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外國在華宣教的運動經歷成熟、興盛、及消亡的過程。在同樣數幾十年間，中國教會誕生了 — 一個在今天迅速發展著的教會。從1900年到1950年，中國的基督教拋棄了外來文化，穿上了中國服飾。塑造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歷史動盪同時間也衝擊著外國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
如果我們透過歷史的望遠鏡，認真關注1932-1934這兩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基督教在中期的轉變。而一切起始於外國宣教活動的改變。
1932年的一個秋日，出生在中國，和宣教士父母同為著名宣教士的賽珍珠 (Pearl Buck) 大步走到紐約市阿斯特酒店 (Hotel Astor) 舞廳的講台上，向2,000名長老會婦女演講。賽氏的小說《大地》剛獲得了普利茲獎。她的演講談到了 “宣教運動還有必要嗎” 這個話題。狹義層面來說，她的回答是 “是”，但她的想法帶著保留且對此不樂觀。她對宣教士傲慢、無知和心胸狹隘的批評是如此尖銳，以至於她的聽眾受到驚嚇。這個事件引發了美國新教幾乎所有領域裡支持外國宣教運動的人士及其批判者之間的激烈討論。這是個時代的標誌。
另一個標誌則是《重新思考宣教：一百年後一個平信徒的報告》的出版。該書由美國最重要、常在經濟上支持福音事工的小約翰·D·洛克菲勒委託出版。這本被廣為流傳及閱讀的《平信徒的報告》主張徹底改革關於宣教的傳統思維，尤其在基督教的排他性等問題上。
同樣在1932-33年間，曾率先在中國西部建立基督教青年會 (YMCA) 的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田徑明星羅伯特·佘菲斯(Robert Service) 意外的被解僱。 在大蕭條和捐款減少的情況下，基督教青年會和其他在中國的宣教機構在1930 年代初期遭遇了大規模的財政緊縮。他們昂貴的建築物密集型設施，尤其是醫院、學校和學院，大量消耗掉宣教預算。 許多宣教士不得不回家。
宣教運動在那時期顯然處於劣勢。
希望的跡象
儘管有這些負面的現象，仍有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回應對中國的 “呼召”。中國內地會 (CIM) 是戴德生 (J. Hudson Taylor) 所創建的非凡的跨國宣教機構，它持續著其自1800年代後期以來的飛快成長速度。它的 “信心宣教” 原則 (無宗派且無財政上穩定的支持) 總有辦法適應如此艱難的時刻。
在其他宣教機構因氣餒或預算縮編而規模逐漸變小之際，內地會發起了一場成功的運動，增加了200名宣教士。劍橋大學的年輕學生艾得理 (David Adeney) 得知這場 “200人”運動後，感受到了對中國的強烈呼喚。他於1934年來到中國中北部，並發現與學生一起工作是他的強項，他致力於這樣的宣教活動直到1950年離開中國為止。他與當地人建立的連結雖然之後休眠了30多年，但仍完好無損，並在他於1980年返回中國時溫馨的復興起來。
除了像內地會這類在神學上偏保守派的宣教事工外，一波五旬節復興運動也席捲了中國的一些地區。一位遠道而來的挪威宣教士孟瑪麗 (Marie Monsen) 促進了著名的 “山東復興”。參與者看到火舌，聽到呼嘯的風聲，有的甚至半昏半醒的倒在地上。五旬節主義強調 “屬靈恩賜”，包括預言、神聖的醫治和說方言。這也加進了從1920年代開始的大多數獨立教會的發展。
在這些年間，在中國做基督徒可以是很危險的事，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1934年在艾得理抵達幾個月後，發生了中國宣教史上最戲劇性的殉道事件之一。在芝加哥穆迪聖經學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畢業的約翰師達能夫婦 (John and Betty Stam) 是對很有吸引力的年輕夫妻，不久前剛隨內地會來到中國，駐紮在安徽省 (中國中部) 的一個小城市。當共產黨軍隊在1934年末佔領這座城市時，他們斬首了師達能夫婦，並處死一些為外國人求饒的當地基督徒，但師達能夫婦三個月大的孩子被安全帶到附近的一個宣教站。這個事件之後被廣泛的傳講，並激勵了許多年輕人參與宣教事工。
這事件的影響力與1900 年在義和團起義中殉道的耶魯大學畢業生畢得經 (Horace Pitkin) 事件大致相同。畢得經與其他10多名外國宣教士 — 來自長老會、公理會及内地會 —— 一起在離北京不遠的保定市去世。他的去世促使申請當宣教士的人數激增，其中許多來自東海岸大學，也促進了1900 年代初期雅禮協會(Yale China Mission) 的成立。
黃金時代的結束
義和團起義開始於農民反抗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日益增長的商業、政治和宗教侵蝕。義和團殺害了數百名外國人，其中包括大約250名宣教士和他們的孩子，以及 20,000 或更多的中國基督徒 (被視為叛徒)。作為報復，八個國家的佔領軍在1900年至1902年期間殺死了至少同樣多的其他中國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然而這也造就了好的矛盾結果: 這樣的民族創傷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改革運動，一時間，過去的排外主義變得聲名狼藉，中國對西方更加開放。（但再後來，共產黨稱讚義和團是愛國者。）
這給了在中國的基督教宣教士有史以來最大的機會 — 一個真正的 “黃金時代”。教會學校突然有了很高的聲望和等待入學的名單。不少精英階層成為基督徒。教會增長率飆升，尤其是新教徒。在1911年至1912 年推翻衰弱的滿清王朝的革命之後，這個年輕的共和國的臨時總統孫中山是位受洗過的基督徒。1913年，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請求在中國的外國宣教士為這個國家禱告。新教宣教士人數從1905 年的1,300多人猛增至1925 年的8,000 多人。那時許多的基督徒相信中國的 “基督教化” 勢不可擋。
但事實卻非如此。黃金時代持續了不到二十年，直到1920 年代中期。發生了什麼事呢？在那段時間裡，幾乎所有在中國的宣教都未能在他們的宣教結構中充分培養出中國在地的信仰領袖，並讓這些領袖能夠牧養羊群、成為獨立且自給自足的地方教會。從 (外國) 宣教轉向 (中國) 教會的理論一直存在，但內容很空洞。在某些時刻，外國宣教事工看起來已經讓位給中國的領袖了。例如1907年的全國宣教士大會中，1000多名參與者裡只有6個中國人代表; 但1924年的宣教大會被改稱為 “基督徒”（而不是“宣教士”）大會，且一半以上的代表是中國人。
但這數據很誤導人。當時的情況充其量只是一種夥伴關係，而且是一種不平衡的伙伴關係。幾乎在所有情況下，宣教士仍然控制著教會的金流。而這結果是，新教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中國領袖 — 如受人尊敬的中國基督教會負責人誠靜怡（Cheng Jingyi），和才華洋溢的基督教青年會全國書記余日章 (David Z. T. Yui) — 從未擺脫他們從屬於外國宣教士之下的形象。。
新教教會讓中國人擔任領導角色，中國的領袖們至少還有些責任和權力，即使這種權力因與外國宣教事工的密切聯繫而受到些限制。但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會更是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數十年間，中國的天主教等級制度雖然允許培訓 (但密切監督) 中國神父，但他們只被賦予平凡日常的任務，幾乎沒什麼大的責任。在1926年之前都沒有中國主教被祝聖，直到幾位特立獨行的歐洲宣教士神父，尤其是雷鳴遠神父（Fr. Vincent Lebbe) 說服教皇打破歐洲等級制度對中國神職人員的束縛。即便如此，中國神父在當地教區中仍然主要服事於次要角色，新的中國主教也被分流在附屬職位中。
被牽連的影響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外國宣教士並沒有蓄意剝奪、不讓中國領袖興盛和發展。宣教士與中國神父和牧師之間經常有相互尊重、真誠的友誼和教學上的合作。但在1920年後中國逐漸醞釀的新政治氛圍中，這種聯繫對相關的中國人來說是致命的妥協。
在1920年代，民眾對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特權的不滿情緒高漲，這種不滿可以追溯到滿清政府在1800年代中期簽署的條約。這樣盛行的民族主義助長了從1920年代至今主導中國政治的兩個主要政黨的迅速崛起：國民黨和共產黨，它們從競爭對手變成死敵。國民黨的領袖是蔣介石，他皈依基督教並娶了中國最著名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的女兒宋美齡。在蔣的領導下，有其他幾名基督徒擔任政府職務，並與外國宣教事工建立了禮貌甚至友好的關係。但即使是蔣也同意應盡快取消外國人的特權，尤其是對中國法律的豁免權。
傳教士是享有這些特權的人之一。偶爾會有先知宣教士 (例如，上海宣教刊物《中國紀事報》的編輯樂霛生（Frank Rawlinson)) 警告，所謂的 “條約制度” 所埋下的種子，有朝一日可能會帶來憤怒的收穫。而那一天在1920年代中期來臨。中國輿論中最激進的分子認為宣教士以及中國基督徒也是外國政府和 “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的走狗。
這樣強烈的態度在共產黨員中普遍存在，直到最後一批外國宣教士在1951-1952 年被新政府驅逐出中國。宣教團體以及整個宣教事工，因為未能與西方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至少在一些方面保持距離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這樣對宣教士過往事蹟的描述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不公平的。宣教事工同樣為中國帶來了許多祝福。中國基督教學校是中國人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地方，也是最早允許招收女生和聘用女教師的地方。宣教士的醫院及診所拯救了千萬人的生命，宣教士組織的飢荒救濟拯救了數十萬、甚至是數百萬人。宣教士也一直是廢除鴉片貿易、廢除裹年輕女孩小腳習俗等運動的領導者，以此來增加她們對婚姻的渴望。
總而言之，宣教士對建設現代化中國的貢獻是巨大的。儘管他們在1949年後遭到新政權的謾罵和妖魔化，但他們的成就卻默默地受著讚揚，並熱烈的被歡迎來訪今天的中國。
本土信仰
如果宣教事工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詛咒，且中國基督徒因他們對外國宣教士的認同而被污染，那麼基督教如何有足夠的韌性進入共產主義時期，在30年的黑暗谷中存留下來，並在1980年開始蓬勃發展？
1937年日本與中國開戰後，多數的宣教士離開了，但仍有數百人留在日本無法觸及的 “自由的中國”，並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傳道。 有大约1000人被日本人關押在集中營裡，其中許多人殉道，包括《烈火戰車》故事的主角李愛銳 (Eric Liddell)。 仍然在日本統治下的中國基督徒突然得肩負起教會和團契所有的責任。許多人接受了這樣的挑戰，培養出後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實用的領導技能。
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和1949年共產黨勝利之間的短暫時期，數千名宣教士 (包括艾得理）返回中國。在這個時期，討人厭的條約已經消失了，外國人受中國法律約束。但在共產黨於內戰中佔上風並建立新政府後，在1951年朝鮮戰爭的背景，他們決定驅逐所有外國宣教士。關於最後一批宣教士從中國偏遠腹地獲救的戲劇性故事比比皆是。
至此，中國的外國宣教運動結束了，但基督教運動沒有結束。自192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個健康的發展：獨立的、完全由中國人領導的基督教運動的發展。其扎根之深，足以讓基督徒在暴風雨來臨之際堅守住。1949年之前，可能約有 25% 的中國新教徒在這些獨立的教會中聚會。他們促成許多鮮為人知但卻極美的見證。
一個叫宋尚節（John Sung）的火熱的佈道家周遊全國，吸引了大批群眾。基要派牧師王明道 (他後來在1950年代與新政權發生致命的衝突) 除了在中國各地演講之外，還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服事 “會幕”。倪柝聲正在研究他以聖靈為中心的神學。北京布匹商魏保羅 (Paul Wei) 創立了真耶穌教會，並迅速發展壯大。敬奠瀛（Jing Dianying）根據財產共有制和集體生活的原則，發展並治理在農村基督教社區的 “耶穌家庭”。還有一些重要的女性領袖，包括石美玉（Mary Stone）。她在上海創立的伯特利神學院誕生了由熱心的年輕音樂佈道家所組成的 “伯特利樂隊”，他們將復興傳播至中國各地。
無論是在與宣教士有關聯的教會或獨立教會中，堅韌的基督徒群體不間斷的成長著。宣教士們是雖然有著缺陷但真誠的撒種者；而中國基督徒將信仰持續帶入20世紀下半葉，並在1980年代之後豐收。
– 作者丹尼爾·貝斯 (Daniel Bays) 是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歷史學教授和亞洲研究項目主任。
宣教士紀念之廊
鍾愛華(Lemuel Nelson Bell): 1894-1973。鍾愛華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亞 (Virginia) 是南方長老會的醫療宣教士。他們在江蘇省清江浦市的慈悲醫院服務了25年，最終於1941年日本佔領期間返回美國。他們的女兒露絲 (Ruth)，是未來的葛培理夫人，出生在中國。1956年，鍾愛華和葛培理共同創辦了《今日基督教》雜誌。
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1886-1941。身為一個在南京金陵書院的教師，當日軍入侵南京並發生了駭人聽聞的 “南京大屠殺”時, 美國宣教士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人正在南京。但魏沒有逃跑，而是留下來將學院變成了數千名婦女和兒童的庇護所，挽救了許多生命。但她親眼目睹的搶劫、焚燒、強姦和殺戮的記憶一直縈繞在她心頭。後來她精神崩潰，在美國住院期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雷鳴遠神父(Frédéric-Vincent Lebbe): 1877-1940。出生在比利時的天主教宣教士雷鳴遠神父 (Vincent Lebbe) 之所以成為中國公民是因為他認為宣教士應該盡可能地和中國人有一樣的認同。他極力提倡中國主教的祝聖，他的影響最終使這一理想成為現實。他於1940年被共產黨俘虜，不久就去世了。
師達能 (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20世紀中國最具戲劇性的宣教烈士故事之一是，1934年共產黨士兵公開斬首了從慕迪聖經學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畢業的年輕的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師達能夫婦。他們的小女兒海倫 (Helen) 被藏在毯子裡並被中國基督徒救走。師達能夫婦的勇氣激勵了許多其他人成為宣教士。
李愛銳 (Eric Liddell): 1902-1945。奧運會金牌得主李愛銳 (Eric Liddell) 的故事在電影《烈火戰車》被人深刻紀念著，然而他奔跑的道路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要艱難得多。奧運會結束後他搬到了中國，他的家人在那裡傳教。在日本入侵期間，所有外國人都被關押在監獄集中營。李愛銳是他的營區裡受人敬愛的屬靈領袖和朋友，他對年輕人特別的照顧。他在集中營解放的幾個月前死於腦瘤。
古約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在艱難的從義和團起義中逃脫後，加拿大宣教士古約翰夫婦 (Jonathan and Rosalind Goforth) 於1901年又再度回到中國。古約翰祈禱上帝會像他在韓國時那樣為中國帶來復興，當1908年喬納森在滿洲傳道時見證了這樣的複興。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他成為了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巡迴佈道家之一。
中國的葛培理
宋尚節 (1901-1944)
雖然他的事工只持續了十幾年，但宋尚節在中國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開闢了一條燃燒的複興之路。1901年出生於中國南方，身為一位牧師的兒子，宋尚節被家人送去美國念神學。然而他卻報名了普通大學並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之後內疚的良心將他帶到了紐約的聯合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裡他聽到一位被他同學嘲笑的年輕佈道家的講道後皈依基督教。
身為一個新的皈依者，宋的信仰非常火熱，以至於神學院院長把他送進了瘋人院。在接下來的193天裡他把聖經讀了40遍。在回中國的路上，他幾乎把所有的文憑都扔到了海裡 (除了給父親看的博士文憑)，全身心地投入到全職佈道工作中。
從1928到1940年，宋尚節遊歷了中國各地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泰國。他對著大片的人群佈道，一些人甚至在惡劣的天氣裡長途跋涉來聽他講道。宋身體上的一個痛苦疾病迫使他有時得坐著講道，甚至是躺著。數十萬 — 甚至是數百萬 — 的人因著他的事工皈依了。他從不強調神蹟，但在他講道之後，無數人因著他的禱告得到了醫治。
儘管他的生命面臨多重威脅，不斷的死裡逃生，以及受到有權勢的人一再警告，宋無畏地譴責罪惡、呼籲人全然的信靠基督、徹底服從大使命。在早年生涯裡他經常公開揭露教會領袖的過錯；有些人因此恨他，但更多的人謙卑自己並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樣式。
無論宋走到哪裡，他都會組織佈道團隊。那些被他的榜樣和教導所感動的人成立了幾所聖經學校。他知道他必須讓中國教會更強壯：“總有一天西方的資金會停止流入，那時教會就會陷入兩難境地。但只有這樣，中國的教會才會復興。”
近期所發現且翻譯的宋尚節日記揭示了他是個心地柔軟、不斷自省、每天悔改和不懈追求聖潔的人。生涯末年，他因不斷的旅行和講道付出了代價，他被迫在他短暫的生命中最後的三年好好休息。但在那段時間裡，他更加相信這個屬靈真理：“如果神的僕人要在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中都帶有權柄，他必須首先為他所要傳達的信息而受苦。沒有大患難，就沒有大光照。”
— 作者 戴德理 (G. Wright Doyle) 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和〈華美協進社〉主任
竭誠獻上
倪柝聲（1901-1972）
“為己我無所求，” 倪柝聲說，“爲主我求一切。” 這句話總結了上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教會領袖、福音傳道者、作家和殉道者之一的生平。
倪氏的祖父是公理會牧師。他的母親在衛理公會長大。他在宣教士的學校接受西方教育，並因宣教士余慈度 (Dora Yu) 的講道而皈依。雖然倪柝聲很感謝宣教士將福音帶到中國，但他也對宣教士和中國教會當時的狀態頗有微詞。他反對教會的膚淺，並譴責一些傳道人無法帶領他們的皈依者走向屬靈成熟。
1922年，倪柝聲在福州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聚會所。這個聚會所為信徒施洗並執行每週一次的聖餐，且由長老管理，而不是牧師。倪先生根據他對《使徒行傳》的理解而深信在一些特定的區域裡，這樣的聚會所應該是當地唯一的一間教會。 1928年，他將基地從福州遷至上海，外人稱其為 “小群教會 (Little Flock Church)”。他的追隨者組成了新的傳道團體，並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
小群所引發的複興將教派教會從自滿情緒中喚醒，並激勵他們去牧養會眾們更深層的屬靈需求。倪柝聲強調 “信徒皆祭司”，並敦促中國教會培養自己的領袖人才、發展自己的福音事工形式、停止依賴外國資金支持、致力於傳播福音。這些原則使中國基督徒在面臨共產主義統治即將到來之際有了足夠的準備。在1950年之前，小群在700個聚會所中有總共70,000名成員。
倪先生成為一位善於雄辯、廣為人知的佈道家和作家，他有乎召人們進入更深的屬靈生活的恩賜。他相信人是由身體、靈魂 (智力和情感) 和精神 (與上帝交流) 組成的，他的教導強調，為了能更正確的理解聖經並天天與聖靈同行，人們需要在靈裡重生及成聖。他的講道和書籍 — 其中最著名的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不斷以多種語言再版，並在世界各地被人閱讀。
1956年，倪柝聲受到公審，被定為 “反革命集團” 頭目，判處15年有期徒刑。 1972年5月他在安徽省一間勞改所去世。今日，小群依然是中國最大的基督教團體，在其他國家也有不少追隨者。
— 作者 李亞丁 (Yading Li) 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翻譯：Yi-Ting Tsai，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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