至少減少50%,”博耶特說。

在GMC中,美國的地區機構將與美國以外的機構結成對子,在事工和財政支持方面進行合作。 在循道宗更新組織“好消息”任職並幫助起草GMC《過渡期教義和紀律手冊》的湯姆·蘭布雷希特(Tom Lambrecht)表示,更強大的問責結構將建立起來。

“在神職人員和主教中,將加強問責,以確保人們遵守全球循道衛理公會的教義和做法,”蘭布瑞特說。

幾十年來,UMC對其禁止同性婚姻和神職人員同性關係的關於性行為的教義執行不力, 某些教會和主教允許並提倡違反這些教義的LGBT立場。

對同性婚姻的不同立場繼續使教派分裂。 2019年,UMC中的各方對分裂該教派的計劃達成一致,保守派教會在離開時可以保留其財產,並獲得2500萬美元以啟動新教派。

但這冠病疫情迫使UMC兩次 推遲大會(General Conference),推遲了對名為 “和解與恩典分離議定書”的提案的投票。 今年早些時候,該教派宣布,大會必須等到2024年。

“許多UMC成員已經對一個顯然在一般教會層面上難以有效運作的教派感到不耐煩,”博耶特說,當時他宣布今年啟動GMC的計劃,而不等待投票來進行分裂。

“神學上保守的地方教會和年度會議希望擺脫分裂性和破壞性的辯論,並希望有共同前進的自由。”

馬賽克教會目前由北喬治亞州年度會議(North Georgia Annual Conference)管理。 根據會議的脫離程序和要求,該教會必須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投票決定脫離關係,向年度會議支付兩年的宗派會費和按比例計算的養老金責任,並獲得年度會議的批准投票。

但是,如果整個年度會議都選擇去呢? 主教們已經要求UMC的最高法庭——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uncil)裁決,美國的年度會議是否可以在大會之前離開作出。

歐洲的年度會議正在自行處理問題。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臨時年度會議的成員,不顧其主持主教的反對,於4月1日一致投票決定離開UMC,加入GMC。

但是,一個新教派的誕生並不意味着全世界的循道宗信徒已準備好加入。 非洲的許多UMC成員計劃在2024年之前繼續留在聯會,希望大會能夠批准該議定書。

更新團體“UMC非洲倡議”的總協調人傑里·庫拉(Jerry Kulah)說,他認為該協議是一種 “友好地分離教會的方式,這樣我們就不會有訴訟,也不用把彼此視為敵人。”

他指出《聖經》中信徒們分道揚鑣但仍一起工作的例子,包括使徒行傳15章中的保羅和巴拿巴,以及創世紀13章中的羅得和亞伯蘭。

但是,儘管許多非洲信徒願意等到2024年和議定書的通過,他們仍然覺得美國的進步派循道衛理聯合會試圖忽視他們的聲音,儘管他們成員人數眾多。

非洲成員的增長速度將使其超過美國教會的規模。 根據《2019年循道衛理聯合會教會狀況報告》,非洲的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從300萬增加到620萬,增加了一倍多。 到2020年,美國的會員數量已經下降到630萬。

“整個非洲有一種普遍的情緒,對一個不尊重我們的身份、想把不符合《聖經》的做法強加給我們的教會,有一種神聖的不滿,”庫拉說。

其他非洲循道衛理聯合會領導人表示,他們相信如果教會在今年開會通過分離協議,大多數非洲聯會的教會會準備加入GMC。

“我們為新教會祈禱,我們確實與他們有許多共同的信仰,包括他們對同性戀行為的傳統立場,”福布斯·馬通加(Forbes Matonga)在本月為《鼓動者》(Firebrand)雜誌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

“然而,大多數非洲信徒仍將是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直到議定書獲得通過。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如果美國人自己分裂——此乃很可能發生的事——當我們選擇加入任何一方,我們都將成為多數。”

庫拉說,一些年度會議可能會在2024年大會之前加入GMC,特別是在非洲那些感到受進步派主教騷擾的保守教會地區。

庫拉說,非洲人意識到,拖延戰術可能會繼續下去。 他說,如果大會在2024年不通過該議定書,他將決定離開,他相信非洲各地的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也會糾結於同樣的決定。

許多循道宗信徒仍然堅持要求友好的分離。

密歇根州法拉盛UMC的牧師J·J·曼施萊克(J.J. Mannschreck)計劃將他的牧師資格證書轉到GMC。 他說,他的教會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投票決定是否取消與UMC的關係,並開始加入GMC的進程。

曼施萊克說,想到他的教會預算的可以更少地交給宗派,他很興奮。 目前,他的教會有150名成員,將其預算的近15%寄給了UMC。 如果他們加入GMC,這一數額可能會縮減到7%,為當地的事工留下更多的資金。

他也渴望擺脫人類性行為成為教派聚會的主要話題,就像多年來在UMC一樣。 相反,他歡迎GMC的責任感,以及它作為一個全球教會的異象,支持教會植堂、種族和解以及其他在他心中有分量的價值觀。

不會改變的是曼施萊克對循道衛理聯合會的熱愛,包括他被授予循道衛理聯合會教職的父親。 他計劃在6月參加他所在地區的年度會議聚會,並指出這可能將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聚會,並與他不打算離開聯會的父親坐在一起。

“但我們在感恩節仍會坐在對方旁邊,”他補充說。

馬賽克教會的摩爾說,她鼓勵任何考慮加入GMC的人,不僅要禱告神呼召他們離開的東西,還要考慮神呼召他們需做的國度工作。

她說:“我們很想把來自世界各地循道宗傳統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已經準備好成為比自己更大的組織的一部分。

我們禱告,‘上帝,在你的憐憫中,讓我們不要成為一群曾經是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的憤怒者。’ 那是不值得的。 僅僅找到一個敵人是不夠的。 敵人不是神所呼召的,這裡也沒有敵人。”

翻譯:Pearlyn Koh

責任編輯:吳京寧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請通過簡訊FacebookTwitterTelegram關注我們。

Church Life

中國基督徒的反墮胎理念與實踐

從走上街頭宣傳“兒童節不要墮胎”的過去到政府鼓勵多生孩子的新處境,中國基督徒反思基於維護生命的理念而反墮胎的立場和實踐。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rtistGNDphotography / Getty

時近正午,六月初的成都天氣已經開始熱起來。秋雨聖約教會的幾位弟兄姐妹站在一間婦科醫院門口向匆匆路過的市民發放《兒童節不要墮胎》的小冊子,幾位警察走過來,沒收了他們的小冊子,然後將他們帶到附近的派出所實施拘留。這是2013年秋雨教會的六一兒童節活動。教會的牧師王怡本來也要來跟他們站在一起的,但牧師一大早要出門去教會參加晨禱時就被幾名警察堵在門口,警察後來一直在小區守着,不讓牧師出門。

從2012年到2016年,每一年秋雨教會都會在兒童節走上街頭開展這樣的反墮胎活動,以及在不同的時間舉辦反墮胎公益講座。他們的反墮胎講座也同樣遭到警方騷擾,講員被堵在家中,或警察湧進講座地點阻止演講。2016年以後,政府的打壓似乎最終奏效了,網上不再有這類活動的消息。2018年底,王怡牧師被捕入獄,秋雨聖約教會被禁止聚會。而如今中國政府也已經改變「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反而為了提高低迷的生育率,開始鼓勵大家多生孩子。

2022年5月2日,美國媒體報道了從最高法院泄露出來的一份草稿文件,預示高院可能在近期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這條新聞在美國激起軒然大波,處於「文化戰爭」兩邊的人——反對墮胎的「維護生命」(pro-life)人士和支持墮胎權的「維護選擇權」(pro-choice)人士——都有強烈的反響,墮胎與反墮胎的問題再次在美國成為話題熱點。

而此刻也離今年的中國的六一兒童節的日子很近了,不由讓人聯想到中國基督徒在中國如何持守和實踐維護生命的信念的問題。中美的大環境和中美基督徒的文化處境顯然是非常不同的,中國基督徒今天所處的大環境跟十年前也有很大不同。中國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基於維護生命的理念而反墮胎的立場和實踐?對過去的一些做法有什麼樣的肯定與反思?對新的大環境之下基督徒應該怎麼做有什麼樣的想法?帶着這些問題,CT亞洲編輯採訪了數位在中國和海外的牧師和基督徒姐妹。以下是他們的部分回應。

維護生命符合聖經真理

接受採訪的中國基督徒無一例外都是持維護生命、反對墮胎的立場的。他們都同意秋雨教會在《兒童節不要墮胎》中所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也是屬於祂的」,因此「沒有人有權利可以謀殺上帝所創造的(生命)」,胎兒從受孕開始就是人,因此「不可殺人」的誡命「應用在墮胎的事上……就等於『不可墮胎』」。他們也認同成都的基督徒在《兒童節不要墮胎》中向政府、醫院和市民提出的四條反對和倡議:(1)反對在戶外、媒體、學校、公車上的人工流產廣告;(2)反對在沒有父母雙方陪伴時,對未成年人施行墮胎手術;(3)主張醫院必須告知墮胎者,墮胎以外的選擇,及墮胎有可能的一切危害;(4)倡議在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停止一切墮胎手術,紀念在母腹中的胎兒。在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看來,這樣的呼籲是符合聖經及有理、有節、也有愛心的。秋雨教會的弟兄姐妹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值得基督徒欽佩。

現住成都、多年參與女性關懷事工的基督徒小魚姐妹(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人在中國的牧師和基督徒,除王怡以外,都使用了化名)說,雖然海外的報道往往只提秋雨這一間教會,但發放「不要墮胎」小冊子等項活動是跨教會的事工,還有多間其他教會參與。她說:「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這樣的事工是福音美好的見證,也是上帝賦予中國基督徒美好的使命之一。這項事工持續的這些年來,儘管力量微小,但依然挽救了很多胎兒的生命,有些墮胎者並因此而聽聞福音,甚至受洗歸主。」

從海外留學回到深圳的陸思姐妹也認為基督徒出於維護生命而反墮胎的見證不但符合聖經真理,而且有益於中國社會和中國教會,「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對生命以及生命的主權是缺乏基本認識的。當大多數人都習慣對生命輕易捨棄的時候,維護生命的聲音是珍貴的。」而尤其因為像成都基督徒那樣的公開行動是「鳳毛麟角」,就更顯出其珍貴。

維護生命行動的缺陷和盲區

儘管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在信念上都認同維護生命、反對墮胎,但對於一些中國教會過去的反墮胎活動的具體做法,還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芝加哥新生命教會國語堂沙龍牧師說:「我敬佩秋雨之福教會的弟兄姐妹在艱難的環境中為著他們所堅持的信仰價值所付出的行動,但我並不贊同這樣的策略。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當一個年輕人在馬路上收到傳單而猶豫是否要墮胎的時候,這個對話發生的就太晚了。在牧養教會的幾年裡,我曾許多次和教會裡和教會外的女性談論過這個問題,而每次都讓我覺得如果教會能早點做些什麼,或許我們就不必討論這件殘酷且有罪的事情。」

沙龍牧師提醒中國基督徒,美國基督徒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維護生命應該有整全的策略:「在美國,教會為反對墮胎的立法做出了許多努力,但教會是否真的能支持缺乏社會資源的女性把孩子生下來?當她們在獨自面對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所需要經歷的各種艱難和絕望的時候,教會在哪裡呢?我們能為她們做什麼呢?」

小魚姐妹過去多年參與幫助和關懷墮胎人士的事工,她說,作為一名關懷者,在關懷的過程中,不僅是需要用福音給予屬靈的幫助和鼓勵,還需要切實地幫助沒有墮胎的婦女解決後顧之憂,比如,孩子生下來,如果媽媽沒有能力撫養孩子,關懷者就需要幫助媽媽找到孩子合宜的安置方法。

在上海牧養一間城市教會的胡越牧師也認為,中國教會在鼓勵基督徒不墮胎的同時,似乎缺少了一同承擔撫養責任的決心和行動。教會不應該讓個體家庭肚子面對不墮胎的結果,而應該是「讓孩子生下來,教會一起養」。聖經教導教會有照顧孤兒寡婦的責任,教會作為信徒的「家」理應為不墮胎的家庭提供系統性支持。另外,胡牧師也提醒中國基督徒,「我們在反墮胎的宣傳中可能過度放大了政策帶來的影響,強調了系統性的罪,而忽略了個人性的罪——讓人產生錯覺:計劃生育政策是邪惡的,而個人性的墮胎是無奈的。」

在中美不同的處境中維護生命

說到中美處境的不同,陸思姐妹認為中國常常是把「宗教問題政治化」——基督徒為了持守真理而倡導任何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價值觀,容易被扣上「反黨不愛國」的帽子;而美國常常是「政治問題宗教化」,當基督徒倡導的價值觀跟世俗的主流思想衝突時,就會被扣上「神權統治」的帽子。

中國某地家庭教會牧師始明指出,在中國基督徒當中,墮胎議題的爭辯並不圍繞著「生命權」和「選擇權」,而是圍繞著保護生命和順服政府。前者強調基督徒應該像出埃及記中的收生婆一樣,不順服法老的「計劃生育」,而順服神對生命的看重;後者則認為,計劃生育制度並不是不讓基督徒聚會,因此只要傳福音、建立教會這些基本權利沒有被打擾,基督徒就應當順服。不過在中國的城市教會中,基本沒有後一種思路的教會或基督徒,而這很有可能是受美國反墮胎的保守派基督徒的影響所致。

胡牧師則認為,反墮胎在中國的語境中是對計劃生育制度或重男輕女文化的一種對抗,而在美國的語境中,已經上升到了對人權的解釋了。但在本質上兩者還是有相同之處,因為兩者都是神的形象更重要,還是人的需要更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的新形勢下維護生命

陸思姐妹認為中國政府從「只生一個」到「鼓勵生育」的政策改變為基督徒的維護生命的見證提出新的不同的挑戰:「現在的多胎政策,是因為老齡化日益嚴重,勞動力斷崖式下降。但是實際上,大部分年輕人都選擇不結婚、不生育,一是生孩子成本太高;二是教育太卷;三是對婚姻沒信心,覺得婚姻制度無意義。所以基督徒倡導的結婚、生育,一不小心又變成跟政府倡導的政策不謀而合了。這反而導致一些反感鼓勵生育政策的年輕人對於基督徒的價值觀產生抗拒心理。」

胡牧師提醒,鼓勵多生的政策其實也是一種「計劃生育」。始明牧師的擔憂是,中國人民已經普遍接受了「政府有權管理生育」這一預設,這種思路仍然會在基督徒當中有其市場,但這是一種需要被更新的文化影響。

沙龍牧師指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過程缺乏連貫的道德價值,過去為了控制人口懲罰超生甚至強制墮胎,現在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又提出一些「反墮胎政策」。這種操控公民的生育選擇的做法沒有讓人感受到政府對於生命的尊重,反而令人覺得十分功利主義。而且從國家立法和政策層面上禁止墮胎,也並不能真正解決這一代人不願意生孩子的問題。

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在「只生一個」的政策終止之後,中國仍然會有很多因為各種原因墮胎的女性。沙龍牧師特別提醒,中國基督徒在實踐維護生命的信念時,除了需要道德勇氣,還需要有見證基督大愛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真實的愛心。

沙龍牧師有一個親身的經歷。在一次Clubhouse的公開聊天室裡面,一個曾經因為孩子健康原因而選擇墮胎的年輕女性傷心的質問他:現在的教會還能為她,和像她這樣的女性做些什麼?沙龍牧師輕聲回答她,「作為教會的牧者,我的信仰,我的呼召都無法支持您和其她人選擇墮胎。但即便不支持,不代表不陪伴。如果您在我的教會裡,我們一定會陪伴您到最後。求主幫助我們。」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亞洲編輯。

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或是訂閱本刊,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免費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Lin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政治記者的身份使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雖然許多基督徒對新聞媒體抱有敵意,但我的信仰卻因此而變得更加堅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2
Mallory Rentsch的插圖/來源圖片:WikiMedia Commons / James / Unsplash / robynmac / Getty

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同時做一個基督徒和記者很難嗎?”

每當我和年輕人談起我的工作時,這個問題幾乎每次都會出現。 我一直認為這很奇怪。 我在一個非宗派的福音派教會的環境里長大,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反映了對外部世界的假設。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確定為什麼這個問題讓我如此煩惱。

許多保守基督徒被告知媒體是邪惡的——幾乎和民主黨人一樣壞,甚至可能更壞。 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就像好萊塢和大學一樣,我被教導說媒體是世俗的、無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憎恨我們和我們的價值觀。

有時,它來自於教會的某位講員。 更多時候,它來自主導福音派文化的媒介和信息傳遞中心。 保守派談話類廣播節目是這種媒介之一。 但我也從“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聯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等保守派政治組織那裡聽到這種說法。 我還能從“少年狂熱”(Teen Mania)會議等地方聽到,在那裡我被基督“充滿”,並報名參加海外宣教活動。

因此,當孩子們問我兼顧基督徒和記者身份是否很難時,我理解他們的腦中的圖景是怎樣的。 他們想象我工作的環境充斥着放蕩不羈的無神論者,他們吸食大量毒品,發生大量醉酒性行為,閱讀無神論宣傳品。

當最近當選的美國眾議員麥迪遜·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北卡共和黨籍眾議員)講述關於群交狂歡和可卡因的故事時,雖然這些故事後來被否認了,他似乎也是基於與他年齡相仿的向我提問的學生那樣類似的假設。

現在保守派基督徒對媒體的敵意比我成長過程時要多得多。 我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員告訴我,我應該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 事實上,大多數人不喜歡媒體,而這對社會是不利的。 媒體對此也有一定的責任,正如我最近為 雅虎新聞 所寫到的

但在從事新聞工作20年後,我的基督教信仰卻因為這份工作而更加深刻和堅定。 當我在撰寫一本關於如何作為福音派基督徒成長,然後成為主流記者歷程的書時,有一件事對我來說越來越清楚:作為一名記者,實際上幫助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新聞工作增強了我性格中許多最崇高、最體現基督信仰的特質。 我在如何辨別真偽方面接受了二十年的訓練,更為重要的是,當沒有簡單的答案或解決方案時,我學會了該如何辨別。 我接受的訓練讓我明白在追求真理的歷程中,不應考慮會得罪誰。

我也得到了一種謙卑感,關於什麼是我們能確認的知識,以及我們經常需要承認我們的觀點是有限和不完整的。 這有時被稱為“認識論上的謙虛”(epistemological modest),這是我們的話語中異常需要的一種品質。

許多“危機掮客”樂於假裝認為解決我們國家所面臨挑戰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它使這些自稱是領導人的人能夠通過社交媒體上的點贊及其追隨者、黃金時段電視的觀眾或談話電台的聽眾為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帝國。 他們使人們陷入憤怒和恐懼的狂熱之中,並因此獲得大量收入。

此外,我還體驗到了專業知識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好處。 記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找到貨真價實的專家,將他們與那些自稱有見解的人分離出來——與他們充分交流,然後為讀者解讀他們的專業知識。 其效果是變革性的。 一組事實可能看起來是單向的,或者是單一的,直到人們與專家交談。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意識到基督教是一種相信真理的信仰。 我一直喜歡耶穌堅持真理的方式。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說(約14:6)。 在另一處,他承諾他的靈會“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16:13)。

當他即將被處死時,耶穌對本丟·彼拉多說:“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18:37)。 在其他地方,基督說,“真理會使你們自由”(8:32)。

但是,當今世界有許多限制,使大多數人更難追求真理——然而,記者身份使我有能力這樣做。

大多數人對世界的觀點基於他們與哪些群體相處,以及他們是哪些群體的一部分。 他們所屬的群體塑造了他們的身份: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教會或親和團體、他們的政黨、他們的職業。 更重要的是,他們身處的團體定義了他們自認所處的世界。

一個人的世界觀和“故事”會過濾他們願意接受的信息和拒絕的信息。

無論你在哪個團體中,它都會因為你相信或說出“錯誤”的信息而懲罰你,並因為支持他們認可的事務而獎勵你。 這個問題在所有群體中都存在,包括主流新聞業。 主流媒體的大多數記者都生活在政治上偏左的地方,因此他們要麼是在這種觀點下成長的,要麼是或多或少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

然而,新聞業是為數不多的另類之一,在這樣的圈子裡,反對自己的群體,反對自己文化中的群體思維,通常是被鼓勵和獎勵的。 不同聲音在媒體業的價值比在其他社會群落里高得多。

還有其他像這樣的領域,屬於專業協會的人持有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所說的“啟蒙價值觀:收集、評估和分析信息,然後傳播結論,以供使用、研究或反駁”。

喬納森·勞奇在(Jonathan Rauch)《知識的憲法》一書中指出,除了新聞業之外,學術、科學、研究、統計分析、監管和法律等領域都提升了這些價值。

我的職業生涯不缺乏變化。 我為一家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工作了八年時間。 然後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幫助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創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Caller)。 其後我在自由派網站《赫芬頓郵報》工作。 在過去的七年多時間裡,我一直為“雅虎新聞”工作。

我在《華盛頓時報》的階段為我的職業生涯定下了基調。 該報紙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由業主和高層編輯設定的制度性偏見。 但是,我們這些報道新聞的人都堅定不移地遵循事實。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20年中,我一直遵循這一原則,關鍵是:總體而言,這個行業對這種追求給予認可。

我可以自由地傾聽、考慮、贊成或反對,並在每個問題上遵循證據所指向的任何方向。 在這方面,我覺得我遵循着基督教的方向——一個與意識形態或團體成員之爭不同的方向。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這是因為基督徒應該在這個世界上始終有一個先知性的存在,而不是受制於任何權力或權威或政黨。

金說:“必須提醒教會,它不是要成為國家的主人或僕人,而是要成為國家的良知。 它必須是國家的指導者和批評者,而不是它的工具。 如果教會是體制的工具,它就無法在午夜為人提供哪怕是一點麵包。”

但是,如果我們不首先成為我們所屬的哪個政黨的良知,基督徒就不能成為國家的良知。 我們的任務很艱巨,既要屬於政黨,通過這些機構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又要站在這些政黨之外,時常批評它們的弱點、錯誤和腐敗。

一個人越是與政治權力、黨派和團體保持距離,越能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方向。 人們越是追求真理,就越能看到意識形態爭執的各方都有許多有價值的建設性批評。

這就是一隻腳站在人的國度里,另一隻腳站在神的國度里的意思:成為藝術家藤村誠所說的“邊界遊走者”。

基督徒應該跨越許多界限。 他們應該屬於政黨,但站在政黨之外。 他們有時甚至應該在不同的黨派之間遊走,但絕不是堅定不移地效忠於任何一方。 他們應該深深地投入到為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的利益而工作中,同時記住他們的歸宿在天上,他們的希望在基督里,無論發生什麼。

通過跨越不同的邊界來增加理解和拆穿謊言,特別是那些源於簡化主義漫畫和誤導性混淆的謊言,基督徒可以響應呼聲,成為真理、細微差別和治癒的代理人,參與文化關懷而不是文化戰爭。

喬恩·沃德(Jon Ward)是“雅虎新聞”的首席國內新聞記者, 著有《卡梅洛的終結》(Camelot’s End),並《漫長的遊戲》播客。 他的第二本書《見證》(Testimony)是一個關於成長為福音派,然後成為主流記者的故事,將於2023年4月由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出版。

翻譯:葉洛夫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請通過簡訊FacebookTwitterTelegram關注我們。

Books

美南浸信會的毀滅性災難

第三方機構對性侵指控的調查報告裡揭露的邪惡遠比我想像的還要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2
Courtesy of Baptist Pres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他們是對的。我把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以下簡稱SBC)的性侵醜聞稱為危機則是錯誤的。 危機 這個詞太小了。這簡直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apocalypse)。

幾週前有人問我,對於SBC執行委員會找第三方機構處理性侵案有何期待。 我說,我根本沒指望會有什麼讓我吃驚的。為什麼呢?畢竟,我生命裡有數十年是在SBC裡度過的。當初正是我要求找第三方機構來調查的。

然而,當我閱讀這份報告時,我發現我實在無法繼續讀下去,因為我的手在憤怒地顫抖。儘管我對SBC執行委員會的看法很灰暗,但調查報告裡揭露的實際情況遠比我想像的更邪惡、更系統性。

這份報告結論的信息量非常大,幾乎難以用幾句話概括。它證實並詳細說明了SBC被指控的「對受害者和呼籲改革者的欺騙、搪塞和恐嚇」等行為。報告內容包括了執行委員會高層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書面談話,展示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冷血,就好像是電視犯罪劇裡的反派才會有的情節。它記錄了一些SBC領袖對性侵事件的冷漠掩蓋,以及對一些領袖本身性侵犯行為(sexually predatory behavior)的可信指控,包括SBC前主席約翰尼·亨特(Johnny Hunt,他是在SBC歷史上僅有的幾位似乎在所有典型分歧中都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

此外,報告還記錄了執行委員會對一名性侵受害者的錯誤處理方式——將受害者被侵犯的故事修改成一段看起來像是雙方同意的「外遇事件」,導致她度過了多年地獄般的生活——報告證實了這一點。

多年來,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人說,他們已建立一個資料庫——以防止性侵犯悄悄地從一間教會轉移到另一間教會、魔爪伸向新的受害者——但調查發現,因為SBC教會的自治特性,這在實際執行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我讀到報告裡的檔案證據證明這些人不僅知道如何建立資料庫,而且他們已經有一個資料庫時,我不禁驚訝得張大了嘴巴。

報告的結論是,關於性侵、暴力事件的指控都被存放在SBC於納什維爾總部的一個秘密檔案庫裡。裡面記錄了700多起案例。他們不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些性侵犯繼續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據報道,工作人員甚至被告知「不要與那些詢問如何阻止他們的孩子被牧師性侵犯的人接觸」。報告顯示,這些領袖並不是建立資料庫來保護性侵受害者,而是建立一個資料庫來保護 自己

事實上,正是那些斥責我和其他人在提到美南浸信會中的性侵行為時使用 危機 一詞的人,不僅知道有這樣的危機,而且還在悄悄地對其做記錄,而同時卻告訴那些要求改革的人,這種罪行很少發生在「像我們這樣的人」中。 當我讀到歷任主席中的某些人、高層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來回溝通時,我不禁要問,除了犯罪陰謀,這還能叫什麼?

確實,那些責備我和其他人在提及SBC性侵案時使用「危機」一詞的人,不僅知道這些危機確實存在,甚至還悄悄地對其做記錄,同時卻告訴那些呼籲要改革的人說「這種罪行很少發生在『我們這樣的人』之中。」當我讀到這些總會主席、高層工作人員和律師之間的來回信件時,我不禁想知道,除了稱呼這種行為為「犯罪陰謀」外,還能用什麼詞來形容?

所有這一切的真正恐怖之處,不僅在於已經發生的事情,更是在於它們「是如何發生的」。SBC平信徒的成員們有著兩個極其強大的核心價值觀——對聖經的信實和合作性的宣教使命—— 反被他們的領袖們用來傷害他們。

SBC圈子外的人無法想像「世界咖啡館」(Café Du Monde)故事有如神話般的力量——在新奧爾良州的法國區,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和保羅·普雷斯勒(Paul Pressler)兩個人在餐巾紙上畫出了SBC如何恢復人們對聖經真理的委身和對其信仰告白信實的藍圖。

對於有一定年紀的SBC會友來說,這個故事相當於路德教派的維騰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門,或衛斯理學派的阿爾德斯蓋特大街(Aldersgate Street)。會友們相信,是這兩個男人的勇氣將SBC從神學自由主義(liberalism)中拯救出來。事實上,我甚至曾經講這個故事給我的學生聽。

這兩位神話般的領袖現在已經名譽掃地了。 其中一位因被指控在他領導的機構中不當處理強暴受害者的案件而被解僱。因為有記錄表明,他曾公開評論青少年女孩的外貌,及對被家暴的婦女提出不當的建議。 另一位另一位現正面臨關於涉嫌強暴年輕男性的民事訴訟。

我們所聽聞的他們,是想要持守住傳統的基督信仰的勇士。然而他們真正想做的是征服他們的敵人,並建造紀念自己的彩繪玻璃窗——無論這條路上有誰受到了傷害。

今日,還有誰會看不出SBC機構文化的腐敗之處呢?他們動員起來將旗下稱呼女性傳道人為「牧師」的分會遣散,或者,雖然在母親節邀請女性在主日講台演講,卻視強姦和性侵的指控為一種「干擾」,並將SBC總會裡面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職員的行為視為違背珍貴的「地方教會自主權」——在今日的SBC的一些分會裡,女性若穿著緊身褲會被視為「社交危機」,而處理教會裡的性侵案卻會被視為一種「干擾」。

SBC多數的會友都相信聖經,並希望支持也相信聖經的領袖們。但他們不知道。有些領袖會利用聖經真理來支撐自己的謊言。

SBC神話的第二部分是關於他們的宣教使命。我對自己的學生、孩子說過的話,也正是我在SBC裡聽過的話——SBC發明的「協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是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募資策略。 我們所有在SBC教會裡長大的人都極為尊敬宣教士先鋒慕拉第(Lottie Moon)。(事實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辦公桌對面正有一個她頭像的銅像。)SBC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我所認識的最無私、最謙卑、最有恩賜一些的人。

然而,SBC對於宣教和協力合作的良好傳統,往往也顯現在當他們打著「合一」的大旗,把「恩典」及「饒恕」武器化,在無數個案件裡用以責備性侵受害者身上。調查報告裡揭示,SBC領袖們曾如何控訴這些「職業受害人(以及與他們並肩作戰的人)」是如何成為魔鬼的工具,用以「干擾」神國的工作。

而那些在SBC體制內呼籲改革的人則被告知,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一些旗下教會停止參與及提供協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的資金,並從宣教禾場上召回宣教士。而那些指出問題嚴重性的人——特別是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和那些不願屈服的倖存者軍團——則被指責為瘋子和反抗軍,被人控訴只是想燒毀SBC所擁有的一切。這些性侵倖存者光是要經歷心理戰爭和法律訴訟上的騷擾已經夠糟了,他們還會被孤立,被暗示:如果他們繼續關注性侵事件,人們就會失去聽到福音的機會並且下地獄。

教會間的合作/協作是一種良好的且符合聖經教導的理念,但合作絕對不能只是為了「保住基本盤。」那些曾說出「保住基本盤」等詞彙的人心知肚明自己的意思。他們知道,一但自己越過界限,就會被一同視為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而被SBC拋下。他們知道最惡劣的人會毫不猶豫地作惡,而「好人」會保持沉默。但對於那些因此被犧牲了的性侵受害者——包括兒童——他們都不算什麼。畢竟這些受害者沒有所謂的「基本盤」可依靠。

當我和妻子走出我們將永遠不再參加的最後一次SBC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她看著我說:「我愛你,我會一直支持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如果夏天到來之前,你還是SBC的成員之ㄧ,我們之間就是個『跨信仰』的婚姻了。」這個女人從不喜歡給出最後通牒,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下達最後通牒。但她在SBC裡親眼見到跟聽到的實在太多了。我也是。

我無法想像那些曾在教會裡被性侵的人現在正經歷著什麼樣的憤怒。我只知道,對於在這個時刻仍必須說出「我們(SBC)」的我自己,我有多憤怒,而我再也不想說出這個「我們」了;我只知道,那些當初向我傳福音,告訴我耶穌愛我,無法相信我如今會成為這個體制一份子的人內心有多憤怒;我還知道,當我們(SBC)自誇著沒有人像我們一樣為耶穌傳福音到世界各地時,那些讀著第三方機構報告的人們——讀到關於SBC大樓的七樓發生的事,關於有多少孩子被強暴、多少人被攻擊、多少尖叫哭泣聲被消音——時,有多大的憤怒。

這不僅僅是一場危機。這甚至不僅僅是犯罪。 這是褻瀆上帝的行為。任何在乎天國的人都應該憤怒至極點。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帶領公共神學項目。

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Books

教堂槍擊案之後,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審視統獨政治問題

台灣長老教會與台灣民主和獨立運動有歷史上的聯繫,但美國的大多數華人教會都希望超越極化的兩岸政治爭議。

爾灣台灣長老會槍擊案發生后,教會同工聚集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教會(Christ Our Redeemer AME Church)守夜祈禱。

爾灣台灣長老會槍擊案發生后,教會同工聚集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教會(Christ Our Redeemer AME Church)守夜祈禱。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2
Jae C. Hong / AP

一聽說周日(2022年5月15日)一名亞裔兇手在南加州的一間台灣人教會開槍殺人的新聞,一些台灣人就推測兇手殺人是出於政治動機。後來的新聞報道證明他們的推測是對的。

在希望台灣獨立和希望台灣與中國統一的政治立場之間,衝突由來已久。在當下的現實中,“統獨問題”仍然是華人和台灣人當中的敏感議題。然而,在美國講中文的教會中,這個問題通常是暗伏在基督徒表面的和諧之下,大家避而不談。

在很多華人教會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基督徒一起敬拜上帝。牧師們通常希望避免政治紛爭。即使在一些以台灣人為主的教會中,也可能既有傾向獨立、也有傾向統一的成員。

但少數年代較老、講台語的教會,如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在其教堂的爾灣(Irvine)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更有可能將統獨問題視為其文化和神學背景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這間位於南加州的教會屬於美國長老會(PCUSA),但它也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台灣長老會”)有着密切而根深蒂固的關係。

“台灣長老教會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教會。”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北加州灣區一間華人教會的前長老賀宗寧說。“但大多數其他華人教會並沒有明確的立場。”

作為台灣最大的新教教派,台灣長老會長期以來一直以捍衛島上的人民和文化為己任——從19世紀的西方傳教士把保護原住民領袖和傳統作為優先,到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教會採取支持民主、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政治立場。該教會的徽章是上帝向摩西顯現的的燃燒的荊棘,上面寫着“焚而不毀”。

“因為種種的歷史因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可說幾乎是由許多基層台灣人及其子女所組成的信仰組織。”筆名為“Mock Mayson”的台灣網友在他的臉書上寫道。“在海外的長老教會組織也多是早期為了逃離中華黨國暴政掌控的台灣人所組成……(他們)支持台灣建國獨立運動。"

在美國,估計有多達69.7萬名台灣裔美國人,其中約有一半居住在加州。台灣的一名英文記者在推特上評論說,槍殺案兇手把一間以老年信徒為主的美國台灣人教會作為襲擊目標“根本沒有任何道理”。但就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目前所知,槍手認為這間教會的台灣人代表了他激烈反對的台獨政治立場。

槍擊案嫌犯周文偉(David Wenwei Chou)在台灣出生和長大,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在車上留下一些中文筆記,表示他不認為台灣應該從中國獨立出來。中文社交媒體這兩天流傳着一張照片,表明周是拉斯維加斯的一個支持中國統一的組織的領導人之一。

雖然在台灣的基督徒熟悉統獨之爭的背景,但他們對槍殺案的犯罪性質之惡劣感到困惑不解。這次的槍殺案與美國的其他恐怖襲擊有相似之處,槍手用鐵鏈、釘子和膠水堵住了教堂的門,帶着兩把手槍和自製燃燒彈前來奪人性命。

“美國的槍枝管理問題,對於不在美國處境的我們(台灣人)來說,是幾乎無法理解的。”從事宣教動員及培訓的台灣“大我使命動員(We Initiative)協會”理事長彭書睿說。“今天若是在台灣的現場,有政治光譜不同的朋友要到意識形態不同(敵對)陣營的場子去‘表達意見’,再嚴重也就是口水與肢體衝突,不會有升高到一個死傷慘重的國際事件的可能性。”

由於爾灣長老教會的會眾奮起反抗制服了周文偉,最終在30至40人的人群中只有一名受害者死亡,另有五人受傷。在為槍殺悲劇悲痛之餘,兇手的攻擊也令華人教會和台灣人教會的牧師們重新審視政治極化對他們自己教會的影響。

密歇根州蘭莘華人基督教會長老、美籍台灣人王星然說:“作為耶穌的門徒,兩岸的‘統’與‘獨’不是我所關注的焦點,也不該是教會關注的焦點……面對中國這個軍事強權持續威脅台灣人民的身家安全和自由,我很能理解台灣人對中國有一種敵視的心態。但作為一個服事華人教會的基督徒,我的呼召是跨越政治邊界的。”

儘管如此,政治和文化的現實仍然對散居的華人教會有影響。美國新一代的華人移民更有可能來自中國大陸,而五、六十年前來到美國的華人中有許多來自台灣和香港。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政治張力不斷加劇。隨着台灣總統蔡英文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以及中國的習近平鞏固權力和加強軍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逐漸升級。

住在美國的華人基督教媒體工作者黃遠方說:“在北美華人教會中,兩岸之間的矛盾和張力的確存在,這牽涉到面子尊嚴,更與教會中的決策結構有關。”

黃說,有些新植出的堂會若是以大陸背景為主,往往明確表示只希望大陸背景的傳道人來牧養他們。同時台灣背景的基督徒對於大陸背景的基督徒也常常不能完全接納,儘管未必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文化教育、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爾灣台灣長老會的李輔仁(Albany Lee)牧師描述他的會眾說:“我們使用我們最習慣的母語與方式來敬拜上帝。”

與李牧師和他的教會有聯繫的美籍台灣人鍾尚潔(Jocelyn Chung)在為《今日美國》(USA Today)寫的一篇評論中談到堅持台灣人身份的意義。她說:“我們來自台灣長老會。我們的長輩們忍受了幾十年的苦難,他們被禁聲,不能言說塑造了他們的生命的創傷,但他們抵制了對他們母語的消滅,並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在那裡將他們堅韌的希望傳遞給他們的後代。我們繼承了他們鑄造的希望,也接過他們的聲音、痛苦、抵抗和故事。”

自認是“來自台灣的基督徒”但不是“台灣基督徒”的神學家Alex Tseng在為CT寫的一篇(發表於槍擊案前一天的)文章中談到台灣長老會對台灣基督徒的政治觀點的影響和塑造:“一個作為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存在的教會有一個先知性的責任,即呼籲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彌迦書》6:8)。台灣長老會在歷史上一直站在抗爭的第一線,代表他們的非基督徒鄰舍抵抗暴政。”

但是Tseng提醒台灣基督徒不要以 “基督教民族主義”或“公民宗教”作為他們團結的基礎。

好幾位華人教會的領袖都向CT表示,希望基督徒能超越統獨的政治分歧。

基督徒作家、專欄作者、來自台灣、現住加州的臨風說:“在目前擁中和擁台的對立情緒下,海內外基督徒如果能夠具體在如何改善島上政治和社會生態環境上找到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的交集,形成合作改善的計劃,而不是僅僅空洞地講合一,或許可以減少仇恨,作為和平與寬容的起點。”

彭書睿舉了一個例子:在爾灣長老會發生悲劇的第二天,在附近的基督救世主黑人教會舉行了聯合祈禱守夜活動,不同種族的牧師同心禱告、攜手站立。“這是基督信仰群體最具體、最有力的合一宣告,”彭說。

也有一些人認為基督徒不可能絕對地將政治與宗教分開。來自台灣的歸正神學院(RTS)神學生白旭文說,對於基督徒而言,統獨問題之所以與信仰相關,是因為“宗教自由……對教會來說的確很重要”,而“統獨背後的政治載體直接與人類生命的價值觀、人類社會行動的自由限度,國家的法治、不同信仰的人權前設等等相關,因而與人民的福祉相關。”

Books

蘇格蘭國教會準備批准同性婚姻

居少數的傳統派擔心,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會使得雙方更難在宣教上合作。

愛丁堡的蘇格蘭國教會費爾米爾海德(Fairmilehead)教區教堂

愛丁堡的蘇格蘭國教會費爾米爾海德(Fairmilehead)教區教堂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6, 2022
Jane Barlow / PA Wire / AP

蘇格蘭國教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該國最大的新教教會——向允許其牧師主持同性婚禮又邁進了一步。

該教派的大多數人贊同讓神職人員為同性伴侶證婚的立法草案,有29個教務評議會(presbytery)贊成,12個反對。 該提案將提交給5月在愛丁堡舉行的大會,供其批准。

雖然並不會要求神職人員為同性伴侶證婚,但此舉使反對國家教會參與同性戀婚姻的少數人擔心會進一步分裂。

“蘇格蘭國教會內部仍有持續的鬥爭,”安格斯(Angus)的教務評議會中反對這一變化的牧師邁克·戈斯(Mike Goss)告訴“超級基督教新聞”(Premier Christian News)。 “我們這群人被稱為傳統主義者,是堅持《聖經》原則的,我們不會離開。 我們還在那裡。”

教會的傳統派多年來一直在辯論其對教會肯定同性婚姻的舉措的反應。 即使長老會準備允許這種做法,該教派的官方立場也承認了這種緊張。

“教會認識到,在同性婚姻問題上存在不同的觀點,”它。 “我們致力於確保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是本着謙遜和優雅的精神進行的,討論的語氣和基調是文明的,人們尊重持有反對意見的人。”

蘇格蘭於2005年將同性伴侶的民事夥伴關係合法化,並於2014年將婚姻合法化。 蘇格蘭國教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人們也用蘇格蘭語稱之為 Kirk(蘇格蘭語“教會”之意——譯註)——早在2009年就認可了同性關係的神職人員,但迄今為止還不允許在其教堂舉行儀式。

另一個主線教派,蘇格蘭聖公會於2017年開始允許同性結婚儀式,比美國聖公會晚一年。 在南方,英國國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不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 去年,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成為英國最大的為同性伴侶結婚的教派。

總部設在英國的基督教協會(Christian Institute)的蘇格蘭官員奈傑爾·肯尼(Nigel Kenny)批評蘇格蘭教會放棄將婚姻定義為男女之間的做法。 “這是國民議會生活中一個非常可悲的發展,國民議會在其章程中承諾《聖經》是所有信仰和實踐問題的最高權威,”他

“福音派焦點”(Evangelical Focus)_報道,歐洲主流教會(包括蘇格蘭教會)對LGBT的包容趨勢與成員的持續下降相對應。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蘇格蘭有一半的成年人表示沒有宗教信仰,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2%)的人說他們屬於蘇格蘭國教會,這是國家教會,但不是國家管理的。 報告還顯示,僅有2%的人口聲稱自己屬於LGBT。

但是教會的出席者正在老化和萎縮。 早在2002年,12%的蘇格蘭人口參加了蘇格蘭國教會的崇拜;根據英國布賴爾利諮詢公司(Brierley Consultancy)的蘇格蘭國教會普查,到2016年,這一比例為7%。 同時,五旬節教會的出席率翻了一番——成為唯一看到增長的傳統。

即使在蘇格蘭教會中出現了衰退,它仍然比任何其他新教團體大十倍。 蘇格蘭自由教會(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由19世紀與國家教會的分裂形成)是一個較小的福音派長老會教派,有100多個會眾,對婚姻持傳統觀點。

在蘇格蘭國教會內部,傳統主義者擔心對同性婚禮的分歧會影響教會生活的其他領域。 面對持續的衰退,教會一直在重新評估其使命,考慮教會的新表現形式和涉及重組長老會的新參與方式。

“我想,掙扎的關係將持續在會眾之間和牧師之間,”戈斯說。 “我們正處於一個被稱為‘教務評議會使命規劃(Presbytery Mission Planning)過程’的巨變過程中,這將需要很多牧師一起工作,而這只是這個過程中的另一個麻煩,使我們更難知道我們如何一起工作。”

翻譯:吳京寧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請通過簡訊FacebookTwitterTelegram關注我們。

為什麼台灣的基督徒應該支持烏克蘭?——基督教神學上的理由

基督徒的立場不是基於愛國主義或“公民宗教”,而是出於教會在救贖歷史和世界歷史中的角色。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5,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China Photos / Stringer / Getty

每年2月28日,台灣人民都會聚集在一起,紀念1947年以大規模軍警鎮壓結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紀念 二二八時,我們反思我們在歷史上與暴政進行的鬥爭——我們目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來自多年的抗爭,今天我們仍然為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而奮鬥。

今年,我呼籲我的台灣同胞通過表明支持烏克蘭的立場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對我來說,身為台灣人就應該聲援烏克蘭人民反對入侵和暴政的鬥爭。

在我後來跟朋友之間友好的神學討論中,出現了一個問題:我是以台灣公民的身份,還是以基督教神學人的身份發表這樣的評論的?或許兩者都是?我應該如何理解我的台灣人身份與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我必須毫不含糊地說明:我不是 一名“台灣基督徒”,而是一名 “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在符合聖經的世界觀中並沒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間。

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因反對德國的“神秘民族主義”而於1935年被迫離開德國。他於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一書中寫到他的祖國:“並不存在一個全體瑞士人的‘生活總體性’(Lebenstotalität),沒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視頻)中對我的台灣神學同儕林鴻信老師和我的中國同行洪亮說:“我不是一名德國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國的基督徒。”作為一名新加爾文主義者,我由衷地認同這些神學家對公民基督教的摒棄。

當然,你可以說公民宗教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義也不是一種單一的現象或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只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的規範和共同的價值觀形成並維繫在一起的,而這些對價值觀最好的描述是它們具有宗教性。

在這種觀點中,公民宗教是賦予一個民族某種國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無害的,甚至是符合聖經的,不一定與它們在第三帝國表現出來的形式相似。

對於這種論調,我只能斬釘截鐵地用一個“不!”字來回應。

新加爾文主義的“領域主權”原則是一項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學中也能找到不同表達方式的符合聖經的原則,它規定宗教、國家和民族的領域必須恆久保持區隔。只有耶穌基督對萬事萬物擁有主權。在上帝的美好創造中,每個領域相對於所有其他領域都具有主權。正如俄羅斯在道德上有責任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一樣,在上帝創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國家和民族之間互相侵犯。

在新加爾文主義中,領域主權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稱為 “基督教世界觀”的系統中。有些人將其描述為 “基於創造的世界觀”,但這種描述並不能概括整個概念。

簡單地說,我喜歡稱之為 “新加爾文主義巨擘 ”的一些神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還要加上霍志恆(Geerhardus Vos)——對 “基督教世界觀 ”的看法,是把世界歷史看作是救贖歷史——創造、墮落和救贖的歷史——得以展現的舞台。我喜歡借用巴特的修辭,把世界歷史描述為救贖歷史的 “外在基礎”,把救贖歷史描述為世界歷史的 “內在基礎”。

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我們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節記錄耶穌出生在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的經文。作為羅馬帝國第一位事實上的皇帝,奧古斯都從被刺殺的尤利烏斯(Julius)手中接過了凱撒的頭銜,並採用了“奧古斯都”這個名字——那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神明的詞,用來影射他具有某種神性。他讓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成為羅馬民族身份的官方敘事——這部民間史詩編造了拉丁民族被命運選中、以正義的名義統治各國的神聖起源的故事。

自稱奧古斯都的人確實是上帝揀選的統治者,這是世界歷史和救贖歷史的作者寫下的最好的戲劇反諷之一。上帝選擇了這個人,並通過在《路加福音》中簡短而重要的提及,讓歷時歷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聖經提到這個羅馬皇帝的意義在於,當我們根據世界歷史的內在基礎來鑒查其結果時,它向我們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對於世界歷史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世界歷史是上帝與他的子民在耶穌基督里立約的歷史,其基礎是父、子和聖靈之間永恆而不可動搖的契約。(改革宗神學家稱之為“pactum salutis”,即“救贖之約” 。)

一個嬰孩誕生了,他的出生(“聖誕”)今天繼續在全世界被慶祝,而埃涅阿斯則被視為一個在戰場上尋求榮耀的杜撰傳奇人物或戰爭販子式的虛構神話英雄(儘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義的美德)。

作為基督徒,既然我們號稱相信奧古斯都統治下出生的嬰孩(耶穌)的故事,我們就必須在心中尋找殘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並將它趕出去。因為基督的誕生是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誡命(不可信仰別神、不可拜偶像)——其實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條誡命。我們這些承認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聖子中自我啟示的真神之外,沒有別的神,也不會把任何不是神的東西神化。這適用於民族,也適用於個人所屬的國家。

儘管如此,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義)不一定會神化民族或國家。但我認為它們必然會這麼做。

在地上所有的團體中,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團體是上帝為基督徒彼此團契而揀選、通過傳講真道和施行聖禮成為上帝施恩的管道。這個團體就是教會,她在舊約時代採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選民”,但她不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中的一個屬靈的信仰團體。如今神的選民是通過教會體現在地上的各國之中。使徒彼得告訴我們,只有教會構成了“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彼得前書》2:9)。在我們從萬國中被呼召出來、聚集於教會之前,我們“算不得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10)。

換句話說,教會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書》4:5)之上。塵世的國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維繫在一起,而這些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是宗教性的。基督徒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這些價值觀,因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礎。然而,試圖用基督教信仰來統一一個地上的國家,是神化雅典,並賦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這種通過對揀選、護理、教會和末世之事的教義進行某種明確或隱含的世俗化改造,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在地上的企圖,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這一點納粹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以及當代作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邁克爾·羅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將天上的耶路撒冷屬地化和將地上的雅典神聖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只有教會被上帝揀選,成為尚未到來的天國的現時預表。然而,我們確實祈禱 “願你(上帝)的國度降臨”。我們的主並沒有教導我們祈禱被帶到天上去。耶穌教導我們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因為凱撒·奧古斯都在地上的歷史是上帝之子來到人間的歷史的外在基礎,而耶穌基督的歷史是羅馬帝國歷史的內在基礎。同樣的道理,教會是萬國的內在基礎,而國家是神的國度降臨的外在基礎之一。

這正是我呼籲台灣的基督徒聲援烏克蘭人民的理由:首先,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她的內在基礎;其次,這個教會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為的是她能夠在此時此地重演在彼時彼地一次成就而永遠成就的道成肉身的歷史。

在台灣追求權利、自由和法治的歷史中,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當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長老會宣教士在19世紀末第一次來到台灣時(當時台灣是在中國統治下,後來被日本佔領),他們向這個島嶼上的人民介紹現代醫學、農業和教育。他們為婦女提供教育並倡導婦女的權利。他們研究並幫助保護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直到今天,在台灣長老會神學院接受培訓的牧師還被要求學習用各自教區的方言講道。

這些宣教士並沒有試圖將台灣原住民或講閩南話的社區同化為一個來自西方的所謂 “基督教 ”文明。他們也沒有像16和17世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那樣,試圖讓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官員改變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們的議程上。在他們異象中的台灣基督教,是在歷史的實際情況下,將成為台灣歷史的內在基礎的信仰。

一個作為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存在的教會有一個先知性的責任,即呼籲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彌迦書》6:8)。台灣長老會在歷史上一直站在抗爭的第一線,代表他們的非基督徒鄰舍抵抗暴政。許多台灣長老會的領袖實際上是有海外關係和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但他們有“基督的心”,能夠謙卑“虛己”(《腓立比書》2:5-7),所以他們願意為鄰舍的利益而被謀殺和監禁。

他們明白一件事:耶穌是來被本丟彼拉多釘死的。上帝不僅僅是告訴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實現了公正和憐憫。各各他是上帝永恆不變的公義和憐憫的外在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自詡為十字架的背負者且以此為榮曜,卻對這個世界的暴政、不公、謊言和苦難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就有禍了。

“道成了肉身”(《約翰福音》1:14)。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福音的這一核心真理,那麼我們就知道,上帝禁止我們成為世界歷史的旁觀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馬偕,在整整150年前來到台灣,讓自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今年,整個台灣——不僅僅是基督徒——都在紀念他的到來。在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後誕生的台灣長老會至今深刻地影響着台灣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仍然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除了某些靈恩教會和靈恩運動推動者之外,台灣的基督徒並不打算把這個國家變成“基督王國”。教會仍然是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台灣是我們的教會的外在基礎。台灣的教會理應繼續以公義、憐憫和謙卑的價值觀,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響台灣社會。

而正因為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其內在基礎,台灣教會將繼續提醒社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灣人即意味着參與世界歷史(普遍恩典),通過世界歷史,上帝自己的公義、憐憫和謙卑的歷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的歷史(特殊恩典),將繼續展開。

Alex Tseng是一位來自台灣、從事卡爾·巴特研究的新加爾文主義神學人。

翻譯:Sean Cheng

Apple PodcastsDown ArrowDown ArrowDown Arrowarrow_left_altLeft ArrowLef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arrow_up_altUp ArrowUp ArrowAvailable at Amazoncaret-downCloseCloseEmailEmailExpandExpandExternalExternalFacebookfacebook-squareGiftGiftGooglegoogleGoogle KeephamburgerInstagraminstagram-squareLinkLinklinkedin-squareListenListenListenChristianity TodayCT Creative Studio Logologo_orgMegaphoneMenuMenupausePinterestPlayPlayPocketPodcastRSSRSSSaveSaveSaveSearchSearchsearchSpotifyStitcherTelegramTable of ContentsTable of Contentstwitter-squareWhatsAppXYouTube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