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浸信會的信徒曾是和平主義的實踐者。
現在，因俄羅斯軍隊的入侵，烏克蘭人正陷入一個險峻的生存之戰中，許多人都被困在戰爭的前線。 領袖們呼籲北約實施禁飛區。 牧師為士兵們禱告；教會供應麵包給難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它不像單純的自衛那麼簡單。 但是，大多數斯拉夫福音派信徒所實踐的非暴力也不是一個明確的信念原則。 曾在蘇聯掌控下的烈火中鍛造，是當時世界第二大浸信會團體，他們沿著一條與在美國的同教派弟兄們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
只要問問羅曼·拉庫巴（Roman Rakhuba）就知道了，他是土生土長的浸信會信徒。
“我本來從不會稱自己是門諾派”，這位烏克蘭門諾派弟兄教會協會（Association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 of Ukraine，AMBCU）的負責人說。 “但我後來發現我一直在遵循他們的原則。”
烏克蘭被稱為東歐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它的福音派信仰受到重洗派傳統極大的影響。 拉庫巴在距基輔東南方350英里的札波羅熱市（Zaporizhzhia）長大，離那棵與1789年建立的門諾派喬爾地察（Chortitza）殖民地相關的老橡樹不遠。
他的祖父因他們的一位傳教士得救了。
但作為一個浸信會的孩子，拉庫巴在沒有玩具槍的情況下長大，被指示永遠不要用邪惡來回報邪惡。 由於被禁止參加戰爭，他的親戚們拒絕加入蘇聯的軍隊。 他記得他祖父在家中接待門諾派的教徒，得知凱薩琳大帝1763年頒布法令，邀請德國移民來開發俄羅斯的內地。
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還有政治異議份子和叛亂份子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被提供了土地、自治權，以及——對和平主義者至關重要的——免除服兵役。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門諾派群眾在烏克蘭蓬勃發展，建立了為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設施。 但是，日益富裕影響他們的社會和精神生活，醉酒和跳舞變得司空見慣。
接著來到的是敬虔主義。
在19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如路德會的愛德華·韋斯特（Edward Wuest），受到門諾派教徒的接待。 他們強調過基督徒的重生生活應有個人的皈依、禱告和查經，這吸引了對傳統教會不滿的殖民者。 1860年，這個群體產生分裂，一個平行的門諾派弟兄教派誕生，他們還差派傳教士遠到西伯利亞和印度。
仍然講德語的人與他們的斯拉夫鄰居過著基本上分開的生活，直到兩個事件的發生，引發了福音派的復興。 1858年，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授權翻譯和發行俄文《聖經》。 三年後，他廢除了農奴制。
“農民第一次不再被土地束縛，”奧德薩神學院（Odessa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會歷史講師瑪麗·拉伯（Mary Raber）說。 “還有什麼地方能比在一個繁榮的殖民地農場裡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斯拉夫人現在也有一本《新約聖經》，開始加入他們的查經。
門諾派並不是俄羅斯帝國唯一的復興主義運動。 德國浸信會在高加索山脈建立了教會。 一位英國傳教士在聖彼德堡贏得許多精英。 這兩個團體都沒有將和平主義作為規條之一，甚至一些門諾派教徒組織了自衛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混亂的期間抵禦盜匪。
但是，沒有任何人為布爾什維克的崛起做好準備，作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布爾什維克在1923年鞏固了其政權。
不算皈依者，在1911年烏克蘭 有超過 100，000名説德語的門諾派教徒。 但他們的人口在1870年代已經受到打擊，當時兵役豁免權被撤銷，之後才被替代服務（alternative service）所取代。 三分之一的人遷往北美中部的平原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內戰和饑荒繼續蹂躪他們，1920年 成立的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MCC）幫助救濟烏克蘭的弟兄。 但是，儘管每天提供25，000頓飯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估計有9，000人—— 但另一次人口外流導致有20，000人移民去加拿大。
蘇聯集體化農場導致了十年後的 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這場人為造成的飢荒導致數百萬烏克蘭人死亡。 像其他基督徒一樣，門諾派教徒也遭到逮捕、處決和流放到西伯利亞。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數千人被驅逐到中亞。 人口繼續減少，大部分剩下的人隨著撤退的德軍向西遷移。
當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為迎合西方盟友並在1944年創建了福音派基督徒浸信會聯盟（後來又有五旬節派加入）時，門諾派就在那時瓦解了。
蘇聯基督徒受到迫害是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 他們作為國際櫥窗裝飾而被官方所容忍，但在社會上被邊緣化，教會也被克格勃特工（KGB）滲透。 即使悄悄地傳福音也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他們的《聖經》實踐強調在政治事務上順服掌權者——甚至是專制當局。
但就像他們的門諾派前人一樣，他們仍拒絕服兵役。
“這並不完全是和平主義，而是不參與，”現任華盛頓州溫哥華復興浸信會牧師的邁克爾·切倫科夫（Michael Cherenkov）說。 “也許這是明智的，但不符合神學的——這只是從過去的經驗中體認出的生存之道。”
切倫科夫在蘇聯烏克蘭的地下教會中長大，1960年代，他出生在俄羅斯的父親因和平主義而入獄。 他的家人不僅持續為屬靈復興祈禱，也為蘇聯的解體禱告。 他說，這是一種“解放神學”，在某些方面為現今最終支持武裝抵抗俄羅斯撒下種子。 （他的母親最近在東部前線附近的醫院裡，要求只為烏克蘭的軍隊祈禱。）
1991年，隨著烏克蘭的獨立，這個家庭對政治環境的禱告得到了回應，信徒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全新的現實中。 切倫科夫說，基督教成為新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徒們得到了塑造新社會和分享福音的自由。
但是，由於腐敗、膚淺的信仰和揮之不去的蘇聯心態，他們需要一種新的證道能力。
“我們感到對社會轉型負有責任，”他說。 “在過去的日子中，我們只學會了 防守。”
影響這一過程的第二個因素是獨立後福音派神學院的發展，這些神學院主要倚靠西方的資金和人員。 謝爾蓋·拉庫巴（Sergey Rakhuba）是羅曼的的叔叔，但不屬於門諾教派，他也是泛福音派的“歐亞宣教”（Mission Eurasia）的主任，他說，他們驚訝地看到烏克蘭信徒普遍存在的和平主義。 他說，教授們沒有特別重視它，但關於神學爭議的所有主題的新辯論激增。 除了加爾文主義與亞米念主義之爭和基督是主之外，關於服兵役的合法性的討論也出現了。
但對非暴力的懷疑已經綻開了。
跨教派的塔夫里斯基基督教學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院長瓦倫丁·西尼（Valentin Siniy）淡化神學院在拋棄和平主義的發展中的角色。 他還認為，著名小說家利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推廣這理念上比重洗禮派更有影響力。
但他自己的故事說明福音派的轉變。
西尼經歷了與拉庫巴和切倫科夫家族相似的童年，他屬於浸信會的祖父在蘇聯的迫害下失去了工作。他的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家。 他們被教導要謙卑以及不反抗邪惡。 但在他年幼的頭腦中，他無法理解。
神站在強者的一邊，他無奈地下了這結論。
14歲時，他體驗到和平主義似乎是軟弱無能，當時他在從教會回家的路上，他目睹了一名醉酒的男人試圖強姦一名年輕女子。 西尼完全不知該做什麼，但這騷動引起對街鄰居的注意，襲擊者最後倉皇而逃。
五年後，他加入了保護另一名將是受害者的行列。 現在，他是一名神學家，在這場毀滅性的戰爭中，他發現《聖經》中的咒詛力量：“耶和華的使者說： 應當咒詛米羅斯，大大咒詛其中的居民；因為他們不來幫助耶和華，不來幫助耶和華攻擊勇士。 ”（士5:23）
西尼說，美國人在為烏克蘭新興的福音派神學教育努力奠定堅實的基礎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2007-08年的金融危機耗盡了大量的財務支援，當地工作人員開始擔任起領導的職務。 從那以後的幾年裡，人數驟減的外國教授被歡迎擔任合作夥伴的角色。
西尼說，門諾派思想仍然存在於年長的烏克蘭人中，就如蘇聯統治下調教的遠離政治參與一樣根深蒂固。 但是，隨著年輕的神學生從神學上挑戰這些觀念，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更動搖了福音派關係中對“老大哥”的勉強的尊重。 他們的神學院制定了聯合教學計劃，以維持與他們之間的和平，並受到堅定的門諾派和重洗派老一輩領導人的鼓勵。
伴隨著這些發展，對社會服務做出了新的承諾。
“作為基督徒，我們的角色不僅是通過拯救靈魂來完成神交付的使命，”西尼說，“而且還要盡我們所能，努力積極地將現今世界恢復到神的神聖計劃中。”
他說，這也包括參與國家的武裝防禦。
但是，門諾派教徒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類似的信念，他們也為社會服務，因為有外國的支持來幫助他們更新烏克蘭的神學遺產。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強調建立和平與發展，於1992年在俄羅斯開設了辦事處，幾年後與烏克蘭浸信會聯盟合作，遷往歷史悠久的札波羅熱。 與此同時，門諾派弟兄會的宣教機構“倍增”（Multiply）致力於返回他們曾經因饑荒而逃離的土地。
約翰·威恩斯（John Wiens）在加拿大擔任了35年的牧師，於2008年來到烏克蘭。 在門諾派於1990年代初以來奠定的基礎上做工，他建立了新的教會和活動中心，以團結這個宗派的信仰家庭。 他整體全面的事工特別服事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因此吸引了新的信徒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因對重洗禮派傳統的印象使該運動被當地人接受。
“我們被教導要關懷處在痛苦中的人，”2014年當選為AMBCU會議主持人的羅曼·拉庫巴說。 “教會應該要對社會作出貢獻。”
在他們二十幾個教會中，幾乎所有的成員都不到40歲，包括那些從其他福音派教派加入的成員。 但2014年是門諾派弟兄會的轉捩點——事實上是整個烏克蘭。
威恩斯在一月份因患癌症而過世。 同年2月，親歐盟的“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罷免了一位親俄總統，俄羅斯以佔領克里米亞半島（Crimea）作為回應。 3月，俄羅斯進一步吞併了那塊土地，而莫斯科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則控制了頓巴斯（Donbas）東部地區。
烏克蘭陷於火海中，處於一種複雜但非常真實的戰爭中。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在2000年代初將其建設和平的工作重點放在巴爾幹地區，現在又匆促地重新在烏克蘭啟動這工作。
救援機構組織會議邀請來自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專家，分享有關和平、正義與和解的看法。 他們與貴格會的取代暴力專案（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合作，激發群體的反思和個人的轉變。 MCC還支援一個被頓巴斯分界線分隔的數個教會所組成的團體，他們的領導層表達了對和平主義和維持團結的承諾。
AMBCU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我們傳福音時，非暴力的信念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倍增”歐洲和中亞區域團隊負責人約翰·馬蒂斯（Johann Matthies）說。 “我們邀請人們跟隨耶穌，而不是門諾·西蒙斯（Menno Simons），代價高昂的門徒訓練的想法後來才談論到。”
但是，儘管帶有傳統重洗派的名義，有些人說門諾派對武裝防禦的看法已與浸信會幾乎沒有區別。 威恩斯去世後，兩名AMBCU成員被徵召入伍，馬蒂斯填補了領導階層的空缺。
在札波羅熱結附近的第聶伯羅（Dnipro）舉行的領袖年會中，他提議大家研讀登山寶訓，而不是邀請一些口才很好的講員。 參與者大聲朗讀主耶穌的話，每個人都分享聖靈的感動。
“這是第一次，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馬蒂斯說。 “因為敵人就在門口。”
在首都基輔一次類似的會議上，浸信會準備戰鬥。 三十多名牧師聚集一起討論事情，一位年長的領導人站起來說，“我們是和平主義者”，並勸說烏克蘭無法對抗這樣一個邪惡的超級大國。
那並不是很順利。
“老一輩人仍然在創傷的陰影下，年輕的領袖希望能積極面對這種侵略的行為，”切倫科夫說，他代表武裝抵抗運動發言。 “在幾個月內，大家的觀點就完全改變了。”
謝爾蓋·拉庫巴說，如果沒有迫害的經歷，幾乎就沒有什麼可以強調教會講壇上傳講的非暴力信息。 他以2004年的橙色革命作為起點，當時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示威抗議選舉舞弊。 儘管這一行動分裂了福音派——許多人說，他們本該服從掌權的當局——但要作一位忠實的公民這述求在年輕人中引起更多的共鳴。
頓巴斯人發揮了作用。
“2014年，他們說，‘如果我們不保衛自己的國家，有誰會出面？’” 拉庫巴說。 “和平主義就在那時開始崩潰。”
八年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承認東南部兩個所謂“共和國”的獨立。 三天後，他接著發動了一場戰爭。
44歲的非宗派牧師奧列格·馬格迪奇（Oleg Magdich） 領導 一支由80位平民組成的國土防禦隊做晨禱，其中只有10人參加過戰鬥。 當俄羅斯士兵接近基輔（Kyiv）時，烏克蘭志願者花了幾天的時間用沙子和水泥塊建造路障，並在通往城市的橋樑上安裝炸藥。 他們現在 正準備 重新部署到南部。
奧列格·米羅年科（Oleg Mironenko）最終選擇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他是2014年門諾派兄弟會的兩名應徵入伍者之一，他首先參與了頓巴斯的防禦。 另一位要求參與替代服務。 教會支持他們倆。
神沒讓他參與直接的戰鬥，他被指派當炮兵部隊的軍車駕駛員。 雖然在戰爭中精神受到創傷，但他也目睹了士兵如何轉向耶穌並需要屬靈的照顧。
他之後重新入伍，成為一名隨軍牧師。 另一位門諾派弟兄會信徒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該教派的成員中有許多退伍軍人。
“雖然我們教會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拿起槍，但我們不會譴責當兵的人，”AMBCU牧師兼扎波羅熱新希望中心主任奧列馬克辛·奧利夫洛夫斯基（Maxym Oliferovski）說。 “我讀過關於和平主義的文章，但那可能不是我的信念。”
自戰爭第一天起，像浸信會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奧利夫洛夫斯基一直積極為流離失所者安排住處，提供救濟和引導疏散。 因臨近頓巴斯衝突的前線，他的中心也有基於門諾派信念提供心理輔導的經驗。
“很快地，我們的社會將充滿憤怒的、受創傷的人，”他說。 “作為社區的鹽和光，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能原諒敵人。”
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但如果可能的話，福音派將處於有利地位。 全國各地的教會都因留下來幫助弱勢群體（包括士兵）而贏得了讚譽。 謝爾蓋·拉庫巴說，新教徒在烏克蘭軍隊中的牧師可能比所有東正教徒的總和還要多。
在某些方面，它是重洗派遺產殘留的部分。 自獨立以來，儘管自2014年之後這數據有減少，但相關人士估計，超過4/5的烏克蘭福音派信徒以替代服務或其他豁免方式來代替義務役軍事訓練。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在不持武器的情況下為他們的國家做出了貢獻，即使這需要多服一年的役。
不贊成全國抗敵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由於所有18-60歲的成年男性在法律上都被禁止出境，消息人士估計，絕大多數福音派信徒都是以參與人道主義援助而不是拿武裝戰鬥來做出貢獻。
然而，根據消息來源，如果情勢有必要，他們也做好了準備。
在戰爭初期，宗主教伊皮法紐斯（Metropolitan Epiphanius）就給予烏克蘭正教教徒許可。
“因自衛而殺死敵人不是罪，”這位烏克蘭正教會的領袖 說 。 “拿著劍闖到我們家的人就會被那把劍殺死。”
新教徒缺乏一個有權威的中央機構來發佈類似的宣言，但來自福音派的消息並沒有對這一立場提出異議。 然而，國際門諾派教徒仍表達了他們對戰爭的憤怒，堅持了他們的重洗主義的信念。
“當彼得拔出一把刀時，”門諾派世界會議主席在給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基里爾（Kirill）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耶穌告訴他把刀收入鞘。”
但他也談到了這場鬩牆之爭中的“雙方”。
“我們會效忠於上帝的國度嗎？”他問道，“還是向國家、帝國和戰爭的眾神臣服嗎？”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在宣傳方面更為具體，言論也更廣泛。
“我們所有人都是暴力和壓迫制度的共犯，”美國和加拿大的執行董事 寫道 。 “非暴力方法可以防止戰爭，並在戰爭期間為和平而努力。
馬蒂斯同意，但強調雖然耶穌的追隨者不得使用武器，但這不適用於政府。 教會必須在戰前宣講非暴力，並始終主張和解。 但他說，一旦侵略開始，在面對種族滅絕時，呼籲解除武裝將是天真的想法。 武裝衝突代表著全球教會的失敗，並呼籲所有的信徒為他們未能阻止它而悔改。
至於他的教派，仍在學習重洗派的方式，並與其他教會的成員交流。
“目前的烏克蘭門諾派弟兄會可能還不是承接我們歷史的傳統，”馬蒂斯說。 “但是，當他們勇敢地服事並反對邪惡時，我們和他們一起在學習。”
同樣自豪的是安德魯·格德特（Andrew Geddert），他是MCC在2017年至2020年期間在烏克蘭的國家代表。
“他們在神學上某些方面可能不是那麼成熟，但在其他方面更為成熟，因為他們正在運用實際的生活經驗來面對這個問題，”格德特說，他於2015年開始和平重建工作。 “這與在學術機構中討論有很大的不同。”
門諾派教徒和浸信會一樣，堅定地支援民族事業。
國營醫療中心已請求他們協助向患者提供食物。 出錢為士兵購買鞋子、手套和防護裝備。 在未來的日子里，對心理康復的需求也將非常大。
它們的數目可能仍然很小。 福音派可能已經從他們早期的重洗派精神中走出來了。 但是，在恢復他們自己的重洗派的傳統時，門諾派相信他們也有助於烏克蘭的復興。
“我們應該像以前那樣，”羅曼·拉庫巴說。 “設置農場、治癒靈魂，為世界提供屬靈的力量。”
翻譯：江山
