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對萬國的審判中,福音在哪裡?

在那些看似相反的經文中,如何找到善良,真實和美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Creative Commons / Envato

以我的經驗,聖經中最難的部分並不是你不明白的地方。 不能理解可以是好的;它可以引發思考、偵察和發現。 相反,真正的麻煩是在當你完全明確地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而這些事看起來是不善良,不真實,也不美好。 例如,想想先知對各國的審判預言,可怕的一頁又一頁,(顯然地)見不到希望,沒有當代的應用,不知道將是何種結局。

耶利米書的最後七章就是一例。 一卷記錄着如此榮耀應許的書怎麼會有這麼令人沮喪的結局呢? 有九個對各國的審判預言-埃及、非利士、摩押、亞捫、以東、大馬色、基達和夏鎖、以攔及巴比倫- 接着是耶路撒冷的被毀。 審判是嚴厲的,有時候是活靈活現的。 四個國家得到一節關於將來得憐憫的應許(46:26;48:47;49:6;49:39),但這些只是七章災難沙漠中的四滴希望。 在這些經文裡,我們如何找到善良、喜樂和福音? 正如常常發生在《舊約》裡,我們在出埃及的故事中能找到答案。

耶利米書的最後幾章記載了十個神聖的審判:九個針對外邦國家,最後那個是針對猶大本身。 以西結書25-33章貫穿着一個同樣的順序:九個針對外邦國家及其帝王的預言,然後是耶路撒冷的被毀。 類似的模式在以賽亞書13-23章也出現。 這不可能是巧合。

當然,在出埃及的故事中,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 我們都認識十誡,也應該記得在曠野漂流的那一代人,因為十次不服從上帝而不能進入應許之地(民數記14:22–23)。 關鍵地,也有十災臨到外邦(埃及),最後一災導致半夜裡以色列的救贖。 由於災難是聖經中對外邦審判的典型例子,耶利米、以賽亞和以西結可能是故意將他們的預言描述為審判的災難。

仔細看,我們會見到其他線索。 耶利米的預言始於埃及(46:2); 終於被敵人追擊時的夜半逃亡(52:7-9)。 他在這些章節中使用的形象包括尼羅河、會叮人的蒼蠅、死去的牲畜、蝗蟲、對法老和埃及神明的審判、馬匹和戰車被推翻以及海被變乾。

如果我們把以上的都記在心裡,當我們讀耶利米書時,至少有三件事會變得更清晰。 首先,我們正在見證眾神明的戰鬥。 耶利米一再提醒我們,亞們、太陽神、基末、米勒公、彼勒、米羅達和其他眾神都被揭穿為假的。 我們的文化可能崇拜不同的神——戰神、財神、酒神、愛神、大地女神–但他們同樣是無力拯救的。 當上帝審判時,他們的無能會被揭示出來,這就是值得慶祝的原因。

第二個啟示是,審判的高潮落在神的子民身上。 在《出埃及記》,第十災擊打埃及,而法老失去了他的長子。 但在耶利米書,第十項審判擊打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失去了兩個兒子,然後,他失明並被遞解到巴比倫。 各國所施的壓迫和崇拜偶像激發審判的災難;在錫安,後果是更嚴重的。 當聖殿裡有偶像時,以色列不能以墮落世界為其代罪羔羊。

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是,在十災之後,救贖臨到。 《出埃及記》中,在神的子民陷於為奴四百年後,審判臨到,而他們從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 耶利米書也以同樣的方式結束。 神的子民陷於偶像崇拜四百年後,審判臨到。 但最後四節經文展示約雅斤王從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給予新的衣服,被高舉過於所有其他帝王,他在皇桌上坐席(52:31~34)。

在審判中,上帝依然是恩慈的。 約雅斤既有希望又有將來,他的子民同樣也有。 在未來的年日裡,他們當中有一人會從死亡囚牢中被升高,給予新的衣服,被高舉過於其他帝王及國家,並且在皇桌上坐席。 他會邀請所有人——包括好像我一樣的外邦人,來自於本來應該被審判的崇拜偶像的國家——加入他的行列。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是倫敦國王教會的教導牧師,也是《萬物之神》的作者。 在推特上關注他@AJWTheology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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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眼目注視著牧師

與人一樣,神注視我們,也看顧我們——這對在呼召中探路前行的牧師來說,既是安慰,也是警醒。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9,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and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Damion Hamilton / Lightstock / Kari Shea / Unsplash

我們看到你們了,牧師。

這是教會事工中一個漫長、令人困惑、充滿挑戰、令人疲憊、也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階段。你們與科技之間的愛恨情仇滋長了。你們的挫折感加劇了,尤其是在與逝去的所愛之人告別時,在目前隔離的環境下。你們在聖餐和其他聖禮上變得更有創意,不過同時也得禱告自己沒有違反任何《聖經》中或宗派內部的教導。借用一個體育的比喻:在流行病期間,你們沒有戰術部署就得上場比賽。

我們看到你們了。

我們看到你們了,事工領袖。你們主張真理和正義,哪怕這些詞的意義已經變得相對,而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被質疑乃至唾棄。你們沒有為離經叛道的行為開脫或辯護,比如那些舉著耶穌旗幟、十字架和邦聯旗幟的示威者在國會山所行之事。相反,你們正確地譴責了白人至上主義和散佈虛假陰謀論的行為。

我們看到你們了,資深教會同工。多年的服事讓你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節奏,而如今這節奏卻被完全打亂了。我們看到你們了,新牧師。你們本來渴望跟隨神的呼召來服侍教會,如今卻突然被攻擊,超出了你們所應受的。

我們看到你們了,同工姊妹。自從神呼召你們去做牧養事工後,你們就一直招人白眼。你們經歷的事情比我們男人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卻依然在奉獻和服事中繼續榮耀主名。

我們看到你們了,蒙召的牧師。你們來到掙扎當中的教會,渴望帶她重歸過往的光輝歲月。人們期望你們讓教會重振雄風,彷彿這一切都取決於你。

牧師們,我們看到了你們對神和祂子民的愛。儘管有人可恥地踐踏我們蒙召的榮耀,利用我們的軟弱,你們卻並未因此在血氣中動怒。你們一直在為弱者發聲。你們沒有貪污、浪蕩,也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曲解經文。你們一直忠於耶穌。謝謝你們。

我們看到你們了。

我知道這句“我們看到你們了”聽起來有多不懷好意。你們能從論斷者的口中聽到它。他們看到你們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與他們自己的期望不相符。他們仔細檢查你們的坐班時間、孩子、伙食、家務、草坪、車子、業餘時間…以及更多。

他們的批評部分來自“大福音主義”推崇的名牧所投下的陰影。當名牧們做得好的時候,人們會把你們與他們相比較。人們會說:“某某牧師跟你一樣講了那段經文,但比你講得好多了!你應該聽聽他們是怎麼講的。”當他們做得不好的時候,人們依然會比較:“我們不能為你過多慶祝,牧師,以免你頭腦發熱,陷入罪當中。”

牧師之所以能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是因為他們有神所賜的能力、天生的魅力、強大的溝通技巧,再加上傳統的吸引人的特點。輔以意外的機會,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遇到正確的人,突然之間,一個謙卑的牧師就找到了他施展的舞台,有時還能做得很好。

但另一些時候,正如已經多次發生的那樣,名牧們跌倒了。雖然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明顯的原因,但這樣的誘因並非只有一個。一篇報導將紐約市Hillsong教會牧師Carl Lentz所犯之罪公之於眾,其中提到了他的婚外情。正如紐約市New Life團契的Rich Villodas牧師正確地指出,Lentz所面臨的部分挑戰可能也會困擾那些並不那麼知名的牧師。這些挑戰包括自視過高、“自戀地置身於教會家庭系統的中心”、或者通過令會眾難以接近而形成一種優越感。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牧師,我深知牧師在順境時需要承受和自我消化的艱辛,但同時也為那些跌倒的牧師感到難過。藉此,我給出自己的鼓勵和勸誡:

  1. 停止比較。我這樣對自己說,因為……Instagram和Twitter!天啊,自己得到的點贊很少,卻看到別人顯露於外的優秀,這讓我覺得自己很渺小,不被重視。 但我知道 神通過那些容易被忽視的人,大能地工作。請看使徒行傳9:10-17中亞拿尼亞的例子。作為一個低教會派(low-church)的新教徒,我最近才知道1月25日是大馬士革的亞拿尼亞節。還記得他在服侍大數人掃羅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嗎? 《聖經》中到處是這樣的無名英雄,教會中也一樣。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2. 威望不是問題的關鍵。雅各書4:6和彼得前書5:5分別引用了希臘文版的箴言3:34,“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驕傲高舉自我,而謙遜則高舉他人。謙虛不是屈辱,而是竭力建立團結。
  3. 眼目都注視著你。知道神和祂的子民都在註視著自己,無論是意圖模仿還是意圖論斷,都能幫助我們留意自己如何忠心地生活。我們永遠不能盡善盡美,但我們可以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掙扎、恐懼和所受的試探,以及在我們犯罪時誠實地悔改。被關注意味著要承擔責任,但同時也賦予了我們特權,讓我們可以塑造如同我們跟隨耶穌基督一般跟隨我們的門徒。

在最近的盧旺達和肯尼亞之行中,我在幾個地方講道,並與幾個認識多年的朋友重聚。期間,兩位基督徒領袖朋友請我去野生動物園。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享受美食、動物奇景以及乞力馬扎羅山的壯麗景象。那天沒有任何云層遮蓋,真是難得的享受。然而,最大的祝福是,兩位朋友主動而隨意地分享起了他們這些年從我身上學到的功課——有些我已經忘記了,甚至沒有意識到我曾經教過這些課程。我經常懷疑自己的效率;但在那一刻,知道自己被關注並於人有益,是一種可喜的肯定。榮耀歸神。

我們看到你們了,牧師。神也看到了。作為牧者,我們也要留意自己。被注視,就是被承認、被認可;被關注,既是被別人評估,也是自我反省。我們需要無數雙注視的眼目來讓自己持守忠心和謙卑,並定睛於耶穌——我們信心的創始和完成者(來12:2)。通過耶穌,我們就能看到自己的真實光景:我們被愛著,也被裝備著,為神和基督教會的榮耀和良善而事奉。

Dennis R. Edwards牧師/博士是North Park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約聖經副教授,也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你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他:@revdr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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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把這一切都明講

希伯來《聖經》充分展示出内心的爭戰,並教導我們很多關於如何活出我們的靈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五篇。

不是舊約神學家,但我很久以來都愛《舊約》。

在我還不知道舊約是神對基督徒生活的要求之前,在我靈修的時間,我發現自己自然地和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舊約》。 我會拿著我的《聖經》和日記本——有時還拿著研經指南或詩集——沉醉在其中。

《詩篇》尤其讓我驚歎不已。 他們充滿了與我一樣在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情感狂潮:憤怒和悲傷,孤單和疑問,嚮往和激情,崇拜和敬畏。 當我沉浸在詩篇中時,我感到被了解被安慰——好像有人真的明白我。 當我讀到大衛對罪的懺悔或他對敵人怒火中燒的詛咒時,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沒有什麼我不能說。 沒有什麼是越界的。 當一個活在保守的宗教環境中的牧師孩子,同時又是一位充滿激情、憂鬱的年輕女孩時,這不是一件小事! 《詩篇》給了我一個可以逗留的空間,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我愛上帝,因為我在那裡與上帝一起有經歷。

我現在意識到,我學習如何祈禱,大多不是從新約的教導(雖然他們很有價值),而是從實際地與舊約裏偉大的祈禱勇士一起祈禱。 對我來說,它一點也不老舊;它是新鮮的、是新的。 在我沒有話可説時,《詩篇》的作者給我當説的話,作爲我自己祈禱的開始。 這是我最早經歷到,《舊約》塑造我的靈命。

什麼是基督徒的靈命?

當我們談論“靈命塑造”時,我們究竟是指什麽? 在當今的文化中,“靈性”一詞是一個相當模棱兩可和無處不在的術語。 如果我們留心聽,我們可能會聽到它被用來描述很多東西,從冥想到爬山,從運動員在籃球場上特殊的感覺到藝術家陷入他或她的藝術時不自覺的狀態,從安靜地自我退修到在大教堂裏崇拜,從練習瑜伽到簡單地注意自己的呼吸。 有關靈性的術語看起來可能像是一種定義不清、無定形、軟邊的東西,它象徵著一種超凡脫俗的情感,傾向於一種神秘,往往與任何神明或宗教信仰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讓我們收回這個詞語,並好好地用它,好嗎? 簡單地說,靈性是人類要達到上帝、真理、個人意義和終極意義的所有方式。 每一個人都有身體、魂和靈,而靈就是那使我們活的。 然而,當靈性的概念與基督教這個詞語相結合時,就出現了一個更清晰的觀點。 布蘭得利·霍爾特在他的《渴望上帝》一書中澄清說,在基督教傳統中,這詞語“首先是指生命的經驗”。 保羅在加拉太書5:25中說:“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霍爾特說:“起點是基督的靈活在一個人裏面。”

在基督教的框架裏,屬靈和靈性這兩個詞句意味著“屬於聖靈”——三位一體的第三位,上帝在耶穌的要求下派來成為我們的保惠師,引導我們進入真理,並顧念我們能夠承受真理的程度。 正如菲力浦·謝爾德雷克(Philip Sheldrake)在《靈性簡史》中所主張的,保羅書信中“屬靈的人”(林前 2:14–15)就是有神的聖靈内住,生活在聖靈的影響下的人。

用這方法來做靈性的定義,我們直接指向“靈”的字根的意義——一個豐富的聖經概念,既指人的靈和神聖的聖靈。 神聖的聖靈是指神的聖靈,活躍在舊約的人事中,也就是現在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因此,基督教的靈性是聖靈所發起、所驅動和所指引的。 這就灌輸了某種重要的概念,是一般不太精確的用法可能缺少的。

用舊約祈禱

根據定義,那麼,我們所有人都有靈性——一個回應(或不回應)所賜下的聖靈的方式。 雖然起點是基督的靈活在每一個基督徒裏面,我們每一個人各有一種特殊的基督門徒風格——或者,正如達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說的,一種特殊方式“與他在一起向他學習如何像他”。

不同的傳統、宗派和派系,體現和編纂了許多不同的風格。 霍爾特這樣寫道:“例如,耶穌會、路德教徒和女權主義者都有獨特的主題和實踐組合,使他們與眾不同。 對今天的基督教靈性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應廣泛看待基督教靈性的傳統和全球基督徒大家庭,而不僅僅尊崇一小串傳統——自己的家庭、會眾或種族群體所熟悉的傳統。 這些傳統的廣大範圍將使我們大開眼界,看到廣泛的靈性資源,並指導我們如何做自己的選擇。”

如果我們能從多個次要資源最好的部分學習,我們當然可以重新發現舊約——聖經的大部分——如何塑造今天的基督教靈性。

例如,考慮以祈禱作爲我們靈性的一個主要表達方式。 《威斯敏斯特基督教靈性詞典》大膽地指出,“祈禱不僅僅是懇求或請願:它是我們與上帝的全部關係。” 我自己的定義是,祈禱是我們與上帝溝通和相交全部的方式。 我們藉著祈禱被塑造,是通過實際地祈禱。 回顧我早期《詩篇》的經歷,我意識到當時就是這樣發生。 我在靈性上的塑造是通過用猶太人的祈禱書——就是身爲實踐猶太人生活的耶穌和他的門徒所用的書。 這是多麼驚人的想法啊!

對於祈禱類型的全面性,《詩篇》是無與倫比的。 在那裡,我們找到個人的祈禱和社區的祈禱,哀歎的祈禱和感恩的祈禱,懺悔的祈禱表達深刻的謙卑和詛咒的祈禱大膽地呼籲上帝的憤怒和審判臨到罪人,自發的祈禱和聖殿儀式的祈禱,頌讚的祈禱表達極大的確定性、和親密的祈禱表達深刻的疑問和懷疑。 難怪歷史上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實踐包括每天誦讀《詩篇》和用《詩篇》來祈禱。 如果這是《舊約》對我們的靈性唯一的貢獻,這已經很足夠;當然,還有更多。

孤獨和沉默的邀請

早期在《詩篇》中與上帝的相遇,也許是我最初靈性的經歷——不僅僅是我的神學——被舊約所塑造。 但這還不是全部。 當我30歲出頭的時候,有一天,語言不再管用了,系統神學也滿足不了我對真正認識上帝的渴望。 還有,我在尋求生命的真改變,而《新》約的範疇就是不再使我共鳴;事實上,我那福音派成長中的狂放激進主義讓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 所以我離開了,甚至不確定是否還想做一個基督徒了。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想要上帝過於我想做一個基督徒(如果這講得通的話),這就是我的故事與以利亞的故事(王上19)交叉的時候。 在這裡,我遇到了一個我可以認同的人——一個屬靈領袖來到自己的盡頭,再沒有能力維持領導生涯所需要的。 我們看到在取得巨大勝利(王上18)之後,以利亞在逃命,把一切拋開,倒在一顆羅騰樹下,求上帝取他的性命。 這是最深的一種孤獨,内在的,孤獨開始動善工,即使以利亞不大知道。

當我遇到以利亞時,我發現自己內部也有類似的情況,儘管細節不同。 當時,福音派中沒有人談論孤獨和沉默。 因此,當一個屬靈的導師開始指導我進入這些實踐時,我需要聖經中的根據。 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是在正統基督教的界限內,而《舊約》表明它是。

以利亞的故事(不是他的高升)給我勇氣放手,走向自己孤獨和沉默的旅程。 我開始培養孤獨,作為在上帝裏一個安息的地方,就像以利亞所經歷的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它變成了一個與上帝相遇的地方,在那裡我聽到上帝向我發問;這是一個平安的地方,在那裏內心的混亂開始安靜下來;最後,這是一個留心注意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接受上帝給我下一步的指引和智慧。 沒有以利亞的故事,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儘管我完全瞭解耶穌在曠野裏的事跡及其意義,但以利亞的經驗顯出赤裸裸的人性,以全新的方式吸引了我。

最終,我在別人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人生,正如上帝所要的,我被吸引回到積極的事奉。 隨著做領導的要求和挑戰的加劇,我向上帝大聲呼籲,給我另一個聖經人物可以一起同行——一個能夠幫助我瞭解領導人所經歷的事情,為什麼必須如此艱難,以及如何長期維持下去。 上帝是信實的,給了我摩西。 在摩西的故事裏,我找到了一個又詳細而又深刻的觀點,有關領袖的靈性,僅次於耶穌本人。 不知怎麼的,摩西的故事,似乎包含了更多人性的元素——他爲了要保持忠誠而奮鬥,他的起起落落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使我深深共鳴。

我在想,他是怎麽做到的? 在這樣的困難和無情的挑戰中,他如何長期維持下去? 我注意到摩西似乎沒有任何偉大的領導策略。 相反,我觀察到一個神聖的節奏,我開始覺得被吸引。 在這神聖的節奏裏,摩西在孤獨中與上帝相遇,然後從相遇中出來,完全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 對摩西來說,領導就是這麼簡單。我想,現在,這是我在實際上可以進行的領導方法。

關於摩西在領導的生涯上做我的陪伴,我可以說 更多。 簡而言之,上帝已經使用舊約對摩西人生的敘述,把領導的經驗從內到外,讓我看個究竟,如何在靈魂層面持續得到力量。

要展示,而非説出來

以我的經驗,《舊約》的敘述將那些內在的、極其個人化的、甚至有些神秘的靈性生命顯示出來。 他們展示,而不是説出,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與永活的上帝相遇和回應時所發生的事。 他們示範,與上帝建立一個真正的關係是怎麽樣的,甚至涉及與上帝爭論,直到上帝生你的氣。

大衛翺翔的讚美和與上帝激烈的搏鬥(記錄在詩歌和祈禱中)顯示,而不是説出,對上帝誠實是怎樣一回事,並表明這是上帝所能接受的。 以利亞與上帝的相遇使他的生命能夠維持下去——這照亮了孤獨的強大效果,根本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來傳遞。

《舊約》對底波拉在以色列歷史的關鍵時刻作先知和士師的角色的講述告訴我,上帝可以——而且會!——使用任何上帝想要用的人,把需要做的事情辦妥(士師記第四章)。 作為一個被呼召事奉的年輕女子,我迫切需要看到這個。 我還需要得到保證,有像巴拉這樣的男人,看到與婦女領導人合作的價值,願意一起走進危險領域,在那裡與上帝相遇,並一同分擔風險和回報。

另一個例子是以利幫助撒母耳,使撒母耳在聆聽和回應上帝的呼召上漸漸成長(撒上4)。 這顯示出對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屬靈領袖的靈性指導,有難以估計的價值——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聖經》快照,讓我意識到被上帝呼召。 以利意識到,那天晚上的聲音可能是上帝召喚小男孩。跟著他就指導撒母耳,如果它再次發生,應當如何回應——這似乎是一個人可以為另一個人做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 就算你不完美,還是可以這樣做。 後來,當我意識到這正是屬靈導師所做的事情時,我充滿了渴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與別人坐在一起。

所有這些故事都把個人與上帝的深刻經歷從內到外翻出來,讓我們可以看到——不然,對我們會是隱藏的。 他們從內部闡明這些經歷——邀請我們敞開心扉,樂於接受,甚至期望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然後,當我們偶然遇見這樣的經歷時,並非藉著我們自己的知識和遠見,《舊約》的敘述幫助我們提起勇氣,俯身說,“就是這樣子的。 把我算進去!”

露絲·海利·巴頓(Ruth Haley Barton)是更新中心(Transforming Center)的創始總裁,一位經驗豐富的屬靈導師,著有《加強你的領導精神:在事奉的熔爐中尋找上帝》(校園團契出版社)一書。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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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奇旅》與目標導向的世代

迪士尼皮克斯的最新電影提醒我們,生命是有意義的,不僅是實現我們的目標或拯救世界。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 2020 Disney/Pixar. All Rights Reserved.

喬·加德納(Joe Gardner)一直認為自己“生來就是”彈奏爵士鋼琴的料。 當他實現了與知名的薩克斯管演奏家多桃樂絲·威廉斯(Dorothea Williams)一起演奏的夢想時,他問她:“那麽,接下來做什麽?”她回答說:“我們明天晚上,再回到這裡演奏一遍。” 喬沮喪地承認説:“我這輩子都在等著這一天。 我還以為我會有不同的感覺。”

迪士尼皮克斯的《心靈奇旅》(Soul)這部電影給試圖想在有意義的工作中找到目標的現今焦慮的一代提供了令人又驚訝又興奮的哲學信息。 這部電影的主要觀點是基督徒已經知道的:就是人生中還有比我們的成就更重要的事。 事實上,導演彼特·達克特(Pete Docter) 也表示,正是這種認識啟發了他創作這部電影的靈感。 在完成皮克斯的票房賣座電影《頭腦特工隊》(Inside Out)後,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麽。 “我意識到,僅管這些電影都很棒,但生活不只是單一的激情,”達克特説。 “有時候,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達克特的理念反映在喬·加德納(傑米·福克斯(Jamie Foxx)飾)這個角色身上。他是一名兼職音樂教師,他有一個更大的志向就是成為一名專業的爵士鋼琴家。 他的一生都為要達成這目標努力,但當他那天與桃樂絲·威廉斯(安琪拉·貝瑟(Angela Bassett)飾)分手後,喬大意掉進人孔重傷昏迷,那幾乎摧毀了他的夢想——將他送入來世。

來世由兩部分組成:投胎先修班和作古畢業班。 喬發現他自己意外落入所謂投胎先修班的空間——那空間為新生靈魂發掘他們的個性和“生命火花”-吸引想像力的活動或經驗。 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名叫22的靈魂(蒂娜·費(Tina Fey)飾)。 她對地球上的生活,或是其他似乎可以賦予人生意義的東西,包括工作運動或知識,都毫無興趣。 對於22來說,如果沒有為一個偉大且奇妙的理由而活著的話,人生就是毫無意義的。 兩人就開始一個任務去尋找22號的“生命火花”。

近幾十年來,基督徒青年也開始了類似的探索去尋找他們的“生命火花”,為基督教信仰完成一件大事。 如果我們沒有“為了福音”(林前9:23)做些大事的話,我們也會有這種無目標感。 像華理克(Rick Warren)的《標竿人生》(2002年),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僅此一生》(2003年,以及亞歷克斯(Alex Harris)和布雷特·哈裏斯(Brett Harris)的《挑戰難事》(2008年)這些暢銷書都挑戰我們要過宣教的生活,跳出舒適環境去完成偉大的使命。 但對於生活中其他平淡無奇的部份,這些指導是不夠的。 許多千禧世代發現自己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有些人 會反省,自己的 日常生活是否以某種宏大的方式為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見證

面對今年疫情肆虐、種族和社會不公義惡化以及前所未見的政治衝突,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而我們的靈魂已經習慣於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和有果效的事情,今年的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和停止活動的規定似乎與要為基督作見證背道而馳。 但是,當我們把資本主義的“竭力而為”的理念應用到神的事工上時,我們就有可能否認我們所要依賴的恩典。

當我們在能力和夢想中尋找意義,而不是謙卑地信靠基督,會使我們淪為自我崇拜的犧牲品。 這種交換的結果可能對我們的身體、心理和精神健康有害。

喬·加德納親眼目睹了將人生目標偶像化的後果。 當他沿著星光界面(物質層和精神層之間的思想界面)航行,並試圖回到留在地球上的身體時,他觀察到“迷失的靈魂”正在漫無目的地找尋東西。 月風(Moonwind)(葛雷翰·諾頓(Graham Norton)飾)是無國界神秘主義者的成員,“致力於幫助來自地球的迷失的靈魂找到他們的出路。” 他向喬解釋說,這些靈魂曾經是屬於“領域”的人,快樂地享受著他們能力的卓越和樂趣。 但後來,他們無法“放下自己的焦慮和執著,因此讓自己迷失、與生活脫節了”,最後就變成了面目可憎、空洞的自我。

神創造我們本不是要我們從工作和志向中得到滿足。 作家克萊奧·瑋德(Cleo Wade) 也認同 《心靈奇旅》中的信息,她鼓勵任何容易受這種微妙自我崇拜影響的人“放棄試圖通過一個想法或目標來肯定自己。 相反地,將自己委身於把目標和熱情注入在每一次的談話、工作場所和家裏。”

然而,基督徒應更進一步。 我們要委身將耶穌基督的愛帶入世俗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在這過程中,我們體驗到生命的意義,體驗到神設計我們成為人的意義。 傑米·休斯(Jamie Hughes)寫道:“如果我們記住,我們的日常行為能夠‘以我們對神的愛和渴望為目標’,我們的勞動就不再是件苦差事了。”

當我們過著忙碌的生活,一項任務接著另一項任務,也不關注其他任何的事,喝茶只不過是一劑咖啡因。 但如果我們與神同步調,以敬拜所需的較慢節奏生活,茶點時間就會更有內涵,成為提供庇護的“熱水和乾茶葉組合的奇蹟。”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 牧師札克·蘭伯特(Zach Lambert)說,耶穌“來向我們示範 如何做人,如何愛神和我們的鄰居。 如何依靠聖靈,讓我們的生命結出聖靈的果子。 如何照顧我們當中受傷和需要幫助的人。 如何為正義而戰,反對壓迫。”

但對一位不斷想在人生下一件大事中尋找意義的人來說,這一切的事反而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可能會錯過神為我們作的安排。 就像喬一樣,我們會過度強調自己“生來就是要做某件事”的想法。 但事實上,我們生來不是為了要做什麼事,而是為了與基督同行。 我們的生命在乎祂(徒17:28)。 我們有可能用自己的目標來定義本身的價值,但對我們因在基督裏的身份所蒙受的最大福氣和奇蹟卻視而不見(西3:3-4)。

希望2020年提醒我們要珍惜“在基督裡”這一美好的禮物。 不然,《心靈奇旅》會啓發我們不要過於看重只對一個特定目標不懈地追求,也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因為唯有神能為我們的人生賦予意義。

提摩太·托馬斯(Timothy Thomas)是一名高中教師,也是《基督和流行文化》雜誌的撰稿者。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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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力可以分享嗎?

從基督教生物倫理學看代孕現象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攝影: Malanie Grizzel

在就不育問題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後,首次超聲波檢測就顯示她懷上了一對健康的雙胞胎。 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 三年後在診所裡,當掃描檢測顯示她又懷上了一對雙胞胎時,在診室里為此慶賀的,卻是另一位婦女。 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裡懷的是後者的嬰兒。

在為自己的雙胞胎所經歷的無盡等待、檢測和禱告中,瓦特伍德對那些為不育症困擾的家庭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她感受到強烈的呼召,願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宮提供給一對小小的胚胎——這胚胎則來自另一對難以懷孕的夫婦。

去年,她又為另一對夫婦提供了同樣的援助。

在經歷幾輪失敗的宮內授精(IUI)和體外受精(IVF)嘗試後,醫生們認定,這位滿心渴望的準媽媽無法懷住胚胎。 與瓦特伍德一樣,這對來自德州的律師夫妻也持反墮胎(pro-life)的立場,他們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幾個健康胚胎能有機會成活下來。 通過當地的一家代孕機構,他們被介紹給身為南浸會成員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試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 ”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三十九歲的瓦特伍德這樣說。 在代孕過程中,“有些事情會很難… … ,但是受到的祝福會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

瓦特伍德屬於正在美國迅速興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 儘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嬰兒數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 雖然對於這一作法還有倫理方面的爭議,需求並未因此減少。

根據美國生育醫學學會的數據,代孕者產下的嬰兒,已從2004年的738人,增長到2015年的2807人。 幾乎所有胚胎都是通過體外受精(IVF)產生,由沒有血緣聯繫的婦女代孕,即所謂“妊娠代孕”。 在體外受精技術出現前,只有所謂的“傳統代孕”,即代孕者同時也是嬰兒的血緣母親。

在別的國家取締對外代孕產業的同時,體外受精和代孕行為在美國卻正日趨正常化。 這兩個相反的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代孕生育的首選去處。 對於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婦女。 她們符合所謂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並有著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 一般來說,每次生產可以有兩萬美元以上的報酬。

但是,法關於代孕的法律和倫理討論還未跟上這一產業的發展。 如何指導婦女們、夫妻們在第三方生育這一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牧師們和各教會還都缺乏經驗。

零亂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聯邦層面,目前還沒有規范代孕行為的法律,跨州尋求代孕者的夫婦們需要理清各州允許或禁止代孕的法律。 在超過一半的州,則乾脆就沒有這方面的法律。

對於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帶來的嚴肅倫理問題,人們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的見解,或者乾脆就不承認問題的存在。 因此,對於未受規範的代孕行為,無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覺得很快會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會內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帶來的系列後果,即便都是持反墮胎立場的人,也會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 但是,隨著代孕行業不斷擴張,對於它的發展前景與可能帶來的問題,持不同立場的基督徒都一樣渴望教會社區能夠更多地給予關注。

專門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奧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倫理學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說,在這個問題上,新教教會基本上是沉默的。 “就我所知,多數教會或者沒有什麼可說的,或者不想說什麼。 ”

那些找到牧師討論代孕可能性的夫婦,通常是已經啟動了體外受精的程序。 即使牧師本意反對這樣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慮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 對於有興趣作代孕媽媽的婦女,教會領袖們也沒有多少現成答案,他們的指導意見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牧師受到的呼召不是做醫療專家,但他無疑是被視為道德專家。 ”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倫理與人道尊嚴中心執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寧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說,“這些事情有的是不適合主日早上在講台上說的,但是它們確實需要解決。 ”

去年,身為共和黨人、反墮胎的浸信會成員的亞利桑那前國會眾議員特倫特·弗蘭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詢問能否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辭職。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種道德的選擇?這條新聞在福音派當中引發了一場更廣泛的對話,而這種爭論一般很少成反墮胎運動的全國性話題。

 梅格·瓦特伍德、莫麗莎·奧黑爾與“代孕方案”的創始人蓋爾·加萊特在一起。 她們合起來一共生下十六個孩子,其中七個是代孕生產。 攝影: 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莫麗莎·奧黑爾與“代孕方案”的創始人蓋爾·加萊特在一起。 她們合起來一共生下十六個孩子,其中七個是代孕生產。

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個性開朗、擁有社工學位的母親。 她知道,對於那些她為其代懷嬰兒的婦女,代孕過程是如何一種苦樂摻雜的感受。 經過多年的花費、治療,準媽媽終於要有一個嬰兒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適、撐破的孕婦牛仔褲、感受第一次胎動,以及最終經歷痛苦的分娩過程,卻是瓦特伍德要應對的。

瓦特伍德將自己看作是神為這些夫婦和他們的嬰兒所製訂的更大計劃的一部分。 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嬰兒的媽媽在產室中熱淚盈眶。 她對後者說,“這基本上是成了。 你要為這四年裡沒有懷孕而感謝神,因為你執意要得到神為你準備的這個嬰孩。 你會感謝神在最終許可之前給你的那些拒絕。 ”

對於代孕者在情緒、生理以及屬靈等方面的要求,實際遠遠超過代孕合同條款的規定。 瓦特伍德說,她對代懷的嬰兒比為自己的孩子操心還多,避免吃藥、咖啡因和其他風險因素,盡可能地保證一個健康的結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親的朋友,莫麗莎·奧黑爾,和她在同一時間入院分娩代懷的嬰兒。 她也同樣感到壓力。 “我真高興,對於神的這個計劃,我心裡有平安。 ”奧黑爾說,“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樣做這件事。 ”

瓦特伍德和奧黑爾是與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機構合作,這是美國的十多個代孕招募網絡之一。 候選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歲的的活躍婦女,至少自己有一個孩子,財務背景堅實。 她們不可以抽煙、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鬱藥物,必須通過心理審核。 她們所居住的州必須是允許代孕的。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這個不是為錢。 如果你是的話,當意識到這九個月是多麼漫長,孕期有那麼多的疼痛、難受,你會失望,感到希望幻滅。 ”攝影: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這個不是為錢。 如果你是的話,當意識到這九個月是多麼漫長,孕期有那麼多的疼痛、難受,你會失望,感到希望幻滅。 ”

新澤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錯的風險,因為它的法庭處理了美國第一樁代孕糾紛。 在著名的1986年“嬰兒M”案中,(同時也是血緣母親的)代孕者要爭奪嬰兒的監護權,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為維護對自己的這一權力而打官司。 新澤西與華盛頓、印第安納等州不會強制執行商業代孕合同,而紐約、亞利桑那、密歇根這幾州則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協議。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這一類行為被認為是對“公眾有害”,或者是“與公共政策相悖”,因為立法者認為,這樣的協議相當於非法“買賣嬰兒”。

與此同時,如果一切順利,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等州的有利於代孕的法律,則會為商業代孕提供了一套較為平穩的法律程序。

因為這行業還未受監管,所以每個代理機構都有自己方式和標準。 “相容性是一個重要因素。 ”蓋爾·加萊特(Gayle Garrett)如是說。 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監督55樁妊娠代孕生育。

多數代理機構都認識到,懷孕不是一個可以嚴格切割的附帶性任務,因而會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個過程中提供支持。 實踐證明,像基督徒全職媽媽、軍人妻子一類的人群,對人熱心、熱愛家庭,很適合這類工作。

加萊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學學習護理專業,十來年前創建了這個代理機構。 第一次她是為一對歐洲夫婦代懷嬰兒。 而在歐洲,商業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 親身經歷告訴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間的良好關係會使整個過程變得容易得多。 代孕媽媽和受益父母間也必須在兩個最棘手的社會問題上達成一致:婚姻(指代懷嬰兒的對象的)與墮胎(即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結束懷孕)。 代理機構可以幫助雙方達成有針對性的協議,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例如,在發現嬰兒有遺傳缺陷後,代孕者堅持要保住嬰兒;或者,當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戀者後,代孕者拒絕交出嬰兒。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絕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 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請,希望能免於墮掉她為喬治亞性一位51歲單身男子懷的三胞胎中的兩個。 這些嬰兒來自他的精子和捐獻者的卵子。

在懷上這些嬰兒後,莫麗莎·庫克(Melissa Cook)興訴要求得到撫養權,指稱僱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農·小摩爾(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適合撫養他。 在試圖勸說她“減”孕時,摩爾說,他在財力和體力上都無法負擔三個嬰兒。 儘管有“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權主義積極分子的支持,下級法院並沒有把撫養權判給她。

為避免出現這樣情況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這樣的的基督徒代孕者,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傾向,只與那些和他們觀點相同的夫婦見面。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覺得可以墮胎”,她這樣說。 這意味著,”你也許要多等等,才會被受益父母選中。 ”

加萊特說,她的代理機構“很少、很少”會有受益父母與代孕者之間的不合,也沒有這方面的訴訟。 “我們還從沒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懷孕的情況。 ”

在大多數代孕行為發生的州,代孕協議並沒有約束力:嬰兒出生前,受益父母對於嬰兒沒有發言權;在這之後,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麼權力。 “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說,‘如果你要求,我就會中止懷孕‘,當這種要求真正擺在面前時,德州的法律認為,這是代孕者的身體,應由她做最後的決定。 ”加萊特說,“從法律上講,即使已與那對夫婦簽署了合同,她還是有權說不。 ”

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而來

作為年輕的基督徒媽媽,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代孕顧客,她從未想像過由另一個婦女懷上她的孩子。 她也沒想到,會在二十四歲那年得了心髒病。 醫生髮出的警告,如同是對她家庭夢的死亡判決:“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

急於擴充他們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養,這是許多基督徒給不孕夫婦的本能建議。 但是她的健康問題卻使收養程序拖了下來。 因為她的心臟情況(通過藥物治療現已得到控制),收養機構不願把孩子交給她撫養。

最終,在讀到當地一本家庭雜誌關於“代孕方案”的報導後,米勒與位於達拉斯郊區的這個機構進行了聯繫。 她感到神終於為他們打開了門,尤其是為他們選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強了這種感覺。 這是一位牧師太太,後來成為他們的密友,也是”我認識的最敬虔的婦女”。 她每天為他們和嬰兒禱告。

“我們的禱告生活變得非常認真”,米勒說,“一旦開始代孕和體外受精,就必須要對此事有相當程度的信心。 ”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飯時得知,他們的第一個禱告已得應允:代孕者用短信發來一張顯示懷孕測試呈陽性的照片。 這之後好消息接踵而來:先是超聲波檢測,幾個月後他們的兒子雷恩出生了。 孩子現在已經四歲了。

米勒夫婦那時還只有二十多歲,是“代孕方案”最年輕的顧客。 他們與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納爾遜(Jennifer Nelson)繼續合作,由她懷育餘下的受精卵。 在每次體外受精操作中,他們將四個胚胎中的兩個移植過去,兩次都得到了一個健康的嬰兒。 他們的女兒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於懷孕,他們就必須考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胚胎的可能命運。 某些選項,諸如“選擇性減孕”(即大夫同時植入幾個胚胎,最終只保留其中的兩個或一個,中止其餘的發育),或者是廢棄多餘的胚胎,違反了許多基督徒的反墮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們踏上這條路之前,要讓他們能更詳盡地了解自己要做什麼”,拜奧拉大學的瑞說,“我們告訴那些夫婦,‘如果你們覺得承擔不起把實驗室中產生的每個胚胎都植入,那麼一開始就別走這條路。 ‘”

對於妊娠代孕的實際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 比如,讓體外受精操作與身體的自然週期配合,以盡量減少使用的荷爾蒙,一次只培育一個卵子。 冷凍卵子的興起,而不必再冷凍胚胎,也給了基督徒夫婦們更多的選擇。

“說起來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得到了雙胞胎,但還有六個胚胎在冷藏中。 ”他說,“我告訴他們,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懷裡的小姑娘一樣,‘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

加在一起,整個體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費至少八萬美元。 但米勒夫婦覺得,有了這個最終結果,那些費用、麻煩的治療以及尷尬的對話,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經常不得不向人們解釋,儘管他們要有個孩子,但卻不是那準媽媽生產(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分娩)。 而像瓦特伍德這樣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們腹中的小傢伙是屬於別人的(我腹中所懷,卻非我的嬰兒)。

甚至還有幼兒圖書,比如《袋鼠的育兒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兒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釋這一安排。 但是代孕行為的反對者擔心,這樣的隱喻和另一常見的比擬“我的麵包,她的烤箱”,都過分簡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兒的關係。

“由於多數的代孕安排並不引入血緣關係,有人覺得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較中性、容易讓人接受。 但是我認為,這樣看代孕有些太牽強。 ”瑞是這樣說的,他是《子宮以外:關於受助生產的道德規範》的作者。

“他們把代孕者視為人類孵化器或產前保姆。 根據我們對子宮內孕育過程以及妊娠環境如何影響孩子發育的了解,我覺得這種看法是很不恰當的。 ”

對於將婦女和婦女的身體、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對於這樣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長期影響,基督教生物倫理學者們表示憂慮,而女權主義者也有同樣的擔心。 三一國際大學的康寧罕指出,對於包括孕期荷爾蒙、新生嬰兒感應等方面的母體-胚胎紐帶關係研究,是商業性代孕所要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親,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與孩子親和?如果代孕媽媽在情感上故意不與孩子親和,對於正在發育的胎兒,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種損失或剝奪。 ”她說到,“但是如果她特意與孩子親和,在與嬰兒分離時,又會造成另一種傷害和損失。 ”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則說,因為知道那些委託父母是多麼地想要孩子,她們不會將嬰兒視為“己有”。 “人們真是擔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宮裡的嬰兒親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時會感到太痛苦。 ”她說道,“神會保護你的心,讓你不覺得那就是自己的嬰兒。 所以在把嬰兒交給他/她的父母時,就不會過於動感情。 ”

三十四歲的奧黑爾依然保留著2015年首次代孕的紀念物。 儘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經歷的的荷爾蒙治療讓她有顧慮,她依然感覺那是“神的計劃的一部分”,是“她應當取做的”。 攝影:Malanie Grizzel
三十四歲的奧黑爾依然保留著2015年首次代孕的紀念物。 儘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經歷的的荷爾蒙治療讓她有顧慮,她依然感覺那是“神的計劃的一部分”,是“她應當取做的”。

生物倫理學的聖經基礎

如果說對於考慮代孕的基督徒們,避免墮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爾(Jennifer Lahl)看到的則是複雜得多的問題。 作為社會活動家和“生物倫理與文化網絡中心”的主任,拉爾在一部紀錄片中講述了幾位為代孕所傷害的婦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側面.

在二十多歲時海瑟(Heather)成為一位代孕者,這使她在經濟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顧自己的兩個孩子。 她的第一次代孕經歷是非常順利的,為一對在網上結識的夫婦生下一對健康的雙胞胎,所以她接著提供這一服務。

在拉爾2014年的電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沒有給出全名)發現,如果嬰兒不是健康的,那麼這一過程要痛苦得多。 她說,當超聲波檢測顯示異常症狀或者先天缺陷時,準媽媽會跑出診室,讓她獨自承受壞消息。 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時,因為嬰兒腦損傷問題,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絕了。 “那位父親對我說,因為不聽從他們的決定,我‘將會因此在靈命上受痛苦‘。 ”海瑟說,“我心想,‘這也太殘忍了,這些決定的屬靈後果將伴我一生。 在我看來,誰生誰死決定於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 那對父母最終很勉強地留住了嬰兒。 分娩時,那位母親沒有在場。

拉爾紀錄片的主題代表了她對整個過程的一系列憂慮: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實驗室中製造嬰兒;父母與代孕者在財務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員受到壓力,要“利他地”做一個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療所帶來的健康風險;當孩子得知自己是通過捐獻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及親子關係上的打擊;拒絕接受人體的局限,而是圍繞著“兜售希望、兜售嬰兒”興起的這一產業。 “這是墮落世界之作。 ”她這樣說。

在每六對夫婦就有一對為不育所困擾的情況下,是該干涉、不停地努力,還是放棄夢想,對於教堂講台下面的眾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某些福音派圈子裡對於核心型家庭的過度強調,讓這一心路歷程更加不易。 但是一旦夫妻二人決定要採用受助生育,比如體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們會更注重結果而不是倫理。

“之所以許多人對於倫理討論不大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渴望有個孩子已經到了一種絕望的地步。 ”拜奧拉大學的瑞這樣說。 他多年來為不育夫婦們做諮詢,認為在受助生育問題上,牧師們應該更直接了當。 他承認,對於體外受精和代孕有顧慮的牧師處於一個困難的位置。 勸阻準父母們採納這些選項,對於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憊不堪的夫婦將是種沉重打擊。 如果反對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們又可能會冒犯那些已經走上那條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說,即使她和丈夫覺得要走代孕之路,因為體外受精帶來了新問題,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們還是要請教自己的牧師。

“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來找他,請教關於讓別人代懷嬰兒和體外受精”,米勒畢業於貝勒大學,參加德州韋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會。 “他讓我們真切感到,他知道我們珍視生命、相信生命始於受孕。 對於要保護好每一個胚胎,我們是沒有疑問的。 ”

“我們想從他那裡找到支持和指導”,三十四歲的她是這樣說的,“如果他認為有什麼理由不贊成我們這樣做,我們想听到。 ”

商業代孕也許是個二十一世紀的現象,但聖經上已經警示了由別人代懷嬰兒可能帶來的內在衝突。 例如圍繞著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結和她的使女闢拉所產生的糾紛。

在惠頓學院聖經教授M·丹尼爾·卡羅爾-羅達斯(M. Daniel Carroll R.)看來,很難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麼普遍。 這些故事並不是要放縱鼓勵這種行為,莎拉與夏甲不斷惡化的關係以及拉結與利亞間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們信心的缺失。

“你不會感到那是有共識的契約性之舉”,他說,“那種安排與今天的代孕行為完全不同。 ”

如果說新教教會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麼羅馬天主教會對於這種做法則是採取明確的反對立場(儘管有些天主教領袖說,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得到應當的牧養關懷)。

“鑑於兒童和婚姻的尊嚴、母嬰關係的獨特性,參與做代孕母親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許可的”,美國天主教主教聯會指出。 “而且,代孕行為的商業化貶低了婦女、尤其是貧窮婦女的尊嚴。 ”天主教會同時也宣布體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為它破壞了人的尊嚴和婚姻中的夫妻聯合。

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兒凱莉,接著又藉助代孕生下了另兩個孩子。 攝影:Malanie Grizzel
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兒凱莉,接著又藉助代孕生下了另兩個孩子。

“在美國,我們傾向於認為,有了適當的‘技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 ”全國天主教生物倫理中心的主席約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藝產生,或者由某一行業製造。 孩子應該來自於夫妻之間愛的舉動,與神配合。 沒有人能‘創造‘神的形象。 ”

當住在邁阿密的基督徒講員、博克作者克里斯特爾·阿斯維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決定做一個代孕者時,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對,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諱。

“這確實讓我停下來思考。 但是在我看來,如果神想讓一個人出生,他們就會出生。 ”阿斯維多這樣說。 她為來自歐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對夫婦懷上了一個嬰兒。 “我不贊成把胚胎廢棄或毀掉的想法,但我更關心的是,一旦它們被植入我的子宮會發生什麼。 ”

隨著她的肚子見長,阿斯維多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尷尬對話。 人們問她收費多少,暗示她是為了錢才這樣做的(付清債務是動機之一,但不是主要的)。 旁觀者會評論說,她一定非常無私,他們自己“永遠不可能做到”。 就這段經歷,這位兩個孩子的媽媽正在寫一本書。

“禱告是第一位的。 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應你,然後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說,“事情會變得很複雜… …。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陽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實際不是這樣的。 ”

珍妮佛·納爾遜(左)為米勒夫婦代孕生下兒子雷恩(2013)和女兒菲斯(2016)。 詹娜說,納爾遜太太成了“我們一家的朋友”。 攝影:Malanie Grizzel
珍妮佛·納爾遜(左)為米勒夫婦代孕生下兒子雷恩(2013)和女兒菲斯(2016)。 詹娜說,納爾遜太太成了“我們一家的朋友”。

代孕在美國的前景

近年來,隨著美國成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機構從國外收到了越來越多的申請。

多數西歐國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許利他性代孕,代孕母親不能收費用。 2015年,歐洲議會譴責代孕行為,說它“破壞了婦女的人道尊嚴。 ” 多個曾被當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來推銷的亞洲國家,例如泰國和印度,或者已經禁止國際商業代孕行為,或者因為擔心在付費方面的欺詐行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慮禁止。

體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應的旅行,在美國生一個嬰兒,準父母們預期要花費到六位數,多的可達二十萬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從中得到兩萬到六萬美元。 許多人從歐洲、中國到美國來找代孕者。 加州是全國最“友善代孕者”的幾個州之一。 在這裡, “有的生育門診把自己作為這樣的去處來推銷的:‘來吧,先生一個寶貝,然後去迪斯尼!’”拉爾這樣說。 聖地亞哥的一家代理機構報告說,它百分之八十的顧客是外國人。

除了對外市場,越來越多的不育夫婦以及同性伴侶和單身父母,也將代孕作為一個選項來考慮。

在吸引人們注意力方面,好萊塢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達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倫(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選擇了代孕。 對於這種高知名度代孕行為所必然帶來的衝突、鬧劇,名人緋聞雜誌津津樂道。

代孕也反映在電影中,比如在《嬰兒母親》(Baby Mama)中,嚴謹的蒂娜·費(Tina Fey)和瘋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對難以協調的代孕夥伴。 對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則來自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艾美獎電視劇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畫了一個生活在未來反烏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會下等階層。

“好萊塢將它以故事、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給了我們一個充分思考相關倫理問題的出發點”,康寧罕說,“這比聲明式地宣講真理能更有力地傳達信息。 ”

但是基督教倫理學家指出,從聖經的教導和教會社區的運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導機制。 教會在指導基督徒方面是有責任的。 這不僅僅是關於醫學倫理和個人具體操作方面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更深層次的,那種有時無法實現的、對懷孕生子的強烈渴望。

“我們不是僅僅在討論用來生育的身體是多麼脆弱”,拉爾說,“真正的問題是,當生不出孩子時,我們應當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網絡版的副編輯。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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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主

在神裡沒有黑暗。但在南極的黑暗中,我發現神無處不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攝影:Daniel Michalik 博士(美國南極洲計劃提供)

阿蒙森—斯科特南極站坐落在世界最下端(從地圖/地球儀的角度看——譯者註)兩英里厚的冰川之上。這是地球上最遙遠的地方之一,離最近的有人的地方也有八百多英里。

有一小批人集結在這裡,為美國南極洲計劃的科學研究提供支持保障。從1956年起,美國就一直有人派駐在這裡。如今,科學家們利用這裡獨特的環境和地理,以在其他地方根本無法做到的方式,來進行天文學、中微子、地震學、氣象學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們需要很多後勤保障人員。因此在夏季,當不落的太陽日復一日地照耀著南極的時候,這裡的人口會驟增至150人以上,與那不見日光的、漫長的冬月裡貓在這裡的不到50個人比,這簡直是熙熙攘攘的都市了。

我就是這前者中的一員,身份是針對這裡其他人的宣教士。

南極洲沒有永久居民,人們都是在這近五十座科學考察站以及夏季研究營地中的某一處,臨時性地生活、工作。這些站點代表了三十多個國家,美國擁有其中的三個永久站點。它們看起來,就像人們通常想像的會在月亮或火星的表面發現的那種未來派登陸艙。人們受僱在這里工作一定的時間,最終都必須離開。

我追隨妻子的夢想來到南極。莎拉是位醫生,在大學時期聽說了南極洲項目,於是到這里工作就成了她的畢生目標。對於到南極洲工作,我也開始變得著迷,儘管在教會牧養方面所受的培訓並不能為我提供多少這種機會。

經過了漫長的多次工作申請,並為保證體格符合要求而摘除了膽囊後,我終於申請到一個“物資人員”的職位。作為後勤人員,主要任務是把給養從一處運到另一處,很多時間要呆在室外。這個工作安排意味著2017年我們將在南極過冬,那裡的冬季是一月到十一月。

我不是科學家,但是在這裡,從這一生中最長的夜晚,我所學到的遠比經驗數據要深刻得多。我原來預計— 你也可以說是“假設” — 與世隔離和六個月的黑暗,會深深地動搖在這裡生活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屬靈生活。但是,在和別人進行了更多的討論,並分析了自己的親身體會後,我發現實際恰恰相反。

與世隔絕和黑暗會怎樣拖我們這些信靠基督的人的後腿呢?實際上正相反,還有什麼別的體驗能如此獨特地,把我們與曾經歷了歷史上最黑暗、最孤獨時刻的那位更拉近呢?

孤獨的祝福

在南極的生活是高高在上的。為了不被積雪掩沒,我們的科考站架高在冰面以上大約20英尺。它分成三區:生活區、工作空間和娛樂區。他們所謂的臥房很小,只是滿足生活空間的基本需要。進餐和其他活動都在社區房間中進行。

在冬月裡,儘管可能偶爾遇見有人從科考站的一個區走到另一個區,但如果感覺整個建築似乎被荒棄了,那也是很正常的。當打下這些字的時候,我是一個人坐在一個設計容量為二十人計算機室中。

有很多機會參與到我們的小小社區中,但很多人寧可迴避。隨著冬日一天天過去,這種情況越發普遍。每天到了下午,我們這個社區裡的很多人都已經疲憊、厭煩了。他們會躲到房間或者其他個人空間裡,為新的一天充電。

我很幸運有妻子在身邊。與所愛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共同體驗這段生活,給我帶來的力量是無法估量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會分頭享受獨處的時光。但當倦於參與社區活動時(很感恩,這種時候是很少的),我們倆之間總還是可以相互依靠。在這裡,我們有非常好的、令人愉悅的一群人。而且,我們到這裡,是要與他們在一起,贏得與他們探討信仰的權利。

我在變電站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物,由一系列的拱構成,大部分埋在三十英尺厚的冰雪中。它下面幾英尺,就是那些橫貫阿蒙森-斯科特站地下,安置各種管線、水電的冰隧道。我的“辦公室”與抬高的科考站通過一個巨大的樓梯井連接。

儘管可以在室內走短路去上下班,我還是特意努力走略長的室外路線。每天走這條路,是我最為固定的獨處時間。這是一段特殊的禱告時間,在開始工作前駐足遙望冰凍的原野,提高自己的屬靈健康。在南極洲的冬天裡,不是每個人的工作都允許他們在室外逗留很長時間。我的工作允許我這樣,讓我很感恩。如果不是經常僅戴著盞頭燈在黑暗中漫步,我也許不會對於這種與世界的深度隔離有太強的感受。在夏日里,當太陽照在我們周圍的廣袤冰原上,很容易審視這片遼闊無際的大陸。而走在冬季的黑暗之中,我感受到了獨自置身於嚴酷的環境中這個現實。

與家人分離,缺乏正常的社區生活,主要的生活方式改變。你會預期,在南極的這種極度與世隔離,對現代人是最困難的體驗之一。至少我原來是這樣想的。這裡的工作人員必須經過心理評估,確定他們是否有足夠的準備來應對環境壓力。

對於這種想法正確與否,我本應有更好的了解,因為基督就經常在黑夜中退入荒蕪之處。當環境帶來各種副作用,或者不時導致緊張時刻時,基督徒們,尤其是這裡的基督徒,會傾向於獨處,而不是遠離孤獨。

從最早幾個世紀的教會開始,信徒們就一直在尋求通過遁世隱居來加強、宣示自己的信仰。這裡我想起了埃及的安東尼,一位被公認為修道主義之父的四世紀基督徒。他本來要退居荒野獨處,但很快就吸引、形成了一個社區,並教他人如何讓通過與世隔離來進行屬靈自律,如何投入這看似嚴酷的獨處生活。

這裡的基督徒沒人感受到有呼召讓他們在荒漠中度過餘生,不論是在埃及還是南極洲(從理論上講,南極洲也是一片降雨量極少的荒漠)。但是我們不可能否認單獨分別出來的一季的益處。別的不說,如果來到南極洲的目的是培育屬靈成長,那麼去掉這裡的某些便利措施,對於這一宗旨是有益處的。

在現代的、非南極世界裡,很難找到一處可以獨處。我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被實在的、虛擬的社區所環繞,如何對待寂靜,就像如何找到寂靜一樣充滿挑戰性。

為孤獨所塑造

聖經中的沙漠和荒野不僅是退隱、靈修的地方。他們也是流放、徬徨和等待之所。約翰是科考站上參加我們的教會敬拜的人們中的一位。他是一個基督徒,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用艱難的語氣向我講述了,在他來到科考站之前已經惡化了的二十五年婚姻,而他又是如何無力來挽救它。他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也受損,與他所期望相距甚遠。

“我花費了好多年的時間,想理清事情的究竟,但是始終不得,甚至連最基本的頭緒都沒有,”他最近這樣告訴我,眼中閃爍著一絲希望的微光。僅僅是在南極度過這段時間,就足以讓他,“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明白這不僅是關於我。我當然知道我在其中有份,但歸根結底,這是關於與家人的關係。”孤獨幫助他從一種絕望、痛苦的境況中走出,而他按我們科研社區的語境,將神稱為“那至(更)高的權柄”。從這里特殊的視角,他“明白了,我也許永遠不會理解為什麼事情會這樣,但在努力之後可以放手了;也明白了,癒合傷口是需要時間的。”

“在這段時間,我與我的至高者之間的關係得到發展,”他說,“在不久的將來,癒合將超越痛苦。當回到家裡,我已準備好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約翰的故事讓我想起《創世紀》第三十二章中雅各的那段過渡期,當時他正準備和家人回歸那逃離已久的故鄉。當我們離開南極大陸時,約翰會很勉強地離開這荒野提供的安全保護,但是不回家他就不會得到癒合。就像雅各無法知道,當他與兄長以掃團聚時什麼事會發生,約翰面臨的也是同樣無法預測的未來。

對於要離開這裡,約翰是很興奮的。但當他展望回家後將面臨的不確定的家庭關係,他明顯有些緊張。他所抱有的希望就在於,那主宰一切新開始的神,是高於我們將面臨的任何處境。我相信這也是雅各當時所持的希望。我的另一個基督徒同事並沒有感到黑暗對他的信仰有什麼真正影響,但和約翰一樣,也感受到這種極度的與世隔離所帶來的益處。

“我不覺得我的信仰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他說道,“我們應該總是在教會機體中作為弟兄、姊妹來一同成長。但是在隔離中度過一段時光,也是這種成長的一部分。對於一些人,這就像把一天的一段時間分別出來進行禱告一樣合乎情理。對於像我這樣比較實在的人,字面意義上的與世隔離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容易的度過這段時間的方式。來到南極,使我更容易踐行信仰中沉思的部分。”

黑暗中的低語

對我來說,這裡冬日最美好的時刻,是漫步在室外隔絕與黑暗交匯之處,儘管這種時間是很有限的。

我暫停腳步,思考神的遼闊無邊,注視那清晰的銀河以及在國內看不到的那些星座。當室外氣溫降至華氏零下90度、風冷效應平均30度時,走到外邊實在是讓人畏懼的。但是在荒野中每分每秒,我都感到神的無所不在與超越一切。

我的兩個越冬隊友開設了一門天文學課程。在課程臨結束時,我們最後的一晚是在室外,由老師講解從南極可以看到的各種星體。妻子和我相擁在一起取暖,注視那神秘的夜空,神這無法測度的傑作,一瞥祂的無限、美麗、愛與善。

我喜歡了解對廣闊空間的科學探索。但是知道的越多,我就越發看到神的妙手是如何貶值天空這幅掛毯。科考站上的一個人對我說,面對著這無限的奇觀,卻相信神會為地球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星球甚至上面的人類操心,實在是荒唐的。但是,凝視著銀河系那無法描述的壯麗輝煌,我不可能覺得這些會與神無關。正相反,我感到了神輕柔的把握。

儘管南極的天空展示著如此的壯觀,神卻大部分時間是在對我們悄聲細語。過了幾個月我發現,自己很奇怪地已經對夜晚感到很自在了。 《詩篇》的作者告訴我們,白天屬於神,黑夜也一樣(詩篇74:16)。在黑暗中有一種安寧,是我以前從沒有註意到的,好像神在對我耳語,“是的,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夜晚最黑暗的時刻,我也在這裡。是我將白天和黑夜分開。”

在黑暗中,我想起《詩篇》42章8節:“白晝,耶和華必向我宣告祂的慈愛;黑夜,祂賜我詩歌,就是向永生神的禱告。”

另一段我喜歡的經文來自《約翰一書》1章5節:“神就是光,在祂裡毫無黑暗。”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黑暗中也並不缺少神的存在。這一點我們都深深了解,我們也知道神是一切的主,但是黑暗卻總是會給人帶來不確定性和恐懼。有幾部恐怖電影把背景設為南極的冬天。實際上,大多數恐怖故事抓住的是我們對於沒有光亮的恐懼。

但是在南極大陸的黑暗中,我發現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且比在我去過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彰顯祂的威力。實際上,黑夜是屬於主的。我學會了在黑夜中行走,知道光與我同在。

我在南極最獨特的經歷是站在南極光之下。儘管從科學的角度懂得這一現象的成因,但我們還是很容易站在那里為造物主所震撼。祂不是向我們展示某項簡單的功能,而是在展示一種無法描述的美麗——也完全可能神是在同時做這兩件事情。看著綠色的帷幕在一片貧瘠、不宜人居的原野上空跳動,人會禁不住在想,神是否把更精彩的傑作保留給了那努力來到天邊地極的少數人。

看那令人流連的綠色波紋在冬夜的天空畫出一副傑作,心中真是感到驚嘆。儘管知道南極光是因太陽表面的爆發所導致,但我對神的敬畏和驚奇並不會依次消減,我知道神的方式不同於我的方式。儘管我已將人生的多年投入到研究、認識神中,但是注目南極光的短短幾個瞬間,就提醒了我,我對於神的看見、理解依然是多麼的朦朧。

有一次我看到了所謂的“月亮柱”,一種只有在空氣中有冰晶存在才會發生的稀有現象。從月亮而來的光被空氣中懸浮的冰晶反射,形成了從月亮延伸下來的光柱。我只看到了兩個月亮柱,其中一個是一個完美的十字架形狀。也許我是科考站上唯一把這個現像是為神的存在和恩典的標記,但這確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經歷。

隔絕中的社區

南極的信仰社區是很小的。沒有教堂或禮拜堂,我們五個人在一間大會議室裡進行我們的主日崇拜,偶爾的來客有時會使我們的人數達到八個。我們代表了不同的觀點和背景:天主教、路德宗、聖公會、循道宗、浸信會、無宗派的、長老會,還有福音朋友。每個人如何看信仰、看待神差異很大。

當我們在一起時,經常有一兩個人在讀到經文中的某一段時,會變得有點兒激動——也許用“不安”這個詞來形容更準確一些。例如,在讀《使徒行傳》時,亞拿尼亞與撒非喇之死讓我們感到困惑。

“為什麼使徒要告訴別人怎樣使用自己的金錢?”其中的一個問到,“我實在不明白他們錯在哪裡了。”

在我們這個真誠相待的社區裡,人們都感到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特別是當對某段經文感到難以理解,或者被我追問時,我們當中的某位經常會將自己的情緒簡潔地表達出來。他會簡單地說,“神是好的。”

我們可以將這句表述作為成長的起點。歸根到底,神是好的。

讓我迷惑不解的是,雖然這裡的神奇體驗是如此有力讓我想到那創造的主、為我珍視,但在科考站的多數人看來,這些不過是天文現象而已。對於科考站上那些和我交談的人,耶穌基督的福音沒有多少吸引力。但是這種孤寂確實提供瞭如今在美國本土難得的開放對話空間。我和同事就信仰、聖經和神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探討。

當然,有些無信仰者發現南極與世隔離的生活實在難以忍受,但也有些人在這種環境中過得非常愜意。對於那些摯愛夜空的人,這裡是生活的首選地點。另外一些人,則喜歡這里遠離現代生活日常煩擾的簡單生活方式。他們所倚靠的基礎比我的要更世俗些,但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發現好像這也夠用了。儘管如此,我們之間關於宗教、信仰體系的對話都是充滿尊重、發人深思的。人們在對我的信仰提出疑問的同時,依然願意對話、了解。和好幾個人的緊密聯繫就此形成。我確信,在離開南極後,我和其中許多人的聯繫會依然保持很久。我也有信心,神會許可未來的對話成為持續的救贖生命的工具。

日出

九月裡,太陽終於越過地球的曲面,投射出它的光線,儘管我們還不能真正看到太陽本身。到了十月,太陽突然重新在地平線上出現,結束了半年之久不間斷的黑暗,而那黑暗只有在月光下才有所緩解。

科考站上一片歡騰,最主要是因為太陽升起,意味著飛機將重返科考站,送來給養、帶我們回家。在我們的主日崇拜的討論中,我們將這與世界等待彌賽亞之前的長夜像比擬。除了在信主的第一年,我還沒有過如此激動人心、如同復活節一樣的體驗。

對於失去了夜空,我感到一定的遺憾。但在太陽長時間缺席後的再現,對於整個社區的觸動是如此的切實明顯,遠遠蓋過了我的遺憾。在那一刻我知道,離開南極我真會感到失落的。但是讓感到欣慰的是,我知道,在我回家之後,那曾向我展示月亮柱、極光,悄聲對我說話的神,依然會在每日的生活中等待著我。 (完)

Brett Baddorf 為田納西的科多瓦希望教會差派生活在南極的宣教士,曾任青少年傳道人十餘年、大學校園傳道人三年。他和妻子莎拉已於2017年十一月返回田納西。個人博客為: whyeveryoneshouldmovetonewzealand.blogspot.com.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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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基督徒承認自己對鴉片類藥物上癮時

我願意服事需要幫助的弟兄姊妹, 但要做朋友就困難得多。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我跪在打開的車門旁,旁邊是我的朋友,她躺在副駕駛座上。 週日上午禮拜時,有人把她扔在了教堂的停車場。 她的右臂上有許多新的針眼(skin pops), 一根帶血的針頭在她的腿上。

“對不起, 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她說。 “我想停止用藥, 但是…”, 她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我把手放在她彎著的肩膀上——幾個月前給她施洗時,我也是這樣支撐著她的肩膀。 我記得教會裡的人是如何一起歡笑,試圖找出如何讓她完全浸入水中,同時保護她腿上戴著的腳踝監控器(ankle monitor)。 現在,腳踝監控器不見了,但她受洗時那種超脫凡俗的情感也不見了。

“我不會坐在這裡看著你自殺”,我說, “我得找人幫忙。”

我關上車門,走開。 但沒走十步,我就轉身回去開門。

“我敢打賭,你這一輩子中很多人都在離你遠去。 但我們不會讓你獨自經歷這一切。” 這次我進去求助時,我沒有關車門。

我聽到我的朋友說:“我就知道我在這裡會很安全。”

我的朋友——她允許我講述這個故事——並不是第一個向我承認因濫用藥物而成癮的基督徒。 第一次面對這種事情時,我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幫助——我帶來的論斷多於希望。 背叛和憤怒、無望和悲傷的感覺一波一波地襲來, 懺悔的謊言撕碎了共同的記憶,我也使自己與對方疏遠。

當一個在基督裡的弟兄或姐妹將自己的毒癮曝光時,人們應該如何反應? 沒有一個流程圖可以遵循,也沒有什麼現有資源,尤其在疫情期間更是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我相信答案是基督徒的友誼。 我指的是基於對耶穌基督福音的共同盼望,以忠實的鼓勵和相互信任為標誌的友誼。

在我所在的阿巴拉契亞鄉下社區,65%的人說藥物濫用是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首要問題。 在我們這個剛成立三年的教會中,超過一半的會眾受到藥物成癮的影響。 當我和我丈夫在這裡服事時,我們看到人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濫用藥物,以及在不同康復階段的人們。

最近的報導 指出,在疫情期間,鴉片類藥物的濫用和過量使用在40多個州都有所增加。 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成癮往往是一種孤獨和孤立的狀況。

對於與藥物依賴性征戰的信徒來說,與基督教社群的隔離會加劇絕望、羞恥和無價值的感覺。 然而,許多人也因為害怕被譴責而避免與人聯繫。 他們擔心如果他們再次吸毒,或者在康復期間使用合法、經證實可以幫助治療鴉片類藥物成癮的藥物,如丁丙諾啡(buprenorphine)、美沙酮(methadone)和納曲酮(naltrexone),會受到論斷。 這些是一些基督教群體所不認同的。

許多教會無法處理藥物成癮的混亂不堪。 康復不是一條平順的途徑,也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 我知道,對我來說,在康復慶祝會上齊心背誦12個步驟並不難。 但在我生活的其他情境中, 與 “那些” 慶祝會裡的人互動是比較困難的。 我願意服事, 但發現要分享我的生活卻困難得多。

然而,我對福音的理解是,當我不值得信任時(約2:24),耶穌冒著與我交朋友的風險(約6:70-71),顯明了神的愛,完成了神使所有受造物與自己和好的計劃。 而我被呼召去跟從他。

這種呼召並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策略來指引我該如何應對我教會和社區中與毒癮搏鬥的人。 基督徒的友誼沒有萬無一失的過程,特別是當你在處理毒癮和疫情的時候。

在這些時候,我發現“心態”(heart posture)這個詞比策略更有用。 我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為與他人的持續互動做準備。 在不同的情況和環境下可能需要不同的回應方式,但目的是相同的。 以下是我發現能幫助我的要點。

1. 方向

只有神知道我們任何一個人所需要改變的深度和類型,但聖經很清楚地說,不管一個人的心目前的狀況如何,每個生命都有價值(詩139:13-14)。 一個在毒癮中掙扎的人,其價值不亞於英國的女王。 人們習慣於把一個人看作比另一個人更有價值, 但好消息是神不會這樣。

我們可以祈求神調整我們的心,讓我們像神一樣重視彼此。 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身體和生活顯示出毒癮的影響時,我們不必譴責他們或忽視他們。 我們可以奪回自己的思想,讓它們順服於重視每個靈魂的基督。

當神開始調整我的心態時,我開始看到人們連承認濫用藥物的問題都會冒的風險。 這是一種勇敢和有勇氣的行為,因為這讓一個人暴露在我可能做出的所有反應面前。

現在,當一個朋友完全坦誠地分享她的掙扎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謝她對我的信任。 我承認自己的恐懼,並請求和她一起禱告,這樣我們都可以尋求智慧,並知道如何好好愛對方。

2. 預備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或預備好一個友誼可能帶來的所有情況,尤其是在友誼因疫情下保持社交距離而更艱難的時期。 但是,在真正的友誼中,沒有退出的計畫。 基督徒的友誼需要開放的態度。

我們通過私下和共同的禱告、讀經、守聖餐(是的,甚至通過視頻會議)、敬拜、慷慨和順服等簡單而必要的行動,為彼此的友誼預備好我們的心。 通過這種方式,神讓我們一起為可能到來的一切做好準備。

真誠的群體也為有關突發事件的對話創造了空間。 正在康復中的人,需要針對萬一他們重新使用毒品而發生的潛在問題,能提出見解和應對的最佳方式。 我們可以討論醫療方案和法律問題,並就一起走的路達成共識(摩3:3),有護欄可以保證每個人的安全。

3. 持續的參與

在我們作為基督徒朋友共同分享的永生中,污名是盼望的敵人。 我有好幾個在康復中的朋友說,有時候基督徒讓他們覺得自己只是個工作專案。

正如一位朋友所說:“我覺得自己被毒癮的污名所困,因為大家都只想和我談這個問題。 請你也問我關於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 這才是我想成為的人。 ” 並不是她想躲避自己的過去, 她想被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人。 復原計劃是很好的,但人們也需要在基督徒群體的完整生活中受到歡迎。

一個人的康復可能與另一個人的康復截然不同,而以福音為根基的友誼是最好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共同追求恢復,因為我們都虧缺了神的榮耀。 這就是基督徒友誼的目標:不是嚴厲的譴責,而是深刻的聯繫,不是限制,而是相互的建造。

在教會中,我們能得到自由和醫治來實踐悔改、饒恕、憐憫和恩典。 我們不是被造來獨自過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被造來活在一個信仰群體中——有憐憫卻又堅定地互相砥礪去做神所計劃的任何善工。 這將意味著我們會給自己帶來不便,為負責任的互動創造安全的空間,並為他人和與他人一起忍耐。 這些都是耶穌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通過服事和被服事了解到,在十字架腳下沒有道德高地。 我們任何一個人能得著 “潔淨”都是從耶穌開始的,祂告訴我們要一起跟隨他。 還有什麼地方比在教會這個福音所塑造的群體中,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康復和恢復,能更好連接友誼的地方呢?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3章11節給教會寫道:“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Naomi DeBord Bivins 是北卡羅來納州威爾克斯伯勒(Wilkesboro)的根基教會(The Foundation Church)的牧師。 她擁有亞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碩士學位,也是一名有經認證的康復教練。

翻譯: Addison Lin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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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陽剛化並不會使它更壯大

歷史告訴我們,教派的發展與教會成員的性別比例無關。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earl / Lightstock / Envato

“教會正經歷一場男性危機。”你無疑聽過這句話,它在不同的時期被反复提起。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西雅圖現已解散的以男性為主的戰神山教會(Mars Hill Church)的前牧師經常提出這樣的說法,“今天教會的問題……就是一群乖巧的、柔弱的、溫馴的、小姑娘似的教會男孩”,或者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基督徒是小姑娘,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像小姑娘一樣的男人”。

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話也觸動了男性基督徒們的這根神經。就在最近,公共神學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heology)的主任歐文·斯特拉坎(Owen Strachan)就男子氣概的本質,通過播客和相關的推文,又重啟了這個常年對話的序幕。

這些論證聲稱,“男人所到之處,教會就會成長”,或者說,“男人引導,女人跟隨”,這兩種說法都暗示著女性人數多對教會成長不利。從大衛·默羅(David Murrow)的《為什麼男人討厭去教堂》(Why Men Hate Going to Church)到萊昂·波德爾斯(Leon Podles)的《教會無能》(The Impotent Church),大量關於基督教男子氣概消亡的文章和書籍層出不窮,創造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產業,推銷基督教男子氣概受到威脅的觀點。這些書的銷量很可觀,所以其中的想法就一定站得住腳嗎?

錯了,事實證明,今天的基督教並不比50年前、100年前、300年前、1000年前,甚至是教會的第一個世紀更“女性化”。那些認為教會的成長取決於特殊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活動——甚至依賴尤為“男性化”的教牧方式——的人,誤解了教會的歷史記錄,也危害了教會關於性別的歷史教導。

古代資料明確指出:從一開始,基督教就是一個女性佔絕大多數的宗教。第四世紀的教父耶路撒冷聖濟利祿(Cyril of Jerusalem)在他著名的《教理講授》(Catechetical Lectures)的開篇,就對會眾中的男性說話。 他說

“很可能你是為了別的原因來這兒的。一個男人可能為了討好一個女人,以此為由來到這裡。 ……我接受這種理由,並且歡迎你,雖然你是帶著邪惡的目的而來,但也會成為一個被美好的希望所拯救的人。”

在這裡,在基督教早期最著名的一篇關於如何教導信仰的文章中,牧師開宗明義地說,“聽著,我知道你們這些傢伙在這裡只是因為你們的未婚妻強迫你們來這裡。”

婦女皈依基督教的現象非常突出,公元370年,皇帝瓦倫提尼安不得不向教皇下令,不要再派傳教士去敲異教婦女的門了。歷史學家們也幾乎一致認為,皈依早期基督教的人當中,上層社會婦女的比例非常高,其他就是奴隸和少數民族了。

原因有很多,但從宗教史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整理的大量歷史數據中可以看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可能僅僅是基督教對婦女的優待,至少不會施壓要求寡婦迅速再婚。基督教對年輕女孩結婚的壓力也比較小。

在陳述他的理由時,斯塔克報告了公元前303年、在教會經歷的一波迫害中發生的一則軼事。當時官員們搗毀了一座家庭教會,沒收了基督徒們聚集起來要分發給窮人的物品:其中有16件男式外衣和82件女式外衣。自古以來,教會的女士們在認捐活動上,也絕對是完胜男士們的。

從教理手冊到教會援助工作、再到古代的原始資料記載,情況非常清楚:基督教的女性比例很高。

約會傳道還是婚姻傳道?

斯塔克還指出,由於羅馬世界遺棄或殺死了許多女嬰,所以它的男女比例非常不平衡:每100個女人對應大約130個男人,失衡情況比今天的中國還要嚴重。因此,很多羅馬男人很難找到老婆。由於基督教徒以女性居多,所以很多基督教女性也很難找到丈夫。 (如果這個情形聽起來很熟悉,那是有原因的:這與今天基督教女信徒所面臨的情況非常相似。)

由於古代的這種不平衡,基督教女信徒往往嫁給異教男子。 《新約》,特別是保羅的書信,多次提到在宗教上分裂的家庭。 (哥林多前書7:12-16和其他經文。)在異教丈夫和基督教妻子的較量中,基督教通常會獲勝。但這恰是古代教會和現代教會在這個問題上的最大差別。古代基督徒從不諱言將信仰歸功於基督徒的母親:提摩太的信仰就歸功於他的母親和祖母。聖奧古斯丁把他的信仰歸功於他的母親。而且我已經提到了聖濟利祿的教理講授,它提供了隱性的證據,證明很多異教徒的男性為了娶女基督徒,參加了基督教速成班。

基督教妻子改變歷史的突出案例也很多。因著羅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的情婦瑪琪亞(Marcia)的求情,挽救了未來教皇的生命。作為蠻族法蘭克部落國王克洛維(Clovis)的妻子,克洛蒂爾德(Clotilde)對丈夫的皈依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促成了整個法國的福音化。事實上,在基督教擴張的過程中,基督徒們相當一部分的貢獻,是由與異教男子結合的女基督徒完成的。

很明顯,早期基督教會的特點是,有很多基督徒婦女與非基督徒男子結婚,然後用堅毅的眼神,拉著丈夫和孩子去教堂,直到他們最後向基督的憐憫投降。早期的嬰兒洗禮習俗可能也有助於這一過程,因為基督徒妻子可以利用這一儀式來“宣稱”對子女信仰的主權,而讓他們的異教丈夫在後面追趕。美國新教徒通常不給嬰兒施洗(而且嬰兒的數量比過去減少),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婚姻不像過去那樣是有效傳播福音的途徑。

關於後一點,幾乎在基督教的各歷史階段,教會的成長有很大一部分都與生育有關。一個男多女少的教會,就是一個離滅亡只差一代人的教會。那麼,相反的情況也同樣是事實:有女人的教會就是有嬰兒的教會,因此也是有未來發展的教會。在早期基督教會中,婦女人數眾多,所以她們的生育能力推動了基督教人口強勁的自然增長,與停滯不前的異教人口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的基督教一直是女性主導的

即使是許多推動“男性危機”說法的人,也承認教會中女性佔多數的悠久歷史。例如,“男子氣概的藝術”(The Art of Manliness)網站上的一篇長文詳細介紹了女性如何大規模地主導著美國早期教會。文章提供了不同宗教歷史學家的引文、18和19世紀目擊者的描述,以及直接從教會記錄中提取的數據,這些都表明,至少在19世紀中期之前,美國的基督教會大約60%到80 %的成員為女性。

到了20世紀,我們有了可靠的數據來源。從1850年到1936年,美國人口普查局進行了一次宗教團體的普查,要求美國的每一個教會和教派對各自的各種主要統計數據進行報告。從1906年開始,這些統計數據也包括了成員的性別報告。此外,自1972年以來,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收集了足夠的數據,以估計女性在教會會眾中的比例。而在幾波調查中,GSS還詢問了受訪者童年時父母去教會的模式,這至少可以估算出20世紀初一直到現在,家庭中母親上教堂的比例。

這張圖中的數據很枯燥,但它能說明一個問題:近年來基督教會的性別構成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整個關於基督教男性比例下降的故事就是一則假新聞。我們出席或不出席,就和我們一直以來的情況一樣。從童貞女瑪利亞開始到現在,基督教女性在教會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比基督教男性要顯著得多。換句話說,男性的宗教自滿這一不幸的現實並不新鮮,它也不是教會生存的威脅。

這種趨勢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美國特有 最近的國際調查顯示,基督教徒幾乎在每個國家都以女性居多。在基督教和許多穆斯林國家,婦女的禱告次數都多於男性。非洲保守且快速增長的福音派教會中大多數是女性,就和歐洲那些已然衰落又與世無爭、不斷進步且由國家扶持的教會的情況一樣。

更多的男人並不意味著更多的成長

“男性危機”的說法所引發的爭議,是它暗示當教會會眾中男性不夠多時,教會終將衰亡。不夠“陽剛”的教會就會自招滅亡。

這個說法可以被檢驗,而它恰巧是完全錯誤的。下圖根據皮尤(譯註: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2007至2014年間美國各宗教教派在美國人口比例中增長或下降的情況調查,繪製出了皮尤2007年宗教景觀調查(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中各教派女性參加教會活動的比例。

從圖中可以看出,教會出席率的性別平衡與教會成長之間並沒有實質的關聯。讓你的教會更男性化並不會使它更壯大。

有些教派可能會反對我的方法,因為我使用的是調查數據,而不是教派本身報告的會員人數。然而,我利用皮尤的性別平衡數據和2007年至今各教派報告的教會增長情況,在35個大型教派的樣本中使用教派成員數量來測試這種關係。同樣的,不存在任何相關性。一個宗教團體的性別平衡與教會的發展關係不大。

今天是這樣,一個世紀以前也是這樣。下圖顯示了1906年至1936年間31個教派的增長情況,並將其與1906年這些教派的性別比例進行了比較。

同樣,沒有關聯。教派的成長根本與教會成員的性別比例無關。

真正的問題絕非性別問題

最終的真相是:所有對教會“男性的終結”的抱怨,都是過激的、沒有道理的。基督教從最開始、及至此後每一個時期,都是一個女性佔多數的宗教。這種情況不會很快改變。

有了這些信息,保羅關於男女信徒的警告(見提摩太前書2-4章和其他地方)突然聽起來有點不同了。保羅對婦女應該如何行事作了詳細的指示,也許是因為他所要傳道的教會絕大多數都是由嫁給非基督徒的婦女組成的,她們很實際地想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家庭樹立榜樣。

同時,當保羅對男人說話時,他經常談到領導的角色,也許是因為很大一部分基督徒男性都是這樣的角色。如果早期教會真的有70%是女性,如果由於缺乏固定的聚會場所,教會的規模通常比較小,而且考慮到第二世紀以來基督教徒中修道率很高,那麼早期教會參加教會活動的男性很可能大部分是會眾領袖、教會工作者或獨身主義者。

所有這些都不會改變教會所傳講的教義。希望支持女性按立的讀者也許會很高興聽到女性是早期教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讓教會更有男子氣概並不能推動教會的發展。但希望支持限製女性授職傳統的讀者也會得到再次的肯定。儘管保羅寫信去的教會的性別平衡問題和今天一樣,甚至比今天的更不平衡,但他還是堅持由男性擔任牧師和教會領袖。

我在這裡的目的不是要挑戰這兩種解讀中的任何一種。我只是要挑戰一種觀點,即基督教在美國衰落的原因是它變得過於女性化。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今天美國基督教會的性別平衡問題,與任何一個基督教社會的情況幾乎是一樣的。

那麼,是否可以(或應該)對性別失衡採取任何措施?

上述國際調查確實還提出了一個原因,即女性更具宗教熱忱。在家庭以外就職的女性(尤其是全職工作且無子女的女性)與男性的宗教熱忱大致相同(在大多數國家,85%或以上的適齡男性都參與全職工作)。和男人一樣有工作生活的女人,往往和男人一樣沒有宗教信仰。

換句話說,今天教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可能不是他們的男性教徒人數不足,而是他們向現代西方世界貪婪的、以工作和事業為中心的消費文化做了太多妥協。信仰永遠是家常便飯,在外工作的男女都在經歷世俗化。教會選擇敬拜瑪門,對神的敬拜自然就受到影響。

因為默認通過工作得到報酬(以及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學校教育)應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部分、日程表中的主要內容和社會身份的主要組成,教會已經放棄了最重要的立場。為了成長,教會最好少向世俗的成功妥協,而是鼓勵清貧的誓言,更新克己的紀律。與其培養更多的大鬍子牧師,不如勸誡教會中的富人把收入的20%、30%、70%或90%奉獻出來。

教牧輔導應鼓勵教友重新思考,是否真有必要做現在這麼多的工作,還是可以考慮減少生活的開支。當我們的兒女考慮上大學時,我們應該敦促他們考慮學生貸款的危險——不是說他們會背負太多債務,而是說他們將不得不把太多的生活時間投入到用以換取報酬的工作中去,而沒有足夠時間參加教會和家庭的活動。如此只是得不償失。更多的男性信徒不會帶來教會的複興。但若我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捨棄這個世界,卻可能點燃復興的火焰。

Lyman Stone 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員,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的研究員,也是諮詢公司Demographic Intelligence的首席情報官。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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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當上帝給耶穌兩個家譜時,祂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如何理清馬太和路加兩個家譜之間的許多差異。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0, 2021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聖經》中的難題就像減速壟一樣:它們可能令人沮喪,它們或會危害不謹慎的人,但它們卻有效地使我們慢下來,並使我們集中注意力。 張力引發思考。 明顯的矛盾迫使我們更細密地與文本搏鬥。 當上帝默示它們時,祂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在研究福音書時,我們立刻遇到了問題,就是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穌的家譜存在着重大的差異。 《馬太福音》第一章列出了由亞伯拉罕起的42代;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由亞當起有77代。 在大衛和耶穌之間的幾十個名字中,只有五個同時出現在兩個名單上。 更糟糕的是,耶穌有兩個不同的祖父:雅各(太1:16)和希里(路3:23)。

理清差異的努力往往集中於《馬太福音》一方,部分原因是他的家譜看起來更具神學動機——不少的間斷,所提及的女性,以14為一組的三個群組等等。 我們假設路加“只是在列出事實”,而馬太以擺弄事實來表明觀點。 但這同時貶低了作為歷史學家的馬太的和作為神學家的路加。 我認為路加的家譜有一個與馬太一樣有力的神學議程,甚至是更有力的。

想想他如何列出從亞當到基督的77代。 這個數字指向安息日。 它讓我們想起了拉麥的77倍報應(創4:24)和耶穌的77次饒恕(太18:22)。 它喚起了每七個七年守一次的禧年(利25:8–55)。 耶穌在路加福音4:16-21中宣告祂履行禧年的應許,這一發展在兩章之前已預示了,他們被召回鄕報名上冊這事提醒我們禧年時各人要“歸回自己的家”這誡命(利25:10)。

也值得注意的是,路加不是在耶穌生命的開始時介紹祂的家譜,而是在祂開始工作時,當時祂“大約三十歲”(3:23)。 三十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數字。 祭司在這年紀開始他們的工作(民4:3);於這年紀,大衛成為君王(撒下5:4),以西結看到神的預言異象(結1:1)。 通過在這個階段插入祂的家譜,路加將耶穌的血統與作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連接在一起。 通過追溯到亞當,而不僅僅是亞伯拉罕,他把耶穌描繪成各國的先知、各民的祭司以及全地的君王。

接着,是耶穌的祖父(們)的問題。 自三世紀初以來,人們一直猜測約瑟有兩個父親,要麼是因為他被合法收養,要麼他是由遺孀與亡夫兄弟結合而生的孩子。 (在這個猶太習俗中,如果一個男人沒有孩子就死了,他的兄弟為了替他家族中留名,會娶那寡婦。)如果是這樣,那麼約瑟是希里又是雅各的兒子。 對我來說, 這聽起來總像是極端的辯護。 但後來我開始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中,有不同地方論及遺孀與亡夫兄弟的婚姻或合法收養。

其中之一涉及希律和他的兄弟腓力(路3:1)。 希律娶了腓力的妻子,激怒了敏銳的猶太人,並最終令施洗約輸被斬首(可6:17)。 因此,路加在敘述耶穌成年生活時,是先講述了一個人在哥哥還活著的時候,進行了一段犯了姦淫的“遺孀與兄弟的婚姻”的故事。

另一個是與耶穌自己有關:“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路3:23)。 在法律上,耶穌是約瑟的兒子,但約瑟並不是祂的生父。 正如加百列向馬利亞解釋,耶穌將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和“神的兒子”(1:32,35)。

我們甚至在施洗約翰身上找到一個例子,他把自己與一個“我不配幫他解鞋帶”的人(3:16),與耶穌做對比。 解鞋帶就是在男子解除遺孀與亡夫兄弟婚約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申25:9;得4:7)。 也許,正如大貴格利所言,約翰不僅宣稱自己在基督之下,而且不配取代祂成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 約翰是伴郎,而不是新郎(約3:29)。

在這個更廣闊的範圍中,希里和雅各的難題不是巧合,而是模式的一部分——一個假如我們不放慢至幾乎停頓的速度就很可能被忽咯的。 感謝上帝給我們減速壟。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是倫敦國王教會的牧師,也是《聖靈與聖禮》(Zondervan出版)的作者。 在推特上關注他@AJWTheology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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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治預言無法實現之時

在《聖經》中,既有假先知,也有做了假預言的真先知。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9, 2021
Spencer Platt / Getty Images

預言是講說神要說的話,更多的時候是關於直言不諱,而不只是關於預告。

然而有時候,預言確實可以預告未來。 10月下旬,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宣稱,他已經聽到了主的聲音:“毫無疑問,特朗普將贏得大選。 ” 羅伯遜說對了的是,特朗普的大選表現確實遠遠好於預期。 因為唐納德·特朗普得到的7000萬張選票,據稱是美國歷史上第二高的總票數,我們可能認為羅伯遜確實聽到了什麼。 但是,他是否看到了事情的全部?

在一些選舉中,預言遠不止是50/50的猜測。 2016年,一位牧師和先知耶利米·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在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嶄露頭角之前,就準確預測了他的第一個任期。 羅伯遜並不是唯一一個預期2020年特朗普總統再次獲勝的人。 大多數公開發表的預言,包括約翰遜做出的,都站在特朗普一邊,有的提到選舉會有爭議。

但即使是一些投票給特朗普的人,也覺得神在說拜登這次會贏。 基於以色列的彌賽亞派領袖羅恩·坎托(Ron Cantor)說,他兩次從上帝那裡聽到拜登會贏,原因是教會對特朗普的偶像崇拜。 他對追隨者說:“即使奇蹟發生了,[特朗普]真的重新當選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小——證明了其他先知是對的,我這裡提出的警告依然不變。 ”

如果經歷了重新計票和法院訴訟後,選舉結果維持不變,那麼其他那些預測特朗普獲勝的人是不是都是假先知?

預言中的失誤並不會使每一個犯預言錯誤的人成為假先知,就像教學中的錯誤不會使每一個犯教學錯誤的人成為假老師一樣。 但假先知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真正的預言恩賜現在還存在的恩賜終止論者(cessationist),也同意這類人是存在的。

無論是否來自假先知,非常公開的錯誤預言都有可能使神的名蒙受極大的羞辱,必須特別嚴肅對待。 本來就喜歡嘲笑基督徒的人,可以找到更多的嘲笑理由。 申命記18章對於錯誤的預言發出警告,指出那是先知“擅自”說的;這個詞的希伯來文通常是指傲慢無禮的叛逆(例如,申1:43,17:13)。

“先知托耶和華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申命記18:22寫道, “是那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

傾聽神

然而,即使是真正的預言,也可能比我們許多人所希望的複雜得多。 在《聖經》中,真正的先知常常以別人認為古怪的方式行事(耶19:10;徒21:11),他們同時代的人有時認為他們精神不正常(王下9:11;耶29: 26;約翰10:20)。

與有關神的長遠目的的預言相比,《聖經》中有關神的短期目的的預言大多是有條件的,無論是否這樣說。 因此,約拿所預言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約拿書3:4)並沒有在約拿的世代應驗,因為尼尼微悔改了。

耶利米對這一過程作了明確的解釋:“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拔出、拆毀、毀壞;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 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建立、栽植;他們若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所說的福氣賜給他們。 ”(耶18:7-10) 關於有條件的預言如何運作的觀點各不相同。 我自己的看法是,上帝預知人的選擇或最後的結果,但他也在一定時間內包容為時間所限制的人。

同樣,上帝有時也會推遲應許的結果。 以利亞預言了亞哈後裔的毀滅(王上21:20-24)。 然而在亞哈謙卑之後,神卻私下告訴以利亞,因為亞哈謙卑自己,所以“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禍; 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21:29)。 同樣,神也交託給以利亞三項任務(王上19:15-16)。 以利亞直接完成了其中的一個——呼召以利沙。 另外兩個是由以利沙和他又委派的另一位先知所完成的。 大部分的任務是由別人完成的。

通常情況下,聖經的預言更多的是表明什麼,而不是什麼時候。 例如,《約珥書》的前兩章以主的日子,即神的審判之日,來描繪即將發生的蝗蟲入侵。 然而,最後一章似乎描繪了在神審判的終極日子裡真正的入侵(3:9-17,尤其是14節)。 在預言中,這種情況就是,較近的事件可能預示著較晚的事件,但不會指明兩者之間相距的時間多長。 基督徒是這樣看待《舊約》中關於彌賽亞降臨的預言的:沒有人預先認識到耶穌會來兩次。

但關於美國大選的預言大多是有條件的嗎?還是他們根本就錯了?畢竟,任何人都可以說:“選舉的結果將是這樣那樣的, …,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投票給某某。 ” (不過,鑑於對特朗普不利的機率,對他當選的預言相當大膽。 )

聽到我們自己的迴聲

但即使是敬虔的人,有時也會誤解他們所聽到的。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摩西一樣面對面地聽清楚神的話(民12:6-8)。 在主對他說話後,拿單必須糾正他向大衛所作的保證(撒下7:3-5)。 即使是像拿單這樣敬虔的宮廷先知,也會在得寵的時候做出錯誤的假設。

然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宮廷先知。 當施洗約翰聽說耶穌在醫治人的時候,他懷疑耶穌的身份(太11:2-3;路7:18-20)。 也許約翰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早先從神那裡聽說,即將到來的那位要用聖靈和火施洗(太3:11;路3:16)。 據約翰所知,耶穌並沒有用火給任何人施洗。 約翰從上帝那裡聽到的是正確的,但約翰的推論是錯誤的,因為他和所有的先知一樣,只看到了整個大圖景中的一部分。

不僅所有的預言都是不夠全面的,更危險的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將自己錯誤的解釋與神的信息混淆。 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還記得為合適的配偶或工作禱告的時候;我們個人在一個決定中越是感情用事,往往就越難思考、聆聽清楚。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路加沒有把使徒行傳21:4中聖靈引導的講話稱為“預言”的原因。 保羅的朋友“被聖靈感動”,告訴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然而神已經告訴保羅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徒19:21的可能意思)。 保羅的朋友們正確地聽到,他將在耶路撒冷受苦(20:23;21:11),但卻錯誤地從這一信息中推斷出,他不應該去那裡(21:12-14;另見王下2:3-5,16-18)。 主觀性是很複雜的,但只要我們需要主的智慧,我們就得忍受一些主觀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有的預言都是“部分性的”,正如教師“知道的有限”(林前13:9)。 在耶穌再來之前,我們的認識是有限的,也是局部的(9–12節). 說所有錄入《聖經》的預言都是完美的,並不意味著神的僕人都沒有說出過不完美的預言。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堅持每一個預言都“當慎思明辨”的原因(林前14:29)。 祂警告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也不要藐視先知的預言;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帖前5:19-22)。

某些流行的教導使當代的許多預言更有問題。 我相信,過分的“正向懺悔”教導已經將潛在的問題變成錯誤預言的主要來源。 就連今天許多指斥“說出需求,認領恩賜”(“name it and claim it”)神學的圈子,現在也在搞“先知宣言”。 其中有些宣言是為了申明信仰。 畢竟,耶穌確實邀請我們用信心來對山發命令(可11:23)。 但只有當信心的目標正確時,這信心才是正確的,而耶穌在上一節中指明這目標是神(22節)。 除非得到神的授權和引領,預言性的“宣言”就是空洞的,。 正如《耶利米哀歌》所說:“主若沒有命定,誰能吩咐而行呢?”(哀3:37)。

傾聽到不同的聲音

那些自稱代表神說話的特別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神不說話。 2008年,一位對我一無所知的埃塞俄比亞牧師,準確地預言了我的兒子,並說我正在寫兩本大書。 當時讓我困惑的是,他說我的第二本書會比第一本書大。 我以為我的《使徒行傳》註釋會先寫出來,它有四千多頁。 雖然有些印象深刻,但我認為梅斯芬(Mesfin)關於更大一本書的預言肯定是錯的。 但我的神蹟書,原來只有1100頁,最後比我的使徒行傳註釋先出來。 結果梅斯芬是對的,而我是錯的。

今年,許多基督徒聽信了教會領袖做出的特朗普將再次贏得選舉的預言。 有些人,如耶利米·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繼續堅持他們的預言最後會變成真的。 其他人,如克里斯·瓦洛頓(Kris Vallotton),則公開道歉。 現在,很多人會認定,這個預言是有條件的,時機不對的,或者,更可能是錯誤的。

雖然我一直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我希望看到神的預言被證實,能理解這種失望的心情。

我不是先知,但我自己的夢使我深深不安。 例如,2016年3月,即大選前8個月,我夢見特朗普可能會像聖經中的耶戶一樣(王下10:28-31),需要悔改。 2016年5月,我夢見上帝對特朗普(未來)虐待難民兒童的行為感到憤怒。 後來我夢見他的話挑起了種族暴亂。 2016年大選後,我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關於他的噩夢,別的人很多卻沒有看到同樣的事情。 ” 第二年,我夢見自己就即將到來的強烈反應,警告特朗普的支持者:“你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參見何8:7)。

我無法放下這些夢,儘管很多我尊敬的人支持總統,而且其原因我也明白。 有時我自己的觀點也會搖擺不定,因為我是反墮胎(pro-life)的,也很欣賞總統對福音派的尊重。 今年8月,我夢見特朗普輸掉了2020年大選。 這只是一個夢。 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夢,即使當有些夢看起來很重要時,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有的夢可能是受到睡前看BBC新聞的影響。 但是起碼地,夢確實是在激勵著我去祈禱。

視角不同,我們每個人看到的只是大拼圖中的一塊。 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主仍然掌控著歷史,無論發生什麼其他的事情,我們都可以憑著《聖經》中祂確實的話語活著。

如果面對著各種的不可能,特朗普突然真的當上了總統,那些預言會讓公眾注意到神的工作。 否則的話,可能是神要人們注意了,在許多靈恩派的圈子裡,需要進行大掃除了。 聖靈的鼓勵並不總是轉化為我們想听到的話語;“預言性的宣告”會使我們對上帝真正的話語感到遲鈍;依賴於聽別人轉述上帝說什麼了,可能是件危險的事(見王上13:11-32)。

作為一個靈恩派基督徒,我喜歡看到預言成真。 但預言是需要評估的。 只要有可能,在將它們公開之前,就應做評估。 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那之後也應做評估。

克雷格·基納(Craig Keener)是阿斯伯里神學院的FM 與Ada Thompson 聖經研究教授。 他是《基督傳記:記憶、歷史和福音書的可靠性》的作者,該書獲得2020年CT圖書獎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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