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個非常喜歡看「時間管理」相關書籍的人。當2020年3月整個世界停擺後，每天起床，脫下睡衣，迎接我的是空白的日程表的挑戰。我相信每一篇告訴我「現在正是清理衣櫥、打掃儲藏室、整理照片的最佳時機」的文章。
在新冠疫情初期，我非常喜歡我剛整理好的車庫；我很高興自己成功的處理掉平時逃避不做的成堆文件。不必多說，生產效率（productivity）是現代人存在感的主要寄託。能把事情做完的日子就是個好日子。
但在即將到來的新的一年裡，我不會去找一本更好用的日程計劃本。我也不會去尋找最好、最新能幫助我提升效率的手機app。在嶄新的一月份裡，我將第一次不再抱有幻想，認為某種新的科技或更好的產品能幫助我馴服時間這頭野獸。
時間管理是種錯覺。儘管如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那句名言所說，時間可能是金錢，但我們沒有任何方法能增加我們的本金。我們當然可以嘗試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分鐘時間的收益，但正如疫情不斷教導我們的那樣，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明天。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們應妥善管理我們的注意力。
儘管我在疫情初期重新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我始終無法讓我焦慮的心安靜下來。我有大把的時間、非常有生產效率的時間，卻依然對時間感到焦慮。
身為一名基督徒，我知道時間對上帝很重要，但我開始覺得時間對上帝的重要性並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樣瘋狂。確實，人類是到了近代才把時間視為可測量、具有工具性，是可以使用或被浪費、被節省或花掉的東西。然而，即使在中世紀修道院發明鐘錶以前，人類也早已是會為時間焦慮的生物。
大衛·魯尼（David Rooney）在《關於時間》一書中說，在羅馬於公元前263年安裝第一個日晷的幾年後，一個舞台劇的角色感嘆道：「諸神詛咒那個最先發現時間的人——是的，最先在這裡安裝日晷的人，他為我這樣可憐的人把一天打成了碎片！」
時間管理無法解決人生命有限的危機——也就是那種感到日子和歲月極為短暫的可怕感受。可以肯定的是，我從讀過的許多時間管理書籍中掌握了一些有用的技巧：提前計劃、將大項目分解成小任務、無情地剔除非必要的工作。但正如梅麗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反效率》（Counterproductive）一書所論述的，鑑於自20世紀初以來，關於時間管理的新觀點寥寥無幾，我本只需讀一本好的時間管理書籍就夠了。
這樣看來，比時間管理更重要的是注意力管理。因為我們無法增加時間。時間對我們而言是一份禮物。然而，我們能做的是培養這樣一種能力：透過集中的注意力，或者說是未被稀釋、非碎片化的精神/意念，棲息在這些時間裡。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發現注意力為她的靈命生活增添不少益處。當時的她正開始每天用希臘文複誦主禱文，每當她的注意力游離時，她就重新開始。「就在像這樣的一次背誦中⋯⋯基督親自臨在，佔據了我。」
不少人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注意力經濟」的時代，也就是說，今天最有價值的是我們在網路上逗留的分分秒秒——這些是可以被出售給他人賺錢的時間。例如，當臉書於2012年上市時，他們並沒有明確的營收計劃，但他們知道自己擁有全世界的時間。
馬修·克勞福德（Matthew Crawford）在《頭腦之外的世界》一書中指出，現代生活的一個挑戰是，我們的注意力並不總是由我們來掌握。當我們坐在機場、在超市排隊或瀏覽每天的頭條新聞時，總有人拿著擴音器大喊大叫，懇求我們購買、訂閱、相信他們的產品。注意力是一種需要被爭奪的資源，就像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市，除非我們築起圍牆、派駐哨兵、加固防禦，否則它會被攻破。
現代人生活的環境讓我們很難維持注意力，尤其是手機通知聲嗡嗡作響的時候。但是，正如人類對時間的焦慮感自古以來就存在，「爭奪注意力」的戰場也有其古老的歷史。如使徒保羅告誡腓立比人要培養注意力：「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4:8）。
保羅的意思是：你的注意力是寶貴的，要往好的方向去發展它。當保羅囑咐哥林多人要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林後10:5）時，我不認為保羅僅僅視注意力為一種理性能力。我認為他指的是更廣泛的道德上的注意力操練，即熱愛美善之事並使自己習慣於美善之事：「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腓4:9）。
克勞福德認為，注意力與順服有關，這似乎是一種獨特的基督教理解。他知道「順服」這個詞很刺耳，因為現代人往往視「自主/自治力」為最高價值。而注意力要求一種「對某些有其固有方式的事物的順服，」他寫道，「無論這件事是演奏樂器、整理花園，還是蓋一座橋」。對克勞福德來說，注意力從來不是自我封閉的。它不是自我凝視，而是對他者的一種奉獻形式。注意力不僅要求我們抬頭（從手機上抬起頭），也要求我們向外在世界看去，超越我們自身。
如今，我對那些將焦點放在培養專注力的事越來越感興趣，例如賈斯汀·厄利（Justin Earley）寫的《共同準則》，我們教會的小組正一起讀這本書。厄利的書與時間管理無關，而是提出建立有規律的時間節奏，透過每日固定的習慣——如跪地禱告、定時「禁慾（不使用數位電子產品）」、持守安息日或禁食——呼召我們順服於造物主，因為我們所有的時間都屬於祂。
這種基於習慣和生活準則組成的生活框架是一種修道式的生活方式，是培養注意力的人生計劃。然而，這不僅僅是一項個人行動，也是一項集體的操練。這也引出了一個問題：教會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會眾培養注意力？就我自己的教會而言，我很希望我們主日禮拜的運作能減少對手機的依賴，尤其是參加禮拜的人，可以把手機留在家裡，或至少讓手機靜音，盡量降低它的存在感。我希望看到我們身為教會，一起努力在整整一週裡都更認真地思考我們使用電子設備的習慣和方式——因為注意力似乎是一種「類比能力（不倚靠科技產品的能力）」。
（編註：Analog skill，類比能力，是指不依賴於數位或電子科技、也不經由其媒介的技能或能力。它包含進行涉及物理、有形或非數位元素的活動或任務的能力。在與注意力相關的背景下，「類比能力」指的是在現實世界的體驗或線下活動中專注、集中注意力並沉浸其中的能力，不受數位裝置的干擾或依賴。）
我認為，勞倫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在修道院廚房洗碗時學會實踐的正是注意力。他並不關心時間和時間的流逝，而是認為所有的時間都是寶貴的，只要我們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
「對我來說，做日常事務的時間無異於禱告的時間；在我的廚房裡，在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中，在同時有不同的人要求我做不同的事時，我能像跪在聖禮時那樣，平靜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那些銷售與時間管理相關工具的市場利用的正是我們對於存在的恐懼：生命極其短暫，我們何等有限。時間管理的技巧也許能幫助我們處理現代生活和工作裡的一些複雜問題，但它無法教會我們如何像勞倫斯弟兄所說的那樣，「出於對上帝的愛做所有事」。因此，我們需要操練我們的注意力。
珍·波洛克·米歇爾（Jen Pollock Michel）是多倫多的一名作家、播客主持人和演講家。她已出版四本書，目前正在撰寫第五本書：《在主裡的時刻：再思效率、抵制匆忙、操練安寧的8個習慣》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