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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控下,上海的教會更忙了

教會的牧師、領袖和成員不但更勤於禱告,而且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幫助社區度過難關。

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新冠封控中,社區誌願者在分發蔬菜。

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新冠封控中,社區誌願者在分發蔬菜。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3, 2022
Liu Jin / Getty

上海全域靜態封控已經超過一周。加入小區志願者的第二天,GB教會的薛牧師收到了一套白色連體防護服,一副鞋套、一副手套和一個面罩。(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薛牧師”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教會名字亦為化名。)當天晚上8:30后,薛牧師需要負責收取該樓16-27層,72戶人家放置在門口的乾濕垃圾。他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搬運了將近300斤的垃圾。翌日,他組織的口罩、酒精的團購群很快集滿了近150瓶酒精、上千個口罩的需求。

社區的志願者們很快和他熟絡起來。一看他來參加社區會議,這些上海的阿姨爺叔們立刻開啟滬普頻道,以保證無阻礙交流。他最近加的微信好友都是社區里的鄰居,當他談起自己所在的社區時,鄰舍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行政地理意義上的人群,而是一個個高矮胖瘦、有各自性情的人。

CL教會位於這個城市的另一區域。這個教會早上的晨禱會自疫情封控后,人數有了顯著增加。當這個城市早起的人忙着在手機APP上搶菜時,20多名基督徒和慕道友開始了他們線上的敬拜。“每天早上15分鐘的聖經分享、15分鐘的禱告,我們鼓勵大家醒來后,不要等什麼事都做好了再來禱告。若是那樣,就像馬丁路德所說,其實是放棄了禱告,”CL教會的韓牧師說。

這間植堂不過兩年的教會沒想到這項網絡事工竟然堅持了兩年,現在不單參加的人數增加,不少非基督徒也因為聽見基督徒坦誠地分享自己在疫情封控期間的焦慮、缺乏,而更加喜愛教會的真實。

自2022年3月起,隨着Omicron病毒的傳播進入社區,上海這座人口超過2500萬的城市逐漸失去了以往的秩序。起初,上海政府官員試圖通過封控個別建築和住宅區,遏制病毒的傳播,減少對城市正常經濟生活的干擾。但到了3月27日,市政府發布了依次封控浦東浦西至少四日的通告。這意味着過去精細化分控的防疫策略不再有效,整個城市關停了公交交通和絕大部分企業,幾乎所有人都被要求居家隔離,足不出戶。

到4月7日止,上海每日感染人數上萬,對絕大部分小區來說,解封遙遙無期。封控的代價也很大。血透病人因為居家限制令無法得到治療,感染新冠的家庭必須遵從“陰陽分隔”的政策,年幼的嬰孩在陽性,而父母陰性的情況下,必須被單獨送往醫院隔離。

方艙無序管理帶來的哄搶以及醫療物資的嚴重缺乏,讓標榜精緻文明的上海集體陷入焦慮。每個人都知道這座城市病了,卻似乎沒有良方來醫治,每個人都希望在與人的關聯中得到幫助,但也有人在孤獨中放棄了生命。一位在封控中找到教會牧者的非基督徒說,“反正大家都沒有解決方法,但我知道教會為我禱告,和我一起禱告,陪着我們……”。

面對封控的混亂和人們有這麼多需要的情況,基督的教會如何回應?CT記者採訪的一些上海的牧師和教會領袖強調禱告、靈修、屬靈成長和愛心行動的重要。

禱告“近距離”

“2020年疫情開始時,我們教會的聚會轉到了線上,以線下小組接入的方式保證弟兄姐妹們仍有面對面的團契。”薛牧師告訴CT記者。“一旦情況有所好轉,我們就恢復了線下的實體聚會。那時候,我們沒有一個成員的小區被封控,大家出行還是自由的。但這次,100%的成員被封控在自己的住所,曾經還對外地防疫指指點點的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面對了疫情”。

薛說,他的教會成員中已有三個家庭感染了病毒,教會雖然不能直接給予幫助,但都在第一時間請求教會成員們為他們共同禱告。成員們自發地跟進他們的狀況,為他們發去禱告的經文。長老和關懷執事做的最多的,就是逐個詢問成員最近的狀況,並為之禱告。

CL教會尤其鼓勵教會的弟兄姐妹不單與信徒一起禱告,也和非信徒一起禱告。他們不是發一句“為你禱告”,而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打電話與有需要的人一起禱告,或者將具體的禱告詞寫下來。對於不知道該怎麼禱告的成員或訪客,韓牧師鼓勵他們按着聖經向神禱告。“每天花半個小時的時間,隔絕屏幕、網絡信息的干擾,用經文作為引導,思想神的屬性,而不是我們的需要。就好比早上靈修讀到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12:48-50)

韓牧師說:“家裡冰箱滿了,我們屬靈狀況不一定會好,但我們屬靈狀況好了,我們看冰箱空了,也不會有內心的焦慮。神每天都藉着經文對我們說話,我們也要思想並在禱告中回應祂。”

薛牧師牧養的教會從兩周前開始了線上讀經活動。一個小時的時間,弟兄姐妹通過網絡會議的方式,分段朗讀福音書,讓神的話語藉着被誦讀、被聽見成為彼此的力量。不久,教會成員又發起了按主題的讀經活動。每人輪流讀一段經文後,分享自己與這個主題相關的代禱事項,或者他人的代禱事項,最後試着用這段經文為自己和他人禱告。

發起活動的姐妹在邀請信中寫道:當我不知所措,被現實的難處和罪糾纏,腦子無法專註看完一章經文,無法開口禱告的時候,就拿起來,開口讀,常常讀着讀着心被神的話語打開,緊閉的口開始向主禱告呼求。希望神的話可以通過不一樣的方式幫助到我們。

愛鄰舍不再是一個詞組

疫情爆發之前,GB教會正好開了《愛鄰舍》這門核心課程,在其導言中提到:愛鄰舍意味着愛所有人,包括我們不想見到的、鄙視的,甚至覺得可疑的人。我們的責任不是要去判定誰值得愛,而是要成為滿足他人需要的好鄰舍。

疫情讓上海鄰里的關係大為改觀。菜蔬食物的團購必須以社區為單位,封控時間長短也以小區有無感染病例為依據。996的打工人帶着一身職場技能化身小區的團購達人,小區消毒、組織核酸、分運物品皆靠鄰里組建的志願者。

韓牧師說,“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讓別人看到我們在積極幫助鄰舍,幫助社區建立好的秩序,去分享我們擁有的食物,為我們的鄰居禱告,和他們一起禱告,告訴他們我們是基督徒。如果我們鄰居當中有陽性的,不要遠離他們,給他們發消息、視頻,了解他們實際的需要。”

姜長老的本職工作是飛行員,在過去的三年裡不是在飛行,就是在隔離。城市的封控讓他終於有時間在家陪妻子和年幼的兒子。但當小區徵召志願者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每天穿着防護服組織核酸檢測,為大家分發物資。幾天後,他和妻子感染了新冠,三歲兒子的抗原檢測卻顯示陰性。這意味着遵循上海的隔離政策,夫婦倆必須與孩子分離。但姜長老卻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後悔,他只希望隔離期間,他們一家人能始終在一起。

唐姐妹從有小區封控開始,就定期地為被管控的弟兄姐妹們送菜。她買着溢價的食物,精心烹飪,送給懷孕或單身的姐妹們。當被問起為何如此大費周章時,她卻笑着說,“她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在這特殊的時刻,我想讓她們嘗到加倍的愛,因為天父也這樣愛着我們。”回到自己的社區中,她又頂着被罵被感染的風險做了志願者,承擔起為整個小區有需要的人配藥採購的任務。幾天奔波下來,她的嗓子嘶啞了,為了求購小區的物資每天打電話到深夜。

薛牧師說,”我們今生為社區謀求的福利不能存到永遠,但也值得去做。因為當我們愛鄰居時,我們彰顯了神的所是,當我們愛鄰居時,我們彰顯了神的愛,當我們不僅愛鄰舍,而且投身於社區時,我們見證了神的原則,彰顯了祂的智慧。”

在疫情中見到成長的果實

CL教會自封控以來,教會奉獻居然超過了前幾個月,大筆的奉獻進入賬戶,留言備註去幫助那些需要的人,不一定是教會的成員或訪客,也不用是基督徒,只要是實際有需要的人。長執團隊計劃把其中一部分用於幫助窮人,包括失業的、貧窮的,或有贍養老人需要的,補貼他們的房租或給予經濟援助。一部分奉獻給受影響的宣教士、機構或貧窮的傳道人。

除了物質上慷慨,看顧窮人外,韓牧師認為在眾人面前,包括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面前,敞開自己,分享自己的軟弱,也是基督徒群體見證的方式。疫情當下,這間原本拿捏着彼此間的距離,以精英白領為主的教會,第一次“不分場合”地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焦慮情緒,為家中物資缺乏而有的擔憂,在育兒和婚姻上的問題。因着他們的真實,非基督徒不再對基督徒敬而遠之,反倒可以真實地作為罪人來到上帝面前,好讓上帝的愛臨到他們。

“我們也許經歷着植堂兩年以來最大的危機,但這段特殊的經歷也讓我們看到在疫情前所種的,都在如今開花結果。馬上要進入復活節的最後一周,我尤其想到復活的盼望決定了我們此刻的狀態。當我們越相信復活,就越輕看此刻的艱難。”韓牧師在過去的幾周中,花了更多時間陪伴教會中的同工們,與他們禱告,確保他們屬靈上的健康。

這些上海基督徒的盼望,是當病毒不再在這座城市棲息時,教會可以成為人群更好的陪伴者和社區更好的建設者,讓人與人的距離更近一點,人心與上帝的距離也更近一點。

Eva Chou, 基督徒記者、文字工作者,和丈夫長期在地方教會服侍,育有一子。

為什麽復活節的日期會浮動?

復活節可以落在35天的其中一天。 為什麽? 儘管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還是讓我們研究一下吧。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3, 2022
toeytoey / Shutterstock

本周,就如他們經常所做的那樣,我聰明的12歲和13歲的主日學學生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為甚麼去年復活節是在埃文(Evan)生日那天,而今年卻是在艾比(Abby)的生日? 雖然我無法當場回答,但我知道我在辦公室裡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為這樣的用途而保存的:法瑞爾·布朗(Farrell Brown,即作者——譯註)的一篇短文,他是一位退休化學教授,對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歷史互動感興趣。 對那些對復活節浮動的日期仍然摸不着頭腦的人,布朗博士能夠幫到大家,他不單回答了我主日學學生的問題,並免費附加一些額外的資料,讓我們知道為甚麼復活節在世界不同地區仍然發生在不同的日子:

復活主日的日期是在基督教年曆中所謂的會移動節期,對許多慶祝它的人來說似乎很神秘。 在(北半球)春季有35個可能的日期來慶祝這一次性事件。 為甚麼會這樣浮動呢? 答案來自基督教誕生後幾個世紀的一些決定。

為甚麼大多數東正基督教會偶爾會與基督教世界其他宗派在同一個主日慶祝復活節,而在其他時候卻可以是相隔五週之久? 這個答案主要在於不同的人對一項已有數百年歷史的教皇谕令的回應。

我們這趟認識浮動的復活節之旅的第一站是,迅速地學習一下公元30年左右在《聖經》之地是如何使用日曆的。 雖然羅馬帝國的儒略曆(Julian calendar),即基於太陽週期而定的曆法,自主前45年就已經存在,但它並沒有取代在兩千年的猶太歷史中起著圖示和指南針作用的陰曆。 (陰曆年中有12個月亮週期,每個週期為29.53天或一年354.36天,而儒略曆一年是365.25天,每四年有一閏日。)儒略曆的運作方式是四年一個週期,當中三年有365天,第四年有366天。

自雙重系統開始以來,兩個日曆的不一致已經搞亂了地中海和周邊地區的歷史記錄。 令事情更混亂的是,耶穌的門徒沒有記錄他們的主復活的確切日期。 許多初信徒期望耶穌很快就會再回來,這個希望(某些學者認為)使這些周年紀念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由於這些原因,幾乎沒有可能達致一個單一、普遍被接受的慶祝日期。

尼西亞協議

三百年後,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統治時期,基督教開始在帝國中傳播。 任何備受尊敬的信仰都應該有其宗教節日和紀念日,因此,為慶祝復活節定下一個日期成為一件重要事情。 事實上,在325年時,於尼西亞(Nicea,位于今土耳其)舉行的第一屆普世大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上,這就是神父和主教們考慮的八個主要議題之一。 一条被一致接受的教会法(canon)確定了復活節永遠不會落在猶太人的逾越節開始的日子,這也許反映了基督徒對猶太人的敵意,因為他們在耶穌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當時在尼西亞的各個教會團體似乎對復活節的日期有不同看法。 最大的分歧是安提阿和敘利亞的東方教會,它們仍然使用猶太曆或陰曆來確定復活節的日期,而亞歷山大和羅馬的西方教會則採用有效率的陽曆。 由此產生的協議是,正如一般所說的那樣,復活節應該是在春分後第一個滿月之後的第一個週日。 (春分是就一年兩次太陽穿過天赤道的其中之一,當天晝夜的長度大致相等。)

這解釋了復活節可能發生的35天(由3月22日至4月25日):春分後第一個滿月後的第一個週日可能是春分開始後2天或最多37天。

我們把這個複雜的公式歸功於當時聚集在尼西亞的派系所達致的政治協議,當中包括了對太陽(春分)和月亮(滿月)的考慮。 東方基督徒將月亮不規則的盈虧週期注入計算中,從而造成了“浮動”效果,因為他們希望他們的陰曆在確定重要日期時能保持其歷史(儘管有問題)作用。

災難性的移動

儘管有點累贅,尼西亞協議規範了教會在接下來的900到1000年裡對耶穌復活的紀念。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 不幸的是,儒略曆裡有一個不能忽略的缺陷,隨著幾個世紀悄悄地過去,它浮現出來了。 這個缺陷影響了復活節的慶祝,然而,它的修正在基督徒中引起了巨大的衝突和恐慌。

在120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羅傑·培根(Roger Bacon)的英國修士觀察到,復活節的日期除了法定的浮動之外,離春天越來越遠。 天文學家現在知道太陽年的長度比較接近365.242天,而非儒略曆年假設的365.250天。 在1000年中,儒略曆計有365,250天,而實際上,只過去了365,242個太陽日。 培根意識到,每個儒略年都會稍稍“溢出”至下一個太陽年,任何日期都比日曆所指出的實際時間更遠。 人造日曆可能說是這樣,但大自然的季節並沒有被愚弄! 雖然這種小小的誤差導致每年只有11分鐘的差別,但由儒略·凱撒(Julius Ceasar)到羅傑·培根的時代,已經累積了長達9天的誤差。 但培根要求糾正這誤差的提請沒有得到重視。

到1500年代中期,教宗貴格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意識到這個誤差的後果,並將解決方案委託給耶穌會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克裡斯托弗·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 明白事情原委的教皇於1563年在特倫特會議上認可了克拉維烏斯的發現。19年後,即1582年10月4日,貴格利簽署了一份教皇通諭(bull),頒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日曆——格裡曆(Gregorian calendar)。

從那時起,格裡曆修正了儒略曆。 它巧妙地刪除儒略曆每1000年中存在的250個閏日(2月29日)中的八個,從而更準確地估計了一年的平均日數——即365.242。 確切的規則是,在世紀界線上,只有當世紀數完全可以被400整除時,那年才會有閏日。 換言之,2000年閏日是一個特別日子。 下一個有閏日的世紀界線要等到2400年才出現。

復活節的更多麻煩

格裡曆只為未來的年日解決了問題,糾正舊曆法的“誤差”仍然是關鍵問題。 到1582年,儒略历年與太陽年的累積誤差總計為10天。 教皇議案以一種實際但挑釁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將儒略曆向前推10天。 1582年10月5日至14日的日子就這樣消失了!

贵格利谕令的這一部分引發了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混亂和衝突。 復活節不僅會繼續浮動,而且會在不同的地區不一地浮動。 因為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德國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193年來,不同的德國城市在不同的時間慶祝復活節。 聖公會加入了這場鬥爭,抵制了這改變接近170年之久。

東正教會內的一些轄區至今仍以儒略曆來確定節期日子。 該日曆現在比格裡曆晚13天,而在2,100年時,差異將會是14天。 對於不會移動的節期日子,那滯後好決定了東正教的日期。例如,聖誕節在1月7日(直到2100年)。 對於會移動的節期日子,情況则複雜得多。 月相和春分都在起作用,在尼西亞時,教會定3月21日為春分,但在格裡曆中卻成了4月3日。 深入的解釋超出了這次歷史敘述的範圍。 但有趣的是,在2001年和2004年,基督教界对於復活節日期又一致了。

有關復活節和日曆的更多資訊,請參閱以下來源:

大衛·尤因·鄧肯(David Ewing Duncan),《日曆》(Calendar),紐約, 雅芳圖書公司(Avon Books, Inc.)1998年出版。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對千禧年的質疑》(Questioning the Millennium),紐約, 和諧圖書(Harmony Books),1996年出版。

赫伯特·瑟斯頓(Hebert Thurston), 《天主教百科全書:復活節爭議》("Catholic Encyclopedia: Easter Controversy")。 取自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5228a.htm

路易斯·帕薩沃斯(Lewis Patsavos), 《東正教的日曆》(The Calendar of the Orthodox Church), 取自 www.goarch.org/en/ourfaith/article7070.asp

法瑞爾·布朗(Farrell Brown)是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的名譽教授,居住在克萊姆森地區。 可以通過 farrelb46@bellsouth.net 與他聯繫。

《今日基督教》版權。 點擊这里 查看轉載資訊。

翻譯: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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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正在回到教會——但可能不是同一個教會

經歷了過去兩年的所有變遷和變化,許多教會感受到會眾流失加快。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1, 2022
Cavan Images / Getty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休斯頓西北教會在2017年遭受颶風哈維的嚴重破壞。 兩年前,被水淹的設施終於得以重建,但教會進入完全正常運轉狀態只有六個星期,就又因為新冠疫情而關閉了。

隨着教會經受一個又一個的挫折,主任牧師史蒂夫·貝茲納(Steve Bezner)目睹了會眾群體的起伏。

他說:“參加我們的實體禮拜的會眾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新面孔。”

出席他的教會的,目前每周有1600人,包括幾百位在線觀看的——與疫情前的每周平均1700人相差不遠。 貝茲納驚嘆於在疫情期間離開的會眾數量,以及接替他們位置的新人數量。

“這將使你相信聖靈的保守,”這位休斯頓牧師說。

在一個教會的生命周期中,成員的流動就像洗禮、婚禮和葬禮一樣常見。 但這次疫情加速了人們的來來往往,使得教會需要新的策略來歡迎和吸收新成員進入教會群體。 一方面,COVID-19預防措施在不斷變化,另一方面,許多人選擇繼續在網上做禮拜,確定誰仍然屬於教會群體的一部分是一個挑戰,這些都使事情更加複雜。

伊利諾伊州內珀維爾市(Naperville)Highpoint 教會的主任牧師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說:“不在一起聚會使這些問題顯示出來。 福音沒有改變,我們永遠會以《聖經》為中心,但我們與人交往的 方式 正在改變。”

在過去兩年中,COVID-19推動人們的生活發生各種變化,包括職業轉變、新的人際關係和搬遷。 有些變化是出於需要,有些是出於新的優先考慮;皮尤(Pew)的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被問者看到了疫情的一些正面影響。

這在選擇教會方面也有體現。 對於那些已經在原來教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次疫情成為一種催化的動力,使他們開始探索其他教會。 一位亞特蘭大的教會成員說,這次疫情推動她改變,因為在所屬的青年團體中她遇到了艱難的人際關係問題。

27歲的伊麗莎·胡佛(Elisa Hoover)說:“我決定在其他地方重新開始。 在疫情期間,訪問其他教會比較容易,使得在我們教會這個本來關係密切的社區中,我的缺席緊也不太被人注意。”

對許多人來說,因為疫情的持續隔離加強了他們對人際聯繫和屬靈社區的渴望。

許多休斯頓西北教會的新會眾來自街對面的一個大型公寓區,那裡住的大多是單身成年人。 貝茲納說:“他們感受到了孤獨的心理壓力,然後想去看看。 他們想發現上帝是誰。”

這種對人際聯繫和屬靈歸屬的渴望不限於特定的人群,從獨居的單身人士,到有年幼子女的父母,再到住得離教堂太遠而無法深入參與的會友,都受其影響的。

當新冠疫情在2020年開始時,迪倫·帕克(Dylan Parker)和他的妻子意識到住得離他們的阿肯色教堂太遠,無法像他們希望的那樣投入。

他說:“在疫情使我們放慢腳步之前,我們沒有意識到,在城市間來回奔波的生活給我們帶來多大損失。” 他們開始尋找離家較近的教會,但很快得知他被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博士課程錄取,將要搬到加州。 帕克和他的妻子現在所住的地方,距他們教堂及其許多成員都在步行距離之內。

“我們已經感覺到,在這裡我們擁有比在阿肯色更親密和更強大的社區,”帕克說。

對於在疫情期間出現的,包括社會正義在內的各種挑戰性議題,這位兩個孩子的父親對他的新教會的處理方式也很欣賞。 雖然他說不會僅僅因為這個原因而轉換教會,但承認他在加州的教會更適合他。

他說:“我以前的教會不允許有空間來討論我關心的社會正義的話題。 我已經達到了生命中的一個階段,需要空間來回答這些問題。”

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摸索前行

如果我們不認知全國在口罩、疫苗接種和種族問題上兩極分化的政治背景,我們就無法分析為何會在疫情期間發生教會會眾的大遷徙。 對於代表着寬廣意見光譜的教會成員,牧師們經常感到沒有能力令人滿意地回答、解決他們的問題。

貝茲納將過去兩年的動蕩描述為,“多重的國家創傷,造成很多牧師對做出決策感到疲勞。”

在各方嚴格檢視下做出的有爭議決定,可能會導致某些會眾重新評估教會對自己是否合適。

伊利諾伊 Highpoint 教會的史密斯說:“過去還是比較安靜的,而現在是一組一組人地一起離開,表達意見時比過去強烈的多了。”

教會往往失去了所謂“後排”會眾。那些積极參与的會眾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積极參与,那些中度參與的會眾在這段時間保持穩定,而許多參與度較低的會眾則逐漸流失。

史密斯說:“我們看到,那些過去每年來8或12次的人已經不再來了。 他們的靈命肌肉萎縮了。”

在 Highpoint 這個非宗派教會的七個聚會點,儘管教會領袖和志願者進行了踏實的溝通努力,這類會眾中還是很少有人重新參與。

在疫情期間提供虛擬崇拜是有幫助的,但卻難以追蹤會眾的出席情況。 將轉換教會和在網上敬拜的兩類人混在一起,使得難以準確統計永久退出教會的成員的真實數目。

Lifeway Research 發現,去年夏天,幾乎所有的教會都重新開張了,但原本經常參加聚會的會眾中,只有四分之三的人回到了教會。

建立根基更深的社區

富勒神學院植堂項目主任唐倫(Len Tang,音譯)說:“匿名性是美國教會特徵的一個重要部分。 但在較小的教會裡,你不可能匿名的。”

在某些方面,小型教會和植堂教會在大流行期間更有條件保留住先有的成員。 唐所在的加州帕薩迪納(Pasadena)差傳教會(Missio Church),在疫情期間沒有看到太多會眾轉換教會。

他說:“人們通常會忠於一個植堂教會的理念,不太會轉換教會。” Lifeway 還發現,小型教會比大型教會恢復得更快。

“大多數小教會的會眾數量仍然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達到這一點的小教會還是要比大教會多,” Lifeway Research 的執行董事斯科特·麥康內爾(Scott McConnell)說。 “小教會的優勢,有可能在於人們感覺自然的較小的聚會比較安全、在線聚會技術選項的差異,或人際關係的力量。”

大大小小的教會在暫停實體崇拜的時候,都注重小組門徒訓練。

唐說:“對於門徒訓練有深刻理解的教會可以繼續這使命。”

在 Highpoint 教會,牧師們不能再以主日崇拜出席率作為衡量教會門徒訓練的標準,因此他們調整了領導培訓的方法。 他們不是簡單地分享門徒訓練的方法,而專註於教導教會領導人們為什麼門徒訓練是必要的,以及如何有意義地讓人參與。

史密斯說:“我們正試圖幫助他們理解,‘作為屬靈塑造的一部分,你如何讓人們展示出他們更深層次的掙扎和渴望?’”

在休斯頓,貝茲納的教會開始舉辦異象晚餐,以便比他們傳統的新成員課程容納更多的人。

德克薩斯州斯普林(Spring)的馬特(Matt)和達拉·奧斯本(Dara Osborn)最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異象晚宴,以進一步了解教會的過去和未來。

馬特·奧斯本說:“有些教會專註於重建,有些教會則在衝刺前進。 休斯頓西北教會正在衝刺前進。 在這個新時代,教會重新開門就像重新開始。”

奧斯本認為,疫情中的這段過渡期可能是在為教會未來新的增長階段做準備。 他說:“也許上帝正在將人們安置在他們需要的地方,以便祂的國度在後疫情時代有發展的空間。”

翻譯:David Lee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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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後,中文和合本聖經活力依舊

中國教會歷史學者分析中文和合本聖經的影響長盛不衰的原因。

CUV Chinese Bible

CUV Chinese Bible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 Sixteen Miles Out / Unsplash

自1919年出版以來,中文和合本聖經(CUV)已成為最主要和最受歡迎的聖經中文翻譯。一個世紀之後,中文語言發生了很多變化,新譯本相繼出現,和合本譯本的主導地位仍然絲毫沒有減弱和動搖。在《自上帝說漢語以來:和合本聖經九十周年》紀念文集中,來自台灣的學者曾慶豹這樣說:“(和合本)很可能是近一百年來乃至未來對中國讀者最具影響力的'中文文本'。雖然我們還不能稱之為中文世界的一部‘正典’,它毫無疑問是一個‘權威’”。

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團隊包括16名西方傳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學者,包括美國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英國人文書田(George S. Owen)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以及中國學者誠靜怡、劉大成和王治心。《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的翻譯工作於1872年開始,整本新舊約和合本聖經於1919年出版。和合本翻譯的指導原則包括:必須使用全國通用語言(而不是地方土話);行文簡單,能被各行各業的人理解;忠實於原文而不失中文的韻氣。

正如宣教學家拉明·桑尼(Lamin Sanneh)和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所說,聖經的翻譯對於基督教傳統至關重要。從始至終,聖經翻譯一直是新教徒宣教士在中國宣教工作的重點。

對於大多數中國新教徒而言,和合本聖經無疑是權威,並且經常被冠以“上帝的話語”的地位。儘管如今已有多種聖經中文譯本,偶爾還會有中國基督徒在網上宣稱只有和合本是真正的聖經,所有其他譯本都是錯誤的,甚至是異端(不過如今已經很少有華人牧師或教會領袖會教導“和合本無誤”了)。

中文和合本譯本佔據主導地位的速度之快、時間之長,着實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我們該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呢?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學者,我想強調以下因素。

1. 中文和合本聖經在提供和塑造中國新教教會的神學語彙方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自19世紀初以來,在漫長而艱苦的聖經中譯過程中,西方和中國的翻譯家積累了豐富的中文神學概念和術語。和合本譯本繼承並融合了這些概念和術語。

和合本剛開始出版發行的時候,恰逢西方宣教士退出中國、華人本土教會成熟的時期。中國基督徒領袖興起,帶領中國本土福音派的福音運動,影響遍及全國各地。這是本土新教徒神學知識和傳統的形成時期。

及時到來的和合本譯本為中國新教徒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的神學概念和詞彙,並立即被中國信徒接受和熱愛。很快,和合本譯本中的一些關鍵的聖經術語諸如“信仰”、“罪”、“救贖”和“恩典”等成了標準的“信仰詞彙”,被教會領袖、神學家、傳道人以及平信徒所廣泛使用於每日的生活中。

和合本聖經中的關鍵聖經術語已經深深刻印在了世界華人新教徒群體的神學DNA中。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被華人新教徒所知、所認同並使用的唯一神學語言系統。相比之下,在西方,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本地語言譯本的聖經對教會生活有如此重要和持久的影響。

2. 中文和合本聖經 為全球華人新教徒群體塑造了一個統一的身份。

在中文和合本問世之前的聖經或是被翻作了古典漢語,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精英階層才能讀懂;或是被翻作了中國某些地區的方言。因此,和合本的翻譯達到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目標——令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都能讀懂這個譯本。它把所有中國新教徒的信仰統一於同一個中文聖經版本之下。現在當你參加任何中國大陸或海外華人的中文禮拜時,會很容易感受到一種普遍的華人新教傳統的存在。儘管環境不同,華人新教徒都講着同樣的“屬靈語彙”,唱着一樣的古典聖詩,讀着同一個版本的聖經。可以說,和合本譯本在建立和維護全球華人新教徒的共同身份中起着重要作用。

3. 中文和合本聖經在試煉和苦難中一直陪伴着中國教會。

過去的一百年對中國的新教教會來說是一個動蕩的時期。中國教會經歷了數次戰爭,革命和政府的壓力,並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被全面迫害。許多中國信徒見證說他們在和合本經文中找到安慰和力量,甚至是在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熱愛閱讀以及背誦手抄的和合本聖經經文。中國教會在深沉的苦難中忍耐持守、互相依靠,中文和合本聖經是這個集體記憶和遺產的一部分。因此,和合本聖經與中國新教徒之間有着強大的情感紐帶。而且這種情感紐帶或依戀不會輕易消失。

4. 對聖經文本的精妙翻譯賦予了中文和合本特殊的品質和持久的魅力。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中文和合本聖經在現代環境中確實具有自己的優勢。眾所周知,和合本聖經以中國北方白話為主,在其之上融合了一些古典漢語的元素。這種優美的結合體現了當時翻譯團隊的天才水準, 使和合本既能被普通老百姓讀懂,又能吸引社會中文化水平較高的群體。

雖然古典漢語元素的存在令和合本聖經的某些措辭在今天顯得笨拙或過時,但實際上,和合本的白話和文言文的結合獨具優勢。許多中國信徒,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信徒,更喜歡和合本而不是其他較為口語化的聖經譯本的原因,正是因為和合本這一獨一無二的風格帶來的特殊韻味。

5. 中文和合本聖經為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漢語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並且在華人社會中極具聲譽。

和合本聖經長期備受歡迎還與它在教會之外的影響力有關。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在近現代化的進程中從傳統王朝轉變為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國家建設進程的一部分,人們開始嘗試用統一的書面語和口語來代替從前的單一書面語(古典漢語)與多種方言口語并行的體系。

這個語言體系建設上是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果之一。而和合本聖經恰在此時出版。中文和合本聖經作為極少數的以當時通行全國的官話來書寫的文本之一,立即贏得了廣泛認可。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學者都同意,和合本聖經是現代漢語的傑作。它不僅是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的典範,也同時藉助於新文化運動的推廣白話文而迅速普及。時至今日,和合本聖經在這方面的貢獻依然被中國學術界廣泛認可。學者麥金華甚至在《自上帝說漢語以來》中聲稱:“正如施洗約翰為耶穌預備了道路,那些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譯者們為新漢語的形成開闢了道路”。若有人將和合本譯本在中國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與聖經翻譯在近現代歐洲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相媲美,也絲毫不令人驚訝。

今天,當一般學術界引用聖經術語和經文時,中文和合本是被引用最多的聖經譯本。這是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中影響力之大的又一例證。換言之,和合本譯本在中國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學術標準。

總而言之,中文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和華人新教徒群體中的流行持久不衰,這背後有着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對於大多數中國信徒來說,中文和合本不只是一個聖經版本而已,更與他們的心靈緊緊相連。因而,儘管中文和合本被一些人批為“過時”和翻譯“不精確”,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和合本聖經在華人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會有任何動搖。

雖然我們可以質問把和合本聖經與神的話語相等同的神學正確與否,以及一些中國信徒有否把和合本聖經奉為偶像的傾向,但現實是,如果我們要對和合本譯本進行任何修訂,就必須儘可能完整地保留和合本的原文,並儘可能少地進行更改,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可。

中文和合本聖經是上帝給中國教會的珍貴禮物,並被祂用來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至於上帝會使用和合本聖經繼續在中國榮耀祂自己多久?只有祂自己知道。

姚西伊博士是哥頓康威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世界基督教與亞洲研究副教授。

翻譯:朱莉蓉,校對:Sean Cheng

英文原載ChinaSource,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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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基督徒家庭為什麼不願意把孩子送到公立學校讀書?

無論是課堂上的無神論灌輸還是高壓的學習環境,都讓家長們感覺很難找到一個適合他們孩子的學習空間。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2

在他十幾歲的時候,黃健開始變得自我封閉。(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黃健”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這個曾經很快樂的孩子(在公立學校就讀的初中生)逐漸變得沉默寡言。黃健的父親黃宇洲將這種行為轉變歸咎於孩子在學校受到的“創傷”——那種高壓的環境讓孩子不再有學習和參與的意願。在不確定如何能幫助孩子的情況下,黃氏家庭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們將在家裡教育他們的兒子,儘管這種在家教育目前在中國是非法的。

“許多基督徒憑着信心決定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 黃宇洲說。他是一位住在中國北方的家庭教會牧師。“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他們的孩子失去信仰,並給孩子提供有助於他們靈命成長的更好的教育。”

在一個反對基督教信仰的社會中,教導兒女跟隨基督的中國基督徒父母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在沒有實施藍圖的情況下,如何教育並在屬靈的事情上培養下一代。中國的公立學校課程教導學生上帝並不存在,並將宗教信仰跟愚昧的迷信等同。許多第一代中國基督徒在分辨如何將他們的信仰傳遞給他們的孩子時感到掙扎,特別是在他們面臨越來越多的宗教限制的時候。

黃的大兒子(黃健)現在已經畢業。他的妻子繼續在家裡教育他們最小的孩子,小兒子正在讀小學低年級。黃本人目前因與自己的宗教活動有關的指控而入獄。他和他的家人在對基督教教育有了更多了解后,受到啟發,嘗試在家教育,並希望這能幫助他們的兒子度過心理健康危機。

“我們看到自己的孩子陷入絕望,”黃說。“直到我們走上在家教育的道路,我們才看到轉機。"

陸晉雄在他十幾歲的女兒在公立學校遇到壓迫性的社會環境、遇到同樣的困難后,將女兒送到美國留學。

“作為基督徒父母,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有很大的負擔,”這位住在上海的專業人士說。“政府強迫他們去上公立學校,而在家教育是非法的…..這對我們許多弟兄姐妹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通過一系列他們稱之為行政和財務方面的“神跡”的經歷,陸和他的妻子終於能夠把他們的女兒送到國外讀書。雖然他們對這個機會心存感激,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其他基督徒父母的榜樣——那些父母跟他們一樣為如何在主里教養孩子而苦惱。

“如何面對和處理孩子教育的問題並沒有一個唯一的標準答案,”陸說,“因為每個家庭都不同。請為中國的基督徒父母禱告,讓他們在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時有智慧。”

為孩子的教育掙扎

大多數中國家庭只有一個官方認可的教育選擇:公立學校。(國際學校私立學校是存在的,但是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進入這些學校有很多限制,或者因為太貴等原因無法進入。) 許多基督徒父母發現,把他們的孩子放在一個鄙視宗教信仰生活的無神論的教育系統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想方設法阻止基督徒傳福音,而且對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在中國是非法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裡,當基督徒找到傳播基督教信仰的方法時,許多官員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一些基督徒依靠他們的教會來給孩子上主日學課程。另一些人,比如黃宇洲,則擔心教會無法提供足夠的教牧關懷來幫助基督徒家庭的靈命塑造。

大概從2000年前後開始,中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基督徒開始開辦小型教會學校,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其他家庭則選擇在家裡教導他們的孩子。這兩種選擇對家庭教會的信徒來說都越來越受歡迎,儘管在過去幾年裡,基督教教育的空間受到了進一步的打壓。

很難找到關於中國在家教育的官方數字。但是根據2013年的估計,當年在家教育的人數約為1萬8千人(在中國的2億名學齡兒童中,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裡,隨着家庭教會中的中國基督徒對這種選擇有更多的了解,在家教育越來越受歡迎。

選擇退出中國的教育體系並不容易:在體制外接受高年級教育的家庭的孩子無法通過考試進入中國的大學。他們必須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學(但由於經濟和語言原因,出國留學是很困難的),或者完全放棄高等教育。

這些都是很殘酷的選擇。雖然許多中國家庭渴望能接受海外高等教育,但留學的費用高得驚人。由於留在國內沒有其它選擇,決定在家教育等於是犧牲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很不幸地,這對中國的基督徒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有許多基督徒家庭因為持守信仰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

去年夏天,中國政府宣布了管理中國教育的新法規,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圍繞這些法規有很多公開的報道,政府聲稱其中許多法規旨在減少中國家庭在課後補習班和輔導班上花費巨資的壓力,因為很多中國家庭想給孩子提供他們未來成功所需的所有資源。儘管這些法規明面上所說的目標是減少孩子的壓力,但其嚴厲的規定大大增加了地方官員在其職權範圍內下重手處理未經官方認可的教育(如教會學校)的可能性。

最近的這些規定加上全國各地普遍日趨嚴厲的宗教逼迫,幾乎完全摧毀了基督徒在中國各地辛苦建立的基督教教育基礎設施。僅僅幾年前,參與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徒估計,這個新興的運動在中國各地有多達500所學校

今天,一些中國基督徒說,基督教學校運動幾乎已經被扼殺。自從政府在過去幾年將注意力轉向關閉這些學校以來,小型的、由教會管理的學校越來越無法運作。而在基督徒之間的討論中,大家都擔心在家教育可能是下一個被禁的目標。

隨着教會學校的公共空間不斷減少,一些學校已經關閉。其他學校則已經完全轉移到網上——不是因為新冠大流行病,而是因為逼迫。(2020年初瘟疫發生時,中國各地的學校關閉了幾個月,但是從2020年秋季開始,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童都參加了實體面授的課程。最近,因為奧密克戎變體的蔓延,中國一些地方再次面臨封城的可能,中國的學童再次面臨必須接受遠程教學的問題)。

去年春天,地方官員衝擊並關閉了安徽省的一所基督教學校,逮捕了四名教師。其中兩名教師至今仍在獄中,其他人最近才被釋放。這所學校的許多家庭現在已經把他們的孩子送回了公立學校,有些人說他們的孩子受到了老師的歧視和公開羞辱,該校的家長也受到了社區管理人員和地方官員的騷擾。10月,江蘇省警方逮捕了一名基督教在家教育課程銷售員和其他五名與他有關的人。

和教會學校一樣,在家教育在中國也是非法的。但是,在家教育的人還沒有面臨教會學校最近所經歷的嚴厲鎮壓。不過基督徒群體普遍對在家教育可能成為下一個系統性打壓的對象感到擔憂。

在過去的一年裡,全國各地都有從事在家教育的父母因為在家教育而被警方傳訊甚至被拘留。去年夏天,山西省太原市一位從事在家教育的父親趙維凱被逮捕,因為他對他的三個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由於他的案件已在其他地方公布,趙維凱是這篇文章中唯一沒有使用假名的人。) 直到現在,他還在監獄里。這一切在中國並不新鮮,有所變化的只是最近鎮壓行動的範圍和覆蓋面似乎有擴大,不再是孤立的、以某一特定團體或網絡為重點的打壓,而是在全國範圍內更加全面的查禁。

一天難處一天當

最近入獄的黃宇洲牧師說,跟隨耶穌的人應該意料得到會被逼迫。

“當然,我們作為家庭教會,只是社會中的少數。我們可能會遇到迫害,受到歧視,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他說。“既然上帝的子民活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既然主耶穌基督不被墮落的罪人所接受,那麼基督的門徒就不可能被高舉到他們的主人之上。”

去年夏天,在一個家庭教會領袖群組中流傳的一封禱告信寫道:“中國公民社會的教育空間正在急劇萎縮,而且即將縮小到不可能再恢復的地步……基督教教育是這個趨勢的一部分,而且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困境。主啊,我們缺乏智慧,不知道如何往前走。求主幫助我們!”

儘管有壓力,許多中國家庭拒絕成為公共教育系統的一部分。基督徒並不是唯一對教育系統有意見的人;許多非基督徒家庭也迴避公立學校系統,因為壓力很大,而且不強調創造力和原創思想。

一位住在上海的兩個孩子的母親說:“我選擇在家教育的最大原因是自由。”雖然她是基督徒,但她選擇在家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對公立學校的僵化結構感到失望。

“我不喜歡中國公立學校的教育方法,”她說。“那種教育太過公式化,缺乏創造力,填滿了孩子們的整個一天。孩子們沒有時間閱讀,也沒有時間鍛煉身體。”

她丈夫的在家教育的理由更多是基於信仰。他更喜歡在家教育,是因為這可以讓父母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並在基督教的環境中培養他們的孩子。

這位媽媽說,她和她的丈夫沒有受到關於家庭教育的問訊,但他們對未來有很多擔憂。儘管如此:“擔心於事無補,所以我們會一天難處一天當。這就夠了”。

女兒離開中國到海外留學的上海父親陸先生說,他不知道如何幫助在自己的社區中正為這些問題掙扎的年輕家庭。

他家的經驗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現實的,即使經濟條件不是問題。許多青少年獨自到海外留學,都會陷入困境。雖然海外的教育可能會幫助孩子成長,但是這些孩子中的許多人可能會選擇永久移民,而不是回到中國去建造那裡的基督教社區。

陸並不懷疑其他渴望孩子認識基督的中國基督徒父母的動機,但是他擔心許多基督徒家庭似乎把孩子的教育當作偶像了。

“我們確實需要警醒,”陸說。“你可能認為你在依靠上帝,但你實際上是在依靠自己。你可能認為你在引導你的孩子走上一條跟隨基督的道路,但那可能是一條自以為義的道路……我們的底線是仰望神。你的孩子難道不是主託付給你的嗎?”

E. F. GregoryChina Partnership(CP)的博客編輯。CP是一個服事中國家庭教會、為中國教會提供培訓和資源的機構。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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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目睹俄羅斯的暴行,布查福音派領袖們尋求神之手

儘管他的家被撤退的俄國士兵洗劫一空,烏克蘭神學院院長伊萬·魯森(Ivan Rusyn)描述了基督徒在死亡和毀壞中服事所產生的屬靈影響。

2022年4月6日,在烏克蘭布查(Bucha)的一條街道上,人們穿過殘骸和被毀壞的俄羅斯軍車。

2022年4月6日,在烏克蘭布查(Bucha)的一條街道上,人們穿過殘骸和被毀壞的俄羅斯軍車。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2
Chris McGrath / Staff / Getty

這些暴行令人震驚。 烏克蘭當局表示,在俄羅斯軍隊撤出其陣地后,他們發現在基輔郊區有410名平民被殺。 至少有兩個人被發現雙手被綁,幾個人頭部中彈。

許多屍體被燒毀。

一位居民,佔領軍很有禮貌,並分享他們的軍糧配給。 但其他人講述了被洗劫一空的公寓;有人被綁在柱子上毆打。 俄國士兵們甚至射殺了一名騎自行車的人,他當時下車,徒步繞過街角。

這本可能發生在伊萬·魯森(Ivan Rusyn)身上。

作為烏克蘭福音神學院(Ukraini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UETS)院長,他一直在基輔的一個安全屋(safe house)協調援助。 但因為騎着自行車進入俄羅斯控制的布查(Bucha),給鄰居送葯,他成為暴行的目擊者。

儘管俄羅斯稱這些圖像是假的,衛星證據駁斥了俄國的說法。 《今日基督教》採訪了魯森,聽取他的第一手報告。 他談到了屬靈的影響,成為一個更真實的教會,以及福音派人士如何幫助被奪回的郊區,那是他過去八年居住的地方。

說說你的鄰居吧。

如果你在谷歌地圖上看一下布查,我住在托斯卡納燒烤(Toscana Grill)對面的五個公寓區之一。 這是一家昂貴的餐廳,但我也曾在裡面吃過飯。 我幾乎每天都在市立公園跑步,周六則是和朋友一起跑。 基輔的神學院離這裡有六英里遠,如果有壓車的話,我開車過去需要25分鐘。

我注意到谷歌現在說它需要一個半小時。

那座橋樑橋在戰爭的第二天被摧毀。 俄羅斯直升機和士兵首先空降在離我們家三英里的霍斯托梅爾(Hostomel)機場。 當時有激烈的戰鬥,接下來的五天里我躲在地下室里。 然後我離開家,去了神學院,就是按照谷歌地圖的那條路線,繞過基輔向東北方向走。 兩天後,我們疏散了,我找到了城裡的一個安全屋。

現在,當我們把食物和補給帶入布查、伊爾平(Irpin)和霍斯托梅爾時,我們看到許多被摧毀的俄羅斯坦克。 橋還沒修好,但我們可以用小客車小心翼翼地繞行。 這很危險,但如果你走得慢,現在的旅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

你什麼時候回家的?

四天前(4月3日)。 我們被警察護送,因為我們有一長串裝滿物資的巴士,而且要疏散市民。 就在這一天,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總統也在布查。

但在那之前我也去過一次,是騎自行車去的。

我的鄰居們都在地下室避難,沒有辦法與他們聯繫,而且一條撤離路線還在準備中。 他們也需要藥品。 當時伊爾平在烏克蘭控制之下,所以我先去了那裡的軍事檢查站,但他們不允許我進入俄羅斯佔領的布查。

於是我來到附近的一條淺溪,用我的自行車和一棵小樹來幫助平衡過河。 我看到了屍體,既有平民,也有士兵。 我看到人們高舉雙手,把孩子扛在肩上。 我看到老人試圖找到一條出路。

而當我看到俄羅斯士兵時,我不得不躲起來。 有一次,我覺得自己被困在一棟被炸毀的大樓里,害怕不得不在那裡過夜。 但我儘可能地沿着小街道行動,避開主幹道路。

當我到達時,我的鄰居們沒法離開,他們是如此害怕。

烏克蘭福音神學院院長伊萬·魯森(中間)在烏克蘭霍斯托梅爾。伊萬·魯森提供
烏克蘭福音神學院院長伊萬·魯森(中間)在烏克蘭霍斯托梅爾。

當你平安后回到家裡,那裡是什麼樣子?

第一次回去,我的公寓沒有電,但其他方面沒有問題。 第二次,門被撬開了。 我被搶劫了,有一件俄羅斯士兵的大衣被留下來。 但他們不僅僅是偷東西,他們還砸了電視、我的電腦顯示器和其他電器。

我的鄰居尼娜·彼得羅娃(Nina Petrova)告訴我,俄羅斯士兵來到她的公寓,用槍指着她的頭,強迫她把所有的貴重物品拿出來。 每間公寓都被破門而入。 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甚至用刀刺破家庭照片。

我有一個有趣的心理反應,其他人也提到了這一點。 因為曾 一個敵人——一個殺手——在我的公寓里,我覺得它不再屬於我自己。 我不關心我失去的東西;我的心裡很平靜。 但最難的是要接受在我家周圍走動的俄羅斯士兵。

在街上看到一具屍體是什麼感覺?

你最後想到的是拍照。 你不會停下來審視那是誰。 但我發現,在這樣的壓力下,我可以動員自己採取行動。 當我回到我們的基地,當我看到照片和閱讀報告時——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合適——但我們中的許多人是每天晚上都在哭泣。

但當回到布查幫助他人時,我就沒事了。

兩天前,我們訪問了霍斯托梅爾,一切都被摧毀了。 然後人們開始出現,一個接一個地出現,都很臟。 一位女士向我走來,我注意到她的手。 她說,他們正在用柴火做飯。 她的丈夫被殺了,她就把他埋在她公寓的入口處。

然後她擁抱了我的同事。

我至少聽到了15個這樣的故事,他們告訴我他們埋葬了自己的親人。 昨天我們疏散了兩位女士;其中一位將她的丈夫埋在院子里。 另一為是非常老的人,一直住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公寓里,非常冷、沒有水、沒有電,什麼都沒有。 一個女人每天都給她送食物,問我們是否可以幫助她。

有成千上萬的人像這樣。 年輕人更加機智,能夠疏散。 但老人無處可去。 他們告訴我他們經歷了地獄。

2022年4月4日,在烏克蘭布查,一個教堂附近的集體墳墓旁看到的十字架。Anastasia Vlasova / Stringer / Getty
2022年4月4日,在烏克蘭布查,一個教堂附近的集體墳墓旁看到的十字架。

福音派基督徒中有傷亡嗎?

我們的一名畢業生被俄國人抓去,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他在哪裡。 但他的女婿在同一時間被抓走,在莫蒂欽(Motyzhyn)的一個萬人坑中被發現。 昨天是葬禮,並進行了得體的埋葬。

一所神學院的院長 也被發現死亡。 他被槍殺了,他的屍體和他的朋友一起躺在路上至少有幾天了。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認識的人。

在戰爭的最初幾天,你說過,“神啊,打碎我仇敵的骨頭”,如今已經成為像“哈利路亞”一樣神聖了。 但現在你已經親眼目睹了暴行的第一手資料。 從那時起,你的屬靈旅程是怎樣的?

在那一刻,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說出這句話。 但是在過去的43天里,它更深入了。 我們的情緒沒有那麼強烈。 我們說話更加緩慢和安靜。 也許專業人士會說我們在心理上受到了傷害。 我們試圖說我們很好(微笑),但憤怒和痛苦仍然存在,滲透到我們身份的最深處。

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即使是用烏克蘭語。 這就像被凍結一樣。 它是破壞性的。 這是不斷地思考和回憶你所看到的痛苦。 它仍然伴隨着你,而且我擔心它不會很快消失。

我仍然支持這一說法。 我對上帝的低聲呼喚是為了求神干預。

這對與俄羅斯福音派的關係有什麼影響?

這場戰爭不是由烏克蘭挑起的。 我不為俄羅斯人禱告。 嗯,很少。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與他們有一個模式。 我們試着去適應。 你不懂烏克蘭語? 好吧,我們會說俄語,沒問題。 你不喜歡來自頓巴斯的報告? 好吧,我們將保持安靜。

但為什麼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現在我們又聽到了同樣的聲音。 情況並不清楚。 你給我們看的照片很傷人。 但我們為什麼要保持沉默呢? 我們覺得他們想教我們如何原諒,但他們不想聽到我們的聲音。 只有少數人向我伸出援手。

據我所知,俄羅斯的基督徒不會去紅場抗議,也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 但他們可以給我們發送一個信息,即使是加密的:我們在俄羅斯這裡什麼都做不了,但我們和你在一起。 我們反對這場戰爭。

對神學院教育有什麼影響?

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繼續下去。 但有時我渴望從神學上進行反思,另一些時候我則根本不想從神學上進行思考。 但我相信,我們將變得更加強大。

不,不是更強,是更真實。

當然,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但我們的真實性將表現在我們傾聽的能力上,不用任何言語就能表現出同情心。 我的衣領有幫助:人們看到我是一個牧師,我們的巴士上有紅色的十字架。

神學院將在一段時間內減少發言的積極性,但我們將通過存在為我們的社會服務。 在過去的43天里我從陌生人那裡得到的擁抱,比過去五年裡從我所有親戚那裡得到的擁抱還要多。

我們的心理部門正在發展一項諮詢事工。 創傷無處不在,許多基督徒希望提供幫助。 他們的動機是好的;但由於沒有經驗,接近傷員會使事情變得更糟。

但是我的基督教,我的使命神學,正在被重新塑造。 每個星期我們都在露天服侍聖餐,體驗神的存在,並與陌生人和士兵團結一致。 有成百上千的教會在積極服事,福音派基督教將越來越多地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有時你會轉身離開神學。 你是否與神掙扎過?

我成為基督徒已經很久了,參與神學教育多年了。 有的時候我有問題要問上帝,當然我現在也有問題。

戰前,我和妻子正在閱讀關於大屠殺的書,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的書。 我們參觀了基輔的博物館和巴比·亞爾(Babi Yar)的大屠殺遺址。 這聽起來可能是學術性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但有時在神的沉默中,我聽到祂的聲音。 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說法。 但在祂不在的時候,我感覺到祂的存在。

我可以誠實地告訴你,對我來說,神是否存在並不是問題。 我曾經有過一次認識論上的危機,當時我正在開始我的神學之旅。 但在這場戰爭中,我從不懷疑神的存在。

還是說祂愛你?

我認為是的。 我還沒有這樣想過。 也許我還沒有時間。

對我們的學生,我解釋說,當你向回看時,神的行動往往更清晰。 我相信烏克蘭將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並成為許多其他國家的祝福。 我們的統一、團結和慷慨——對於我們從不認識的陌生人的——是驚人的。 我希望我們以後能夠看到祂的邏輯,但現在的代價非常高。

俄羅斯聯邦正在毀掉我們的國家。 我們不關心這些建築。 但他們認為我們的價值觀是一種威脅。 我請求全球社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不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而且提供一切可能的政治和軍事幫助。

我們正在與一個巨人戰鬥。

我想說我看到神的手在工作。 在這個安全屋裡,我可以。 但我明天回布查時,可以對老太太說這個嗎? 我可以告訴她,神正在她的生活中做工嗎? 在神學上,我相信祂是。 但在這樣的苦難面前,我缺乏溝通的力量。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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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之歌 (Hillsong)」的領袖們需要的是品格,而非魅力

我們需要有屬神品格的牧師,而不僅僅是有恩賜的牧師。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9, 2022
Marcus Ingram / Contributor / Getty

本週在雪梨,大型教會「山丘之歌」(Hillsong)的創始人兼主任牧師布萊恩·休斯頓(Brian Houston)因一宗待審的法庭案件和被揭發出的不當教牧行為而辭職

布萊恩被指控隱瞞其父親於1970年代在紐西蘭性侵一名男孩的事件。儘管布萊恩後來撤除父親的牧師職位並向教派上層報告此事,且公開承認此性侵事件,但新南威爾士州警方聲稱,布萊恩「知道1970年代一名年輕男性遭受性侵相關的信息,但沒有將該信息提交警方。」

該審判法庭將於今年十月進行。

最近,Hillsong全球董事會向其成員發送一封電子郵件,內容關於布萊恩所面臨的兩項指控。第一起指控發生在十年前,「涉及布萊恩·休斯頓牧師發給教會一名員工的不當短信,導致該員工隨後辭職。」這一輕率之舉被解釋為布萊恩音「服用安眠藥」導致的意外結果。

第二起指控發生於2019年,當時布萊恩進入ㄧ個女性住客的飯店房間並在裡面待了很長一段時間。與前一起事件類似,信裡以「混合服用抗焦慮藥物和酒精」來為他不當的行為開脫。

Hillsong透過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將五旬節教派(Pentecostalism)帶入數位時代,在國際上有顯著的影響力。但隨著成功而來的誘惑是,為了維持組織機器的運轉、保護牧師和事工、以及維持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他們會做任何事情——即使這包括對不檢點的行為視而不見,或為不可原諒的行為找藉口。

讓我感到失望的是董事會對布萊恩行為的解釋。雖然藥物治療會對人的精神狀態產生不利影響,但這絕不能成為不當行為的理由。這些藉口是空洞的,尤其是對性騷擾的受害者而言。

Hillsong董事會倒是正確地指出他們機構一個明顯嚴重的問題:Hillsong歷年來的管理模式賦予主任牧師極大的控制權。賦予一個人過多的權力並不是一種健康的領導文化。因此,我們不妨認真反思,什麼樣的教會治理模式和及領導風格更有利於提高機構行事的透明度及問責制。

正如聖經學者安迪·賈德(Andy Judd)所建議的,我們應該經常檢視自己所處的機構「權力是如何分配的?我們如何做決定及審核這個決定?若某個領袖被迫離職,會發生什麼事?」

但比起領導結構,一個人的品格更加重要。符合聖經制定的牧師資格與點閱率、(講道)下載次數、書籍銷量、收入、特會演講邀請、教會裡有多少流浪漢或名人會眾無關。

相反的,聖經求牧師要「無可指責」,「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提前3:2-3)。耶穌教導我們,「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做你們的佣人。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太23:11-12)。

我就讀神學院的期間,加入一間持守聖經教導的美好教會。當教會考慮任用我為教牧實習生時,我與教會其中一位牧師見面。由於只認識了我很短的時間,雖然他對我的潛力持樂觀態度,但他明智的對我的品格持謹慎的態度。

他說:「我知道你很有恩賜,但我不知道你是有否屬神的品格。」自那時起,這句話就牢牢的印在我的心上。

有恩賜和有屬神的品格之間有極大的差別。他們的差別在於,一個是你能在舞台上展現的樣貌,一個則是你內心真實的渴望;一個是你在舞台上做的事,一個則是當你覺得沒人在看你時,你會做的事。

與布萊恩相關的這些事件提醒我們,福音派世界需要的是展現基督品格的領袖,而不僅僅是在公眾面前充滿自信的領袖;能培養門徒的領袖,而不是培養拍馬屁者的領袖;認為自己在基督面前一無所有的領袖,而不是穿著由顯赫名聲編織成的禮服的領袖。我們需要那些深知「當成功變成偶像時,掩蓋過錯的行為必然成為聖禮」的領袖們。

邁克爾·伯德(Michael Bird,昆士蘭大學博士)是墨爾本雷德利學院(Ridley College)的學術院長和新約聖經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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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歐洲歡迎來自烏克蘭的難民,但對敘利亞難民卻不這樣,這樣做夠“基督徒”嗎?

中東和歐洲的福音派人士評估歐陸對於兩者大不相同的反應,以及《聖經》中關於如何對待異鄉人的教導。

左圖: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在難民營的帳篷外生火。 右圖:為躲避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人在波蘭尋求庇護。

左圖: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在難民營的帳篷外生火。 右圖:為躲避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人在波蘭尋求庇護。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5, 2022
圖片:《今日基督教》編輯/來源:Chris McGrath / Sean Gallup / Getty

看到烏克蘭持續受到俄羅斯的打擊,敘利亞難民比大多數人更清楚應該為什麼祈禱。

“這就是以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在黎巴嫩扎赫勒(Zahle)的“攜手為家”(Together for the Family)活動中心的難民學生說。 “我們不希望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伊茲迪哈爾·卡西斯(Izdihar Kassis)出生於敘利亞的霍姆斯(Homs),父親是一名浸信會牧師,她嫁給了一名黎巴嫩男子,然後在2006年成立了該中心。 2011年敘利亞內戰開始后,她將自己的事工轉向照顧“她的人民”。 每年約有50名受創傷的青少年在那裡接受諮詢,有300人從該中心的職業教育課程中畢業。

當難民們在每周的禮拜中討論歐洲的“可怕”局勢時,卡西斯建議進行代禱。 40名兒童和30名敘利亞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低下了他們的頭。

但有一個孩子想讓烏克蘭人知道敘利亞難民與他們是團結一致的。 他走到貝卡谷地的寒冷和積雪中,在黎巴嫩的150萬敘利亞難民中的大多數都在那裡避難。

他的標語宣稱:“為和平祈禱。”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敘利亞難民圖片來源: 攜手為家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敘利亞難民

自俄國入侵以來,烏克蘭的4300萬人口中約有400萬人成為難民。 另有65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

然而,敘利亞內戰已經有11年了,敘利亞2,000萬人口中的680萬難民中的大多數仍然生活在困境中。 歐洲在很大程度上對敘利亞難民關閉上自己的大門,這與它對那些逃離俄羅斯侵略的難民的熱烈歡迎成鮮明相比。

許多人對此表示反感。

來自斯里蘭卡的維諾仕·拉瑪昌得拉(Vinoth Ramachandra):“在報道戰爭、衝突和難民的困境時,全球新聞媒體、西方政府(可悲的是,甚至包括西方教會)長期存在雙重標準和選擇性的憤怒。”

“如果烏克蘭人不是金髮碧眼,他們的困境會引起這種同情心的湧現嗎?”

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歐洲人的虛偽——甚至是種族主義——是否在充分展示?

阿拉伯基督教徒並不急於評判。

約瑟夫·卡薩布(Joseph Kassab)出生於敘利亞,如今是總部設在貝魯特的敘利亞和黎巴嫩福音派教會最高委員會的負責人。 他指出歐洲——主要是西歐——收留了一百多萬的敘利亞同胞。 他說,東歐國家仍在從共產主義時代的恢復過程中,尚未形成與西歐同樣的人權意識。

是不應該有任何歧視,然而即使是這樣他也能理解。 早期教會為向非猶太人開放宣教時是有掙扎的。

“種族主義存在於每個社會中,”卡薩布說, “但歐洲人比許多黎巴嫩人更歡迎敘利亞人。”

貝魯特的阿拉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埃利·哈達德(Elie Haddad)說,穆斯林的身份是一個因素。 但同樣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是農村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 無論合理與否,人們都對差異感到不舒服。

歐洲是有點虛偽,但他也是如此。

哈達德說:“如果一個教職員工需要庇護,我將打開我的家門。 對於一個陌生人來說,我就沒那麼積極了。”

2022年2月24日,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軍控制的賓尼什(Binnish)鎮的廢墟中,敘利亞藝術家為抗議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而繪製的Omar Haj Kadour / AFP /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軍控制的賓尼什(Binnish)鎮的廢墟中,敘利亞藝術家為抗議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而繪製的

確實有一個人打開了他的家門,這是尼斯(Nice)的一個黎巴嫩裔法國人。

2018年,這裡有一個難民家庭的工作年齡的兒子需要緊急腎臟透析。作為當地醫院的一名護士,弗朗索瓦·納德(François Nader)是唯一的能講阿拉伯語、可以協助他們的人。 他帶領他們完成了必要的文書工作,並為這位康復中的敘利亞人提供在三個月的住宿。 納德甚至以高於平均水平的家務勞動工資,為他提供非正式工作,因為法國法律禁止這位敘利亞人正式就業。

然而,法國今天卻允許烏克蘭人居住和就業達三年之久(根據歐盟的一項指示)。

現住波爾多、娶了一個有烏克蘭親戚的俄羅斯人的納德為此叫好。 政府當局當局的一個簡單電話就驗證了現在住在他家裡的四名難民的合法性。 作為一名無宗派的基督徒,他相信福音要求人們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

但不是要求國家。

“穆斯林的價值觀與我們完全相反,”納德說, “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他們的思維才能適應歐洲的方式”。

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是一個問題, 但適應也是個問題。 他說,穆斯林集中在所謂的“班列”(banlieue,法語本意為郊區,現特指移民集中的郊區貧民窟——譯註),而這些貧民區強化了對法國社會有害的分離主義。 而烏克蘭遊客則參觀盧浮宮,他們的孩子在那裡表現良好,他說。 在有軌電車上,他們靜靜地坐着、看書。

“這是一種刻板印象,而且有點殘酷,”納德說。 “我很抱歉這麼說,但這也是人的情感。”

但這是符合《聖經》的嗎?

意大利福音派聯盟(Italian Evangelical Alliance)神學委員會主席萊昂納多·德·奇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說,上帝創造了相似和差異。 根據加拉太書6:10,他說,給予先後考慮是合適的。

“就近的原則(principle of proximity)要求我們特別關注那些離我們近的人,”他說,“在信仰中,在家庭中,在國家中,在我們周圍的環境中。”

雖然這適用於民族問題,但並不適用於文化或教育,德·奇里科說。 所有人都應該受到歡迎,並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但在資源有限和政府不堪重負的情況下,歧視並不是錯誤的。

他說,《聖經》甚至這樣做了,因為希伯來語原文對“外人”進行了區分。 gerim(利19:33-34,和合本譯為“外人”——譯註)要像其他猶太人一樣受到公正的對待,但 zarim(出12:43,和合本譯為“外邦人”——譯註)被禁止慶祝逾越節。

一個現代的區別是難民和移民。

“行動自由不是絕對的,”瑞士福音派聯盟(Swiss Evangelical Alliance)的秘書長馬克·約斯特(Marc Jost)說, “我喜歡多樣性,但它也會帶來風險,必須加以規範。”

文化上的接近,使瑞士對烏克蘭人免除了對敘利亞人所要求的逐案審查。 喬斯特反對許多人想賦予信仰和種族的特權,但瑞士當局認為區別對待對於剔除潛在的恐怖分子是必要的。

儘管如此,融合的困難是真實的,政府希望減少“拉動因素”,特別是對尋求更好生活的經濟移民。 那些”生命和肢體受到威脅 的人應該無歧視地被允許進入。

但許多人說這種情況是少數。

自戰爭開始以來,希臘已經接受了近5000名烏克蘭人。 當局說,最多可收容30,000人。 這個地中海國家對馬里烏波爾(Mariupol)特別關注,這是一個最初由希臘人在公元前六世紀定居的地區,希臘從那裡接回了近200名國民。

但希臘已經收容了來自不同國家的約4萬2千名難民。 還有許多人被巡邏船拒之門外。 希臘政府表示,在其處理申請的過程中發現,10個申請人中有7個不是難民。

來自波斯尼亞的靈風佈道(Langham preaching)西巴爾幹地區協調員斯拉夫科·哈季奇(Slavko Hadžić)說:“我們不應該把移民等同於難民, 移民可以採用合法手段來申請工作。”

他的國家因“不人道”的移民營而受到批評。 但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20年的一份報告,在18,000名尋求庇護者中,作為其原籍國,敘利亞只是第五名,排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國和伊拉克的後面。

哈季奇說,教會幫助了他們所有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 但他批評了在東歐經常聽到的一種關於保護“基督教文明”的想法。 雖然基督徒有特殊的責任幫助所有耶穌的追隨者,但這並不包括信仰上的名義者。

“無論世俗政府給自己貼什麼標籤,”他說,”世界上沒有基督教國家。”

但塞爾維亞福音派聯盟(Serbian 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薩穆伊爾·彼得羅夫斯基(Samuil Petrovski)說,擁有基督教遺產是件好事,應該保護它不受從西方引進的身份政治的新浪潮的影響。 但他說,既然政府應該“為黑暗之處帶來光明”,就不能以犧牲難民或移民為代價,無論其宗教信仰如何。 《聖經》教導我們,應該向所有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只是匈牙利對它們有不同的定義。

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將他的國家稱為 “基督教民主政體”,這個以天主教為主導的國家設有一個內閣級部門,支持中東地區受迫害的基督徒。 但是,雖然現在說烏克蘭難民來到了一個“友好的地方”,就在戰前兩個月,歐爾班還表示,“我們不會讓任何人進來。”

東歐人對基督教遺產的堅守比他們的西方鄰居更長。 但正是一種舊時的東正教理念將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與民族教會合併在一起,而它在1872年被君士坦丁堡會議是被定為為異端的。 鑒於俄羅斯認為烏克蘭當然地隸屬於莫斯科宗教區,超過1100名東正教神職人員和學者再次譴責了宗教領域中的民族主義(phyletism)。

“(屬靈)戰鬥是要贏得他人的情感與理智,而不是通過限制性的法律,即使是它們出於好意制定的,”北園大學(North Park University)前神學教授、《東正教的福音神學》(The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the Orthodox Church)一書的作者布拉德利·納西夫(Bradley Nassif)說, “國家在支持教會的時候並不頒布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歧視性法律和政策,才是最好的辦式。”

喬斯特認為,要捍衛一個國家的基督教遺產,必須不斷地展示它,使整個社會受益。 他說,人權就是源自基督教倫理。

但其他福音派領袖提出抗議。 來自羅馬天主教占多數的意大利的德·奇里科說,一個國家的基督教身份 “充滿了問題”。 卡薩布說,如果中東推廣其伊斯蘭特性,將使基督徒的“苦難倍增”。

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WEA)下屬的國際難民協會主席湯姆·阿爾賓森(Tom Albinson)說,國家應該保護所有人的文化遺產和身份。 社區有充分的理由通過人際網絡和信任關係進行服務。 而且,保護邊界和遞解移民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但將移民與難民對立起來是不對的。

“今天,許多國家把更多的金錢和精力花費在尋找防止難民、尋求庇護者越過其邊界的方法上,而不是花在保護那些被奪去家園、屬於地球上最脆弱人群的人們上,”阿爾賓遜說 “其本質需要被揭露和面對。”

混雜的移民使這一問題變得混亂,而人口販子則對他們都進行坑害。 同時,他們中的難民在被證明清白之前往往被視為有罪。

阿爾賓森在去年之前曾擔任WEA的難民事務大使八年,為各國提供諮詢,以投資於必要的基礎設施,公平處理庇護申請。 他說,目前世界上86%的難民是由發展中國家收容的。 而在總計為2600萬人中,在任何一年中,只有1%的人得到重新安置。

他建議說,教會應該填補這一空白。

“政府服務機構和非政府人道主義機構可以提供幫助,但無法增強人們的希望,”阿爾賓遜說, “當我們關心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那些對我們眼中的陌生人時,我們才顯現出我們最好的一面。”

而相對於烏克蘭人來說,有誰比敘利亞人更算陌生人呢?

阿拉伯世界的母親節是在三月。 除了提供禱告外,“攜手為家”中心正在敘利亞妻子和寡婦當中搜集建議,指導在與丈夫、兒子分離時怎樣生活。

他們會寄去問候卡——以及他們能拿出的一點錢。 該中心木工課程的畢業生每周賺取2.25美元。 但由於進口的烏克蘭穀物短缺,他們每天的麵包現在需要75美分。

“主在這裡幫助了他們,將他們扶起,”卡西斯說, “他們希望以同樣的方式鼓勵烏克蘭婦女。”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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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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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俄烏戰爭期間台灣基督徒的關注與禱告

很少有台灣教會願意針對涉及中國的敏感政治議題發聲,但大多數台灣教會領袖呼籲基督徒為和平禱告。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Chiang Ying-ying / AP Images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台灣聯合差傳理事長彭書睿與一些國際宣教士聚集在一起,為烏克蘭和台灣禱告。許多人走到彭(房間里唯一一位台灣人)身邊,表達他們對台灣局勢的關注。但是當彭後來在臉書上查看他在台灣的朋友們的動態時,他發現他的朋友們都在張貼歡快的火鍋聚會的照片,或在表達要在春節期間暴飲暴食后努力減肥的決心。這讓他感覺好像他的宣教士朋友們是在談論一個不同的台灣。

“這真的很奇怪,”彭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彭說台灣人對俄烏戰爭的典型的淡定很像他住在台灣東海岸地震多發城市花蓮的岳父岳母對地震的態度。有一次,彭去花蓮看望岳父母時發生了地震,他馬上因為地震的強度擔心起來。但他的岳父岳母卻只是一笑置之,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地震的感覺。同樣地,一生都生活在中國大陸入侵的威脅下的台灣人,在他國戰爭爆發之時會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不會太多地考慮戰爭的威脅。

但2月24日,這種淡定開始被打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引發許多台灣人的情感共鳴,因為他們看到來自烏克蘭的新聞片段,會想有一天這也可能成為他們自己的現實。在網上,一些人宣稱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而專家們則爭論美國軍隊是否真的會在台灣被入侵的情況下前來援助。電視上的新聞台建議如果開戰在應急包中應該包括什麼(劇透:日本麵包罐頭)。

然而,在主日上午,台灣的許多教會除了將烏克蘭列為代禱事項以外,並沒有提及這一話題。教堂里的台灣基督徒對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持有彼此不同的政治觀點——有些希望台灣獨立,有些希望台灣與中國統一,還有一些介於這兩者之間。但是,台灣的基督教領袖們仍然試圖用聖經的視角來看待正在發生的地緣政治衝突,並在這個不確定的時期從他們的信仰中找到希望。

一個分裂的島嶼

雖然台灣距離俄烏衝突有5,000英里之遠,但入侵事件在這個擁有2,360萬人口的島嶼上引起了共鳴,因為台灣也面臨著類似的生存威脅。中國聲稱台灣是其領土,並長期威脅要使用武力將台灣納入其版圖。兩岸關係在過去70年裡起起伏伏,然而,由於各種因素的交織,威脅最近加劇了。這些因素包括:中美關係惡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鞏固權力和加強中國的軍力,以及台灣總統蔡英文與西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去年,一位美國高級海軍將領成為頭條新聞,因為他說中國可能在未來六年內發動對台灣的入侵。

旅居台灣的烏克蘭裔美國人霍門科(Alex Khomenko)說:“我認為,如果有人能體會到作為一個小的民主國家生活在一個大的非民主國家的陰影下的情況,那麼台灣人對此是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的。” 霍門科近來一直在台北(他現在的家)街頭參與反戰抗議活動。

許多台灣教會將政治和信仰分開。牧師們避免在講台上討論被認為是政治性的話題,以防止教會內部的紛爭。台灣的政治是非常分化的:對北京友好的國民黨和傾向於獨立的民進黨的立法者經常為立法發生爭吵,甚至拳腳相加。

分裂的根源在於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民進黨的支持者通常屬於世代居住在台灣,包括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過的家庭,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則多半與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時隨國民黨軍隊從中國逃到台灣的外省人相聯。不同的背景決定了台灣人如何看待台灣、中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為了維持和平,許多教會試圖保持中立。董家驊對這一挑戰有切身體會。作為世界華福中心的總幹事,他需要在許多問題上保持外交態度,包括台灣的地位。

他強調教會的共同點:“既然我們是因着福音而聯結在一起的,我們就需要回到上帝的話語裡面來看,而福音對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都有所批判,”他說。

董在講道時不在政治立場上挑邊站,而是試圖教導聖經對某一主題的看法。他認為牧師的工作是使會眾能夠用基督教的世界觀來看待所有問題。然而,在某些時候,情況可能會變得如此緊迫,以至於牧師有責任針對時事發聲。

“但什麼時候才是必須發聲的時刻呢?這真的是一門藝術。很多時候你要到事後才能看清楚。”董說。牧師們面臨著要麼變得自以為是,要麼永遠三緘其口的危險。“這真的很需要智慧”。

流亡中的香港人

六年前,當李牧權第一次從他的家鄉香港搬到台灣上神學院時,台灣教會對政治的沉默讓他感到驚訝。他曾以為,由於台灣是採用民主制度,台灣的教會應該比香港的教會更願意討論時事問題。但是他發現,在台灣的教會中討論任何被認為是 “政治 ”的東西的空間都更小。

這使得一些從香港移居台灣的基督徒難以加入台灣教會。北京在2020年通過《國家安全法》,把香港的政治異議壓制下去,成千上萬的人離開了香港。但當移居台灣的香港基督徒想談論他們在過去兩年中的經歷時,他們發現台灣的基督徒很不自在,因為台灣基督徒認為在教會中討論政治是不合適的。

李希望為他的旅台香港同鄉建立一個基督徒團契,但他們費了很大週摺才找到一個聚會場所。這個團契現在有100名參加者。台灣教會不希望跟他們的團契有任何關聯,因為香港問題也是一個有分歧的政治問題。目前,這個旅台港人基督徒團契每月在李工作的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聚會兩次。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消息對李和其他在台灣的香港人來說尤其令人擔憂。他們已經離開了自己的家園,許多人不確定他們是否還能回去。這場戰爭勾起了他們對於離家出走的回憶,並讓他們再次擔心他們的新家也可能面臨毀滅。

“我認為在台灣的香港人,會更有對中國的那種恐懼,因為在過去兩年,我們看到它怎麼對待香港。”李說。“我們也沒有想過他們會這樣對待香港,國際社會很多的反應和制裁它都不理。所以,如果國際社會沒有在烏克蘭這件事情上做出反應……那會不會我們(台灣)也將有這樣的危險?”

這場戰爭也讓李深刻認識到為在台灣的下一代香港人(其中許多是學生)做準備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很多事情的群體——香港自由的消失,2019年反引渡法抗議的情緒傷害,全球大流行病的壓力……這也是一個感到無望和不知道未來將如何的群體。李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作為基督徒和流亡香港人的身份,探索他們在台灣可以做什麼,並為未來設定一個方向。

李相信,隨着地緣政治變遷來到台灣的家門口,台灣的教會將被迫對政治問題發出更多的聲音,就像香港的一些教會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所經歷的那樣。他已經看到一些教會採取了一些行動。在烏克蘭被入侵后,台灣幾間主要的神學院發表了聲明(例如華神的禱告辭),呼籲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人民祈禱。這在過去的危機事件中是不常見的。

直言不諱的長老會

作為台灣島上最大的新教宗派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一個與沉默的趨勢背道而馳的教派。歷史上,台灣長老會在政治上一直積極支持台灣的主權。在1977年的一個聲明中,該教派要求國民黨政府宣布台灣為獨立國家。然而,即使在該教派內部,教會也是多元的,願意就政治議題發聲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台灣長老會總部研發部負責人黃哲彥說,他希望中國不要入侵,但如果中國入侵,台灣基督徒需要站出來保衛他們的土地。“我們必須了解,是上帝給了我們這塊土地,以及他賦予我們的特殊使命是什麼。”

台灣長老會已經發表聲明,呼籲教會為烏克蘭以及台灣自身的安全與和平禱告。

“求上主幫助我們,透過烏克蘭戰爭的啟示,有願意站出來保衛自己的家園的心志。”聲明說。

該教派也在尋找禱告之外幫助烏克蘭人的具體方法,例如與援助團體合作,及幫助在芬蘭的一位正在向烏克蘭難民開放他的教會的台灣長老會牧師。

看到普京入侵烏克蘭,黃並不特別驚訝,但他對烏克蘭人站出來抵抗俄羅斯侵略的反應感到驚奇。

“台灣跟烏克蘭在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樣,”黃說。“但是其實這次烏克蘭的事情讓很多台灣人看到,當敵人侵略自己的時侯,你必須自己先站起來。這不是說誰會來幫助你——現在很多台灣人在說美國會來幫助——但是你會發現,其實我們必須自己站起來,你要自助,然後人家才會來幫助你。”

尋求和平

在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國防課程的廖天威認為,無論目前烏克蘭衝突的結果如何——無論戰爭是以停火、烏克蘭被摧毀,還是俄羅斯衰落而告終,21世紀下半葉的地緣政治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這將對宣教士以及對他們傳播福音的方式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生活已經被新冠疫情顛覆。廖認為宣教士需要了解這些全球趨勢,以制定新的策略來接觸不同的國家和族群。

廖個人認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應該促使台灣仔細審視它是否準備好面對戰爭;當面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局勢,台灣應該如何反應,以及如何尋求維護和平的方法。他希望台灣能根據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小心權衡其目前的行動。例如,台灣最近加入了西方主導的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俄羅斯將台灣列入不友好國家名單。廖擔心這可能會導致台灣變得更加孤立,失去獲得俄羅斯天然氣的機會,並被禁止進入俄羅斯領空,而台灣的航班通常要穿越俄羅斯領空才能到達歐洲。

他告誡台灣基督徒不要太快將衝突中的某一方妖魔化或把某一方塑造成英雄。相反,他們應該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樣他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平衡的視角,並像保羅所說的那樣,“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摩太前書2:1-2)。

廖的教會盡量不討論政治,但他認為神學院和基督教智囊團應該向台灣的牧師們講授地緣政治的現實,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牧養他們的會眾。

雖然台灣教會充滿了不同的政治觀點,但董家驊認為,一場危機可以使人們團結起來,就像現在在烏克蘭發生的一樣。董和其他台灣基督教領袖就西方教會如何在入侵發生時支持台灣教會提出了若干建議——首先是代禱。

“如果戰爭打起來,你希望中國的基督徒如何為台灣的基督徒禱告並且表達同情?” 彭書睿說。

廖天威回應了這一呼籲。

“在這個混亂的世界的環境中,基督徒需要持守一個純正的、從上頭來的信仰。”他說:“無論我們面臨什麼樣的困難或戰爭的危險,我們都要持定一個禱告的心志。我們最能為其他國家的教會或信徒做的事情,就是為他們禱告,為萬國求平安”。

董家驊說,隨着世界秩序的變化,基督徒需要為未來的困難時期做好準備。他指出但以理書和彼得書信中描述的流亡模式。

他說:“基督徒的盼望從來都不在這個世界上的國度的興衰上。我們最終的盼望,是上帝的國度會到來,我們在這世上所依靠的一切都會過去。”

董指出,這在和平時期很容易說,但在戰爭時期卻更難活出來。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基督徒向烏克蘭教會學習如何忍受苦難很重要——不是把受苦看作可憐的事情,而是作為 “真實的福音的榮耀的見證”。

Angela Lu Fulton是一名記者和編輯,現居台灣台北。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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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員工方面,我們做得遠遠不夠

在應對性騷擾方面,我們這個機構在過去是如何犯下錯誤, 在將來該如何改善提高。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Vandervelden / Getty

我於2019年5月加入《今日基督教》,擔任其總裁和首席執行官。 同年8月我注意到,我們的一位編輯部領導以不專業的方式對待他的女性下屬,對她們進行了不當觸摸(unwanted touch),儘管他多次被告知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不受歡迎的、必須住手。 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我收集了更多的信息。很明顯,早先與這個人相關的事件主要是通過一對一的談話來解決。

在沒有任何書面警告的情況下,我們在2019年8月的選擇是有限的。 我們對他進行了處分、記錄在案,並警告他,如果再發生這種情況,他將被停職或解僱。 從那時起到他退休,沒有再出現有關不當觸摸或其他不當行為的指控。

然而,在2021年9月,兩名現任女員工找到了我和CT的執行編輯泰德·奧爾森(Ted Olsen)。 她們對這個人的行為做了更詳細透徹的敘述,他的行為可以追溯到許多年前,甚至在他退休后仍在繼續。

我們對這些婦女抱有最崇高的敬意,聽到她們的故事,我們深感悲痛。 她們描述了非常不得體的評論和不當觸摸,讓她們感到不受尊重、被物化和不安全。 我們直接的反應是,與她們一起悲傷,感謝她們的勇氣,承諾開啟一套嚴格的審查程序,審視我們這一事工都在哪些方面做錯了,今後該採取什麼不同的做法。

(我們還知道第二件事情,也是發生在若干年前,在廣告領域工作的另一位CT員工,被指控在工作場所之外有性犯罪行為,本事工隨即將他解僱。 我們希望能檢視自己,即使在這后一種情況下,我們是否也應該做得更多。)

致力於變革

為了全方位地面對發生的這些事情,並決意於變革,我們邀請做出舉報的婦女參與規劃我們機構應有的反應機制。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點是她們應該有發言權,而她們也自始至終都以智慧、關心和正直參與了這個過程。

我們還立即聯繫了律師瑞秋·丹霍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事實也已證明,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她是無價的智慧來源。 她為我們的員工提供了支持,並對我們應該遵循的程序提出了見解。 我向CT的董事會通報了這一情況。 董事會支持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在丹霍蘭德的建議下,我們聘用了 Guidepost Solutions。這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公司,在有關性騷擾和不當行為的預防、合規、監測和調查方面,幫助各機構建立最佳的處理機制。 Guidepost 對我們的事工,以及我們對收到的指控所做出的回應進行了獨立評估。 我們還希望了解CT是否存在更廣泛的性騷擾或性侵問題,以及我們如何發展我們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以便防止、識別、調查和正確地懲處性騷擾行為。

在這項評估完成之前,我們幾乎不能公開說什麼。 我們不想歪曲或預先架空 Guidepost 的工作,而且對我們的現任和前任員工,我們負有保密義務。 但我們從一開始就承諾,我們將公布 Guidepost 的評估。 我們強烈地感到,對於我們所知曉的以及我們打算下一步怎麼做,我們有責任要儘可能透明地操作。

為什麼說這種透明度很重要? 我們有責任對涉及到的婦女說,我們相信她們的故事,對於我們事工未能創造一個使她們得到尊重和尊嚴的環境,我們深感遺憾。

我們也必須對我們的讀者、我們的員工和教會負責。 《今日基督教》作為一個事工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服務教會,而我們服務教會的方式之一,就是讓事工對我們信仰的理想負責。 因此,我們也必須以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當我們沒有達到這些標準時,我們必須展示出透明度、問責制和懺悔。 在當今這個時期,當許多教會和事工都掙扎於如何面對性騷擾問題和工作場所兩性之間的恰當關係時,我們為教會服務的最好方式也許就是在我們的旅程中儘可能地開放,並邀請他人與我們一起學習。

一個全面的評估

鑒於這一承諾,我們今天公布了Guidepost所做的評估。 Guidepost調查了在職員工,與許多在職和前任員工進行了訪談,並檢視了許多文件。

我們感到慶幸,正如報告所說,Guidepost “沒有發現CT有任何普遍的性騷擾或性侵問題”。 但是,對於我們的機構反應明顯不足的領域,我們深感遺憾,我們感謝 Guidepost 指出我們今後在哪些方面應該採取不同的做法。

在 Guidepost 進行評估的同時,我們還邀請了CT的新聞編輯丹尼爾·西利曼(Daniel Silliman)考慮對我們事工的情況進行報道,就像他對其他事工所做的專業報道一樣。 我們讓丹尼爾和我們的高級新聞編輯凱特·謝爾納特(Kate Shellnutt)獨立做出決定:如果同樣的情況涉及的是另一個教會或事工,CT是否會報道這個故事。 他們的決定是:CT會的。

丹尼爾的調查與 Guidepost 的評估平行進行,沒有將兩者混為一談。 我們沒有向丹尼爾或凱特提供我們在法律上不能與自己的員工分享的文件,而他們第一次看到 Guidepost 的評估是在它今天被公布的時候。 然而,我們已經請他們追蹤故事的發展,無論它可能引向何處。

我和《今日基督教》執行團隊的任何其他成員都沒有對他們的報道施加影響,我和執行團隊的任何成員也不會在報道發表之前看到它。 我們相信新聞報道暴露真相和促進問責的能力,我們用於要求其他事工的高標準,也應用來要求自己。 丹尼爾的報告一經發表,我們將在此發布報告鏈接。

我們正在學習的內容

那麼,我們學到了什麼? Guidepost 的評估充滿了極好的建議,對任何教會、事工或企業都有幫助。 我們鼓勵大家閱讀它

就《今日基督教》而言,我們在此公開承諾,將實施 Guidepost 在其報告第5、6頁所提出的六項高度優先的建議。 我們還承諾,在未來六個月內,將通過另一篇社論向我們的讀者介紹本事工在這些方面的進展。 然而,除了政策和程序的(重要)細節之外,讓我強調我們正在學到的最緊迫的三點。

首先,我們的事工屈服於那種誘惑,即將不當行為解釋為誤解——或者是男女之間的誤解,或是不同世代的事工成員間,因為對工作場合的正當行為有不同的期望而導致的誤解。 換句話說,正如 Guidepost 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過分強調了行為人的 意圖,而對接受者受到的 影響 重視不夠。

判斷意圖始終是一項可疑的工作,但性騷擾 就是 性騷擾,不管它是否有性動機。 它使接受者感到被物化、被操縱,並因為他或她的性別而受到不當對待。 與其說,“他並沒有真正的 那個意思”,不如說,“但這對她 意味着 痛苦和羞辱”。 我們應該更早地做出有力的回應,以保護我們的同事,並傳達出這樣的信息:這種行為將導致馬上被解僱。

第二,代表權很重要。 CT一半以上的員工是女性。 超過一半的編輯人員是女性,包括一些中層領導職位。 但是事工的最高領導層和CT編輯團隊一直是以男性為主。 我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在無數其他機構中看到的東西:如果在有關婦女利益的決定中婦女有很少的或者沒有發言權,那麼所做出的這些決定就很少會是明智的。

目前,CT的執行團隊中有一名女性(最近因退休原因而失去了另一名女性)。 我們計劃在今年年底前讓三名女性加入執行團隊,並在未來幾年繼續努力提高事工領導層和工作人員的代表性和多樣性。 此外,由於有才華的女性是我們事工的核心,我們將研究其他方法,以絕對確保我們的女性員工在工作中得到重視、蓬勃發展。

第三,溝通是及其重要的。 工作人員需要從CT領導層那裡清楚、一致地聽到,在性方面的不當行為是不能容忍的,而不當行為或性騷擾的舉報者將受到充滿愛和體貼的接待。 如果我們原來提供了一套獨立和匿名的舉報機制,如果我們原來更致力於正式的懲戒和存檔程序,我們本可以避免這大量的困難,不論對受害者還是對事工來說,都是如此。

對真相的承諾

我們禱告,我們對於自己錯誤的透明度將幫助其他機構避免他們犯類似的錯誤。

我們預計,特別是在這個超級極化的時刻,我們會因此受到批評。 我們歡迎反饋。 然而,對於其中兩種可能的批評,我想先期解決。

一種批評意見可能是,這些揭露會破壞我們對教會或事工發生的不當行為的報道。 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 《今日基督教》的新聞報道團隊在最近和以往都做了傑出的工作,在一些最有名的事工沒有達到他們的呼召時,對其進行問責。 如果我們表現出,為了通過掩蓋自己家裡的罪來保護自己,我們只是有選擇地揭露真相,那麼我們的可信度 更會 被損毀。

我們看到太多的案例,基督教機構掩蓋他們的失敗,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服務的使命太重要了,不能因為幾個害人的人而被破壞。 這種說法很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我們不能通過對少數人殘忍來愛多數人。 我們不能通過掩蓋真相來為真理服務。 正是因為我們對神的國度比對自己機構的利益更有承諾,所以我們必須誠實地對待我們的失敗,並分享我們從失敗中學習到的東西。 我們仍然致力於對自己和他人進行嚴格的新聞報道。

另一種批評意見可能是,我們正在向激進的女權主義屈膝,對並非真正有害的行為反應過度。 我們不知道事工內部有任何性侵、性攻擊、性的利益交換或類似的(更嚴重的)情況。 然而,我們當前所知道的這些不當行為,在人們表示這是不可接受的、需要停止之後,仍然長期存在。 我們最看重的婦女們受到了傷害,因為我們做得比愛要求的少。 性騷擾本身讓她們感到,作為女性的尊嚴、作為專業人士的地位以及在工作場所感到安全、受重視的能力被剝奪了。 這不僅是對2021年9月做出舉報的兩名婦女,而且對其他婦女們都造成很大傷害。 她們不得不懷疑,我們是否真的站在她們一邊。 我們與她們一起悲傷,承認我們的罪,並請求她們的寬恕。

最後,我們再次鼓勵您閱讀Guidepost的評估報告,並閱讀同時發表的丹尼爾·西利曼的獨立報道。 我們希望教會能夠儘可能多地從我們 做得好的 那些事情中受益。 如果能通過我們誠實地分享我們做得 不好的 地方,教會也受益,那麼榮耀歸於神。 畢竟,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神的榮耀,而不是我們自己的榮耀。

戴倫博(Tim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首席執行官和主編。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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