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感到意外的，不是催淚瓦斯
在抗議中牧養改變了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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鉄鏈女說“這個世界不要俺了”，基督徒卻不能忘記
芝加哥華人教會牧師論述爲什麽基督徒應該繼續追問真相以及保護女性對中國社會的意義。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Screengrab from TikTok / Miguel á Padriñán / Pexels
“這個世界不要俺了。”視頻中那個女人悲傷地說。
2022年1月突然出現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的一個視頻，在數周的時間裡釀成2022年上半年中國互聯網最熱門的新聞之一，“鐵鏈女事件”。中國內外無數媒體開始轉發這個視頻，懷疑事件涉及婦女拐賣、虐待和婦女權利缺乏保護的中國網民提出了各種猜想。豐縣及其所屬的徐州市對此事件做過4次調查，發表了一系列充滿疑點的官方聲明，但在受到網民質疑后，就再沒有對“鐵鏈女”有任何後續報道。這一事件在網上像是迅速燃燒又被迅速撲滅的火焰，淡去直至消失。到今天，“鐵鏈女”的身份和下落仍然不明，而網上已經很少再有人提到她了。
難道真如“鐵鏈女”所說，這個世界不要她了嗎？曾經看過視頻的人，會不會就將事件與她一起遺忘？而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信仰會否為我們提供一些追問此事真相的動力？ 。
為什麼基督徒應該繼續追問真相？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
這是聖經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文之一。在中文的翻譯中，“ἀλήθεια”一詞被翻譯為“真理”，而這個詞也被翻譯為“真相”。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真相。雖然有時探清真相很難，或真相讓人難以接受，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真相的存在。鐵鏈女的真實身份到底是誰，這十分重要。中國網民對於此事如此關注，是因為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家暴虐待事件，而是隱藏在中國貧困地區的婦女販賣和虐待事件中的一個具體代表。
既然真相如此重要，查清真相的阻力從何而來，真相對誰來說最難接受？深入調查這個事件能夠讓人們去關注並預防更多類似的案件，但也必然帶出更多涉案人員。販賣婦女在許多發達國家，包括美國，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女性人口比男性整體少了2.48%。把這個百分比乘以中國的總人口數，可以估算出中國的女性比男性少3490萬人。這也就意味着，在傳統婚姻制度之下，將至少有3490萬男性無法正常結婚。
這個殘酷的事實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是無法隱藏的。中國男女比例災難性的失衡，加上地域經濟發展的高度不平衡，造成“買媳婦”在一些貧困地區幾乎是一種公開的秘密。而這些貧困社群的成員為了能夠讓社群延續下去，很有可能以某種形式默許甚至參共同與了這種犯罪。如果鐵鏈女事件是當代中國社會高牆的一條裂縫，我們從中可以窺見的將是中國當代女性嚴峻的生存現狀，貧困地區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深埋在我們文化當中為了維護“面子”而不願意麵對真相的罪性。深入的調查此類事件雖會嚴重損傷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面子，但查明鐵鏈女的身份，給全社會一個交代，使她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救，比政府的面子更加重要。
“鐵鏈女”到底是誰？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馬太福音 18:12 ）
“鐵鏈女”到底是誰？民間人士的獨立調查被政府制止，中國政府通過對於網絡的監管讓這個事件漸漸淡出公眾視野。如果這一切註定終被遺忘，誰又有義務去尋找鐵鏈女？作為基督徒我們會很自然的想起馬太福音這段經文。耶穌作為一個好牧人會不計成本地尋找迷羊，因着牧人對羊的愛與責任，一定要把這一隻羊找回來，即便從常人的視角來看並不值得。
也許有人會說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鐵鏈女”是一名基督徒，既然她不是“主的羊”，這段經文就不能應用在她身上。但我想起二戰期間那些救助猶太人的基督徒。當時在歐洲雖然有很多教會無視甚至默許、縱容納粹德國的反猶暴行，但也有很多天主教和新教的基督徒挺身而出，救助、保護猶太人，而且他們都明確表示他們這樣做，是出自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和世界觀。
基督徒的信仰責任並不只局限於援助有同樣信仰的人，我們需要用我們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上帝無私公義的愛，盡自己的所能援助一切需要幫助的人。 作為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基督徒，出於對於信仰的責任，出於上帝對於普世人類的愛，我們希望儘可能多的人知道“鐵鏈女”的存在，儘可能多的人繼續追問她的狀況，儘可能多的人伸出援手預防和阻止類似事件。儘管中國政府一直都用輿論管控來維穩，在牆內的發聲很容易被消聲，但我們看到鐵鏈女事件中民間輿論還是帶來一些官方的讓步，各級政府一次次的通告就是一種讓步，表明對民間輿論的正當性有一定的承認。我們這些在牆外的人就更應該持續發聲、呼籲，而不是以人微言輕、懼怕報復或對輿論“沒用”的失望等等為理由停留在沉默與冷漠中。
保護女性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創世記 1:27）
女人和男人同樣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創造的人，應該得到文明社會的尊重和公平對待。 “鐵鏈女”的“丈夫”董志民殘忍地將她當作是一個不需要尊嚴和自由的生育工具。董志民的惡劣品格和扭曲價值觀對當代中國男性而言或許並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員，映射了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與壓榨。“販賣婦女”只是這種社會性罪惡的極端體現，而更多的家庭與工作環境中，大量女性遭受着不公平待遇和文化壓迫。
尋找鐵鏈女的意義在於，鐵鏈女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女性公民，她是上帝按照自己光榮形象創造的代表。她丈夫所施的惡行不僅是毀滅了一個人的健康與自由，而是毀壞上帝形象的尊嚴與權利。追查鐵鏈女的真實身份，給予事件一個公正透明的結果，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展有着積極作用，也有助於中國政府以具有公信力的方式推行政策。例如政府迫切希望提高生育率，但執政者是不是真的認真調查過為什麼年輕女性不願意生孩子？是否與前文所述的工作與家庭中的歧視有關？
作為一個牧師，回應教會姐妹關於生育的思考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過去一段時間，她們幾乎不無例外的提起“鐵鏈女”事件，不少人陷入抑鬱情緒。根據我的理解，她們不願意生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感受不到撫育下一代所必須具備的安全感，感受不到來自於中國社會和中文社群對於母親的尊重，感受不到對於女性權利進步的希望。如果這些根本問題無法得到改善，中國社會將面臨人口斷崖下降的風險。要想避免這樣沉重的未來，必須從對於人權，特別是婦女權益的重視開始。鐵鏈女事件也引發一些中國學者、知識分子修改現行法律，以促進對婦女權利的保護的呼籲，而這段時間中國官方也正在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及向民間收集修訂意見。雖然從修訂草案看對於拐賣婦女等問題的治理仍然缺乏幫助，但至少為民間的呼聲和社會的更多關注提供了一些空間。
對“鐵鏈女”真實身份與現狀的追問會有結果嗎？我們的呼籲能夠改變“鐵鏈女”的命運嗎？因為中國目前的特殊國情，我們深知結果不容樂觀。在中國，為婦女維權，不能光指望靠修訂法律、改革制度帶來更新，而必須直面重男輕女的文化根源。一些有識之士指出，這與儒家思想（被統治者異化的版本）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相關，也有一些中國學者注意到基於聖經的基督教信仰對男女平等的觀念的影響。一個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是在中國基督教的歷史上，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來到中國的一些西方宣教士曾經致力於通過推動社會改革促進女性的人權（如放開小腳和婦女接受教育），這對今天的中國基督徒也應該有所啟發：我們是否也應該有這樣的社會擔當和文化更新的動力與勇氣？
沙龍是芝加哥新生命社區教會中文堂牧師。他的教會利用實體茶店和“凡事茶屋”直播向當地中國學生和華人傳福音。他還帶領一個年輕的讚美詩作者團隊。
為何一位長老會長老為穆斯林在田納西州中部建造清真寺辯護
與第一修正案專家埃里克·特林（Eric Treene）就宗教自由、土地使用，以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對他在司法部工作的幫助的答問。
2017年，埃里克·特林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一場關於宗教仇恨犯罪的聽證會上作證。
Carolyn Kaster / AP Images
埃里克·特林（Eric Treene） 在法庭上為猶太人、耶和華見證人、穆斯林和其他少數信仰群體進行辯護，已經不止25年了。 如果你問他原因，他會說是因為《聖經》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或譯西敏寺信條——譯註）。 特林是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的一名長老，他的動機是捍衛宗教自由——特別是與他不同信仰者的自由。
特林曾是貝克特基金（Becket Fund for Religious Liberty）的律師，接着在近20年的時間裡，他擔任美國司法部民權部門的宗教歧視問題特別顧問。 他制定並監督了《宗教土地使用和被收容人士法》（the Religious Land U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RLUIPA）的執行計劃。 離開聯邦政府後，特林在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教授憲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並作為華盛頓特區斯托澤律師事務所（Storzer and Associates）的高級合伙人繼續從事歧視案件的訴訟工作。 今年春天，特林被“自由論壇”表彰為“自由表達鬥士”。
他向CT講述了美國的宗教歧視問題以及為何基督徒倡導宗教自由如此重要。
你在職業生涯中花了很多時間來捍衛宗教土地使用。 為什麼今天美國的政府官員反對宗教土地使用？
通常這是因為他們只關注發展商業。 你看到的很多情況都是因為商業市場的需要碾壓了宗教訴求。
比如我早期的一個案子，一個教會在一個忙碌的十字路口細心地購置了幾塊土地，但鎮上的人希望好市多超市（Costco）得到這塊地。 該鎮試圖使用徵用權（eminent domain）來奪取該物業，以建造一個好市多超市。
這是因為他們憎恨教會么？ 不，我們一再看到的對宗教場所的歧視，並不是出於敵意，而是因為人們寧願擁有一個能收取稅款的商業地產。
當代社會中非常強大的經濟引擎，常常使我們的信仰需求變得無足輕重。 《宗教土地使用和被收容人士法案》（RLUIPA）是教會可以反擊的一種手段。
你參與的最著名的土地使用案件之一是田納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市（Murfreesboro）的一座清真寺。
是的，有時問題的關鍵是出於敵意。
在9/11之後的頭10年，我們能看到仇恨犯罪顯著增加。 街上的襲擊、對清真寺的破壞，等等。 但從2010年左右開始，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情況：反對修建清真寺或穆斯林學校的聲音急劇增加。 我想當時的情況是，雖然穆斯林在9/11之後低調了幾年，但他們的社區仍在擴大，需要更多的空間和房屋建設。
在默夫里斯伯勒，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件。
當時出現過諸如“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的言論。事實上，這些穆斯林是來自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Tennessee State）的教授、當地的專業人士、商人，而這樣的人已經為他們的清真寺租用場地長達20年時間了。 他們已經紮下了根。 他們買了一些土地，並準備進行建設。
該鎮批准了它。 但它引起了一些居民和附近郡縣關注此事的人士的注意。 這一議題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注，人們說這些人是一個想要將田納西州中部激進化的團體。 當時有很多瘋狂的說法。 比如這些穆斯林計劃建造一個游泳池，有人質疑說，“這個游泳池是用來進行水下爆破訓練的嗎？”
而且還有破壞行為。 有人向一台前端裝卸機（front-end loader）投擲燃燒彈。
一位民選的州法官裁定該清真寺得到的批准許可不適當。 因為這不是一個常見的禮拜場所，它需要一個不同的評判程序。 我們反擊道：“不，你應該像對待任何禮拜場所一樣對待他們；根據RLUIPA，這裡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聯邦法院支持我們，縣政府官員被命令無視州法官的意見。
作為一個基督徒，你是否覺得很難向基督徒解釋為什麼你要捍衛穆斯林建造清真寺的權利？
有時確是如此。 我確實認為，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我們為什麼相信宗教自由。 這只是為了讓基督徒受益嗎？ 僅僅是因為憲法中是這樣規定的嗎？ 或者是更為根本的問題？
我認為，作為基督徒，這涉及更為深層的東西。
如果你去看《聖經》，經文中有很多處“你只要信”。 《聖經》一遍又一遍地強調信，並傳達這樣一種觀點，即真實的信仰需要信。 靠政府強迫人們是不夠用的。 你不可能通過生活在一個公義的國度里而得救。 人們必須有信的自由。
我遵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唯獨上帝是良心的主，要是人脫離一切（與聖經相離或相悖之）人的道理與吩咐。”（XX.2——譯註）
但美國的伊斯蘭教問題確實對宗教自由的倡導者也提出了挑戰。 有許多宗教自由的辯護者在涉及到穆斯林時會說，“好吧，我只能推進到這個程度了。”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宗教歧視問題感興趣的？
在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第二年。 我們的憲法課有150人，當我們討論言論自由時，我的同學們在座位上躍躍欲試， 精力充沛、興奮，不停辯論。 但是當話題涉及到宗教自由時，我覺得大家都在座位上往後靠了靠。
我們討論過一個涉及美國原住民權利的案例——那是一個關於原住民聖地和一條將貫穿其中的伐木公路的案例。問題的核心是，政府是否必須給出理由說明為什麼公路要走那裡而不是向西兩英里？ 法院說不必，但威廉·J·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大法官寫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反對意見。 他是言論自由案件中的英雄。 但是當涉及到宗教問題時，我發現自己是班上唯一一個為布倫南辯護的人。
許多人願意花大力氣確保言論自由能夠蓬勃發展，但不願意要求政府承擔任何責任為宗教騰出空間。 在那之後，我就對宗教自由問題非常感興趣。
當機會來臨時，我加入了貝克特基金會。然後，當小布什政府在司法部設立一個宗教歧視問題特別顧問時，我就申請了這個職位，並工作了19年。
你在四位總統手下任職。 工作在各屆政府之間是否有很大變化？
並沒有什麼很顯著的變化。例如，奧巴馬政府上台後，我被告知要繼續處理宗教土地使用案件，而我們做的福音派案件和布什政府時期一樣多。
在非主體的方面有些變化，如在做法庭之友陳述（friend-of-the-court briefs，即 amicus curiae briefs，是指與訴訟爭端通常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或法律聯繫的私人和團體向法庭提交的闡述法律觀點或事實信息的陳述——譯註）方面。 但工作的重點並沒有改變。
當你多年來觀察宗教自由案件時，你是否注意到了變化？ 衝突的形式是否基本保持不變，還是在你參與的這些年裡發生了變化？
我們確實已經遠離了宗教在公共視域中應當涇渭分明的階段。 我為此很受鼓舞。
但仍有諸般問題。 目前我正為很多正統猶太人服務。 他們面臨很多偏見。 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一直是令人擔憂的。
對於福音派，往往對商業的偏好主導了偏見，而不是敵意。 唯一的例外是，福音派的信仰與根深蒂固的世俗觀念相衝突，這就是與LGBT平權的衝突所在。 我認為在LGBT權利和宗教自由間尋求互相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一般來說，人們對宗教觀點是寬容的，但當它們干擾了深層的世俗價值觀時，一般人會說，“夠了，你們不能介入。”
但宗教自由意味着你必須為人們的錯誤創造空間——順便說一句，這完全是符合《聖經》教導的。 即使有人做錯了，你也要愛他們，聽他們說，要有謙卑的態度。 法律創造了這一空間，使人們能夠遵循自己的良心。
翻譯：葉洛夫
責任編輯：吳京寧
疫情期間串流媒體消費啟發了菲律賓基督徒新的音樂品牌
作為索尼菲律賓的一個部門，Waterwalk Records跨越了體栽和宗派界限，為在線大眾帶來鼓舞人心的歌曲。
基督徒歌手 Darla Baltazar
索尼音樂菲律賓提供
羅斯林·皮內達（Roslyn Pineda）在疫情期間除了與上帝更親近之外，她在網上與多年未見的基督徒朋友重新結連起來。 雖然她在香港已經生活了20年，但她以前在菲律賓時就參與了他們的小組查經。
作為索尼音樂菲律賓（Sony Music Philippines）的總經理，在這個全球性時刻，她開始思考基督教音樂的重要性。
“面對COVID-19帶來的許多困難和巨大損失，人們會轉向上帝，這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嗎？ 無論他們知道與否，他們生命中難道不需要更多基於信仰和鼓舞人心的音樂嗎？”身為菲律賓人的皮內達問道。
2021年10月，皮內達和索尼音樂 開創了 Waterwalk Records，這是一家專注於當代演藝者和串流（streaming）媒體聽眾的基督教音樂品牌。
這個新的音樂品牌為傳福音和商業兩方面都帶來希望。 索尼面向基督教的部門 Provident 將菲律賓列為美國以外的前10大市場之一。 聽眾人口種類是教會和商業都最想得到的：16至35歲、追求真實性，並通過Spotify和YouTube消費音樂的一群。
皮內達說：“這是一個未開發而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 我們必須到串流媒體市場所在的地方。 雖然我們的許多聽眾都活躍於他們的基督徒社群中，我們也想接觸那些非基督徒和/或不活躍的信徒。”
在菲律賓，基督教音樂排行榜上的頂尖歌曲通常來自全球唱片公司，如 Hillsong，或是如 Every Nation Music and Victory Church 之類的教會網絡，後者在全國擁有100多個據點。 最初的菲律賓福音歌曲，主要以他加祿語演唱，幾十年來通過較大的福音派教會獲得了強實的追隨者。
基督教歌曲作家和製作人江吉·馬塞洛（Jungee Marcelo）指出：基督教獨立音樂的大部分靈感來自一個由廣播網路遠東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在40年前開發的流行音樂事工 Papuri。
然而，Waterwalk Records並不隸屬於特定的教會或傳統，他們的歌手來自不同的宗派背景。
它 最初的十二首串流媒體單曲 來自同時活躍於讚美敬拜事工及俗世娛樂的音樂家。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在網上建立了自己的追隨者群。 除了一位以外，所有都來自菲律賓，他們的教會分佈在有7,641個島嶼的群島上，特意不限於國家首都地區。
雖然 Waterwalk 尋求“無體栽意識”，並擁有一批為一般基督徒普遍接受的演藝者，但該唱片公司在信仰方面是十分堅持的。 首先，歌曲必須“符合神學理論並以《聖經》為基礎”。 該團隊指導歌手們要確保他們的歌詞與《聖經》一致。 皮內達說：“有些歌詞很有力量，但不一定是基於福音的。”
其次，歌者必須“有堅定的信仰而且 …… 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已經與主同行了一段時間，而不是初信的信徒。 希望這樣的靈命成熟能夠降低歌者可能會做出導致觀眾跌倒的事情的風險，並使音樂更加豐富，具有年輕聽眾所尋求的真實性等。
24歲的達拉·巴爾塔扎爾（Darla Baltazar）在她位於馬尼拉的臥室裡唱歌和製作音樂，是 Waterwalk 最受歡迎的歌手之一。 她在社交頻道上分享她的歌曲、她的信仰和她的經歷。 她最受歡迎的歌曲“No Good Thing”是一首“神聖的流行曲”，是《詩篇》34篇的爵士版。
巴爾塔扎爾在接受CT採訪時說：“我非常認真地對待我與上帝的關係。 我不能寫偽裝或勉強的歌詞。 這些歌詞來自我與祂的同行。 上帝會叫我分享我的音樂，以致聽眾知道如何能到祂那裡去。”
巴爾塔扎爾那輕鬆、和順和使人聽得舒服的聲音吸引了非基督徒聽眾，同時，她的歌詞把他們帶到福音真理。 她看到粉絲們從困惑到好奇再到被激勵。 她說：“我問我的非基督徒 Instagram 粉絲為甚麼會關注我。 他們喜歡音樂旋律，但卻是歌中的信息吸引着他們。
臺灣歌手蔡佩軒（Ariel Tsai）是另一位 Waterwalk 歌手，也有同樣的經歷。
她說：“他們在討論區說他們不認識上帝，但他們渴望得到那份在我的音樂中感受到的歸屬感。”
27歲的蔡佩軒的中文翻唱歌曲在網上瘋傳，她現在創作以鋼琴為主的崇拜音樂。 去年她發行了她的英文歌“My All and All”。
她說：“無數的不確定性和艱辛讓人們想到甚麼才是真正確定的，甚麼是我們可以抓緊的。 我的中心信息是：上帝是一致的，祂的愛不會改變。 這種一致性吸引著人們去認識祂。”
巴爾塔扎爾認為，疫情中的串流媒體消費使 TikTok，YouTube，Instagram 和 Spotify 的聽眾對以福音為中心的音樂有了新的認同，甚至渴求。
她說：“家中每個人都在聽這類型的音樂。 這就是為甚麼我的音樂倍增，成為了人們工作或學習時的背景音樂。 他們說這是平靜和安寧的。”
皮內達確認：“在疫情期間，菲律賓所有平台的音樂消費都在增長，尤其是 YouTube 和 TikTok。 代表性歌手的目錄歌曲也飆升了，因為在不確定的時候，人們想得到熟悉的曲調所帶來的安舒感。
巴爾塔扎爾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中變得更加興旺，她回答追隨者的問題，將他們的建議納入歌曲創作過程中，並分享她對信仰的反思。 她舉辦在線活動，以滿足全球疫情中的需求，她和聽眾可以一同經歷音樂及其信息。
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樣：“他們道出想要的音樂，我們便為聽歌派對作篩選。 我們把節目分開，當中有一個15分鐘的福音信息。 在這些活動中，我們一起聽基督教音樂，它並不是像音樂會那樣，單純是欣賞音樂。 聽歌派對也可以傳福音，因為我們會邀請非基督徒。
巴爾塔扎爾在進入全職音樂創作之前是一名幼兒園教師，她形容自己為“基督教獨立音樂人，或並不屬典型教會會眾的基督教音樂製作人。” 她2020年的單曲“Feet in the Rain”在 Spotify 播放清單上躍升，巴爾塔扎爾被評為 2021年值得關注的“福音聯盟”（TGC）藝術家之一。
她說，“我的聽眾主要在美國。 他們大多是18至24歲的基督徒。 他們甚至不知道我是菲律賓人。”
蔡佩軒的追隨者是一個國際混合體，由她的家鄉台灣和東南亞以及北美的亞洲人社區組成。 他們都是在 Spotify 和 YouTube 上找到她的。
蔡佩軒說：“我的粉絲們知道我是一個坦率的基督徒。”在她因基督教音樂被認識之前，她已是一位成功的流行歌手。 她目前與台灣索尼音樂公司簽訂了合同。
與 Waterwalk 的菲律賓基督徒不同，蔡佩軒來自基督教並不是主要信仰的背景。
她告訴CT：“亞洲人對基督徒有偏見，認為我們傾向硬銷福音。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公開發行一首敬拜歌曲，在台灣沒有流行歌手會這樣做。 在這裡，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沒有一個藝術家願意被正式聯想為一個堅定的基督徒。”
與此同時，她堅持認為：“我總是想忠於自己。 基督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覺得這樣說並不丟臉。 我向聽眾明確表示，我發行的歌是我從我的信仰中所感受到的，它可以給他們力量。”
雖然起初的歌手名單主要是菲律賓人，但皮內達想像將來會使 Waterwalk 更具地區性。 會努力接觸韓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基督徒藝術家，這有賴於索尼廣泛的國際網路。
皮內達表示：到目前為止，串流媒體平台的反應一直令人鼓舞，為 Waterwalk 目前的播放清單在美國打開了市場。
隨著唱片公司繼續發佈新的音樂，皮內達希望該這計劃不負其名。
她說：“Waterwalk 是基於馬太福音14:22-36。 每個人都記得耶穌在水面上行走的那段經文。 但他們往往忘記彼得也曾在水上行走過。 我們想要一個能顯示出類似意義的名字：大膽，帶著信仰走出去，以及冒險創新的。”
翻譯：季小玲
我在紅燈區學到了什麽
一位宣教士如何在服事性產業中的婦女時學到新的真理 這個故事包含一些可能會令人感到不安的內容.
當教會成為黑手黨
最近的SBC性侵報告顯示，教會往往優先考慮部落團結和安全，而不是有“分裂性”的真理。
Mallory Rentsch 插圖 / WikiMedia Commons / cyano66 / Getty
這篇文章改編自Russell Moore的 時事通訊。 可以點擊這裏訂閱。
如果你想對我好的話，請不要送花。
如果我看到一束花在門口，我可能會有一個反射性的腎上腺反應。 那是因為，在我多年的美南浸信會（SBC）背景中，總是傳說關於宗派中的一位領袖——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政黨老闆，甚至主教——他會送一束花給那些使他不高興的人，除了一張寫著他名字的卡片外，什麼都沒有。 這些花被解釋為“對我來説你是死的”，或“我知道你做了什麼”等類的東西。
第一次聽到這個傳說時，我停了下來，心想：“等一下，這不就是黑手黨嗎？”
我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收到過這樣的花。 當較年輕的人問起這件事時，那位領袖會咧嘴一笑，把目光移開。 也許傳說總是比現實更大。 但是，當談到恐懼和恐嚇時，只需要傳說就夠了。
這個傳說的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真相——在一項獨立調查 發佈 後，世界其他的人現在可以稍微窺視這個真相，該調查描述了美南浸信會執行委員會的文化，即在對待教會裏的性侵行為、教會裏性侵倖存者的問題上，以及對於與後者站在一起的權益倡導者和吹哨人，他們所採取的掩蓋、報復和拒絕合作。
從那時起，在觀看一些官方議程時，許多來自宗派以外的人通過打電話或發短訊都不同程度地表示，那種南方人的彬彬有禮——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還互相稱呼對方為“某某弟兄”——是如何令人毛骨悚然。
給他們其中一些人，我轉發了宗教記者鮑勃·斯米塔納（Bob Smietana）的一條 推文 ：“致那些剛接觸SBC政治的人。 當人們互相稱呼對方為‘弟兄’，或說他們想‘改變方向’，並說‘我欣賞你’時，有很多事情在發生。表面都是祝福你和《聖經》裏的話和羅伯茨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幕後卻是快刀。”
刀，是的。 還有鮮花。
這不僅僅是因為梅伯里黑手黨（Mayberry Mafia，源自兩部電視系列劇——譯註）可以將石牆（stonewalling，拒絕回答、合作，而退守到石頭般冷漠的沉默中——譯註）政治策略隱藏在“甜蜜的弟兄”等糖漿言詞背後。 也是因為這樣的人可以，而且經常這樣地，利用別人看重“團結”和“合作”以及“愛弟兄”，進而剝削他們。
在我離開幾個月後，當我為美南浸信會辯護時，一名記者攔住了我，問我為什麼——我回答說：“我愛他們，他們90%都是很好的人。” 他說，“我覺得你的算術有問題。” 也許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樣，一個不忍心不這樣想的人。
這有可能。 但是，就算數字不完全準確，它也是 真實的。 坐在教堂座位中的有很多可愛的人。 他們絕大多數永遠不會想到有人會以他們的名義實施黑手黨式的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永遠不會支持以耶穌的名義虐待那些性侵倖存者。
我仍然相信這一點。 但是，如果人們看不出黑手黨業務正在幕後進行，也不瞭解其運作方式，這並不是關鍵。
它主要運作的方式是利用人們對被放逐的恐懼。 門口的花朵——無論是實體的還是隱喻的——並不威脅要殺死任何人。 而是威脅將某人從部落中驅逐出去——邊緣化那個人，以致在任何事情上聼他話的人都會面對被放逐的威脅。
在地方教會中這更有效。 如果一個倖存者站出來談論她所經歷的事情，她可能會被告知她正在播下分裂的種子，阻礙了教會的見證。 那些與她站在一起的人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認為是“有爭議的”。 從這些開始，人們尋找其他更受歡迎的方法，向其他人展示那些呼籲改革的人並不真正是“我們中的一員”。
《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記者羅伯·唐恩（Rob Downen）揭露了SBC的性侵危機故事，他在Twitter上一個非常精明的帖子系列中詳細介紹了當前危機的背景——包括通過指控某人認同“批判性種族理論(CRT)”，來妖魔化那些被指定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
事實上，社會學家里安·布爾格（Ryan Burge）通過谷歌搜索分析， 展示了 “CRT”在SBC中引起的爭議，是發生在這個話題出現在美國國家性文化爭議中整整兩年之前，。 我要在美南浸信會的弟兄早餐禱告會上找到一個素食主義者，比在任何地方找到一個堅持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美南浸信會會友更容易。 但這正是這種策略奏效的原因。
試想像一下，在一個地方教會中，執事湯米弟兄在禱告中說：“以色列啊，你要聼！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於是一群人開始談論他們對湯米弟兄的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的“關注”。 他們開始傳遞維基百科關於什麼是神體一位論的連結，以及它如何是一種異端邪說，一無是處。
也許他們甚至雇了一個無神論者來講論說，是的，湯米弟兄是一個神體一位論者，並且這如何與基督教教義不一致（這部分可能很牽强；當然，這永遠不會發生，但這只是一個比喻，所以讓我們繼續下去吧）。
湯米弟兄同意神體一位論是異端邪說；他肯定是三位一體論者。 他的禱告引用了申命記6章的《聖經》經文，是在說一些與三位一體 完全 一致的話。 會眾開始談論他們對我們教會的“神體一位論”有多擔心，使湯米弟兄猝不及防。
他不是在為神體一位論辯護。 他 恨惡 神體一位論。 在那個教會裡它並不存在。 事實上，他知道有一堆 多神論者 正在教會活躍。 但是，如果他要處理在週三晚上議事會議後聚集在一起的多神論協會，他會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動”。
當他概述有些人想要在教堂集市上豎起亞舍拉柱像的危險時，他被告知“停止分裂行動”。 當他引用申命記6章時，他被告知“把政治放在一邊，單單傳福音”。 因此，為了推翻神體一位論——這在教會當時並不是問題——湯米弟兄必須 首先 解釋申命記6章如何 不是 神體一位論。
然後，當那些明白事情緣由的人——他們已經認識湯米弟兄多年， 知道 那個教會附近沒有神體一位論者——也開始談論他們如何“反對神體一位論”，希望平息人群，並保持他們在那些錯誤地指責湯米是神體一位論者的眾人中的地位時，我們該怎辦？
在這一切結束時，湯米弟兄被認為是“有毒的”，沒有人關注多神論協會搬來了另一座歸給宙斯的雕像，同時，仍然沒有一個神體一位論者出現。 也許有一些相信《申命記》的人——在被告知《申命記》是“神體一位論”之後——實際上可能 成為 一個神體一位論者。
真是一團糟。 如果，在這一切之外，還有一些非常黑暗的事情發生在弱勢群體身上——那麽，有誰在談論這事？ 至少所謂的“神體一位論”已經被打敗了。
在教會的場合，任何關於實際問題的改革都可能變得困難，因為這些問題無論是內部人員還是外部人員都不能去處理。
那些留下來的人會被告知——特別是如果他們在教會裡任職的話——他們不能因試圖“炸毀一切”而顯出不忠誠。 因此，他們經常嘗試緩慢地“順著系統”行事，試圖用所謂“正確的方式”來做所有的事情，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而不是性侵—— 將會成為問題的所在。
他們經常遇到一個又一個又一個障礙，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其他15條戰線上戰鬥——通常是對付想像或誇大的問題——以至其他人可以說，“看，他們總是試圖製造麻煩。”
在每一次被用石牆阻撓後，他們都會被告知，“要有耐心。 要信任流程。 我們不要讓這個非常新的突發問題（僅在20年前被發現）變成‘熱點’。” 在這一切的背後，將會有一個有關責任感的呼籲——“你們都是這個教會的領袖，你們不能推動不合一。 我們無法在混亂中解決這個問題。 你需要尊重其他領導人，並繼續下去。”
當看不到任何行動時——同時那些呼籲改革的人經歷了所有的捅刀子和障礙，而且經常被心理操縱（gaslighting）和心理攻擊——他們可能會試圖用最禮貌的言詞告訴會眾，說這裏出了問題。 當人們繼續忽視這一點時，他們可能會冒險明確地說出他們所經歷的事情。
但他們知道， 在那時候 問題將會轉到他們面對這事情的“方式”上。 他們不應該用 這方式 做。 如果他們公開說出來，他們會被告知他們“把所有東西都炸毀了，把每個人都和你一起拉下去。” 如果他們私下對領導層說，而被其他人發現了，他們就會被指控私下說，因為知道最終會被公開。
到了那個時候——在他們的許多朋友和導師都假裝不認識這個“麻煩製造者”之後——他們可能會得出結論，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於是，他們就離開。
現在，那些人以前說他們因為在內部要負責任，所以不合適把事情說出來，現在說因為他們在 外面，所以不合適把事情說出來。 “你離開了；你對此沒有發言權”，或“你對此說任何東西都是‘我告訴過你會這樣’，這是不當的”。 甚至可能在 他們所說的被證實是真的之後，情況還是如此。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會眾中擁有權力的人身上，那麼對那些遭受犯罪傷害或性侵的弱者和無發言權的人來說，情況豈不是更糟嗎？ 當她看到，有人因試圖讓大家關注那讓問題氾濫的黑手黨而得到的那種遭遇後，可能會得出結論，她永遠不會有機會。 她甚至可能開始相信性侵者及其保護者是對的，而她自己是不敬虔的、屬撒旦的或“瘋狂的”。
這樣，投射到社區其他成員的資訊是，“你不想成為那個傢伙”，或“你不想像她一樣”。
這不是美南浸信會獨有的問題。 它可以發生在任何教會、任何會眾、任何機構。 在美南浸信會的生活中，這很有效，因為作為浸信會會友，對浸信會的歸屬感是我們從出生以來就被教導的一部分。 但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要使任何人得到任何種類的正義，第一步就是先要打破對被放逐的恐懼。 這很難做到。 但最終，人們將開始區分“迫切感”和黑手黨威脅，區分“復興”和強權政治，區分講道和蠱惑人心，區分禮貌和共謀。
大約30年前，我聽到幾篇好的講道，不同的人引用了愛爾頓·特魯布盧德（Elton Trueblood）關於“切花”教堂的警告——講到花瓶裡的花束可能看起來很可愛、活生生的，但當它與根分離時，它就只剩下生命的樣子。 這是真的。 這不僅適用於那些因自由主義而失去信仰的人，也適用於那些因任何原因迷失而離開基督的道路的人。 在何種場合，黑手黨——不論是真實的還是隱喻的——之所以起作用，是在其能否主使歸屬感和安全感。
花束能嚇唬你，但那只是你看出它們已是死花以前。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領導公共神學專案。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保守的循道宗信徒發起成立全球循道衛理公會
精簡后的教派將專註於國際夥伴關係，但非洲的許多保守派堅持認為，2024年的大會投票已經拖延了太久。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的領袖們聚集在一起做禮拜。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提供。
知道自己的未來不在循道衛理聯合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的各循道宗教會正式有了一個新的落腳點：全球循道衛理公會（Global Methodist Church，GMC）。
新教派於5月1日啟動，計劃堅持傳統、保守的衛斯理（Wesleyan）神學，但在更輕、更精簡的基礎設施上運行，強調基層的責任和事工的聯繫。
經過多年的拖延，下一次就分裂提案進行投票的機會定在2024年，美國的一些UMC成員教會正在啟動脫離程序，並計劃儘快加入GMC。 儘管循道宗在非洲發展迅速，許多領導人與該運動在LGBT問題上的保守立場一致，但他們更傾向於等待。
在歐洲，至少有一個地區機構已經決定將其所有會眾轉到全球循道衛理公會；在美國，該教派的最高法庭尚未裁決地區機構是否可以根據現行教會法一起取消附屬關係。
目前，美國的教會正在選擇一個一個地加入GMC。 喬治亞州埃文斯（Evans, Georgia）的馬賽克（Mosaic）教會計劃加入新的循道宗教派，但離開UMC的過程將需要數月。
從教會的聽眾席看，不會有太大變化。 馬賽克的名稱和標誌將保持不變，主日崇拜的形式也將保持不變。 主任牧師卡羅琳·摩爾（Carolyn Moore）將繼續在她的講道中強調衛斯理神學，而且教會將繼續與那些事工合作，幫助那些在摩爾看來容易“被其他教會忽略”（fall through the cracks of other churches）的人。 摩爾和其他工作人員的養老金計劃仍將通過 Wespath Benefits and Investments，即管理UMC養老金的機構。
但在幕後，教會將屬於另一個信徒團體。 其用作聚會場的倉庫房產將不再由循道衛理聯會託管；馬賽克教會將擁有它。
馬賽克教會將遵守新的紀律手冊，該紀律手冊規定了主教的任期限制，根據教會預算規定了財務貢獻，禁止信託條款，並建立了一個問責制度，主教不僅僅是向其他主教報告，而是向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報告。
“我們認為事工的前線是地方教會，我們相信教派的存在是為了授權、裝備、部署地方教會在地方環境和區域及全球範圍內的事工，”衛斯理聖約協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UMC內部的一個保守的復興團體）主席兼GMC過渡性領導委員會主席基斯·博耶特（Keith Boyette）說。
博耶特和GMC的領導人着手建立一個教派，將循道宗信徒聚集在一起，而沒有他們所認為的UMC臃腫的組織結構。
全球循道衛理公會將有區域性的年度會議，但它們將對地方教會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像UMC那樣作為事工的基本單位。 GMC不會有像宗派神學院或夏令營這樣的項目需資助。
“我們的目標是將地方教會用於宗派開支的資金至少減少50%，”博耶特說。
在GMC中，美國的地區機構將與美國以外的機構結成對子，在事工和財政支持方面進行合作。 在循道宗更新組織“好消息”任職並幫助起草GMC《過渡期教義和紀律手冊》的湯姆·蘭布雷希特（Tom Lambrecht）表示，更強大的問責結構將建立起來。
“在神職人員和主教中，將加強問責，以確保人們遵守全球循道衛理公會的教義和做法，”蘭布瑞特說。
幾十年來，UMC對其禁止同性婚姻和神職人員同性關係的關於性行為的教義執行不力， 某些教會和主教允許並提倡違反這些教義的LGBT立場。
對同性婚姻的不同立場繼續使教派分裂。 2019年，UMC中的各方對分裂該教派的計劃達成一致，保守派教會在離開時可以保留其財產，並獲得2500萬美元以啟動新教派。
但這冠病疫情迫使UMC兩次 推遲大會（General Conference），推遲了對名為 “和解與恩典分離議定書”的提案的投票。 今年早些時候，該教派宣布，大會必須等到2024年。
“許多UMC成員已經對一個顯然在一般教會層面上難以有效運作的教派感到不耐煩，”博耶特說，當時他宣布今年啟動GMC的計劃，而不等待投票來進行分裂。
“神學上保守的地方教會和年度會議希望擺脫分裂性和破壞性的辯論，並希望有共同前進的自由。”
馬賽克教會目前由北喬治亞州年度會議（North Georgia Annual Conference）管理。 根據會議的脫離程序和要求，該教會必須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投票決定脫離關係，向年度會議支付兩年的宗派會費和按比例計算的養老金責任，並獲得年度會議的批准投票。
但是，如果整個年度會議都選擇去呢？ 主教們已經要求UMC的最高法庭——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uncil）裁決，美國的年度會議是否可以在大會之前離開作出。
歐洲的年度會議正在自行處理問題。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臨時年度會議的成員，不顧其主持主教的反對，於4月1日一致投票決定離開UMC，加入GMC。
但是，一個新教派的誕生並不意味着全世界的循道宗信徒已準備好加入。 非洲的許多UMC成員計劃在2024年之前繼續留在聯會，希望大會能夠批准該議定書。
更新團體“UMC非洲倡議”的總協調人傑里·庫拉（Jerry Kulah）說，他認為該協議是一種 “友好地分離教會的方式，這樣我們就不會有訴訟，也不用把彼此視為敵人。”
他指出《聖經》中信徒們分道揚鑣但仍一起工作的例子，包括使徒行傳15章中的保羅和巴拿巴，以及創世紀13章中的羅得和亞伯蘭。
但是，儘管許多非洲信徒願意等到2024年和議定書的通過，他們仍然覺得美國的進步派循道衛理聯合會試圖忽視他們的聲音，儘管他們成員人數眾多。
非洲成員的增長速度將使其超過美國教會的規模。 根據《2019年循道衛理聯合會教會狀況報告》，非洲的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從300萬增加到620萬，增加了一倍多。 到2020年，美國的會員數量已經下降到630萬。
“整個非洲有一種普遍的情緒，對一個不尊重我們的身份、想把不符合《聖經》的做法強加給我們的教會，有一種神聖的不滿，”庫拉說。
其他非洲循道衛理聯合會領導人表示，他們相信如果教會在今年開會通過分離協議，大多數非洲聯會的教會會準備加入GMC。
“我們為新教會祈禱，我們確實與他們有許多共同的信仰，包括他們對同性戀行為的傳統立場，”福布斯·馬通加（Forbes Matonga）在本月為《鼓動者》（Firebrand）雜誌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
“然而，大多數非洲信徒仍將是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直到議定書獲得通過。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如果美國人自己分裂——此乃很可能發生的事——當我們選擇加入任何一方，我們都將成為多數。”
庫拉說，一些年度會議可能會在2024年大會之前加入GMC，特別是在非洲那些感到受進步派主教騷擾的保守教會地區。
庫拉說，非洲人意識到，拖延戰術可能會繼續下去。 他說，如果大會在2024年不通過該議定書，他將決定離開，他相信非洲各地的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也會糾結於同樣的決定。
許多循道宗信徒仍然堅持要求友好的分離。
密歇根州法拉盛UMC的牧師J·J·曼施萊克（J.J. Mannschreck）計劃將他的牧師資格證書轉到GMC。 他說，他的教會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投票決定是否取消與UMC的關係，並開始加入GMC的進程。
曼施萊克說，想到他的教會預算的可以更少地交給宗派，他很興奮。 目前，他的教會有150名成員，將其預算的近15%寄給了UMC。 如果他們加入GMC，這一數額可能會縮減到7%，為當地的事工留下更多的資金。
他也渴望擺脫人類性行為成為教派聚會的主要話題，就像多年來在UMC一樣。 相反，他歡迎GMC的責任感，以及它作為一個全球教會的異象，支持教會植堂、種族和解以及其他在他心中有分量的價值觀。
不會改變的是曼施萊克對循道衛理聯合會的熱愛，包括他被授予循道衛理聯合會教職的父親。 他計劃在6月參加他所在地區的年度會議聚會，並指出這可能將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聚會，並與他不打算離開聯會的父親坐在一起。
“但我們在感恩節仍會坐在對方旁邊，”他補充說。
馬賽克教會的摩爾說，她鼓勵任何考慮加入GMC的人，不僅要禱告神呼召他們離開的東西，還要考慮神呼召他們需做的國度工作。
她說：“我們很想把來自世界各地循道宗傳統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已經準備好成為比自己更大的組織的一部分。
我們禱告，‘上帝，在你的憐憫中，讓我們不要成為一群曾經是循道衛理聯合會成員的憤怒者。’ 那是不值得的。 僅僅找到一個敵人是不夠的。 敵人不是神所呼召的，這裡也沒有敵人。”
翻譯：Pearlyn Koh
責任編輯：吳京寧
中國基督徒的反墮胎理念與實踐
從走上街頭宣傳“兒童節不要墮胎”的過去到政府鼓勵多生孩子的新處境，中國基督徒反思基於維護生命的理念而反墮胎的立場和實踐。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rtistGNDphotography / Getty
時近正午，六月初的成都天氣已經開始熱起來。秋雨聖約教會的幾位弟兄姐妹站在一間婦科醫院門口向匆匆路過的市民發放《兒童節不要墮胎》的小冊子，幾位警察走過來，沒收了他們的小冊子，然後將他們帶到附近的派出所實施拘留。這是2013年秋雨教會的六一兒童節活動。教會的牧師王怡本來也要來跟他們站在一起的，但牧師一大早要出門去教會參加晨禱時就被幾名警察堵在門口，警察後來一直在小區守着，不讓牧師出門。
從2012年到2016年，每一年秋雨教會都會在兒童節走上街頭開展這樣的反墮胎活動，以及在不同的時間舉辦反墮胎公益講座。他們的反墮胎講座也同樣遭到警方騷擾，講員被堵在家中，或警察湧進講座地點阻止演講。2016年以後，政府的打壓似乎最終奏效了，網上不再有這類活動的消息。2018年底，王怡牧師被捕入獄，秋雨聖約教會被禁止聚會。而如今中國政府也已經改變「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反而為了提高低迷的生育率，開始鼓勵大家多生孩子。
2022年5月2日，美國媒體報道了從最高法院泄露出來的一份草稿文件，預示高院可能在近期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這條新聞在美國激起軒然大波，處於「文化戰爭」兩邊的人——反對墮胎的「維護生命」（pro-life）人士和支持墮胎權的「維護選擇權」（pro-choice）人士——都有強烈的反響，墮胎與反墮胎的問題再次在美國成為話題熱點。
而此刻也離今年的中國的六一兒童節的日子很近了，不由讓人聯想到中國基督徒在中國如何持守和實踐維護生命的信念的問題。中美的大環境和中美基督徒的文化處境顯然是非常不同的，中國基督徒今天所處的大環境跟十年前也有很大不同。中國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基於維護生命的理念而反墮胎的立場和實踐？對過去的一些做法有什麼樣的肯定與反思？對新的大環境之下基督徒應該怎麼做有什麼樣的想法？帶着這些問題，CT亞洲編輯採訪了數位在中國和海外的牧師和基督徒姐妹。以下是他們的部分回應。
維護生命符合聖經真理
接受採訪的中國基督徒無一例外都是持維護生命、反對墮胎的立場的。他們都同意秋雨教會在《兒童節不要墮胎》中所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也是屬於祂的」，因此「沒有人有權利可以謀殺上帝所創造的（生命）」，胎兒從受孕開始就是人，因此「不可殺人」的誡命「應用在墮胎的事上……就等於『不可墮胎』」。他們也認同成都的基督徒在《兒童節不要墮胎》中向政府、醫院和市民提出的四條反對和倡議：（1）反對在戶外、媒體、學校、公車上的人工流產廣告；（2）反對在沒有父母雙方陪伴時，對未成年人施行墮胎手術；（3）主張醫院必須告知墮胎者，墮胎以外的選擇，及墮胎有可能的一切危害；（4）倡議在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停止一切墮胎手術，紀念在母腹中的胎兒。在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看來，這樣的呼籲是符合聖經及有理、有節、也有愛心的。秋雨教會的弟兄姐妹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值得基督徒欽佩。
現住成都、多年參與女性關懷事工的基督徒小魚姐妹（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人在中國的牧師和基督徒，除王怡以外，都使用了化名）說，雖然海外的報道往往只提秋雨這一間教會，但發放「不要墮胎」小冊子等項活動是跨教會的事工，還有多間其他教會參與。她說：「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這樣的事工是福音美好的見證，也是上帝賦予中國基督徒美好的使命之一。這項事工持續的這些年來，儘管力量微小，但依然挽救了很多胎兒的生命，有些墮胎者並因此而聽聞福音，甚至受洗歸主。」
從海外留學回到深圳的陸思姐妹也認為基督徒出於維護生命而反墮胎的見證不但符合聖經真理，而且有益於中國社會和中國教會，「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對生命以及生命的主權是缺乏基本認識的。當大多數人都習慣對生命輕易捨棄的時候，維護生命的聲音是珍貴的。」而尤其因為像成都基督徒那樣的公開行動是「鳳毛麟角」，就更顯出其珍貴。
維護生命行動的缺陷和盲區
儘管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在信念上都認同維護生命、反對墮胎，但對於一些中國教會過去的反墮胎活動的具體做法，還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芝加哥新生命教會國語堂沙龍牧師說：「我敬佩秋雨之福教會的弟兄姐妹在艱難的環境中為著他們所堅持的信仰價值所付出的行動，但我並不贊同這樣的策略。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當一個年輕人在馬路上收到傳單而猶豫是否要墮胎的時候，這個對話發生的就太晚了。在牧養教會的幾年裡，我曾許多次和教會裡和教會外的女性談論過這個問題，而每次都讓我覺得如果教會能早點做些什麼，或許我們就不必討論這件殘酷且有罪的事情。」
沙龍牧師提醒中國基督徒，美國基督徒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維護生命應該有整全的策略：「在美國，教會為反對墮胎的立法做出了許多努力，但教會是否真的能支持缺乏社會資源的女性把孩子生下來？當她們在獨自面對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所需要經歷的各種艱難和絕望的時候，教會在哪裡呢？我們能為她們做什麼呢？」
小魚姐妹過去多年參與幫助和關懷墮胎人士的事工，她說，作為一名關懷者，在關懷的過程中，不僅是需要用福音給予屬靈的幫助和鼓勵，還需要切實地幫助沒有墮胎的婦女解決後顧之憂，比如，孩子生下來，如果媽媽沒有能力撫養孩子，關懷者就需要幫助媽媽找到孩子合宜的安置方法。
在上海牧養一間城市教會的胡越牧師也認為，中國教會在鼓勵基督徒不墮胎的同時，似乎缺少了一同承擔撫養責任的決心和行動。教會不應該讓個體家庭肚子面對不墮胎的結果，而應該是「讓孩子生下來，教會一起養」。聖經教導教會有照顧孤兒寡婦的責任，教會作為信徒的「家」理應為不墮胎的家庭提供系統性支持。另外，胡牧師也提醒中國基督徒，「我們在反墮胎的宣傳中可能過度放大了政策帶來的影響，強調了系統性的罪，而忽略了個人性的罪——讓人產生錯覺：計劃生育政策是邪惡的，而個人性的墮胎是無奈的。」
在中美不同的處境中維護生命
說到中美處境的不同，陸思姐妹認為中國常常是把「宗教問題政治化」——基督徒為了持守真理而倡導任何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價值觀，容易被扣上「反黨不愛國」的帽子；而美國常常是「政治問題宗教化」，當基督徒倡導的價值觀跟世俗的主流思想衝突時，就會被扣上「神權統治」的帽子。
中國某地家庭教會牧師始明指出，在中國基督徒當中，墮胎議題的爭辯並不圍繞著「生命權」和「選擇權」，而是圍繞著保護生命和順服政府。前者強調基督徒應該像出埃及記中的收生婆一樣，不順服法老的「計劃生育」，而順服神對生命的看重；後者則認為，計劃生育制度並不是不讓基督徒聚會，因此只要傳福音、建立教會這些基本權利沒有被打擾，基督徒就應當順服。不過在中國的城市教會中，基本沒有後一種思路的教會或基督徒，而這很有可能是受美國反墮胎的保守派基督徒的影響所致。
胡牧師則認為，反墮胎在中國的語境中是對計劃生育制度或重男輕女文化的一種對抗，而在美國的語境中，已經上升到了對人權的解釋了。但在本質上兩者還是有相同之處，因為兩者都是神的形象更重要，還是人的需要更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的新形勢下維護生命
陸思姐妹認為中國政府從「只生一個」到「鼓勵生育」的政策改變為基督徒的維護生命的見證提出新的不同的挑戰：「現在的多胎政策，是因為老齡化日益嚴重，勞動力斷崖式下降。但是實際上，大部分年輕人都選擇不結婚、不生育，一是生孩子成本太高；二是教育太卷；三是對婚姻沒信心，覺得婚姻制度無意義。所以基督徒倡導的結婚、生育，一不小心又變成跟政府倡導的政策不謀而合了。這反而導致一些反感鼓勵生育政策的年輕人對於基督徒的價值觀產生抗拒心理。」
胡牧師提醒，鼓勵多生的政策其實也是一種「計劃生育」。始明牧師的擔憂是，中國人民已經普遍接受了「政府有權管理生育」這一預設，這種思路仍然會在基督徒當中有其市場，但這是一種需要被更新的文化影響。
沙龍牧師指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過程缺乏連貫的道德價值，過去為了控制人口懲罰超生甚至強制墮胎，現在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又提出一些「反墮胎政策」。這種操控公民的生育選擇的做法沒有讓人感受到政府對於生命的尊重，反而令人覺得十分功利主義。而且從國家立法和政策層面上禁止墮胎，也並不能真正解決這一代人不願意生孩子的問題。
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在「只生一個」的政策終止之後，中國仍然會有很多因為各種原因墮胎的女性。沙龍牧師特別提醒，中國基督徒在實踐維護生命的信念時，除了需要道德勇氣，還需要有見證基督大愛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真實的愛心。
沙龍牧師有一個親身的經歷。在一次Clubhouse的公開聊天室裡面，一個曾經因為孩子健康原因而選擇墮胎的年輕女性傷心的質問他：現在的教會還能為她，和像她這樣的女性做些什麼？沙龍牧師輕聲回答她，「作為教會的牧者，我的信仰，我的呼召都無法支持您和其她人選擇墮胎。但即便不支持，不代表不陪伴。如果您在我的教會裡，我們一定會陪伴您到最後。求主幫助我們。」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亞洲編輯。
政治記者的身份使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雖然許多基督徒對新聞媒體抱有敵意，但我的信仰卻因此而變得更加堅定。
Mallory Rentsch的插圖/來源圖片：WikiMedia Commons / James / Unsplash / robynmac / Getty
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同時做一個基督徒和記者很難嗎？”
每當我和年輕人談起我的工作時，這個問題幾乎每次都會出現。 我一直認為這很奇怪。 我在一個非宗派的福音派教會的環境里長大，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反映了對外部世界的假設。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確定為什麼這個問題讓我如此煩惱。
許多保守基督徒被告知媒體是邪惡的——幾乎和民主黨人一樣壞，甚至可能更壞。 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就像好萊塢和大學一樣，我被教導說媒體是世俗的、無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憎恨我們和我們的價值觀。
有時，它來自於教會的某位講員。 更多時候，它來自主導福音派文化的媒介和信息傳遞中心。 保守派談話類廣播節目是這種媒介之一。 但我也從“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聯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等保守派政治組織那裡聽到這種說法。 我還能從“少年狂熱”（Teen Mania）會議等地方聽到，在那裡我被基督“充滿”，並報名參加海外宣教活動。
因此，當孩子們問我兼顧基督徒和記者身份是否很難時，我理解他們的腦中的圖景是怎樣的。 他們想象我工作的環境充斥着放蕩不羈的無神論者，他們吸食大量毒品，發生大量醉酒性行為，閱讀無神論宣傳品。
當最近當選的美國眾議員麥迪遜·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北卡共和黨籍眾議員）講述關於群交狂歡和可卡因的故事時，雖然這些故事後來被否認了，他似乎也是基於與他年齡相仿的向我提問的學生那樣類似的假設。
現在保守派基督徒對媒體的敵意比我成長過程時要多得多。 我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員告訴我，我應該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 事實上，大多數人不喜歡媒體，而這對社會是不利的。 媒體對此也有一定的責任，正如我最近為 雅虎新聞 所寫到的。
但在從事新聞工作20年後，我的基督教信仰卻因為這份工作而更加深刻和堅定。 當我在撰寫一本關於如何作為福音派基督徒成長，然後成為主流記者歷程的書時，有一件事對我來說越來越清楚：作為一名記者，實際上幫助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新聞工作增強了我性格中許多最崇高、最體現基督信仰的特質。 我在如何辨別真偽方面接受了二十年的訓練，更為重要的是，當沒有簡單的答案或解決方案時，我學會了該如何辨別。 我接受的訓練讓我明白在追求真理的歷程中，不應考慮會得罪誰。
我也得到了一種謙卑感，關於什麼是我們能確認的知識，以及我們經常需要承認我們的觀點是有限和不完整的。 這有時被稱為“認識論上的謙虛”(epistemological modest)，這是我們的話語中異常需要的一種品質。
許多“危機掮客”樂於假裝認為解決我們國家所面臨挑戰的答案是很簡單的。 它使這些自稱是領導人的人能夠通過社交媒體上的點贊及其追隨者、黃金時段電視的觀眾或談話電台的聽眾為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帝國。 他們使人們陷入憤怒和恐懼的狂熱之中，並因此獲得大量收入。
此外，我還體驗到了專業知識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好處。 記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找到貨真價實的專家，將他們與那些自稱有見解的人分離出來——與他們充分交流，然後為讀者解讀他們的專業知識。 其效果是變革性的。 一組事實可能看起來是單向的，或者是單一的，直到人們與專家交談。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意識到基督教是一種相信真理的信仰。 我一直喜歡耶穌堅持真理的方式。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說（約14:6）。 在另一處，他承諾他的靈會“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16:13）。
當他即將被處死時，耶穌對本丟·彼拉多說：“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18:37）。 在其他地方，基督說，“真理會使你們自由”（8:32）。
但是，當今世界有許多限制，使大多數人更難追求真理——然而，記者身份使我有能力這樣做。
大多數人對世界的觀點基於他們與哪些群體相處，以及他們是哪些群體的一部分。 他們所屬的群體塑造了他們的身份：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教會或親和團體、他們的政黨、他們的職業。 更重要的是，他們身處的團體定義了他們自認所處的世界。
一個人的世界觀和“故事”會過濾他們願意接受的信息和拒絕的信息。
無論你在哪個團體中，它都會因為你相信或說出“錯誤”的信息而懲罰你，並因為支持他們認可的事務而獎勵你。 這個問題在所有群體中都存在，包括主流新聞業。 主流媒體的大多數記者都生活在政治上偏左的地方，因此他們要麼是在這種觀點下成長的，要麼是或多或少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
然而，新聞業是為數不多的另類之一，在這樣的圈子裡，反對自己的群體，反對自己文化中的群體思維，通常是被鼓勵和獎勵的。 不同聲音在媒體業的價值比在其他社會群落里高得多。
還有其他像這樣的領域，屬於專業協會的人持有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所說的“啟蒙價值觀：收集、評估和分析信息，然後傳播結論，以供使用、研究或反駁”。
喬納森·勞奇在（Jonathan Rauch）《知識的憲法》一書中指出，除了新聞業之外，學術、科學、研究、統計分析、監管和法律等領域都提升了這些價值。
我的職業生涯不缺乏變化。 我為一家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工作了八年時間。 然後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幫助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創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Caller）。 其後我在自由派網站《赫芬頓郵報》工作。 在過去的七年多時間裡，我一直為“雅虎新聞”工作。
我在《華盛頓時報》的階段為我的職業生涯定下了基調。 該報紙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由業主和高層編輯設定的制度性偏見。 但是，我們這些報道新聞的人都堅定不移地遵循事實。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20年中，我一直遵循這一原則，關鍵是：總體而言，這個行業對這種追求給予認可。
我可以自由地傾聽、考慮、贊成或反對，並在每個問題上遵循證據所指向的任何方向。 在這方面，我覺得我遵循着基督教的方向——一個與意識形態或團體成員之爭不同的方向。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這是因為基督徒應該在這個世界上始終有一個先知性的存在，而不是受制於任何權力或權威或政黨。
金說：“必須提醒教會，它不是要成為國家的主人或僕人，而是要成為國家的良知。 它必須是國家的指導者和批評者，而不是它的工具。 如果教會是體制的工具，它就無法在午夜為人提供哪怕是一點麵包。”
但是，如果我們不首先成為我們所屬的哪個政黨的良知，基督徒就不能成為國家的良知。 我們的任務很艱巨，既要屬於政黨，通過這些機構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又要站在這些政黨之外，時常批評它們的弱點、錯誤和腐敗。
一個人越是與政治權力、黨派和團體保持距離，越能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方向。 人們越是追求真理，就越能看到意識形態爭執的各方都有許多有價值的建設性批評。
這就是一隻腳站在人的國度里，另一隻腳站在神的國度里的意思：成為藝術家藤村誠所說的“邊界遊走者”。
基督徒應該跨越許多界限。 他們應該屬於政黨，但站在政黨之外。 他們有時甚至應該在不同的黨派之間遊走，但絕不是堅定不移地效忠於任何一方。 他們應該深深地投入到為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的利益而工作中，同時記住他們的歸宿在天上，他們的希望在基督里，無論發生什麼。
通過跨越不同的邊界來增加理解和拆穿謊言，特別是那些源於簡化主義漫畫和誤導性混淆的謊言，基督徒可以響應呼聲，成為真理、細微差別和治癒的代理人，參與文化關懷而不是文化戰爭。
喬恩·沃德（Jon Ward）是“雅虎新聞”的首席國內新聞記者， 著有《卡梅洛的終結》（Camelot’s End），並《漫長的遊戲》播客。 他的第二本書《見證》（Testimony）是一個關於成長為福音派，然後成為主流記者的故事，將於2023年4月由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出版。
翻譯：葉洛夫
美南浸信會的毀滅性災難
第三方機構對性侵指控的調查報告裡揭露的邪惡遠比我想像的還要多。
Courtesy of Baptist Pres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他們是對的。我把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以下簡稱SBC）的性侵醜聞稱為危機則是錯誤的。 危機 這個詞太小了。這簡直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apocalypse）。
幾週前有人問我，對於SBC執行委員會找第三方機構處理性侵案有何期待。 我說，我根本沒指望會有什麼讓我吃驚的。為什麼呢？畢竟，我生命裡有數十年是在SBC裡度過的。當初正是我要求找第三方機構來調查的。
然而，當我閱讀這份報告時，我發現我實在無法繼續讀下去，因為我的手在憤怒地顫抖。儘管我對SBC執行委員會的看法很灰暗，但調查報告裡揭露的實際情況遠比我想像的更邪惡、更系統性。
這份報告結論的信息量非常大，幾乎難以用幾句話概括。它證實並詳細說明了SBC被指控的「對受害者和呼籲改革者的欺騙、搪塞和恐嚇」等行為。報告內容包括了執行委員會高層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書面談話，展示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冷血，就好像是電視犯罪劇裡的反派才會有的情節。它記錄了一些SBC領袖對性侵事件的冷漠掩蓋，以及對一些領袖本身性侵犯行為（sexually predatory behavior）的可信指控，包括SBC前主席約翰尼·亨特（Johnny Hunt，他是在SBC歷史上僅有的幾位似乎在所有典型分歧中都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
此外，報告還記錄了執行委員會對一名性侵受害者的錯誤處理方式——將受害者被侵犯的故事修改成一段看起來像是雙方同意的「外遇事件」，導致她度過了多年地獄般的生活——報告證實了這一點。
多年來，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人說，他們已建立一個資料庫——以防止性侵犯悄悄地從一間教會轉移到另一間教會、魔爪伸向新的受害者——但調查發現，因為SBC教會的自治特性，這在實際執行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我讀到報告裡的檔案證據證明這些人不僅知道如何建立資料庫，而且他們已經有一個資料庫時，我不禁驚訝得張大了嘴巴。
報告的結論是，關於性侵、暴力事件的指控都被存放在SBC於納什維爾總部的一個秘密檔案庫裡。裡面記錄了700多起案例。他們不僅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這些性侵犯繼續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據報道，工作人員甚至被告知「不要與那些詢問如何阻止他們的孩子被牧師性侵犯的人接觸」。報告顯示，這些領袖並不是建立資料庫來保護性侵受害者，而是建立一個資料庫來保護 自己。
事實上，正是那些斥責我和其他人在提到美南浸信會中的性侵行為時使用 危機 一詞的人，不僅知道有這樣的危機，而且還在悄悄地對其做記錄，而同時卻告訴那些要求改革的人，這種罪行很少發生在「像我們這樣的人」中。 當我讀到歷任主席中的某些人、高層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律師之間的來回溝通時，我不禁要問，除了犯罪陰謀，這還能叫什麼？
確實，那些責備我和其他人在提及SBC性侵案時使用「危機」一詞的人，不僅知道這些危機確實存在，甚至還悄悄地對其做記錄，同時卻告訴那些呼籲要改革的人說「這種罪行很少發生在『我們這樣的人』之中。」當我讀到這些總會主席、高層工作人員和律師之間的來回信件時，我不禁想知道，除了稱呼這種行為為「犯罪陰謀」外，還能用什麼詞來形容？
所有這一切的真正恐怖之處，不僅在於已經發生的事情，更是在於它們「是如何發生的」。SBC平信徒的成員們有著兩個極其強大的核心價值觀——對聖經的信實和合作性的宣教使命—— 反被他們的領袖們用來傷害他們。
SBC圈子外的人無法想像「世界咖啡館」（Café Du Monde）故事有如神話般的力量——在新奧爾良州的法國區，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和保羅·普雷斯勒（Paul Pressler）兩個人在餐巾紙上畫出了SBC如何恢復人們對聖經真理的委身和對其信仰告白信實的藍圖。
對於有一定年紀的SBC會友來說，這個故事相當於路德教派的維騰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門，或衛斯理學派的阿爾德斯蓋特大街（Aldersgate Street）。會友們相信，是這兩個男人的勇氣將SBC從神學自由主義（liberalism）中拯救出來。事實上，我甚至曾經講這個故事給我的學生聽。
這兩位神話般的領袖現在已經名譽掃地了。 其中一位因被指控在他領導的機構中不當處理強暴受害者的案件而被解僱。因為有記錄表明，他曾公開評論青少年女孩的外貌，及對被家暴的婦女提出不當的建議。 另一位另一位現正面臨關於涉嫌強暴年輕男性的民事訴訟。
我們所聽聞的他們，是想要持守住傳統的基督信仰的勇士。然而他們真正想做的是征服他們的敵人，並建造紀念自己的彩繪玻璃窗——無論這條路上有誰受到了傷害。
今日，還有誰會看不出SBC機構文化的腐敗之處呢？他們動員起來將旗下稱呼女性傳道人為「牧師」的分會遣散，或者，雖然在母親節邀請女性在主日講台演講，卻視強姦和性侵的指控為一種「干擾」，並將SBC總會裡面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職員的行為視為違背珍貴的「地方教會自主權」——在今日的SBC的一些分會裡，女性若穿著緊身褲會被視為「社交危機」，而處理教會裡的性侵案卻會被視為一種「干擾」。
SBC多數的會友都相信聖經，並希望支持也相信聖經的領袖們。但他們不知道。有些領袖會利用聖經真理來支撐自己的謊言。
SBC神話的第二部分是關於他們的宣教使命。我對自己的學生、孩子說過的話，也正是我在SBC裡聽過的話——SBC發明的「協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是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募資策略。 我們所有在SBC教會裡長大的人都極為尊敬宣教士先鋒慕拉第（Lottie Moon）。（事實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辦公桌對面正有一個她頭像的銅像。）SBC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我所認識的最無私、最謙卑、最有恩賜一些的人。
然而，SBC對於宣教和協力合作的良好傳統，往往也顯現在當他們打著「合一」的大旗，把「恩典」及「饒恕」武器化，在無數個案件裡用以責備性侵受害者身上。調查報告裡揭示，SBC領袖們曾如何控訴這些「職業受害人（以及與他們並肩作戰的人）」是如何成為魔鬼的工具，用以「干擾」神國的工作。
而那些在SBC體制內呼籲改革的人則被告知，這樣做可能會導致一些旗下教會停止參與及提供協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的資金，並從宣教禾場上召回宣教士。而那些指出問題嚴重性的人——特別是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和那些不願屈服的倖存者軍團——則被指責為瘋子和反抗軍，被人控訴只是想燒毀SBC所擁有的一切。這些性侵倖存者光是要經歷心理戰爭和法律訴訟上的騷擾已經夠糟了，他們還會被孤立，被暗示：如果他們繼續關注性侵事件，人們就會失去聽到福音的機會並且下地獄。
教會間的合作/協作是一種良好的且符合聖經教導的理念，但合作絕對不能只是為了「保住基本盤。」那些曾說出「保住基本盤」等詞彙的人心知肚明自己的意思。他們知道，一但自己越過界限，就會被一同視為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而被SBC拋下。他們知道最惡劣的人會毫不猶豫地作惡，而「好人」會保持沉默。但對於那些因此被犧牲了的性侵受害者——包括兒童——他們都不算什麼。畢竟這些受害者沒有所謂的「基本盤」可依靠。
當我和妻子走出我們將永遠不再參加的最後一次SBC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她看著我說：「我愛你，我會一直支持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如果夏天到來之前，你還是SBC的成員之ㄧ，我們之間就是個『跨信仰』的婚姻了。」這個女人從不喜歡給出最後通牒，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下達最後通牒。但她在SBC裡親眼見到跟聽到的實在太多了。我也是。
我無法想像那些曾在教會裡被性侵的人現在正經歷著什麼樣的憤怒。我只知道，對於在這個時刻仍必須說出「我們（SBC）」的我自己，我有多憤怒，而我再也不想說出這個「我們」了；我只知道，那些當初向我傳福音，告訴我耶穌愛我，無法相信我如今會成為這個體制一份子的人內心有多憤怒；我還知道，當我們（SBC）自誇著沒有人像我們一樣為耶穌傳福音到世界各地時，那些讀著第三方機構報告的人們——讀到關於SBC大樓的七樓發生的事，關於有多少孩子被強暴、多少人被攻擊、多少尖叫哭泣聲被消音——時，有多大的憤怒。
這不僅僅是一場危機。這甚至不僅僅是犯罪。 這是褻瀆上帝的行為。任何在乎天國的人都應該憤怒至極點。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帶領公共神學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