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牧師身份第一次作臨終病榻前探訪，看望的是一位我素未謀面的人。 在開車去赴約的途上，我想我要說什麼、以及能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心中充滿感激，因為我不是獨自服事。 當時我正跟著一位年長的牧師在實習：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牧師，而我是一個容易侷促不安的二十多歲年青人。 那天下午她打算去養老院看望一位垂危的婦女，她就邀請我同行。
在這位女士的床邊，我們用《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臨終禮儀。 我的導師親切地讓我帶領部份的禱告和讀經，但我主要工作是作觀察和學習。 雖然我們倆都不認識那位將不久人世的女士——是她女兒邀請我們來的——但我的導師熱情且有自信地向她問侯。 我看到她是如何溫柔地握住和祝褔那雙孱弱衰微的手。 同時，我注意到她也在忍住眼淚。
這是一次很尋常的探訪， 那位女士和她的家人就是我們所有的會眾。 但我深感謙卑，因為我們有幸被邀請參與這樣一個莊嚴肅穆的聚會。
呼召所塑造的能力
無論是好是壞，牧師確實有著了解他人最深刻經歷的方便途逕。 我們不必用世俗的權力或影響力進行交換，但卻被賦予了引導人們度過人生不同階段的神聖特權。 在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中，一位年輕的政治家夢想著能身處“事情發生的現場”。 我們的現場不同：它們是出生、死亡、婚姻、離婚、危機、疾病和喪失親人等事件發生的地方。
這種呼召必然會塑造我們的能力。 牧師，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牧師，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如何講道或管理志願者。 這是為何實習經歷為何如此珍貴的部分原因：看著我的導師照顧這位垂危的女士給我一個關於自己未來的參考。 在我服事經驗中，對我最有塑造影響力的，就是能與年長的牧者一同服事，讓我有機會跟隨他們學習。
但牧養事工所需的能力超出了任何技巧組合。 具體來說，現場的服事——在事情發生的場所——更重要的 是能在那裡陪伴，而不是 要做什麼事。 牧師的在場就已表達了該說的話。 我們願意現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道，在人們最需要的、又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像在病房、法庭、太平間等，讓人感觸到神的愛。 根據聖公會傳統的說法，牧者的在場就看待是一個聖禮：它意味著超越一般的現實。
現身
當我讀神學院的時候，我母親正在與癌症苦戰。 我們已經失去了父親，無法接受再失去另一位至親。 我們和母親一起在醫院的時間是充滿了痛苦和恐懼。 在她的一次手術後，我來到醫院，發現她教會的兩位牧師已經在病房裡，他們正在和她一起祈禱。 目睹他們在病床旁，以及我身心受創傷的親人們，那提醒我：在這次經歷中，我們並不孤單， 教會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 一張關懷的卡片或一個慰問的電話都不會像他們的在場那樣有力地傳達如此的信息給我。
在我自己的事工中，我有時擔心會誤判人際間的互動。 對像我這樣的千禧世代來說，即使是一通電話也會覺得是冒犯人—— 為什麼不發短信呢？ ——社會文化對牧養事工 越來越不重視，會導致我們假設在危機時刻不被需要。 所以，當我問是否要我來醫院或這樣建議，“如果你需要什麼，請告訴我”，就往往是錯在過份謹慎了。
但我知道，對這樣的提議做出回應——“是的，牧師，請馬上來醫院”，或者“我們需要一些飯菜送到家中”——是需要勇氣和清晰的頭腦，對一個正極度傷痛的人作如此的要求是不公平的。 我們事工的一部分應是主動提出：“我想來和你一起禱告。 現在是適合的時機嗎？”即使沒有事先詢問，有時不妨就過去。 我媽媽完全不知道那兩位牧師怎麼會算準時間在她手術後來醫院。 她沒有要求他們來，他們就這樣出現了。 那也是為何他們的到來是如此有意義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不能去時
有時候，親自到場是不可能，正如我們在這場大疫情中所經歷的。 許多人獨自在病房裡煎熬。 人們無法出席葬禮表達哀慟。 《新約》時代的使徒與他們的會眾也經歷類似的隔離，雖然基於不同的原因。 像我們一樣，他們尋求有創意的辦法。 保羅在旅行或被監禁期間繼續給他牧養的教會寫了許多書信，這些教牧書信後來成為我們現在讀的經文。 但正如保羅所強調的，沒有什麼能取代面對面的事工。 分離並沒有使保羅對相聚的渴望變得遲鈍，反而增強了那渴望（羅1:11；帖前2:17-20；提後1:4）。
耶穌也經歷過與他所愛的人分離。 在拉撒路的家人正處於危機的時刻，雖然他沒有立即去拜訪他們（約11:5-7），但他後來仍然冒著生命危險去猶太看望他們（8、16節）。 雖然他打算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但他仍然和拉撒路的姐妹們在墓前哭泣（34-35節）。 耶穌使拉撒路復活，是他服事這個經歷失去親人的家庭的高潮，但並不是從那時才開始。
教會的光
兩年前，我也成為失去一位至親的姊姊。 那時，我和丈夫一起在一間大教會服事，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神職人員組成的團隊帶領我們。 就在我們要被按立前三週的那個感恩節早上，我接到噩耗說，我的小弟在前一天晚上自殺了。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是完全無眠的模糊，我掙扎在如何接受這樣的損失中。 我的頭腦是一團混亂，我的神經一直緊繃著。 我無法睡眠，即使入眠，卻不斷做惡夢。 我開始為我的孩子感到不正常的恐懼，擔心他們會遭遇可怕的事情。 這悲痛嚴重地全面影響我。
現在，時間漸漸地癒合我的哀慟，我偶爾重溫我弟弟去世後的光景。 祈禱的心讓我能再面對那段記憶。 每次當我回想起那悲痛，我記得我的牧師都在場陪同。 我記得在我們接到這個消息後幾分鐘，他的聲音就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當我被噩夢困擾時，他到我們家裡的每一個房間為我們禱告；他提議把我弟弟的骨灰罈放在他的辦公室裡，直到我能開車把它送到我母親家；他給我的小木十字架，仍放在我的桌子上。
在南卡羅來納州為我弟弟舉行的追悼會結束後，我母親把他的一小部分骨灰給了我，要把它歸土於我在維吉尼亞州的教堂旁。 把我弟弟身體的一部分安葬在我所事奉教會外的紀念花園裡，這是一個特別且切身的經驗。 我邀請我們的牧師和他的妻子也一起來參與。 在我們到達後幾分鐘，我才意識到，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埋葬骨灰。 我們該怎麼做呢？ 當我轉過身，我就看到我的牧師已經手裡拿著一把鏟子走過來。
我的牧師所採取的這些陪伴方式，我都不知道如何啟齒求助。 現在我記憶中最黑暗的時刻卻被教會的光所照亮。 陪伴事工讓人感到教會的同在。 它將我們生活中的事件用共同的記憶編織在一起，也融合了我們的信仰：為我孩子施洗的人，也在我被按立時證道，也正是幫我埋葬我小弟的人。 這些截然不同的歡樂及哀傷經歷都屬於同一個故事——神與我們同在的故事。
漢娜·金（Hannah King）是聖公會牧師，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鄉村教會（Village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