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時代中「激進的盼望」

世上最糟糕的感覺之一，就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無法阻止的災難發生。就像車子即將撞毀前一刻的感受，又或是你能診斷出病因，卻無法治癒的病人，又或是觀看著即將雪崩的山頭，和當新聞說有個五級颶風正向你襲來，帶著無法估算的毀滅力量時。

有越來越多人覺得，經歷著氣候變遷就像上面這種感覺。隨著每隔幾年就會被打破的新高溫記錄（2023年更創下過去十萬年來全球平均氣溫的新高），地球氣候的變化有如慢動作看著一場火車出軌事故的發生。

創紀錄的洪水、野火和颶風不斷打臉政府在決策上的遲疑、政治上的冷漠（或否認）如何傷害人們的權益。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巨型颶風海倫和米爾頓肆虐美國南方各州，使社區滿目瘡痍。面對如此龐大的挑戰，普通人的力量是如此微小。這種對比不免讓人感到絕望和焦慮。人們對大規模的災難有不同的應對方式。許多人選擇否認、忽視或冷漠（「我無能為力，為何還要嘗試改變什麼？」）——面對這些人，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努力不懈地喚醒人們的意識及教育。

而在那些相信氣候警告訊號的人之中，有兩種常見的反應方式。比較樂觀的人想要相信最佳的情況，相信有觸手可及的解決方案，而且是可行的——只要大夥抗瀣一氣努力協調，我們就能扭轉局勢，甚至也許能在一兩個世代內改變世界。而比較悲觀的人則希望聽到最壞的情況，以便謹慎分配自己的精力和心力，以長遠的路徑來面對挑戰——他們知道在馬拉松的起點就全力衝刺是不明智的。

在牛津大學剛開始COVID-19的封鎖時，我便注意到這兩種反應的出現。有些人自信地告訴我們，「三個月後一切都會結束，九月就會恢復正常了！」我卻像個愛吐槽的朋友回應：「嗯，歷史數據顯示，至少需要一年，甚至兩年，才能恢復正常生活。我們最好習慣這種狀況。」

我真心認為，設立一個合理的目標可以幫助他們，以避免每次以為災難快要結束時，卻發現離終點又更遠了的那種感受——這幾乎是我最討厭的感受。但許多比較樂觀的朋友覺得我是在打擊他們的希望。最終，我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讓我得到了「末日先知」的暱稱。

關於氣候變遷，以下是我作為「末日先知」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的焦慮確實已被殘酷的事實所證實。這個世界正經歷著快速且大範圍的變化，並將造成數億乃至數十億人深重的痛苦。

我們正深陷全球性的對化石燃料的成癮中。讓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是，我們所燃燒的石油和天然氣總量已多到讓氣候進入新的常態。我們燃燒化石燃料的時間越長——尤其是以我們如今習慣的速度繼續燃燒，情況可能只會更糟。

化石燃料為我們帶來許多好處。更長壽且更富足的生活、更低的嬰兒死亡率、快速且便宜的旅行。我們不希望失去化石燃料帶來的眾多益處，但我們也不希望自己的未來因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或未經思慮的貪婪而被摧毀。

和任何嚴重的成癮一樣，戒斷的過程既痛苦且代價高昂，若處理不當，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事實上，為了遏制我們對化石燃料的成癮所需做出的劇烈改變，可能意味著巨大的痛苦和生命的損失。

想想看：我們已建立ㄧ整個依賴大規模農業、快速有效率的食物及商品運輸系統，以及依賴高耗能供暖和製冷系統的發達世界。如果切斷這些系統賴以為生的「血液」——石油，人們可能會因此失去生命。

隨著氣候變暖，極端的熱浪將變得更加頻繁，而降低死亡人數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能源來創造涼爽的環境。這是個惡性循環，但不只溫度變化有這樣的惡性循環。

我們的主食來自沒有永續力的農業體系。一項研究發現，全球有17.8億人依賴直接使用化石燃料所製造的化肥種植作物而活，而過度使用化肥會污染下水道並長時間損害土壤的生產力。

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氣候變遷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從科學上來看，它涉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水和空氣污染、海洋酸化、生物化學循環以及生態系統崩潰。從社會層面來看，它牽涉科技應用、永續發展目標、文化習俗、人口增長、經濟與政治體系、宗教信仰，以及心理與身體的侷限性。

氣候變遷之所以難以討論，是因為提到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會像在拉扯蜘蛛網中的一根線，其他每條線都會隨之震動。每ㄧ天，當僅僅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都和登山一樣難時，我們對想見到的改革感到軟弱無力。因此，焦慮不斷地積累，直到焦慮本身也成了那場可能會傾瀉而下的雪崩的一部分。我們還有任何盼望嗎？

簡短的答案是：有。

事實上，我認為現在正是我們有著「激進的盼望（radical hope）」的時機。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詞，是在喬納森·利爾（Jonathan Lear）傑出的著作《激進的盼望：面對文化崩解的倫理》。利爾探討了19世紀中期美國克勞族如何應對西方殖民者在蒙大拿州的定居對他們領地的侵犯。

書中的核心人物是克勞族的酋長普倫帝（Plenty Coups）。普倫帝一生都在引領他的族人度過這些時常充滿創傷的生活變遷，他對族人影響深遠的一個見解是：追逐野牛的舊式游牧生活正無可避免地、不可逆轉地消失了。在充滿意義的克勞族式生活被摧毀時，族人該如何懷抱希望？答案是，他們必須學會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他們的核心價值，例如如何定義「勇敢」——也必須在一個傳統戰士的勇敢行徑會被視為違法的文化中被重新定義。

因此，激進的盼望在這裡指的是，在所有舊有的盼望消失之際所形成的盼望。這種激進的盼望正是上帝在巴比倫為以色列流亡者所提供的盼望，祂說：

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所做的夢。（耶利米書29:5-8）

這段經文出現在眾所熟知的11節之前：「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然而，上帝的美好計劃並非讓那一代人重返舊時日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盼望及未來，是在流亡地上建立新生活。和克勞族一樣，他們接受了舊生活已然消逝的現實，重新建立生活。

同樣地，對我們而言，激進的盼望意味著在我們的「流亡」中紮根，等待上帝的應許在我們有限的生命外實現。

我們正剛開始見證一場將在未來數十年裡形塑世界的危機的後果，並逐漸認識到我們所有的善意——包括做回收、改用紙吸管和竹牙刷——都無法阻擋氣候變遷這頭巨獸。經濟和政治的巨輪實在過於強大，我們小小的行動難以產生顯著的影響。

2016年，有195個國家加入《巴黎協定》，試圖將氣候變遷上升的幅度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今天，將世界控制在1.5度以內的希望已經破滅，但我們仍有激進盼望的空間。

但這種激進的盼望在日常生活裡，是什麼樣貌？

對我來說，這種盼望很像古老的《寧靜禱文》：「主啊，求祢賜我寧靜的心，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賜給我勇氣去做我能改變的事；賜我智慧，去分辨兩者的不同。」在實際生活裡，這意味著我會規劃自己的精力，透過自己的選擇和現有工具，盡力發揮我最大的影響力。

有個叫做《湯匙理論》的思維方式有效地幫助我分配我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我從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那裡學到的。它是一種衡量努力的方式，用於當疾病使你無法完成一天中所有想做的事情時。簡而言之，湯匙理論讓你把日常精力想像成一定數量的湯匙，然後根據每項任務的耗能來分配：起床和穿衣服需要兩個湯匙，購物需要六個湯匙，做飯需要三個湯匙，依此類推。

我在環保志業上也會採用類似的方式。我通常把一半的環保精力用於倡導、改變制度和政治機構，例如投票、寫信給政治領袖、動員及教育人們；而另一半我會用在對心理更有滿足感但影響較小的工作上，例如恢復河岸（撿拾垃圾）、研究並使用品質更好的產品、逛二手商店等。

將我的些微民主影響力投入到追求系統性的改變，而不是追求完美、絲毫不傷害環境的私人生活，意味著我的牙刷依然是塑膠做的，偶爾開的車還是燃油車，但這種努力比起將所有精力放在追求完美的私人生活，更有可能帶來大規模的改變。

當各類文化模式要麼否認氣候變遷的事實，要麼完全放棄現代社會的所有好處、正義凜然地離群索居，自給自足地生活在有機農場時，我發現湯匙理論幫助我管理這種可能使人不堪重負的完美環保主義，並在自己能力無法實現所有目標的現實中，避免過度內疚。

西方文化傾向迴避現實生活裡的一些元素，如疾病、痛苦、死亡。有些人甚至試圖用化石燃料技術逃避這些現實，例如低溫冷凍技術。

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終極的「激進的盼望」來自復活節的故事：耶穌並沒有逃避強烈的痛苦和死亡，而是接受它們、承受它們，並戰勝它們。因著祂走上這條路，祂為復活的生命這個激進的盼望開闢一條道路。基督徒的盼望不在於避免或逃避死亡和痛苦，而是懷著勇氣和盼望的美德走過這些挑戰，同時期待復活及在上帝的新創造中有著永恆的生命。

當自然災害來襲、食安問題加劇、人類移民潮愈演愈烈時，我們謹記耶穌的話：「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因著祂的勝利，我們可以在艱難的時刻透過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同行來實踐我們激進的盼望（彌迦書6:8）。

Bethany Sollereder是愛丁堡大學科學與宗教的講師，專攻痛苦神學，著有《Why Is There Suffering?: Pick Your Own Theological Expedition》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