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有會眾開始接種疫苗後:在2021年給教會的建議

在新冠疫苗上市之際,關於會眾如何安全地聚會、崇拜的五條基於科學的建議。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Twenty20Photos / Pressmaster / DavidPereiras / Envato / Anete Lusing / Emre Kuzu / Pexels

在經歷了10個月有限的現場聚會或在線崇拜後,教會的會眾和社會上的其他人一樣,感到了疫情所帶來的疲憊。我們希望新冠疫苗的出現能讓我們的社會和教會都恢復正常。但恢復正常需要時間。

不幸的是,許多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要到2022年或更晚才能接種疫苗。以前我在這些國家為阻止傳染病的傳播工作了不下25年。在美國等國家,新冠疫苗從去年12月開始推廣。專家預測,大約到秋季之後,疫苗接種覆蓋率才將達到70%-90%,屆時才有望實現群體免疫。只有到那時,社會才能開始恢復正常的活動。未來幾個月將是一個過渡期,接種過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人將一同生活在社區中。這還不安全,還不能恢復正常的生活。

在美國的這個過渡時期裡,教會領袖應如何決定教會的人際聚會活動呢?由於不同社區的疫苗接種率不同,即使是同一社區內的不同教會,會眾的疫苗接種率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沒有一個單一的方法來應對重開聚會的問題。

在為我家鄉西雅圖的四個教會提供諮詢、為過渡時期做計劃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教會領袖對擺在他們面前的複雜問題的掙扎。一個會眾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主的教會的主任牧師詹姆斯·布勞頓(James Broughton)說:“這是如此復雜的一個情況——有這麼多變動的因素。我們真的需要神的智慧,包括科學知識,才能知道該怎樣做。”所有與我交談過的人都看到了教會內部公開討論的必要性,以及在教會面對不同的壓力而重新聚集之前製定計劃的價值。

為更好度過這個時期,我將解釋新冠疫苗接種將如何影響教會關於聚會的決定,並提供五點建議,幫助教會制定計劃,在疫苗接種覆蓋率增加時重新開始聚會。

就像我以前在CT上寫過的關於這次疫情期間教會聚會的文章一樣,我試圖用兩個指針來辨別上帝對教會的呼召:聖經真理和科學知識。這兩者都是從上帝而來。

新冠疫苗將如何影響教會的聚會

無論是否明確表示,教會領袖在考慮教會在這次疫情期間的聚會時,都要平衡三個因素:會友們聚會的需要和願望,社區中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以及教會會友感染新冠及其並發症的風險。我製作了三個圖表來描述教會聚會的這些因素將如何影響疫苗接種的三個階段。

疫苗部分接種期將一直持續到新冠病毒群體免疫力產生、感染率下降至較低水平。所需的時間將受到新冠疫苗的可獲得性、有效性和吸收率,以及新冠變異病毒傳染性的影響。未來幾個月,媒體會對這些問題進行報導,隨著新信息的出現,教會的計劃可能需要調整。然而,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明確。

首先,科學家們仍不確定疫苗接種者如果沒有明顯的新冠病症,是否仍會攜帶病毒並傳播給其他人。最近獲批的疫苗可以將新冠的患病風險降低90%以上,包括病毒引起的嚴重並發症。但是如果病毒依然可以通過接種者傳播,那麼我們必須繼續使用戴口罩、保持身體距離和其他手段來保護接種者免受新冠的影響,就像我們保護未接種者一樣。然而,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預防新冠並發症,而是為了限制病毒的傳播。

其次,在世界不同地區快速傳播的新冠病毒變體的傳播性似乎較原來提高了10%-70%。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因為這些變異可能會使疫情惡化並延長。幸運的是,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目前的新冠疫苗應該對這些新冠變體依然有效。

由於這些新冠病毒變體的傳播可能會延遲群體免疫出現的時間,我們的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製定計劃,以決定如何聚會、何時聚會。如果這些病毒變體在我們社區中存在的比例比預期更高,那麼我們就更需要下面的建議來減少新冠在我們教會中的傳播。由於新冠病毒及其所有變體都通過鼻腔分泌物和呼吸道飛沫傳播,遏制其傳播的方法依然不變。因此,即使在這些變體蔓延的情況下,我的建議仍將適用。

在疫苗部分接種期間對聚會計劃的五點建議

1.以新冠感染程度作為聚會的主要指導。

如果在此期間恢復線下人際聚會,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將相互混合。由於還沒有實現群體免疫,社區中的新冠感染率仍將居高不下。鑑於教會的活動有利於病毒的傳播,因此,未接種疫苗的會友之間,甚至未接種疫苗和已接種疫苗的會友之間,仍會存在很大的傳播風險。如果科學家們確定接種過疫苗的人仍然可以攜帶病毒並進行傳播,那麼即使在大部分人接種了疫苗之後,只要社區中新冠感染率依然較高,那麼病毒傳播的風險就可能依然很高(見上圖)。只有當感染率下降到較低水平時,會眾之間的傳播風險才會下降,然後才能安全地恢復線下人際聚會(見下圖)。

因此,這個疫苗部分接種期是一個特別棘手的時期,因為未接種疫苗的會眾發生新冠感染並發症的風險並沒有降低,但聚會的願望卻可能在增加。這無疑會影響一個教會對聚會的決定。因此,對於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何時聚集才安全的問題,主要應根據社區內新冠的感染率、而非根據已接種疫苗的教徒比例來決定。

2.考慮允許已接種疫苗的會眾單獨聚會。

雖然教會可能會選擇在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友能安全共處時才開始聚會,但也可以選擇為已接種過疫苗的會友先恢復聚會。由於已接種疫苗的會友可免受新冠嚴重並發症的影響,所以即使在社區感染率依然較高的情況下,他們在室內聚會也要安全得多。我們很多年老和比較脆弱的教會成員會提前接種疫苗,他們可能會傾向在所有人都能安全聚會之前,先開始聚會。比較簡單的第一步就是為已接種疫苗的人安排小組聚會。

然而,教會領袖可能會對將會友分組的做法持保留態度。西雅圖一家熱心社區事務的鄰里教會的牧師勞裡·布倫納(Laurie Brenner)說:“在我們這個中等規模的教會中,真實地存在著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不想把人分組,另一方面人們希望盡快見面。”

但與我交談過的教會領袖普遍認為,可以只為接種過疫苗的人設立聚會。布勞頓說:“新冠感染風險較小的人群已經開始自發聚會了。都是由成員們自行組織的。我覺得接種過疫苗的成員也可以如此。”布倫納補充道:“我們需要努力確保疫苗接種不會最終導致現有團體的分裂。”

總的來說,為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建立平行聚會的想法似乎引起了這些教會領袖的共鳴。我所參加的教會是一個會眾跨越多個年齡階段的大型教會。我們的主任牧師喬治·欣曼(George Hinman)說:“如果要我接受只為已接種疫苗的會友舉行崇拜的想法,那麼我們也必須同時提供另一種選擇,即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會友們都可以進行崇拜。我們必須為每個人提供一個選擇。”

然而,只對已接種過疫苗的會友開放聚會的做法也可能面臨挑戰,因為教會可能不願意要求會友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才能進入聚會。不過,這個想法並不新鮮,在未來幾個月內,健康證的使用可能會變得非常普遍。

3.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恢復一些特定的人際聚會形式。

我們需要循序漸進的計劃,因為不同的教會活動有不同的新冠傳播風險。具有較高空氣傳播病毒風險的活動應在感染率較低時才開始,而空氣傳播風險較低的活動可在感染率較高時就恢復。此外,有些活動相較於其他一些,會較易減緩新冠的傳播。

下表為當新冠感染水平下降到一定閾值後就可開始的一些人際活動提供了指導。它建立在我之前關於教會逐步恢復開放的CT文章的基礎上,並提供了各階段的感染闕值。對於生活在美國的人來說,棘手的問題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標準來衡量感染率的高低,儘管衛生部門已經提出了類似的 感染閾值 供其自身使用。我根據表中的階段對它們進行了調整。

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是,新冠感染率有時是以每10萬居民中7天或14天的病例總數來統計的,而不是每10萬居民每天的病例數。在表格中,我建議用按天統計的數字作為閾值,所以可能需要將各地衛生部門的數字轉換後再使用這個表格,或者使用帶有這些信息的全球監測數據,例如STAT新聞提供的數據。必須記住,新冠檢測率的不足會造成對實際感染率的低估;因此,在檢測不足的社區,對恢復聚會的態度應更加保守。

隨著更多信息或更明確的準則的出現,表中的閾值可能需要調整。教會可以選擇略高或略低的闕值作為恢復活動的標準。鑑於快速傳播的病毒變體,在到達每個闕值時,只向更少一些的會友開放活動也變得更為重要。鑑於過去幾個月許多地區的感染率急劇上升,感染率要下降到能允許未接種疫苗的會眾進行室內聚會的水平,還需要一段時間。

4.鼓勵會友減少接觸新冠的風險。

隨著新冠疫苗的推廣,許多去教會的人處於接種優先級較低的群體,有些人可能因為個人選擇或健康原因永遠不會接種疫苗。不管什麼原因,對於各地未接種疫苗的會眾來說,能夠在教會中安全地與其他人聚會是很重要的。

疾病控制專家早已認識到改變行為方式對幫助人們降低接觸傳染病原體風險的重要性。在會眾聚會之前,我們可以要求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減少接觸新冠的風險。

接觸病毒的風險僅僅在於分享其他人呼吸的空氣。我們的會眾可以通過減少與他人的近距離接觸(其定義為與他人相距2米以內並持續超過15分鐘),以及在與他人會面時增加使用口罩、保持身體距離和良好通風的空間來降低這種風險。

當我們在教會聚會時,我們可以通過保護弟兄姐妹免受病毒的傷害來表達我們對弟兄姐妹的愛。 “要求人們為了他人而減少自身的感染風險是合理的。我相信在聚會前要求接種疫苗也同樣合理。但重要的是不排斥任何人。我們需要為所有人提供選擇”,欣曼說。

“我們教會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教會的規定。”美國一所大型華裔教會的長老艾爾頓•李(Elton Lee)表示,教會要感謝那些擔當保護他人的責任的會友。 “教會提供準則,但遵守準則卻要看每個人。”

為了幫助我們的會友承擔責任,讓他們知道自己的風險程度會很有幫助。人們設計了一些應用程序,旨在幫助個人評估他們在聚會中感染新冠的風險。但有了COVIDRisk.Link這個我最近參與研發的工具,會眾可以定期監測自己接觸病毒的風險,甚或在必要時,在聚會前降低風險。鑑於變異病毒的傳播增加了個體感染新冠的可能性,這就顯得更重要了。此外,使用這個評估工具可以幫助會友形成社交泡泡(social bubble),以便更安全地與那些雖有風險接觸、但卻能一起安然相處的人見面。

在上表中的每一個感染閾值,如果我們要求會眾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那麼聚會就可以更安全。我們鼓勵感染風險較低的會友比風險較高的會友更早地參加教會活動。

5.鼓勵你的會友接種疫苗。

如果我們社區中相當一部分人拒絕接種疫苗,這將延長疫情及其對社會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四成的美國人不願意接種疫苗,這一比例在教會成員中還略高一些。布勞頓解釋說:“人們目前的反應是基於過去的經驗所帶來的恐懼,比如塔斯基吉實驗(Tuskegee experiments)。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疫苗。”

因為我們知道新冠疫苗可以保護人們免受這種病毒的危害,讓我們更早地恢復到正常的教會事工中去,所以我認為,教會應該推廣新冠疫苗的接種。接種了疫苗的基督徒不僅可以避免在感染後出現嚴重的並發症,而且可以更早地服務於其他有需要的人,為結束這場疫情做貢獻。

不幸的是,這場流行病被政治化了,以至於一些教會領袖對是否支持接種疫苗猶豫不決。但我建議我們應以大誡命作為我們的主要動力。雖然專家們並不能確定疫苗接種能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但疫苗很有可能至少能減少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新冠疫情的傳播。因此,讓我們彼此相愛,鼓勵接種疫苗,尤其是教會中的會眾。

但要與教會會眾溝通疫苗的好處,可能需要很大的努力和耐心。布勞頓強調了這一點,“我需要不斷地與會眾交流。這些信息從哪裡來,對他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當他們知道這些信息來自於有信仰又有科學知識的弟兄姐妹時,信任度就會大大增加。”

比語言更重要的是行動。教會領袖可以給會眾樹立一個榜樣,自己接種疫苗。大量的不信任確實存在於人們對政府、對科學、對新冠疫苗的態度中。而許多社區中最值得信賴的成員恰在我們的教會中。因此,教會領袖可以在鼓勵信徒接種疫苗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隨著新冠疫苗在我們的社區開始接種,我們開始了回歸正常生活的漫長道路。與此同時,美國正經歷著近代史上最動盪最分裂的時期。欣曼說:“作為教會,我們不能允許我們如何處理這次疫情和疫苗接種的問題使我們產生分裂。”為幫助我們的教會在合一中前進,我祈望這五個以科學為基礎的建議能幫助我們的教會在恢復聚會並繼續服侍我們周圍的世界時,成為一座燈塔——擁抱信仰和科學。

錢秉中(Daniel Chin)是一位肺科、重症醫學及流行病學領域的醫生,擁有25年的全球公共衛生經驗。 2003年,他領導了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遏制非典疫情的大部分援助行動。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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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報導關於教會領袖的負面新聞?

基督的教會需要這種亮光,即使它讓我們痛苦。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1
Michal_edo / Getty Images

《今日基督教》報導的動機是出於對教會深深的愛。這種愛有時是痛苦的,特別是當它意味著報導關於事工領袖們有害行為的證據時。報導這些指控讓我們很難受,讀者們也有同樣的感受。多年來,有些讀者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公佈事工領袖/機構錯誤行為的證據,畢竟除了犯錯,他們確實也做了不少好事。其他在原則上支持我們這類調查性報導的讀者們則認為我們報導的目標應放在特定基督教群體外(例如,不報導福音派醜聞,可報導靈恩派醜聞)。但我們對尋求真理的委身超越對自身派別/社區的委身。我們透過報導真相來關懷我們的社區。

真正的愛迫使我們去愛那些被事工領袖/機構傷害的人——不僅僅是直接的受害者,還有那些因看到領袖們的罪和濫權所帶來的後果,從而懷疑基督徒(是否真是一群會彼此關照的人)的人。我們對教會的深愛也迫使我們去愛犯錯的事工領袖。而他們往往需要先被揭露才能被引領至悔改。

我們的愛驅使我們調查這些指控,即使被指控的領袖已經去世。在一個基督教領袖去世後,罪的破壞性仍然長期存在。我們是否應要求受害者在黑暗中獨自承擔其所經歷的重擔、創傷和恥辱?不,無論是事工領袖曾做出的美善行為還是他的逝去,都不應該讓受害者沉默。而犯罪的人需要伴隨著光而來的恩典。死亡排除了罪人悔改的機會,但沒有排除受害者得到恢復及自由的機會。

基督的教會皆需要這種亮光,即使它讓我們痛苦。《今日基督教》進行曠日費時且昂貴的調查工作,並不是為了列出一張臭名昭著的罪人的名單。我們的目標是修正——不僅是修正我們所報導的領袖,也包括修正我們所有人的錯誤。

聖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即使是最英雄的人物也有缺陷和犯錯的時候。聖經故事裡的終極英雄——也是我們自己故事裡的終極英雄——不是任何會犯罪的人類,而是那位在罪人身上做工、救贖他們,完成祂目的那位上帝。當聖經詳細地紀錄某個英雄人物犯下的錯時,這些紀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後書3:16)。我們不會把聖經裡的這些記載刪掉。同樣,我們也不願意擱置或淡化對基督教領袖的指控。我們力求公正地調查和報導這些故事。我們不會假定他們一定有罪,也不給有權勢者特權,我們希望我們的讀者也能避免這些錯誤。

我們報導這些故事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教會能從中學習。它們提醒我們,我們自身的脆弱、我們自己對行為透明度和問責機制的需要,以及最終,所有人對耶穌基督的恩典和聖靈對人生命的改造工作的需要。我們同樣也意識到,我們報導中的人物不僅僅只是講道時能使用的例證。受害者不是我們的工具,我們的報導是為了幫助他們:澄清事實、揭露不公義和偽善的行為,給受傷的人發聲的機會,與他們一起哀慟,並向其他曾跟他們有相似經歷的人保證,他們並不孤單。審判權只屬於上帝。但為黑暗帶來光明,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即使在我們悲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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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拉維·撒迦利亞:私藏數百張女性私密照、面臨性侵按摩治療師、強暴等指控

他所創建的福音機構為曾「誤信」這位隱瞞自己不端正性行為的領袖一事表示歉意。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RZIM

為期四個月的調查發現,已故的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利用自己作為世界著名的基督教護教者的聲譽,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在美國與海外性侵按摩治療師,而由他的家庭成員和忠實盟友領導的傳道機構未能追究他的責任。

他利用自己對按摩的需要以及頻繁的海外旅行來掩蓋自己的性侵行為,藉口屬靈對話建立信任,直接從他的傳道機構提供資金,用以引誘受害者。

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ZIM,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週四發布的一份12頁的報告,證實了撒迦利亞在其所擁有的亞特蘭大日間水療中心的性侵行為,並在美國發現了另外五名受害者,以及在泰國、印度和馬來西亞的性侵證據。

僅從對撒迦利亞以前使用的電子設備進行的有限審查,就發現了他與美國和亞洲的200多名按摩治療師的聯繫,數百張年輕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些是女性裸體照片。直到2020年5月他享年74歲去世之前的幾個月,撒迦利亞還在索取、收集這些照片。

據調查人員透露,撒迦利亞從本應專用於“人道救援”的資金中支付數万美元給4名按摩師,為她們長期提供住房、教育費用,以及每月資助。

一名婦女告訴調查人員,“在他安排傳道機構為她提供經濟資助後,就要求與她發生性關係”。她說這是強姦。

報告稱,她說撒迦利亞“讓她和他一起祈禱,感謝神賜予他們兩人的機會”,並如他對其他受害者宣稱的一樣,“稱她是因為他過著服事神的生活而得到的獎賞”。撒迦利亞警告這位女士——也是位基督徒——如果說出對他不利的話,當他的名聲受損時,她將為數百萬靈魂的失喪負責。

這些發現,以及RZIM幾個月來進行的內部審查所透露的細節,挑戰了許多人對撒迦利亞的印象。

當他5月去世時,人們稱讚他的忠實見證、他對真理的承諾,以及他個人的正直誠信。現在很清楚,在台下,這個長期以來被全世界基督徒所敬仰的男人性侵了無數婦女,並操縱身邊的人,使他們對他的惡行視而不見。

米勒與馬丁(Miller & Martin)律師事務所的林賽·巴倫(Lynsey Barron)和威廉·埃塞爾斯坦(William Eiselstein)受僱於RZIM進行調查,採訪了50名證人,並檢查了撒迦利亞從2014到2018年間使用的電話。最後律師們表示,“我們確信,我們發現了足夠的證據,可以得出撒迦利亞先生進行不當性行為的結論”,儘管這一調查並不詳盡。

RZIM董事會在調查的同時發表聲明,表示歉意並承擔一定責任。

“拉維採取了一系列廣泛措施,以便向家人、同事和朋友隱瞞自己的行為。然而我們也認識到,長期性侵的情況,往往意味著存在重大的結構、政策和文化問題。 … …我們的工作人員、捐助人和公眾都信任我們能指導、監督和確保對拉維·撒迦利亞的問責,但在這方面我們卻失敗了。”

RZIM在2020年9月《今日基督教》的報導之後,針對在撒迦利亞的水療中心工作的三名女性所提出的性侵指控,僱用了米勒與馬丁。最初,傳道機構的領導人表示不相信這些女性。如今,這種情況已經改變了。

聲明說,“我們不僅相信那些公開做出指控的女性,而且對於之前沒有公開指控拉維,但在調查中其身份、故事浮現出來的更多女性,我們也相信”。

因為RZIM內外的基督徒對其長期領導人失去了信任,該機構在其著名的命名者去世後的八個月時間裡,從不得不重新構思其全球事工的運作,到現在不得不完全重組。

在調查期間,出於對高層官員就指控所做出的初始反應的不滿,多名RZIM的講員和工作人員離開了該事工。 RZIM的加拿大分部暫停了4月份之前的籌款工作和募捐活動,而基於英國的撒迦利亞信託基金會則威脅說,如果RZIM不向受害者道歉並進行重大改革,就將分裂出去。 (更新報導:報告發布的第二天,英國董事會一致投票決定從RZIM中分離出來,並將選擇一個新的名字)。

甚至在周四晚上報告發布之前,RZIM領導層就已經轉向減少撒迦利亞家族的參與。拉維的遺孀瑪吉·撒迦利亞(Margie Zacharias)於1月辭去了董事會和事工的職務,而她的女兒薩拉·戴維斯(Sarah Davis)則辭去了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但仍擔任首席執行官。

RZIM內部工作人員則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護教機構,該事工計劃大幅縮減規模,降至10名美國護教家和幾名國際講員,由少量工作人員輔助。

受保密協議限制的調查

除了證實之前關於撒迦利亞水療中心的性侵報導外,新的報告還證實了一位加拿大女性洛里·安妮·湯普森(Lori Anne Thompson)四年前所做出的指控,她說自己受撒迦利亞擺佈,向他發送露骨的色情短信和照片。她的案件是公開的第一樁關於撒迦利亞的性醜聞,它激勵了其他受害者站出來。

撒迦利亞斯曾在2017年起訴湯普森,聲稱她致RZIM董事會指控性侵的律師信,其實是精心設計的勒索企圖。董事會周四寫道:“我們相信洛里·安妮·湯普森已經說出了她與拉維·撒迦利亞關係的真相。”

調查人員與其他證人也進行了面談,她們也講述了與湯普森的指控所描述的類似行為,並發現在她的經歷前後長達六年的時間裡,他與其他女性間的短信交流模式。

然而湯普森和她的丈夫布拉德(Brad)卻無法親自參與最近的調查。對於調查人員提出的解除保密協議(NDA)以允許湯普森夫婦談論發生的事情的要求,這位已故護教家的遺產執行方予以拒絕。湯普森夫婦的律師貝塞爾·茨維迪江(Basyle Tchividjian)告訴調查人員,在一切都已經昭然於世的情況下,湯普森夫婦卻仍然受到NDA的約束,這一情況是“應受譴責的” 。

戴維斯在一封致整個傳道機構的郵件中寫道,RZIM “為了方便調查進行,要求修改NDA”,但該機構對於遺產執行方沒有任何權威,因為後者是由她的母親瑪吉·撒迦利亞控制。遺產執行方也拒絕讓撒迦利亞的私人律師交出當時從他的電子設備中收集到的任何證據,這給米勒與馬丁事務所審核的記錄中留下了空白。

但根據調查報告,就在撒迦利亞與湯普森夫婦了結官司、公開為自己辯護,並向RZIM的領導層和工作人員保證他沒有做錯任何錯事、沒有必要調查的同時,他還繼續索取其他女性的色情照片。

報告說,“雖然他告訴他的員工,他在湯普森事件中的真正錯誤是沒有提醒別人他收到了另一個女人的照片,但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就其在湯普森事件期間以及之後200多次收到女性照片之事,他曾經向RZIM管理層或其董事會做過交代。”

事實上調查人員發現,儘管撒迦利亞2017年公開表示,從與洛里·安妮·湯普森的交流中吸取了“艱難而痛苦的教訓”,就在那之後僅一天,他就收到了更多的來自另一個女人的照片。那個女人也繼續給他發裸照。

不過,有一件事確實發生了變化。湯普森案發生後,調查人員注意到撒迦利亞在刪除信息方面做得比較好,無法被發現或揭發。

在與報告同時發表的聲明中,RZIM董事會承認了這一失敗,並向洛里·安妮·湯普森道歉。

聲明說,“我們錯了,我們懷著深切的悲痛認識到,由於我們不相信湯普森夫婦,私下和公開宣揚錯誤的說法,他們多年來一直受到誹謗,他們的痛苦被大大延長和加劇。這讓我們很心痛,也很慚愧。”

'他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自己的不軌行為'

調查人員發現的大部分性侵行為都是圍繞著按摩發生的,而撒迦利亞依靠按摩來治療慢性背傷。他經常與私人按摩師一起旅行。當一位RZIM同事對於這樣“似乎不當”的做法表示質疑時,他反而批評對方。

雖然報告沒有面談國外的消息來源人,但調查人員發現了撒迦利亞在旅行時經常會見按摩師的證據。

報告說:“當可能會一個人獨處時,他經常會在酒店房間里安排按摩治療。根據他的短信,有時他會在酒店大堂和治療師見面,有時他會指揮治療師直接到他的房間來。”

調查人員發現,在2010年代初,他在曼谷擁有兩套公寓,與他的一名按摩師共用一棟建築。他手機上的筆記應用裡,有“我想和你有個美麗的回憶”、“再往前走一點”、“你的嘴唇特別漂亮”等短語的泰語和普通話翻譯。

撒迦利亞手機相冊裡的按摩師和照片上的女人比他年輕幾十年,很多都是20多歲。

調查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RZIM領導層或員工知道撒迦利亞的不端性行為,這也表明該事工對於這位同名者、創始人幾乎沒有任何問責。

報告說,“因為他對按摩治療的需求是眾所周知並被接受的,所以他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自己的不當行為”。

撒迦利亞談到了“身體屏障”對“保護我的誠實正直”的重要性,但米勒與馬丁的報告指出,“作為這些'身體屏障'的設計者,撒迦利亞先生很清楚如何躲避它們。”

調查證實,撒迦利亞撒謊說,除了妻子或女兒他沒有和其他女人單獨相處。他還時刻持有多部手機,並將其放在與RZIM不同的無線計劃中,從不使用辦公室的無線網絡。撒迦利亞說這是為了安全起見,但這確保了他的通訊無法被監控。

RZIM董事會的聲明承認它“做得嚴重不足”,“允許因為自己對拉維的誤信,導致對他的監督和問責不力,遠沒有達到明智和愛護的程度”,對此表示遺憾。

報告中的每一個例子,都與一個以宣揚正直誠實和真理而著稱的領袖和事工的公開見證形成對比。

在一段與CT分享的錄音中,撒迦利亞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談話中告訴他的支持者,“你們這些在公開場合見過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私下里是什麼樣子的。但神知道的。神知道的。今天我鼓勵你們做出這個承諾並說,'我在私下里做人也要配得神的讚譽,“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

許多將撒迦利亞視為導師、榜樣和屬靈父親的人,一直在努力應對新的信息、他們的被背叛感和對自己責任的質疑。

“我對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失望,我們本可以更努力地抗拒那種順從式忠誠的潮流,更早地要求更好的答案。因為福音派信條中沒有任何一部分推崇懦弱或犧牲良心”,澳大利亞RZIM前負責人丹·帕特森(Dan Paterson)週三晚上在Facebook上寫道

“我深深感到對主的敬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會做出一個交代,在那裡就像RZ報告一樣,在黑暗籠罩下所做的一切,都會被人知道。耶穌來是要通過審判來恢復正義。哦,我多麼希望拉維在這裡懺悔!”

RZIM即將發生的變化

調查人員在12月的中期報告中讓RZIM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自那以後董事會(成員姓名未公開)和領導層一直在計劃著一次檢討總結。

2020年9月進入調查程序時,該事工的官方立場是,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但會進行調查,以還給撒迦利亞清白。起初,RZIM聘請了控告湯普森夫婦的其中一位律師所在的事務所。事工內部的幾位人士說,副總裁阿卜都·莫雷(Abdu Murray)建議請一位“粗暴”的前警察來追踪指控者,並發掘該事工可以用來詆毀她們的信息。

幾位講員表示,他們認為這些指控是可信的,並要求該事工進行真正的、有信譽的調查。此後,在10月初RZIM改變方向,聘請了米勒與馬丁律師事務所。

“我相信,對於我們都視而不見的、在不知不覺中促成的、沒有開口反對的,以及我們允許繼續下去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講員之一山姆·阿爾貝利(Sam Allberry)對英國的同僚說。

正如CT此前報導的那樣,隨著調查的繼續,關於共謀和問責的爭鬥使該傳道機構動蕩了數月。新年伊始,RZIM就在為分裂做準備。

戴維斯告訴工作人員,一些全球辦事處可能會決定從RZIM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國家性組織。目前,每個辦事處都有自己的公司章程或作為慈善機構的國家性章程,並通過“附屬協議”與設在美國的傳道機構建立聯繫。這使得RZIM能夠作為一個單一的全球性傳道機構運轉。

“35年來,我們一直能夠作為一個機構來實際運作。然而,在像我們面臨的這種危機時刻,這需要我們的一些董事會必須與總部和國際董事會分開,自行做出抉擇,以做出他們認為對其實體最好的決定”,戴維斯這樣寫道。

RZIM的一些資深護教士認為,各國分部分離出去,是保存該事工中做得好的那些部分的唯一途徑。

曾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其他“新無神論者”進行著名辯論的北愛爾蘭數學家和護教士約翰·萊諾克斯(John Lennox )已經敦促RZIM的英國分支機構分離出來。在CT報導水療中心指控的第二天,萊諾克斯就退出了與RZIM的所有聯繫,但告訴英國的護教士們,如果他們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組織,他很樂意與他們合作。

“目前的指控性質非常嚴重,我不能以RZIM的名義參與任何正在進行的活動”,萊諾克斯在給英國和美國董事會的聲明中寫道。 “在我看來,如果要想在任何集體意義上保留住優秀年輕護教士團隊的潛力,就需要對機構進行重新命名,對機構和董事會進行根本性的重組,而且要非常迅速地完成。”

據該傳道會內部多位人士透露,其他國家的董事會也在與美國總部脫離關係。加拿大董事會在一份聲明中說,“很明顯,這個事工不能建立在以前的結構上”,而是“必須建立於新的方式和關係”。

加拿大的護教事工也裁減了四名團隊成員,其中包括講員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Gilman)。他決定相信那些指控撒迦利亞性侵的婦女,並公開挑戰RZIM領導層,要求他們承認共謀。吉爾曼告訴CT,他非常擔心他所愛的事工會選擇重塑品牌而不悔改。

吉爾曼的遣散協議中包括一項保密協議(NDA),將禁止他採取“任何可以按照合理預期會對RZIM的聲譽造成傷害”或“負面影響”的行動。吉爾曼提出抗議,保密協議被一份對捐贈者信息保密的協議所取代。

預計很快還會有更多的裁員。 RZIM的僱員告訴CT,他們預計這個曾經在全國擁有100名講員和250名工作人員的國際傳道機構將縮減到原來規模的一個零頭。戴維斯告訴工作人員,裁員將在米勒和馬丁報告發布後的幾週內宣布。

她寫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只是因為我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情況而不得不這樣做。我們對此深表歉意。”

在經過人員裁減和各國分部分離之後,留下來的團隊很可能是一些與撒迦利亞關係最密切、與主要捐助者關係良好的講員。 RZIM內部人士預計,核心人物將包括由戴維斯領銜的講員邁克爾·拉姆登(Michael Ramsden)、阿卜都·莫雷和文斯·維特爾(Vince Vitale)。

戴維斯辭去了董事會主席的職務,將權力交給了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退休能源公司高管和主要捐贈者克里斯·布拉特納(Chris Blattner)。不過,在危機期間,戴維斯更多地承擔了RZIM的日常管理工作,她親自將自己的名字寫進了所有的內部和外部通訊中。

RZIM董事會周四表示,“鑑於調查的結果和正在進行的評估,我們正在尋求主關於這項事工未來的旨意…在辨別神將如何帶領的時候,我們花時間專注於禱告和禁食,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會講到這一點。”

RZIM宣布,它正在邀請受害者權益倡導者蕾切爾·頓荷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就性侵問題來教育董事會和領導層,並就未來的最佳做法提出建議。該部還聘請了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來評估“結構、文化、政策、程序、財務和做法”,並提出改革建議。

禱告得到回應

2020年5月,就在他的葬禮當天,撒迦利亞性侵的秘密開始被揭露。從現場直播中看到這位護教家受到如此尊崇和頌揚並被震驚的,有一位是曾被他動手動腳、當面手淫、並被索取色情照片的那些按摩師中的一位。包括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和基督徒橄欖球明星蒂姆·特波(Tim Tebow)在內的知名人士,都對撒迦利亞讚譽有加。

沒有人站出來嗎?她在想。沒有人嗎?

她擔心其他女性可能會在那裡,為這場景刺傷。她禱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位女子在谷歌上搜索“拉維·撒迦利亞性醜聞”,找到了由無神論者斯蒂夫·鮑曼(Steve Baughman)所主持的博客RaviWatch,他從2015年起就開始追踪、報導撒迦利亞的“蹊蹺說法”。鮑曼在博客上討論撒迦利亞關於學歷的虛假陳述、色情短信指控以及隨後的訴訟。當那個女子讀到洛麗·安妮·湯普森的遭遇時,她認識到那個女人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

據她所知,這個無神論博主是唯一一個關心撒迦利亞性侵他人卻逍遙法外之事的人。她聯繫了鮑曼,接著最終對《今日基督教》講述了撒迦利亞的水療中心、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以及背後發生的性侵事件。

水療中心的這位女士告訴CT,她不對RZIM抱任何指望。不會承認,當然更不會道歉。她想,這個以一個人的名字命名並靠其聲望建立起來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傳道機構,絕不會承認他的秘密的真相。

她之所以說出來,只是因為她想讓其他女性知道真相,這包括被撒迦利亞傷害的女性,以及被其他著名的、聲譽顯赫的基督徒所傷害的女性們。她想讓她們知道,她們並不孤單。

本週,她相信神回應了她的禱告。

“我認為它發生在神定下的完美時刻”,她說。 “這是祂的時刻,這是祂的方式。主在做這件事,剩下的將是神想要剩下的。”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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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對萬國的審判中,福音在哪裡?

在那些看似相反的經文中,如何找到善良,真實和美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Creative Commons / Envato

以我的經驗,聖經中最難的部分並不是你不明白的地方。 不能理解可以是好的;它可以引發思考、偵察和發現。 相反,真正的麻煩是在當你完全明確地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而這些事看起來是不善良,不真實,也不美好。 例如,想想先知對各國的審判預言,可怕的一頁又一頁,(顯然地)見不到希望,沒有當代的應用,不知道將是何種結局。

耶利米書的最後七章就是一例。 一卷記錄着如此榮耀應許的書怎麼會有這麼令人沮喪的結局呢? 有九個對各國的審判預言-埃及、非利士、摩押、亞捫、以東、大馬色、基達和夏鎖、以攔及巴比倫- 接着是耶路撒冷的被毀。 審判是嚴厲的,有時候是活靈活現的。 四個國家得到一節關於將來得憐憫的應許(46:26;48:47;49:6;49:39),但這些只是七章災難沙漠中的四滴希望。 在這些經文裡,我們如何找到善良、喜樂和福音? 正如常常發生在《舊約》裡,我們在出埃及的故事中能找到答案。

耶利米書的最後幾章記載了十個神聖的審判:九個針對外邦國家,最後那個是針對猶大本身。 以西結書25-33章貫穿着一個同樣的順序:九個針對外邦國家及其帝王的預言,然後是耶路撒冷的被毀。 類似的模式在以賽亞書13-23章也出現。 這不可能是巧合。

當然,在出埃及的故事中,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 我們都認識十誡,也應該記得在曠野漂流的那一代人,因為十次不服從上帝而不能進入應許之地(民數記14:22–23)。 關鍵地,也有十災臨到外邦(埃及),最後一災導致半夜裡以色列的救贖。 由於災難是聖經中對外邦審判的典型例子,耶利米、以賽亞和以西結可能是故意將他們的預言描述為審判的災難。

仔細看,我們會見到其他線索。 耶利米的預言始於埃及(46:2); 終於被敵人追擊時的夜半逃亡(52:7-9)。 他在這些章節中使用的形象包括尼羅河、會叮人的蒼蠅、死去的牲畜、蝗蟲、對法老和埃及神明的審判、馬匹和戰車被推翻以及海被變乾。

如果我們把以上的都記在心裡,當我們讀耶利米書時,至少有三件事會變得更清晰。 首先,我們正在見證眾神明的戰鬥。 耶利米一再提醒我們,亞們、太陽神、基末、米勒公、彼勒、米羅達和其他眾神都被揭穿為假的。 我們的文化可能崇拜不同的神——戰神、財神、酒神、愛神、大地女神–但他們同樣是無力拯救的。 當上帝審判時,他們的無能會被揭示出來,這就是值得慶祝的原因。

第二個啟示是,審判的高潮落在神的子民身上。 在《出埃及記》,第十災擊打埃及,而法老失去了他的長子。 但在耶利米書,第十項審判擊打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失去了兩個兒子,然後,他失明並被遞解到巴比倫。 各國所施的壓迫和崇拜偶像激發審判的災難;在錫安,後果是更嚴重的。 當聖殿裡有偶像時,以色列不能以墮落世界為其代罪羔羊。

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是,在十災之後,救贖臨到。 《出埃及記》中,在神的子民陷於為奴四百年後,審判臨到,而他們從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 耶利米書也以同樣的方式結束。 神的子民陷於偶像崇拜四百年後,審判臨到。 但最後四節經文展示約雅斤王從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給予新的衣服,被高舉過於所有其他帝王,他在皇桌上坐席(52:31~34)。

在審判中,上帝依然是恩慈的。 約雅斤既有希望又有將來,他的子民同樣也有。 在未來的年日裡,他們當中有一人會從死亡囚牢中被升高,給予新的衣服,被高舉過於其他帝王及國家,並且在皇桌上坐席。 他會邀請所有人——包括好像我一樣的外邦人,來自於本來應該被審判的崇拜偶像的國家——加入他的行列。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是倫敦國王教會的教導牧師,也是《萬物之神》的作者。 在推特上關注他@AJWTheology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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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眼目注視著牧師

與人一樣,神注視我們,也看顧我們——這對在呼召中探路前行的牧師來說,既是安慰,也是警醒。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9,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and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Damion Hamilton / Lightstock / Kari Shea / Unsplash

我們看到你們了,牧師。

這是教會事工中一個漫長、令人困惑、充滿挑戰、令人疲憊、也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階段。你們與科技之間的愛恨情仇滋長了。你們的挫折感加劇了,尤其是在與逝去的所愛之人告別時,在目前隔離的環境下。你們在聖餐和其他聖禮上變得更有創意,不過同時也得禱告自己沒有違反任何《聖經》中或宗派內部的教導。借用一個體育的比喻:在流行病期間,你們沒有戰術部署就得上場比賽。

我們看到你們了。

我們看到你們了,事工領袖。你們主張真理和正義,哪怕這些詞的意義已經變得相對,而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被質疑乃至唾棄。你們沒有為離經叛道的行為開脫或辯護,比如那些舉著耶穌旗幟、十字架和邦聯旗幟的示威者在國會山所行之事。相反,你們正確地譴責了白人至上主義和散佈虛假陰謀論的行為。

我們看到你們了,資深教會同工。多年的服事讓你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節奏,而如今這節奏卻被完全打亂了。我們看到你們了,新牧師。你們本來渴望跟隨神的呼召來服侍教會,如今卻突然被攻擊,超出了你們所應受的。

我們看到你們了,同工姊妹。自從神呼召你們去做牧養事工後,你們就一直招人白眼。你們經歷的事情比我們男人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卻依然在奉獻和服事中繼續榮耀主名。

我們看到你們了,蒙召的牧師。你們來到掙扎當中的教會,渴望帶她重歸過往的光輝歲月。人們期望你們讓教會重振雄風,彷彿這一切都取決於你。

牧師們,我們看到了你們對神和祂子民的愛。儘管有人可恥地踐踏我們蒙召的榮耀,利用我們的軟弱,你們卻並未因此在血氣中動怒。你們一直在為弱者發聲。你們沒有貪污、浪蕩,也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曲解經文。你們一直忠於耶穌。謝謝你們。

我們看到你們了。

我知道這句“我們看到你們了”聽起來有多不懷好意。你們能從論斷者的口中聽到它。他們看到你們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與他們自己的期望不相符。他們仔細檢查你們的坐班時間、孩子、伙食、家務、草坪、車子、業餘時間…以及更多。

他們的批評部分來自“大福音主義”推崇的名牧所投下的陰影。當名牧們做得好的時候,人們會把你們與他們相比較。人們會說:“某某牧師跟你一樣講了那段經文,但比你講得好多了!你應該聽聽他們是怎麼講的。”當他們做得不好的時候,人們依然會比較:“我們不能為你過多慶祝,牧師,以免你頭腦發熱,陷入罪當中。”

牧師之所以能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是因為他們有神所賜的能力、天生的魅力、強大的溝通技巧,再加上傳統的吸引人的特點。輔以意外的機會,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遇到正確的人,突然之間,一個謙卑的牧師就找到了他施展的舞台,有時還能做得很好。

但另一些時候,正如已經多次發生的那樣,名牧們跌倒了。雖然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明顯的原因,但這樣的誘因並非只有一個。一篇報導將紐約市Hillsong教會牧師Carl Lentz所犯之罪公之於眾,其中提到了他的婚外情。正如紐約市New Life團契的Rich Villodas牧師正確地指出,Lentz所面臨的部分挑戰可能也會困擾那些並不那麼知名的牧師。這些挑戰包括自視過高、“自戀地置身於教會家庭系統的中心”、或者通過令會眾難以接近而形成一種優越感。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牧師,我深知牧師在順境時需要承受和自我消化的艱辛,但同時也為那些跌倒的牧師感到難過。藉此,我給出自己的鼓勵和勸誡:

  1. 停止比較。我這樣對自己說,因為……Instagram和Twitter!天啊,自己得到的點贊很少,卻看到別人顯露於外的優秀,這讓我覺得自己很渺小,不被重視。 但我知道 神通過那些容易被忽視的人,大能地工作。請看使徒行傳9:10-17中亞拿尼亞的例子。作為一個低教會派(low-church)的新教徒,我最近才知道1月25日是大馬士革的亞拿尼亞節。還記得他在服侍大數人掃羅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嗎? 《聖經》中到處是這樣的無名英雄,教會中也一樣。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2. 威望不是問題的關鍵。雅各書4:6和彼得前書5:5分別引用了希臘文版的箴言3:34,“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驕傲高舉自我,而謙遜則高舉他人。謙虛不是屈辱,而是竭力建立團結。
  3. 眼目都注視著你。知道神和祂的子民都在註視著自己,無論是意圖模仿還是意圖論斷,都能幫助我們留意自己如何忠心地生活。我們永遠不能盡善盡美,但我們可以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掙扎、恐懼和所受的試探,以及在我們犯罪時誠實地悔改。被關注意味著要承擔責任,但同時也賦予了我們特權,讓我們可以塑造如同我們跟隨耶穌基督一般跟隨我們的門徒。

在最近的盧旺達和肯尼亞之行中,我在幾個地方講道,並與幾個認識多年的朋友重聚。期間,兩位基督徒領袖朋友請我去野生動物園。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享受美食、動物奇景以及乞力馬扎羅山的壯麗景象。那天沒有任何云層遮蓋,真是難得的享受。然而,最大的祝福是,兩位朋友主動而隨意地分享起了他們這些年從我身上學到的功課——有些我已經忘記了,甚至沒有意識到我曾經教過這些課程。我經常懷疑自己的效率;但在那一刻,知道自己被關注並於人有益,是一種可喜的肯定。榮耀歸神。

我們看到你們了,牧師。神也看到了。作為牧者,我們也要留意自己。被注視,就是被承認、被認可;被關注,既是被別人評估,也是自我反省。我們需要無數雙注視的眼目來讓自己持守忠心和謙卑,並定睛於耶穌——我們信心的創始和完成者(來12:2)。通過耶穌,我們就能看到自己的真實光景:我們被愛著,也被裝備著,為神和基督教會的榮耀和良善而事奉。

Dennis R. Edwards牧師/博士是North Park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約聖經副教授,也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你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他:@revdr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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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把這一切都明講

希伯來《聖經》充分展示出内心的爭戰,並教導我們很多關於如何活出我們的靈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五篇。

不是舊約神學家,但我很久以來都愛《舊約》。

在我還不知道舊約是神對基督徒生活的要求之前,在我靈修的時間,我發現自己自然地和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舊約》。 我會拿著我的《聖經》和日記本——有時還拿著研經指南或詩集——沉醉在其中。

《詩篇》尤其讓我驚歎不已。 他們充滿了與我一樣在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情感狂潮:憤怒和悲傷,孤單和疑問,嚮往和激情,崇拜和敬畏。 當我沉浸在詩篇中時,我感到被了解被安慰——好像有人真的明白我。 當我讀到大衛對罪的懺悔或他對敵人怒火中燒的詛咒時,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沒有什麼我不能說。 沒有什麼是越界的。 當一個活在保守的宗教環境中的牧師孩子,同時又是一位充滿激情、憂鬱的年輕女孩時,這不是一件小事! 《詩篇》給了我一個可以逗留的空間,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我愛上帝,因為我在那裡與上帝一起有經歷。

我現在意識到,我學習如何祈禱,大多不是從新約的教導(雖然他們很有價值),而是從實際地與舊約裏偉大的祈禱勇士一起祈禱。 對我來說,它一點也不老舊;它是新鮮的、是新的。 在我沒有話可説時,《詩篇》的作者給我當説的話,作爲我自己祈禱的開始。 這是我最早經歷到,《舊約》塑造我的靈命。

什麼是基督徒的靈命?

當我們談論“靈命塑造”時,我們究竟是指什麽? 在當今的文化中,“靈性”一詞是一個相當模棱兩可和無處不在的術語。 如果我們留心聽,我們可能會聽到它被用來描述很多東西,從冥想到爬山,從運動員在籃球場上特殊的感覺到藝術家陷入他或她的藝術時不自覺的狀態,從安靜地自我退修到在大教堂裏崇拜,從練習瑜伽到簡單地注意自己的呼吸。 有關靈性的術語看起來可能像是一種定義不清、無定形、軟邊的東西,它象徵著一種超凡脫俗的情感,傾向於一種神秘,往往與任何神明或宗教信仰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讓我們收回這個詞語,並好好地用它,好嗎? 簡單地說,靈性是人類要達到上帝、真理、個人意義和終極意義的所有方式。 每一個人都有身體、魂和靈,而靈就是那使我們活的。 然而,當靈性的概念與基督教這個詞語相結合時,就出現了一個更清晰的觀點。 布蘭得利·霍爾特在他的《渴望上帝》一書中澄清說,在基督教傳統中,這詞語“首先是指生命的經驗”。 保羅在加拉太書5:25中說:“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霍爾特說:“起點是基督的靈活在一個人裏面。”

在基督教的框架裏,屬靈和靈性這兩個詞句意味著“屬於聖靈”——三位一體的第三位,上帝在耶穌的要求下派來成為我們的保惠師,引導我們進入真理,並顧念我們能夠承受真理的程度。 正如菲力浦·謝爾德雷克(Philip Sheldrake)在《靈性簡史》中所主張的,保羅書信中“屬靈的人”(林前 2:14–15)就是有神的聖靈内住,生活在聖靈的影響下的人。

用這方法來做靈性的定義,我們直接指向“靈”的字根的意義——一個豐富的聖經概念,既指人的靈和神聖的聖靈。 神聖的聖靈是指神的聖靈,活躍在舊約的人事中,也就是現在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因此,基督教的靈性是聖靈所發起、所驅動和所指引的。 這就灌輸了某種重要的概念,是一般不太精確的用法可能缺少的。

用舊約祈禱

根據定義,那麼,我們所有人都有靈性——一個回應(或不回應)所賜下的聖靈的方式。 雖然起點是基督的靈活在每一個基督徒裏面,我們每一個人各有一種特殊的基督門徒風格——或者,正如達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說的,一種特殊方式“與他在一起向他學習如何像他”。

不同的傳統、宗派和派系,體現和編纂了許多不同的風格。 霍爾特這樣寫道:“例如,耶穌會、路德教徒和女權主義者都有獨特的主題和實踐組合,使他們與眾不同。 對今天的基督教靈性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應廣泛看待基督教靈性的傳統和全球基督徒大家庭,而不僅僅尊崇一小串傳統——自己的家庭、會眾或種族群體所熟悉的傳統。 這些傳統的廣大範圍將使我們大開眼界,看到廣泛的靈性資源,並指導我們如何做自己的選擇。”

如果我們能從多個次要資源最好的部分學習,我們當然可以重新發現舊約——聖經的大部分——如何塑造今天的基督教靈性。

例如,考慮以祈禱作爲我們靈性的一個主要表達方式。 《威斯敏斯特基督教靈性詞典》大膽地指出,“祈禱不僅僅是懇求或請願:它是我們與上帝的全部關係。” 我自己的定義是,祈禱是我們與上帝溝通和相交全部的方式。 我們藉著祈禱被塑造,是通過實際地祈禱。 回顧我早期《詩篇》的經歷,我意識到當時就是這樣發生。 我在靈性上的塑造是通過用猶太人的祈禱書——就是身爲實踐猶太人生活的耶穌和他的門徒所用的書。 這是多麼驚人的想法啊!

對於祈禱類型的全面性,《詩篇》是無與倫比的。 在那裡,我們找到個人的祈禱和社區的祈禱,哀歎的祈禱和感恩的祈禱,懺悔的祈禱表達深刻的謙卑和詛咒的祈禱大膽地呼籲上帝的憤怒和審判臨到罪人,自發的祈禱和聖殿儀式的祈禱,頌讚的祈禱表達極大的確定性、和親密的祈禱表達深刻的疑問和懷疑。 難怪歷史上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實踐包括每天誦讀《詩篇》和用《詩篇》來祈禱。 如果這是《舊約》對我們的靈性唯一的貢獻,這已經很足夠;當然,還有更多。

孤獨和沉默的邀請

早期在《詩篇》中與上帝的相遇,也許是我最初靈性的經歷——不僅僅是我的神學——被舊約所塑造。 但這還不是全部。 當我30歲出頭的時候,有一天,語言不再管用了,系統神學也滿足不了我對真正認識上帝的渴望。 還有,我在尋求生命的真改變,而《新》約的範疇就是不再使我共鳴;事實上,我那福音派成長中的狂放激進主義讓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 所以我離開了,甚至不確定是否還想做一個基督徒了。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想要上帝過於我想做一個基督徒(如果這講得通的話),這就是我的故事與以利亞的故事(王上19)交叉的時候。 在這裡,我遇到了一個我可以認同的人——一個屬靈領袖來到自己的盡頭,再沒有能力維持領導生涯所需要的。 我們看到在取得巨大勝利(王上18)之後,以利亞在逃命,把一切拋開,倒在一顆羅騰樹下,求上帝取他的性命。 這是最深的一種孤獨,内在的,孤獨開始動善工,即使以利亞不大知道。

當我遇到以利亞時,我發現自己內部也有類似的情況,儘管細節不同。 當時,福音派中沒有人談論孤獨和沉默。 因此,當一個屬靈的導師開始指導我進入這些實踐時,我需要聖經中的根據。 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是在正統基督教的界限內,而《舊約》表明它是。

以利亞的故事(不是他的高升)給我勇氣放手,走向自己孤獨和沉默的旅程。 我開始培養孤獨,作為在上帝裏一個安息的地方,就像以利亞所經歷的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它變成了一個與上帝相遇的地方,在那裡我聽到上帝向我發問;這是一個平安的地方,在那裏內心的混亂開始安靜下來;最後,這是一個留心注意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接受上帝給我下一步的指引和智慧。 沒有以利亞的故事,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儘管我完全瞭解耶穌在曠野裏的事跡及其意義,但以利亞的經驗顯出赤裸裸的人性,以全新的方式吸引了我。

最終,我在別人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人生,正如上帝所要的,我被吸引回到積極的事奉。 隨著做領導的要求和挑戰的加劇,我向上帝大聲呼籲,給我另一個聖經人物可以一起同行——一個能夠幫助我瞭解領導人所經歷的事情,為什麼必須如此艱難,以及如何長期維持下去。 上帝是信實的,給了我摩西。 在摩西的故事裏,我找到了一個又詳細而又深刻的觀點,有關領袖的靈性,僅次於耶穌本人。 不知怎麼的,摩西的故事,似乎包含了更多人性的元素——他爲了要保持忠誠而奮鬥,他的起起落落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使我深深共鳴。

我在想,他是怎麽做到的? 在這樣的困難和無情的挑戰中,他如何長期維持下去? 我注意到摩西似乎沒有任何偉大的領導策略。 相反,我觀察到一個神聖的節奏,我開始覺得被吸引。 在這神聖的節奏裏,摩西在孤獨中與上帝相遇,然後從相遇中出來,完全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 對摩西來說,領導就是這麼簡單。我想,現在,這是我在實際上可以進行的領導方法。

關於摩西在領導的生涯上做我的陪伴,我可以說 更多。 簡而言之,上帝已經使用舊約對摩西人生的敘述,把領導的經驗從內到外,讓我看個究竟,如何在靈魂層面持續得到力量。

要展示,而非説出來

以我的經驗,《舊約》的敘述將那些內在的、極其個人化的、甚至有些神秘的靈性生命顯示出來。 他們展示,而不是説出,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與永活的上帝相遇和回應時所發生的事。 他們示範,與上帝建立一個真正的關係是怎麽樣的,甚至涉及與上帝爭論,直到上帝生你的氣。

大衛翺翔的讚美和與上帝激烈的搏鬥(記錄在詩歌和祈禱中)顯示,而不是説出,對上帝誠實是怎樣一回事,並表明這是上帝所能接受的。 以利亞與上帝的相遇使他的生命能夠維持下去——這照亮了孤獨的強大效果,根本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來傳遞。

《舊約》對底波拉在以色列歷史的關鍵時刻作先知和士師的角色的講述告訴我,上帝可以——而且會!——使用任何上帝想要用的人,把需要做的事情辦妥(士師記第四章)。 作為一個被呼召事奉的年輕女子,我迫切需要看到這個。 我還需要得到保證,有像巴拉這樣的男人,看到與婦女領導人合作的價值,願意一起走進危險領域,在那裡與上帝相遇,並一同分擔風險和回報。

另一個例子是以利幫助撒母耳,使撒母耳在聆聽和回應上帝的呼召上漸漸成長(撒上4)。 這顯示出對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屬靈領袖的靈性指導,有難以估計的價值——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聖經》快照,讓我意識到被上帝呼召。 以利意識到,那天晚上的聲音可能是上帝召喚小男孩。跟著他就指導撒母耳,如果它再次發生,應當如何回應——這似乎是一個人可以為另一個人做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 就算你不完美,還是可以這樣做。 後來,當我意識到這正是屬靈導師所做的事情時,我充滿了渴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與別人坐在一起。

所有這些故事都把個人與上帝的深刻經歷從內到外翻出來,讓我們可以看到——不然,對我們會是隱藏的。 他們從內部闡明這些經歷——邀請我們敞開心扉,樂於接受,甚至期望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然後,當我們偶然遇見這樣的經歷時,並非藉著我們自己的知識和遠見,《舊約》的敘述幫助我們提起勇氣,俯身說,“就是這樣子的。 把我算進去!”

露絲·海利·巴頓(Ruth Haley Barton)是更新中心(Transforming Center)的創始總裁,一位經驗豐富的屬靈導師,著有《加強你的領導精神:在事奉的熔爐中尋找上帝》(校園團契出版社)一書。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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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奇旅》與目標導向的世代

迪士尼皮克斯的最新電影提醒我們,生命是有意義的,不僅是實現我們的目標或拯救世界。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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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加德納(Joe Gardner)一直認為自己“生來就是”彈奏爵士鋼琴的料。 當他實現了與知名的薩克斯管演奏家多桃樂絲·威廉斯(Dorothea Williams)一起演奏的夢想時,他問她:“那麽,接下來做什麽?”她回答說:“我們明天晚上,再回到這裡演奏一遍。” 喬沮喪地承認説:“我這輩子都在等著這一天。 我還以為我會有不同的感覺。”

迪士尼皮克斯的《心靈奇旅》(Soul)這部電影給試圖想在有意義的工作中找到目標的現今焦慮的一代提供了令人又驚訝又興奮的哲學信息。 這部電影的主要觀點是基督徒已經知道的:就是人生中還有比我們的成就更重要的事。 事實上,導演彼特·達克特(Pete Docter) 也表示,正是這種認識啟發了他創作這部電影的靈感。 在完成皮克斯的票房賣座電影《頭腦特工隊》(Inside Out)後,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麽。 “我意識到,僅管這些電影都很棒,但生活不只是單一的激情,”達克特説。 “有時候,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達克特的理念反映在喬·加德納(傑米·福克斯(Jamie Foxx)飾)這個角色身上。他是一名兼職音樂教師,他有一個更大的志向就是成為一名專業的爵士鋼琴家。 他的一生都為要達成這目標努力,但當他那天與桃樂絲·威廉斯(安琪拉·貝瑟(Angela Bassett)飾)分手後,喬大意掉進人孔重傷昏迷,那幾乎摧毀了他的夢想——將他送入來世。

來世由兩部分組成:投胎先修班和作古畢業班。 喬發現他自己意外落入所謂投胎先修班的空間——那空間為新生靈魂發掘他們的個性和“生命火花”-吸引想像力的活動或經驗。 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名叫22的靈魂(蒂娜·費(Tina Fey)飾)。 她對地球上的生活,或是其他似乎可以賦予人生意義的東西,包括工作運動或知識,都毫無興趣。 對於22來說,如果沒有為一個偉大且奇妙的理由而活著的話,人生就是毫無意義的。 兩人就開始一個任務去尋找22號的“生命火花”。

近幾十年來,基督徒青年也開始了類似的探索去尋找他們的“生命火花”,為基督教信仰完成一件大事。 如果我們沒有“為了福音”(林前9:23)做些大事的話,我們也會有這種無目標感。 像華理克(Rick Warren)的《標竿人生》(2002年),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僅此一生》(2003年,以及亞歷克斯(Alex Harris)和布雷特·哈裏斯(Brett Harris)的《挑戰難事》(2008年)這些暢銷書都挑戰我們要過宣教的生活,跳出舒適環境去完成偉大的使命。 但對於生活中其他平淡無奇的部份,這些指導是不夠的。 許多千禧世代發現自己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有些人 會反省,自己的 日常生活是否以某種宏大的方式為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見證

面對今年疫情肆虐、種族和社會不公義惡化以及前所未見的政治衝突,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而我們的靈魂已經習慣於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和有果效的事情,今年的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和停止活動的規定似乎與要為基督作見證背道而馳。 但是,當我們把資本主義的“竭力而為”的理念應用到神的事工上時,我們就有可能否認我們所要依賴的恩典。

當我們在能力和夢想中尋找意義,而不是謙卑地信靠基督,會使我們淪為自我崇拜的犧牲品。 這種交換的結果可能對我們的身體、心理和精神健康有害。

喬·加德納親眼目睹了將人生目標偶像化的後果。 當他沿著星光界面(物質層和精神層之間的思想界面)航行,並試圖回到留在地球上的身體時,他觀察到“迷失的靈魂”正在漫無目的地找尋東西。 月風(Moonwind)(葛雷翰·諾頓(Graham Norton)飾)是無國界神秘主義者的成員,“致力於幫助來自地球的迷失的靈魂找到他們的出路。” 他向喬解釋說,這些靈魂曾經是屬於“領域”的人,快樂地享受著他們能力的卓越和樂趣。 但後來,他們無法“放下自己的焦慮和執著,因此讓自己迷失、與生活脫節了”,最後就變成了面目可憎、空洞的自我。

神創造我們本不是要我們從工作和志向中得到滿足。 作家克萊奧·瑋德(Cleo Wade) 也認同 《心靈奇旅》中的信息,她鼓勵任何容易受這種微妙自我崇拜影響的人“放棄試圖通過一個想法或目標來肯定自己。 相反地,將自己委身於把目標和熱情注入在每一次的談話、工作場所和家裏。”

然而,基督徒應更進一步。 我們要委身將耶穌基督的愛帶入世俗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在這過程中,我們體驗到生命的意義,體驗到神設計我們成為人的意義。 傑米·休斯(Jamie Hughes)寫道:“如果我們記住,我們的日常行為能夠‘以我們對神的愛和渴望為目標’,我們的勞動就不再是件苦差事了。”

當我們過著忙碌的生活,一項任務接著另一項任務,也不關注其他任何的事,喝茶只不過是一劑咖啡因。 但如果我們與神同步調,以敬拜所需的較慢節奏生活,茶點時間就會更有內涵,成為提供庇護的“熱水和乾茶葉組合的奇蹟。”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 牧師札克·蘭伯特(Zach Lambert)說,耶穌“來向我們示範 如何做人,如何愛神和我們的鄰居。 如何依靠聖靈,讓我們的生命結出聖靈的果子。 如何照顧我們當中受傷和需要幫助的人。 如何為正義而戰,反對壓迫。”

但對一位不斷想在人生下一件大事中尋找意義的人來說,這一切的事反而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可能會錯過神為我們作的安排。 就像喬一樣,我們會過度強調自己“生來就是要做某件事”的想法。 但事實上,我們生來不是為了要做什麼事,而是為了與基督同行。 我們的生命在乎祂(徒17:28)。 我們有可能用自己的目標來定義本身的價值,但對我們因在基督裏的身份所蒙受的最大福氣和奇蹟卻視而不見(西3:3-4)。

希望2020年提醒我們要珍惜“在基督裡”這一美好的禮物。 不然,《心靈奇旅》會啓發我們不要過於看重只對一個特定目標不懈地追求,也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因為唯有神能為我們的人生賦予意義。

提摩太·托馬斯(Timothy Thomas)是一名高中教師,也是《基督和流行文化》雜誌的撰稿者。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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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力可以分享嗎?

從基督教生物倫理學看代孕現象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攝影: Malanie Grizzel

在就不育問題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後,首次超聲波檢測就顯示她懷上了一對健康的雙胞胎。 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 三年後在診所裡,當掃描檢測顯示她又懷上了一對雙胞胎時,在診室里為此慶賀的,卻是另一位婦女。 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裡懷的是後者的嬰兒。

在為自己的雙胞胎所經歷的無盡等待、檢測和禱告中,瓦特伍德對那些為不育症困擾的家庭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她感受到強烈的呼召,願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宮提供給一對小小的胚胎——這胚胎則來自另一對難以懷孕的夫婦。

去年,她又為另一對夫婦提供了同樣的援助。

在經歷幾輪失敗的宮內授精(IUI)和體外受精(IVF)嘗試後,醫生們認定,這位滿心渴望的準媽媽無法懷住胚胎。 與瓦特伍德一樣,這對來自德州的律師夫妻也持反墮胎(pro-life)的立場,他們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幾個健康胚胎能有機會成活下來。 通過當地的一家代孕機構,他們被介紹給身為南浸會成員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試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 ”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三十九歲的瓦特伍德這樣說。 在代孕過程中,“有些事情會很難… … ,但是受到的祝福會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

瓦特伍德屬於正在美國迅速興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 儘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嬰兒數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 雖然對於這一作法還有倫理方面的爭議,需求並未因此減少。

根據美國生育醫學學會的數據,代孕者產下的嬰兒,已從2004年的738人,增長到2015年的2807人。 幾乎所有胚胎都是通過體外受精(IVF)產生,由沒有血緣聯繫的婦女代孕,即所謂“妊娠代孕”。 在體外受精技術出現前,只有所謂的“傳統代孕”,即代孕者同時也是嬰兒的血緣母親。

在別的國家取締對外代孕產業的同時,體外受精和代孕行為在美國卻正日趨正常化。 這兩個相反的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代孕生育的首選去處。 對於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婦女。 她們符合所謂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並有著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 一般來說,每次生產可以有兩萬美元以上的報酬。

但是,法關於代孕的法律和倫理討論還未跟上這一產業的發展。 如何指導婦女們、夫妻們在第三方生育這一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牧師們和各教會還都缺乏經驗。

零亂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聯邦層面,目前還沒有規范代孕行為的法律,跨州尋求代孕者的夫婦們需要理清各州允許或禁止代孕的法律。 在超過一半的州,則乾脆就沒有這方面的法律。

對於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帶來的嚴肅倫理問題,人們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的見解,或者乾脆就不承認問題的存在。 因此,對於未受規範的代孕行為,無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覺得很快會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會內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帶來的系列後果,即便都是持反墮胎立場的人,也會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 但是,隨著代孕行業不斷擴張,對於它的發展前景與可能帶來的問題,持不同立場的基督徒都一樣渴望教會社區能夠更多地給予關注。

專門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奧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倫理學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說,在這個問題上,新教教會基本上是沉默的。 “就我所知,多數教會或者沒有什麼可說的,或者不想說什麼。 ”

那些找到牧師討論代孕可能性的夫婦,通常是已經啟動了體外受精的程序。 即使牧師本意反對這樣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慮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 對於有興趣作代孕媽媽的婦女,教會領袖們也沒有多少現成答案,他們的指導意見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牧師受到的呼召不是做醫療專家,但他無疑是被視為道德專家。 ”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倫理與人道尊嚴中心執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寧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說,“這些事情有的是不適合主日早上在講台上說的,但是它們確實需要解決。 ”

去年,身為共和黨人、反墮胎的浸信會成員的亞利桑那前國會眾議員特倫特·弗蘭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詢問能否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辭職。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種道德的選擇?這條新聞在福音派當中引發了一場更廣泛的對話,而這種爭論一般很少成反墮胎運動的全國性話題。

 梅格·瓦特伍德、莫麗莎·奧黑爾與“代孕方案”的創始人蓋爾·加萊特在一起。 她們合起來一共生下十六個孩子,其中七個是代孕生產。 攝影: 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莫麗莎·奧黑爾與“代孕方案”的創始人蓋爾·加萊特在一起。 她們合起來一共生下十六個孩子,其中七個是代孕生產。

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個性開朗、擁有社工學位的母親。 她知道,對於那些她為其代懷嬰兒的婦女,代孕過程是如何一種苦樂摻雜的感受。 經過多年的花費、治療,準媽媽終於要有一個嬰兒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適、撐破的孕婦牛仔褲、感受第一次胎動,以及最終經歷痛苦的分娩過程,卻是瓦特伍德要應對的。

瓦特伍德將自己看作是神為這些夫婦和他們的嬰兒所製訂的更大計劃的一部分。 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嬰兒的媽媽在產室中熱淚盈眶。 她對後者說,“這基本上是成了。 你要為這四年裡沒有懷孕而感謝神,因為你執意要得到神為你準備的這個嬰孩。 你會感謝神在最終許可之前給你的那些拒絕。 ”

對於代孕者在情緒、生理以及屬靈等方面的要求,實際遠遠超過代孕合同條款的規定。 瓦特伍德說,她對代懷的嬰兒比為自己的孩子操心還多,避免吃藥、咖啡因和其他風險因素,盡可能地保證一個健康的結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親的朋友,莫麗莎·奧黑爾,和她在同一時間入院分娩代懷的嬰兒。 她也同樣感到壓力。 “我真高興,對於神的這個計劃,我心裡有平安。 ”奧黑爾說,“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樣做這件事。 ”

瓦特伍德和奧黑爾是與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機構合作,這是美國的十多個代孕招募網絡之一。 候選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歲的的活躍婦女,至少自己有一個孩子,財務背景堅實。 她們不可以抽煙、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鬱藥物,必須通過心理審核。 她們所居住的州必須是允許代孕的。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這個不是為錢。 如果你是的話,當意識到這九個月是多麼漫長,孕期有那麼多的疼痛、難受,你會失望,感到希望幻滅。 ”攝影: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這個不是為錢。 如果你是的話,當意識到這九個月是多麼漫長,孕期有那麼多的疼痛、難受,你會失望,感到希望幻滅。 ”

新澤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錯的風險,因為它的法庭處理了美國第一樁代孕糾紛。 在著名的1986年“嬰兒M”案中,(同時也是血緣母親的)代孕者要爭奪嬰兒的監護權,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為維護對自己的這一權力而打官司。 新澤西與華盛頓、印第安納等州不會強制執行商業代孕合同,而紐約、亞利桑那、密歇根這幾州則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協議。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這一類行為被認為是對“公眾有害”,或者是“與公共政策相悖”,因為立法者認為,這樣的協議相當於非法“買賣嬰兒”。

與此同時,如果一切順利,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等州的有利於代孕的法律,則會為商業代孕提供了一套較為平穩的法律程序。

因為這行業還未受監管,所以每個代理機構都有自己方式和標準。 “相容性是一個重要因素。 ”蓋爾·加萊特(Gayle Garrett)如是說。 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監督55樁妊娠代孕生育。

多數代理機構都認識到,懷孕不是一個可以嚴格切割的附帶性任務,因而會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個過程中提供支持。 實踐證明,像基督徒全職媽媽、軍人妻子一類的人群,對人熱心、熱愛家庭,很適合這類工作。

加萊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學學習護理專業,十來年前創建了這個代理機構。 第一次她是為一對歐洲夫婦代懷嬰兒。 而在歐洲,商業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 親身經歷告訴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間的良好關係會使整個過程變得容易得多。 代孕媽媽和受益父母間也必須在兩個最棘手的社會問題上達成一致:婚姻(指代懷嬰兒的對象的)與墮胎(即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結束懷孕)。 代理機構可以幫助雙方達成有針對性的協議,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例如,在發現嬰兒有遺傳缺陷後,代孕者堅持要保住嬰兒;或者,當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戀者後,代孕者拒絕交出嬰兒。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絕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 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請,希望能免於墮掉她為喬治亞性一位51歲單身男子懷的三胞胎中的兩個。 這些嬰兒來自他的精子和捐獻者的卵子。

在懷上這些嬰兒後,莫麗莎·庫克(Melissa Cook)興訴要求得到撫養權,指稱僱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農·小摩爾(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適合撫養他。 在試圖勸說她“減”孕時,摩爾說,他在財力和體力上都無法負擔三個嬰兒。 儘管有“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權主義積極分子的支持,下級法院並沒有把撫養權判給她。

為避免出現這樣情況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這樣的的基督徒代孕者,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傾向,只與那些和他們觀點相同的夫婦見面。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覺得可以墮胎”,她這樣說。 這意味著,”你也許要多等等,才會被受益父母選中。 ”

加萊特說,她的代理機構“很少、很少”會有受益父母與代孕者之間的不合,也沒有這方面的訴訟。 “我們還從沒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懷孕的情況。 ”

在大多數代孕行為發生的州,代孕協議並沒有約束力:嬰兒出生前,受益父母對於嬰兒沒有發言權;在這之後,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麼權力。 “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說,‘如果你要求,我就會中止懷孕‘,當這種要求真正擺在面前時,德州的法律認為,這是代孕者的身體,應由她做最後的決定。 ”加萊特說,“從法律上講,即使已與那對夫婦簽署了合同,她還是有權說不。 ”

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而來

作為年輕的基督徒媽媽,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代孕顧客,她從未想像過由另一個婦女懷上她的孩子。 她也沒想到,會在二十四歲那年得了心髒病。 醫生髮出的警告,如同是對她家庭夢的死亡判決:“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

急於擴充他們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養,這是許多基督徒給不孕夫婦的本能建議。 但是她的健康問題卻使收養程序拖了下來。 因為她的心臟情況(通過藥物治療現已得到控制),收養機構不願把孩子交給她撫養。

最終,在讀到當地一本家庭雜誌關於“代孕方案”的報導後,米勒與位於達拉斯郊區的這個機構進行了聯繫。 她感到神終於為他們打開了門,尤其是為他們選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強了這種感覺。 這是一位牧師太太,後來成為他們的密友,也是”我認識的最敬虔的婦女”。 她每天為他們和嬰兒禱告。

“我們的禱告生活變得非常認真”,米勒說,“一旦開始代孕和體外受精,就必須要對此事有相當程度的信心。 ”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飯時得知,他們的第一個禱告已得應允:代孕者用短信發來一張顯示懷孕測試呈陽性的照片。 這之後好消息接踵而來:先是超聲波檢測,幾個月後他們的兒子雷恩出生了。 孩子現在已經四歲了。

米勒夫婦那時還只有二十多歲,是“代孕方案”最年輕的顧客。 他們與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納爾遜(Jennifer Nelson)繼續合作,由她懷育餘下的受精卵。 在每次體外受精操作中,他們將四個胚胎中的兩個移植過去,兩次都得到了一個健康的嬰兒。 他們的女兒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於懷孕,他們就必須考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胚胎的可能命運。 某些選項,諸如“選擇性減孕”(即大夫同時植入幾個胚胎,最終只保留其中的兩個或一個,中止其餘的發育),或者是廢棄多餘的胚胎,違反了許多基督徒的反墮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們踏上這條路之前,要讓他們能更詳盡地了解自己要做什麼”,拜奧拉大學的瑞說,“我們告訴那些夫婦,‘如果你們覺得承擔不起把實驗室中產生的每個胚胎都植入,那麼一開始就別走這條路。 ‘”

對於妊娠代孕的實際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 比如,讓體外受精操作與身體的自然週期配合,以盡量減少使用的荷爾蒙,一次只培育一個卵子。 冷凍卵子的興起,而不必再冷凍胚胎,也給了基督徒夫婦們更多的選擇。

“說起來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得到了雙胞胎,但還有六個胚胎在冷藏中。 ”他說,“我告訴他們,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懷裡的小姑娘一樣,‘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

加在一起,整個體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費至少八萬美元。 但米勒夫婦覺得,有了這個最終結果,那些費用、麻煩的治療以及尷尬的對話,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經常不得不向人們解釋,儘管他們要有個孩子,但卻不是那準媽媽生產(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分娩)。 而像瓦特伍德這樣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們腹中的小傢伙是屬於別人的(我腹中所懷,卻非我的嬰兒)。

甚至還有幼兒圖書,比如《袋鼠的育兒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兒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釋這一安排。 但是代孕行為的反對者擔心,這樣的隱喻和另一常見的比擬“我的麵包,她的烤箱”,都過分簡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兒的關係。

“由於多數的代孕安排並不引入血緣關係,有人覺得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較中性、容易讓人接受。 但是我認為,這樣看代孕有些太牽強。 ”瑞是這樣說的,他是《子宮以外:關於受助生產的道德規範》的作者。

“他們把代孕者視為人類孵化器或產前保姆。 根據我們對子宮內孕育過程以及妊娠環境如何影響孩子發育的了解,我覺得這種看法是很不恰當的。 ”

對於將婦女和婦女的身體、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對於這樣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長期影響,基督教生物倫理學者們表示憂慮,而女權主義者也有同樣的擔心。 三一國際大學的康寧罕指出,對於包括孕期荷爾蒙、新生嬰兒感應等方面的母體-胚胎紐帶關係研究,是商業性代孕所要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親,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與孩子親和?如果代孕媽媽在情感上故意不與孩子親和,對於正在發育的胎兒,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種損失或剝奪。 ”她說到,“但是如果她特意與孩子親和,在與嬰兒分離時,又會造成另一種傷害和損失。 ”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則說,因為知道那些委託父母是多麼地想要孩子,她們不會將嬰兒視為“己有”。 “人們真是擔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宮裡的嬰兒親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時會感到太痛苦。 ”她說道,“神會保護你的心,讓你不覺得那就是自己的嬰兒。 所以在把嬰兒交給他/她的父母時,就不會過於動感情。 ”

三十四歲的奧黑爾依然保留著2015年首次代孕的紀念物。 儘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經歷的的荷爾蒙治療讓她有顧慮,她依然感覺那是“神的計劃的一部分”,是“她應當取做的”。 攝影:Malanie Grizzel
三十四歲的奧黑爾依然保留著2015年首次代孕的紀念物。 儘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經歷的的荷爾蒙治療讓她有顧慮,她依然感覺那是“神的計劃的一部分”,是“她應當取做的”。

生物倫理學的聖經基礎

如果說對於考慮代孕的基督徒們,避免墮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爾(Jennifer Lahl)看到的則是複雜得多的問題。 作為社會活動家和“生物倫理與文化網絡中心”的主任,拉爾在一部紀錄片中講述了幾位為代孕所傷害的婦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側面.

在二十多歲時海瑟(Heather)成為一位代孕者,這使她在經濟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顧自己的兩個孩子。 她的第一次代孕經歷是非常順利的,為一對在網上結識的夫婦生下一對健康的雙胞胎,所以她接著提供這一服務。

在拉爾2014年的電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沒有給出全名)發現,如果嬰兒不是健康的,那麼這一過程要痛苦得多。 她說,當超聲波檢測顯示異常症狀或者先天缺陷時,準媽媽會跑出診室,讓她獨自承受壞消息。 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時,因為嬰兒腦損傷問題,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絕了。 “那位父親對我說,因為不聽從他們的決定,我‘將會因此在靈命上受痛苦‘。 ”海瑟說,“我心想,‘這也太殘忍了,這些決定的屬靈後果將伴我一生。 在我看來,誰生誰死決定於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 那對父母最終很勉強地留住了嬰兒。 分娩時,那位母親沒有在場。

拉爾紀錄片的主題代表了她對整個過程的一系列憂慮: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實驗室中製造嬰兒;父母與代孕者在財務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員受到壓力,要“利他地”做一個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療所帶來的健康風險;當孩子得知自己是通過捐獻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及親子關係上的打擊;拒絕接受人體的局限,而是圍繞著“兜售希望、兜售嬰兒”興起的這一產業。 “這是墮落世界之作。 ”她這樣說。

在每六對夫婦就有一對為不育所困擾的情況下,是該干涉、不停地努力,還是放棄夢想,對於教堂講台下面的眾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某些福音派圈子裡對於核心型家庭的過度強調,讓這一心路歷程更加不易。 但是一旦夫妻二人決定要採用受助生育,比如體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們會更注重結果而不是倫理。

“之所以許多人對於倫理討論不大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渴望有個孩子已經到了一種絕望的地步。 ”拜奧拉大學的瑞這樣說。 他多年來為不育夫婦們做諮詢,認為在受助生育問題上,牧師們應該更直接了當。 他承認,對於體外受精和代孕有顧慮的牧師處於一個困難的位置。 勸阻準父母們採納這些選項,對於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憊不堪的夫婦將是種沉重打擊。 如果反對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們又可能會冒犯那些已經走上那條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說,即使她和丈夫覺得要走代孕之路,因為體外受精帶來了新問題,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們還是要請教自己的牧師。

“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來找他,請教關於讓別人代懷嬰兒和體外受精”,米勒畢業於貝勒大學,參加德州韋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會。 “他讓我們真切感到,他知道我們珍視生命、相信生命始於受孕。 對於要保護好每一個胚胎,我們是沒有疑問的。 ”

“我們想從他那裡找到支持和指導”,三十四歲的她是這樣說的,“如果他認為有什麼理由不贊成我們這樣做,我們想听到。 ”

商業代孕也許是個二十一世紀的現象,但聖經上已經警示了由別人代懷嬰兒可能帶來的內在衝突。 例如圍繞著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結和她的使女闢拉所產生的糾紛。

在惠頓學院聖經教授M·丹尼爾·卡羅爾-羅達斯(M. Daniel Carroll R.)看來,很難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麼普遍。 這些故事並不是要放縱鼓勵這種行為,莎拉與夏甲不斷惡化的關係以及拉結與利亞間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們信心的缺失。

“你不會感到那是有共識的契約性之舉”,他說,“那種安排與今天的代孕行為完全不同。 ”

如果說新教教會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麼羅馬天主教會對於這種做法則是採取明確的反對立場(儘管有些天主教領袖說,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得到應當的牧養關懷)。

“鑑於兒童和婚姻的尊嚴、母嬰關係的獨特性,參與做代孕母親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許可的”,美國天主教主教聯會指出。 “而且,代孕行為的商業化貶低了婦女、尤其是貧窮婦女的尊嚴。 ”天主教會同時也宣布體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為它破壞了人的尊嚴和婚姻中的夫妻聯合。

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兒凱莉,接著又藉助代孕生下了另兩個孩子。 攝影:Malanie Grizzel
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兒凱莉,接著又藉助代孕生下了另兩個孩子。

“在美國,我們傾向於認為,有了適當的‘技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 ”全國天主教生物倫理中心的主席約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藝產生,或者由某一行業製造。 孩子應該來自於夫妻之間愛的舉動,與神配合。 沒有人能‘創造‘神的形象。 ”

當住在邁阿密的基督徒講員、博克作者克里斯特爾·阿斯維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決定做一個代孕者時,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對,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諱。

“這確實讓我停下來思考。 但是在我看來,如果神想讓一個人出生,他們就會出生。 ”阿斯維多這樣說。 她為來自歐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對夫婦懷上了一個嬰兒。 “我不贊成把胚胎廢棄或毀掉的想法,但我更關心的是,一旦它們被植入我的子宮會發生什麼。 ”

隨著她的肚子見長,阿斯維多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尷尬對話。 人們問她收費多少,暗示她是為了錢才這樣做的(付清債務是動機之一,但不是主要的)。 旁觀者會評論說,她一定非常無私,他們自己“永遠不可能做到”。 就這段經歷,這位兩個孩子的媽媽正在寫一本書。

“禱告是第一位的。 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應你,然後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說,“事情會變得很複雜… …。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陽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實際不是這樣的。 ”

珍妮佛·納爾遜(左)為米勒夫婦代孕生下兒子雷恩(2013)和女兒菲斯(2016)。 詹娜說,納爾遜太太成了“我們一家的朋友”。 攝影:Malanie Grizzel
珍妮佛·納爾遜(左)為米勒夫婦代孕生下兒子雷恩(2013)和女兒菲斯(2016)。 詹娜說,納爾遜太太成了“我們一家的朋友”。

代孕在美國的前景

近年來,隨著美國成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機構從國外收到了越來越多的申請。

多數西歐國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許利他性代孕,代孕母親不能收費用。 2015年,歐洲議會譴責代孕行為,說它“破壞了婦女的人道尊嚴。 ” 多個曾被當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來推銷的亞洲國家,例如泰國和印度,或者已經禁止國際商業代孕行為,或者因為擔心在付費方面的欺詐行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慮禁止。

體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應的旅行,在美國生一個嬰兒,準父母們預期要花費到六位數,多的可達二十萬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從中得到兩萬到六萬美元。 許多人從歐洲、中國到美國來找代孕者。 加州是全國最“友善代孕者”的幾個州之一。 在這裡, “有的生育門診把自己作為這樣的去處來推銷的:‘來吧,先生一個寶貝,然後去迪斯尼!’”拉爾這樣說。 聖地亞哥的一家代理機構報告說,它百分之八十的顧客是外國人。

除了對外市場,越來越多的不育夫婦以及同性伴侶和單身父母,也將代孕作為一個選項來考慮。

在吸引人們注意力方面,好萊塢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達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倫(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選擇了代孕。 對於這種高知名度代孕行為所必然帶來的衝突、鬧劇,名人緋聞雜誌津津樂道。

代孕也反映在電影中,比如在《嬰兒母親》(Baby Mama)中,嚴謹的蒂娜·費(Tina Fey)和瘋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對難以協調的代孕夥伴。 對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則來自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艾美獎電視劇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畫了一個生活在未來反烏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會下等階層。

“好萊塢將它以故事、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給了我們一個充分思考相關倫理問題的出發點”,康寧罕說,“這比聲明式地宣講真理能更有力地傳達信息。 ”

但是基督教倫理學家指出,從聖經的教導和教會社區的運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導機制。 教會在指導基督徒方面是有責任的。 這不僅僅是關於醫學倫理和個人具體操作方面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更深層次的,那種有時無法實現的、對懷孕生子的強烈渴望。

“我們不是僅僅在討論用來生育的身體是多麼脆弱”,拉爾說,“真正的問題是,當生不出孩子時,我們應當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網絡版的副編輯。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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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主

在神裡沒有黑暗。但在南極的黑暗中,我發現神無處不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攝影:Daniel Michalik 博士(美國南極洲計劃提供)

阿蒙森—斯科特南極站坐落在世界最下端(從地圖/地球儀的角度看——譯者註)兩英里厚的冰川之上。這是地球上最遙遠的地方之一,離最近的有人的地方也有八百多英里。

有一小批人集結在這裡,為美國南極洲計劃的科學研究提供支持保障。從1956年起,美國就一直有人派駐在這裡。如今,科學家們利用這裡獨特的環境和地理,以在其他地方根本無法做到的方式,來進行天文學、中微子、地震學、氣象學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們需要很多後勤保障人員。因此在夏季,當不落的太陽日復一日地照耀著南極的時候,這裡的人口會驟增至150人以上,與那不見日光的、漫長的冬月裡貓在這裡的不到50個人比,這簡直是熙熙攘攘的都市了。

我就是這前者中的一員,身份是針對這裡其他人的宣教士。

南極洲沒有永久居民,人們都是在這近五十座科學考察站以及夏季研究營地中的某一處,臨時性地生活、工作。這些站點代表了三十多個國家,美國擁有其中的三個永久站點。它們看起來,就像人們通常想像的會在月亮或火星的表面發現的那種未來派登陸艙。人們受僱在這里工作一定的時間,最終都必須離開。

我追隨妻子的夢想來到南極。莎拉是位醫生,在大學時期聽說了南極洲項目,於是到這里工作就成了她的畢生目標。對於到南極洲工作,我也開始變得著迷,儘管在教會牧養方面所受的培訓並不能為我提供多少這種機會。

經過了漫長的多次工作申請,並為保證體格符合要求而摘除了膽囊後,我終於申請到一個“物資人員”的職位。作為後勤人員,主要任務是把給養從一處運到另一處,很多時間要呆在室外。這個工作安排意味著2017年我們將在南極過冬,那裡的冬季是一月到十一月。

我不是科學家,但是在這裡,從這一生中最長的夜晚,我所學到的遠比經驗數據要深刻得多。我原來預計— 你也可以說是“假設” — 與世隔離和六個月的黑暗,會深深地動搖在這裡生活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屬靈生活。但是,在和別人進行了更多的討論,並分析了自己的親身體會後,我發現實際恰恰相反。

與世隔絕和黑暗會怎樣拖我們這些信靠基督的人的後腿呢?實際上正相反,還有什麼別的體驗能如此獨特地,把我們與曾經歷了歷史上最黑暗、最孤獨時刻的那位更拉近呢?

孤獨的祝福

在南極的生活是高高在上的。為了不被積雪掩沒,我們的科考站架高在冰面以上大約20英尺。它分成三區:生活區、工作空間和娛樂區。他們所謂的臥房很小,只是滿足生活空間的基本需要。進餐和其他活動都在社區房間中進行。

在冬月裡,儘管可能偶爾遇見有人從科考站的一個區走到另一個區,但如果感覺整個建築似乎被荒棄了,那也是很正常的。當打下這些字的時候,我是一個人坐在一個設計容量為二十人計算機室中。

有很多機會參與到我們的小小社區中,但很多人寧可迴避。隨著冬日一天天過去,這種情況越發普遍。每天到了下午,我們這個社區裡的很多人都已經疲憊、厭煩了。他們會躲到房間或者其他個人空間裡,為新的一天充電。

我很幸運有妻子在身邊。與所愛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共同體驗這段生活,給我帶來的力量是無法估量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會分頭享受獨處的時光。但當倦於參與社區活動時(很感恩,這種時候是很少的),我們倆之間總還是可以相互依靠。在這裡,我們有非常好的、令人愉悅的一群人。而且,我們到這裡,是要與他們在一起,贏得與他們探討信仰的權利。

我在變電站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物,由一系列的拱構成,大部分埋在三十英尺厚的冰雪中。它下面幾英尺,就是那些橫貫阿蒙森-斯科特站地下,安置各種管線、水電的冰隧道。我的“辦公室”與抬高的科考站通過一個巨大的樓梯井連接。

儘管可以在室內走短路去上下班,我還是特意努力走略長的室外路線。每天走這條路,是我最為固定的獨處時間。這是一段特殊的禱告時間,在開始工作前駐足遙望冰凍的原野,提高自己的屬靈健康。在南極洲的冬天裡,不是每個人的工作都允許他們在室外逗留很長時間。我的工作允許我這樣,讓我很感恩。如果不是經常僅戴著盞頭燈在黑暗中漫步,我也許不會對於這種與世界的深度隔離有太強的感受。在夏日里,當太陽照在我們周圍的廣袤冰原上,很容易審視這片遼闊無際的大陸。而走在冬季的黑暗之中,我感受到了獨自置身於嚴酷的環境中這個現實。

與家人分離,缺乏正常的社區生活,主要的生活方式改變。你會預期,在南極的這種極度與世隔離,對現代人是最困難的體驗之一。至少我原來是這樣想的。這裡的工作人員必須經過心理評估,確定他們是否有足夠的準備來應對環境壓力。

對於這種想法正確與否,我本應有更好的了解,因為基督就經常在黑夜中退入荒蕪之處。當環境帶來各種副作用,或者不時導致緊張時刻時,基督徒們,尤其是這裡的基督徒,會傾向於獨處,而不是遠離孤獨。

從最早幾個世紀的教會開始,信徒們就一直在尋求通過遁世隱居來加強、宣示自己的信仰。這裡我想起了埃及的安東尼,一位被公認為修道主義之父的四世紀基督徒。他本來要退居荒野獨處,但很快就吸引、形成了一個社區,並教他人如何讓通過與世隔離來進行屬靈自律,如何投入這看似嚴酷的獨處生活。

這裡的基督徒沒人感受到有呼召讓他們在荒漠中度過餘生,不論是在埃及還是南極洲(從理論上講,南極洲也是一片降雨量極少的荒漠)。但是我們不可能否認單獨分別出來的一季的益處。別的不說,如果來到南極洲的目的是培育屬靈成長,那麼去掉這裡的某些便利措施,對於這一宗旨是有益處的。

在現代的、非南極世界裡,很難找到一處可以獨處。我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被實在的、虛擬的社區所環繞,如何對待寂靜,就像如何找到寂靜一樣充滿挑戰性。

為孤獨所塑造

聖經中的沙漠和荒野不僅是退隱、靈修的地方。他們也是流放、徬徨和等待之所。約翰是科考站上參加我們的教會敬拜的人們中的一位。他是一個基督徒,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用艱難的語氣向我講述了,在他來到科考站之前已經惡化了的二十五年婚姻,而他又是如何無力來挽救它。他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也受損,與他所期望相距甚遠。

“我花費了好多年的時間,想理清事情的究竟,但是始終不得,甚至連最基本的頭緒都沒有,”他最近這樣告訴我,眼中閃爍著一絲希望的微光。僅僅是在南極度過這段時間,就足以讓他,“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明白這不僅是關於我。我當然知道我在其中有份,但歸根結底,這是關於與家人的關係。”孤獨幫助他從一種絕望、痛苦的境況中走出,而他按我們科研社區的語境,將神稱為“那至(更)高的權柄”。從這里特殊的視角,他“明白了,我也許永遠不會理解為什麼事情會這樣,但在努力之後可以放手了;也明白了,癒合傷口是需要時間的。”

“在這段時間,我與我的至高者之間的關係得到發展,”他說,“在不久的將來,癒合將超越痛苦。當回到家裡,我已準備好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約翰的故事讓我想起《創世紀》第三十二章中雅各的那段過渡期,當時他正準備和家人回歸那逃離已久的故鄉。當我們離開南極大陸時,約翰會很勉強地離開這荒野提供的安全保護,但是不回家他就不會得到癒合。就像雅各無法知道,當他與兄長以掃團聚時什麼事會發生,約翰面臨的也是同樣無法預測的未來。

對於要離開這裡,約翰是很興奮的。但當他展望回家後將面臨的不確定的家庭關係,他明顯有些緊張。他所抱有的希望就在於,那主宰一切新開始的神,是高於我們將面臨的任何處境。我相信這也是雅各當時所持的希望。我的另一個基督徒同事並沒有感到黑暗對他的信仰有什麼真正影響,但和約翰一樣,也感受到這種極度的與世隔離所帶來的益處。

“我不覺得我的信仰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他說道,“我們應該總是在教會機體中作為弟兄、姊妹來一同成長。但是在隔離中度過一段時光,也是這種成長的一部分。對於一些人,這就像把一天的一段時間分別出來進行禱告一樣合乎情理。對於像我這樣比較實在的人,字面意義上的與世隔離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容易的度過這段時間的方式。來到南極,使我更容易踐行信仰中沉思的部分。”

黑暗中的低語

對我來說,這裡冬日最美好的時刻,是漫步在室外隔絕與黑暗交匯之處,儘管這種時間是很有限的。

我暫停腳步,思考神的遼闊無邊,注視那清晰的銀河以及在國內看不到的那些星座。當室外氣溫降至華氏零下90度、風冷效應平均30度時,走到外邊實在是讓人畏懼的。但是在荒野中每分每秒,我都感到神的無所不在與超越一切。

我的兩個越冬隊友開設了一門天文學課程。在課程臨結束時,我們最後的一晚是在室外,由老師講解從南極可以看到的各種星體。妻子和我相擁在一起取暖,注視那神秘的夜空,神這無法測度的傑作,一瞥祂的無限、美麗、愛與善。

我喜歡了解對廣闊空間的科學探索。但是知道的越多,我就越發看到神的妙手是如何貶值天空這幅掛毯。科考站上的一個人對我說,面對著這無限的奇觀,卻相信神會為地球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星球甚至上面的人類操心,實在是荒唐的。但是,凝視著銀河系那無法描述的壯麗輝煌,我不可能覺得這些會與神無關。正相反,我感到了神輕柔的把握。

儘管南極的天空展示著如此的壯觀,神卻大部分時間是在對我們悄聲細語。過了幾個月我發現,自己很奇怪地已經對夜晚感到很自在了。 《詩篇》的作者告訴我們,白天屬於神,黑夜也一樣(詩篇74:16)。在黑暗中有一種安寧,是我以前從沒有註意到的,好像神在對我耳語,“是的,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夜晚最黑暗的時刻,我也在這裡。是我將白天和黑夜分開。”

在黑暗中,我想起《詩篇》42章8節:“白晝,耶和華必向我宣告祂的慈愛;黑夜,祂賜我詩歌,就是向永生神的禱告。”

另一段我喜歡的經文來自《約翰一書》1章5節:“神就是光,在祂裡毫無黑暗。”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黑暗中也並不缺少神的存在。這一點我們都深深了解,我們也知道神是一切的主,但是黑暗卻總是會給人帶來不確定性和恐懼。有幾部恐怖電影把背景設為南極的冬天。實際上,大多數恐怖故事抓住的是我們對於沒有光亮的恐懼。

但是在南極大陸的黑暗中,我發現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且比在我去過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彰顯祂的威力。實際上,黑夜是屬於主的。我學會了在黑夜中行走,知道光與我同在。

我在南極最獨特的經歷是站在南極光之下。儘管從科學的角度懂得這一現象的成因,但我們還是很容易站在那里為造物主所震撼。祂不是向我們展示某項簡單的功能,而是在展示一種無法描述的美麗——也完全可能神是在同時做這兩件事情。看著綠色的帷幕在一片貧瘠、不宜人居的原野上空跳動,人會禁不住在想,神是否把更精彩的傑作保留給了那努力來到天邊地極的少數人。

看那令人流連的綠色波紋在冬夜的天空畫出一副傑作,心中真是感到驚嘆。儘管知道南極光是因太陽表面的爆發所導致,但我對神的敬畏和驚奇並不會依次消減,我知道神的方式不同於我的方式。儘管我已將人生的多年投入到研究、認識神中,但是注目南極光的短短幾個瞬間,就提醒了我,我對於神的看見、理解依然是多麼的朦朧。

有一次我看到了所謂的“月亮柱”,一種只有在空氣中有冰晶存在才會發生的稀有現象。從月亮而來的光被空氣中懸浮的冰晶反射,形成了從月亮延伸下來的光柱。我只看到了兩個月亮柱,其中一個是一個完美的十字架形狀。也許我是科考站上唯一把這個現像是為神的存在和恩典的標記,但這確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經歷。

隔絕中的社區

南極的信仰社區是很小的。沒有教堂或禮拜堂,我們五個人在一間大會議室裡進行我們的主日崇拜,偶爾的來客有時會使我們的人數達到八個。我們代表了不同的觀點和背景:天主教、路德宗、聖公會、循道宗、浸信會、無宗派的、長老會,還有福音朋友。每個人如何看信仰、看待神差異很大。

當我們在一起時,經常有一兩個人在讀到經文中的某一段時,會變得有點兒激動——也許用“不安”這個詞來形容更準確一些。例如,在讀《使徒行傳》時,亞拿尼亞與撒非喇之死讓我們感到困惑。

“為什麼使徒要告訴別人怎樣使用自己的金錢?”其中的一個問到,“我實在不明白他們錯在哪裡了。”

在我們這個真誠相待的社區裡,人們都感到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特別是當對某段經文感到難以理解,或者被我追問時,我們當中的某位經常會將自己的情緒簡潔地表達出來。他會簡單地說,“神是好的。”

我們可以將這句表述作為成長的起點。歸根到底,神是好的。

讓我迷惑不解的是,雖然這裡的神奇體驗是如此有力讓我想到那創造的主、為我珍視,但在科考站的多數人看來,這些不過是天文現象而已。對於科考站上那些和我交談的人,耶穌基督的福音沒有多少吸引力。但是這種孤寂確實提供瞭如今在美國本土難得的開放對話空間。我和同事就信仰、聖經和神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探討。

當然,有些無信仰者發現南極與世隔離的生活實在難以忍受,但也有些人在這種環境中過得非常愜意。對於那些摯愛夜空的人,這裡是生活的首選地點。另外一些人,則喜歡這里遠離現代生活日常煩擾的簡單生活方式。他們所倚靠的基礎比我的要更世俗些,但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發現好像這也夠用了。儘管如此,我們之間關於宗教、信仰體系的對話都是充滿尊重、發人深思的。人們在對我的信仰提出疑問的同時,依然願意對話、了解。和好幾個人的緊密聯繫就此形成。我確信,在離開南極後,我和其中許多人的聯繫會依然保持很久。我也有信心,神會許可未來的對話成為持續的救贖生命的工具。

日出

九月裡,太陽終於越過地球的曲面,投射出它的光線,儘管我們還不能真正看到太陽本身。到了十月,太陽突然重新在地平線上出現,結束了半年之久不間斷的黑暗,而那黑暗只有在月光下才有所緩解。

科考站上一片歡騰,最主要是因為太陽升起,意味著飛機將重返科考站,送來給養、帶我們回家。在我們的主日崇拜的討論中,我們將這與世界等待彌賽亞之前的長夜像比擬。除了在信主的第一年,我還沒有過如此激動人心、如同復活節一樣的體驗。

對於失去了夜空,我感到一定的遺憾。但在太陽長時間缺席後的再現,對於整個社區的觸動是如此的切實明顯,遠遠蓋過了我的遺憾。在那一刻我知道,離開南極我真會感到失落的。但是讓感到欣慰的是,我知道,在我回家之後,那曾向我展示月亮柱、極光,悄聲對我說話的神,依然會在每日的生活中等待著我。 (完)

Brett Baddorf 為田納西的科多瓦希望教會差派生活在南極的宣教士,曾任青少年傳道人十餘年、大學校園傳道人三年。他和妻子莎拉已於2017年十一月返回田納西。個人博客為: whyeveryoneshouldmovetonewzealand.blogspot.com.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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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基督徒承認自己對鴉片類藥物上癮時

我願意服事需要幫助的弟兄姊妹, 但要做朋友就困難得多。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我跪在打開的車門旁,旁邊是我的朋友,她躺在副駕駛座上。 週日上午禮拜時,有人把她扔在了教堂的停車場。 她的右臂上有許多新的針眼(skin pops), 一根帶血的針頭在她的腿上。

“對不起, 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她說。 “我想停止用藥, 但是…”, 她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我把手放在她彎著的肩膀上——幾個月前給她施洗時,我也是這樣支撐著她的肩膀。 我記得教會裡的人是如何一起歡笑,試圖找出如何讓她完全浸入水中,同時保護她腿上戴著的腳踝監控器(ankle monitor)。 現在,腳踝監控器不見了,但她受洗時那種超脫凡俗的情感也不見了。

“我不會坐在這裡看著你自殺”,我說, “我得找人幫忙。”

我關上車門,走開。 但沒走十步,我就轉身回去開門。

“我敢打賭,你這一輩子中很多人都在離你遠去。 但我們不會讓你獨自經歷這一切。” 這次我進去求助時,我沒有關車門。

我聽到我的朋友說:“我就知道我在這裡會很安全。”

我的朋友——她允許我講述這個故事——並不是第一個向我承認因濫用藥物而成癮的基督徒。 第一次面對這種事情時,我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幫助——我帶來的論斷多於希望。 背叛和憤怒、無望和悲傷的感覺一波一波地襲來, 懺悔的謊言撕碎了共同的記憶,我也使自己與對方疏遠。

當一個在基督裡的弟兄或姐妹將自己的毒癮曝光時,人們應該如何反應? 沒有一個流程圖可以遵循,也沒有什麼現有資源,尤其在疫情期間更是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我相信答案是基督徒的友誼。 我指的是基於對耶穌基督福音的共同盼望,以忠實的鼓勵和相互信任為標誌的友誼。

在我所在的阿巴拉契亞鄉下社區,65%的人說藥物濫用是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首要問題。 在我們這個剛成立三年的教會中,超過一半的會眾受到藥物成癮的影響。 當我和我丈夫在這裡服事時,我們看到人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濫用藥物,以及在不同康復階段的人們。

最近的報導 指出,在疫情期間,鴉片類藥物的濫用和過量使用在40多個州都有所增加。 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成癮往往是一種孤獨和孤立的狀況。

對於與藥物依賴性征戰的信徒來說,與基督教社群的隔離會加劇絕望、羞恥和無價值的感覺。 然而,許多人也因為害怕被譴責而避免與人聯繫。 他們擔心如果他們再次吸毒,或者在康復期間使用合法、經證實可以幫助治療鴉片類藥物成癮的藥物,如丁丙諾啡(buprenorphine)、美沙酮(methadone)和納曲酮(naltrexone),會受到論斷。 這些是一些基督教群體所不認同的。

許多教會無法處理藥物成癮的混亂不堪。 康復不是一條平順的途徑,也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 我知道,對我來說,在康復慶祝會上齊心背誦12個步驟並不難。 但在我生活的其他情境中, 與 “那些” 慶祝會裡的人互動是比較困難的。 我願意服事, 但發現要分享我的生活卻困難得多。

然而,我對福音的理解是,當我不值得信任時(約2:24),耶穌冒著與我交朋友的風險(約6:70-71),顯明了神的愛,完成了神使所有受造物與自己和好的計劃。 而我被呼召去跟從他。

這種呼召並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策略來指引我該如何應對我教會和社區中與毒癮搏鬥的人。 基督徒的友誼沒有萬無一失的過程,特別是當你在處理毒癮和疫情的時候。

在這些時候,我發現“心態”(heart posture)這個詞比策略更有用。 我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為與他人的持續互動做準備。 在不同的情況和環境下可能需要不同的回應方式,但目的是相同的。 以下是我發現能幫助我的要點。

1. 方向

只有神知道我們任何一個人所需要改變的深度和類型,但聖經很清楚地說,不管一個人的心目前的狀況如何,每個生命都有價值(詩139:13-14)。 一個在毒癮中掙扎的人,其價值不亞於英國的女王。 人們習慣於把一個人看作比另一個人更有價值, 但好消息是神不會這樣。

我們可以祈求神調整我們的心,讓我們像神一樣重視彼此。 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身體和生活顯示出毒癮的影響時,我們不必譴責他們或忽視他們。 我們可以奪回自己的思想,讓它們順服於重視每個靈魂的基督。

當神開始調整我的心態時,我開始看到人們連承認濫用藥物的問題都會冒的風險。 這是一種勇敢和有勇氣的行為,因為這讓一個人暴露在我可能做出的所有反應面前。

現在,當一個朋友完全坦誠地分享她的掙扎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謝她對我的信任。 我承認自己的恐懼,並請求和她一起禱告,這樣我們都可以尋求智慧,並知道如何好好愛對方。

2. 預備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或預備好一個友誼可能帶來的所有情況,尤其是在友誼因疫情下保持社交距離而更艱難的時期。 但是,在真正的友誼中,沒有退出的計畫。 基督徒的友誼需要開放的態度。

我們通過私下和共同的禱告、讀經、守聖餐(是的,甚至通過視頻會議)、敬拜、慷慨和順服等簡單而必要的行動,為彼此的友誼預備好我們的心。 通過這種方式,神讓我們一起為可能到來的一切做好準備。

真誠的群體也為有關突發事件的對話創造了空間。 正在康復中的人,需要針對萬一他們重新使用毒品而發生的潛在問題,能提出見解和應對的最佳方式。 我們可以討論醫療方案和法律問題,並就一起走的路達成共識(摩3:3),有護欄可以保證每個人的安全。

3. 持續的參與

在我們作為基督徒朋友共同分享的永生中,污名是盼望的敵人。 我有好幾個在康復中的朋友說,有時候基督徒讓他們覺得自己只是個工作專案。

正如一位朋友所說:“我覺得自己被毒癮的污名所困,因為大家都只想和我談這個問題。 請你也問我關於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 這才是我想成為的人。 ” 並不是她想躲避自己的過去, 她想被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人。 復原計劃是很好的,但人們也需要在基督徒群體的完整生活中受到歡迎。

一個人的康復可能與另一個人的康復截然不同,而以福音為根基的友誼是最好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共同追求恢復,因為我們都虧缺了神的榮耀。 這就是基督徒友誼的目標:不是嚴厲的譴責,而是深刻的聯繫,不是限制,而是相互的建造。

在教會中,我們能得到自由和醫治來實踐悔改、饒恕、憐憫和恩典。 我們不是被造來獨自過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被造來活在一個信仰群體中——有憐憫卻又堅定地互相砥礪去做神所計劃的任何善工。 這將意味著我們會給自己帶來不便,為負責任的互動創造安全的空間,並為他人和與他人一起忍耐。 這些都是耶穌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通過服事和被服事了解到,在十字架腳下沒有道德高地。 我們任何一個人能得著 “潔淨”都是從耶穌開始的,祂告訴我們要一起跟隨他。 還有什麼地方比在教會這個福音所塑造的群體中,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康復和恢復,能更好連接友誼的地方呢?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3章11節給教會寫道:“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Naomi DeBord Bivins 是北卡羅來納州威爾克斯伯勒(Wilkesboro)的根基教會(The Foundation Church)的牧師。 她擁有亞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碩士學位,也是一名有經認證的康復教練。

翻譯: Addison Lin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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