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1946 年）是一位在中國服務了 40 多年的英國傳教士。雖然他接替戴德生成為中國內地會的總幹事，但他的生平和事工的記錄比戴德生的要少得多。
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何斯德缺乏在中國的宣教的成就和貢獻。他對内地會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組織和宣教動員方面，他也在本土化的原則下鼓勵中國教會自我成長並減少對西方宣教士的依賴。正如前《今日基督教》主編大衛·內夫（David Neff）所說，他以恩典與「溫柔的力量」來處理義和團事件的困難的後續工作。
何斯德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他的禱告生活。而與此相關的是他在上帝面前以及事工中的真實謙卑。何斯德從不尋求名聲或權力。相反，他決心將自己的名望和聲譽融入他期望在萬事上看到耶穌得到一切榮耀的意願之内。何斯德「為了被遺忘而活」， 因為他選擇「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西3：3）。
與神對話
何斯德出生於1861年7月23日，比内地會成立的時間早四年。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軍人。17歲時，他進入英國皇家軍事學院。18 歲時，他獲得了少尉的委任，在皇家炮兵服役。
三年後的1882年，何斯德的哥哥何威廉（William Hoste）邀請他參加在布萊頓（Brighton）舉行的一次特別聚會，講員是美國佈道家慕迪（D. L. Moody）。菲莉斯·湯普森（Phyllis Thompson）是《何斯德：神的王子》（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本文的主要傳記來源）的作者，她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湯普森寫道，當慕迪禱告時，何斯德感覺，他「講話時好像上帝就在現場。好像他認識神，就像一個人和朋友說話一樣。他說話好像在當下就可以依靠上帝在人的心中作工」。何斯德在那次的聚會中信了基督。慕迪的禱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來的40年裡塑造了他自己的禱告生活。
沒過多久，何斯德就看到了戴德生的小冊子《中國：它的屬靈需求和主張》（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何斯德被戴德生號召宣教士到中國去事奉那些「沒有希望，又沒有神」的四億靈魂的呼籲深深感動。1883年，何斯德寫信給内地會的倫敦辦事處，並提出願意成為宣教士候選人。
然而，懷特島桑當市（Sandown, Isle of Wight）副主教施托爾（W. T. Storrs）並沒有給他一封全然正面的推薦信。在何斯德的申請表（現存於海外基督使團OMF的檔案中）上，施托爾稱讚何斯德的基督徒品格，稱他為「一個直率的人，充滿愛和信仰」。但他也形容何斯德天生害羞，有點衝動，在教導方面并沒有那麽優秀，也不是很有進取心，「不適合」宣教工作。不過他在信後面加了個免責聲明「但我所講的不一定對」。
湯普森寫道，雖然這位神職人員的評估不是十分令人鼓舞，但内地會倫敦辦事處的成員注意到了這個安靜的年輕人的屬靈高度。他顯然是謙虛和真誠的。雖然他還年輕，但他表現出平衡的判斷力和遠見。雖然他不是特別強壯，但在他的體檢報告中，醫生說他身體健康。這份報告讓理事會確認，他將能夠忍受身體上的艱辛和貧困。最後，他被接受為「見習生」加入内地會。
作為一個年輕人，何斯德承認他在禱告中的掙扎。像其他人一樣，當他禱告時，他的思緒往往會走神。有一次，在他已經在中國事奉後，他寫信給戴德生，徵求他的意見。戴德生回信給這位年輕的宣教士，信中鼓勵他說：「我發現大聲禱告和邊走邊禱告（就好像神就在面前那樣）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幫助……我不認為在思想中徘徊就意味著屬靈生命的喪失。」
在戴德生的鼓勵下，何斯德養成了邊走邊大聲禱告的習慣，即使他後來成為内地會的總幹事後，他仍然堅持如此禱告。湯普森談到何斯德時說：「禱告對他來説，就像一個孩子和一個父親說話一樣自然，父親完美的愛已經消除了所有的恐懼。」
謙卑的靈命
何斯德是被稱為「劍橋七傑」的一群從英國到中國的宣教士之一。所有七名聰明而優秀的年輕人都在内地會的旗幟下被派往中國。湯普森的記錄說，在他們當中，司安仁（Stanley Smith）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位。司安仁是大學的明星運動員，也是天生的公眾演說家。相比之下，何斯德謙遜而安靜，在幕後服事會感覺相當舒服。此外，他細長、高亢的嗓音和有些猶豫的態度使他的演講效果不佳。司安仁和何斯德都被派往山西的席勝魔牧師手下工作。席牧師是一位堅強、有魅力的中國教會領導人。他為鴉片成癮者提供避難所。
在何斯德抵達中國大約一年半後，司安仁邀請他加入山西洪洞縣新開設的福音站的工作，司安仁帶領該站的工作。由於他們同時被派往中國，何斯德並不準備接受這種安排。
《今日基督教》插圖/來源圖片：海外基督使團。然而，後來，何斯德的良心被譴責，因爲他的拒絕不是出於對上帝的旨意和榮耀的純粹渴望，而是由於不願意謙卑自己去擔任較低的職位。何斯德虔誠地思考了這件事，並認識到司安仁比他更有資格擔任領導。最後，何斯德告訴司安仁，他已準備好去接受他的提議。
在山西的席勝魔牧師手下工作的十年裡，何斯德順服了席牧師的領導。接受以霸道個性和暴躁脾氣著稱的席勝魔的領導，需要極大的耐心和謙遜。然而，即使内地會中的其他人不同意，何斯德卻願意支持席勝魔，並服從他的領導。何斯德認為自己是那個可以坐在後座安靜地「好像在掌舵」的小個子。他從不尋求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1900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内地會面臨最嚴重的危機之一：當時有58名内地會宣教士和他們的21名子女殉道。儘管在中國的其他宣教組織要求清政府賠償被義和團殺害的傳教士的生命損失，但内地會決定放棄這一權利，而選擇仰望上帝的供應。何斯德去山西處理了教堂重建和賠償豁免的問題。在1901年5月號《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的「本月騰訊」中，他按照内地會的決定寫下了這樣的話：
宣教士最好走一條更像基督的道路。甚至樂於承受所有財務的損失，爲的是不讓福音受到阻礙。我們的使團已決定不會對生命或財產提出任何要求，並承擔殉道宣教士的孤兒的養育責任。
當内地會宣教士被殺時，戴德生身體出了問題，並意識到他無法在如此關鍵的時刻發揮領導作用，因為他太虛弱了。就連他的妻子福珍妮（Jennie ）也不敢給他看所有來自中國的信件，擔心這些信件對他來說太過沉重了。
在義和團事件之前，顧正道（William Cooper）被認為是一個有前途的年輕内地會同事，可以接替戴德生。然而，顧正道在義和團事件中被殺害。戴德生知道他此時迫切需要有人來接替領導。這個人必須非常了解中國的情況。范明德（J. W. Stevenson）當時是中國區主任。即便如此，戴德生還是去找了何斯德，一個比范明德年輕得多、經驗相對不足的人。
何斯德自1885年以來就一直在中國事奉，但他的工作主要局限於山西。他很少接觸内地會更廣泛的工作。因此，湯普森寫道，當何斯德通過電報收到戴德生的信時，他幾乎立即回復電報，拒絕接受任命。
但在何斯德發出電報後不久，他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並且病痛延續了幾個月的時間。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在禱告中掙扎了近四個月之後，何斯德終於寫信給他的上司范明德，說：「我覺得我應該接受這個任命。但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我將樂於不去承擔這個責任」。
但范明德欣然同意。他把何斯德叫到他的辦公室，含著眼淚說，主不僅給了他平安，而且給了他喜樂，因為他確信這是出於神，並且是蒙主祝福的事。1901年1月，戴德生確認任命何斯德為内地會代理總幹事。
義和團事件後，何斯德寫了一篇題為「當前危機引起的本土教會可能的變化和發展」的文章。何斯德沒有專注在義和團事件給宣教士群體帶來的苦難上，而是強調中國教會的未來，認為中國教會只有在沒有外國宣教士的控制下才能成熟。他的文章堅持認為，西方宣教士應該展示的唯一權威是屬靈的權柄——而且只是作為嚮導和榜樣。他們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中國基督徒對他們的依賴。
何斯德一直禱告中國教會能由中國人領導，自治、自立、自傳。何斯德的願景並不期望内地會變得大而有影響力。相反，他的夢想是讓内地會保持「渺小、被鄙視、貧窮和吃苦」的意願。
為兩百工人祈禱
1929年，何斯德發出代禱呼求，呼籲在1931年底之前將200名新工人送到中國，這一呼籲被稱為「前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他以典型的何斯德風格寫了一封「直接和不帶情緒」的信，說明需要讓所有内地會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能看到。
湯普森是這樣描述的：
從澳大利亞到紐西蘭，從北美到英國，何斯德的呼籲得到了傳達。同工們印製了單張和卡片，召開了聚會來宣傳中國的屬靈需要，以及它在内地會使團中喚起的新的反應。人們祈求主差遣兩百名宣教新兵在1931年底之前前往中國。上帝的答案會是什麼呢？
CT插圖/來源圖片：海外基督使團 OMF International何斯德非常清楚地體認到這件事所涉及的屬靈問題。隨著幾個月的過去，「禱告的迫切必要性變得更明顯」。在願意服侍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認為合適當宣教士。其他的人由於健康、年齡和其他問題而被拒絕。而機構不能通過降低身體健康和屬靈的資格要求去招滿配額。1930年接近尾聲時，只有90名新工人——不到預期人數的一半——出發前往中國。
在還剩一年的時間里，仍有大約110名候選人需要錄取、培訓並被派往中國，以響應前進運動的呼籲。何斯德宣佈：「我們必須有一天專門爲此的禱告」。
湯普森描述了1931年初的氣氛：
2月10日星期二被特定為全心祈求上帝的日子，他們求主在年底前派出全部數量的200名新工人。電報發送到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上海，呼籲盡可能多的内地會的團契在這一天同心合意地來到上帝目前懇求。
上帝回應了禱告。從那天起，「潮水開始轉向」。湯普森寫道，到1931年底，203名新工人啟航前往中國。「最後一支隊伍，包括六個年輕人，將於12月31日離開英國！」何斯德在70歲時見證了上帝對這個禱告的奇妙回應。
1935年6月，在一次中國理事會例會上，何斯德辭去了内地會主席的職務，並將這一職位交給了中國區主任季喬治（George Gibb）。何斯德已經領導了内地會三十多年，自1900年以來一直擔任總幹事。如果說有一件事讓同事們對何斯德記憶猶新，那就是他的禱告生活。
何斯德寫道：「耐心、堅持不懈的禱告，在内地會使團工作的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重要和實際。」何斯德沒有過多地談論祈禱，也沒有制定祈禱方針，也沒有分析其效果。他就只是祈禱。
湯普森指出，「正是因為他的虔誠禱告，使他在35年的領導生涯中獲得並保持了内地會成員的信任，超過任何其他品質」。
内地會的華福蘭（Frank Houghton）主教寫道：「雖然何斯德作為一個人，不能免於判斷錯誤，但對他的批評被平息了，不滿沒有增長或傳播的空間，因為我們的總幹事是一個花了很多時間與上帝在一起的人」。
馮浩鎏醫生是海外基督使團（簡稱為OMF，前身為中國内地會）的現任總幹事。
本文是根據作者在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圓桌》（Mission Round Table）雜誌上發表的「何斯德與禱告」一文摘錄修改而成。經許可轉載。
翻譯：T.N.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