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出版以來，中文和合本聖經（CUV）已成為最主要和最受歡迎的聖經中文翻譯。一個世紀之後，中文語言發生了很多變化，新譯本相繼出現，和合本譯本的主導地位仍然絲毫沒有減弱和動搖。在《自上帝說漢語以來：和合本聖經九十周年》紀念文集中，來自台灣的學者曾慶豹這樣說：“（和合本）很可能是近一百年來乃至未來對中國讀者最具影響力的'中文文本'。雖然我們還不能稱之為中文世界的一部‘正典’，它毫無疑問是一個‘權威’”。

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團隊包括16名西方傳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學者，包括美國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英國人文書田（George S. Owen）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以及中國學者誠靜怡、劉大成和王治心。《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的翻譯工作於1872年開始，整本新舊約和合本聖經於1919年出版。和合本翻譯的指導原則包括：必須使用全國通用語言（而不是地方土話）；行文簡單，能被各行各業的人理解；忠實於原文而不失中文的韻氣。

正如宣教學家拉明·桑尼（Lamin Sanneh）和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所說，聖經的翻譯對於基督教傳統至關重要。從始至終，聖經翻譯一直是新教徒宣教士在中國宣教工作的重點。

對於大多數中國新教徒而言，和合本聖經無疑是權威，並且經常被冠以“上帝的話語”的地位。儘管如今已有多種聖經中文譯本，偶爾還會有中國基督徒在網上宣稱只有和合本是真正的聖經，所有其他譯本都是錯誤的，甚至是異端（不過如今已經很少有華人牧師或教會領袖會教導“和合本無誤”了）。

中文和合本譯本佔據主導地位的速度之快、時間之長，着實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我們該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呢？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學者，我想強調以下因素。

1. 中文和合本聖經在提供和塑造中國新教教會的神學語彙方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自19世紀初以來，在漫長而艱苦的聖經中譯過程中，西方和中國的翻譯家積累了豐富的中文神學概念和術語。和合本譯本繼承並融合了這些概念和術語。

和合本剛開始出版發行的時候，恰逢西方宣教士退出中國、華人本土教會成熟的時期。中國基督徒領袖興起，帶領中國本土福音派的福音運動，影響遍及全國各地。這是本土新教徒神學知識和傳統的形成時期。

及時到來的和合本譯本為中國新教徒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的神學概念和詞彙，並立即被中國信徒接受和熱愛。很快，和合本譯本中的一些關鍵的聖經術語諸如“信仰”、“罪”、“救贖”和“恩典”等成了標準的“信仰詞彙”，被教會領袖、神學家、傳道人以及平信徒所廣泛使用於每日的生活中。

和合本聖經中的關鍵聖經術語已經深深刻印在了世界華人新教徒群體的神學DNA中。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被華人新教徒所知、所認同並使用的唯一神學語言系統。相比之下，在西方，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本地語言譯本的聖經對教會生活有如此重要和持久的影響。

2. 中文和合本聖經 為全球華人新教徒群體塑造了一個統一的身份。

在中文和合本問世之前的聖經或是被翻作了古典漢語，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精英階層才能讀懂；或是被翻作了中國某些地區的方言。因此，和合本的翻譯達到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目標——令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都能讀懂這個譯本。它把所有中國新教徒的信仰統一於同一個中文聖經版本之下。現在當你參加任何中國大陸或海外華人的中文禮拜時，會很容易感受到一種普遍的華人新教傳統的存在。儘管環境不同，華人新教徒都講着同樣的“屬靈語彙”，唱着一樣的古典聖詩，讀着同一個版本的聖經。可以說，和合本譯本在建立和維護全球華人新教徒的共同身份中起着重要作用。

3. 中文和合本聖經在試煉和苦難中一直陪伴着中國教會。

過去的一百年對中國的新教教會來說是一個動蕩的時期。中國教會經歷了數次戰爭，革命和政府的壓力，並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被全面迫害。許多中國信徒見證說他們在和合本經文中找到安慰和力量，甚至是在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熱愛閱讀以及背誦手抄的和合本聖經經文。中國教會在深沉的苦難中忍耐持守、互相依靠，中文和合本聖經是這個集體記憶和遺產的一部分。因此，和合本聖經與中國新教徒之間有着強大的情感紐帶。而且這種情感紐帶或依戀不會輕易消失。

4. 對聖經文本的精妙翻譯賦予了中文和合本特殊的品質和持久的魅力。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中文和合本聖經在現代環境中確實具有自己的優勢。眾所周知，和合本聖經以中國北方白話為主，在其之上融合了一些古典漢語的元素。這種優美的結合體現了當時翻譯團隊的天才水準， 使和合本既能被普通老百姓讀懂，又能吸引社會中文化水平較高的群體。

雖然古典漢語元素的存在令和合本聖經的某些措辭在今天顯得笨拙或過時，但實際上，和合本的白話和文言文的結合獨具優勢。許多中國信徒，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信徒，更喜歡和合本而不是其他較為口語化的聖經譯本的原因，正是因為和合本這一獨一無二的風格帶來的特殊韻味。

5. 中文和合本聖經為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漢語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並且在華人社會中極具聲譽。

和合本聖經長期備受歡迎還與它在教會之外的影響力有關。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在近現代化的進程中從傳統王朝轉變為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國家建設進程的一部分，人們開始嘗試用統一的書面語和口語來代替從前的單一書面語（古典漢語）與多種方言口語并行的體系。

這個語言體系建設上是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果之一。而和合本聖經恰在此時出版。中文和合本聖經作為極少數的以當時通行全國的官話來書寫的文本之一，立即贏得了廣泛認可。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學者都同意，和合本聖經是現代漢語的傑作。它不僅是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的典範，也同時藉助於新文化運動的推廣白話文而迅速普及。時至今日，和合本聖經在這方面的貢獻依然被中國學術界廣泛認可。學者麥金華甚至在《自上帝說漢語以來》中聲稱：“正如施洗約翰為耶穌預備了道路，那些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譯者們為新漢語的形成開闢了道路”。若有人將和合本譯本在中國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與聖經翻譯在近現代歐洲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相媲美，也絲毫不令人驚訝。

今天，當一般學術界引用聖經術語和經文時，中文和合本是被引用最多的聖經譯本。這是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中影響力之大的又一例證。換言之，和合本譯本在中國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學術標準。

總而言之，中文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和華人新教徒群體中的流行持久不衰，這背後有着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對於大多數中國信徒來說，中文和合本不只是一個聖經版本而已，更與他們的心靈緊緊相連。因而，儘管中文和合本被一些人批為“過時”和翻譯“不精確”，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會有任何動搖。

雖然我們可以質問把和合本聖經與神的話語相等同的神學正確與否，以及一些中國信徒有否把和合本聖經奉為偶像的傾向，但現實是，如果我們要對和合本譯本進行任何修訂，就必須儘可能完整地保留和合本的原文，並儘可能少地進行更改，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可。

中文和合本聖經是上帝給中國教會的珍貴禮物，並被祂用來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至於上帝會使用和合本聖經繼續在中國榮耀祂自己多久？只有祂自己知道。

姚西伊博士是哥頓康威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世界基督教與亞洲研究副教授。

翻譯：朱莉蓉，校對：Sean Cheng

英文原載ChinaSource，蒙允轉載。

在他十幾歲的時候，黃健開始變得自我封閉。（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黃健”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這個曾經很快樂的孩子（在公立學校就讀的初中生）逐漸變得沉默寡言。黃健的父親黃宇洲將這種行為轉變歸咎於孩子在學校受到的“創傷”——那種高壓的環境讓孩子不再有學習和參與的意願。在不確定如何能幫助孩子的情況下，黃氏家庭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們將在家裡教育他們的兒子，儘管這種在家教育目前在中國是非法的。

“許多基督徒憑着信心決定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 黃宇洲說。他是一位住在中國北方的家庭教會牧師。“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他們的孩子失去信仰，並給孩子提供有助於他們靈命成長的更好的教育。”

在一個反對基督教信仰的社會中，教導兒女跟隨基督的中國基督徒父母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在沒有實施藍圖的情況下，如何教育並在屬靈的事情上培養下一代。中國的公立學校課程教導學生上帝並不存在，並將宗教信仰跟愚昧的迷信等同。許多第一代中國基督徒在分辨如何將他們的信仰傳遞給他們的孩子時感到掙扎，特別是在他們面臨越來越多的宗教限制的時候。

黃的大兒子（黃健）現在已經畢業。他的妻子繼續在家裡教育他們最小的孩子，小兒子正在讀小學低年級。黃本人目前因與自己的宗教活動有關的指控而入獄。他和他的家人在對基督教教育有了更多了解后，受到啟發，嘗試在家教育，並希望這能幫助他們的兒子度過心理健康危機。

“我們看到自己的孩子陷入絕望，”黃說。“直到我們走上在家教育的道路，我們才看到轉機。"

陸晉雄在他十幾歲的女兒在公立學校遇到壓迫性的社會環境、遇到同樣的困難后，將女兒送到美國留學。

“作為基督徒父母，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有很大的負擔，”這位住在上海的專業人士說。“政府強迫他們去上公立學校，而在家教育是非法的…..這對我們許多弟兄姐妹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通過一系列他們稱之為行政和財務方面的“神跡”的經歷，陸和他的妻子終於能夠把他們的女兒送到國外讀書。雖然他們對這個機會心存感激，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其他基督徒父母的榜樣——那些父母跟他們一樣為如何在主里教養孩子而苦惱。

“如何面對和處理孩子教育的問題並沒有一個唯一的標準答案，”陸說，“因為每個家庭都不同。請為中國的基督徒父母禱告，讓他們在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時有智慧。”

為孩子的教育掙扎

大多數中國家庭只有一個官方認可的教育選擇：公立學校。（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是存在的，但是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進入這些學校有很多限制，或者因為太貴等原因無法進入。） 許多基督徒父母發現，把他們的孩子放在一個鄙視宗教信仰生活的無神論的教育系統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想方設法阻止基督徒傳福音，而且對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在中國是非法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裡，當基督徒找到傳播基督教信仰的方法時，許多官員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一些基督徒依靠他們的教會來給孩子上主日學課程。另一些人，比如黃宇洲，則擔心教會無法提供足夠的教牧關懷來幫助基督徒家庭的靈命塑造。

大概從2000年前後開始，中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基督徒開始開辦小型教會學校，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其他家庭則選擇在家裡教導他們的孩子。這兩種選擇對家庭教會的信徒來說都越來越受歡迎，儘管在過去幾年裡，基督教教育的空間受到了進一步的打壓。

很難找到關於中國在家教育的官方數字。但是根據2013年的估計，當年在家教育的人數約為1萬8千人（在中國的2億名學齡兒童中，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裡，隨着家庭教會中的中國基督徒對這種選擇有更多的了解，在家教育越來越受歡迎。

選擇退出中國的教育體系並不容易：在體制外接受高年級教育的家庭的孩子無法通過考試進入中國的大學。他們必須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學（但由於經濟和語言原因，出國留學是很困難的），或者完全放棄高等教育。

這些都是很殘酷的選擇。雖然許多中國家庭渴望能接受海外高等教育，但留學的費用高得驚人。由於留在國內沒有其它選擇，決定在家教育等於是犧牲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很不幸地，這對中國的基督徒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有許多基督徒家庭因為持守信仰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

去年夏天，中國政府宣布了管理中國教育的新法規，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圍繞這些法規有很多公開的報道，政府聲稱其中許多法規旨在減少中國家庭在課後補習班和輔導班上花費巨資的壓力，因為很多中國家庭想給孩子提供他們未來成功所需的所有資源。儘管這些法規明面上所說的目標是減少孩子的壓力，但其嚴厲的規定大大增加了地方官員在其職權範圍內下重手處理未經官方認可的教育（如教會學校）的可能性。

最近的這些規定加上全國各地普遍日趨嚴厲的宗教逼迫，幾乎完全摧毀了基督徒在中國各地辛苦建立的基督教教育基礎設施。僅僅幾年前，參與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徒估計，這個新興的運動在中國各地有多達500所學校。

今天，一些中國基督徒說，基督教學校運動幾乎已經被扼殺。自從政府在過去幾年將注意力轉向關閉這些學校以來，小型的、由教會管理的學校越來越無法運作。而在基督徒之間的討論中，大家都擔心在家教育可能是下一個被禁的目標。

隨着教會學校的公共空間不斷減少，一些學校已經關閉。其他學校則已經完全轉移到網上——不是因為新冠大流行病，而是因為逼迫。（2020年初瘟疫發生時，中國各地的學校關閉了幾個月，但是從2020年秋季開始，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童都參加了實體面授的課程。最近，因為奧密克戎變體的蔓延，中國一些地方再次面臨封城的可能，中國的學童再次面臨必須接受遠程教學的問題）。

去年春天，地方官員衝擊並關閉了安徽省的一所基督教學校，逮捕了四名教師。其中兩名教師至今仍在獄中，其他人最近才被釋放。這所學校的許多家庭現在已經把他們的孩子送回了公立學校，有些人說他們的孩子受到了老師的歧視和公開羞辱，該校的家長也受到了社區管理人員和地方官員的騷擾。10月，江蘇省警方逮捕了一名基督教在家教育課程銷售員和其他五名與他有關的人。

和教會學校一樣，在家教育在中國也是非法的。但是，在家教育的人還沒有面臨教會學校最近所經歷的嚴厲鎮壓。不過基督徒群體普遍對在家教育可能成為下一個系統性打壓的對象感到擔憂。

在過去的一年裡，全國各地都有從事在家教育的父母因為在家教育而被警方傳訊甚至被拘留。去年夏天，山西省太原市一位從事在家教育的父親趙維凱被逮捕，因為他對他的三個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由於他的案件已在其他地方公布，趙維凱是這篇文章中唯一沒有使用假名的人。） 直到現在，他還在監獄里。這一切在中國並不新鮮，有所變化的只是最近鎮壓行動的範圍和覆蓋面似乎有擴大，不再是孤立的、以某一特定團體或網絡為重點的打壓，而是在全國範圍內更加全面的查禁。

一天難處一天當

最近入獄的黃宇洲牧師說，跟隨耶穌的人應該意料得到會被逼迫。

“當然，我們作為家庭教會，只是社會中的少數。我們可能會遇到迫害，受到歧視，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他說。“既然上帝的子民活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既然主耶穌基督不被墮落的罪人所接受，那麼基督的門徒就不可能被高舉到他們的主人之上。”

去年夏天，在一個家庭教會領袖群組中流傳的一封禱告信寫道：“中國公民社會的教育空間正在急劇萎縮，而且即將縮小到不可能再恢復的地步……基督教教育是這個趨勢的一部分，而且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困境。主啊，我們缺乏智慧，不知道如何往前走。求主幫助我們！”

儘管有壓力，許多中國家庭拒絕成為公共教育系統的一部分。基督徒並不是唯一對教育系統有意見的人；許多非基督徒家庭也迴避公立學校系統，因為壓力很大，而且不強調創造力和原創思想。

一位住在上海的兩個孩子的母親說：“我選擇在家教育的最大原因是自由。”雖然她是基督徒，但她選擇在家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對公立學校的僵化結構感到失望。

“我不喜歡中國公立學校的教育方法，”她說。“那種教育太過公式化，缺乏創造力，填滿了孩子們的整個一天。孩子們沒有時間閱讀，也沒有時間鍛煉身體。”

她丈夫的在家教育的理由更多是基於信仰。他更喜歡在家教育，是因為這可以讓父母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並在基督教的環境中培養他們的孩子。

這位媽媽說，她和她的丈夫沒有受到關於家庭教育的問訊，但他們對未來有很多擔憂。儘管如此：“擔心於事無補，所以我們會一天難處一天當。這就夠了”。

女兒離開中國到海外留學的上海父親陸先生說，他不知道如何幫助在自己的社區中正為這些問題掙扎的年輕家庭。

他家的經驗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現實的，即使經濟條件不是問題。許多青少年獨自到海外留學，都會陷入困境。雖然海外的教育可能會幫助孩子成長，但是這些孩子中的許多人可能會選擇永久移民，而不是回到中國去建造那裡的基督教社區。

陸並不懷疑其他渴望孩子認識基督的中國基督徒父母的動機，但是他擔心許多基督徒家庭似乎把孩子的教育當作偶像了。

“我們確實需要警醒，”陸說。“你可能認為你在依靠上帝，但你實際上是在依靠自己。你可能認為你在引導你的孩子走上一條跟隨基督的道路，但那可能是一條自以為義的道路……我們的底線是仰望神。你的孩子難道不是主託付給你的嗎？”

E. F. Gregory是China Partnership（CP）的博客編輯。CP是一個服事中國家庭教會、為中國教會提供培訓和資源的機構。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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