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朋友向我感嘆，他不得不去一間福音派教會聆聽「美好的關於寶血的古舊讚美詩」。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相信餅和杯真實轉化為基督的身體和血的天主教教會彌撒，竟然如此不願意唱誦那為我們而捨的血。
不過，他分享到，即使在福音派教會裡，也越來越難聽到關於血的音樂。「因為你們的教會獲得了足夠的成功，以至於他們發現歌唱關於用血洗凈罪的詩歌是很不悅耳的，所以他們選擇唱更屬靈、更抽象的詩歌，」他說。「但當你去到又窮又受傷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中時，你會聽到他們仍唱著：大能，大力，奇蹟般的力量，就在羔羊的寶血裡。」
他說：「我知道你們都想和人們分享福音——但在我看來，當你們在舒適和寶血之間做選擇時，你們之中有太多人做了錯誤的選擇。」
當我想到，我們中許多人對有時被稱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東西感到震驚時，我經常想到那次談話——這種主義要麼是以更常見的、不那麼強烈的「上帝和國家」的公民宗教形式，要麼是我們看到的基督教符號是如何更明確、可怕地被蠱惑性、專制性的民族中心主義或民族主義運動利用。
每當我想起我和許多人對有時被稱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東西愈發敏感的現象時，我常想起那次談話。「基督教民族主義」——無論是比較常見的、不那麼激烈的詞彙，如「上帝和國家」等將基督教變成美國公民宗教的想法，又或是當我們看到基督教的符號如何以更明確、更可怕的方式被蠱惑人心的、獨裁的種族中心主義或民族主義運動所利用。
是的，那類行為深深傷害了教會的信譽和見證。它合法化一些聖經裡所譴責的行為，使教會被那能稱為偶像的東西擄掠成奴隸。不過，我們經常忽略的是，這些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所出賣的，是基督的寶血。
我們親眼目睹美國教會被死灰復燃的異端審判搞得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其發生的原因。這些審判不太多是關於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問題——如三位一體、聖母生或身體復活——而是更多關於民粹主義裡的議題。在我們身處的世界裡，政治不再是關於政府如何運作的哲學，而是關於身分的對立（例如「我是支持Costco的人」v.s 「我是支持家樂福的人」）。在這樣的世界裡，關於民族身份和政治的議題——即使是最微小的瑣事——對人們而言，也遠比耶穌用土裡的種子、麵團如何發酵成餅，或者風吹過樹葉所描述的神的國度更為真實且實際。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會很快地發現，即使在最無害的情況下，人們會視美國為與上帝立約的國度，就像舊約裡的以色列，不是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詛咒，或者，在更黑暗情況下，人們開始視古代以色列透過武力與其他民族分別開來的行為能成為他們「種族優越」的理由，認為自己有無情消滅那些非我族類之人的許可——無論這種「消滅」是字面上的意義還是數字上的意義。
但這種想法曲解了聖經裡的救贖敘事，導致一種強迫性的「聖經文盲」結果，最終引向一種異端性的國族成功神學（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些將國家身分、種族身份、政黨偏愛性、甚至將模糊的用詞，如「價值觀的復興」⋯⋯等等議題與基督信仰混為一談的做法，傷害了我們對福音的核心的理解：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舉例來說，在歷代志下第7章中，上帝確實應許，若以色列民自卑、禱告，尋求祂的面，祂必「醫治他們的地」（14節）。但那是在建造聖殿的時候，那是一座用牛羊的血獻祭的聖殿，一個上帝的存在聚焦於施恩寶座的聖殿。所有這一切——血、聖殿、施恩寶座、祝福、詛咒——都指向基督，並在祂身上得到了應驗，祂是上帝和人類之間唯一的中保。
如果我們不再以這樣的角度看待自己——完全倚賴基督的身體、寶血，和祂不間斷的中保——才能佇立在祂面前，我們就會找其他東西來填補空缺，而這包括那種糟糕透頂的「血與土」式的排他運動（blood and soil是納粹時期的意識形態口號）。但是，如果我們視自己為一座聖殿，是基督用血贖回、由聖靈建造的，我們就會把心裡那種試圖「使用」基督教來達到其他目標的想法釘在十字架上——無論這種目標看起來有多崇高，如家庭價值觀、國家統一，或是如本土文化主義或暴力等卑劣的目標。我們不需要巴拉巴（約翰福音18:）、凱撒，或野獸來為我們戰鬥。我們需要那個為了我們獻上的羔羊。沒有其他東西能使我們重新成為完整的人。除了耶穌的血，再無其他事物。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為《今日基督教》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